温任平

2011-04-04T17:25:00.000-07:00

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和未来的发展：一个史的回顾和前瞻
温任平

（一）
首先，我想我必须在此略为说明一下，“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当代文学”，“现代”是modern，“当代”是contemporary。“当代”是时间的标示，指当前的年代，而“当代”指的是一种思潮、趋向或风格。因此，“现代”与“当代”这两个词语，实在不宜混为一谈。当代的文学作品，在精神风貌上可以是“现代的”，也可能说“非现代的”，反过来说，古人留下来的作品，也可能具备某些现代的特质。（注一）

前些时候，我重读了梁实秋先生著《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那篇论文篇首第一句是：““现代中国文学” 是指我们通常所谓的“新文学””，梁先生的文章写成于一九二六年，他笔下的“新文学”指的是胡适倡议的白话文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现代中国文学”的涵义同样有别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这个形容词形容的对象很重要，同样与中国有关，但是“现代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现代文学”的焦点就不同了，意思也有很显著的歧异。实在说，“现代文学”是一个简称，它完整的称谓应该是“现代主义文学”，为了方便讨论，下文仍然沿用“现代文学”这个称呼。

并且，下面所要讨论到的现代文学，也并非梁先生所指的新文学，或者三十年代文学。在台湾，现代文学指的是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大约自一九五零年迄今的文学表现。（注二）“现代主义”乃是一个世界性的文艺思想，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欧美文坛公认的主流，影响可谓广远深巨。（注三）就亚洲国家来看，日本可能是最早受到现代主义洗礼的国家。由于中国大陆政治情况的“封闭性”，外国文艺思潮无法输入中国，今日大陆的作家在泛政治主义的笼罩下创作，必须服膺“一切文艺都是为了宣传”的教条，那儿的文艺状况因而自成一特殊的系统，因与今天的讲题无关，所以只提不论。

同时我预备在这儿进一步指出：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个错觉，他们以为“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亦称“现实主义”）是对立的两种主义。其实不然，相对于“写实主义”的是“理想主义”（idealism）。确实地说，“现代主义”也是写实的，它所着重的不仅是“外在的写实”，更重视“内在的心理的写实”。因此，把“现代主义”看作是非写实或“反写实主义”（anti-realism），这种看法完全错误。

（二）

马华现代文学大约崛起于一九五九年。那年三月六日白垚在学生周报一三七期发表了第一首现代诗《蔴河静立》。关于这首诗的历史地位，最少有两位现代诗人——艾文和周唤——在书信中表示了与我同样的看法。如果我们的看法正确，马华现代文学迄今已近二十载。有一点颇有趣的是，文学的革新多自“诗”这个文学部门肇其端绪。五十年代初，纪弦在台湾诗坛组“现代派”，提出来的第一项信条便是选择性地接受“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的精神与要素。五十年代末，马华文学亦自诗这个文类开始它历史性的变革，虽然在那时，没有什么人提出什么信条或宗旨以至于本理论之类的东西。台湾文坛的变革，由于旗帜鲜明，信条大胆，变革之初便引起各方注目，两相比较，马华文坛的革新显得平静许多，最初并没有引起什么广泛的注意，当在两三年后米酒逐渐成型，成了文坛的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兴的潜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白垚的诗其意念或灵感可能源自当时台湾的现代诗，因为白垚在五十年代留学台湾年历史系，文学的兴趣加上他对历史的认识，都使他肯定现代诗以至现代文学乃是马华文学发展一定会跨入的阶段。蕉风月刊在五九、六零年间开始发表数量相当的现代诗，被讥为““蕉风派”诗”（注四），该刊编者于是在蕉风第九十四期（六零年八月号）辟了一个《新诗讨论专辑》（注五），一连数期，供诗作者、评论者发表意见。诗体的变，这时开始受到文学界较广泛的注意，抗力随之而起。白垚在一九六四年开始写他的《现代诗闲话》，以相当锋锐的笔为现代诗披荆斩棘。同一时期（六十年代中期），蕉风的《文艺沙龙》版也刊出不少文章支持现代文学运动，并且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文学习尚。

我前面提到，现代文学蓬勃，抗力随之而起，我想就这方面再引申一下。本来“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并无对立，唯是在“现代主义”兴起之前，所谓“写实主义”已经盘踞马华文坛数十年之久，显得老大疲弱，在民智愈来愈发达的六十年代，粗糙的文学表现形式已不能满足作者的内在要求，空泛的口号，皮相的描绘，已使到不少勇于尝试创新的作者感到不耐甚至厌恶。现代文学刚刚冒出头来之际，给予它猛烈抨击的是写实主义的作者群，这种抨击（有时是以谩骂方式出现，有时是较为间接的影射），使得现代文学的作者一方面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则指出对文学观点的错误或偏激处。现代文学的崛起使得写实主义的一派觉得自己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乃群起抗衡，现代文学於是被斥为“异端”“崇洋”“海涩难懂”“表现的知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没有道出劳苦大众的心声与愿望”。因为写实主义作者几乎一开始就与现代主义作者发生龃龉，所以这两派以后便演变成对峙之势，发展下来，两派作者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断断续续发生过多次笔战，这些笔战，一般来说，说理的成分少，逞意气的成分多，现代主义之被误以为或被认为作是“非写实主义”，显然受到这些论战所拖累。让我在这儿重申：现代主义着重写实，它非但重视外在的实况，更重视内在的心理实况，文学是生命的透露也好，文学是生命的批评也好（注六），它必须把握住人的整体才能做到真正的透露或批评，单单把握到外在的现象，是无法观察到人生的真相的，这正是“写实主义”的危机。

（三）

在欧美文坛，现代诗之兴起，提倡知性，乃是针对十九世纪末的“前拉菲尔派”（Pre-Raphaelites）的空洞苍白，及本世纪初“乔治诗”（Georgian Poetry）的滥情幼稚的一场“诗坛革命”。现代主义的先驱休姆（T.E.Hulme）对浪漫主义的末流“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的抨击是率直而严厉的。在他的著述《论现代诗》里，他提出打破传统诗律，解放诗的硬性规式，他主张诗行之长短应随诗人的情思作自由的伸缩变化，这种“自由诗”（Free Verse）的倡导，毋宁是为现代诗开路。大约在一九一零年，年轻的艾略特，少壮的庞德，中年的叶慈可以称得上是英诗现代化运动的领导中心。艾略特在《美国语言与美国文学》一书中也同意这个历史性的年份，他说：“现代诗起始于一九一零年左右在伦敦的一群意象派诗人。”

相对于英美现代诗的反动目标为“感伤主义”，马华现代诗的崛起，其反动对象并非“感伤主义”，而是当时挂着“写实主义”招牌，充斥文坛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的保守倾向可以见诸于诗的体制、技巧、文字表现之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殆无二致，毫无变革、建树可言。体制方面，多是四、五行为一节的“豆腐干体诗”，十四行诗，通常还押了韵脚的。（注七）这些“格律诗”只能算是刘大白、闻一多、朱湘的仿制品，写得较为活泼的也只能使我们想起徐志摩或者何其芳。在技巧手法的运用上，则仍滞留在五四年代那种稀松平淡的表现层次上，呆板单调，流于平铺直叙。文字缺乏伸缩性，缺乏变化，也甚少实验的精神。马华诗坛五十年代的诗的整体表现给人的印象是类似“散文的分行”，诗质淡薄。

实在说，新文学运动以来，诗便从过去的外在的规格以及音韵的桎梏“解放”出来，新诗本来大有可为，本可好好发展，早在三十年代就有李金发、戴望舒等从法国波特莱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等象征主义诗人那儿汲取灵感养料企图在他们的诗中表现新感性，尝试“刷新”诗的语言，在形式、内容的表达上企图作出某种突破。反观五十年代的马华新诗作者，却因袭五四创始期的诗风，重弹刘大白、闻一多、朱自清、徐志摩、何其芳、朱湘、冯至、冰心等人的老调，那实在是相当严重的文学上的“开倒车”。马华现代文学要革新的正是当时流行诗坛的上述那种一点也不新的“新诗”。这种革新从几方面着手：一是体制的从自囿到自由舒展，诗节的行数变得不规则，胥视诗底内在需求而增加或减少行数，每一行也顺乎情思的要求而增长或缩短，打破了“豆腐干”或“准豆腐干”体那种不必要的外在形式的拘束。二是技巧运用之趋于多样化，除了惯用的明喻、暗喻、对比等手法外，更用到了象征、并置法（Justaposition）、时空交揉、物象转位等表现方法。现代诗抑且勇于向电影、绘画、音乐借镜，获得了技巧上不少宝贵的突破（注八）。三是语言文字方面的推敲经营，相对于所谓“新诗”的平直无余意，现代诗人力求的是曲折深蕴有歧义。五十年代的马华新诗，文字四平八稳，守成有余，创新则不足，现代诗这方面是力矫其弊。四是内容方面容纳性的拓展，诗的题材应该是无所不包，其范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可以悲歌慷慨，亦可低迴沉吟。素材本身没有所谓积极性或消极性。五十年代诗虽也允许个人抒情之作，但大致的趋势较倾向于提倡所谓“讴歌光明面，诅咒黑暗面”（这种风气与文艺批评界的鼓吹显然有关）。现代诗显然没有这种题材的偏食习惯。现代诗人也认为这种题材的限制对作者的才思发挥是一种莫大的束缚。

总的来看，现代诗比新诗来的繁富，来得精炼，文字的密度大，内涵伸向多样化。最显著的特征除了一反新诗“散文式结构”的松弛，便是它企图把经验中相斥的分子冶于一炉。现代诗强调“想像的统一”（Imaginative Unity），因此它要做到的是“调整各种未具形的、异质矛盾的材料，持续地重建他的世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注九），此举在新诗阶段如果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不可思议，也难怪现代诗当时会被视为“异端”，而遭受非议了。

（四）
现代散文与现代小说的出现，比起现代诗要迟起步些。先谈现代散文。踏上六十年代，最受人注目的先是鲁莽，再是忧草。在他们之前，我们不能说没有出现过成就可观的散文作家，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说的是：在他们之前的一般散文作者大多没有认真去“看待”散文，在这两位优秀的散文作家出现之际，当时的散文大致可以说是五四散文的变奏或改装，在整个表现上给我们的印象是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散文没有什么大不同；文字、技巧、韵味都是新文学运动那个时代的，只是多了一点本邦的地方色彩。当然我这儿指的散文，不是广义的散文，而是“创作性散文”（Creative Prose），或者我们惯称的“抒情散文”。在大多数人笔下，抒情散文大抵是信手拈来的一点感想，一些喟叹。写得成功的是轻松活泼，娓娓道来，犹似闲话家常；写得失败的则东拉西扯，缠个没完，简直像长舌妇贫嘴。

鲁莽的散文的特出处是他那种辞彩缤纷的文体，词汇丰富，动辄四五千言，可谓工程浩大。从这些散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写得很用心，很认真，想象力也够强，有这个企图使这些作品成为钜构。事实上，他后来在六三年年中出版的散文集《希望的花朵》里面所收的十五篇文章，大多都有资格被称为钜构。鲁莽写他的人生感悟，写他面对大自然的感受领会以至于内心的悸动，写得相当动人，他的散文秾丽多姿，颇具备现代艺术的“深刻”（complexity）与“繁富感”（richness）；他的唯一弱点是偶而失之以芜杂。无论如何，作为现代散文“启蒙期”的散文作家，他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继之而起的是忧草，他早期刊于焦风一一六期（六二年六月号）的散文《墙》已可看出少许“现代”的倾向。隔了一年，忧草在焦风一二八期写了一篇《叛逆》，现代散文至此可说有了新表现，开辟了新天地，开启了新感性。我愿意进一步指出忧草实在是六十年代马华文坛最重要的一位现代散文作家，这不仅因为他出版了好几本散文个人结集，有了“具体的成果”，更因为他也是一位诗人，感性强烈，纵姿想像，每有奇思巧句，令人耳目一新。今天我们来回顾他的散文《叛逆》，从严格的艺术要求来审视这篇忧草的前期作品，自然难免会发觉一些缺点。但他的确为散文开创了新局面，这些则不容置疑。我预备在这儿摘录该文的两节引证一下：
“……我们都斯斯文文，为淑女们拉椅子，低声说话，不忘记给予礼貌上的拍掌。真的，那位名流的宝贝千金的歌唱，嘈得就像一只乌鸦的叫喊：换一个场合或另一个人演唱，无论谁都会皱眉头感到恶心的。但我们都拍掌，赞叹。绅士是不应该失去绅士的风度，是不是？”

“此刻我就站着，此刻我赤着膊，以疯狂的双手推出一艘明日之舟，欲去冲破黑色的浪潮，卷去面具，到浩瀚的海上做一个赤裸裸的日光浴。我原是野风，原是江湖。叛逆的种子已在我身上发芽开花，我已冲破昨日之网，我不满足今日的狭笼，踏过陈腐的骨头，祖先怒视，我也要在今天走到明天的路程。”

这篇散文的格调是自剖式的，内省式的。对陈腐的世俗，虚伪的礼节，流露深切的不满与厌倦。忧草后来的散文像《愤怒人》《一只小鸟》《属于二十五岁的》《明月夜》《看山》等篇可说是《叛逆》的延续，虽然主题不尽相同。忧草对于战争以及其他的人为的罪恶反应敏锐，他诅咒年代的烽火，他不满都市的秩序，他也意识到他所处身的情境（situation）的荒谬，因之他冀望接近徽示和平安详的山水自然。他这样写：“在现代，我对新闻纸怀有恐惧症，处处烽烟，你晨早简直是握着一把火，冷了心的火。”（摘自《愤怒的人》），他向往大自然的安谧，“情愿化为这样的一只鸟，脱下那里面满藏着疲乏、忧郁、和愤怒的皮夹克。”（摘自《一只小鸟》）。在忧草的笔下，他自己正是那个穿皮夹克，留着长发，坐摩多车，闯红灯的愤怒青年。皮夹克的屡次出现，闯红灯的行动的多次强调，使得皮夹克这件平凡的物件沾上了象徵的色彩；“飞车闯红灯”这个行动事实上是他内心要挣脱认为的桎梏的象徵动作。较之鲁莽的散文，忧草的散文在篇幅上是短小了许多，但这些篇幅短小的散文精炼浓缩，在作者感性高度发挥时，这些散文作品成功的逼近了诗境。

忧草不仅刷新了散文语言与文字运用，在内容方面，他对自我尊严底认定，表现出来的是相当显著的人本精神。他对存在情境的荒谬的感知，使我们想起了海明威、卡谬甚至沙特，虽然在成就上，忧草当然无法与这几位现代文学大师相较。他对既存的价值观念与传统习尚带着怀疑的眼光，他的笔触是批判性的，具有寻索意味的。这种寻索的态度与怀疑的精神正是现代文学的特徵之一。用周诚真先生的话：“现代主义的最显著的特色，是它的怀疑精神。”（注十）

六十年代优秀的散文作家当然不止上述二人，像慧适就是相当特出的一位。不过由于时间以及论文题目所限，只能抽样论述，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

（五）
现代小说的出现比现代诗与现代散文都要晚。六十年代最初那两三年，我们看到的小说，大多说得“太清楚”，以致反而没有咀嚼的余地。小说中的人物也过于典型化。写教育界有钱的董事长大多是唯利是图，奸险诡诈的坏蛋，以压逼教师为能事。这些反面人物的外形是“一身肥肉”“ 衔着雪茄”加上“脸上挂着虚伪的笑”。穷教员总是架上“一副眼镜”“瘦骨嶙峋”的摸样，他们是那么任劳任怨，厥尽职守，但在小说中，这些代表正面人物的教师往往是那些董事长、校长的剥削对象。而校长的造型多是只会逢迎上司，欺凌下属的势力人物。我们不能否认教育界有这些人，把这些现象反映出来也是有意义的。但一写教育界一一所谓暴露教育界的黑暗一一用的就是上述的这个摸样，甲也拿来套用，乙也拿来套用，这就太过机械化了，太过流於公式化了；不但缺乏创意，也失去反映社会现象的真义。其他类似的题材，像富人不仁，穷人重义；富家公子一定是参加派对，花天酒地，专玩女人的纨绔子弟；穷家孩子则孜孜矻矻，勤于工作，乐于助人的好青年，像这种人物个性的“两极化”，美其名是“人道主义”文学，深究之下就会发觉这些作品所抓到的只是现实中的皮毛、表象。小说作者早已先入为主地把所谓“好人”与“坏蛋”截然二分——像流行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那样忠奸分明，或者好像电影中的白人与红番，白人“光明正大”地穿着军队的制服强占红番的土地是所谓的“合法占领”，因为红番代表邪恶的一群，必须驱赶——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作者感性迟钝，或没有锻炼自己的感性，对现实中的人物与事态缺乏洞察力的结果。

现实中的人物与这些人物的行动往往界乎善与恶，正与邪之间的黄昏地带。道德的标准很难确定，甚至很难捉摸，敏感的现代作家由于良知的召唤却偏要去试行确定，这个试探的过程也许不能确定什么，像今年诺贝尔文学的热门候选人英国的大小说家 Graham Greene，他的小说如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Brigton Rock，对道德、善恶、正邪等问题，看得很透彻，刻划入微，但他最后并未能为这些道德及人性的问题划下什么界域，事实上，他对这些问题观察认识得愈深，他的作品中的道德与善恶的分野愈模糊微妙，人与人之间，人与他们周遭的环境、人为的规范冲突得越剧烈。在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生里，道德和善恶的境界本就是幽微难辨的，但要用文字把人生真相——在这儿是道德和善恶的微妙——反映出来，做到真正的“写实”，一个作家必须有广阔的视野，道德的勇气以及悲天悯人的深厚同情心。

六十年代初期的小说，大抵上技巧粗糙，内涵肤浅。这时期表现较佳的反而是以一些前辈作家，像姚拓，黄崖，原上草等，他们的小说至少文笔稳健，描写生动，布局及情节的安排也比年轻作者高明许多，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小说并没有强烈的说教倾向，人物的塑造也不致像前面所说的那么“典型化”，令人望而生畏。

马华现代小说大抵是在六十年代中叶才抬头的。重要的作者有牧羚奴、宋子衡等。牧羚奴是新加坡人，不能算是马华作家。不过新加坡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是马来西亚的成员国之一，至少在那个时期，他的作品是名正言顺的马华作品。牧羚奴当时除了投稿蕉风，也在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当时由完颜籍主编）发表数量可观的作品。他的怪异的文字运用，以及新奇的句法结构可说震撼了新马两地的文坛。牧羚奴的大胆新颖，充分表现了现代主义的创新及实验精神。他的作品一出现，赞赏与抨击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使他成为文坛上的争论性人物。他的小说也常处理社会地位卑微平凡的角色——所谓下层阶级——可是他的处理方式却有异于陈俗，他没有把他们“美化”或“理想化”，让他们在小说中一个个成了好人，他忠实于一己的体认，这些卑微的小人物在他的笔下有他们尊贵的一面，也有他们丑陋的一面。

宋子衡大约在六十年代中叶开始写小说。让我在这儿郑重指出：宋子衡是马华作家当中，对人性、道德、善恶问题表现得最敏感，也探讨得最多的一位小说家。他意识到“现实世界里，存在着太多的束缚，从顽强闭塞的道德到最腐败的阶级观念，……” （注十一）。他要做的是“企图在那人类所处的虚无状态中捕捉一点人性的本质”（注十二），对宋子衡来说，“在死亡，性欲，爱情和暴力的种种命运际遇中，我所看到的每个人的形象都是悲惨的，不完整的。”（注十三）。他喜用意识流手法去捕捉小说中人物的心态，用象征技巧来“融情入景”。他的小说充满了各种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生与死的冲突，个人良知与社会规范的冲突，这些冲突成了宋子衡小说的特色。从这些特色中，我们肯定他是一位道德感（Sense of Morality）极重的作家，他关怀人在各种荒谬而不可测知的情境或危机中的反应，人在面对突然莅临的“命运际遇”会作出一些什么抉择。宋子衡不断“考验”他笔下的人物，使他们活在“道德的紧张”里，逼使他们随着环境的变迁而作出相对的适应，这些人物显然不是“扁平的人物”（注十四），我们看到这些人物在小说里成长，觉得出来他们是有生命的。

六十年代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还有张寒、温祥英（山岜仔）、麦秀、菊凡等，他们都各有成就，由于篇幅的关系，只能存而不论。

（六）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文学理论及外国文学译介这方面的情形。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必须相辅并进，创作引发理论，理论印证创作，互为激荡，这点相信大家都能同意。六十年代的马华文坛，在西方文学的译介工作贡献最多的要算是钱哥川、王润华、庄重、叶逢生、于蓬等人，其中尤以钱哥川、王润华、庄重三人最见分量，对那时候渴望瞭解西洋文学情况的读者及作者帮助不小。王润华也是一位出色的现代诗人，去年在天狼星诗社举办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我在会上曾把王氏列为六十年代马华现代文坛二十位特出的“前行代”诗人之一（注十五）。由一位本身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翻译外国作品，介绍西洋文学理论，自然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我记得当时的蕉风月刊，除了拨出篇幅刊载西洋文学作品的翻译及介绍文字外，还刊登了数量相当的港台作家的诗、散文、小说及评论。这情形在六十年代中期最为显著。这些港台作家，已有一定的地位，他们的作品也有一定的评价，他们对于在摸索中的马华作家可供借镜与参考之处实在不少。余光中、叶维廉、林以亮、梁实秋、胡品清等，他们身兼作家与理论家的身份，于英美法等国的文坛状况曾作了不少宝贵的评述接介绍。我们可以那么说，马华文坛的现代化，与欧美文艺思潮的流入有关，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说，马华现代文学的兴起却是受过港台现代文学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们不能据此便说马华现代文学史欧美现代文学或港台现代文学的“翻版”（注十六）。事实上，欧美现代文学与港台现代文学内容相去甚远；让我们缩小范围来说吧，就算同以中文为写作媒介的香港与台湾两地的现代文学，同样源自华人社会，但表现出来的内涵，风格就各有千秋了。这情形正如马华现代文学之异于前述二者一样，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色彩，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社会内涵”。技巧与形式或可使我们作某种联想，其所反映与刻画的对象却绝不相同。至于国与国之间的文学影响，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英美的现代主义即是受到法国的象征主义所影响而衍变出来的；而象征主义又是“现实主义”的末流，“自然主义”(Naturalism)及“巴拿斯派”（Parnasse）的反动，这情形有点类似马华现代主义是马华写实主义——正确的说应该是挂在“写实主义”招牌的“保守主义”“说教主义”“泛政治主义”——的反动那样。

“写实主义”的末流，“自然主义”主张科学的实证方法使自然再现。它的大师左拉（E. Zola）即认为：“为着能使人做环境的主人，为着能使人发展善行而扑滅罪恶，所以在小说须做穷究根据的工作，说明因果关系，搜集一切证据。这样的小说家，说正确一点，他的名称是医师。我们知道，凡是发生，自有一定的因果，所以我注意观察所有事物的细微部分，就像侦探要在琐细的线索上追究出重大的案情。”把文学科学化的结果是：严重地限制了作家的想象与创造力，文学作品变成了“实验报告”。自然主义作家观察外在的现象，忽略了现象的内层，他们捉到人的表面，却忽略了人的精神面。这种写作方式难怪连“写实主义”的大师福楼拜（Flaubert）也要对它表示不满，他说：“大家所共称的写实主义与我毫无关系，虽然他们硬要拉我做教主。自然主义所追求的都是我所鄙视的，他们所喝彩的都是我所厌恶的。在我看来，技巧细节、地方掌故、以及事物在历史上的真确性，都卑不足道，我所到处寻求的只是美。”我觉得福楼拜所指的“美”是“艺术的完整”的代称。也许我们会好奇地追问：马华文坛有没有作家真正服膺“自然主义”？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再节录一段批评家Philip Rahv批评自然主义小说的一段话：

“自然主义既着重社会环境，自然主义的写作方法就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第一、它倾向于消极的记录：环境的‘全景’式的描写、地方色彩的故事、某一地区或某一实业的报导式的研究等等；第二、它倾向于社会经济黑暗状况的暴露，即所谓‘掏粪缸’”

马华文坛的确存在着这些作品，不过它们都没有明确的露出他们“自然主义”的真面目，而情愿带上“写实主义”的面具。这些作者强调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专门暴露社会黑暗，这正是“自然主义”掏粪缸的一贯手法。

现代主义反对这种“文学工具论“，现代主义要观察的非但是事物的外表，更重视事物的核心。现代主义要反映的不仅是社会上的某个阶层。它要暴露的黑暗也不是“劳苦大家被剥削”这个黑暗而已，它企图映现的是整个社会或时代的黑暗与光明。

六十年代马华社会，或推而广之，整个马来西亚社会，渐渐进入一个“转型期”从农业转向工业化（科技的提倡），乡村人口的涌向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变……总括来说，马来西亚社会是走向复杂化，现代化的路。简陋的文学技巧，单纯的文学表现，粗糙的文字运用已不足以诠释趋错综复杂的现代人生，现代社会。现代文学的应运而生，想来也是一种顺乎自然的事。

（七）
讨论到这里，我们已经先把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散文及其他问题作一番简要的追溯了。马华现代文学的整体意义，社会的意义，美学及哲学的意义。虽然我在作上述讨论时并没有把这些意义分开来析论。对我来说我不想把现代文学的多种意义“孤立起来”来阐析，这样做可能会使听众或者读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想做的是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

大家一定已经发现，当我谈论马华现代文学的时候，我只提到六十年代，而撇开七十年代，整个讨论的背景都是六十年代的。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避免过多的引例；而是我觉得七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在精神归趋方面，在整体的意义方面，与第一个十年并无而致。换句话说，七十年代的马华现代文学大致乃是六十年代的延续，虽然七十年代的代表性作家不少，一些新人继起填补了六十年代或辍笔或减产的作家所遗留下来的真空。我之所以不提七十年代，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希望我的论点凝聚一些，而我肯定我虽没有提及七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的情况，但对今天我所讨论的课题的第一部分：“现代文学的意义”并无影响。

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必选把讨论的重点移到七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的状况方面去，因为接下去我讲试行探讨的是现代文学在未来的可能发展，或可能会走的是什么方向。

无需讳言，马华现代文学在初创阶段甚至在现阶段都有许多缺点。在初创阶段，由于求新过切，往往流于故弄玄虚；技巧的不够娴熟，也使得理论的要求与实际的成果出现重大的差距。每一种新思潮的兴起，总难免会被许多人看作是“反传统”、“标新立异”的。所谓标新立异又是甚至可说是一种健康的现象，它显示着人们已不愿再抱着那个又旧又烂的包袱，不愿再墨守成规，自囿于过去那个天地里。标新立异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往往是另创新献的先机。

现代文学的病，是成长中的孩子的病。它年轻也就难免于幼稚。这种幼稚可以从几方面看得出来：

第一：文字的生涩。有些年轻作者文字的修养不足，却偏喜任意摆布文字，把一些词片拆过来，接过去，在句法的结构上上下其手，用意是想出奇制胜，所得到的效果却是紊乱芜杂，朦胧含糊。不少现代诗、现代散文都有这个毛病。七二年十月份我在香港《纯文学》双月刊搞了一个“大马诗人作品特辑”，在该特辑的前言中，我便曾经很率直的指出：“不少的所谓现代散文都洋溢着一股感伤的情调：自怨、自艾、自怜、自渎、伪装天真与乔装失落成立女装裙的“迷死”与“迷你”。更由于散文作者的力图创新，故意扭曲文字，任意摆布句法结构（其实是完全不理会结构），结果陷身于修辞学的迷魂阵不能自拔。”这一段抨击现代散文的弊病的文字，同样可以用在现代诗身上。这个在五六年前便指出来的病徵，仍出现在当前的现代诗，现代散文里。这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第二：精神的颓废倾向。现代文学的确不需为“教条主义”那一套“健康写实”“内容富教育意义”的教条所囿，我们也反对那种极端的文学功利观，但年青作者一下笔就唉声叹气，悲苦不能自禁，总是反常的吧。如果有病呻吟，还属情有可原，如果无病呻吟，因文造情，结果只是在自虐虐人而已。此辈作者往往把自己遇到的一点不如意的事，加以夸张渲染，小题大做。他们放纵感情，不做知性的控驭，文字技巧也许还给人一点现代感，但整个的表现却是“感伤主义”的。艾略特在他的著名论文《传统和个人才具》中说：“诗不是情绪的放纵，而是情绪的逃避；诗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逃避。”所谓情绪与个性的逃避要避免的正是一己的、小我的感情底发泄，而把这种小我的情绪升华转换到民族的或时代的层次，换言之，艾略特主张文学应该抒写的是群体的、大我的感情。每个现代作家仍有滥情的现象，其精神趋向有若干颓废虚无的成分，其实“单为情感所支配的只是多情，而不是艺术”（注十七）。情感真挚是值得我们珍惜的，文学作品感情淡薄就会显得苦涩无味，但滥用感情，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动不动就诅咒生命，厌倦生命的作品，只是变相的在“逃避”现实吧了，这种文学在年轻一辈的作者群颇为流行。年轻人体验不足，视野不广，对现实人生复缺乏深刻的洞察力，以至体裁狭窄局限。

他们只能在个人的小苦恼上大作文章。现代文学作者大多很年轻，二十岁前后的占了半数以上，他们当中就有不少人犯了这毛病而不自知的，批评家有这个责任提醒他们，因为这群作者不久就会成了马华现代文学的中坚份子。我有一个较乐观的看法：这些年轻作者所患的是“青春痘”那一类的病症，只要不讳疾忌医，相信不致成什么大碍。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增多，他们的眼界必然随之阔大，对人生的体认感悟会随着成熟。现代文学是在需要一些元气淋漓，生命力充沛的作品来纠正一下风气。

第三、作品缺乏深度和广度。这个问题与作者文字的表现能力，技巧的驾驭能力，以及更重要的，作者对生命、人生、社会的感悟与领受能力都有关系。徒有深沉透彻的人生领悟，而无恰当的文字，灵活的技巧予以表达，那只是哑了的哲理。徒有文字的技巧，而无精微的观察体会，那就会沦为文字游戏，或徒具华丽外衣的形式主义。此时此地的现代文学，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都需加强改善。所谓深度，指的是作者对一件事，一个人，一个行动，一个情境，层次递进挖掘到了什么层次；所谓广度指的是一篇作品，它探讨的问题或事项有多少，它的触及面有多大。文学的深度要求作者具备入木三分的透视力、洞察力，它强烈地煎逼着作者的到底勇气，去进行探讨真相，去呈现事情的内幕，去找出埋在问题或现象后面的真谛。文学的广度要求作者看得广泛，看得多样，它强烈地考验着作者把众多人物，众多情节，联系组合在一起的想象能力。杜思退也夫斯基（Destoevsky）的《卡拉马助夫兄弟》探讨道德、伦理，人性与神性的问题达到惊人的深度；相对之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体制之巨，涵盖的范围之大，可说达到惊人的广度。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文学吧，曹雪芹的《红楼梦》大概是同时具备深度与广度的伟大名著。马华作家在文学的广度与深度所臻至的成就，比较起来，仍然嫌得微不足道，也因此我们的作家更需鞭策自己，苛求自己，以期更好的表现，更好的丰收。

近这几年来，现代文学的作者目睹国内一般作品的苍白空洞，甚至有与现实脱节的徵象，乃有一些清醒的声音，发而为谆谆之言。七六年，马华文学批评界地新锐叶啸在建国日报《大汉山》文艺副刊，撰文指出马华现代诗的弊端，并对现代文学新秀所遭遇的困扰提出探讨。他的文笔颇为犀利，指的虽说大致都是实情，但在理论及措辞方面显然有欠周延，当时颇引起一些现代文学作者的不满，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也引起一些辨争，我自己是没有参与，到了论争后期，我曾撰了一篇大约四千字的论文题为《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投给《大汉山》的编者，在该文中我一方面承认叶啸见解的精到处，一方面则也指出他的论见“说得太绝对”，“有一支竹篙打翻一船人之嫌”的地方。这篇论文结果没有见报，我后来又写信给编者取了回来。原因是我思虑再三，觉得叶啸的耿言虽然伤了不少人的心，毕竟大部分说中了事实。既然现代文学存在着许多毛病，现在有人指出来了，我们就应该有这个雅量接受，然后另谋兴革，这才是道理。

七七年六月号的蕉风月刊是《诗专号》，何棨良写了一篇《马华现代诗与马华社会》的短论，文中对马华现代诗是否反映出马华社会面貌与精神作了初步的探讨，结论是“否”。他也对流行的浪漫江湖的诗风、禅味看来很浓实则故弄玄虚的诗，以及表现年轻人的苦闷、焦虑、烦恼的作品大加撻伐。他的论见的确是有的放矢，一针见血，可惜他自己的诗风走的正是浪漫江湖及表现年轻人的苦闷与烦恼的路。自己不能以身作则，严于求人，疏于求己，这种作风自然难令人折服。叶啸、梅淑贞都先后反驳过他。那期《诗专号》除了何棨良的论述之外，还有叶啸评子凡的诗的一篇近万言的论文：《什么生活写什么诗》肯定了子凡的明朗真挚的诗风的美学与社会意义。文中他希望“某些梦呓病态的现代诗人”能够深思反省，“果敢地跳出现代诗过去独立绝缘的困境”。他对我主编的一部诗选的评语是：“翻开《大马诗选》，我们还找不到一位把生活题材当做诗底泉源的诗人。”对于《大马诗选》的评价，另一位文学批评界的新锐张瑞星的看法比较有保留的余地，他在论文《天上人间我自有音乐》这么说：

“……写诗的朋友中有人提倡社会性、时代性，高喊诗要真要善，至少，读者与群众不再被忽略了。这算是清醒吧，但要怎样反映时代深入社会呢？《大马诗选》中的《北上》（王润华）、《柬埔赛》（江振轩）算不算？我个人的看法仍是杨牧在《瓶中稿》后记中的那句话：“所谓“社会性”仍然要从个人的良知和感情出发，良知指导感情，探索个人生命和群体生活的意义。”（注十八）

这些意见的交换，这种高度觉醒的，对于诗的本质以及诗的外缘关系的探求与研索，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探索是先从年轻人一代的作家及批评家开始的。这显示年轻的一代不是跟着前行伐，盲目地走的。他们有他们的意愿，有他们的目标，他们不是那种“接受现成的”心智慵懒的一群，也因此马华现代文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一种自觉性，甚至警觉性甚高的艺术创造。最近有张树林主编的《大马新锐诗选》里面所收的，都是近年来才引人注目的诗人的作品。这二十三为诗人的诗与《大马诗选》时期的诗已大不相同，无论语言、意象的运用都可看出变的迹象。这种转变将会从现代诗而至现代散文，现代小说。开创现代文学的新感性，加强现代文学内涵的社会感，我想，正是马华现代文学必然要踏上的路。

附注
（注一）比方说，我们觉得唐时李贺的诗所用到的超现实技巧，以及感官能力的错综感应是“现代的”；同理十七世纪的“玄学诗人”John Donne, A.C.Cowley等，取喻设辞及意象的新奇也使我们觉得他们相当“现代”。

（注二）见《中国现代文学大学》（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二）余光中的总序：“相对于世界文坛的新局面，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二十年来（一九五零到一九七零），表现在作家的笔下，相激相荡，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一种异于五四早期新文学的所谓现代文学。”

（注三） “现代主义”的源头有人认为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G.S.Fraser著The Modern Writer and His World论“现代主义”，是自从一八八零年谈起，但他说，如果他写的是一本主题相同，但幅度更大的书，他会自一八八零年开始论起的。

（注四）参见蕉风月刊第九十四起（一九六零年八月号）第二十五页，编者的《蕉风对新诗所采的立场》，文中述及一位署名杜萨的作者曾在同年四月份在南方晚报写了两篇《新诗拉杂谈》，对《蕉风？刊用的现代诗颇为非议。

（注五）那时仍称新诗，但批评的对象显然有别于五四时代的现代诗。

（注六） “文学是生命的批评”乃是英国大批评家Mathew Arnold的主张。颜元叔教授把它演绎为他自己的文学看法：“文学是哲学的戏剧化”。台大哲学系成中英教授则认为“文学是生命的透露，哲学是文学的解释”。颜、成两人的论辩参见“文学漫谈”（台北环宇出版社。一九七零）“文学、哲学与人生”一文，页一七零至一七五。

（注七）诗的押韵，本来无足非议，可是诗除了应该注意到字面上音响的协和之外，应该还需注意到与情绪的起伏相契合的语言节奏。字面上的音韵的协和只是“外在的音乐形式”，这形式在古典诗词是一种固定的格式。诗体自胡适“尝试集”始，便解放了，自由了，诗的音乐性底要求变成是如何以字的音响来支持或凸出字的意义，成为意义的一部分，传达了整首诗的情思。关于这方面的论析，见温仁平著《论诗的音乐性及其局限》（香港纯文学月刊第六十期）第四页至第三十五页。

（注八）像“淡入”“淡出”“蒙太奇”……等诗的手法运用可说是借自电影艺术的。具体诗可说灵感来自绘画。以语言的跌宕起伏来表现情绪的高低潮，用语势来模拟自然界的律动，这种创作手法其意念则来自音乐艺术。

（注九）语见Cleanth Brooks, “Modern Poertry and the Tradition” (O.U.P., 1965) 原句为 ”He is world by relating into an organic whole the amorphous and heterogeneous and contradictory.”第四十三页。

（注十）摘自周诚真著《李贺论》（文星丛刊、七一年）第一六二页。

（注十一）引自《宋子衡短篇》（棕榈出版社、一九七二）的<自序>。

（注十二）同上。

（注十三）同上。

（注十四）见 E.M.Forster , “Aspects of the Novel” (penguin Book Ltd. 1970)第四章”People”第七十五页至第八十五页。

（注十五）这二十位“前行代”诗人计为白垚、笛宇、乔静、周唤、冷燕秋、王润华、淡莹、陈慧桦、林绿、艾文（北篮羚）、萧艾、忧草、黄怀云、秋吟、叶曼沙、林靖程、金沙、张力、以及崛起于六十年代下半叶的梅淑贞与李苍。

（注十六）马华现代文学开始确是深受港台两地所影响，但这情形本地的作者显然是察觉到的。当时的《焦风》月刊，《海天》月刊，《荒原》月刊都曾有人撰文表示他们对这问题的关注。兹举一例，《海天》月刊第十三期（一九六四年六月号）的社论《如何接受外国文学》，便曾提醒本地作者“应该了解到：（一）我们的文学特征在那里？（二）我们的文学跟外国文学比较，缺点在什么地方？（三）如何吸收外国文学作品，但不丧失自己特有的风格……”本地作品的马来西亚化一一建立自己的风格一一做得最有步骤的是《蕉风》，它在第一七四期（六七年四月号）改版，开始大量刊用本地作家的作品，隔了一年，《蕉风》再度改版（第一八六期）（六七年四月号）完全刊用本地作家的作品，是期《编者的话》宣布：“去年今日，本刊决定向马来西亚的大道迈进，今年今日，本刊已完全达到马来西亚化的目标。”因此，说马华现代文学是港台现代文学的“翻版”是不正确，也不公平的。

（注十七）引自E.M.Cassirer, “An Essay on Man” 刘述先中译《论人》第一六二页。

（注十八）引自蕉风月刊第二九二期（七七年六月号）第五页。

武吉免登式眩惑

2010-08-20T19:33:00.000-07:00

武吉免登式眩惑

线装情结:
2010/08/11 3:30:44 PM

温任平

1989年11月来到首都，暂居何清园，那儿日夜往来的巨型罗里的轰隆声，与每部罗里排气管向上喷出的浓烟，一年后就把我赶到同善路去。在同善路的一条岔路，那儿有间残破的古庙，庙前的路相当陡斜，车子要三档才爬得上去。那一带古木参差，树干带着藤蔓，叶丛东一块西一片，芜杂紊乱。我就住在这样的三煞齐临的恶地，思考自己的前程，筹划下一步要走的路，隐士般地过活。

如是者又过了一年，我搬到前面的惹兰阿罗去，屋主是一名海军少校。我在3楼的房间可以清楚看到帝国酒店与隔街联邦酒店的上端，那儿是密密麻麻的房间。我很快就把联邦酒店楼下的咖啡座定为我与客人的会面地点。从我的住处往联邦酒店走，在大人餐厅与添油站之间有一条巷子，不用5分钟就到了。我那时在教书，只能在傍晚5时30分见客，每一天或每隔一天，夕阳初照我便出门，天黑客人走了我用了晚餐才回家。在武吉免登，我与熙来攘往的游客无异，是个“浪人”(Fleur)，喜欢在马来亚图书公司、商务印书馆与金河广场里面的长青书局蹓跶。那时我应《南洋商报》总主笔王锦发之邀，在〈言论版〉写〈替城市看相〉。

流行怀旧

那几年流行怀旧，这股风潮大概是在1992年掀起的，“旧情绵绵”的时尚海报从金河广场张贴到武吉免登广场，周璇发型、旗袍装扮的女性半身照处处可见，每天傍晚我一走进武吉免登便走入中国30年代的历史记忆里。我每天生活得像戏剧，也生活得像梦幻。早上在讲堂上侃侃而谈，许多时候像莎剧里的人物讲独白(monologue)。下午小休，傍晚在咖啡厅里啜咖啡，与访客讲些有关人生规划、投资方略的正经事。不同的客人要用不同的语汇，有时我会舍弃小布尔乔亚阶级的普通话，用市井话语把意思说清楚，让人听得够明白。客人离座后我会呆在咖啡厅半个小时，浏览嵌镶在墙壁上的镜子与周边的风景昼，倚窗而坐，看外头车如流水马如龙。疲累地守在喧嚣躁动的城市边缘，我心里清楚玻璃窗外的繁华不属于自己。

大都会拾荒者

那时还有万隆、Metrojaya，Sogo，我习惯把这3个广场加上Lot 10与金河、武吉免登广场分成两类：前者宽敞，空间大，里头的摆设较精致，允许游客、购物者与闲荡者悠游地在里头晃逛。金河、武吉免登广场像蜂窝，每个窝是个商店，货物山积，人群往来，摩顶接踵。你如果突然停步，后面走上来的人准与你撞个满怀，电动梯挤满了人，你也不能临时改变主意往后退，一列列两人或三人一组的人墙将会像多米诺牌那样一排一排往后倾倒踣跌，酿致灾难。商店前的走廊窄得很，走廊的另一端租给了各式各样的卖摊，蜂窝或鸽子笼式的店铺令人目眩神迷，眼花缭乱。这个地方是不能发生火患的，因为出口太少。人杰地灵，天佑金河，天佑武吉免登，18年过去了，连祝融也找不到这迷宫般眩惑的两座旧式广场。

在Lot 10、万隆、吉隆坡广场走动，空间的障碍不大，我比较能心安理得体会广场的多元混杂(heterogeneous)，从英美法德到Isetan、Casablanca的文化杂揉，一种强烈的世界主义的感觉，与广场外更强烈的种族主义感受南辕北辙。很多时候，在那些宽敞的广场，我把自己想像成贵族，白先勇笔下最后的贵族，在优雅地踱步，让其他富贵中人或上流阶级一眼觑到，视我为共同体。我在别人的眼神看到自己，别人的目光里也有我的影子吧！我是大都会的拾荒者，在武吉免登这一带的广场，熟悉的事物变得不熟悉，我的学生摇身一变花枝招展在金河与我面对面错身而过竟不认识我。去熟悉化后的再熟悉化，我在刚刚进军大马饮食市场的香港式茶餐室嗅到马来西亚的风味，噢，那是1992年。

人气磁场

旧式建筑结构的金河与武吉免登是人气磁场。人愈拥挤的地方人愈要挤着去，这与母亲的叮咛“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恰恰相反，人天生“从众”(herding)，因为他们享受“集体式身体互相感应”(bodily collective innervation)，贴近客体，透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嗅觉所得与偶然碰触。面对人群仿似面对文字，阿多诺(Adorno)曾告诉我们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书写便是如此展开的，关键词在“贴近”(near-ness)。在武吉免登3年的参与性观察的历程当中，我见证了全球化如何压缩空间，人们如何视壮观(monumentality)为雄伟。

1993年12月我离开愈来愈金碧辉煌的武吉免登，隐居班登英达，拒绝应酬，不出风头，学习蚂蚁般写作与做人。

武吉免登的阴阳

2010-08-20T19:12:00.000-07:00

武吉免登的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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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8 3:26:15 PM

●温任平

离开武吉免登一眨眼18年。这些日子偶尔车行经过惹兰苏丹依斯迈，每次都在白天，行色匆匆不遑观赏或比较这社区的今昔风华。武吉免登在我生命中留下不少蜃景，我知道终会有那么一天，自己会夜访这个对我充满爱恨情仇的地方。

也只是想着，从来没敢付诸行动。对我来说，重访武吉免登仿似时光倒流，时间终于能作物理的弯曲，回到自己40多岁的盛年：与沈钧庭、雅蒙在钢琴吧听歌，与杨际光、罗容兰夫妇在联邦酒店顶楼旋转厅欣赏吉隆坡的夜景，与林燿德、温瑞安那场不愉快的文学辩争，出席亚洲华文作家会议……为一首不知从那间唱片行传来的歌曲奔走寻访。更多时候，我是目迷十色，而又无所用心。波特莱尔曾写过一首14行诗《给一位路过的女子》，那位法国诗人写的是街头的男女偶遇，一刹那的爱恋，然后是永远的错过。班雅明认为那一刻近乎永恒的爱的愉悦，“不是在第一眼，而是在最后一眼(love at last sight)”。在武吉免登这个花花世界，只有阳萎、阴虚，低能儿或戡破红尘的高僧，才能无动于衷，一尘不染。

人潮汹涌

在人群中穿梭往来，任何的搭讪都被视为带有冒犯性。人潮汹涌，交通灯放行的那一刻，大家都顾着自身安全，疾步向前，没有人会携老扶幼行儒家之正道。由于“族群相似性”，你看到的人，他们的脸孔、五官都有些熟悉，或陌生中带点熟悉。90年代初，日本经济大好，武吉免登到处都是日本游客，他们披着大衣，手上拿着相机，有些头上还戴顶帽，出手阔绰，说话铿锵，醉酒之后来不及挟着热女进入酒店的电梯便大力搓揉她们的奶子，女郎怕痒亢声尖叫，那声音使我想起曾经红极一时的姚苏蓉如哭如诉的假嗓音。而90年代初，武吉免登的后街惹兰亚罗空气中充满了的是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那慵懒、不在乎的调调。姚苏蓉时代，像书页一样，被翻过去了。

跨国主义

追忆武吉免登的文化史也像翻动书页。在我还未迁徙搬入武吉免登之前，“爱心点心”已让位给麦当劳。我于90年见证了美国的肯德基在这儿扎根，不久香港面家在金河广场楼下开店，食客可观，不比汉堡包与家乡鸡逊色。跨国主义通过消费欲望在这社区博弈。夹在中间有一条行人道，有街灯装饰，灯柱下经常坐着一个裸露大腿、伤口不断淌血的印度大兄向路人乞讨，他的伤口因为不断搽红色液体而红得特别灿烂。一个华裔青年，穿件背心，一身油汗，在第一酒店左侧用大铁锅炒栗子，动作姿态像武功走阳刚一脉的少林弟子，像90年代走红的李连杰。

武吉免登不像茨厂街，后者是华人聚居，盲与忙的隐喻。前者却是大吉隆坡市的缩影。它的空间狭窄，许多商店，包括桑拿、按摩、酒廊、咖啡座……被私密化，只有识途老马才知道它们的所在。我在武吉免登呆了3年，只去过三两个防空壕似的食肆，而且还是来自蕉赖的朋友带我去的。人在武吉免登，很容易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反义。是啊，真的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幸亏学生要我拍照，我才见到Park Royal酒店侧旁的袖珍花园。我平日看到的森林一角是光艺与国泰戏院，还清晰记得90年代的某天傍晚，我跟大伙儿排长龙购买《修女也疯狂》的入场券，期待而又焦虑不仅是买一张戏票的感受，而是居住在吉隆坡的总体感觉。

活出当下

90年代那3年，每周总有5天，我于凌晨6时15分驾车驶过惹兰武吉免登上学去，那时的武吉免登正是一夜狂欢，铅华落尽之际，街道旁有破鞋、纸袋、塑胶套、残余食物，呕吐的余渣，从阴沟钻出来疾走如飞的鼠群，还有各种无以名状的垃圾，使人刹那间有误闯战后废墟的错位感。每周总有5天当我教书回家，下午2时的武吉免登灼热而忙碌，旧的新的事物“并置”（juxtaposed），怀旧与流行“同时”（simultaneous），强烈的大都会现代性（cosmopolitan modernity）鞭策每个人都得表演逼真，活出当下。

武吉免登有它的被巧妙掩饰的腐朽与被高调抬举的显赫，黑暗与光明，失望与希望，痛苦与欢欣。武吉免登的阴阳运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动力，使它的住户活得既疲累又兴奋，既担心堕落又自甘堕落。中年人宜乎远离这压力场，始能言养生、保健。1993年杪，我带着这份自觉，又爱又恨地弃它而去。

康熙皇帝与威廉三世

2010-08-05T23:10:00.000-07:00

康熙皇帝与威廉三世(28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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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8 3:56:14 PM

●温任平

读清史，总觉得康雍乾三朝盛世这样的统称不妥，康熙比雍正及其孙儿乾隆好学，他于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地理的知识丰富。他下过苦功学习三角、几何、代数，他对几何原理熟背如流，康熙对人体解剖学这种西方先进医学技术也感兴趣，他命传教士整理讲稿，编汇成书，并指出此书之成“必大有造福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可惜这部被皇帝称誉的书，却无法于民间付梓，由于图像有淫猥、暴露之嫌，未能刊印。康熙命人手抄数本，供浏览之便。康熙懂拉丁文，刻苦博学，可惜他之所学未能迈出宫廷，西方科学成了皇帝的专利品，无法在中国社会发挥提升的作用，殊为可惜。

雍正乾隆各有建树

雍正、乾隆文治、武功各有建树，雍正刻薄寡恩，主政13年，国库多了不少银两；乾隆则好大喜功，东征西讨，场面撑得很大，里子却日益空虚。雍乾二帝对自然科学毫无好感，在康熙倡导下的天文数学、自然科学等宫廷之学也就无以为继。雍乾只保留西洋建筑设计（如喷泉）、绘画、翻译等实务。康熙生前搜集到的望远镜、温度计、三稄镜、显微镜……也没拿来用作科学研究的工具，这些东西从宫廷流入满洲贵族家庭沦为玩具。以康熙的精明干练，他其实有能力把天文地理、几何代数、物理科学推广入民间，皇帝登高一呼，自可打破当时社会把西洋科技与知识目为“奇技淫巧”的偏见。

康熙在位期间完成了两项科学工程：1713年他下令编纂《律历渊源》，花了10年时间终于完成。早在1708年，康熙大帝即筹划测绘中国地图，从长城开始，派人对各省地形、地貌作了实地考察。过去由于地面形势曲折峭陡，难以精确量出的灰色地带，康熙命人以三角测量，并辅以经纬度等先进方法。《皇舆全览》于10年后完成，这是第一幅以科学方式绘就的中国地图。这两项文化工程都有科学意义，可惜康熙的能力仅及于此，无力再进一步扩大。康熙晚年因使臣朝拜的礼仪问题，与罗马教廷交恶，并禁止传教士来华传教，西学中用、中西交流的两条桥梁同时崩折。

教育是摆脱贫穷最好手段

与近代德国比较，18世纪的德国尚未改革，大学都是些经院哲学式的神学院。19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称霸，首当其冲的是德国，德皇威廉三世一手建立的哈勒大学被摧毁，普鲁士一半的国土被法国占据，还得偿付大笔的战争赔款，国家极度贫困。际此危急关头，威廉三世告诉内阁：“正是由于贫穷，所以我们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穷困，最后搞到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手段。”在国王与内阁通力合作下，当时的德国教育部长洪堡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被后人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出任首任柏林大学校长。

英法这些先进军事强国，当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学院（college）式的专科，而非无所不包的university。所谓“大学”，这个university指的是无所不包，普遍万有的教育中心。大学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是对世界从各个角度提出新的诠释，增长知识，向真理迈进。

人并非机器螺丝钉
康德思想的核心是，人不是手段，人是目的；人并非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人是自主、自立、自由的，人理智地按照他的选择采取行动。普鲁士的改革以德国康德哲学为基础，教育的意义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主动去理解，抽象作归纳。柏林大学横空出世，它的模式为世界各国仿效。德国大学的成就制度严苛，但学术研究开放。

威廉三世求才若渴，我们很难想像200多年前的一位专制君主胸襟能如斯豁达，两名反普鲁士帝国专制的生物学家离开柏林大学去巴伐利亚（即现在的慕尼黑）当教授，威廉三世叫人快马加鞭把他们追回来并增加教授酬金一倍。威廉三世成功留住两位科学家，除了加薪，还应允他们言论自由（反帝、反专制）。这样一来，柏林大学的其他教授也准备开溜了，德皇把全体任职于柏大教授的工资全加一倍。威廉三世如斯礼待知识分子，于是巴伐利亚那儿的教授也要走了，巴伐利亚政府只得调高薪酬一倍，以免人才流失。

在柏大的费尔巴哈教授，享有盛名，此人反神学，还说了一些侮辱上帝的话，德国教育部考虑开除他，但宽宏大量的威廉三世却说：“既然他不相信神，那就让他去哲学系教书吧。”

如果康熙大帝能像威廉三世，中国在18世纪早就率先现代化了。如果马来西亚的国家领导人重视教育的品质，选贤与能，在文化、教育、经济这些主要的领域不走土著主义的偏锋，我们的人才与资金也不致从70年代迄今不断流失。

康熙皇帝与威廉三世

2010-08-05T23:00:00.000-07:00

康熙皇帝与威廉三世(28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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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8 3:56:14 PM
●温任平

读清史，总觉得康雍乾三朝盛世这样的统称不妥，康熙比雍正及其孙儿乾隆好学，他于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地理的知识丰富。他下过苦功学习三角、几何、代数，他对几何原理熟背如流，康熙对人体解剖学这种西方先进医学技术也感兴趣，他命传教士整理讲稿，编汇成书，并指出此书之成“必大有造福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可惜这部被皇帝称誉的书，却无法于民间付梓，由于图像有淫猥、暴露之嫌，未能刊印。康熙命人手抄数本，供浏览之便。康熙懂拉丁文，刻苦博学，可惜他之所学未能迈出宫廷，西方科学成了皇帝的专利品，无法在中国社会发挥提升的作用，殊为可惜。

雍正乾隆各有建树

雍正、乾隆文治、武功各有建树，雍正刻薄寡恩，主政13年，国库多了不少银两；乾隆则好大喜功，东征西讨，场面撑得很大，里子却日益空虚。雍乾二帝对自然科学毫无好感，在康熙倡导下的天文数学、自然科学等宫廷之学也就无以为继。雍乾只保留西洋建筑设计（如喷泉）、绘画、翻译等实务。康熙生前搜集到的望远镜、温度计、三稄镜、显微镜……也没拿来用作科学研究的工具，这些东西从宫廷流入满洲贵族家庭沦为玩具。以康熙的精明干练，他其实有能力把天文地理、几何代数、物理科学推广入民间，皇帝登高一呼，自可打破当时社会把西洋科技与知识目为“奇技淫巧”的偏见。

康熙在位期间完成了两项科学工程：1713年他下令编纂《律历渊源》，花了10年时间终于完成。早在1708年，康熙大帝即筹划测绘中国地图，从长城开始，派人对各省地形、地貌作了实地考察。过去由于地面形势曲折峭陡，难以精确量出的灰色地带，康熙命人以三角测量，并辅以经纬度等先进方法。《皇舆全览》于10年后完成，这是第一幅以科学方式绘就的中国地图。这两项文化工程都有科学意义，可惜康熙的能力仅及于此，无力再进一步扩大。康熙晚年因使臣朝拜的礼仪问题，与罗马教廷交恶，并禁止传教士来华传教，西学中用、中西交流的两条桥梁同时崩折。

教育是摆脱贫穷最好手段

与近代德国比较，18世纪的德国尚未改革，大学都是些经院哲学式的神学院。19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称霸，首当其冲的是德国，德皇威廉三世一手建立的哈勒大学被摧毁，普鲁士一半的国土被法国占据，还得偿付大笔的战争赔款，国家极度贫困。际此危急关头，威廉三世告诉内阁：“正是由于贫穷，所以我们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穷困，最后搞到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手段。”在国王与内阁通力合作下，当时的德国教育部长洪堡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被后人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出任首任柏林大学校长。

英法这些先进军事强国，当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学院（college）式的专科，而非无所不包的university。所谓“大学”，这个university指的是无所不包，普遍万有的教育中心。大学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是对世界从各个角度提出新的诠释，增长知识，向真理迈进。

人并非机器螺丝钉

康德思想的核心是，人不是手段，人是目的；人并非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人是自主、自立、自由的，人理智地按照他的选择采取行动。普鲁士的改革以德国康德哲学为基础，教育的意义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主动去理解，抽象作归纳。柏林大学横空出世，它的模式为世界各国仿效。德国大学的成就制度严苛，但学术研究开放。

威廉三世求才若渴，我们很难想像200多年前的一位专制君主胸襟能如斯豁达，两名反普鲁士帝国专制的生物学家离开柏林大学去巴伐利亚（即现在的慕尼黑）当教授，威廉三世叫人快马加鞭把他们追回来并增加教授酬金一倍。威廉三世成功留住两位科学家，除了加薪，还应允他们言论自由（反帝、反专制）。这样一来，柏林大学的其他教授也准备开溜了，德皇把全体任职于柏大教授的工资全加一倍。威廉三世如斯礼待知识分子，于是巴伐利亚那儿的教授也要走了，巴伐利亚政府只得调高薪酬一倍，以免人才流失。

在柏大的费尔巴哈教授，享有盛名，此人反神学，还说了一些侮辱上帝的话，德国教育部考虑开除他，但宽宏大量的威廉三世却说：“既然他不相信神，那就让他去哲学系教书吧。”

如果康熙大帝能像威廉三世，中国在18世纪早就率先现代化了。如果马来西亚的国家领导人重视教育的品质，选贤与能，在文化、教育、经济这些主要的领域不走土著主义的偏锋，我们的人才与资金也不致从70年代迄今不断流失。

全视建筑

2010-08-05T22:58:00.000-07:00

全视建筑
线装情结:
2010/07/21 2:31:45 PM
●温任平

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视建筑》（Panopticon）出版迄今200多年矣，但书中关于权力运作尤其是权力技术的阐述，仍值得21世纪的人深思。上一期笔者于专栏议论“围篱社区”（gated community），提及边沁与傅柯，限于篇幅，未能进一步申论，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些必要的补充。

18世纪末西欧的人口增加迅速，人口是国家的人力资源、经济活动主体也即是消费的来源，边沁思考的是这些急速增长的人口如何去支配、去管制，当时的法国的君主行政体系漏洞颇多，无法掌握群众的生活细节。经济的成长，社会的变化，使得权力技术的发明需求日益迫切。边沁的构想是设计一个监督凝视，其作用是“观照全局”（all-seeing）以满足严密、细致的权力运作。“全视建筑”的设计大体是这样的：

黑暗提供某种保护

环形的建筑，中央矗起一座塔，塔上可瞭望到环形建筑内侧，所有的小室，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室有两个窗，一个开向塔这边，另一个开在后侧，阳光从前后两户窗照透每间小室，小室里住着的可以是囚犯、工人、病人、疯子，甚至是士兵。塔上的监视者可以拿起望远镜看清楚小室住户的情况，即使不用望远镜，监控者也可以看到住户的身影轮廓，他们是真正的gated community。边沁的设计是把曩昔的地牢翻到地面上，地牢的黑暗可以提供住户某种保护，光线与监视者无所不在的凝视，可让囚徒或病者感觉到自己是裸露在别人目光底下的动物。

“全视建筑”这项设计在19世纪初受到各国刑罚系统的重视，监狱重组、监狱扩建，都参考了边沁的构思。法国思想家傅柯（Michel Foncault）于上世纪70年代研究临床医学，探索“医学凝视”（medical gaze）如何被合理化、制度化的过程。医院要考虑的是病人的区隔（避免传染与不当接触），不能太拥挤也不宜过于疏离，密度必须适中，监督一方面是全面的，一方面又是个别化的。医生与军官是最早的集体空间管理者，后来的企业家与教育家对于这种空间监督的有效性愈来愈感到兴趣。写到这里我想到的最近发生的富士康事件，拒绝∕反抗凝视，人都向往自由，不仅监狱囚犯会闹事，精神病人也可能企图飞越鸟窝，住在宿舍里晚上10时就得关灯入寝的学生会群起挑战舍监，与管理层抗争。

被监控者忐忑不安

如实地说，“全视建筑”亦不可对监视对象钜细靡遗地掌控，但它的发明使每个被监控者都忐忑不安，边沁设计的象征单一权力的中央高塔监管，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更加精密化、科技化，驯悍的技术日益多元，大街小巷的闭路电视，公路上的车辆超速仪，针孔型摄影机……18世纪没有这些高科技。边沁的方法虽然老旧，但对于权力技术的普遍重视，边沁思想却十分现代。从军队纪律到军事演练，从医疗服务到学校教书，从改造所到戒毒中心，从酒店到赌场，它们的管理方式均围绕着如何有效地监督凝视，并且把可见事物组织起来以便分析，这显然侵犯了人的隐私权。社区围篱化表面上似乎多了层保障，事实上却在邀请凝视的势力进驻，并干预住户的生活，甚至改变、扭曲了社区的空间文化品质。

在《权力与知识》这部文集里，傅柯尝与巴卢（J.P.Barou）与贝罗（Michel Perrot）对话，巴卢指出“全视建筑”被当时的法国人民接受，因为“启蒙时代所要清除的，正是人类心中的幽暗地带”，而全视建筑是借透明而运作的权力。贝罗认为边沁的设计是“防止任何人犯错，剔除掉人们的犯罪意图，使人们既无能且无欲（unable and ununlling）”，而傅柯则提到在凝视的力量下，每个人最终都将凝视内化；权力运作绵密不绝，所费却甚少。”他们3人的观察，值得21世纪暴露在老大哥式的各种凝视底下的我们深切省思。

围篱社区物语

2010-08-05T22:56:00.000-07:00

围篱社区物语
线装情结:
2010/07/14 3:43:21 PM
●温任平

“围篱社区”（gated community)近10年来蔚然成了大城市宅区设计的风尚，值得吾人重视。之所以值得吾人重视，因为都市人不知什么时候把围篱与外加的监管系统，视为社区的“价值”。围篱社区高尚(高级)，住户是小富或小富以上的人家，能跻身这种社区等同向外宣告自己的经济能力优厚，即使不是富贵中人，亦庶几近之矣。

房事EQ不一样

只有极少数人住得起皇宫，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住进官邸，排在第三的选择当然是豪宅，在吉隆坡能称得上豪宅的至少耗资1000万令吉，而这只是一般豪宅的行情，超豪的城堡价格过亿。上班一族可能只供得起两房一厅的公寓或三房一厅有电梯上下的共管公寓，有些人住在公寓内心安理得很，有些人却住得或气愤或哀怨。每个人的房事EQ都不一样，香港电台总监作家梁文道无意购屋而以租房为乐，这是少数中的少数。吾友何则栋说：“每天爬6分钟的楼梯，才回到自己的家，那种感觉真好，是有点喘，我是疾步而上，像喝了酒，醺醺然，红血球与供氧量同时增加。这是我的保健法。”人在公寓没感到委屈，反而活出自在来，这也是少数中的少数。梁何两人的房事EQ都很高。

象征身分社会地位

大多数人可不一样，他们“坐这山望那山”，总觉得住单层排屋不够双层排屋光彩，而双层排屋的拥有者，又艳羡别人的独立洋房。围篱社区成为时尚，有人觉得自己身处的传统住宅区不够体面。不知在什么时候，监狱改良版的围篱社区竟然成了身分与社会地位的象征。

房地产商为了取得溢价优势，构思出围篱社区这样的设计，可谓一绝。楼宅原来值100万，加上围篱或围墙之后，屋价可轻易调高三成甚至更多。屋业发展商涨价的理由是通过它的设备（如闭路电视），外人进入社区受到限制或管制，保安措施的加强意味着社区犯罪率的减低。英国法学教授莎拉布兰迪（Sarah Brandy)指出房地产以改善保安为名，真正的动机是借此拉抬屋价。莎拉申明社区的公共空间被剥削，隐私权受到侵犯，监管的渗透性对社区住户的安全构成另一种威胁。

保安人员对社区住户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晨运与溜狗，什么时候上床就寝）、作息状况（8时30分上班；傍晚7时30分回家，中间有11个小时家里只有两个老人与一名外籍女佣），活动的日程与性质（星期日上教堂，每隔两周举家返乡4天），来访的亲戚朋友与他们的资料（保安人员记录了他们的身分证号码），读过傅柯（Michel Foucault）的《The Eye of Power》与《Discipline and Punish》的人，会感到悚然以惊，因为“微细权力”可以在人们不觉察的情况进入到人们的生活肌里去。边沁(Jeremy Bentham)在《全视建筑》(Panopticon)一书对制度化的凝视(institutionalized Gaze)有令人震惊的析论，监狱与医院的设计参照了边沁的理论，并且让这种“巨灵投视”合理化、合法化。无须任何武器，没有实质暴力，一个社区便屈服于第三者（无谓人)的权力凝视之下，有没有想过“贼喊捉贼”或“祸出萧墙”的问题啊？

共管公寓也有类似围篱社区的监管系统，包括保安人员的巡逻，两者真正相较，你会发觉共管公寓的监管松懈许多。城市规划师张继忠告诉我，如果共管公寓某单位要搞小型派对，把外头的女孩带上来不难，他说有些好色之徒甚至把风尘三侠都携上楼独享，保安也没发觉。

设计源自需求，迪斯尼乐园是假象，它是真正乐园的“拟像”（Simulacrum)。住户需要安全保障，住宅设计师把这种心理需求变成消费需求，并通过媒体广告令人眩惑的语言进一步使这种消费成了趋尚，把刻板产品变成“标准包装”(standard package）。

社区融汇交流不利

围篱社区对城市社区的融汇交流不利，莎拉教授认为这类社区设计使都市人口分化，贫富悬殊的态势更为触目。就法律的角度来看，从共管公寓到围篱社区的管委会（management）自订规矩，水费底价比政府规定加了一倍，并向住户索取从保安、维修、到休闲的各种额外费用，这已不仅是剥削住户，也巧妙地侵夺了地方政府的公权。有些社区里用作暇里休闲的旷地后来建了一间小型超市，访客的停车位被管委会“据为己有”，租给住户停放第二部车，这都逾越了权限。都市人逆来顺受惯了，久之也就忘掉自己应该维护的权益与权利了。

黄帝内经扶阳法

2010-07-11T21:25:00.000-07:00

黄帝内经扶阳法
线装情结:
2010/07/07 2:54:21 PM
●温任平

笔者读《黄帝内经》是走马看花，看到奇花美卉，忍不住会介绍申论一番，指指点点，不外乎希望大家能有所体会，大家都健康。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及扶阳三法，第一法便是灼艾，用艾条薰小腹关元穴，因为关元穴是男性藏血、女性藏血之处。如果大家不知道关元穴在那里，不要紧，就点着艾条薰脐下部位15分钟，每天薰15分钟，直到皮肤表层映现红晕即可，这是温阳、暖宫、除湿、通筋活血的最佳窍门，比吃什么补品，都便宜、便捷，这是道家的养命心法。

硫黄回阳祛湿

第二法是用丹药，以硫黄为主，这点《扁鹊心书》亦有载，可用硫黄回阳祛湿。民国初年的名医张道纯有一定的西医医药的认识，在其著作《医学衰中参西录》大力推荐服用生硫黄来回阳，他说：“生硫黄的回阳效果，比人参还好。”不要以为连蛇都望之生畏的硫黄就是毒物，坊间卖的“硫黄消毒片”能去食物中毒，“硫黄清心丸”能安神、镇静。金、银、铜、铁都有安神、镇静的疗效，小儿抽筋、癫痫、急惊风，大夫的处方会加上金铂磨成粉末与其他药粉渗和在一起灌给孩子喝。《神农本草经》的第一药硃砂也是重金属，亦能安神，对人脑细胞异常放电造成的抽搐、痉挛、口吐白沫，有抑制作用，可免咬伤唇舌。脑科医生面对癫痫，可能会把不规则放电的脑部两边颞叶 (temporal lobe) 内侧割除，但这一切除，癫痫是治好了，但病人可能只留下过去的人生记忆，以后的事因为没有记忆库储存而无法留下印象。

《黄帝内经》的扶阳第三法，是巧用附子。东汉的张机（即张仲景），他与华陀是同期名医，他的巨著《伤寒论》提及以附子扶阳的方剂颇多。附子毒性甚强，煮煎一个小时其毒可水解至千份之一，附子能强心，使血液运行顺畅，乃大热之药，这味热药配合另一热药干姜（生姜利于发散去寒）便能驱逐风邪，回阳救逆。对于真寒假热，寒热交迸、阴阳两虚、上热下寒的复杂病情，附子能直攻要害，迅速“引火归元”。名医张景岳认为药中有四稚，它们分别是附子、大黄、人参、熟地；另一名医师陆懋修认为有四种起死回生药，它们是人参、附子、大黄、石膏。

多动四肢自然少病

汉代象数易学以12卦象征12个月，农10月为坤卦（纯阴爻），11月为复卦（一阳生于下），12月为卧卦（二阳生于下），元月为泰（三阳生于下），正月是一年之始阴气渐消、阳气渐长之期，故有“三阳开泰”的祝福语。冬去春来，万象复苏，人的身体也一样，冬寒隐去，阳气如新帆初发。而人体的三阳开泰，乃是“动则升阳、善能升阳、喜能升阳”。三国时代的华陀创编《五禽戏》，内文有载：“动摇则壳气消，血脉流动，病不得生。”原来人肯活动，多动四肢，让气血流通，病自然会少，整天坐在办公室，亲牍劳神，或对着电脑、电视，甚少站起来走动，气血自然瘀滞郁困。舒活四肢，让自己有机会微微出汗，是所谓动则升阳。

行善最乐，布施最乐，这种快乐的种籽正是阳升的原动力。你关爱别人，别人向你道谢，或眼色投过来一抹感激，那种感觉温暖。这种温暖的感觉也可以扶中温阳。这样说来有些玄妙，细思不无道理，天地之间，确乎有这种能量互补的现象。

至于善能升阳，高兴的确乎令人精神振奋。生活总有不少喜悦，找到一本自已喜欢的书，听到自己爱听的歌曲，与友侪相聚那种兴奋之情，都能令人精神抖擞，阳气升发。过度亢奋则犹似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看不到的健康戕伤。

人一起床，如果发现口干，那还好，如果口干苦涩，这就是酸收性不足。肝胆同源（“肝胆相照”是非常巧妙的成语），苦是一种病源，当事人可能肝与胆都同时有问题。肝经出现状况，人易发脾气，会发抖，头自动摇晃，小腹疼痛，那是因为肝经从小腹分布过去，如果“腰痛不可俯仰”，不仅小腹，连弯腰也痛楚不堪，那便是肝阳虚，“肝开窍于目”，肝病患者，通常视觉都较模糊。

早睡早起身体好

肝胆出现病变的人，宜乎在晚上11时之前的子时便入寝。睡“子时觉”是让阳气有机会在这时辰生发。子时胆经当令，用西医的说法那是人体的寿命激素“褪黑素”(Melatonin) 分泌最旺盛时间，子时不睡晨起口必干苦，长期会弱化免疫系统，身体徒添各种病痛。

捱夜会折寿。古人早起早睡，生活简朴，反而得以养年。有些现代人学乖了，宁愿多步行，少用电梯；多走路，少驾车，多活动四肢，让血气流畅，心血管病自然减少。从日本、伦敦到香港的大学校园，好些教授是踩脚车前来学校授课的，与其把他们一个个看作“返朴归真”（我担心表错情），不如把他们看作有环境保育与身体保健意识的一群，那会较为稳当些吧。

被压抑的总会回来的

2010-07-02T00:50:00.000-07:00

被压抑的总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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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30 3:31:48 PM
●温任平

龚鹏程教授几年前出任台湾佛光山大学校长，一时传为佳话，他是台湾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曾主办多项文化研讨会，公众与学界的反应都不错。龚先生治学的范畴甚广，于儒道释涉猎尤深。记得他还和黄仁宇教授就“大历史”这概念提出过诘问。

后来他筹办一项有点另类的社会心理学研讨会，主题是：僧尼的情欲问题。这事掀起轩然大波，学界包括大学里的同事、学生支持他的人虽说不少，但僧团对他不满的声音更大而有力。龚校长终被迫挂冠而去。奇怪的是，像台湾那么一个学术底子够厚、又喜八卦的社会，舆论竟低调处理，名嘴也没咬住这话题不放，这与台湾一贯的唱衰、呛声作风迥然大异。是不是宗教界人士不想把事情闹大，采取冷处理则不得而知。

如实的说，僧尼、神父、道士、长老与一般非修行人士的情欲世界有何不同，确实是个值得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行为学家关心的课题。人有其先天的动物本能，通过持戒、打坐、念咒、诵经与其他宗教仪式，把先天的动物性或转化或驯化，并非易事。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曾直言：“被压抑的总会回来的。”各种伦理宗教其经典均提倡爱心善行，通过频密的持咒诵经能否将核心观念“内化”(internalized)成为人的自然行为吗？如果不能完全做到，一个出家人或信徒能做到的平均巴仙率有多少？僧尼鬼混，偶有所闻；更轰动的是德高望重，外表慈祥的神职人员亵狎幼童这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圣贤也怕考验

人先天既秉有七情六欲，持戒是心理设防，茹素是生理设防。出家人不仅不能吃肉，连葱蒜这些有刺激性的蔬菜都得戒掉，就是不许食物挑起情欲。小乘佛教的僧人与信女见面，原则上该信女应该有伴同行，而且僧侣与善信一定要维持数尺之遥的安全距离。瓜田李下，事避嫌疑，是外部设防，因为圣贤也有妄念，圣贤也怕考验。修止观是内部设防，“止”是心念止于一境，让杂念不生；“观”是观照心念的动静状态，“你知道你想做什么而且你也知道有什么后果。”发乎情止乎礼，是儒的道德理想，是佛的行为实践。庄子提出心斋、坐忘、丧我以求虚，于是情欲不生，搞不好是另一方式的理性压抑，而大家都记得名心理学家佛洛依德的警示：被压抑的总会回来的。

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僧尼也是人，也就不免在暇时或受到外部引诱有情欲之想。与其把这现象扫到毯子底下，不如摊开来讨论，从心理学、生理学、科学、社会行为学去探讨问题如何萌生，对当事人的僧尼是怎样一种天人交战的内心挣扎，如何解决(不是逞一时之快的解决)而又不会呈现愧疚反噬的状况，这种情欲紧张焦虑的情形对僧团是否是一个计时炸弹(迟早会爆发问题)，作跨科际的交流探讨，可能有新的发现，找到纾解之道。一味赶僧尼去犁地种菜打发时间不是好办法。

幻觉与“逆幻觉”

笔者以为僧尼在更年期间最为脆弱，不少僧尼喜“妄言谵语(delirium)，讲些莫名其妙的话，既非偈更非禅亦非开示。面对这些例子，我开始是殚精竭虑，揣测其内涵，后来才发觉都是些故弄玄虚的打油诗。更年期还有幻觉与“逆幻觉”(reverse hallucination)的问题，幻觉是当事人看到不存在的东西，“逆幻觉”是当事人看不到的眼前存在的东西。无论男女，更年期容易出现“身心症”(somalization disorder)能“创忆”(创造记忆)，例如他∕她会说他∕她记得20年前，某月某日和某人在槟城新关仔角一起看星星，而事实上那位某人从不曾去过槟城，遑论关仔角。美国加州大学的V.S.Ramachandran教授曾与Blakeslee教授写过一部《Phantom in the Brain》，一个病人他的一只手被截去了，但那只不存在的手会痛，痛得他死去活来，来医院急治。这是幻觉又不全然是幻觉，是一种“身心症”。

读《红楼梦》多年，令我惊心动魄的不是王凤姐天机算尽终于人算不如天算害死自己；不是贾宝玉失去通灵宝玉，心智迷失“误娶”薛宝钗的令人扼腕；而是学佛多年，有洁癖的妙玉(她嫌刘姥姥邋遢)某晚诵经突然意乱情迷，仿似花痴，终致于不可收拾。多年之后贾府被抄家，妙玉失散下落不明，太虚幻境曲文有道妙玉“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堕入风尘，竟指被卖入娼楼。曹雪芹写金陵十二钗用的隐喻伏笔，他似乎对修行人的堕落特别在意，妙玉被马贼掳去，在妓院出现。这下场，读了令人既震惊又痛心。

火神派VS阳虚症

2010-06-23T23:23:00.000-07:00

火神派VS阳虚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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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3 2:29:37 PM

●温任平

中国大陆中医界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话题，莫过于“火神派”的和平崛起。“火神派”即扶阳学派，该派第四代传人卢崇汉医师，出身中医世家，17岁行医，19岁已在中医界略有声名，今年63岁，在成都中医药大学任教，大家称这位卢医师为“卢火神”，因为他擅于调肾火，治各种阳虚之疾，临床善用姜桂附起沉疴。

儿童阳气充沛

人的生命是生、长、化、收、藏的阳气运行过程，从玄学视之，纯阳为仙，纯阴是鬼，人是阴阳兼备。为什么会出汗？《素问》有载：“阳加于阴谓之汗”。晚上盗汗是阴虚；白天自汗是阳虚。阳主阴从，身体任何部位阳气不到即成病灶。《扁鹊心书》有云：“阳精若壮千年寿，阴气如强必毖伤。”《黄帝内经》也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儿童阳气充沛，喜欢笑闹，阳气源源不断，不惧折腾，能玩一整天都不觉疲累，成年人就不行。儿童即使累极，略一打盹精力便迅速恢复。人的生命历程，工作、读书、一举手一投足，都在耗损着阳气。所幸人们可以通过充足的睡眠，适当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将耗损的阳气补充回来。

何谓充足的睡眠？成年人睡7个小时，可以养阳，养的是心和肝的阳气。古人认为七是阳数，八是阴数，睡8个小时可以养阴(心血与肝血，其实也是阳)，此之谓“和于术数，法于阴阳。”子时(晚上11时过后)上床就寝，白天可选在午时小睡片刻最好。“子午觉”可以养神养颜。人不能像猪，猪可久卧，人久卧则伤阳气，整个人恹恹欲病。

阳虚者手足冰冷，喜热饮，小便或清长或分量少而不畅，大便稀薄、困难；脸色苍白，神疲力乏，气短易喘，消化吸收不良，皮肤敏感发痒，声音沙哑，毛发枯干，指甲折断，忧郁烦恼，经常口渴，紧张失神，容易疲累，腰膝酸痛，头晕目眩，全身乏力，女性月经失调，严重的情况还可能崩漏失血。人，能活着靠的是一口气，一口阳气。卢崇汉用附子与四逆汤治重病。附子有剧毒，前人处方只取用一钱(3gm)，分量太少，等于隔靴搔痒。面对阳虚重症，前人用理中汤，火神派用四逆汤。心肝脾肺肾五脏，卢医师等多位火神派著名教授，独重肾阳，因为肾阳是上中阳气之根本。脾胃是釜，没有肾火在下面烘焙，则脾胃寒冻，消化不良，吸收出现障碍，影响全身机能。

忌冰冷饮品

火神派用附子麻黄细辛汤，壮元阳，补命火，搜逐人体内里的邪寒，暖和肾阳，应证了《光阴的故事》里孙伯的说法：“关关难过关关过”。细辛能窜走经络，入髓透骨；麻黄袪风寒，打通上焦清窍。排尿无力，可加桂枝若干，这是复诊的处方。情况稳定，三诊再加砂仁少许，让五脏之气收肾。火神派诸名家出手还真不赖。

阳虚服药期间忌房事，忌冰冷饮品，最好能用艾草薰脐，夜间腰腹不可受寒。用药而不戒情欲，阳虚还偏要泄阳，火神派即使出现神医也救不了你。潜在性的阳虚病患者，满街都是。曾患支气管炎、哮喘等病症者易阳虚。喜欢在早上起来行周公之礼，觉得这才刺激，亢奋者离阳虚之期不远矣。行房的时间最好是在太阳下山之后，子夜之前，这段时间由阳入阴，男性的精子活力最强，干活后可以放松身体，睡足7小时明晨才起身。晨起交合，是“阳方升而遽折之”，等于把刚刚萌芽的阳气扼杀。当一个人必须借助初阳才能享受性生活，皆因此人阳气已经亏虚，故而晚间阳气收敛、阴气萌长时无法得到充分的快感，必须借助清晨旭日生发之势，才能有性高潮。长此以往，必定精伤阳萎。

运动不可剧烈

阳虚病患者可作户外运动补阳否？可。要注意的是运动不可过度剧烈，否则阳气更是流泄难止，汗出如浆是警讯。阳虚者可晒阳光替自己做charging(充电)吗？行。雷久南博士曾在多个场合建议，鼓励大家在早上晒半小时阳光，傍晚再去晒个20分钟，把旭日与夕阳都吸收入体内变成能量。怡保李锦顺居士每天晒阳光3次，连日正当中的烈阳，她也让它烘一烘，这样做是以早晚的暖阳化气，利水泄浊；烈阳是真阳，其旺盛之势可壮肾阳，沸肾水，无论如何浓稠的浊阴都会消散。火神派诸名医重辨证、分析与药证相对，外部影响不曾论及。有关阳虚可晒阳光作为调节，是我参考雷久南能量说的一点心得，野人晒曝，不免唐突。

巴菲特看空所有货币

2010-06-03T17:09:00.000-07:00

巴菲特看空所有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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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26 3:04:59 PM
●温任平

巴菲特有许多看法与见解，已成了股神名言，也不必参考什么书籍，信手拈来，他的“当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海水退潮的时候，裸泳者无所遁形。”（大意如此）充满了睿智。5月1日在伯克夏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又讲了另一句话，他说：“我看空所有货币。”这句话没有箴言式的理趣，它直截了当，其效应是：一粒石掀起千层浪。

美钞时起时落

数个星期前，笔者于本栏写过货币幻觉一文，货币不能光看数字，它的购买力才重要。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大小诸国都在印钞票救市场，美钞时起时落，最近欧猪四国信贷危机迫近，欧元下滑，更受炒家卖空，笔者于5月17日撰写这篇文章，美元兑欧元已跌穿1.23，在大家都不看好欧元的情况，保加利亚、丹麦、芬兰、塞浦路斯、卢森堡财赤严重化，愈令人怀疑欧元区16国有能力筹资5000亿欧元作为希腊的紧急金援，并保护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不致步希腊后尘。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显示，2009年12月31日，欧洲银行对希腊的索款总额是1930亿美元，而欧行对葡萄牙索款额高达2410亿美元，西班牙的情况更糟，欧行对它的索款数目是希腊的4倍有余，总额是8320亿美元。形势如此严峻危殆，人们对手上拥有的货币自然感到“十分不踏实”，巴菲特坦言看空所有货币，说中的正是人们心中的疑虑。

炒作农作物

自金融海啸暴发，美国房市狂泻，人们便转向各种商品，包括各种农作物与金属寻求对冲，进而炒作。中国前些日子追逐古币，炒高檀香木，近来炒大蒜，至少在郑州，一斤的大蒜价格已高过一斤的猪肉。市场愈烂，赌风愈炽，买金买楼买股票，投机性浓烈，每个人都希望左手买进右手卖出，赚它一把。

世界足球杯还未开打，内行人估计这趟投注世球杯比4年前更疯狂，下注更大，“孤注一掷，咸鱼翻身”是不少在股市楼房商品市场投机失意一族的共识。按理来说，人们愈没钱，又在投机活动中输了钱，本该痛定思痛，撙节过日，再等时机，但这些输赢动辄数十万的生意人或赌徒，要期望他们从日常开销减个十元八块积少成多另谋东山再起，戛戛乎难矣。他们宁愿向大耳窿借钱打破釜沉舟的翻身战，恰巧世界足球比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战场，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其实不难估测，详论可参看艾瑞利（Dan Ariety）在担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士撰写的著作《Predictably Irrational》。

巴菲特说看空所有货币，其实是话中有话，未说出来的话是他看好其他“非货币”(non-currencies)，是那些“非货币”可以自由联想。地球各地天灾频频，多种农作物欠收，其价格上扬是预料中事，我国的绿豆每公斤价格已高过白米，这是不寻常的征兆。货币的情况令人忧虑，津巴布韦(Zimbabuve)的货币等同废纸，好几百万才买到一束玉蜀黍；朝鲜为了促进出口贸易，前些时候将货币大幅贬值，这项金融大动作未见其利却先见其弊，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一怒之下处决了所有参与货币改革的财政官员。炒家已放话欧元兑美元将跌至1：1，一群货币兀鹰看准欧洲诸国债务沉重，疯狂的在卖空英磅与欧元，欧元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内殒落。就全球的形势来看，只有天然物料、自然资源这些“非货币”前景看俏。

黄金已涨了许多，长期虽看好，但1300美元1盎司是个拐点，金价可能碰到这水平回头就掉。目前最佳的天然资源是水，水已被广泛商品化，超市不乏各类的瓶装水，但食水的全球性匮乏与河水的被工业污染，是个非常紧迫的大问题，这问题本身实为一体之两面。江河的水有它的社会功能与贡献，被污染成了黑臭的死水后，其社会功能即消失，而且成了生态的病灶，二度污染周遭环境。碳权可以货币化，水权亦同样可以货币化。破坏水源与水质的工业单位应该受到惩罚，节省与保护水源与水质的企业应该有奖掖。当许多商品进入所谓“超级循环”，价格盘旋上升之际，保育水资源的绿色知识与技巧或可提供创业者另一条更有意义的出路。

更年期像文化大革命

2010-06-03T17:02:00.000-07:00

更年期像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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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02 2:30:34 PM

●温任平

回到共管公寓已近晚上8时，我在电梯前碰上了老赵。老赵近60岁了，近两个月没见到他的踪影，我还以为他出门去了，谁知他这两个多月来正在养病，“ I had a minor stroke”（我轻微中风）老赵受洋文教育，我们攀谈都用英语。他左脚有点瘸，讲话舌头在嘴里打滚，混浊不清。我问他：“Any symtom before the stroke？”（中风前有什么征兆吗？），赵说中风前两个星期，左边手脚有点麻痹，偶尔会晕眩，他以为那是他睡眠不足引起的，也就不以为意。有一天他坐朋友的车外出，下车即刻发觉自己的左边身躯像空了似，完全没有力；他跌坐在车门旁边的马路上。朋友赶快送他入院，由于在黄金时间的两小时内获得诊治救护，他恢复体能的机率甚高。

上了年纪的人（50岁之后），大多睡眠欠佳，难得像年轻时期一躺下去就变呼呼大睡。长期睡眼不足（6个小时的熟睡可保健康），人会神思恍惚，有气无力，暴躁易怒或情绪低落。西医对失眠的病人的判断是“神经衰弱”，中医的判断是“心肾不交”。西医面对晕眩（vertigo)给的药丸不外乎 merislon，stugeron或较新的Betaserc，服食上述药丸，连耳髓不平衡或中暑晕眩都很快消退，副作用是口苦咽干。中医的判断是“虚”，究竟是血虚、气虚、阳盛、阴虚可从脉搏、舌相这些望闻问切的步骤得到结论。中医通常建议煎药，这比西医的吞服药丸麻烦耗时，但中医治的是根本。

女性更年期

老赵应该年届更年期。女性的更年期剧烈迅猛，来势汹汹，仿似文化大革命，10年内便告一段落，通常50至55岁闹得最凶，午后潮红、皮肤痕痒、失眠忧郁、频汗心悸，各种奇难杂症因免疫系统失序随之而生。一个温顺的妇女可以禁锢孙儿，用鸡毛帚追打丈夫，我在怡保育才国中教书那几年，我的一位即将退休的男同事，每天都带着鞭痕上学，颈项、头部清晰可见，两条手臂爬满了红蜈蚣，十分吓人。我问他，他自我调侃的说不知什么时候家里多了个女红卫兵，一家大小都受到清算。

男性的更年期像紫微斗数的“陀罗”一曜，可以从50岁拖到70岁，缓慢但持久，“入木三分”。50多岁的男性其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大多失调（程度则视个人而异）：夜尿频仍，经常内急，既怕热又怕冷，晚上难以入眠，白天无精打采，容易被刺激，时常处于焦虑状态。当然多吃蔬果，多做运动有助于减缓更年期的种种不适。

针对郁抑症，神经衰弱，狂躁易怒，西医可能要病患者饭后服食维他命B群减压、抗焦虑，血清张素（serotonin)与麸胺酸（glutamate）可纾解郁抑症来袭的情绪风暴。为数可观的男性（女性亦不少）每天都得喝1杯至3杯的咖啡，因为咖啡能提供脑啡（Enkephalins）与安多酚（Endorphins），可抗躁“提神”，对更年期男女不无裨益。当然大家都知道喝咖啡是会上瘾的。

中医对更年期心悸会推荐柏子仁，心悸可引发心绞痛，生脉汤、四逆汤可治。鳖甲、地骨皮（枸杞的根)加玄参主治潮红频汗，平平无奇的甘麦大枣汤加一点介壳类的龙骨、牡蛎、石决明可镇心安神。中药的柴胡系列（大、小柴胡汤）有去郁、清肝、理脾的效用，十分神奇。

更年期性情大变

更年期间性情大变的人不少，平日矜持的妇女会少女怀春，男人在潜意识深处恐惧“那只青春小鸟不回来”，也想沾腥试辣。人到更年期，体内的雌雄激素比例起了变化，男的可能愈来愈娘儿腔（肥胖者尤为显著），走路臀花摇晃，婀娜多姿，令人遐思；女的言行举止愈来愈男人婆（肥胖者尤是），手臂肌肉贲起，与壮汉无异，甚至嗓子也变粗了。

来到夕阳无限好的更年期，宜乎格外珍惜。要时常懂得返观内省，对自己的一些非理性行为多些了解。像老赵的中风事件，事前不是没有症兆，是他自己耽搁延误，才造成伤害。

低碳经济的时代

2010-05-07T00:20:00.000-07:00

低碳经济的时代

线装情结
2010/05/05 3:06:43 PM

●温任平:

估计2015年后，英国会制作全球首张个人碳信用卡，每个人的用碳都有一个限额(由科学家判断，在把限额的规定在国会里议定成为法案)。

迩来全球灾难频仍，怎样保护生态环境让地球人能活下来，已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如何节能减碳，不仅是政府应该努力的目标，也是人们开始留意的问题。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管你用的是国产车还是日本车、马赛地还是韩国的“现代”，时速120公里的耗油量，比时速90公里多出2.3倍。为了节能(同时省钱)，我们没有理由以12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相信读者懂得用白色车比黑色(深色)车环保。

吃白肉较健康

吃白肉一般比吃红肉健康，进一步申论，吃白肉也比吃红肉能减低全球暖化。红肉当中以牛肉的环境污染最为显著。一头牛有4个胃，牛嚼食的反刍运作产生大量的甲烷，那是比二氧化碳还要强20多倍的气体。平均一头牛每年排放4吨的二氧化碳，那是欧洲车辆年均排放量的1.5倍。能不吃牛肉就不吃牛肉吧，笔者过去是个“牛魔王”，无牛肉不欢，近年来多吃几粒牛肉丸心里也会萌生罪恶感。

全球今日进入低碳经济的时代，《世界是平的》作者汤姆斯弗里曼(Thomas Friedman)指出碳优势是全球化背景底下最持久的优势。这说明了资产总额超过2兆美元，在世界各国拥有1万家分行的汇丰银行(HSBC)竟从事猪粪回收这么“另类”的业务。这项回收计划在德国的城市Sandbeiendorf进行。通常猪粪在工人取去施肥之前，有一段时间存放着，这段时间猪粪会释放大量的甲烷，汇丰银行用技术把甲烷捕住，回收拿来发电，效果竟等于减少1万4000吨的二氧化碳，这种举措是汇丰走向“碳中和”银行的重要一步，为全球银行提供良好的示范。

台湾的中龙钢铁，一方面盖厂，一方面植树20公顷。因为中龙钢铁一旦开工，每年增加117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超过全台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3.5%。台湾环保署要中龙在6年内减碳排量15%，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要达到减碳15%，唯一可行之策是植树。在台中大肚山种的20顷苦苓与相思树，6年的维护费估计2600万台币，数目是中龙钢铁扩厂投资的四分之一，值得这样去做吗？值得。因为中钢不去植树，每年(不是一次过)该厂必须缴交15亿元台币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费，两相比较，2600万的造林护林只是笺笺之数。

碳足迹验证机制

从长远来看，日后的任何商品如要在超市摆卖，必须有碳验证，沃尔玛(Wal-Mart)已宣布在2015年之前，其10万家供应商得完成碳足迹验证机制，否则有关公司商品不能上架。美国的Best Buy、加拿大的Future Shop不久将跟进。从谷歌(Google)、美林到台硕都在确认自己公司的碳排量并追踪各个部门、材料、员工、组装、运输的总排放量以便能获得一纸证书，否则纵使像金融巨天霸的美林，或谷歌的电脑在不远的将来将被超市排斥，被消费人遗弃。

公司或企业如果它们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少过政府的管制量，这公司∕企业即拥有碳权，它可以把多出来(或自身节约到的)的用碳权利卖给其他公司或企业。2008年全球这种碳买卖，交易金高达1千200亿美元，预估2020年全球碳市场届时交易金额将达两兆欧元。2006年中国浙江某省营企业，将2950万吨的碳权(相等于英国所有家庭一年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一)，卖给英国瓦斯公司(British Gas)，获利4亿英镑，好大的一笔数目！任何一间公司的员工如能随手关灯，利用回收纸张这些日常节能行为都在为公司减碳。据知，台北101大楼已着手减少抽水马桶的冲水量，目前每拉一次耗水9公升，系统经过改善后，可减至每使用一次仅用水6公升，这栋台湾第一高楼也在用电与减少垃圾方面下工夫，加入减碳行列，并申请美国绿建筑LEED金级认证书。任何获得这是项认证书的地标建筑，每平方英尺价格升171美元，等于每坪价格涨20万台币。这真是一张镀金而且能变金的认证书。

个人碳信用卡

估计2015年后，英国会制作全球首张个人碳信用卡，每个人的用碳都有一个限额(由科学家判断，在把限额的规定在国会里议定成为法案)。有人为自己的车子添油，购买机票出国，碳额即从个人碳信用卡那儿扣除。滥用、乱用以致提早用完者，须向没用完者购买。这样做能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是社会成员的一分子，任何行为都与全球生态息息相关。对于社会贫富悬殊，个人碳信用卡的使用也能有助于纠正偏差，因为穷人多踏脚车，不坐飞机，较能节能减碳，穷人多出来的碳余额，正可卖给需要碳附加额的富人。两方面都得其所哉。

本文资料，不少采自《商业周刊》，笔者咀嚼消化，爬梳整理，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低碳经济的现状，与可能发展的动向。我们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自觉或认识，恐怕日后会很吃亏。对有志于创业的人士，“节能减碳”更须奉为座右铭。

赵舜卖面王杰卖唱的启示

2010-05-07T00:18:00.000-07:00

赵舜卖面王杰卖唱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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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28 3:21:00 PM

●温任平

偶然从朋友口中获悉台湾艺人赵舜改行卖拉面。我对赵舜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多才多艺，年龄逾60了吧，他本来收入不错，却与妻子从事各种他自己也不怎么熟悉的投资，结果亏蚀惨重，欠债3000万台币（约300万令吉），变卖产业还债，目前仍背负着1000万台币（约100万令吉）的债务。上天对他好像特别不公平，他投资失败，中风3次，这样的打击，我想即使铁铸的汉子也会垮掉。赵舜没有垮下来，他拐着腿（中风后他走路似乎欠点劲），偕同妻子在街头卖拉面。

沸水烫过的拉面，捞上碗里加点牛肉酱汁再来点麻辣油，价格廉宜，学生都爱吃。赵舜的拉面每月能替他赚个6万台币（约6000令吉），一家三口除了衣食住行的开销，所剩无几，怎样去应付那1000万的巨额债务，我不敢去想，脑袋里浮起的是夸父追日，愚公移山那些古老的寓言。赵舜事件予我很大的冲击，这个笑嘻嘻的秃了半个头的老头，面对摄影机的镜头毫不懦怯、腼腆，他拖着妻女走过马路，女儿大概刚念中学。赵舜的年纪不轻，怎样养活妻儿，让孩子将来能上大学？怎样面对1000万台币的债务，怎样偿还？以赵舜今日卖面的那一点微薄的收入，恐怕连偿付月息都成问题。

使我震撼的是赵舜那股斗志。我写文章，最不喜说教，我读文章，最讨厌别人说教，但像赵舜这样中风3次仍屹立坚持，不乞讨，不放弃，鞠躬尽瘁的精神，不由得不令我肃然起敬。他与90年代初在台湾红透半边天的歌手王杰遭遇既相异又相同，把两人放在一起比较，或者吾人可从中得到些启示。

得了厌食症

崛起于80年代下半叶的王杰，90年代走红，他的一首《一无所有》传诵于宝岛，马新听众都十分熟悉。他那把悲嘶唱腔使他的抒情歌曲特别有渗透力，他迅速走红，唱片制作人都找他灌录唱片，他出个人专辑之快之多，用他自己的话“全世界各国歌手都比不上我”，他不断签约，都是每年灌录4张唱片的合约。他每天几乎全程在唱歌录音，有时只有调还没词的歌曲他得自己补充。他没时间吃饭、睡觉，一身都是油，都是汗，开始一两年，王杰还捱得住。由于长时间不吃东西，他得了厌食症，一接到公司通告就往录音室去，一走出录音室便昏厥过去，公司送他入院打点滴，打营养液，然后第二天他接到通告，又冲出去录音。王杰曾一天昏倒3次，醒来灌些水进肚里又去唱歌。几年下来，他的体重跌至89磅，“走在路上我可以听到自己的骨头喀喀架响”，过了许多年，王杰这样告诉访问他的鲁豫。

说起来，王杰的拼搏，情况比赵舜惨烈许多，他赚到钱，付出去的代价却是健康。任何食物一进口他便呕出来。他的忧抑症使他失眠，脾气狂躁，他怕光，在录音室里他要求录制人员关掉室内所有的灯，他极怕麦克风（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那是祸源），但又不能不对着它唱。他虽然形同行尸走肉，但他有能力买下一栋又一栋的房子，一部又一部的新车，从1990到1996年期间，他每次恋爱都十分短暂，分手之际，女友要嘛向他要栋房子，要嘛向他拿部轿车。1994年开始，乐坛人士得知王杰健康败坏，命在须臾，更是千方百计威迫利诱他再灌多几张唱片，等歌手撒手西归后，热卖一番，赚个满堂红。台湾的报章、娱乐杂志纷纷走访，大家都在把握最后的时机。谈到这里，大家把王杰与赵舜的奋斗互相比较，是不是可以觉察出：同样都是生命力的迸发，同样都全力以赴，但两者的意义很不一样？

可以再活一次

1996年，王杰终于接受医生的劝告，赴加拿大就医，为了保住性命，他得面对违约后果，包括诉讼。去到加拿大某小镇，没人认得他，医生开始教他像个婴孩般学习食用流质的东西，学习睡觉，学习欣赏小镇的湖光山色。生命原来可以再活一次，重新来过。今日40多岁的王杰虽然胡渣子有点见白，但性命是捡回来了，体重超过160磅，甚至带点中年人的肥胖。中风3次的赵舜，60多岁已不可能康健如昔，他与生活的奋斗近乎挣扎，乃是求心之所安。王杰的放弃盲目的物质追求，包括乐坛的声威与名气，长时期隐退是为了做回一个正常人与享有正常人的生活。

赵舜与王杰事件是较为极端的事例，如果生活要好必须懂得如何规划生活，那么他们两人的遭遇应可供吾人借镜。

工资与货币幻觉

2010-05-07T00:17:00.000-07:00

工资与货币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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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07 2:35:21 PM

●温任平

1929年以迄1933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其实也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银行挤提，百业凋零，不少华尔街大亨与金融巨头或自杀轻生，或沦落为市集小贩、街头乞丐，但就业率仍有75%，我对这75%的高就业现象，深感兴趣。

这牵涉到工资与就业的关系，这是150年来一直不断反复争论的课题。这课题与“供给与需求”理论、劳工法令、雇主雇员契约……有关，而且情况比想像远为复杂。仅仅剥削与反剥削就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的热题。浏览这些永远读不完的文献，读者一定能体会恩格思、马克思共产主义萌生的必然。

我把问题简化一些，讲得有趣一些，比方说你要沽股，想卖1.20令吉，但买者不一定买，他可能选择排队轮候，你只要肯“屈就”，低一个价位（1.19令吉），你就一定可以把股票卖出。美国大萧条时期，人浮于事，工人愿意以低廉的工资找份职业糊口，应付时艰，于是他就找到工作“上班”去了。这种廉价出售劳力或脑力的职场现象符合了亚当史密斯的互利交易理论。

宁愿失业不愿屈就

那么我们怎样解释1933年那25%的劳动失业状况呢？宏观经济学认为那是充分就业的一种“偏离”。有些人拒绝工作，因为他们认为工资低廉到“非常不合理”、“无法忍受”，他们宁愿逗留在家或在外游荡都不愿屈就。经济学的理论归根到底是一门交换理论，买卖双方（或雇主与雇员之间）一定要觉得这种交换虽不尽如人意，大体上还算“公平”，才能成交或成事。1929至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经验不是过眼云烟，它对2008年迄今的全球性经济风暴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目前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实际的失业人口可能比官方数据还要高，而在这些失业的劳动人口当中，有些是因工资不合理或不符他们的要求而选择失业的。

讨论到这个节骨眼，我们有必要稍稍了解“货币幻觉”这课题。据知在美国波士顿通勤列车上还吊着这么一个告示牌：“禁止吸烟。〈普通法〉第272条43A款注明犯者将被罚不多于10天的监禁，或不多于50美元的罚款。”这块告示板令人发噱，因为今日的吸烟一族如果被逮到，一定选择缴上50美元了事，没有人会愚蠢到选择在监狱蹲10天。《普通法》第272条43A款是1968年出炉的刑法，从1968年到2008年的50年间，通货膨胀已把50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贬损超过80%。半个世纪前的50美元今日只“值得”10美元，谁会为了省那10美元而被囚禁10天呢？这事例应该让读者了解工资的高低不那么重要，工资的价值（实际购买力）才重要。

工资应纳入通膨预期

雇主与雇员在工资酬劳讨价还价之际，一定要把通货膨胀的预期算进去，弗里曼（Milton Friedman）很早就看出这症结。商品价格、工资定位都应该纳入通货膨胀预期这因素，这个发现使弗里曼成名，他比凯因斯（J.M. Keynes）的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更具体，除了需求与供给，“预期”（expectation）这因素举足轻重，它让我们了解60年代末以迄70年代初通膨与失业率同时飚升之谜。

在就业市场里，雇主以种种理由企图压低工资，包括“经济不景”、“中文系出来的大学生俯拾皆是”、“懂电脑的人才满街跑”，有些应征者会愤然拂袖而去，而俯首屈就的一群心里有一股怨气，这影响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工作表现平平，甚至还可能把一些重要事件弄糟，雇员需要激励，雇主以为“成功”剥削到工人，到头来伤害到的是企体的整体。

劳动效率与效益

早在1979年索罗（Robert Solow），还有1981年的麦当劳（Ian McDonald）即曾指出劳动者的效率（efficiency）与效益（effectiveness）取决于他们的工资与工资的价值。用1600令吉雇用一名大学生，然后欺其年少，把繁重琐碎的事务都丢给他做，他会做得久吗？他会做得好吗？他会用心做吗？每一次企业界的大小老板来向我请教，并抱怨自己“缺乏伙计缘”的时候，我都会把上述的道理重述一遍。有些孺子可教的生意人听了点头称是；另一些瞠目结舌、不能置信的看着我，他们大概以为我服膺的是“新马克思主义”。我只好澄清（虽然说了等于没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运作，我的思想一点也不左。

雇员每年薪金加俸40到100令吉不能视为是通膨预期的对冲（hedge）或保值，因为随年资增长的年薪加俸是政府、公共机构到私人企业的安排，劳动契约（labour contract）应该包括生活成本的调整，加拿大从1976年到2000年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调整，让通膨不致使工资贬值，也让雇员享有年薪加俸的奖掖，这概念很好，但实践不易，生活成本调整意味着工资指数化，雇主与工会在这方面很难达致协议。

我的水仙花情结

2010-04-22T17:57:00.000-07:00

我的水仙花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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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21 3:00:20 PM

●温任平

我极其爱美，耳顺之年都无法改变这种倾向。

我自己很讨厌自己，因为来到这把年纪，“老狗耍不出新招”，无论在衣饰、眼镜、腕表、皮鞋、戒指……如何下工夫，都不可能与活力洋溢的青少年一族相较，心里很不惬意。可是岁月不留人，青春不可能永驻，这是我们不能不接受的残酷事实。

“美”不易定义，首先有所谓内在美与外在美之辩，而这种辩论之无聊是它永远不分胜负，我觉得不妨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来看较为妥当。一个品性良好，有学问有修养的人，走在外头有自信心，从容优雅，纵使这位男生或女性五官不怎样出众，予人的感觉还是舒服的，有个人风格的。既聪明而又令人惊艳的女仕或男生，万中无一。一些男女静坐不语，还称得上好看，甫一开口，语言庸俗难耐，美感顿而消失。

穿着睡衣屋内行走

我觉得一个男人无论什么年纪，都不宜在洗澡间不掩门小解，我强烈反对退休人士（才五十多岁）早上起床盥洗之后一整天在屋内穿着睡衣裤行走，这种行径甚不可取，是“老之将至”的征象。50岁过后最好不要留胡子。胡须黑白参半，老气横秋。至于40余岁的男人3、4天才刮胡一次亦不可取，那些胡渣子令人有邋遢的联想，使你无形中老了5年。上了年纪的人，衣服每多异味，洗澡擦身不够用心（用心很重要），身体也有异味。无论男女3天不洗头是“不可原谅”的“反美感行为”，油腻到头发贴着头皮，再加上身体与衣服发出的异味，谁敢接近你？55岁后从职场退下来的男女，不留意衣着，不顾发型，上街穿拖鞋，一身汗臭，以这种方式老去，对自己公平吗？

整齐就是美，清洁也是美，什么年龄层应该穿什么衣着，什么场合应该如何打扮，这都是应该考量的。希拉里当选纽约参议员，她在胜利演说中除了感谢选民的支持外，竟然提到她的胜选归功于她那“6套黑色长裤套装”，我对她这番话的诠解是：她的黑色套装使她看来中性化，形象认真，有效率，是个可以信赖的执行人员。克拉里60岁了，即使化了妆，脸部仍看出明显的皱纹，但她染的那头金发，与雍容得体的发型，仍使她充满魅力。当选之后她回复女性装扮首次出现在国会山庄，惊艳之声四起。人的外型很重要，前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刚刚走马上任，额前的头发还相当浓密，形象很帅，几年下来，尤其是在他支持布什派兵伊拉克，在党内外饱受批评，他的头发掉落得很快，他的半秃头在视觉上加长了他的脸部，看来像个菱形，我观察他的外型，知道他的政治生涯如日薄崦嵫，离下台不远。阿富汗的总统选举以黑箱作业闻名于世，去年重选，作弊率高逾40%，但哈密卡萨伊（Hamid Karzai）经过法律程序的多番折腾，仍然获得连任，读者不妨留意他的衣着，他的黑色长袍两侧有苹果绿衬边，使他个人风格十足，黑与青的搭配，美而不媚，刚中带柔，难怪他会获得那么可观的女性选票。

把自己的家布置到美仑美奂，仿似五星级酒店，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人体的外延物第一个层次是发肤，第二个层次是衣饰（包括手提包、鞋袜、项链、耳环），第3个层次是你的住所，你的座驾。从外延物用基础数学的“还源法”，观察力锐利的人不难窥见当事人的生活概况、经济水平与心理状态若干端倪。在此我得强调，“怎样穿”比“穿什么”重要，穿衣服正如戴饰物的法则一样，是你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你；是你戴饰物并非饰物粘附在你身上。某件衣裙穿在甲女士身上高贵大方，同一件衣裙穿在乙女士身上却像鲜花插在牛粪上。这与年龄、体型、身高、三围还有肤色（永远不要忘了肤色的举足轻重）关系至为密切。世上并无放诸天下而皆准的穿衣标准。

也许体型这方面，我应该在此稍作补充，不论男女，有个大肚腩，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不到那里去，宽腰衣裙可以掩饰部分，男人的西装能遮蔽的似乎更多些。当然那只是视觉的错觉，正如浅色令人看来较为肥胖，黑色令人看来较为纤瘦。瘦子与胖子与其在颜色方面遮遮掩掩，何妨在饮食或运动方面痛下决心，改善自己的体格与体态？

许多年前，香港有一艺人以大衣衬牛仔裤出席某场合赢来赞羡的目光，在今天是小儿科了。曾志伟主持《超级无敌掌门人》综艺节目，搞古怪发型，搞染发七彩，穿奇装异服，虽有搞笑效果，在创意方面却无意中走进了死胡同，成了社会学家訾议的“廉价讯号”(cheap signaling)，它与颠覆传统、打倒权威全无关系。我爱美，偶尔也会走向另类，但不致太离谱。我绝对不是那种只穿白色、米黄、淡蓝衬衫，就这样度过一生的人。我不甘心。我的衬衫与T-shirt什么颜色都有。由于在下的肤色不黑不白，“恰到好处”，主观一点说，好像穿什么都相当出众；我完全能了解、体会周星驰当年的那句口头禅“……玉树临风”的意涵。我这种“水仙花意结”(narcissism)，连我以前的学生、今日的医学博士廖志成也莫奈我何，他的专长是糖尿病，不是自恋狂。

婴儿潮与银发族的因应之道

2010-04-16T16:59:00.001-07:00

婴儿潮与银发族的因应之道
线装情结:
2010/04/14 3:20:33 PM
●温任平

与班雅明•周讨论新加坡人口老化的问题，如实地说，全球大多数国家都面对人口老化的困扰。中国、日本、欧美俄诸国面对人数愈来愈多的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不仅生产力减弱，而且还得付出数目庞大的退休金、社会福利保障金，对国家是项愈来愈沉重的财务负担。

记住一个号码：4664，这当然不是温任平提供读者一试自己的运气的中彩数字。二战于1945年结束，翌年(1946)以迄1964年战后婴儿潮(Baby Boom)汹涌，这是4664的缘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灾难性大破坏，欧洲、中国、东南亚诸国几成一片废墟，伤亡的人太多了，战后大小诸国都顾着生育孩子以补不足。那18年不流行节育，据统计数字显示，仅在美国，战后婴儿潮的人口达7700万人，是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40年代、50年代初出生的一批婴孩，在60年代、70年代初成了喜痞与花童，嗑药吸大麻服海洛英搞性开放；80年代、90年代这批经过了地狱般成长洗礼后的中年人却摇身一变西装笔挺走进金融界，成了金融大亨、科技新贵。

婴儿潮带动国家经济

婴儿潮带动国家的经济成长，以欧美等西方国家为例，20世纪60到70年代，婴儿潮人口喜欢卡通、漫画、玩具、摇滚乐；进入70到80年代，战后婴儿结婚成家则进一步推动了汽车工业、房地产市场以及其他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消费。迈入80到90年代，婴儿潮人口的消费倾向奢侈化、个人化，讲究气氛、情调、品味与风格，个人电脑于此际出现；90年代继之于互联网，全世界的股市都在涨(没有股市的国家开始实验性地让公司上市，从朝鲜到中国都设经济特区)。婴儿潮人口对全球的经济炫丽与繁荣贡献可谓良多。

但在今天，婴儿潮人口开始逐渐老化。1945年出生的婴儿，2010年的今天65岁了，即使1955年出生的第二阶婴儿潮人口亦届55岁，大马公务人员的法定退休年龄正是55岁。婴儿潮过后是愈来愈严峻的婴儿荒，60年代中期教育普通化，节育技术愈来愈简便有效，家庭亦随之瘦化。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还有班雅明•周说的新加坡的二胎化刚性劝喻，90后的欧美诸国与日本大多数年轻男女对养育子女兴趣缺缺，他们更向往的是不受儿女抚养费、教育费约束的二人世界：享受当下，拒绝承担。这种心态影响国家人口结构巨大。不久的将来，退休者(无生产力者)人口愈来愈多，劳动者(有生产力者)人口节节下降，医疗保险、退休福利、养老金是国家怎样甩也甩不掉的大问题。

法国的耆龄人口一直保持在总人口的7%左右，这个国家用了130年才让老年人的巴仙率挤上14%(增加了一倍)；美国与澳洲用了79年，老年人口才迈入14%；而中国改革开放后仅仅用了27年，老年人即跨入14%的大关(一胎化政策的后患今日清晰可见)！目前中国65岁的老人人数约1.6亿，人口之多居世界诸国之冠。到了2050年(也即是21世纪上半叶告终)，中国的劳动人口与赋闲耆族的比例是1.7:1，等于1.7个劳工得养育一个65岁的老人。中国的生产总值将大幅下降，中国政府养老保障金将压垮中国经济。

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从事蓝领工作，手脚不灵活，容易跌倒折伤，如果能自我增值，学习新的技艺、知识，应可杀出一条血路。大马的情况没有中国、日本、新加坡那般严峻，但“社会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课题，大马自无可能置身度外。当年林水濠教授于法定的56岁离开马大中文系教职，水濠兄并没有停下来，他转去华社研究中心当主任。数年后拉曼学院升格为大学，林水濠受邀担任该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去年转任拉曼大学中文研究所所长。看来文职内转战江湖转换文教岗位较容易，蓝领转行白领那要困难许多。水濠兄属于第一批婴儿潮。

老年人要让自己变得有用，有生产力，通常有工作(即使当个大厦守卫员，月入仅1000令吉)的人较有活力，较少病痛。工作不是负担，而是自然疗法的其中一种。古人不是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吗？年纪大了，粗活做不来了，不妨从事行政、管理、监督这类事务，凭着阅历丰富、经验老到，老年人往往可以觉察到年轻人忽略的细节，注意到中年干部可能疏忽掉的办公室状况或工厂运作的一些问题。有些老人家以集邮为乐，久而久之，从集邮到买卖邮票成了生活收入的重要来源。另一些老人家退休后尝试栽种、培植块状、粗茎的富贵花，劳作浇汗，本来只把这种活动当作运动，这些一盆盆的富贵花，由于造型古朴优雅，花开娇艳夺目，居然都能卖到好价，收入比当年朝九晚五的生涯多出许多。不要忽视个人的兴趣与嗜好，许多时候，兴趣与嗜好能为当事人携来出乎意料之外的财富呢！此之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银发一族勉乎哉！（本文作者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

美国的货币战略

2010-03-23T18:13:00.000-07:00

美国的货币战略

线装情结:
2010/03/17 2:50:08 PM

■温任平

我长期研究股票，对宏观经济兴趣甚大。对政治、经济的交互作用、暧昧关系，我既好奇又惊诧。尼尔弗格逊说：“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交战双方为了进行大规模和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这句话如果多加一个词“选举”，“不管是战争、革命还是革命……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应该维度更广，更能凸显金融动员的可怕力量。

冷战时期的两大超强美苏两国，在太空、核子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竞赛长达40载。苏联终于因经济凋零而崩溃解体，但美国面对庞大的军备竞争开销，却屹立不倒，那是因为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后，美元已与黄金脱钩。当尼克逊总统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此项震惊世界的决定后，35美元兑换1安士黄金的窗口被关上了，而被枪杀的肯尼迪总统时代的1美元含纯银24.1克早已是被历史埋葬了的故事。

让信贷无限扩张

美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或战略，让信贷无限扩张，即多印钞票，可以这么说，布雷顿森林会议奠定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际商品包括石油全以美元买卖，各国的外汇储备亦以美元计算。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造成的重大消耗可以轻易地由全球非共产国家所分担，而苏联僵固的政经体系使它无法像美国嫁祸他邦，输出债务，长时期的军事竞赛终于摧毁了苏联的经济，百业凋零，终于一蹶不振。西方国家咸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重大胜利。

问题是美国取得了世界货币发行权的制高点后，穷奢极侈，人民不储钱，用“未来钱”成了一般人的生活习尚。里根总统在1981年初上任之初，曾要求国会成立“黄金委员会”(Gold Commission)，企图恢复美元的金本位，两个月后他被枪击，差一点像肯尼迪那样地被干掉，里根出院后，他审度形势，决定放弃金本位的念头，以免开罪跨国金融巨头。

美国会不会赖账

里根之后的历届总统从此不再提金本位，由于美元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货币挂钩，美钞在没有白银与黄金的实质价值，但它不仅流通性强，而且还是几十年来公认的最可靠的货币。美元的绝对优势一直到次贷危机爆发，美国于2009年采取“货币宽松”(QE)政策，大量印钞票拿来填一个又一个的金融黑洞，美元的地位与老美把印刷机当作提款机的方式，才受到广泛的质疑。70、80年代的马克、法郎与日元虽然企图挑战过美元，效果是螳臂当车。欧元作为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共同货币，由于成员国财务状况强弱悬殊，互相制肘，亦难与美钞争锋。最近PIIGS(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财务一团糟，亟需紧急金援，更使欧元疲弱不堪，泛滥全球的美元(许多成了在新兴国家的热钱，炒作股市楼盘，制造泡沫)，相形之下，反成了强势货币。美国独霸之后，90年代愈来愈倾向政经的“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小布什掌政之后，情况更是恶劣，美国单方面撕毁“反地雷协定”、“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维护环保的“京都协议”。目前美国的财务状况百孔千疮，是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撇开2009年的不算(仅2009年上半年美国就耗掉2万亿美元)，截至2008年美国的国债、企业债、州政府债金融与私人债之总额已是天文数字的57万亿美元，美国要单方撕毁这些债务并非不可能的事，而且可能是正在布置着的“大阴谋”。

前联储局主席葛林斯潘绝非平庸之辈，他对金融数据的把握极其敏锐，195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他于1957年即已测出。1996年葛林斯潘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漏了口风指出股市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但他并没有调升利率为股市降温。巴菲特于2005年要大家注意金融衍生产品才是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几乎于同期间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鲁比尼(Noriel Roubini)在一项研讨会上预告次级房贷(Sub-prime)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在场听众反应是先是静默，然后是哄堂大笑)；前财长包尔森(Paul Paulson)于2006年走告于大卫营度假的小布什，金融衍生产品泡沫即将爆破，奇怪的是白宫与美国财政部近500名经济专家皆置若罔闻，任由泡沫膨胀、破碎，这违背常理，因此愈显出事情的蹊跷。

破产保护

2008年，美国总债额57万亿，其增长速照过去的7%到8%计算，这与美国的GDP仅上涨3%根本不成比例。我们把息口拉低一些，即使美国的债务是以6%飙涨，在2051年(41年后)，美国总债额将达到令人震骇的621.5万亿。另一方面，美国的GDP如果以3%算，2051年仅仅臻达37万亿，这37万亿美元还不够还621.5亿债务的利息(6%计算利息是37.3万亿)，那时的美国将寻求破产保护，一甩手即摔掉百年累积下来的债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吗？有，但没有用，美国科技之先进，军事力量之强大足以震慑全球。解决的方案(比方说另出新货币)那是美国“说了算”的事，如果那时中日俄够强大，还可讨价还价。“美国做庄，中日俄做闲”的格局，今日已隐约可见。

价格定锚与通货膨胀

2010-03-23T18:12:00.000-07:00

价格定锚与通货膨胀
线装情结:
2010/03/10 3:18:41 PM

■温任平

就大马的情况来看，继米、糖、猪肉的价格上涨，政府如果调高油价与电费，不啻在通货膨胀的势头上火上加油——

彭亨关丹某咖啡店蛤蛋炒粉，每碟要价4令吉，新闻于新年前两周见报。我喜欢蛤蛋炒粿条加芽菜韭菜，就是不要腊肠片与那两只虾，这些年来我“追踪”蛤蛋炒粉的“定锚价”（anchoring price）：1989年我前来吉隆坡尊孔国中教书，每碟价钱1.80令吉，1990年农历新年，首都的炒粉档把价格推上去2令吉，元宵节过后，许多在春节期间短暂涨价的食物商品都调回原位，但蛤蛋粉却被“定锚”（anchored）在2令吉，不仅不往下调，而且逐年（或每隔2年）起个两、三角。2009每碟蛤蛋粉在3令吉到3.80令吉浮沉，离开吉隆坡偏远一些的郊区便宜些，市中心也没跨过3.80令吉的临界，把每碟蛤蛋粉定锚在4令吉是2010年正月的事。

价格继续往上攀升

消费人可以预期的是，蛤蛋炒粉在4令吉如果“定位”成功，价格会继续往上攀升。吉隆坡这地方很奇怪，即使消费人告知炒粉档司厨“免腊肠免虾”价格仍可保持不变，不像怡保的炒粉因佐料减少价钱跟着下调。一碟炒粉的本钱大约1令吉。从心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价格的决定是“任意的”（arbitrary），它的效应是其他粉档亦继之涨价，让价格吃定在4令吉，这便是造成“任意的连贯性”（arbitrary coherence）。在国家经济衰退，失业人口日增的今天，这种行径近乎趁火打劫。蛤蛋炒粉不是孤立的事例，从蔬果、鱼虾，到饮品、肉类的价格都以这种定锚法一级一级攀高。

根据伦敦经济学派的澳州籍经济学家菲立斯（A.W. Philips)的研究（他的菲立斯曲线与高斯曲线一样无人不晓）：当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自然下降，理由简单不过，失业使大众消费需求萎缩，各类商品在乏人问津之下，价格必然下调。今日大马的失业率高企，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者比比皆是，目前这种价格腾升，也即是经济学所谓的“通货膨胀”，岂非十分搞笑？读者只要把我上述文字重阅一遍，即不难领悟当前的通货膨胀蕴含许多的“人为性”（artificiality）。是商家在作怪，是炒家在搞鬼，当你以消费人身分向他们质询，他们会告诉你：“白糖每公斤涨了20仙，面包每个涨了30仙……你不知道的咩？”读者诸君可以不必理会这种“别人起价我也起价”的邪恶逻辑，笔者要读者留意的“定锚法”，价格是任意，却有“烙印”（imprint）的作用。往后我们面对4令吉或比以4令吉起始的蛤蛋炒粉，“任意连贯性”的效应使我们觉得价格虽然离谱一些，也还算“在情理中”，消费人的批判与维护自身权益的精神自动瓦解。

失控通膨后果可怕

但在失业率高涨，上班一族工作重担多了，薪酬却不涨的情况下，各行各业这种互相推抬物价的行为，必然造成钞票实质贬值，通货膨胀的后果就是货币贬值，但这种经济行为的“非理性” （irrationalily)不仅限于马来西亚，许多国家都如此，贬了值的钞票数目虽然多了，它的购买力却缩水了。50年前的一碟蛤蛋炒粉是4毛钱，2010年的今天售价4令吉。里根总统时期的联储局主席沃柯尔（Paul Volcker）在彭博通讯指出今日的1美元其购买力是1960年的15分。大家都能认同克鲁曼（Paul Krugman）的看法，适度的通货膨胀有拉高经济的效应，如野马般失控的通膨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克鲁曼就凯因斯理论作出补充，失业率高，经济不景，需求萎缩之际仍会出现通膨，是社会大众“对于通膨的预期”造成的，克鲁曼把这现象称为“自我应验的恐慌”（self-validating panic）。

就大马的情况来看，继米、糖、猪肉的价格上涨，政府如果调高油价与电费，不啻在通货膨胀的势头上火上加油。应对通膨，政府的干预或阻遏手段是提高银行利率，国行上周已宣布将隔夜政策利率上调0.25%e至2.25%之后，这对股市、楼市、汽车工业与要向银行借贷的大小企业都是个坏消息。至于银行存款会否如市场预期也加息0.25%或0.50%，接着消费人就会少吃几碟昂贵的蛤蛋炒粉，把节省下来的钱存放到银行去，那是连经济学家也调查不出来的田野案例（能调查出来相信会很有趣），我这个唯恐天下会乱的写作人当然也无从揣测。

锦口绣心的余光中

2010-03-03T19:08:00.000-08:00

锦口绣心的余光中 　
　　线装情结: 2008/10/29
　　●温任平
　　
　　
　　
　　余光中是第一位前来大马发表公开演说的台湾作家，当时我动员了天狼星诗社的人力、文协的资源，余光中在吉隆坡三春礼堂的那场讲座果如我所料爆个满堂红——。
　　
　　
　　我在60年代初念高中时初读余光中的诗集《钟乳石》，那部诗集的格调洋化，对当时的我没产生什么文学冲击。60年代中叶，我向香港的文艺书屋邮购文星丛刊，因而有机会陆续读到余先生的其他著作。我被《莲的联想》所迷，那种以现代语言表现出来的中国古典芬芳与情韵，开了我的眼界。
　　
　　读着《莲的联想》，我向文艺书屋邮购的《左手的缪思》、《掌上雨》、《逍遥游》也先后寄抵。余光中于中英文学的知识，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不必赘述。我特别留意余先生与言曦、陈绍鹏、洛夫、张默诸人有关现代诗的论辩文字。我不知道批判现代诗反传统的保守派读了《莲的联想》有什么感想，因为诗人是以充满中国性的传统意象“莲”，写出一卷诗，它既不是“一连串的噪音”，也不是“一些怪诞的谜语”。
　　
　　成了两面受敌 　　

　　在同一期间，蓝星诗社的覃子豪也与苏雪林教授辩争有关现代诗的问题，但他们的文章尽在法国的象征主义上来回过招，缺乏对整体性现代主义的宏观把握。余光中能评鉴现代画，对现代音乐及现代艺术的掌握比覃子豪全面许多。余光中的矛头一方面对外，抵御文学守旧派的批评，一方面对内，就现代诗的走向虚无艰涩亦撰文力谏，这使他成了两面受敌的“文学暴风中心”。加上他又力倡现代散文的创作，提出论见，以作品实践他提出的理念，更令人侧目。他于诗与散文的评论，文笔犀利锋锐、调侃讽刺都直中要害。我在60年代末与瑞安组织天狼星诗社，即把余光中的诗、散文、评论，叶维廉的小说评论《现象•经验•表现》与《叶珊散文集》大力推荐给诗社同仁。
　　
　　我大概是在70年开始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海外专栏>发表文稿，当时的<人间>副刊主编是高信疆兄，通过他，我与龙族诗社的林焕彰、陈芳明、景翔建立了友谊。1973年11月中旬我应邀赴台北圆山大饭店出席“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期间通过信疆兄的穿针引线，与龙族诗社同仁会聚，赴武昌街拜会诗人周梦蝶，并且前去洛夫、余光中家中作客。那时余府的5位女生年纪还小，菜肴是余太太亲自下厨做的。我与瑞安、清啸参观了余光中作息的书房，蒙他转赠方旗的两部诗集《哀歌二三》与《端午》。方旗印书三百册赠友，他的诗另创形式，令人“惊艳”，后来成了天狼星诗社入室弟子的必读书。
　　
　　1972年，我在彭亨直凉华侨中学当副校长，写成长论《诗的音乐性及其局限》，发表于台湾的《纯文学》月刊，香港的《纯文学》又再刊载，余光中来信表示欣赏。他当时是国立政治大学英文系系主任，他来函邀我考虑赴台在他的系里当讲师。这邀请使我既感动又惭愧。后来我在《幼狮文艺》与台大外文系出版的《中外文学》月刊发表诗作，余先生也常来信品评，最能搔到痒处。
　　
　　扮演披荆斩棘角色
　　
　　说句衷心话，我在马华文坛大力推广现代文学，余先生虽然没写过半句拨风点火的话，但我已铁了心肠要扮演余先生30多岁时在台湾文坛扮演的披荆斩棘的角色。这绝非意气用事，偶像崇拜，或被所谓“文化收编”。余光中的诗脍炙人口的不少，他的散文风格尤其前卫(Avant Garde)。余光中的文学语言千锤百炼，开阖自如，词汇丰富极具创意，阳刚、雄奇兼而有之，不让东坡专美于前。他的散文像《地图》、《望乡的牧神》、《蒲公英的岁月》、《登楼赋》、《听听那冷雨》……文字节奏恰如其份地衬出外在气候与作者的内心感受，实验意图强烈，为白话散文创造了新的可能，开拓了新天地。除了自传式抒情散文，他的幽默小品往往令读者绝倒，笔触之老辣迂回只有林语堂、钱钟书两位名宿可与之媲美。
　　
　　1982年我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语言文学组主任，第一个专案便是邀余光中来马演讲，这项建议获得当时的文协总会长拿督黄昆福医生的支持，在理事会上通过。余光中是第一位前来大马发表公开演说的台湾作家，与60年代郭良蕙来马访友聚会，性质不一样。
　　
　　文章好口才佳
　　
　　我动员了天狼星诗社的人力、文协的资源，余光中在吉隆坡三春礼堂的那场讲座果如我所料爆个满堂红。我还搞了一个迷你现代诗发表会，由程可欣、程慧贤姐妹以六弦琴伴奏献唱现代诗，主轴曲是余光中的诗作《风铃》，可欣谱曲。我与音乐家陈徽崇配合，由他的弟子陈强喜、叶莉蓉诸人一起演唱现代诗，予当场听众听觉的惊喜。余光中与国内的声乐家邱淑明均频频赞好。那是1982年的8月或9月吧，余光中在偌大的三春礼堂谈现代诗，声音抑扬缭绕，至今犹记。他是那种锦口绣心的艺术家，文章写得好，口才亦佳，他的华语吐字遣词拿捏甚准，声调悦耳，语多幽默。那真是一场文学的视听飨宴。
　　
　　这之后台湾、香港作家、诗人陆续受到不同文教团体邀请前来大马演说，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学互动、文化交流渐趋频仍，余光中亦曾数度受邀来马，大家就是爱听他谈文说艺。1982年余光中54岁，我与他相聚、一起吃饭，聊天之际问及他的写作计划。他说他的诗才可能在60岁用尽，难以为继，语气带点伤感无奈。但岁月待余光中不薄，他离港返台之后，作品源源不绝，写诗比写散文更勤快有劲。余光中经常提起的诗人像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奥登(W.H.Auden)、叶慈(W.B. Yeats)，他们3位都是那种老而弥坚，作品愈写愈精纯的诗人。听说80岁的余先生即将莅临大马演讲，谨缀短文如上为他鼓掌。
　　

施与受良性互动

2010-03-03T19:06:00.000-08:00

施与受良性互动

线装情结: 2010/03/03 2:50:04 PM

■温任平

我的上衣口袋里放着红包，去到商店、咖啡厅、药材店或其他场所，只要碰上口舌伶俐的男女员工向我道贺：“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我就把红包递过去。这种良性互动的感觉真好，我会奢侈吗？这样做会浪费吗——。

过年期间，我会做些别人心目中的傻事。我经常在外头的饭馆餐厅吃饭，有些外劳(不分男女)态度友善，服务素质良好，我会在春节期间找机会递个红包给他们。那些平日态度冷漠的，我就省下不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求的正是“良性互动”，一个餐厅里有6个外籍侍应生，我只给其中两人，因为那两人工作认真，友善亲切，我觉得际此新春佳节给他们一点回报，有何不妥？当然我也得照顾到其他4名侍应生的感受。我会在摆置碗碟、菜肴上桌、倒茶加冰，场面紊乱的一刻，把红包塞给要给的对象。

与别人分享快乐

住宅的保安人员、清洁工人，我每人都派一个，还附上两粒年柑。我的上衣口袋里放着10个红包封，去到商店、咖啡厅、药材店或其他场所，只要碰上口舌伶俐的男女员工向我道贺：“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我就把红包封递过去。这种良性互动的感觉真好，我会奢侈吗？这样做会浪费吗？我想到的是自己快乐，也让自己喜欢的人分享到一点快乐。我的红包里头只有5令吉，哪谈得上奢侈？替我洗车的印度小伙子，我给他一个10令吉红包加上一罐年饼与两粒年柑，他开心到连掉了两只门牙的嘴都合不拢来。整个春节这种“额外开销”要花许多钱吗？100令吉到150令吉足矣，这样做其实也是在协助首相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计划的实现，种族和谐，欢乐同庆。

虎年我写了篇《虎年与肖虎者评议》，发表于本栏，自己却因为虎年肉食太多，咬嚼频密造成大牙疼痛、发炎，我在初六那天被迫看牙医，服食4种药，包括消炎止痛药两种，抗生素两钟。先母能背《增广贤文》，她经常对我与秀芳、瑞安说：“渴时一点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

我平时吃得简便，大吃大喝一周下来居然胃胀风，整个肚子凸起来，上厕不成，连屁也少放，“美食”真的是那么享受吗？

感官享受会麻木

我不是喀尔文教徒，喀尔文教徒认为工作是“天职”(calling)，因此勤奋认真，节俭自律，理财有道，绝少花费，这种工具理性是美国早年立国的新教伦理，是“美国精神”的具现。近读经济论著，发觉“边际效用递减”这项入门定律，十分有道理。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是中六生念经济第一个学期便碰上的课题，但对这课题，西方古哲伊比鸠鲁很早就提出过，伊比鸠鲁认为人要懂得节制，纵情享乐的人，到头来什么山珍海味，声色犬马对当事人都会变得兴味索然，感官享受会麻木，因此感官要求的刺激度会愈来愈大(瘾君子都有这种经验)，经济学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边际效用递减”。伊比鸠鲁提醒我们不可耽于享受，甚至放弃享受，是为了提升享受的浓度、深度。对于一个在沙漠多日无水可喝的人而言，几口矿泉水的享受宛似甘霖(先母讲的话真有道理)，对于一个满肚子都是啤酒胀闷欲呕的人而言，你再倒酒给他，有何意义？其他的物质享用亦可作如是观。偶然出席一两次舞会，华服美饰，还真过瘾，如果每天都有派对，那可真会累死。对比尔盖茨或巴菲特等大富翁，在六星级的酒店寝室里挂上梵谷或毕加索的真迹名画，能对他们的睡眠品质改善多少？

我在本栏写过《换位思考》，身为平民的你会觉得能与迪拜某王子打3个小时的高尔夫球，必须携带摄影师前去拍照留念，因为那太有纪念价值了。换个位置，那位阿酋联王子一个星期总有5天要和各国名人富豪在打高尔夫，他会觉得与你的高尔夫球赛意义重大吗？你还在中东漫游，还没回到马来西亚，王子可能已经连你与你的名字都忘掉了。

欲望会愈来愈大

人的胃口（物欲、金钱）会愈来愈大，如果我今年派的红包内附10令吉，明年兔年我仅给5令吉，收到的人就会觉得“内容”缩水了，收到红包也不会高兴，说不定还有一点怨懑。还有人有非常可怕的惯性，想想你每天都封红包给家里的佣人，那会造成怎样的“局面”？每天大吃大喝都会把肚子吃坏，你每天都“打赏”佣人，你会把他们惯坏。只要你手头稍稍拮据，有三、五天不给赏钱，你的府邸大小都觉得你“薄待”他们甚至心生愤怼。

教育孩童亦如此，只是“惯坏”在这儿成了“宠坏”。赏罚分明才是中庸之道。《圣经》有载：“施比受幸福”。能施者必为“有余者”，“受者”则多为匮缺或贫乏的个人或群体。撇开宗教的意理，我还是要强调施与受的良性互动，原来能施、愿意施(施舍、布施)那种感觉并不是在你身上刮下一小片肉，而是心里顿然充满一种难以言之的喜悦之情。如果你没试过，来年(兔年)不妨试试。用一句用滥的广告词：“那种感觉真好！”

與傅承得談舞雩氣象

2010-02-24T00:22:00.000-08:00

與傅承得談舞雩氣象

溫任平

承得：

（一）

你好。

一個月前若隱在電話里告訴我：你可能不寫詩了，因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和若隱說有機會的話，我會和你談談。

這期間我們也曾見過面，因時因地，都無可能細說/討論一個詩人決定暫時擱筆不寫詩的原由根本。而這兩三個星期，我自己的內心氣候亦面臨十年來未曾有過的感情風暴。對於自己應否再出發，回到文學的領域感到惶惑、困頓，不知何所適從。知命之年，不能再做傻事了，我這樣告誡自己。東山再起如果只是曇花一現，那何異於殞星行為，一燃一亮便歸於寂滅。我現在的經濟「尚佳」，這都是我離開文學才出現的小康局面。「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文學或者詩，值得我如斯沉吟嗎？

或者我的困難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你的難境。即使撇開經濟因素不談，我和你都有很多事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得出一番名來，這點知己知彼的能耐我還是有的。與文字搏斗，嘔心瀝血，要寫些最低限度能過得了自己這一關的詩或文章，需要很大的創作熱忱與道德力量。年少時下筆寫詩撰文，許多時候就憑一股氣，一以貫之，一氣呵成。我們繼續不斷寫下去，靠的是內在的燃燒著的激情。但激情不可能永遠燃燒，激情會冷卻，會淡化。美國小說家約翰．齊福說「生命好像有一種雄心之力，它使人漸漸遠離自己當年的抱負和純潔的回憶。」指的正是這種冷卻、淡化的現象。

允許我在這兒摘用艾略特那句被廣泛引用的話：「一個詩人在過了二十五歲之后，如果他要繼續寫詩，他必須具備歷史意識。」二十五歲的人，寫詩不應該是文字的游戲，寫詩是一種要對自己的文化傳承負責的行為。孔穎達在毛詩正義大序的疏釋中提到「詩人攬一國之心以為己意」便是體認到群體社會的重要性。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詩人下筆時的心情沉重可想而知。他可能寫了一大疊詩而不敢寄出去發表。詩人不想重復過去那個自己（copy自己不如不寫那不更省事嗎？）他對自己的某些作品社會寫實太露的傾向感到不安，又對另一些作品的抒寫性靈感到赧疚。為了寫實而背棄藝朮的考慮，他很難原諒自己，唯他同時了解詩不能盡在反映小我之境，它應該有更廣闊的天地。我不肯定你是否面對上述那種兩難，而我，自忖確是為此而困擾以致到了寢食難安的地步。

「詩」是「言之寺」亦復是「寺之言」，詩的尊嚴或可從文字訓詁體察其真義。詩是語言的菁華，詩人需要以近乎宗教底恭謹虔敬下筆寫他的作品。承得，你我如果打算繼續寫詩，那么我們的激情便需要「內化」(Internalised)以致於醇化，這樣我們才可
能像王國維說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這是眼界方面的拓寬，這樣我們才可能如陸游指出的「中年始稍悟，漸欲窺宏大」這是胸襟方面的拓展。

當然詩可以興、觀、群、怨，可以緣情亦可體物，社會功能頗多，技巧擷用可謂繁富。吾等如果貪多務得，樣樣通樣樣輕松，何如執其一端寫自己最熟悉和關懷的課題？這可能是一條出路。而在森羅萬千的藝朮選擇與形式追尋的過程里，指引我們的是自己內在的主體性，自給自足的境界。《論語》「先進篇」二十五章與「顏淵篇」二十章提到「舞雩」之想。舞雩不僅是祭祀以求雨，它指陳的更是一種生生不息的人文氣象。這氣象既具「言之寺，寺之言」的庄重虔誠，又具備先民祈雨舞之蹈之歌之詠之的自在從容，己樂樂人，庄嚴而愉悅，誠摯且動人。天人合一宇宙觀萌生內在的道德自主性與超越意識，使詩人不為某種功利而寫，詩本身就是目的，真善美在詩中應該是三位一體的。

或許只有這樣，我們才不致於被社會寫實的課程與隱秘晦澀的自我所蔽，以致下筆維艱。詩人正視周遭的人生現實，默察體會宇宙萬物的更迭，不戴有色眼鏡（當然你仍可繼續戴你的五四型志摩式圓鏡片），不偏激不矯情，寫自己「心中的聲音」，去詮解事相與現象。煦陽底下沒有不可以處理的題材，而題材沒有好壞之分，作品成就/造詣卻有高低之別。詩人可以詠懷，詠物、詠史、美刺諷喻無所不可。詩經內容丰富多元，雅俗共賞，「閔予小子」與「野有蔓草」之間，題材旨意可謂大異其趣。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因一些批評家之言而把自己鎖定於某些題材某種刻板反應。吾以為即使寫小我也有其普遍性而隱隱指向群體生命的感動﹔即使寫大我的社會百態和無需像迥避愛滋那樣，故意抹煞個人性情的文學獨特性。我希望寫這封信寫到這里，你讀信讀到這個章節，你我都能清楚自己的處境，面對困難，克服它，然后嘗試闖開另一個嶄新的局面來。

（二）

然而你的那句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仍使我難以釋懷。那天我和你通了一個五分鐘的電話，你告訴我你當晚便要飛去德國法蘭克福看一個大型書展，逗留三几天，回馬后便得趕去檳城與教育界、文化界以及其他文友見面，商討籌辦書展事宜，等等等等。你在電話里講得匆忙，我也只能聽到支節梗概而已。我猜想「更重要的事」可能就是文化的推廣工作吧。如果這項臆測正確，我倒想針對詩人/作家而又是文化人，甚至是一個概念/創意的傳遞者，表示點意見。你不會怪我多事吧。

文化事業需要推廣、弘揚，殆無異議。文化訊息一定要散播出去，滲透社會各個層面，那么所謂推廣弘揚始可言落實。而這方面的工作靜態的守株待免，其成效當然比不上動態的主動出擊。從文學界的朋友到文化界的同道都可以是聯系的對象，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即是這個意思。獨中、國中，尤其是這些中學的華文學會往往是培養文學新秀或廣義的新一代知識人的溫床。過去我每調去一間學校教書，都會擔任校內華文學會的顧問老師，我也樂意接受校方這種委任，因為它方便我做「文學的直銷」。一笑，其實這也不是什么笑話，天狼星詩社當年的社員十居其八九都來自我任職學校的華文學會，可為參照。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做著什么，這么做有什么意義，文化的推廣弘揚是一種主體性的活動（看來我又要重提前面的舞雩氣象了），它背后要有明確的道德自覺與文化使命感。如果沒有這份使命感，你老弟棲棲遑遑，奔走如寄，所為何事？金錢收得，或者說，經濟因素，不可能使你那么投入和參與。因為你知道你現在做的工作底意義，所以你才會孜孜不倦，不是樂不思蜀，而是樂而忘憂。你是中文系科班出身，當知樂而忘憂用的是「發憤忘食，樂而忘憂」的孔門典故。

要在各地建立起文化保壘，絕不能小覷中學生大學生這些年輕學子的潛能與可塑性。把力量擴散到文化界、教育界、學朮界去，親師取友（這四個字眼很重要），必須以志趣德業為內凝的焦點。假以時日，乎自會形成一股沛然的社會動能，這比口號式跟著大家喊「建立一個書香社會」或者跟風式趕「三國演義」的熱潮（最近這股潮似有潮退的跡象）來得切實可行得多。

結束這封信之前，讓我祝福你諸事順心。播下種子，就得有耐心培養，期待它們開花結果。歡迎你來信指教。

溫任平謹啟

经典焦虑与文学大系

2010-02-24T00:21:00.000-08:00

经典焦虑与文学大系
温任平

文学经典不易定位，且乎经典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多须重新安排位阶，甚至被挤出经典之林。能进入10年的经典，在半个世纪的时段可能连佳作都称不上。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寻找较有成就的作家与他们的代表作，但在文学批评机制有欠健全的马华文坛，零星的作品素质评议无法为吾人整理出一份可靠的书目名单。

在这样的情况下，比较稳当的做法是编纂文学大系，这工程方修、李廷辉先后做过了，方修主编《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至1942年），李廷辉主导编纂《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945至1965年）。这两部文学大系把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视为“形式主义”，是“文学逆流”。方修对现代主义的贬抑，尽人皆知。1945至1965年的另一部大系继承方修的左翼文学史观，把现代主义批贬为“唯美颓废”、“晦涩难懂”、“故弄玄虚”、“标新立异”。苗秀、赵戌等人的行文遣句从来不掩饰对现代主义作品的厌恶，大系收录现代派作品是作为负面教材。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大马华文作协印行出版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至1996年）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处理，大抵上还称得上公允执中。

《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年）以32年为断代有些别扭，30年或35年是较合理的分期。大系编纂的方法学亦令人难免感到狐疑，它允许作者投稿，大系并非文学杂誌、报章文艺副刊或创作比赛，怎可由作者投稿？写过一首好诗或一篇出色的散文，从此辍笔不写的作者是否适宜收录？参加文学奖可以十年磨一剑，一招走江湖，但作家的成形与文学经典的出现，需要时间的磨练与筛选。还有大系稿约要作者联络编委会，并附上300个字的自我介绍，已逝世的作家韦晕、商晚筠、叶明琚恐怕就与大系绝缘了。

“经典缺席”这个新词是黄锦树发明的，方修多年前的文章〈看稿的感想〉即曾直言：“反观马华作品，就还很少达到这么一个深度。在中国新文学里头，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才真正是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好像鲁迅的〈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等，可以说是后无来者了。”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各部多篇导言也反映了他对马华文学作品素质不高的遗憾。70年代黄锦树提经典缺席（1992/5），文章不长，用语温和，与他后来批评方北方行文遣词的辛辣差异不可以道里计，却引来夏梅、端木虹、刘育龙、陈雪风、何乃健、张锦忠、庄华兴诸人的回应，部分文章近乎谩骂，我想连当事人黄锦树都感到有点意外吧？现实主义文学自1919年以迄1989年盘踞马华文坛号称“主流”、“正统”逾70载，要老现实主义者嚥下这残酷的真相，殊非易事。黄被斥“抹煞、否定马华文学”、“蓄意污蔑”（夏梅‧1992/8），是个“狂妄自大、嚣张跋扈的文坛小角色”（端木虹‧1996）。不知甚么时候，马华文学成了一头“圣牛”（Sacred cow），动不得，批不得，他们不知道祖师爷方修早已认知新马现实主义佳作缺缺（甭说经典）这不快的事实。

也正因为这种经典焦虑，各方对是套文学大系期待甚是殷切。大系的编辑方法出现常识性的瑕疵，自然引来争议。笔者率先撰文提出编纂标准（1996/10），作协主席云里风迅速为文补充（1996/11）。黄锦树建议大系宜乎由马来亚宣佈独立的1957年开始，提前8载，让大系构成一个从1957到1996的40载文学总匯（1996/11）。张光达强调大系与选集性质不同，不能以编者的趣味为依归，应兼顾作品的历史性与艺术性（1997/3）。林建国的〈等待大系〉指出：“一个没有所谓‘经典’的（文学史）世界是无法想像的。”他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每部真正的‘经典’都必须是一部丑闻（这当然不意味每件丑闻都是‘经典’”（1997/4），与张光达指出大系应该考虑收入表现手法独特怪异，具有独特性的文学作品，“以示大系内容的多重面貌──显示马华文学的百花姿态”（1997/3）的呼吁若合符节。

由于是套大系面对内外煎迫的情境，编选过程各部编者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2000年大系仍未能面世，笔者又撰文批评，引来署以“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身分的碧澄反击。据知碧澄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文字被删去数百字以“洁本”刊载，但这场激辩发生于2000年，详情就不赘述了。大系一再延宕，终于在新任作协主席戴小华的力促下于2002年面世。大系经过90年代的第一波争议与2000年的第二波激辩，好处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都得到相对均衡的处理。主编大系散文（一）的碧澄亦无因私废公，他对我的散文处理与三几句点评算得上中肯。

今日重读是套历经苦难才诞生的《马华文学大系》，笔者发觉从中长篇小说（马崙主编）、短篇小说（绿浪、李忆莙）、散文（碧澄、小黑）、诗歌（何乃健、沈钧庭）、评论（谢川成）、剧本（柯金德）、史料（李锦宗），除了马崙、柯金德、何乃健、谢川成的导言资料较为丰富可取，其他各部（史料除外）导言只交代编纂过程，对选稿的美学标准、内容与形式的考量，墨之少，令人难以置信。戴小华简短的绪论把32年来的马华文学以二分法化约为“单一视角”走向“多元美学”，其他各部主编在导言里仅交代编辑技术而非编辑选则，后人如要从大系导言见出作家作品、社会历史的交互关系，从各文类风格之变化，窥探文学思潮的嬗递，并据此建构马华文学史，恐怕要失望了。戴小华使是套一再耽搁的大系得以出版，功不可没，但她的绪论显示她对马华文学所知泛泛，对各部主编的导言可能不曾细读。诗歌（二）导言里多项事件与发生年份不符，使这部大系出现瑕疵，失色不少，未免可惜。

星洲日报／静中听雷．温任平．04／05／2008

血婴

2010-02-24T00:16:00.000-08:00

血婴
——写在《大马诗选》编后

温任平

这部诗选是终于面世了。它是七一年怀的孕，无论如何在七二年是应该瓜熟蒂落了。不过，它却没有像我这个做母亲的所预期的那样，诞生在七一年，而是一直处于一种难产状态中。它在我的丹田周围蠢蠢动着，折磨着我、煎迫着我，甚至伤害着我，最近这些日子，它甚且渐渐成形一个没有伤口的疮，它没有浓没有血水也捉摸不着形状，只有我才体验到它携给我肉体及精神上究有多么可怕的痛楚。

而它终于伸出头来看这个世界，也让这个世界看到了它。哈哈哈哈。我捧着已呈空虚的肚腹，怀念着害喜期的辛苦恐惧，酝酿期的辗转不安，我忽然觉得我应该笑起来，应该朗朗地笑起来，毕竟，我没有让胎死腹中；毕竟，我没有让期待看到它的人失望。请不用担心我产后体弱，我九十六磅的身躯也用不着白兰氏鸡精调补，我的精神比摄影馆的大光灯还旺还亮，老友记，你知道吗，我还预备生更多的孩子呢！

对于这个刚刚产下的血婴，我心里真有千般滋味，而这些都不是我所能诉说或预备诉说的了。编辑这部诗选伊始，我原来的构思是每一位参加者都能写一篇前言当作是自序，抒写个人对诗的观感和所持的信念，或者阐述一番各人的写作经验、心得，我把这个构思以油印信件通知大家，可是我所收到的稿件却未尽理想。序文部分分量严重不均匀，有些序文固然是呕心沥血的长论，大部分的自序则只有三言两语的“诗想”，这与我原先的构思实在相差太远了，迫于无奈，只好在最后关头抽出全部前言，这样做带给印务局不少麻烦，排妥了的校版只好算废了，但是抽去前言之后极端不均衡的形式总算纠正过来，麻烦还是值得的。

收入这部诗选的廿七位诗人，以笔划多寡为序，他们是王润华、方秉达、方娥真、艾文、李有成、李木香、江振轩、沙河、周唤、周清啸、林绿、陈慧桦、淡瑩、黄昏星、梅淑贞、黑辛藏、温任平、温瑞安、紫一思、杨际光、赖瑞和、赖敬文、谢永就、谢圣洁、蓝启元、归雁和飘贝零。我要在此指出一个事实：每一位被收入这本集子的诗人都有他们的代表性，他们在马华诗坛不容抹煞的地位。他们都曾狂热地从事过诗的探讨，诗的创作，并且极大多数仍在不断砥砺他们的诗艺，对缪思的执着只有增无减，虽然其中一两位写诗的朋友目前已近乎熄火停工，但是他们在大马现代诗坛的奠基上，曾作过非常宝贵的贡献，他们贡献的不是金钱不是物质，而是作品，而由于他们的作品，才渐渐蔚成今日略具雏形的大马中文文坛的现代诗运。他们在十年前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诗作在今天看来当然谈不上成熟，甚至还牵着五四的辫子，拖着李、戴的马褂，有为现代而现代之嫌，不过他们的影响与启示却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与启示与其说来自作品的艺术造诣，毋宁说来自作品的“启蒙作用”，他们的进入诗选足可使诗选面貌更为完整。

收入这部集子的诗作，乃由诗人自选，所选篇数亦由各诗人自行栽定，收入这部集子的诗最少在各位诗友寄给我的时候对他们个人而言是满意或较满意的。

再谈到这部集子难产的原因。这本书的印费是由各参加者按照所占版数分担的，这儿马上就碰到钱这个棘手的问题了，我权充了两年的债主，写给各诗友催款的信也不知写了所少封，自己都为自己的满身铜臭而觉面目可憎，可是部分诗友因为经济支绌，一直无法交付；部分则因身在海外，汇款手续麻烦未能缴交；部分则坚持诗选出版后才付钱，种种复杂原因导至印刷费无法收齐。而印务局的条件是要我分三期把印刷费付清，收到第一期印费一千元之后，印方答应把稿件排版；现在我又交给印方第二期的一千元，印方答应把书印出来，可是要取书则必须要把印费全部付清才可。我不知道我能否把第三期的印费收齐，写这篇后记的时候，还有七位朋友分文未付，但这次我是豁出去了，就算收不到最后这笔款子，我也准备变卖家当筹一笔钱来周转，把书取出来再说。

我在前面说了一大堆与钱有关的话，真是俗不可耐，自己也知道罪过，我这样做无他，是要说清楚诗选迟迟降生的个种始末。这一点疑窦是需要澄清的，这是我作为一个编辑人的责任。作为一本书的编者，我想我是比每个人都更渴切看到书早日付梓的。书未能早日付梓，非不为，而是不能。

这部诗选，最初定名“大马现代诗选”，后来才简化为“大马诗选”，理由只有一个：我要断了一些人自我安慰的后路。这些人写着一些比白开水还无味的诗，诗中塞满了俗滥陈腐的poetic diction、空洞的口号、机械的韵脚、皮相的描绘、粗糙的情绪，他们在看到“大马现代诗选”出版时，一定会说这部诗选选的都是现代诗，而他们写的并非现代诗，所以没有被选录进去，我要断了这些人的痴心妄想！他们可以迷他们的豆腐干体，他们可以喊他们的工农兵口号，但是我承认那些是豆腐干、是口号、是白开水，而非诗，因为那些是“非诗”所以它们不够格进诗选。对于这些人，我的意思是说，这些诗坛垃圾，作为一个儒家信徒，我会厚道地忍住不向他们当面吐一口唾液的，不过我要在此坦白地说：我耻与他们平起平坐！

这两年来我看到现代诗坛有不少支突起的异军，他们的诗艺也有长足的表现，但是这已不是这部两年前开始编辑的诗选可以悉数收罗的了。我祝福他们，也看好他们。我这样说并非为了“安抚”一些未被收入诗选的现代诗作者，我说的是实情，这两年来诗坛的确增加了不少有潜力的新秀，他们年轻，富冲击，创作亦勤，这些迹象足证现代诗在这儿文坛已渐渐抬头，获得了更多的注意与支持。

当然，如果读者诸君想从本地报章新年特刊上的“文坛界一年”或“马华文坛一年”之类的文章找《大马诗选》这本书名，那仍然会是一件徒劳的事。大马唯一的一本定期出版的纯文艺刊物蕉风，出版十多年了，那些文章尚且可以只字不提它，《大马诗选》出版后如被人有意或无意间一笔勾销，就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那些文章的执笔人大多十年不曾易帅，经验可谓丰富，至少至少，他们是可以one year’s experience repeated ten times来骄人的。他们操文艺界之牛耳，握文学史之生杀大权，《大马诗选》的内容既不合他们的文学胃口，该书编者又复在后记中屡捋虎髯，这部书不被打落冰窟冻藏几希！

再者，这篇后记极可能引起纷争，服膺某种“文艺政策”的伪写实主义群丑极可能无名火升三千丈，我可以预期的是明目张胆的群殴群斗，或者是鬼鬼祟祟的指桑骂槐。不过年前我曾为了在一篇论文中的文学术语“客观投射”、“美学距离”后面加上英文objective corelative与aesthetic distance被攻为“假洋鬼子”与“脱了裤子放屁”，就算还有更荒唐的诬蔑与更毒辣的企图伤害，都吓不倒我温任平的。

这部书的封面及画像本由丘瑞河设计。封面是一个凌空奔跑的抽象人体，身上布满了自成体系的密密条纹与点线，这个封面与其他插图在两年前已寄交印务局，后来要拿去做电版时，却遍寻不获。我想与瑞河联络，请他再设计一幅，信寄去他以前给我的通讯地址却完全没有音讯，心里急得不得了，那时我刚应邀赴台北参加了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归来，在台北逗留期间，由于龙族诗社的朋友们的介绍，我认识了画家阮义忠（Q.Q.），所以便自然而然地想到请他帮忙。阮君一向替幼狮文艺及其他自由中国的诗刊设计封面及插画，公务私务都非常繁忙，当时我这样写信请他相助，也只是存着侥幸的心理，想不到Q.Q.却爽快地答应下来，封面的事解决了之后，我是放下了一块心头大石了。

这部集子付印的过程中多蒙天狼星诗社的蓝启元、周清啸（休止符）、殷乘风、廖雁平等同仁从旁协助，特在此向他们申谢。

（七三•十•十七稿）
（七三•十二•十重修）

梁漱溟轉佛入儒的啟示

2010-02-23T21:50:00.000-08:00

梁漱溟轉佛入儒的啟示•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8-03-08 14:12

筆者對梁漱溟特別感興趣，那可能是因為我的心智成長過程與先生頗為相近。談“心心相印”是高攀，但梁漱溟轉學多師，思想屢屢變易與自己有若干共通處。梁先生出家不成，20歲開始茹素終身，我的體況不允許我茹素，卻愈來愈覺得自己是個蓄髮的比丘。每次讀梁的《儒佛異同論》、《人心與人性》，我都有新的領悟，深化自己對他的認同感。

60年代的我無哲學思想可言，1970年接觸殷海光、金耀基，開始對社學會、邏輯實證論、中國的哲學文化有點了解。我大抵還算得上肯讀書思考，梁漱溟早年是個功利主義者或實用主義者，凡事必問這樣做：“有甚麼好處？”孜矻勤奮勝我百倍。他反對宋明以降玄議空談之學風。由於殷海光、金耀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嚴厲批判（尤其是前者），我對孔孟之道頗為排斥，梁先生早年拒讀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不願接觸《莊子》、《老子》，對儒學更是興趣缺缺。

梁漱溟後來從西方功利主義的“利”與“害”，轉移到“苦”與“樂”的思索，而我歷經70年代的兄弟鬩牆，人情反覆，進入80年代中葉更目睹天狼星詩社由盛而衰，開始思考“諸行無常”“緣起緣滅”諸說。佛家的“空性”對我啟示最大，我把“修空”視作學問的充實，就我的體會，“空”是沒有邊界海洋似的“浩瀚”（Immense），文學創作與其他形而上的想像適足以發揮空性的無中生有。梁先生追求清靜釋然，煩惱解脫，用他自己的話：他準備拋棄凡俗一切，遁入空門，是“萬牛莫挽”的決定。如果梁漱溟果然那麼做了，他充其量是個自了漢。先生對現實政治的關切焦慮（清帝遜位，民國肇始，袁世凱稱帝），都使他無法不把個人的因素放在一邊，而把國家民族命運放在最優考慮的位置。

儒家匡時淑世的思想學說，對梁如暮鼓晨鐘。先生初閱《論語》，不見佛家之四諦：苦、集、滅、道，全篇不見一個苦字。“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樂”出現多次，即使逆境中亦可樂在其中，“仁者不憂”、“樂於忘憂”，轉化現實的苦為奮斗的樂，這令梁漱溟十分震動，甚至振奮，他感覺出傳統文化有其頑強的生命力與創發性。泰州學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對梁是一重要指引，他後來從事鄉村建設，就是想為中國老百姓尋找一條自救自強的路。

筆者對儒學的興趣大概肇始於王財貴於1994年的推廣誦經，從《論語》背起，此項活動獲得自台灣到大陸及其他東南亞，乃至於歐美華人社群的響應。王財貴是牟宗三的弟子。1998年四書五經的經典誦讀工程在南懷瑾引荐下，在中國獲得廣大的認同。華東師大及其他教育科學研究機構，通過測驗與觀察，亦肯定了經典誦讀，有助於兒童健康人格的成長。我下決心讀《論語》，謝川成與他才數歲大的孩子謝顥已能熟背如流。這令我既慚愧又心悸，我這個被稱為“老師”的，這些年來怎麼還在原地踏步？我的學儒於焉開始，像梁先生那樣，我們都在《論語》裡找到思想的活水源頭。

梁漱溟是一代教育思想家與理念實踐者，是新儒家的開山祖師，筆者與之比附無意攀龍附鳳，只是生命形態相似性的聯想。我是個“雜家”，“雜”不一定是複雜而是“拉雜”。我是個學習的海棉體，但博而不精。梁有“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悲願，父親梁濟不忍國事蜩螗，於60歲之盛年自沉於北京淨業湖，以殉國的方式企圖喚醒國民的良能良知。梁漱溟不走乃父的路，對他而言，20年代的中國是缺乏現代意義的民族或國家，只有割据一方的軍事力量。政府窳敗，要挽救社會不讓其崩壞，必得從社會之根本處手，把鄉村重建起來。寫到這裡，我想到的是80年代陳群川的華人新村重建計劃，大馬450多個華人新村人口近百萬，各種公共設施落後，新村年輕一代能進入大學唸書的只有1%，可惜陳氏沒當上房屋及地方發展部長，即身繫囹圄，沒機會一展抱負。
梁漱溟語多精闢，他三言兩語比較儒釋道，“儒家功夫用在此心”、“道家功夫用在此身”、“佛家解放生命，還於不生不滅”這些看法都令人反覆思量，有慧根者自有所獲。1921年先生寫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指出西方文化是前瞻式文化，20世紀世界將西方化，他的預言果然兌現了。他亦預告未來世界將趨於持中、揉合、融會的“中國化”。

2007年12月初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第四屆儒學論壇》，來自夏威夷大學的田辰山教授提呈〈儒學思想與後現代經濟發展〉。田先生在綱要里指出現代“經濟之實踐乃是利潤最大化”，而後現代經濟則考量到“社會的健康，安全、環境的責任理念”，而兩千年前的儒家天下觀很早就思考人類生產活動，可能帶給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我率先發言詢問﹕何以“前現代”的儒家竟有“後現代”的意義？我當時想到的是，今日的晚期資本主義其掠奪性、宰制性、壟斷性似乎變本加厲。田辰山沒直接回答，僅悠悠回了一句：“梁漱溟先生說過：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

返馬之後，我翻讀了曾與奈思比合著《2000年大趨勢》的作者Patricia Aburdene的新著《2010年大趨勢：自覺資本主義的興起》（Megatrends 2010:The Rise of Conscious Capitalism）。該書一方面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則預言未來將有愈來愈多的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尊重人性、道德與社會福利，以不破壞生態環境為原則。如果Patricia的樂觀預言能夠兌現，則梁先生80多年前預測世界在西方化後，轉趨天人合一的“中國化”或“儒化”或能成為事實。但年份不一定在2010年，我認為世界將在2010年面對金融風暴與貨幣危機爆發的兩三年後另尋一條出路。2008年，微軟還想盡辦法吞掉雅虎，這是大吃小的掠奪蠶食。絕大多數的企業在今天仍在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非生態保育、社會責任與公平競爭。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09／03／2008

牛仔褲的文化悖論

2010-02-23T21:48:00.000-08:00

牛仔褲的文化悖論•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8-01-2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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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買牛仔褲是在7年前，那時F2K恐慌瀰漫全球，同一年我托老友傅興漢往北京的“瑞蚨祥”百年老店買下一襲棕色長袍，這兩件事幾乎是在同一個時段內進行，我內心的文化碰撞可謂激烈，我想在潛意識里希望同時擁有或把握東西方兩種文化。服飾不僅是器用，也有象徵的意義。

據說，第一條牛仔褲出現於19世紀的歐洲，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國把這種藍領工作服，在20世紀下半葉變成不分階級、年齡、宗教、種族的時尚。牛仔褲耐用，不怕皺摺，不易損破，只需“低度保養”（low maintenance），我有個朋友告訴我牛仔褲還耐髒，他穿的深藍色牛仔褲每半年才洗一次。12月我人在北京，冬寒料峭，一般西褲原來透風，只有牛仔褲才能禦寒。我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國際儒學論壇》上碰到的資深教授，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也與我一樣，上身套厚厚的大衣，頸項纏圍巾，底下穿的是結結實實的牛仔褲。如果有人以為穿牛仔褲教育水平偏低，那肯定是一種誤讀。

香港娛樂界很早就看出牛仔褲的踰界動能，一些藝員在TVB台慶上身穿畢挺的大衣，下身襯以不羈的牛仔褲，既雅又俗，把鄉村與城市因素綰結在一起。是曾志偉還是譚詠麟率先示範？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粗布工作服由於它的“自然性”（naturalness），它把差異性減到最少，不僅適於勞動階層，也適用於都市優皮。它的“非正式性”（informality）凸顯了它的“單性”或“中性”（unisexuality），男女老少咸宜，而且穿來從容自在。如果我們說牛仔褲是美國的重要日常服裝，也是美國對國際時裝行業的唯一貢獻，雖不中亦不遠。

在歐美，一個年屆中年、白髮侵鬢的公司主管，周一到周六上班穿入時的西裝，星期天卻穿T恤牛仔褲在庭院草坪割草，這裝扮傳遞出肉體勞動的尊嚴，使這位CEO級的人物受到鄰居的刮目相看。而這種價值觀已在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流行起來，牛仔褲的生成，其衍義可以擴展到其他國家與群體去。與美國西部有關的意義群，如自由、粗獷、勤勞、自然，就在牛仔褲運載體裡。

當然，牛仔褲這文化象徵，可以被顛覆，故意損毀、撕破、漂白，或浸在化學藥水裡讓它皺摺、斑駁，但這種顛覆式的對抗極易被廠商利用，即把毀損變形的牛仔褲宣傳成時尚，讓“敵人”成為“朋友”，同時擴充了牛仔褲的文化旨趣。牛仔褲在正常的情形下要穿至破損、褪色、殘爛，非二十載不為功，因此大家都了解眼前晃晃擺擺穿破舊牛仔褲的年輕人，並非由於貧窮才穿這種爛褲，真正貧窮的人不會以衣衫襤褸為時髦，牛仔褲雜染，不規則漂白，乃故意為之的“搞破”，但這種文化對抗，面對老謀深算的時裝業者先是“遏制”（containment），後來索性“收編”（incorporated）。廠商自己製造加工褪色的有洞牛仔褲，把抵抗符號收編到時尚的宰制體系里。Macy’s甚至在廣告文宣裡強調“破得恰到好處”的輕鬆自在，CK將舊褲與“舊愛”（old favor）聯系在一起，以物質商品綰接時間與感情，把群體的服裝抗爭馴服在流行的消費主義裡。
牛仔褲曾在80年代往上發展，褲頭跨踰了肚臍直逼胸臆，近期牛仔褲往下溜，溜到只靠兩側盤骨支持，露出肉麻（性感？）的股溝。時尚潮流能讓仕女們露出隱私處，而且有那麼多人趨之若鶩，因為時尚一族追求新奇另類，不自覺被“合模機制”（mechanics of conformity）所牽引，渴望自己穿與眾不同，成為“自己”，卻反而穿其他人相同的服裝，這是文化悖論的具體事例之一。類似的悖背現象，在服飾選擇方面可謂不勝枚舉。
這種埋藏於深層意識結構的悖論出現在我身上的最尖銳例證是，在我購得徐志摩式的長袍的同時，我在吉隆坡的購物中心男裝部一口氣買下了米色、淺藍、深藍3條牛仔褲。在我的文學評論與文化研究裡，摘引中西典故，表面上看似左右逢源，但是我經常面對的文化煎熬是：為甚麼自己的論述要仰賴那麼多的西方術語？是中國學術的內部匱乏使筆者不得不求助於外援？還是歐美學術強勢使我不知不覺“西瓜偎大邊”，依附到西方的話語霸權那兒去？國內還有不少搞批評理論的人，甚至對自己這種傾向性，以及這種傾向性的促成因素毫無自覺，沾沾自喜呢。

不要自責了，讓我們還是回到牛仔褲這個未完的議題去。牛仔褲男女皆宜，因為男女穿起來都從容灑脫；牛仔褲甚至適於6歲以上的孩童穿，這些6歲便開始穿牛仔褲的孩子，恐怕一輩子都離不開牛仔褲這種剛健（ruggedness）與活力的基本服飾。馬庫斯（Herbert Marcuse）曾經指出大眾文化是另一種父權，在這兒牛仔褲是大眾文化的媒介，它直接影響抑且控制“初生的自我”（nascent ego），滲入兒童的心理意識深層，在行為習慣方面表現出來。我一直不知道牛仔褲的文化滲透力與美學感染力，一直到7年前我第一次穿牛仔褲，之後，我便發覺牛仔褲是我週末與出門遠行的隨身之物：牛仔褲已成了我肉身外延的重要部分。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27／01／2008

作家‧學者‧文人

2010-02-23T21:47:00.000-08:00

作家‧學者‧文人•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8-02-1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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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在其《管錐篇》第一冊寫出他的感想：“詞人體察之精，蓋先於學士多多許矣。”於《管錐篇》第二冊又意猶未足，指出：“詩人心印勝於註家皮相”，註家是專搞註釋訓詁的學者。第二冊還有一句說得更直接：“秀才讀詩，每勝學究。”詩人作家是藝術家，直覺能力、想像能力甚至敏感度都比純粹做學問的專家強。

學者、教授有他們的學術貢獻、文化地位，但不少學者教授或囿限於自己的訓練或門戶之見，看法往往流于一偏之見。面對同一篇作品，從結構主義的視角去審視，與從後結構主義的觀點來評價，差別可以很大。用後現代主義的要求讀現代詩，很多現代詩在藝術表現甚至“不及格”。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結論？因為“主義主義者”（ismismist）要求形式合模，合模作品為佳，不合模者即不入流。文學作品經常逾越常規，逾越“後學”（後結構、後現代、後殖民……）的學術預設；見一斑而言窺全豹，是現化學究的通病。德國文豪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樹常青”，文學藝術才是生命之樹。詩人作家為了讓“行內人”讚好，玩語言、玩形式以求“合模”，那是本末倒置。先要有作品，才有作品批評。創作之際處處考慮批評家的學術尺度，不僅是本末倒置，連孰先孰後的秩序都搞錯了。

作家如果本身也是批評家，優點是情理兼顧，當事人既具備藝術家心思細膩的敏悟，同時亦兼有學者剖析闡解，月旦自己作品的識見。可是優點也可變成缺點，理論認知使作家下筆維艱，因為要考慮形式結構、原型神話、象徵系統、暗示歧義，多般考量，筆哪裡還能做到如行雲流水，倚馬可待？港馬新台不少青年作家踏入學術殿堂，考到文學碩博，當了大學教授，論著一本本出爐，文學創作從詩、散文到小說不是偃旗息鼓，便是大量減產，偶有作品，素質亦大大不如少作。理論浸淫可以使感性萎縮，這方面的例子太多，提名道姓有失厚道，我還是多提些理性發達又無礙於感性發揮的外國作家學者比較恰當。

台灣的余光中、楊牧他們兩人能詩、能散文、能批評、能翻譯，可謂多才多藝，十分難得。年輕一代的詩人孟樊，詩史的整理、詩論的闡發都做得不錯，可惜詩作不多，成績參差。張大春的小說變化多端，勇於發掘新題材，敢於另類形式表現，他的兩部文學專論，闡析小說稗類，表達其文學不安與焦慮，視角獨特，根基紮實，能言別人所不及言。張大春發明的“新聞小說”能嬉笑怒罵，戲劇感與時效性兼備。張大春是那種理性拿捏得準，感性亦能從容恣肆的作家學者，他褒貶時事，痛斥奸邪，讓他多了另一重“文人”的身分。

所謂“文人”（man of letters），照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說法，是“具有一點喜劇色彩的獨立學者（Privat-gelehrter）……文人總是極力與國家和社會保持距離。”班雅明提到的文人有蒙田（Montaigne）的世俗智慧，巴斯格爾（Pascal）格言式的思想力度，與孟德斯鳩（Montesquieu）政治思考的開明與勇氣。70年代的劉紹銘在出版學術專著之餘，總不忘抽暇寫些書簡，人在新加坡大學英文系任教，乃有《牛車水書簡》面市；人在香港，他的《馬料水書簡》亦不斷，還曾仿效劉鶚寫過《二殘游記》的筆記小說。張系國專業是電機工程博士，小說寫得出色，他的議論從早期的《英雄有淚不輕彈》、《讓未來等一等吧》，用洪範叢書出版人的話：“以敏銳犀利的筆鋒揭露現實世界的矛盾和困境。”他還以“域外人”這筆名批評過《色．戒》內蘊的“漢奸意識”，當時人在美國的張愛玲讀後甚為震動，還特別寫了篇反駁文章寄給香港的朋友宋琪安排發表。張系國與張大春之不同在於前者下筆莊重，以文史哲為背景攻堅；後者調侃、諷刺、戲擬、嘲弄，十八般武藝都用出來，聽說李登輝好幾次讀到張氏的新聞小說都撫胸口喊痛。

這些年來，我一直都沒錯過楊牧的文人小品或所謂隨筆，他為報章寫的專欄，後來彙編成《交流道》、《飛過火山》，針砭文化狀況、學界現象，大抵秉承儒家溫柔敦厚之道，微言大義，所謂學者型散文庶幾近之。不過楊牧畢竟是敏感的詩人，他悼念唐文標，正如他悼記乃師徐復觀，寫得情真意切，十分感人。他寫《胡金銓單騎過鬼塢》，為已故胡導演籌不到足夠的經費拍一部19世紀羈留於美國加州的中國工人血淚史而抱不平，當時台灣資金雄厚的單位不少，卻無任何單位願意輔助。讀楊牧於末段如斯寫：“就讓一個近30年來我們最優異的電影導演坐困愁城，讓一個震撼人心的故事藏在劇本裡不得伸張……”我忍不住哭了。

當前能承繼楊牧這種文字功力的文人是誰？是楊照。他早年也寫過詩，理論的基礎穩健，一部《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不讓張大春專美於前。但我還是欣賞他題材繁富的文化短評。開首幾段，楊照總喜歡扯些歷史典故，描繪社會政治背景，閒閒運筆，仿似漫不經心，最後一兩段才“圖窮刃現”，直擊問題核心，令人讀到末節才愣住了或發出會心的微笑。楊照這種功力，我想在某些方面是借助他的詩人本能：善於隱藏，了解文字能於電光火石間予人頓悟。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10／02／2008

一位日本教授的憂慮

2010-02-23T21:45:00.000-08:00

一位日本教授的憂慮•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8-01-13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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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赴廈門大學參加東南亞文學研討會，接應謝川成與我的是廈大的葉寶奎教授。葉先生曾於2006年在馬大語言學系客座，講授音韻學，我與他在談話中討論了一些粗淺的課題，像“撈什子”、“一股腦兒”怎麼唸，很快便發覺自己遇到了高手，不敢造次。在音韻學家面前班門弄斧，後果只有自暴其短。

與葉寶奎數度坐德士往廈門市區走動，每隔不遠就看到黃色的Ｍ像兩道金色拱門的麥當勞分店，中國大小城鎮的麥當勞如雨後春筍，一般中國人幾乎在沒有心理抗拒下接受了漢堡包文化。麥當勞文化寖假成了和平崛起的中國一種生活形態，一種品牌認同，一種欲望滿足。

中國的麥當勞文化現象不容輕覷，說得嚴重一些，它是美國文化帝國的擴展，所有的跨國公司都強調員工對公司文化的忠誠與認同，忠於公司比忠於民族與意識形態重要，這是資本主義增殖的方式，消滅地域性和文化壁壘。參與共謀的還有其他的美國飲料、產品與跨國快餐連鎖店，12月3日川成與我坐德士赴北京國家圖書館尋找資料，途中看到好幾個巨大的廣告牌告示：“一年之雞在於肯德基”，這是“一年之計在於晨”的文字口。它企圖改變的是人們的認知方式，對人生的態度。

今日美國的全球性侵略，不一定是伊拉克式的軍事佔領，或委內瑞拉的代理人政治奪權，它可以是經濟的狙擊，文化的滲透。1985年9月美國逼日本政府簽署《廣場協議》，短短數月內，日元與美元的對換率從250日元兌一美元暴升至149日元換一美元。日本出口貿易受到重創，企業家轉而向銀行借貸炒作股票，日經指數於3年內飆升300%，日本股市在1989年12月29日攀上3萬9千815點，驟然面對美國摩根史丹利、所羅門兄弟諸金融機構排山倒海的期貨與期權賣空，日本股市兵敗如山倒。日本經濟於1990年泡沫化迄今17年矣，創傷乃未痊癒。

1998年，另一場狙擊經過精密部署后悄悄展開，先是泰銖受到攻擊，泰國頑抗但迅速崩潰，然後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組織（IMF）介入援救，乘機收購泰國的核心資產與企業。接下來的其他所謂亞洲經濟四條小龍，無一倖免，都遭到梭羅斯等金融駭客的圍攻，而這些駭客後面的支持者是花旗銀行、高盛公司等金融集團，它們提供槓杆式借貸便利。香港有中國後台加上港府應變靈活，沒有被絞殺，韓國耗盡了全部外匯儲備後，大小企業本已是美國銀行家的囊中之物，但美國顯然低估了韓國人民的救國決心，他們捐獻白銀、黃金，頂住了國內公司的倒閉潮，IMF擇肥而噬的美夢破滅。美國近年來一直逼迫中國人民幣升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經濟掠奪無法不痕跡，文化滲透則可以於不知不覺間改變另一個國家社會的形態，思想意識，甚至對世界的看法。

麥當勞、肯德基等連鎖店，賣的不僅是食物，也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與文化。2007年12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與哲學系聯辦的《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上，東京櫻美林大學東北亞研究所所長川西重忠教授在提問的時段內，表述了他的憂慮：

“在中國與日本的大小城市，到處都可以看到麥當勞速食分店，我們此刻卻坐在這兒討論孔孟之學。在座各位怎樣看這股來勢洶洶的麥當勞文化？我們怎樣去面對？”

北京人民大學日本儒學中心主任林美茂副教授負責翻譯。那時已屆中場休會用茶時間，我舉手要求發言，主持人只給我一分鐘回應：

“麥當勞文化，還有加上早已侵入我們生活的可口可樂文化，只是飲食文化，屬於器用文化範疇。儒學是精神文明，是核心文化。本屆研討會討論的是‘哲學’與‘經濟’，這兩個詞都挪用自日文。中日文化有不少共通處，面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壓力亦相似。”

我的話只觸及問題的皮毛，從古代的青銅陶器到現代的汽車飛機，這些器用文化蘊藏了多少思想心得與精神文明？器用與精神怎可截然二分？

中國近年來面對沛然莫之能禦的商業大潮，著名的學府像上海清華大學辦儒學、國學班，每週上課兩天，每年學費3萬2千人民幣；武漢大學的儒學班收費也要2萬人民幣。學員以公司老板、行政高層人員為目標。研讀孔孟朱王或經史子集不重要，重要的是聯誼，來自不同企業的人有機會共聚另創商機，同時也為自己的頭上加上一環學術的光暈。

日本對傳統的維護，也有不少缺憾。日本文化傳統往往神道化，以神龕方式供奉，瀰漫神秘抑且詭異色彩，而非去蕪存菁的文化再創。日本的文化生產，極其西化，從服裝到建築設計，走的是歐美格調。專研日本文化的三好將夫指出：“日本在經濟上屬於第一世界，文化方面卻仍屬於第三世界。”他感慨“日本國富強，日本人貧窮。”這都反映日本在維護文化傳統方面，面對的困擾不少。我對川西重忠教授的回應近乎粗糙。中日如何讓文化傳統在現代化的過程仍能保存其“原質本真”（authenticity），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13／01／2008

男人的酒窩：領帶文化

2010-02-23T21:44:00.000-08:00

男人的酒窩：領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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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7-12-3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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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西裝可謂簡便，一件襯衫外面套上一襲大衣，再配上長褲便差不多了，當然這種穿比較悠閒。大衣襯衫再襯以領帶，那就端莊、嚴肅、好看多了。

西裝真是人類能想到的男性最佳服飾之一，穿大衣使胖的人看起來不那麼胖，連肚腩都能隱藏；瘦的人把大衣紐扣打開，像多了鳥的翅膀，飄逸自在，大家也就沒留意到大衣內側的排骨了。但大衣不是本文的主題，本文的主題是“男人的酒渦”──領結，以及圍繞這酒渦的領帶文化。

男性穿的白色或淺色襯衫，外面套上大衣，無論如何都花俏不起來，要花俏得在領帶的顏色、圖案、花紋、布料下工夫，男人在莊重的服飾上面可以名正言順地掛上一條色彩鮮艷的長條絲綢，是一項偉大的美學發明。男性服飾除了豪邁粗獷風格的牛仔裝不談，要莊重得體仍得用“合理化”（rationalise）的方式，借助女性的俏麗繽紛。長袖峇迪上衣，多姿多彩，圖案大膽新款，充滿抽象美，是絲綢領帶的身體版圖的擴展。

我從電視節目上視察男仕們打的領帶，發覺政治人物像美國的小布什、俄國的普汀都談不上特別（普汀好些），主要的問題出在領結打得不夠技巧。按理來說，這些大人物在鏡頭前應該有人事先替他們裝身，不知為甚麼就是忽略了領結的狀態。夠不夠凸，側看即知。領結的下面壓出來的槽不夠深，領帶自然凸不起來。這個凹槽形成的底下架構使領結有立體感，這就是所謂“男人的酒窩”，這個比喻倒不是我發明的，而是在北京人民大學講授《外交學》、《禮儀學》的金正昆倡言的。

領結能浮凸有勢，綁領帶的人技巧要夠高明、熟練，領帶的布料質地要上乘，缺一不可。普通的尼龍或棉布領帶，縱使技巧高，硬硬把領結凸襯上去，不用一兩個小時它會自動扁塌回去，只有真絲綢才能同時具備柔軟度與韌性把槽坑鎖定，把領結撐起，只要你不用手指去捺壓它，這領結可以天長地久地凸起來。這些細節看似不重要，但它傳遞的訊息有二：一這是時尚（別人不喜歡時尚是別人的自由）；二是當事人打的是布質上等／高級的領帶，這間接反映了當事人的經濟能力與社會地位。

如果你只是普通白領，沒能力購買售價100令吉以上的高質領帶，而只能買些二、三十零吉的廉價貨每天上班使用。如此情況，你只能以技巧補領帶質料之不足。棉布領帶易平扁，左右兩邊不妨多捲一圈加深領結底下的溝坑，凸顯領結。購物中心目前有售賣拉鍊領帶，領結打得高挺，價格40令吉，布料質地中中，不細看的情況下可以魚目混珠，冒充高檔貨，是大眾文化的詭計美學，是工藝設計搞出來的贗品（Kitsch）。

鳳凰衛視《時事評論》節目大概以石齊平的言論最有份量，他的領結稍大了些，所幸他的軀幹碩壯，缺點不易看得出來。時事評論員當中以邱震海最弱，他分析的東西都是你我都懂的老套，但他打領帶倒有幾分真工夫。主持人鄭浩領結打得小而拘謹，領帶的色彩選擇與大衣不襯。新聞廣播員姜聲揚，才三十多歲，是男人最愛美的年齡，但他的領結下端經常皺摺，太粗心大意了。最搞笑的是蔡瀾打的領帶，七彩斑爛，仿似打翻了顏色盆。蔡瀾的領帶與他的食相一樣難看。

粵語連續劇《刑事情報科》中的人物王喜、林保怡這些少壯派，領結打得夠挺，一方面展示男人的酒渦又帶點Bobo的隨意。Bobo是Bohemin（波西米亞）與Bourgeois（布爾喬亞）的合成詞，站在舞台上的節目主持人通常只有一個Bo，有布爾喬亞的小資格調，卻缺乏波西米亞的飄逸。男模特兒把領帶吊在頸上，領給半天懸在胸前，有波西米亞人的Bo，卻沒有布爾喬亞的“成功人士”的表徵。

赴北京之前與返馬之後，一直追看香港連續劇《天幕底下的戀情》，我看的不是劇情，而是鄭嘉穎每次出場打的領帶。他的領結打得好看，挺得要蹦出來，沒有皺摺，他用絲綢製的亮面鮮紫色，令我內心震動。他掛上蘋果綠的領帶，領結與領結下端如拱橋般弧形凸起，我明白片集的製作人在搞文化顛覆。我們都是在學院泡過的人，凡是初入學的新生都得戴蘋果綠的領帶以示你只是個Freshie，而新生得面對師兄們“合理”的戲弄與折磨。但鄭嘉穎在劇中屢次以蘋果綠領帶出場，昂首闊步，把年輕人的青春活力散發出去，這是“新感性”（new sensibility），電視文化為蘋果綠領帶的意涵重新編碼。

領帶是身分品味的象徵，近來流行輕淡色，質地閃爍生輝，在頸下形成一簇亮色。領花太莊重了，除非出席盛宴，否則沒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另一個曾蔭權。千萬不要用領帶夾，只有稅務、軍警、航空員工才用得上領帶、領帶夾那樣的配套。領帶一旦制服化便成了工作服，還是讓領帶搖曳生姿較為浪漫。有人把領結凸露視作男人隆胸或陽具能舉的暗喻，那是文化“誤讀”（mis-reading）或“逾讀”（over-reading），女性欣賞領帶的精緻美不會出現性衝動，有關各造大可放心。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30/12/2007

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評議

2010-02-23T21:42:00.000-08:00

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評議•
文化空間
溫任平
2007-12-1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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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日、2日，北京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人大亞洲研究中心、人大哲學院、人大國學院聯辦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研討主題是“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總共有8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加。外國代表陣容最強的是日本、韓國，相較之下，美俄顯得遜色。來自美國加州大學的劉紀璐論文〈From Human Nature to National Prosperity〉比較孟荀思想，並據此推測國家富裕之成因，原典引錄錯誤不少，削足適履是為了把孟荀與財富掛鉤，當場受到嚴厲的批評。

兩天共60篇論文，每一個時段分成兩組，於不同會議室舉行。首二場我保持緘默，衡量與會者的學術份量，第三場開始，我即在每個場次積極參與，發表意見。北京行乃我個人重要的學習之旅，我不允許自己錯過與他國代表交流、交鋒的機會。我不是來旅遊的，不是來觀光的，不是來購物的（買書例外），更不是來搞聯誼的。浸淫於文學數十寒暑，我希望能打開另一扇學術窗口。

所謂論壇，其實是“研討會”較高級的稱謂。正如大馬國內外的大小研討會，與會者提呈的論文經常與主題無涉，成了眾聲雜陳（而非巴赫金的眾聲喧嘩）的場所。魏義霞講宇宙秩序，余治平論責人責己，方朝暉言憲政，薛柏成析儒墨，李剛析儒道，王心竹闡述王霸思想，王雅論仁，肖群忠論義，曾振宇論孝，徐儀明論仁惻，張踐闡解張載的“太和”，劉學智從“太和”申論至“心和”、“中和”，林樂昌更進一步把“太和”與自然和諧宏觀地聯系在一起。林安梧闡述“圓善”之轉化，朱人求從朱子的“誠”析論真德秀的思想體系，楊名強調“天下為公”、“民胞物與”。十多位來自北京、山東及中國各省的大學教授都沒把論壇的主題“儒學文化與經濟發展”這主題放在心上，自由發揮。

金哲洙的論文“經濟、倫理與儒家氣學觀念”，介紹的是朝鮮的霞谷學與鄭齊斗的氣學思想，文章雖以“經濟……”為題，與經濟卻風馬牛不相及，金教授的學術力量在關學與霞谷學。台灣政治大學的劉又銘對荀學有一份詩性的崇敬，但他未論及荀學經世濟用這方面的貢獻。來自高雄的陳立驤博士以宋明理學為起點，省察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說”，亦未觸及經濟層面。至於北京師大的李景林倡言國學乃中國學術之家，不免一廂情願；南開大學喬清舉闡釋漢語水系詞匯（流、泛、洗、浸、清、涮……），上述兩篇文章都離開“儒學與經濟”十萬八千里，令人驚訝。60篇論文有三分之一的論文踰越論壇主題，而主辦當局於10月中旬拿到論文綱要後，竟沒要求與會者改寫，亦令筆者費解。小學生考作文，如果老師要大家寫的是中秋節，學生竟談24節令並兼及24節令鼓，當然不妥。

馬來亞大學語言學系的謝川成不談他專業的語言學，專論“儒商”一詞於不同年代的含義與新馬儒商的教育貢獻；新紀元學院族群研究中心主任鄭文泉的論文是〈荀子的“明分使群”之學能處理經濟問題嗎？〉，以及筆者的〈二元互補的儒家義利觀與市場經濟〉，均緊扣儒家與經濟這環節各自發揮。我們3人並沒有在中國的儒學草原上跑野馬。

日本學者的學術紀律嚴謹，從永池榮吉論經營倫理，西川重忠分析儒家倫理與企業倫理，沖田行司闡述《論語》的經濟倫理，橋本敬司談《荀子》的經濟思想，劍及履及，都扣住論壇主旨，發揮己見，沒有離題。
我對中國學者的觀察是，他們的儒學修為精湛，各有所專，但對經濟沒甚麼概念，儒學與經濟並列，許多哲學系與孔子研究院的學者都在論析過程向儒一面倒傾斜，只認識馬克思、亞當史密斯，嚴格來說是無法應付大會主題的要求的。

中國學者在研討會批判自由主義，他們口中所說的西方以個人為主、自我中心、罔顧大眾利益，這哪裡是自由主義，這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無論古典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都強調自由、平等、正義、民主，還有這些概念與社會國家的關係，都主張維護私有財產權，多元與寬容。這種觀念誤解或主義誤讀，恕我不客氣說一句，有關學者缺乏的是國際視野，這在全球化的今天，是令人感到難過的學術盲點。

另一點是：不少與會者都企圖把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綰接在一起，融會貫通，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奠立理論基石。我雖然同意政大劉又銘教授的意見，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義精神與儒學的“民胞物與”、“人溺己溺”雖有相通外，但彼此就有關人的再發現、再探索、再肯定與形塑，取徑不同。17年前蔣慶發表文章主張“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復興儒學”，結論是“儒學理應取代馬列主義”，蔣先生批判國有制、無產階級專政“違背人性”，語調可能偏激了些，但不無道理。杜維明、劉述先等第三代新儒家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主導中國大陸學界50多年之意識形態，這是很硬的事實，而西化則是清末民初迄今沛然莫之能禦的文化潮流，傳統儒家人文思想日新又新，三者不必以強力膠粘合，健康互動、互補有無才是正道。三者的資源應該可以形成良性循環與挹注。

是屆儒學論壇沒有任何一篇文章專論新儒家與現代經濟的關係。我本來希望有人撰文討論“儒家資本主義”（個人的學力做不到），補我個人的知識缺陷，可惜也似乎沒有人對此有興趣，不無遺憾。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16／12／2007

漢語特質與語言品質

2010-02-23T21:41:00.000-08:00

漢語特質與語言品質
• 溫任平
• 星洲廣場
2008-04-06 11:07
•
毛澤東在1958年接見墨西哥共產黨代表團，談了數小時，毛講的除了他對世界革命的願景，竟然是他的“漢字拉丁化”的想法。20年代錢玄同的主張像個揮之不去的幽魂，一直困惑住不少中國的一流人物與優秀心靈，從魯迅到傅斯年到30餘載後拿下中國大陸政權的毛澤東。那時有句流行的口號：“廢除漢字，中文萬歲”。
2002年李銳與韓少功有一場有趣的對話。他們兩人都是中國當代的著名小說家，前者盛傳是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之一。李銳擔心網絡世紀的到來，英語乃成強勢，漢語將被邊緣化，韓少功則認為漢語輸入電腦的速度已追上甚至超踰了英語，漢語或中文對電腦的適應性，不遜於英文。韓少功承認英文著作資訊繁多，英美兩國再加上面積廣闊的前殖民地與附屬國都得仰賴英文撰寫的各類訊息。至於漢語，則前景看好，13億人口的中國，崛起過程中有無窮的商機。韓少功指出，在80年代美國華裔家長都不把中文看在眼內，甚至禁止自己的孩子講漢語。90年代美國華裔家長周末都把孩子往中文班送，成年人在學講漢語，中文補習學校處處可見。
韓少功熟諳中英，留學歐洲，在海南島還當過英文主考。由他來分析比較中英兩種語文就不致於見解偏頗。他指出學漢語新詞不一定要學新字，每一個新字都得死讀死記，那很慘。美國大學做過一項統計，英語每年大約增加1千個新單詞，完全從26個字母挑出來拼湊而成，難讀難記而且無法作想像的攀附（不信的話，可以問問藥劑師各種抗生素的名稱）。韓少功在一項訪談中提到3個新詞：“基因”、“激光”、“電腦”，構成這3個詞的6個字都是舊的，大家熟悉的，組合起來卻是意義全新的科學詞彙，而且讀者可以從這些新詞猜想到它的涵義。“基因”指的是先天的、基礎因素，激光一定是非比尋常的光芒，“電腦”當然是用電操作的人造腦（中國大陸叫計算機）。日本於50年代末面對電腦這種新產品曾鑄造了兩個詞，一是“電腦”，另一個是以Computer音譯出來的片假名，半個世紀過去了，日本人汰除了有音無義的片假名，而選擇用“電腦”這個詞。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與好幾位內閣部長都曾埋怨過漢語難學，這是語言學習的“負面干擾”（negative interference）使然。如果李先生與他的同僚童年時期，同時學習中英兩種語文，就不至於被先入為主的表音文字所干擾。面對中英兩種語文感覺真奇妙，一個字母繁多，很長很長的英文單字（比方說holographability），讀者都能唸，卻一點也不懂它的意涵，你怎樣猜也沾不上邊。面對中文即使你碰上“氘”這麼刁鑽的字眼，你完全不會唸，卻可從部首的“气”旁，猜測到它是某種氣體。就這點來看，漢語或中文是不是比英文易學呢？漢字的部首偏旁，單字細部組合提供的意義線索比英文多了許多。使用漢語、中文者的問題是，字詞能寫能用能造句撰文，但就是讀音不易記。一個漢字可以唸錯20年而不自知。教了30年華文的老師可以把“門檻”的“檻”（讀音：砍）唸成“門監”，“太監”的監。類似例證，不勝枚舉。
寫這篇短文，是偶爾翻讀杜維明教授的新著《創新與對話》，他在第27頁指出漢語和古漢語水平一直在下降，“下降到很多朋友錯別字連篇，我也是。”杜維明是哈佛大學教授，與劉述先等人同屬新儒家第三代傳人。他研讀四書五經，唸的是古籍原典，如此刻苦勤學仍懷疑自己駕馭漢語的能力，對我而言那是驚心動魄的一句自責語。
我最近翻讀參與修編的10冊《馬華新文學大系》（1919-1942）與李廷輝領導編的8冊《新馬華文學大系》（1945-1965）以及大馬華文作協於2004年出版的10冊《馬華文學大系》（1965-1996），發覺裡頭有不少作品，語言粗糙、蕪雜，讀來牙為之碎。馬華作家似乎對自己使用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理自明），應該說“語言品質”沒有甚麼自覺。信手拈來，胡言亂語、謾罵甚至涉及人身攻擊的雜文居然也收錄入某套大系的散文部分，這是作者與編者的愚昧無知所造成的共業。後人讀之，不忍卒睹，既氣苦又難堪。蘇軾的“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腹笥充實，成竹在胸，下筆自然從容隨意，而非惡俗的、粗鄙的妄言譫語。
我們也許可從外國人對漢字的看法尋回對母語的尊重與自信。萊布尼茲嘗謂：方塊字簡直就像聾子的發明。1703年萊布尼茲論及埃及文字與中國文字，結論是前者是通俗的、感性的、比較的；後者（漢字）是哲學的、理智的，因此他認為中國字更有哲學意味，“它們似乎是建立在更為成熟的，諸如數目、秩序、關係等等的思考上面。除了偶些例外，它們的結構很像人體”（見Derrida著《論文字學》，倫敦，1974年，第79頁）。當然，我們也知道艾略特的恩師詩人龐德（Ezra Pound）如何利用他有限的漢字知識寫成了他想像奇特、瑰麗宏大的詩篇。萊布尼茲、德里達、龐德對漢語的誤讀不免，但他們都頗能把握漢字象形與其哲學暗示。萊布尼茲認為漢字的結構近似人體，這觀察十分精采，必須有另一篇文章討論有關宇宙、人體、語言的隱性契合現象，從宇宙、生物與“語言全息律”（Language Holography）墨，才可能把這話題交代清楚。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06／04／2008

灯火总会被继承下去的

2010-02-23T21:02:00.000-08:00

灯火总会被继承下去的
——序张树林编《大马新锐诗选》
• 温任平

在《大马诗选》出版之后的四年，另一部诗选的出现，毋宁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事实上，《大马诗选》筹编于一九七一年，俟至一九七四年开始正式面世，中间这几个年头，诗坛新锐的声音时亦可闻，像收入这本选集里的子凡，沙禽，何棨良，便是现成的例子。七四年之后，也即是在《大马诗选》付梓之后的这几年，于报章杂志上现身手的新名字先后亮相，自成一番气象。

近数年来，现代诗的处境已较前改善。这可从两种迹象看得出来。一为刊登现代诗的园地日愈扩展，已不似从前那样，负隅于蕉风、学生周报（学报半年刊前身），以及一、两家报章的文艺副刊（如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新的现代诗圃尚包括辟版不久的星槟日报的《星座》，新生活报的《荒林》、《活跃》；杂志方面，《斗士》、《新潮》均常刊登现代诗。前者为官方刊物，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后者每期辟有“诗的传递”专页，编排设计不俗，诗的选用也臻一定的水平。二为现代诗已渐而蔚为一种气候，今日二十五岁前后的诗作者，仍因袭五四时代那种风格的，可说绝无仅有。至于二十岁前后的诗坛新秀，现代诗已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的创作方向了。接受不接受已不成为问题，如何发扬光大，开创现代诗的感性，开拓现代诗的题材，才是他们共同面对的挑战。

一

《新锐诗选》录入廿三家诗。要从这廿三位舞者的不同舞姿中，窥出某些共通点或相互应合处，殆非易事。就笔者审查所得，这一群“新生代”的表现虽然各异，然而有一个中心主题，似乎是许多作者不约而同地关切着的。这个主题是：文化的乡愁。对一部分作者而言，这种乡愁是一份哀痛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煎迫；对另一部分作者则撞击力较轻，它是一种感触，一份惆怅。更深一层的分析是，有些作者对这种文化的乡愁是极度自觉的，因此每每发而为悲歌慷慨，或揶揄嘲弄，另一部分作者就没有那么自觉，它只是潜伏于作者内心的一股隐隐约约的郁闷，时而涌现为下意识的流露。大致而言，后者较含蓄矜持，不似前者那激越悲楚。本人将就此一明显的特征作为分析与讨论的重点。

至于诗作者其他的特异表现，以及他们与“前行代”诗作者的某种血缘，笔者亦将简略论及。为了讨论的方便，这儿所谓“前行代”泛指《大马诗选》里的作者以及港台诗人。笔者把新锐的一群放到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去关照，是希望籍此能勾划出诗的衍变底历史脉胳。史的透视诚非易与，史的轨迹往往模糊难辨，但新锐的一代不可能是平地冒出来的，他们在马华现代诗的发展过程中一定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在承先启后方面也必然会扮演或轻或重的角色。本文的析论的另一要点是新锐怎样承继前人的余韵，汲取前人的养份，以塑造自己的身型。至于他们将怎样启迪来者，这并不是本文的讨论点，理由是这一群新锐实在太年轻了，他们平均的年龄大概只有廿二、三岁吧，往后的创作道路还漫长得很。随着年龄，经验的增长，诗艺的进步，变，是必然的。本身就是后浪的他们，现在来谈他们如何“启后”，时间上是太早了些，也极易因为缺乏时间的距离，而犯上判断上的近视，所以决定存而不论。

二

文化的乡愁，这种心理郁结宣泄而成诗，当然可以不同形态出现。直抒胸臆者如沙巴的康华，在《隔阂》中，他沉痛地说：

我离去的那一刻
故乡，你我该惊奇的
是在你我的印象中
彼此都已死去
真的，我不能不绝望

沉痛之情到了极致，他甚至用揶揄的语调自我嘲弄，像《端午节》：

若说这便是乡愁
真不知该愁向何乡？
…………
我们土生土长在异乡
只知道，每年的阴历
五月初五叫端午节
这也是从母亲听来的
这一天
只要能有粽子吃
其他的事
比如乡愁端午屈原或者什么的
也就算了

这种自我嘲弄（self mockery），被嘲弄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土生土长的“我们”。嘲弄的语调与其说是尖刻的，不如说是苦涩的，无可奈何的。

陈月叶在《思乡记》里写出了她对故乡底茫然：

彼此的那段有海在召唤
我的裙裾被唤得凄凄楚楚
谁在风中而立，谁就悄然一泣
我把音讯寄至不可辨识的远方

“不可辨识的远方”暗指故乡，故乡既是“不可辨识”的，其陌生可想而知，而偏偏这陌生的地方与作者却有一份感情联系，其间的矛盾实在是很微妙错综的。

另一位诗人郑玉礼是以美好的假想来慰籍内心深处底渴慕，在《咏叹调》中，他一连提出了好几个“或许”，兹录诗的首节以便参照：

或许有一天
你我皆能摆脱束缚
那不完满不欣慰的断面
且在灯下展读未曾动过的长长家书
要你我回归风雨中的故园
或许你我真能将它忘却
且在流光里屈膝交换眼中的江湖
将膺在胸膛的悲愤饮尽
将风雨也写成和旬
将异土也坐成故土

最后两行用对仗句法，在文字节奏上调频得恰到好处，弦外之音是一份真挚的企求想望，最末一行由于“土” 字的前呼后应，顿挫之间，尤令人泫然。

只是假象终归假象，郑玉礼在面对现实的境遇时，他不得不承认：“虽曾龙哭千里/千里外的夜空恒是冷眼”（《愁渡》），他能做的是，摆一个无所谓的姿态，“唯有笑对塞外的天空”。

这股内心的郁闷，在张树林笔下，转化为孤苦耸拔的长柱意象：

一列长柱无意思地立着
忍受着藤鞭笞后的长长寂寞

《破落的江岸》里的江水，载走的是一舟舟异乡的跫音，而下游追随前面的脚印，对下游而言那跫音犹似“昔日亲切的叮咛”，这里面隐含一脉相承的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可是诗行发展至第五节：

许多江水典当给多风的岁月
上游劈头劈脑地流下的
依然是流转千年的记忆

“劈头劈脑地流下” 的动作意象深具尖锐感，上游到下游的承续并非自然浑成的，“劈头劈脑”突兀，峭厉的语义后面，隐藏着的是一份难言的伤痛。

比较起来冬竹写得含蓄些。在《归》里，诗中人物的“你”是“失落在城之外/的翱翔者”，作者不希望诗中的“你”潦倒城外，明知“飞翔原是寂寞”，她仍希望你“别把自己交给网”。郑荣香在《岸边缘》里是把这股愁绪写成此岸与彼岸，你与我的遥遥相隔互望，凸出了地理的间距。

写得最不落痕迹的也许是殷建波的《乡石》：

那人仍吹着那枝箫
那枝箫
仍亲切地呼唤低喃

整首诗只有六行，没有提到愁，也没有提到乡愁，透过作者的心物交感，洞箫牧歌似的呼唤，里面自有一份撼人的悲凉。

三

最特出的例子是何棨良。何棨良纵情于江湖浪漫，在诗中撷取千人的诗句，片段的史实，沉溺于思古之幽情。所处理的题材是古典的，唯其表现与精神无疑是浪漫的。

于是留下离乡的遗言
从今后将伴着他到江湖流浪

像郑玉礼的《愁渡》《咏叹调》都有若干传统的武侠江湖的投影。《愁渡》的“你的剑锋/又能摧落多少少年不悦呢？”里面的人物显然是一位习武的年轻剑手。但他们都不似何棨良那般狂热与全面，《英血》写的是一个历尽沧桑的剑客：

这是我底生辰
亦是我弃剑归去的死日
山河经褪色，长城已韧磨
小姑娘，妳回去吧，别近我了
…………
月已下了
倚天的长剑，小姑娘
妳且为我收藏
于这百年的悲笑
…………
峭拔的自碧部在空城
只一剑，便已足够，小姑娘
请妳告诉我的家人，沙际无归路
…………

阅过温瑞安诗集《将军令》的读者，一定会发觉前者对何棨良影响之深巨。历史的追思萦念，如《楚王楚王》里的月在江南，江东的父老，已崩的王朝，已死的骏马，惊惶的虞姬，无非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一种手法。浪漫的纵情结果是容易导至“悲伤的谬误”（Pathetic fallacy），诗中最末第二节忽然搬出观音菩萨，实在是不切实题的（irrelevent）

彷徨彷徨
我且自尽
让观世音
引我飞航
向迷津的彼岸

以项羽的豪放不羁，虽然英雄末路，在乌江自刎时，大概不可能那么“佛家”，想到让观世音引他渡过迷津的罢。写诗在需要时自可竄改部分实史来创造新意，但这样做，一方面要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又必须是诗的内在需求。楚王临终前的一念成佛在全诗中既缺乏说服力，亦无此“必然性”。

何棨良的怀古情绪实在是文化的乡愁的一种心理补偿。类似的例子见诸《湖上》及《感时•说莲•琵琶》的首饰，限于篇幅，兹不多赘。

四

与文化的乡愁心态相应的是对传统的孺慕。我们甚至可以说传统的孺慕即是此股愁绪的心理反射或补偿。何棨良的寄情江湖浪漫，是一种方式，他如在诗中屡屡提起“天涯”、“历史”、“孔明灯”、“古典”、“江南”、“汉水”都可说在不同层次上抒发了他们对古代的缅念。“唐诗”、“宋词”、“汉唐”、“孔子”、“李白”出现于诗里，它们的象征诗人想象世界里往昔的荣光，辉煌。所以黄海明在《等待》中说：

当你听见铜钟响起
很远很远的美丽将呈现
就会很自然地染上古典的色彩

“美丽的”与“古典的”几乎是一物之两面。张瑞星这样写：

在唐宋，风是一个散发弄扁舟的诗人
或一株自怜的悲哀莲
在异域，风是一个顶会占卜的吉卜赛浪人
或一个来自东土的行脚僧
而今风已是失却方向的筝
舞着满怀沧桑
四海浪游

离开了想象天地里的唐诗，诗人觉得自己犹如一只“失却方向的筝”，满怀沧桑，到处浪游，类似的流离情绪，或更确切一些说，没有家或有家归不得的浪子心情也可在潘天生（绿沙）的诗里感觉到，在“遥遥路途，茫茫山水”间颠波奔徒的是只剩下一只的残缺的芒鞋。亦笔走在异乡的路上，并“不觉得潇洒”，而是惘然：

回首烟雾总那般迷茫
朝前望还是那般烟雾

流浪人的漂泊无根，沈穿心用一个老汉子吸着烟管的回忆，一语道破：

据说老汉子在烟管里一吐一纳地把太阳烘
红了起来并且在无言的烟雾里反顾一生的
漂泊也只能触及水涯以及经验说：江南是
一条没有来抑去时的路

“江南是一条没有来抑去时的路”，岂非回首，前望都迷惘？诗人在一种失重的心理状态下，与一只“失却方向的筝”又何异？

而沙禽笔下的读者人在“经历过每一个时代来到这个夜晚/看过无数离合悲欢/笙歌动乱”，他内省地不断质询自己：“是否体会到心物生灭的奥堂/是否明瞭月转星移的图像/是否能够出入光与暗”，最令人震撼的问题是：

是否在这没有动静的夜晚
闻到一丝
最初母亲的乳香

这个经历过每一个时代来到这个静夜的读书人终于在时间之流里溯源而上，追寻“最初母亲的乳香”。传统的回归意向，溢于言表。

对传统的孺慕之情的另一种深蕴矜持的表达方式，是化情绪为语言，像蓝薇的《岁月》：

富贵花已化为香泥
红颜已隔世
无所依依
无所依依

古典的句法，婉约的细致，颇使人想起旧诗词或者马华现代诗“前行代”的梅淑珍，洪而亮则索性摹拟古典诗的绝句结构，脱胎换骨地写他的“十三言新绝诗”（姑且如是称之）：

还是高歌一曲天涯我披发当风
走进了江湖闯进了汹涌的云雾
我的歌声宏亮的突破围剿重重
震愕了长江撄怒了滔滔的江水

五

这一群新锐与其他的现代诗先驱的血缘关系如何？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又怎样？这似乎不是一件容易估衡的工作。每位诗作者都一定有他的创作怨言，极大部分的作者都经过仿效、摹拟的阶段。从这阶段迈入自塑的另一阶段：真正擁有自己的声音，他不但要能汲取前人的养分，而且还需把此种养分融会贯通，消化而成为自身的血轮。这种消化的能力有赖主观的努力，个人的悟性。两者缺一，最多只能步武前驱的足印，在别人的锦囊中讨生活。

以子凡为例，他曾在台湾的《笠》诗刊写诗，《笠》诗风平易，文字运用倾向口语化。子凡个人也喜欢使用平易的语言，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素材。如果我们说子凡从《笠》同仁那儿汲取、消化了不少养分，应不为过。《笠》的白萩、傅敏、拾虹、陈鸿森……对早期的子凡（尤其是七五年以前的他）影响颇大。他之能脱颖而出与他的诗的视镜关系密切。子凡往往能从“小我见出大我”，从平凡的特殊的事象看出事象本身的普遍性。在《列车》里，“我”是车里的搭客

当生命的列车
突然被刹住时
我被抛向前的姿身
是如何地吃力呵

生活中的平常遭遇，其意义在作者笔下延伸了也扩大了，成了生命中的某种艰难情境。“为了我是一个人……/被抛向前的姿身是必然的吧”诗人的观点是宿命的。“列车”成于七二年。子凡的少年，已有如此视镜，等到他在七五年写《海》，迎面第一句就是“人要有大海的胸怀/才好看海”岂非艺术成长之必然乎？

譬如林秋月，她的爽朗底语言，飘逸的诗思，都使人想起方娥真。前者的《困》

提着灯
上楼
下楼

其灵感可能源自方娥真的《想起》：“街灯以外的灯光/眶在高楼处/夜夜和行人打不相识的照面/有人上楼/有人下楼”。

再来看林秋月的另一首诗《门》：“世界中的刘海/世界中的门/都闪亮着它们的/丑恶。纯善。”方娥真的《窗》首二行是这样的：“世界上的窗/都在夜里对着灯光发呆”。这些隐隐若若的投影，只说明了林秋月的师承，却无足损害她的诗底完整性。林秋月的诗如《窗外还有门》、《错觉》以及上述两首诗其手法的运用与方娥真惯用之技巧显然各有情趣。这儿不拟比较两者的成就。林秋月在上述数首诗里巧于运用电影手法，人物随着开麦拉的镜头推移，富于空间层次，试看《困》的第二节：

提着灯
上楼
下楼
在门内
踏着梯级
踏着楼阶
数到楼下
数到门外
站在门的边缘
我一脚也跨不过去，而我
数着门内的脚步
却数落了满怀的凄惶

从楼上到楼下是一个空间层次，从楼下到门前是另一个层次，从门前到门的边缘又是另一个空间层次，缓慢的空间层次底推移暗示了人物内心的怔忡迟疑。这种空间层叠的手法使得林秋月在诗中处理人物事件时，采取了与方娥真迥然不同的角度与方法。

再如何棨良，他所受的影响相当庞杂。就算从他自选的五首诗中，亦不难看出余光中、温瑞安、方旗等人的影子。《感时•说莲•琵琶》的第二部分《说莲》明显地变奏自余光中的《莲的联想》。《英血》是温瑞安《水龙吟》的改装，至于

寒夜中
有一朵愁坐看寒夜的芙蓉，愁坐
一床被云族遮盖的寒夜

乃是方旗的《诗品》：“愁坐一宇宙的冷落”，《海上》：“海上黄昏，云族的牛羊不能栖止”以及另一首诗《冬防》：“汝其知否我的梦如一床旧被遮盖你”的杂烩。短短三行诗居然在不同程度上撷自方旗的三首诗，唐朝释皎然有所谓“偷语”、“偷意”、“偷势”的三偷说，何棨良是犯了前二者，这是能入而不能出，囫囵吞枣，又缺乏自觉的结果。

又如殷建波的《卖唱的老人》，抒情的调子以及街的意象，令人不期然想起黄昏星的《最后一条街》，不过殷诗最撼人的结束部分

好像只有二胡
那凄凉的乐声才能撑起你巍巍然底身躯
走进你古老辉煌的故事中
走进你的泪水走进你的回忆

自有他的“独创性”。整首诗来观照，《卖唱的老人》仍是殷建波自己的。

他如金叶子，他的诗用的是“平底格”，如果我们把字句的安排改成“平头”，再看看他所喜用的意象：狗，夜，月，驼背的人，他不断使用“接续句”（run-on-lines）的文字结构，以及他所用的“图画诗”技巧，与“前行代”的艾文十分神似。事实上，如果把金叶子的诗置之于七三年十二月出版的“艾文诗”，亦几可乱真。

六

文化的乡愁，传统的孺慕只能说明新锐的一群底大致趋向（general trend），这个角度涵盖性自有其局限。笔者只是就此部诗选最显著的主题模式加以申论，引证。其他主题模式的诗无法在此一一申述，譬诸杨百合的《我的心街》，要闯红灯的“行动”，要煞车的“意念”，乃是理念的戏剧化，应属“说理诗”（didactic poetry）。从杨百合的“说理诗”到冬竹的“家畜小品”，或者潇郁的“大盐鱼的联想”，我们看到新锐在题材抉择的多样：在技巧上，沙禽的《短歌行》押韵谨严，铿锵动听，是诗选中最富音乐性的代表作，这和潘天生有些超现实风味的《晚餐》显然大异其趣。

大抵而言，我们的新锐仍需在造句练字方面多下些功夫。林燕何的《园林》有这么一句话。

林子一直绿痛着眼

“绿痛”一词颇可见出作者于铸词练字的用心。王荆公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王维的“水上桃花红欲然”的“红欲然”所以会那么生动，鲜活，因为它们都来自作者的独创。新锐如要做到名副其实的新锐（相对于新而不锐），一定要自觉地抗拒滥调套语（cliche）。马拉美说：“诗人的职责是清涤民族的语言。”诗人要使自己民族的语言不断推陈出新，这方面的职责，诗人比小说家、散文家也许还重大。如何用标准的、生动的、富创意的语言来反映这一代的感受，该是新锐共同努力的目标，共同面对的挑战。至于新锐的位置，他们扮演的角色，痖弦有一句诗：灯火总会被继承下去的，在历史的承先启后的意义来看，新锐的一代的责任不正是把灯火继承下去吗？谁会愿意看到新锐的一代是“最后的部落”呢？

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

2010-02-21T16:48:00.000-08:00

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

温任平

（此论文收录在江洺辉《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99年7月16日第一版），页153～176。后又收录于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月出版），页589～60。）

（一）缘起

上述课题，本来不太适宜由我来谈。我是天狼星诗社的前任社长，谈天狼星诗社和大马现代文学的关系，分寸拿捏得不准，难免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另一个顾虑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是天狼星诗社的当事人，要跳出当事人的框框作出旁观者那样客观的分析，并不容易。

不过作为天狼星诗社的领导人（我担任诗社社长长达12年），最大的方便是较易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免去了局外人分析天狼星所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臆测成份。我看我能做到的是，把诗社的各类文学活动尽可能如实地记载下来，至于这些活动对马华现代文学所造成的影响，我会作些事实的敷陈与析论，供作日后研究马华现代文学的有心人参考。

（二）一个有扩张企图的神话王国

天狼星诗社大抵可分为五个阶段或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1967年到1972年的萌芽/草创时期。如实地说，1967年成立的是绿洲社，而非天狼星。绿洲社是天狼星诗社的前身，主要成员是温瑞安与他的同学黄昏星、蓝启元、休止符（周清啸）、廖雁平、叶遍舟、余云天、吴超然等“七君子”。活动的主力以编壁报，“出版”手抄、油印本《绿洲期刊》为主，并且每年都举办两三次的文学聚会。《绿洲期刊》一共出版了三十多期，以手抄本居多。手抄本只能传阅，油印本（一百册）则有些余裕邮寄给各地文友看看。绿洲以那么原始的形式“出版”，但内容居然包括了余光中、叶维廉、叶珊等台湾作家的特辑/专题，真的有些“胆大妄为”。后来相继于1972年、1973年成立的各地分社（都是以“绿”字排前），不少亦仿效以这种手抄、油印本出版刊物（张树林任社长的安顺“绿流”分社，曾出版二十多期的油印《绿流期刊》），我想这种满足感来自精神上的居多，实际的行销流传则谈不上，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理想主义的表现。

针对这种高度理想主义的表现，1973年6月号的《学报》（869期）赖瑞和写过一篇有关诗社的访问：<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曾客观地指出诗社的动力来源：“这种干劲，得有一种自以为是，牢不可破的信念来支持。这种信念，多少有点youthful，romantism，idealism，不理会现实考虑的意味”，并且认为天狼星诗社是向外面的世界摆一个“神话的姿势”。

说起来天狼星诗社在1973年开始，便晋入所谓成长鼎盛时期。诗社的第二个阶段应该从这年算起。在此之前，由于瑞安的策划，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三人的大力辅助，他们除了出版刊物，还经常到国内其他城镇往返，与文友见面认识；住的较远的文友则通过书信联系，建立/加强彼此的联系。这些活动替诗社奠下相当广泛的人际网络，为诗社罗致到不少人才，寥湮（方娥真），陈美芬，何棨良，许友彬大概都是于1972、1973年先后加入天狼星诗社的阵营的。

就我所观察与实际体验到的是，1972、1973年是诗社相当重要的年份。我替香港《纯文学》双月刊汇编的<大马诗人作品特辑>分两期刊登于1972年10月号与12月号，我相当自觉地尝试把现代诗的力量扩展出去，“争取”国内与国外的认可。1973年正月我个人也开始在台北《幼狮文艺》撰写《谈文说艺》专栏。1972年11月瑞安与周清啸、蓝启元赴首都拜会姚拓、白霹、悄凌、周唤、雅蒙、赖瑞和、思采、沈钧庭、李忆莙、凝野诸人，与《蕉风》、《学生周报》建立较密切的联系。1973年2月我与瑞安联袂赴北马访艾文、宋子衡、游牧、菊凡、温祥英、麦秀、苍松等人，加强与北马文友的联系。这些“动作”都是为了广大诗社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进军”文坛的先声。

而1973年我从彭亨调返霹雳冷甲任教，住在美罗老家，我与瑞安两股力量汇流，力量倍增，大家于是决定把1972、1973年相继成立的九个分社联成一体称为“天狼星诗社总社”。我个人任总社长，瑞安任执行编辑，黄昏星任总务，周清啸任财政，蓝启元任文书，另设委员数人，辅助社务之推展。前面提到的九个分社除绿洲外，它们分别是“绿林”（霹雳巴力，社长陈美芬），“绿原”（霹雳宋溪，社长陈采伊），“绿风”（彭亨文德甲，社长杨柳），“绿湖”（吉隆坡，社长何棨良），“绿野”（霹雳冷甲，社长殷乘风），“绿流”（霹雳安顺，社长张树林），“绿丛”（吉打亚罗士打，社长许友彬），“绿岛”（威省大山脚，社长陈中华），由谢川成担任社长的“绿园”则迟至1976年始成立，成为天狼星诗社的第十个分社。这个时期的天狼星不仅规模壮观，而且拿得出来的成果亦不俗，已不仅囿限于草创时期那种出版壁报、手抄、油印本期刊的活动框框而已。（从1973年到1976年的诗社大事请参考《愤怒的回顾》一书附录的资料：《天狼星诗社：70年代大事记》。1980年的资料则参考《天狼星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1973-1983年）》）

诗社从1973年到1976年年杪瑞安一众退社，在台另组神州社，便晋入第三个阶段：“温瑞安缺席”的天狼星诗社在许多方面都不同，这是必然的事，也是诗社必需面对的事实。神州社的成立，也使留在大马的社员自然萌生一种竞争心态，包括已经三十岁出头的我，都不愿意看到诗社在温、黄、周、方、殷、廖诸人离社之後而陷入萎糜不振的局面，为人耻诟。“世纪文化公司”便是在这种心态下成立，我们知道一定要搞好出版、销行，我们才能与瑞安一众“较量”。这个时期，张树林、黄海明、沈穿心、孤秋、谢川成、林秋月实际上已代替了退社成员所留下的空间。

（三）出版书籍才是最雄辩的

从1977年到1980年诗社迈入第三个时期，也许我应该把这个时期称为诗社的出版/收获时期，相对于诗社第二个时期仅能出版《大马诗选》与《将军令》书籍两册，诗社于1977年至1980年共出版个人结集及合集多册，它们是《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流放是一种伤》（诗集，温任平著）、《易水萧萧》（诗集，张树林著），《众生的神》（诗集，温任平著），《橡胶树的话》（诗集，蓝启元著），《传统的延伸》（论述，沈穿心著），《走不完的路》（合集，风客等著），《千里云和月》（散文，张树林著），《天狼星诗选》，《愤怒的回顾》（论述，温任平、蓝启元、谢川成编），《文学观察》（序文，温任平著），《青苔路》（合集，千帆等著），《风的旅程》（合集，程可欣等著），《晨之诞生》（诗集，川草著），共14种，均由天狼星出版社出版。我个人也在台北出版散文集《黄皮肤的月亮》，诗论《精致的鼎》，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我的论述《人间烟火》，加上朝浪的诗集《渔火吟》，陈强华的诗集《烟雨月》，天狼星诗社成员从1977年到1980年这4年内共出了19本书，以当时诗社成员物力财力之匮乏，这成绩算得上是斐然可观的了。

也许有人会以为1984年开始，诗社逐渐沉寂，生力不继，资料自然阙如，揆诸实况，又非如此。因为1984年诗社的多位成员通过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分会之便参与“马华现代文学会议”，为马华现代文学运动庆祝25周年，文学热忱何其炽盛！1984、85、86年诗社都有文学聚会，并于每年6月6日的诗人节聚会出版，分发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从1976年开始到1986年，诗社共出版印行了11年的诗人节纪念特刊，从未间断。诗社活力的萎化，大概始于1987年，最明显的“凶兆”是诗人节纪念特刊不再刊行，而1986年我从金宝搬去怡保，离开了金宝培元国中这个“基地”，局面变化甚大。1987年诗社年轻一代的中坚份子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都在马大念书，首尾不能兼顾，我与树林、川成诸人都有点意兴阑珊，无心恋栈。1987年以迄于1989年可以说是诗社趋于末落的衰微期。

换言之，诗社在进入80年代，还可分为转型/中兴时期，那是1981年到1986年的事，1987年到1989年杪则是诗社的衰退/陨落时期。这么笼统的说法，自然过于简化、粗糙，下文当就个人记忆所能及与搜集到的资料作些补充。

（四）1981年，诗社的中兴、转型时期

“天狼星”进入80年代便开始看到蜕变的痕迹。《天狼星诗选》于1979年出版，收入37位诗社成员的作品，可以说记载/反映了天狼星诗社社员在70年代的大体表现。我在《天狼星诗选》所撰写的序文<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把诗社的工作与宗旨归纳为6项：
　　
1. 继承海天、荒原、银星等刊物的未完成使命，继续推广宏扬现代文学。

2. 栽培文学的新生代，尽可能奖掖提携后进，为文学界提供新的血轮。

3. 建立一种以文学艺术为事业与职志的生命信仰。

4. 在文学界矗立一座不顾现实的考虑，孜孜于文学艺术的追寻之典范。

5. 在我们能力做到的范围内，尽可能普及文学教育，使文学在文化格局中发挥更大的潜移默化的功能。

6. 维护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尊严。文学并非政治的附庸，作家的任务不是充当某种政治教条的传声筒，而是客观的、忠实的、全面而深入的去探究现实与人生。

1983年12月31日当诗社出版10周年纪念特刊时，我们再把上述六项宗旨印在页首，这样做不是要把它们奉为教条，而是自我惕励，用意是让大家对于自己投身其间的事业底意义有一种“自觉”。

1980年是诗社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不是因为年载的嬗递（从70年代的迈入80年代），而是因为诗社的许多分社在70年代下半叶渐渐熄火停工，除了张树林领导的绿流分社，其他分社已名存实亡。《天狼星诗选》收入的37位社员，逾半已辍笔不写或失去联络。我与诗社其他重要成员意会到与其分散力量，零零碎碎搞活动，何如化零为整，以诗社为总体，把所有的人力、能量都贯注进去，成果或更可观。

1980年年杪，我从冷甲调返金宝培元国中任教，局面顿而一变。过去8年来（1973年到1980年）我是从冷甲拿督沙咯中学发掘文学新锐。通过华文学会的活动，壁报的写作培训，时机成熟，便把有文学潜资的学生带进诗社。殷乘风、黄海明、林秋月、凌如浪、叶锦来、欧志仁、志才昆仲、陈月叶（堤边柳）都是这样吸收进来的。1981年我调返金宝任教，发掘人才自然从培元国中的华文学会成员去物色。说起来，谢川成、文倩、张丽琼以及稍后的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在我还未去培元国中教书前，便已加入诗社，因为杨柳早在我之前便在培元任教，川成等人都是她的学生，上过她的华文课。等到我调返培元，更著意发掘“文学资源”：张嫦好、丘云笺、吴缓慕、吴结心、郑月蕾、张允秀、胡丽庄、张芷乐、陈似楼、朱明宋、游以飘、袁钻英、廖牵心、吴想想、张秀瑾、张启帆诸人，名单颇长，蔚然可观，他们是文学的生力军，也是天狼星诗社跨进80年代所吸收进来的新血轮。

1981年实在是十分令人振奋的一年，1980年我们与音乐家陈徽崇联系频仍，筹备把现代诗谱曲制成唱片、卡带。1981年年杪由陈徽崇指挥，百啭合唱团演唱的唱带《惊喜的星光》络告面世。《惊喜的星光》也是天狼星诗社的社歌。一个文学团体居然拥有自己的社歌，我想这是港台新马都罕见的吧！《惊喜的星光》共收入八位诗社成员的十三首作品，唱片有些滞销（那时唱片已不甚流行），卡带却迅速售磬。现代诗谱成曲，公开演唱，还制成卡带广为流传，称得上是马华文坛大胆的创举。

于此同时我发觉诗社的新人程可欣、林若隐、廖牵心、胡丽庄、吴缓慕、吴想想除了能诗能文，音乐素养亦佳，尤以前二者作曲的质与量最为可观。于是我便多方面鼓励她们创作诗曲。虽然她们谱的曲调与陈徽崇的正统艺术歌曲迥异，唯校园民歌式的轻吟短唱，清新自然，不落陈俗，我个人对这种现代诗曲的表现与“受落程度”十分看好。恰巧稍为後进的张嫦好、胡丽庄、张允秀、吴结心等人都非常喜欢唱歌，诗社的活动于是也侵进了音乐的范畴，变得较活泼也较多元化。1982年我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语文文学组的名义邀得余光中首趟来马在三春礼堂演讲，我特别嘱咐可欣谱了余先生的<风铃>联同陈徽崇的高足陈强喜等，在演讲会结束时来一个“唱诗娱宾”。限于时间，他们只唱了四首现代诗，看得出来，台下的听众都意犹未尽。这个“印象”（也不知道对不对），使我在当时便暗地里决定日后有机会要搞一个较有规模的“现代诗发表会”。

1981年是一个活动多，颇为丰收的年份。是年六月诗社于邦咯岛庆祝诗人节，并主办文学聚会，会上有张树林讲“谈诗与人生”。十二月在金马仑高原大聚，主办文学研讨会，张树林提论文<文学创作的动机>，谢川成谈的是<一条拔河的绳子：谈温任平散文中的忧患意识>。值得一记的是谢川成于同年十二月荣获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主办的文学评论奖，奖金马币一千元。那年对谢川成而言，我想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因为同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集子《现代诗诠释》（出版总目十八）。诗社同时也出版了徐若洋（即徐若云）等人的合集《爱莲说》以及《诗僧》，雷似痴的诗集《寻菊》。记得我还替在马华现代诗坛备受忽略的雷似痴写了一篇序文<禅机与生机>，把学佛的雷似痴的作品与<孤独国>、<还魂草>的作者周梦蝶作了一些平行比较与分析。

1982年可谓“多事之秋”，这儿的“多事”取其正面的意义也。那年天狼星出版社第二度夺得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团体奖，奖金二千元，而且“双喜临门”，树林又荣获是年文协颁发的诗奖一千元。一方面我们忙着筹备余光中来马演讲事宜，那是大马华人文化协会总会语文文学组的活动；一方面我与树林、川成、穿心、锦来、孤秋联同其他霹雳州文化界的二十多位友好在霹州成立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分会。分会于八二年三月十四日举行成立典礼，会场的“书展”，展出的全是天狼星诗社的藏书，列为非卖品，供与会者浏览。即使在那么紧凑的事务压力下，诗社于六月诗人节仍如往常那样在金马仑高原主办文学研讨会，由我谈“分段诗试探并举例”，树林讲“马华现代散文的特色与前景”。

诗社的转型大约始于1983年，我于是年与树林、川成、穿心商议，决定在六月的诗人节聚会上完全由诗社新锐在文学研讨会上提呈论文，我们几个“老头子”退居顾问。记得那年林若隐提的论文是<欣赏的起点：谈现代诗的具体表现>，程可欣提的是<马华新生代作者的现代散文风貌>。她们的演说紧张了些，但大体上仍能讲析得有条不紊。我认为评论的训练不仅要能条分缕析，写成文章，还要能在台上侃侃而谈，让听众听得明白。我想程可欣、林若隐的评论根底就是这样逼出来的。八三年七月，我个人受商报/大马作协之邀，担任写作讲习班的讲师，谈“现代诗的欣赏”。

1984年我与诗社同仁决定主办“马华现代文学会议”，以具体的行动来纪念马华现代文学的25周年，天狼星沒有这样的物力、财力、人力，但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州分会有这份能耐，虽然在怡保怡东酒店主办的两天的大型研讨会耗费近1万5千零吉，但大家都认为“此事可行，而且值得去做”。于是我们四出筹款，出版特刊，征求广告；另一方面是为马华现代文学的诗、散文、小说三种文类的作家“点将”，拟出一份名单来，决定邀约60位作家。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的人数大概都以20人为限，以求均衡，会议除提论文外，还分成三个小组讨论25年来马华现代文学在诗、散文、小说三个范畴内的成绩，每组都有正副组长，总结的工作由组长负责。老实说在节目紧凑、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各组的讨论都难免流于表面，各组组长在匆忙中整理出来的总结也有急就章之嫌。钱花了不少，热闹也夠热闹，对马华现代文学25周年的成果，处境、困扰触及的层面却不夠深入，不无遗憾。就这个意义而言，1980年为了纪念马华现代文学踏入21岁的成年期而汇编出版的《愤怒的回顾》反而要比马华现代文学会议来得有份量，也更重要，下面当专题讨论之。

不过我自己几年前的心愿，要搞一个像样一点的现代诗发表倒是实现了。诗社的歌手可欣、若隐，联同张嫦好、徐一翔、吴结心、朱明宋、张允秀、胡丽庄、吴缓慕与陈微崇的百啭合唱团团员在文学会议过后唱了近20首现代诗曲，唱的人与听的人，台上台下都十分过瘾，1984年的重要事项感觉有谢川成的第二度获得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頒发的文学奖。1981年他拿到的是文学评论奖，1984年他夺得的是诗奖，文学理性与感性的发挥都见到了成果，不仅川成窃喜，我这个启蒙老师也为他雀跃。

前面我提到诗社的转型，让诗社新锐出来主持大局，1983年，程可欣、林若隐二人在评论／演讲方面已渐具大将之风，1985年我与树林、川成等人决定在社务方面完全退下来，由程可欣担任代理社长，林若隐担任代理署理社长，秘书由张嫦好代理，财政由徐一翔来管。我不知道这一步棋走得对不对，但我个人为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事而忙，树林与川成又参与青运霹州分会的活动，不久即跻身领导层，我们三人都有分身乏术之感，而且当时我正在筹编四巨册的《马华现代文学选》，计划每册五百页左右，收入现代诗、散文、小说及评论四部份，心已不能旁。我与川成又想出奇招出版一册中英巫三语对照的天狼诗社社员诗作合集（我们两人是瞒著大家进行的），并选在1985年6月6日诗人节出版，准备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现在回想起来，1985年我与树林、川成把诗社交给可欣、若隐、一翔、嫦好“管理”，在布署上可能有欠思虑，因为她们在1985年开始先后进了马大念书，功课的压力，使她们无法顾到诗社颇为繁琐的事务。不过她们这几个人在马大，也是不甘寂寞的，林若隐联络骆耀庭，可欣联系另一位诗社社员林添拱（比她高一届的中文系同学），加上一翔、嫦好与张允秀与当时中文系的文学同好（如林云龙、张玉怀、庄松华、潘碧华、陈全兴、朱旭龙）在马大成立“文友会”，并于八五年筹办第一届“文学双周”，接下来的几年（1986、87年），马大“文学双周”都是“文友会”在推动。而文友会后面的动力来自天狼星成员的“推波助澜”，就这一层意义来看，她们是把现代文学的种子散播到大专学院里，是把现代文学普及化的具体表现。

1985年6月6日，由我策划、谢川成主编的《多变的缪斯》（天狼星文萃5，出版总目22）刚好赶得上在诗人节聚会上出版并分发给大家。这部三语诗集，巫译者潜默、张锦良，英译陈石川，都是学有专长之士。收入的社员包括温任平、张树林、谢川成、蓝启元、孤秋、风客、叶锦来、程可欣、雷似痴、林秋月、徐一翔、林若隐的作品，这部三语诗选有它一定的份量，不仅因为它是天狼星诗社的一个重要突破，而且以三种语文来出版诗选也“可能”（我用“可能”，因为我不太确定）是大马诗坛的创举。

1985年9月还有一件颇为重要的活动，应该记载下来。那就是我个人受槟城中华大会堂之邀前去讲五四的新诗与现代诗，随行的程可欣、林若隐、张嫦好，加上陈辉汉在文学讲座过后的当晚唱她们新谱的歌。这时的可欣、若隐已在念大一，谱曲的功力已非当年谱<初翔>的稚嫩，他们一组四人，分别以独唱、二重唱、合唱的方式唱出方旗的〈江南河〉、瑞安的〈华年〉、方娥真的〈歌扇〉、吴结心的〈神话〉、林若隐自己的〈过客〉以及我的一首小品〈一九八四年注脚〉以及我的另两首较繁复的诗〈格律〉与〈一场雪在我心中下著〉，听众的反应相当好。这是天狼星诗社在北方第一次亮相，并且真个露了一手。那晚与陈应德、傅承得、赖敬文诸人相聚甚欢。接下来的一两年，我便藉此文学渊源，先后邀请陈应德、傅承得前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州分会主办的文学研讨会演讲。只有赖敬文似乎真的全面淡出文坛，无法邀约得上。

上述的活动固然频仍，文字的事功则以文学选的付梓最重要。《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散文、小说部份在1985年先后由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面世。我对这部大部头选集的出版，感受颇复杂。一方面是诗部份、评论部份因为文协面对财务困难无法印行，而文学选与我当年的构想也颇多出入。

这部1981年就开始筹编的《马华当代文学选》原来的名称是《马华现代文学选》。我在邀稿信上以及在提呈给文协的计划书上都用“现代”这个词。但当时任文协执行主任的周福泰最后通知我理事会决定把名称从“现代”改为“当代”，使我十分震愕。我原意是要把60年代到70年代末前后20年的马华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作一断代汇集，目的是为20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保存一份珍贵的成绩或者说文学遗产。可惜事与愿违，我的计划，到头来功亏一篑。理事会还要我在文学选的编委会成员里多邀“中间派”与“写实派”作家各一人，“以求平衡”。“现代”是Modern，现代主义是文学的一种派别或表现方式，有其精神面貌与特色；“当代”是contemporary，完全是一个时间的標志。我权宜轻重，决定函邀资深作家翠园(彭士 )与风格倾向写实主义的马仑(梦平)加入编委阵容。散文仍由张树林编、谢川成、沈穿心分别负责评论与诗部份的编选，马仑则负责编小说部份。由于文学选书名的更动，我特别嘱咐树林、川成、穿心等人选稿得现代、写实两者兼容并蓄，以求名符其实，当然我原来要替马华现代文学(1960－1979年)留下一份实录的构想是无法实践了。这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件憾事。

（五）衰微时期与新生代的崛起

1986年天狼星诗社又再改组，这次是由谢川成担任社长，由原班人马：可欣、若隐、一翔、嫦好辅佐他。那时川成从马大毕业出来已两年，在安顺苏丹阿都亚兹中学任教。他从该校吸收到一些人才，但我在那年移居怡保，在育才国中任教，地理距离愈来愈远，搞活动已力不从心。1986年徐一翔主编的诗人节纪念特刊如常出版，我们也在金马仑高原有文学聚会，提呈的论文现在已追想不起来了。1987年诗社的活动十分沉寂，1988年川成不甘雌伏，我们再度选择在高原大聚，邀得祝家华、沈钧庭、潜默在文学研讨会上分别提论文，这次提论文者均非诗社成员，乃前所未有之举。可惜这竟是诗社最后的一次文学聚会。

1986年我个人出版《文学﹒教育﹒文化》，收入个人自1978年至1985年10月于不同性质的研讨会上提呈的16篇工作论文。1988年10月谢川成出版他的第二本个人结集《夜观星象》(诗集)。1989年5月天狼星出版社印行了潜默的《焚书记》，“末代社长”谢川成仍企图在具体的书籍出版方面维系诗社的声名于不坠。1989年8月，在近打师训学院任讲师的川成鼓励他的学生谢双发出版诗集《江山改》；1989年11月我离开怡保远赴首都找寻生计，“为稻粱谋”，不再过问诗社事务。天狼星诗社从绿洲的萌芽，到1973年的正式成立，在“风雨飘摇的路”(这恰好是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上颠簸行走了17个年头，終于宣告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停止活动，“结束所有营运”。撰写此文，走笔至此，不禁泫然而泪下。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原来是有其至理的。

诗社散布于各地，各个不同工作岗位的前诗社同仁，只能用“各有造化”形容之。1987年若隐、可欣、嫦好、陈强华联同刚从台湾留学归国的林金城(他不是诗社成员)组成了“激荡工作坊”，从事谱曲，也作了好几场受人瞩目的演唱。林添拱则担任三家杂志的出版人，川草是杂志总编辑，陈美芬、蓝薇、冬竹、沈穿心、绿沙、凌如浪都服务于杂志社与报界。诗社的最后一位社员陈钟铭曾于不同年度先后获得大专文学奖的散文主奖与诗奖(也是主奖)，而诗社年轻一代的新血游以飘则曾囊括大专文学奖的散文、小说、诗三个项目的主奖，这个表现称得上殊胜了吧！李瑞腾教授认为七字辈的文学新人当中，游以飘的表现最是突出。事实上游以飘也不负众人之期望，夺得了由星洲日报主办的第三届（1995年）花踪文学奖的诗奖(主奖)，奖金五千元，第四届（1997年）的花踪诗奖，他又再度夺得主奖，这段资料是校稿时加上去的。特别要一记的是第二届花踪文学奖诗奖主奖得奖人也是诗社社员，她就是林若隐。1997年的今天，谢川成，程可欣都已经是文学硕士，都任职于教育界，若隐也在教书，目前正在写著硕士论文，照我看，她的硕士学位考到之后便是她东山再起之时，在教育界服务的前社员，据我所知，还有淡灵、桑灵子、蓝雨亭、林秋月，蓝启元还是校长呢！黄昏星、周清啸服务于文教机构，前者还以李宗舜之名重新驰骋于大马现代诗坛，殷建波则写着他的现代小说。在这个阶段，我无法估计这些“渗透”（我想不到更好的字眼）或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前诗社社员会发挥怎样的作用。文学虽不一定是经国之大业，却一定是不朽之盛事，通过这些分布于各地的社友的影响，会潜移默化出怎样的文学新生代来，那是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到眉目的。不过80年代，尤其是90年整个大马文坛的“文学生态”已与70年代不同，60年代的现代文学荜路蓝褸，处境颇苦，除了《蕉风》、《学报》几乎找不到什么园地可以发表他们的作品，偶在报章文艺副刊出现都带些点缀意味，非“主流文学”。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充滿了矛盾、疑惑、不安。“现实”，“现代”两派的关系，一言以蔽之是“口和心不和”，经常勾心斗角，不仅报章副刊仍不时刊出攻击现代文学的文字（70年代大事记曾多次记下诗社成员参与文学论争，且一辩数月的事，今天来看，实在不可思议，我个人也曾多次成为攻击，批评的对象）。即使在情况较改善的70年代，现代文学作者与在大学任教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看法也人言言殊，从《愤怒的回顾》的十人访谈／笔谈里，大家不难窥见这种不协调的现象。

（六）《愤怒的回顾》：有人乐观，有人悲观

《愤怒的回顾》这部书由蓝启元、谢川成联合主编，书名特别注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21周年纪念专册」这副题，封底用英文写上This book is published to commemorate the 21st anniversary of the Malaysian Modern Literary Movement。专册收入论文6篇，包括我本人的<马华现代文学的几个重要阶段>及<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与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张树林的<马华现代文学三重镇>，蓝启元的<马华现代文学新生代作者的困扰>，沈穿心的<马华现代诗的中心主题试探>，谢川成的<以宋子衡、菊凡为例，略论马华现代短篇小说的题材与表现>，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谈马华现代文学，也探讨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这三个重要文类的表现，以及现代文学新锐所面对的难题，天狼星诗社关心的不只是现代诗，也关注现代文学的整体表现，包括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的成果。

这部册子也访问了马华文学的十位知名人士，包括作家、诗人、教授学者、文史家、报章文艺副刊编辑人，他们是姚拓、钟夏田、王润华、吴天才、郑良树、杨升桥、陈徽崇、叶啸、李锦宗、宋子衡。访问以面谈/笔谈的方式进行，提出的问题包括：

1. 1979年是马华现代文学萌芽以来的第二十个周年，您是否赞同二十年来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已取得一定的成就？

2. 你认为二十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以哪一种文类的创作最丰收？原因何在？

3. 对于马华现代文学的创作与取材方面，您有何意见？

4. 在您所接触到的马华现代文学作品当中，您认为马华现代文学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

5. 无可否认的，在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不少的阻碍与抗力，您认为这些阻碍与抗力的症结何在？

6. 在可预见的将来，从事现代文学创作之作者，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去克服上述症结或难题？

7.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文学大众化”的呼声，就当前现代文学的趋向来看，您对这问题持何见解？

8. 依您看，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如何？
　　
我们得到的答案相当分歧，即使针对第一个问题，小说家宋子衡的答复是：“我不能讲美丽的谎言，如果说马华现代文学已有了一定的成就，那只不过是自我安慰。”《文艺读者》主编和当时担任作协副主席的钟夏田的意见是：“我不认为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起一些现代文学兴盛的国家，例如台湾，我们的作者显得仍不够成熟。”在马大任教的吴天才副教授的观察是“由于作者多年来的辛勤耕耘，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作品而言，各种文集的数量自是客观；在质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这都是令人欣喜的！”而吴天才的乐观与杂志主编叶啸的悲观刚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叶啸认为“当我们回看马华现代文学二十年来的‘量’与‘质’的时候，我们却无法拿出具体的成绩来！这一点，是教人失望的。……我们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大系或选集”。专事搜集文学史料的李锦宗却谨慎地判断：“已经取得一些成就。只是大家回顾马华文学的发展过程，我们不能够否定现代文学的存在。”

这种意见的歧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反映出了马华现代文学70年代根基仍不够稳定，它的映像介乎清晰与模糊的灰色地带，所以才会出现上述人言言殊，见仁见智的现象。

就马华现代文学所面对的抗力与症结所在，大家的意见则较为接近，马大的郑良树副教授的观察是“现代文学在马华文坛扎根的初期，本地的刊物（如蕉风月刊）曾大量刊载外国作者（尤其是台湾作者）的诗文，这有点像是凭空杀出的奇兵，很令一些年轻的作者兴奋，而视其为模仿的对象。但在同一时间，保守派的作者却视其为异端，指其为舶来品，而不是本地的文学传统。于是，马华现代文学有它的倡导者、追随者，却也有排挤它的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时听到、看到两者之间的纷争。”钟夏田认为马华现代文学受到的阻力与抗拒，原因是“就客观而言，是在思想意识和现实主义者有所冲突：就主观而言，现代主义者的气焰，是令人反感的一个主要因素。”叶啸的看法是阻碍与压力“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在马华文坛享有传统地位的写实派，由于写实派的作者深受五四文学的影响，对于一些表现手法较新，曲折深蕴的写作技巧难以接受，故加以排斥和抨击，更多是以敌视的眼光加以谩骂，很少有中肯的批评与善意的建议，因此造成了现代文学和写实派形成了对峙之势。”吴天才则指出“马华现代文学有今天的成果可谓历尽艰辛。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阻碍与抗力，据我看，最主要的是派系之争。现代文学在大马植根的初期，新技巧新手法的运用，颇引起一些前辈作家的非议，及至后来双方成见加深，更是水火不相容。这种对峙的局面，造成现代文学本身的发展屡遭逆境。从当时文艺园地几乎全受垄断的情形，就可以看出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多么困难。”

这几段谈话里面有几个重点，一是大马的现代文学引自外国作家，尤其是台湾作家的诗文，管道是《蕉风》。现代文学在草创阶段，文艺园地几乎被现实派所垄断，现代文艺几乎没有什么园地可以发表作品（除了《蕉风》），我想吴天才指的是60年代当时的“文学生态”。写实派一向来享有传统的主流地位，不能接受新手法，新技巧的现代文学表现，因此加以排斥，于是便演变成对峙之势的意气之争，这点观察叶啸与吴天才几乎一致，想来也是事实。钟夏田则隐约地提到了“现实”与“现代”后面的思想意识冲突，还有现代主义作者的气焰“令人反感”。我想当年的天狼星诗社的行事作风，拥护它的人大概会觉得它充满生机，“创作神话”（赖瑞和语）；不过诗社扩张过速，总难免令人有些侧目。包括扬升柳，我本人在内的现代文学作者在70年代的一些言论也可能不太中听，甚至使人反感。不过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白头宫女话当年，大家是平心静气地去回顾、检视过去，重提往事绝无揭开旧疮疤让大家再来疼一次的意思。

至于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会如何，小说家姚拓认为“有赖于新一代作者的耕耘，有了踏实的创作，才可看见前景的曙光。”音乐家陈徽崇的看法是“肯定有的，路走对了，哪怕不到目的地。”李锦宗观察到的是“最近已有痕迹显示，一些作者在取材与表达方面，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变和突破。他们尝试以最浅白的文字，写出内涵最深刻的作品，同时内容开始弥漫着人间烟火。就此迹象而言，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是令人感到乐观的。”文学评论家的杨升桥则从具体的例证作出推断“尽管诸多阻碍与误解，马华现代文学终将取得主流地位。这很明显地可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看得出来。翻开该大系，阅读到诗部分，越是后期就越多形式、实质均有现代精神的现代诗”。郑良树是“寄予厚望……但并不乐观。”吴天才则比较肯定：“我预期它的未来更有表现”。钟夏田是有条件的乐观：“若能不落窠臼，善用本身长处，超越前辈境界，前景自然豁然开朗。”陈徽崇则“希望马华现代文学能出现大气魄的作品使其影响深且广。”扬升柳提醒马华现代文学作者不要丧失可贵的“独立性”和“民族性”。宋子衡是最悲观的了，他说“现代文学在没有足够营养的条件下寻求生存。”

其实有关马华现代文学前景的估测，大家意见纷纭，莫哀一是，与问卷第一项“现代文学是否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是首尾相关的。在70年代，马华现代文学阻力不少，迈入80年代的发展会如何实在不易估衡。在90年代的今天，大家可能会对我们当年的迷茫、不安觉得奇怪：历史真的是充满吊诡的。大马作协在1977年筹组时，我曾在是年8月与杨柳、蓝启元、杨升桥、郑菁兰前去首都与游川、叶啸、川谷、潘友来、川草、梁纪元、张瑞星、周唤、张宇川等在建国日报总社会议室（除了川草，其他文友均非诗社成员），商讨作协成立之后现代文学的处境与应付之策，这种过敏反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文学作者群当时的危机意识，有谁想到80年代的思想意识之争会逐渐淡化，进入90年代的今天，“现实”与“现代”几乎熔冶于一炉，共存共荣？我在《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总序中曾写过一段这样的文字，或可作为90年代马华文学的写照：

“由于这两股文学思潮的相激相荡，有竞争才有进步，对双方面作品素质的提高倒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在彼此企图说服或驳倒对方的过程中，现实主义的作者群意识到加强文学技巧的需切，以减轻来自彼方的诘疑；现代主义的作者群也努力在思想主题方面从个人走向社会，以消弭来自对手的责难。这么一来，双方面都在不同的文学考虑下改善了自己”（注三）

（七）强人式领导：文学直销

天狼星诗社作为一个同仁团体，其组织颇严密，活动颇“军事化”。其实军事化是守纪律、守时，“服从”训练之意。因为我个人比诗社其他同仁年长许多，瑞安还在诗社那段时期，他与他同窗好友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诸人都比我小十岁，后进一些的树林则小我十二岁，川成比我小十四岁，可欣、若隐、一翔诸人比我年轻二十载，游以飘大概比我小二十六岁，加上他们都是我直接或间接的学生，都称我为“老师”，所以在诗社我便形成“马首是瞻”的一个人物，说来也真惭愧。这种“强人式的领导”，使我为诗社策划的一些活动能“一以贯之”，弱点是一般诗社成员年纪都轻，没有事业基础，更谈不上任何经济基础，所以在推广诗社的各项活动经常都会面对各种阻力。很多问题都得由我加上已经出来做事的树林等人承担。我又有一恶习，几乎去到每一间学校教书都会“自动自发”去发掘人才，而学生家长认为“写作会影响子女的功课”，所以我曾面对过诘难，十多年来实在数不胜数。

“天狼星”作为一个同仁团体，好处是社友彼此互为激荡，互相鼓舞，大家的创作热忱不易衰歇、怠慢下来。不过写作毕竟是一件十分个人的事，有些文学潜质优异的社员像何棨良、许友彬、林漓、李木真（还有其他的，无法一一枚举），性情气质可能倾向独来独往，不太能适应天狼星诗社的气候，逗留了一、两年后便离去。当何棨良赞赏蓝薇、冬竹、飘云、林秋月为未来的Emily Dickinson的时候，那是在1978年，那时他已离开诗社好几年了，所以上述赞赏应该不是“自己人捧自己人”的场面话。而诗社严酷的文学训练，包括限时创作，通宵不眠参与文学讨论、辩论这样的活动，也许太过于严苛，已经拿到M.B.B.S，挂牌行医的陈质采便曾埋怨过这种训练“相当不人道”，可能有不少社员与她有同感。但在马大中文系任教的何国忠有一次在我召集的一项校园文学讨论会上和我说，他自己在中学时代十分向往“天狼星”，很想加入诗社，只是一直没有助缘促成此事，他对诗社严格的文学训练反而流露出孺慕之情。无论如何，我想我那些年一定是被某种obsession或者是某种业力（karma）的牵引，在文学上把自己和他人都逼得那么厉害。至于这样做的是非功过我当然是无法自我评估的。

有一点我应该要在这儿特别指出的是，诗社的所有活动都不曾与政治挂钩，事实上我在《天狼星诗选》前面那篇序里已说得很清楚，文学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不能为政治服务，而这种立场或原则也正是70年代以迄80年代上半叶诗社被人抨击为“不食人间烟火”、“吟风弄月”、“搞的都是与社会无关的纯文学”的主因。

诗社能从1973年撑到1989年，或者从温瑞安的“绿洲”时期算起，从1976年支持到1989年，称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我们在没有经济外援，国内文坛又不太接受我们这群异端的情况下“打拼”了这许多年，靠的是年轻人的激情与理想的力量。我去到每间中学都在做“文学直销”（如果当年我做的是其他产品的直销，今天可能是“直销之神”了，—笑），即使调去怡保育才国中的1986年，我对诗已有些意兴阑珊，但我仍栽培一批文学新血出版《傲雪》期刊（共出版十六期）。1989年诗社结束，我在吉隆坡尊孔国中也发掘了十多位写作新人，搞壁报，不断借书给学生们阅读和鼓励他们写作，只差一件事没做，我不再招揽这些新人进“天狼星”了。至于怡保育才国中和尊孔国中的文学新血，在我离开教育界后，他们的文学探索是不是还持续下去则不得而知。1997年的今天，在这冷飕飕的会议室里论析“天狼星诗社”真的有点检视/剖验一个文化遗体的意味，写到这里，只能用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来形容我的心情。我想我就用这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谈话吧。

附注

1. 资料引《愤怒的回顾》（天狼星出版社。1980）附录部分页133至页145。
2. 同上，页143至页152。
3. 摘自《马华当代文学选》总序（大马华人文化协会。1985）页4。

虎年与肖虎者评议

2010-02-21T16:12:00.000-08:00

虎年与肖虎者评议

线装情结:
2010/02/17 2:36:36 PM
■温任平

虎年来了，我的不少客人与读者在手机短讯最常问的是：这会是个怎样的虎年？另一些读者问的是：甲寅、丙寅、戊寅、壬寅年也即是虎年诞生的人命运如何，犯太岁带来的打击或挫折大吗？其实温任平又不是神仙，那里可能无所不知呢？虎年呱呱堕地，来到这个人间世的人口超过一亿（全世界华人人口约14亿），“笼统分类法”（broad categorizatim)的准确率不高，有点像乱枪射鸟，虽能打中十只八只，但不能证明射击者枪法高明。

这个带点傻气的问题带出的是另一些较有趣的议题。12生肖当中以老虎最为凶猛残暴，读过《水浒传》武松过景阳岗那段打虎情节，应该不会忘记那只白额虎要出来的前一刻丛林摇动，骤风乍起的描绘。在人间世的虎年，尤其是虎年将到的前两三个月必有草木晃摇，风起云涌之象。

美国改革银行体系

近这几个月，雪灾在世界各国发生，气温降至零下40度，渤海结冰，北极熊捕不到鱼竟然咬死幼熊充饥。冗长的哥本哈根会议，对保护生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法达至共识。明天即将结束的瑞士达沃斯（Davos）经济论坛，政治领袖、经济学教授、投资基金经理、银行家这5天内各说各话。1月29日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在讲台上痛批资本主义的腐败，偌大的会议厅，这么多的出席者，只有两人拍掌认同。大风起兮云飞扬当以中国的收紧信贷，美国的改革银行体系最能见出老虎的刚性力量。

农历新年后的虎年绝对不会是平稳的一年，对失业者而言，2009年还能依赖2008（加上2008年之前）的储蓄过活，2010年则储蓄见底，愈见捉襟见肘。犯太岁去庙里镇制太岁，何如利用老虎的勇悍，改变现状，力求突破？堪舆风水有所谓“化煞为权”，把太岁视为煞，以煞制煞，可以产生科学的“负负得正”的结果（-1-1＝2）。我先把我这个判断写出来，是希望大伙儿不要对虎年过于悲观，更不希望虎年出生的男女视虎年为世界末日之将至。

企业钜子申请破产

让我们作一些历史的回溯。1998是戊寅虎年，那年发生亚洲经济风暴，所谓亚洲4条经济小龙受创甚巨。泰铢崩盘之后，对冲基金准备攻陷香港这个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大马的上市公司，大众银行的股价曾经跌破1令吉，马银行做价2.70令吉，而我们都不会忘记1998年之前的几个月，当时的我国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被免去公职与党职所引起的风暴。再退后12年，那是丙寅虎年，在这年之前马华发生梁陈两派的缠斗，陈群川派系胜出，新泛电事件爆发，1986年房地市大跌，锡米无价，成了夕阳工业，不少丹斯里与拿督级企业钜子纷纷落马，申请破产自保。让我们再让时光倒流，回到1974的甲寅年，1973年股市一片大好，没有人想到震撼山林的狂风会吹袭伊朗。当时的伊朗统治者是巴列维国王，他感觉到什叶派回教徒对他日益不满，流亡于法国的科梅尼长老的支持度日增。

这位孔雀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觉得应该改变伊朗人民的心态，他决定引入美国式教育来改造国民的思想。教育改革需要巨额金钱开销，巴列维大力推高石油价格，从每桶8美元撑上去每桶30美元，这项突如其来的近400%的油价飚涨，像一大桶的冷水浇向热锅，后果是工业成本狂涨，股市直线下坠。虎年将届，还有进入虎年所面对的虎威，历史斑斑，可为殷鉴。

行动是成功要诀

虎年出生的人性格刚烈，有领导能力，有开创精神，弱点是性格急躁，思虑欠周，意气用事，好胜心强，如能勇毅而不浮躁，积极又能圆滑，肖虎者大有可能在这翻天覆地动荡的一年脱颖而出。际此乱世，胆识是成功的要素，行动力是另一成功要诀，这都是虎年生人的特征。如果今年要搬家，换一份新的工作，改变经营手法，改变投资组合，机会到来，不妨接受新的挑战，让太岁的凶性转化成将冰山劈开的冲力，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化煞为权”其中一项可行之策。

虎年生人于2010年爆发，最忌傲慢自满。肖虎的人应该参考刘伯温对朱元璋的劝告：“广积粮，缓称王”，你要在奠基上努力，不要嘲笑那些叱咤一时如今潦倒穷困的企业家或生意人，你的成功是你的胆色加上运气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运气比天赋还要不公平。先锁紧或守住你的成果。

最近泰国的白龙王访马，向他求教，希望能改善运程的人摩顶接踵。白龙王会客不超过5分钟，他赠给信众的话是：“要保持乐观，脸上要有笑容”。开心有它的奇异效应。最坏的情况是拥三尺地而踌躇满志，真正富有的人正如真正知识广博的人一样都懂得谦逊。大多肖虎者都有财大气粗的先天性格缺憾，脾气坏，行事鲁莽，这些人正是流年太岁的猎物，可惜啊可惜。

心理贫穷初论

2010-02-10T23:50:00.001-08:00

心理贫穷初论
线装情结:
2010/02/10 3:30:44 PM
●温任平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会，人类社会并没有因为其总体文化积累与文明程度而抛弃“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

弱肉强食不仅出现在市场竞争，即使为维护公正而建立起来的司法系统，许多时候，大家会发觉司法正义是站在有钱人的那边。无权又无钱的弱势个人或集团面对不合理的判决，抗争者少（因为抗争无效），逆来顺受者多。我完全可以了解不少法律系毕业的新人，宁愿卖鸡丝沙河粉或当个记者也不愿当律师的心理抗拒因由。

生活面对不公平对待

我没有资格为穷人请命，因为今日的我虽不算富裕，但不愁衣食住行，退而不休，每天都干活。可是我贫瘠的童年，对我铭刻至深，使我从不敢奢侈浪费。穷人面对的剥削不仅是没钱打官司的问题那么简单，在生活开销各个层次都面对种种不公平的对待。吉隆坡也有所谓“价廉物美”的购物中心（名称就不必提了），一大粒黄芽白，一公斤售价才8角，外型好看却味道全无。司厨放整粒（几十瓣）黄芽白下去煲汤，毫无黄芽白的甜味，而且令人咋舌的是，这些黄芽白即使煲几个小时都不软化，入口又粗又硬。我没这工夫拿这种黄芽白去作化验，找出是那种化学肥料能把它搞得那么“大而无当”，好看不好吃。“正常”的黄芽白，放5、6瓣入汤，味道清甜可口，这些正常的黄芽白每公斤售价RM2.99，是贵了些，但物有所值，穷人买便宜货表面上是省了钱，实际上是拥有了“分量”（quantity），亏了“品质”（quality）。

不敢去高档购物中心

手头拮据，多不敢去吉隆坡的高档购物中心，担心这些为“富人而设”的购物中心（比方说，像双峰塔），里面的商品价格一定贵到离谱。这种疑虑是心理贫穷，高档购物中心从店面到各个陈列单位租金都要比一般购物中心昂贵。羊毛出在羊身上，多付出的租金经常转嫁给消费者。我也有这种疑虑，但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对城市作不同角度的观察。有一天我居然发觉在一家高档购物中心的冷藏柜里，发觉我平日吃的Russet马铃薯，每公斤售价RM1.99，而在另一家所谓走平民化销售路线的购物中心，Russet马铃薯售价竟是RM3.99！这真把我给吓坏了。更令我吃惊的是，售价RM3.99的马铃薯竟然是些次货，从体积到品质，均逊于较它便宜的货色！

我在想我应该如何解读这种反常（不合理）的现象呢？高档购物中心的冷藏公司入货较多，因此总体成本较为廉宜，这是第一种解读。中低档购物中心入货较少，马铃薯价钱较贵不是症结，而是这些中低档购物中心业者，深谙人穷志短的人性弱点，不敢（或心理畏惧）去高档购物中心比较价格，在他们心目中高档消费场所价格一定比中低档贵许多。心理贫穷让人无法抬起头来做人，永远吃亏。我无意在本文抨击奸商无良，无奸不商已近乎是众人的共识。我们更应探讨的是贫苦一族的心态，与这种心态对自己造成的无形剥削与实质伤害。

忽视了应该享有的权利

因为人穷志短，贫民许多时候忽视了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或福利，遇事不争，逆来顺受，既怕事又易屈服（哑子吃黄莲，有苦自己知）。去做切割盲肠手术，即使医生留下一块棉花在病人的腹腔内也不敢起诉医生或医院。我大概在这个专栏里多次提过有助于吾人记忆的“海马回”（hippo-campus），这儿再提到人类脑部只有尾指般大小的器官，除了因为重复背诵、回想而有铭记的功能外，如果它经常接受侮辱与打击，海马回在长期压力下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伤害”（irreversable damage）。从个人到整个民族都如此，你一贯地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日久即成了惯性（就像当年的黑人当奴隶一样），完全失去抗争的意念与力量。穷人的无助感，或民族整体面对的无奈感，都与不敢据理力争，自我矮化有关。

穷人自我矮化不仅是心理的创伤，海马回的萎缩，甚至可以追溯到宗教训示的长远渗透的结果。《马太福音》第25章第29节（英皇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有载：“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有关此项“马太效应”（The Mathew Effect）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把穷人仅有的资源拿走交给富人，这正是华尔街大亨、银行业巨头、基金经理的人生观与执行力后面的道德支柱。

老子曾思考、辨别天人之道，人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天道是“损有余以奉不足”。儒家主张中庸之道。而西方（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损不足以奉有余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策略。散户永远是输家，小企业一直是大企业噬食并吞的对象。穷人要翻身，首先不要认命，要从危机中寻良机，今日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迫使社会重新洗牌，要留意洗牌过程对穷人泄出的福利效应。谨记谨记，并祝好运。

面对生命倒数

2010-02-05T19:44:00.000-08:00

面对生命倒数

线装情结:

2010/01/20 3:13:15 PM
■温任平

《巾帼枭雄》剧中柴九（黎耀祥饰）的一句“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令我听后内心震动，昨晚偶尔打开电视听到杨千嬅冲口说出“过了30岁，我的人生开始倒数”，我顿时一愕。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大彻大悟恐怕此生都沾不上边，想想看佛陀在菩提树下静坐苦思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在一个月圆之夜全然彻悟，说出：“众生均有如来佛性德相，皆因虚妄，不能成佛。”其间佛陀还被一群苦行僧离弃。微小如尘的我，只能从日常事件，听到的或看到的，有所领会，累积些许小彻小悟，离开“无明”远些，那已是一天中很不错的收获了。

怎样去珍惜当下

我的年龄大概可以做杨千嬅的爸爸了（这不是讨便宜，是实情），杨已开始倒数，老叟如我何以自处？“珍惜当下”是每个人都会说的，快要成了不请自来的口头禅了，“怎样去珍惜当下？”才重要。每个人早上起来，面对一天的3个时段：早晨、下午、夜晚，中午12时以前要完成一些什么，下午要见什么人，晚上是休闲还是读书写作冥想静坐，应该有安排。每个人的生理时钟都不尽相同，有些人早上9时半到11时半生龙活虎，不妨利用那段体力精神最旺盛的时间去干活吧；如果选在下午3时到4时的疲累时刻才办事，恐怕就事倍功半了，不如利用3时到4时去喝个下午茶提提神，或干脆闭目养神打个盹，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傍晚过后，大多数人（尤其晚餐过后）都处于半歇息状态，可也有些人，愈夜愈精神，对他们来说，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快乐或幸福，很少人能创造快乐和幸福（这是我刻下做着的），智者与修为精湛的人，他们既不追求也不创造，因为他们就是快乐和幸福的本尊，像史怀哲博士、像杜丽莎修女、像释圣严法师，他们就是快乐和幸福的化身。

从灿烂归于平淡

苏东波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王安石当了宰相，东坡居士一再被贬官，迁徙流离，他的诗文却愈写愈精采。名作家纳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1917年被迫逃离苏俄，穷困潦倒，只有在厕所里是他安全的写作空间，但纳博可夫乐在其中。讲得更浅白、世俗一些，名牌 Gucci 的设计师汤福特（Tom Ford）与亚曼尼（Armani）在时装展览结束前出台亮相，穿的不过是T恤配牛仔裤，没有以孔雀开屏的姿态炫耀自己。日本的设计名家山本耀司，服装展览尾声他每趟都穿了件陈旧的大衣衬着一双破球鞋，向观众摇手示意，潇洒从容。从灿烂归于平淡，返朴归真何其快乐自在。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老话蕴含了耐人深省的至理，而这道理最好不要等年届百岁高龄之际才领会体悟。30岁便有生命倒数的意识，使你在“三十而立”之年便懂得把握现在，珍惜当下。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人于30岁过后，每天“死去”（infarc）的脑细胞平均约3000个，10天时间，我们的脑细胞就死掉了3万个（这也是为什么年纪愈大记忆力愈见衰退的原因），我们怎能不珍惜当下这个自己？佛陀于月明之夜大彻大悟，说的另一句话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谁是“我”？“我”就是吾人理性与感性兼具的肉身，佛陀没有要我们把肉身看作是个“臭皮囊”，自暴自弃。

随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除了点出“三十而立”之外，接下去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句子的意义是在告诉我们，人在不同年龄阶段扮演的角色、行为与思想模式。了解自己的年龄位置与角色扮演，做人自然中规中矩，自得其乐。“不惑”是不再迷惑；“知命”是顺应天命，不逆天行事；“耳顺”是能接受、听取别人（包括幼辈、下属）的意见；至于“随心所欲不逾矩”是踏入古稀之年，做什么事都从容自在，得其所哉，适度自律让自己不致逾越社会规范。不管是那个年龄层，“我要跟别人一样强（有钱有势）”是最有效的让人不快乐的方法之一，如果欲望是更进一步的“我要比别人更有财有势。”，这人恐怕注定沮丧痛苦一生，与快乐幸福无缘。

65岁后的人生大概是最后的清醒10年。我教了29年书，对学生的课业总喜以打分数方式评定学生表现的优劣。2010年我开始每天为自己打分，我不允许自己被心魔或病魔打垮。我不能只工作不运动，不能只读书不娱乐。用餐尽可能细嚼，这样不仅齿颊留香得久些，而且嚼碎的食物，肠胃亦较易消化。迈入60岁，每一天都可以说是“赚到”的，每天清晨醒来我都衷心感恩。有唐一代英主李世民，56岁下痢不止，驾崩；前面提到的苏东坡66岁逝世。如果我也像杨千嬅每天倒数，岂非自己吓自己，何苦来哉。不如照常工作办事，读书写作，每天自我评估，以打分数的方式让自己保持状态，如果稍有进境，那就是意外之喜了。这是笔者缓和老化，保持青春的秘诀，特公开予其他乐龄同侪分享。

2012年末世论再议

2010-02-05T19:39:00.001-08:00

2012年末世论再议

线装情结:

2010/01/13 2:56:55 PM
●温任平

收到郭俐伶两则发人深省的手机短讯。短讯讨论的是2012年12月21日会否是世界末日，这也是当前网民热络讨论着的课题。2012年12月距今不足二载，“危机”那么近，自然众所关切。影片《2012 Doomsday》有一段情节，诺亚方舟竟是在中国制造，实在有点搞笑，西方电影那么抬举中国，究其实是一种“捧杀”的共谋。犹记得80年代中叶以降，西方学术、半吊子学术著作加上媒体都在推崇日本金融基础扎实、工业前景似锦，日本人被掌声、赞美声冲昏了头，同意大幅调高日圆汇率，从此日本就晋入20多年的经济低迷时期。先捧你起来，然后把你杀掉，这叫“捧杀”。

大力推崇中国金融市场

踏入2000年以来，西方捧的对象从日本转向中国，国际金融大亨从索罗斯、光头佬麦莫比（Mark Mobius）、詹罗哲斯（Jim Rogers）莫不大力推崇中国的金融市场。詹罗哲斯甚至说“我一直买进中国的股票，一只都没卖。”未来学的翘楚，享誉全球的奈思比（John Naisbitt）的近著《2050年的中国》，简直把中国捧到天上去。2050年中国兴盛、繁荣，成了先进国的领航者，英美德法日均望尘莫及。中国在2050年真的那么超前，那么大幅领先吗？没有人知道，但我们隐约看到了西方国家通过它们的权威仲介放话，力捧中国，策略与80年代下半季对付日本的崛起太相似了。30年之后的中国，谁知道会怎样？大马的股市专家断言2010年综指将起100点封关，但他们连2010年肇始白糖每公斤涨价两毛钱（这是14年来第一次白糖价涨）都测不出来，12个月后的大马股市（300多天）会出现什么不确定因素，会造成怎样的“偏离”（deviation），谁能预测？金融大鳄、对冲基金经理再加上学界名人，他们居心叵测，中国绝不可掉以轻心。

2012年会是世界末日吗

回到主题，2012年12月21日会是世界末日吗？书上所载，是地球（人类）从“双鱼座”进入“水瓶座”，从三次元进入五次元，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灵性和美的时期，在这之前出现种种异象，新疆温度零下40.2度，内蒙气温骤降至零下47度。零下40度、47度有多冷？只要想想北极的温度是零下35度到40度，即可了解新疆、内蒙今年的冬天有多严酷惨烈。刚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除了在阿富汗增兵2万，还在也门（Yemen）开辟另一个新的反恐战场，这一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国家与中东原教旨回教国家的斗争恐怕没完没了，并且祸及无辜，生灵涂炭。我们仅能从地球现象与人类活动对未来作出揣测，得到的答案是“不乐观”。世界末日无法用归纳法，也无法用推论法寻得结论，它是一个“知识悬念”。我甚至要进一步说这问题在我们能掌握的“知识之外”（beyond knowledge），属于“未知识”（unknowledge）。

我们不能因为没见过某人死亡，就推断此人可能长生不老；也不能因为反贪污局愿意逾时工作，而断定其公正严明效率良好；同理我们不能乐观地相信地球气温高三度，广袤的亚马逊大森林不会消失掉，而纽约不会泡在水里，/13的地球物种不会死亡。廉价的乐观是一种“幼稚泛化”（naive generalization）。飞机失事的机率（probability）大，还是汽车失事的机率大？我答得出来。飞机失事的机率大还是世界末日即将于两年内发生的机率大？我也答得出来。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告诉你机率是多少巴仙，气象数字还有其他统计学在这儿都派不上用场。

兴都教把人类当前的噩运称之为“劫数”（kalpa），水瓶座时期愈近就愈接近银河，银河系的光其亮照会消灭生命形体的负面元素，恶业缠身者，多行不义的人恐怕会被汰除，这不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汰弱留强（强人不少是大坏蛋），而是业障净化的汰恶留善，留下“种子人类”。《佛说八大人觉经》有载：“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佛陀很早就叮嘱众生，风和日丽可能风暴骤起。郭俐伶居士在短讯中提出她的看法：“以戒为师，净化六根，精神内受，境不转心转。”最后一句最得我心。把握当下当从环保做起，日行一善，逆增上缘，每个人(或许多人)都那么想那么做，地球仍是有希望，人类还是有未来的。然则，我这种思想会否跌入另一种宗教式的“心理熨抚”？

黑天鹅事件

2010-02-05T19:30:00.000-08:00

黑天鹅事件

线装情结:
2010/02/03 3:47:20 PM
●温任平

我们心目中只有白天鹅，因此当黑天鹅出现，大家以为它是黑鹅、大乌鸦或巨鸭，传统的观念让我们认定天鹅只有一类，就是白天鹅。因此当黑天鹅出现，它是个“意外”，是宗意想不到的事件。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有谁能预知一个在印尼出生、肯雅籍人有回教徒背景，一任参议员还未届满的黑人会当选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强：美国的总统？

中国的收紧信贷，增加银行的储备金，用刚性的政令要购买第二栋楼房者付40%首期，以致于奥巴马的医疗保健改革受挫，锐意改革银行体系，都算不上黑天鹅事件，因为自2009年12月以来，中国央行已明示或暗示会减少信贷，甚至在适当时候加息以遏制热钱泛滥。温家宝总理不止一次对中国经济过热表示关注。至于美国银行的信贷无度，执行人员的贪婪丑恶，多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曾力主美国银行不许碰 CDO， CDS 这类金融衍生产品。

激怒了奥巴马与经济智库

最近这几个月，由于美国利息已减至0.25%，华尔街及其他金融大亨拿到利息廉宜的美钞，涌入亚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炒作股票、期货赚取快钱，更是激怒奥巴马与他的经济智库。美国的一些银行与金融机构规模大到政府不能不救，奥巴马不愿被政府当“人质劫持”，终于出手对美国银行提出结构性的改革方案。由于事情发生之前，已有迹可寻，我们也只能以“灰天鹅”事件视之，它不是出奇不意，横空而出的黑天鹅事件。

美国的911，大马的513，陈水扁的被枪击都是黑天鹅事件，我们要有黑天鹅这个概念然后才可有“忧患意识”，对“无常”有更深刻的认识，思考如何防患于未然。1月23日傍晚9时，我心血来潮想去周五的市集走走，步行过马路的一瞬间，一部没开灯的旧摩托车疾驰而至，我被撞及足踝下腿受伤，我和驾摩多单车的老人都没跌倒，否则我们两个老家伙加上那部摩多车都极可能被后面赶路的车子辗过。我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卡缪（Alberc Camus），50岁不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没几年便不幸遇上车祸身亡。我不认为这是黑天鹅事件，因为在要过马路的前一刻，我的脑袋里曾出现自己被车子撞倒趴在地上的映象。它在我脑里清晰无比的出现，学佛的人不打讹话，千真万确，我的确看到自己被撞倒于地，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不知自己为何在接到动物性或灵界的警示后，居然还企图冲过繁忙的马路，仿佛有鬼魅在驱策着我自寻死路似的。

有征兆事件不是黑天鹅

凡是事先有征兆的事件的发生都不是黑天鹅。黑天鹅有时是反映在日常生活琐事当中。有一天我与某大学教授同车，教授50岁出头，出了名的好好先生，与他谈文论艺可谓赏心乐事，他冷静、分析力超强，能见微知著，言人所未能言。纵使我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辩析过程完全理性。我没想到他坐上车子不久，即开始骂那些路上的其他驾车人“愚蠢”、“笨拙”，明明可以超车却减速尾随的，他咬牙切齿的说：“这是阻碍地球在转！”；遇上开快车的，他又吼了一句：“这么快赶着去投胎吧！”。佛洛依德有所谓“本我”（id）一说，那是深层意识里的兽性。那天吉隆坡塞车得很，一路上听他骂口不绝，全程没一刻宁静，我只有心惊胆跳的份儿。一个平日温和而又那么有教养的人，驾车马上就走了样，出乎我意料之外。对我而言，那天遭遇到的确乎是黑天鹅事件。难怪有些行为良好的美国青少年学生，会在校园开枪射杀同学，人类性格里阴暗的本我（id）经常是黑天鹅事件的肇因。爬虫类大脑（reptilian brain）使教授朋友成了另外一个人。

比起911与陈水扁枪击，我的教授行径不过是只小黑天鹅，但是在农历新年大伙儿都驾车赶着回乡的公路，如果有许多这类小黑天鹅出现，交通意外率一定偏高，因交通意外而死亡的人数只增不减。这是逻辑的必然，莫非定律的显现。恐怖袭击、海啸、地震、洪涝、雪灾……过去是黑天鹅，近年来由于这些事件或现象频频发生，人们“心理上有了准备”，只能算是灰天鹅。我相信新年或其他佳节，公路上设电眼监察，加重超速罚款，应该能发挥相当程度的阻吓遏制作用，但要将一坐在驾驶盘前“人格就走样”的不少公路使用者，作出有效的心理调整，那要费上好几年的工夫。

上述都是负面的黑天鹅，但设计与企业创意很多时候都是一只又一只可爱的小黑天鹅。不少科学发明或发现，像跌在牛顿头上或他面前的苹果，使这位科学家发现了“地心吸力”。许多发明、发现或设计上的突破往往来自 Hugh Walpole 杜撰的一个字“不经意性”（Serendipity）。男性壮阳恩物的伟哥原来是抗高血压剂；佛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他的实验室里发现青霉素（Penicillin）弄脏了他的旧实验，而这青霉素竟然是伤寒病毒的克星。

春节将至谈股市

2010-01-28T21:17:00.001-08:00

春节将至谈股市

线装情结:

2010/01/27 3:12:39 PM
●温任平

春节将至，每个人都希望手上多个闲钱，以应付节日的额外开支。接受《号外周刊》的访问，论及大马股市的走向，由于议题众多，涉及股市的观察反而有点像蜻蜓点水。来访的记者念的是大众传播，我反而喋喋不休与他谈约瑟史第克勒与乔治阿克洛夫这两位经济学家在2001年同获诺贝尔经济奖的轶闻。记者显然对他们两人的“资讯不对称理论”深感兴趣，而且做过不少研读。

读者多无耐性，我也就不必拐弯抹角的说。际此经济低迷之际，大马国家银行于近期升息的机会甚微，首3个月的第一季几乎不可能升息，因为股市元月效应出现，有关方面必须懂得“可持续经营”，维持小牛市（mini bull）于不坠。我用“小牛市”这称谓，因为国内的外资缺缺，没有外资的多巴胺（dopamine），大牛无法成型。

股市飙涨

当前股市的飙涨，形态相当别致。主题一直在变，炒手套股及各类胶制产品上市公司（包括卫生套）全部暴涨，炒鸡股（农场）则连带饲料股亦被带动。有些股的飙升是“一日鲜”，水务股一天可升3角（20%），隔日即下调，因为水务问题还在磋商阶段，“十划还没有一撇”（这是粤人的谚语吧）。最近炒科技股，其热络与韧度不亚于胶股、钢铁股与基建股，锲而不舍，一波退了，歇息几天又卷土重来。谦工业的股权有变，郭令灿麾下全部股只都翩然跳舞，舞姿优雅，虽然其他走进舞池的人，当音乐停止后，不一定找到座位。

就今日的情势看，科技股仍有看头，写着这篇文章（20/1/2010），美国纳斯达克科技指数涨了超过1%，半导体的寒冬过了，全世界对它的需求量在增加。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农历新年过后，世界规模最大的电脑HDD（Hard disc drive）生产公司JCY将在我国股市挂牌。新加坡政府亦觊觎JCY之潜能，这只科技股不久即发行，由联昌银行包销，这对其他科技股肯定有保温的作用，而与HDD有关的股项水涨船高的可能性颇大。稍谙股市运作的人大概都了解“是预期，也就是expection，推高相关股项。”

新加坡云顶赌场的启业，连带也有人提到久被冷落的依斯干达发展计划，还有第十个大马计划各类重工程的投入建设，相信会携起一些基建股，尤其是官联基建股，肥水不流别人田。大家对房地产股始终有戒心，中国自2009年12月以来，频频使出组合拳，包括“国十一点”、抬高银行储备50个基点，楼市炒作顿而冷却，尤其是购买第二栋楼房子必须先付40%首期，这一招犹似向楼市炒作者迎面拨过去一盆冷水。京沪两地的楼价高得离谱，价格直追日本东京。而北京上海两地的人均收入仅及东京人均收入的十份之一，京沪两地（指标性的中国大都会）的楼市泡沫破碎，只是时间问题。5月1日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如果京沪楼市崩溃，南京、深圳、成都、广州、天津、重庆、杭州、无锡，其他二线大都会必然呈现骨牌效应，而这效应将震荡世界，亚洲近邻诸国蒙受的震波更大，殃及池鱼的力量有多大，视各国情况而定。不排除投资新马房地产的中国商人或炒家套现回国自保。

赚点快钱

由于大马股市缺乏外资搞盘，国内基金或集团对股价的操纵便甚从容，不必像过去那样以道琼马首是瞻，很多散户看到股价在动，“从众”（herding）跟风，以为可以搭顺风车赚点快钱。集团却在这时刹掣，等到第四天散户被迫亏蚀离场，集团才把股价推高，让刚沽了货的散户气得暴跳如雷。如果散户能拿货，第五天股价就回升有钱赚了。今日的集团愈来愈“精密化”（sophisticated），它可以三番四次用同样的策略逼使散户亏钱，等到散户对有关股项死了心，集团才出手炒作推高，从此扶摇直上。今日懂得电脑上网的股民日众，当中有不少能作图表分析，懂得波浪理论，对日本阴阳烛也有认识。集团内部雇用的高手会将计就计，在“突破点”、“阻力线”、“强烈上升讯号”设下陷阱去捕猎行家。这种斗智行为，市场的说法有点难听：“我们在捉山猪”。

我建议股民在低波吃货。所谓低波不是2009年的最低价，而是买进价格盘整3、4周，交易量渐增的股项。股友最好能每天记下有关成交量，观察其走势，这是自保之道，不做功课那能赚到街外钱？中国首富刘永好先生说：“我通常比别人快一步，低一波入市。”他的心得或可参照。

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

2010-01-20T18:07:00.000-08:00

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
——序《天狼星诗选》

• 温任平

（一）

天狼星诗社崛起于一九六七年，成立于一九七三年，它的活动如果自七十年代肇始算起，迄今已近十载，今年是一九七九年，也就是说，今年是马华现代诗踏上二十周岁的一个极富意义与纪念性的年份。根据艾略特的说法，二十年可以蔚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时期，在这期间内，往往可以窥出文学史上的某种潮流或风尚。因此，《天狼星诗选》选在这个年份出版，意义应该是双重的：其一它是为这个文学时期的结束添一注脚，为马华现代诗的二十岁诞辰献上一束心香；其二它也为另一个二十年，另一个文学时期的启幕吹起了号角，替年轻一代的诗人打打气，因为新生代必须要抖擞精神，去承接前行代递过来的棒子，踏上另一段历史的征程。

回溯诗社成立之初，我们并没有提出什么宣言或口号，更没有提供一套基本创作理论，或文学信条一类的东西。但天狼星诗社，就马华文坛为背景来说，仍然近乎一个文学派别，最少它给人的印象是如此。因为我们反对文坛上流行的文学工具论，不赞同“文学只是阶级意识的反映”那种一偏之见，更不接受“文学即宣传”这类别有用心的论调，我们认为文学固然应该写实，但写实的方式实在不必拘泥于现实主义乃至于自然主义那种对于事物表面的摹仿与纪录式的报导。写实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前者是现象的，后者是心理的。我们认为唯有兼顾人的外在环境及这外在环境于人内心所引起的种种心理反应，才能做到真正的写实，至少是深入的写实。现实主义乃至于自然主义的作者群由于只注意外在事实的铺陈，他们的写实乃止于肤浅，无法更进一步，更深一层去探触生命的本质以至于人生的真相。我们也觉察到服膺上述主义的作者群，他们在大力挖掘社会的黑暗面的时候，却忽略了社会的光明面，换言之，他们反映的只是社会的一角，而非社会的全貌，这种反映，如果仍能称作“反映”的话，是不周全的，是患上严重缺陷的。我们难以忍受充斥于报刊的作品那种公式化的主题与人物造型：穷人都是朴实善良的，富人都是丑恶贪婪的，知识分子都是软弱无能的，他们永远比不上工农那般果敢有力，这样的处理显然不切合现实人生甚至社会实况，因此这些作品是现实人生，社会实况的扭曲。我们的审查是，这种扭曲仍出自作者的蓄意经营，为的是让它符合某个思想框框或某一条文艺路线。根据我们的认知，人性的善恶欲求，是超越阶级的，在实际的人生里，我们看到穷人也如富者一样，他们之间有好有坏，良莠不齐；而工农也和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当中有果断刚毅的，也有犹疑疲弱的，一阶级来判别或鉴定好坏忠奸实在荒谬不过。天狼星诗社虽然迄今都未曾提出过什么文学主张，但它的兴起一开始就采取一种不与当前的文学风尚附和甚至妥协的态度。这使得天狼星诗社的立场颇为“前卫”，姿势甚见“反动”，而被斥为标新立异。

事实上，天狼星并不如许多人想像得那般“前卫”。我们鼓吹文学上的现代主义，但现代主义大概自五十年代末（五九年开始）即陆陆续续地被介绍进来马华文坛，在天狼星之前有蕉风、海天、荒原、银星等团体在它们的刊物上登载与推介现代主义的理论与作品，因此现代主义于此时此地并非由天狼星诗社首倡。只是除了蕉风之外，海天、荒原、银星等文艺团体寿命均极短，不能发挥它们长远的影响。天狼星诗社在某个意义上是继承与接续这些早夭的团体的未完成使命，冀望能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去普及文学教育，使更多人认识到接触到文学文学艺术的真谛。而我们所大力推动的现代主义，并不特别推崇二十世纪以降欧美及其他各国的某些新兴的文学思潮，正确地说，我们所推动的是广义的兼容并蓄的现代主义。我们创立天狼星诗社之初，更关心的毋宁是如何才能在这一片文学的荆莽闯出一条路来。是的，我们是看不起当前虚有其表，虚张声势的所谓现实主义，唯同时我们也清楚口诛笔伐并无济于事，只有拿出自己的作品来，拿出比现实主义作者群更结实的作品来，才能完成这场不流血的文学革命。如果说现实主义堆积了一大堆书目而寖寖乎成了某种文学传统，我们有勇气向这传统挑战，因为决定文学价值的是质而非量，一大堆鱼目比不上一粒小小的珍珠。我们重视文学传统，但是一个传统如果老大腐朽，窒滞不前，则必需给它以充分的刺戟，使它重新恢复活力。我们决定交出作品来，并以我们作品的份量逼使这个传统重新调整它的秩序来容纳新的组成因素。

这个文学传统的老大腐朽，窒滞不前，可以从它的萧规曹随，步步依循五四新文学乃至于三十年代的余绪看得出来。五四已经过去了超过半个世纪了，可是我们的作者今日写的仍然是五四的新诗，五四的散文，五四的小说。我们的新诗仍停留在“我手写我口”的白话诗的层次里，闻一多、艾青、冯至、臧克家、刘大白诸家是本地诗作者摹仿学习的对象，诗坛的整个表现根本无法逾越何其芳、徐志摩所划下的雷池一步。至于散文方面，则唯朱自清、冰心等马首是瞻，在我们的散文作者心目中，像<背影>、<寄小读者>一类的作品简直就成了白话散文的模范。谈到小说，那是马华文学各项文类当中，除了戏剧之外，最弱的一环。虽然自一九三四年出版第一步短篇小说集以来，马华文坛在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方面的产量颇为可观，但这些小说极大部分素质不高，马华小说作者，就算是最出色的几个，与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五四时期小说家是完全无法比较的，他们之间的艺术造诣相差不可以道理计。马华文学传统便是那样一个半死不活的局面。整个马华文学气候是阴暗的，沉滞的，缺乏创造的活力与蓬勃的生机的。

我们也了解客观环境囿限了马华文学的生长，在我们对一个文学传统作出价值的估衡时，我们不敢无视于产生这传统的时空背景及它的客观条件。在感情上，也许我们会不忍深责马华作家，因为我们深知马华作家的确是在欠缺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从事创作的，不过当我们预备就某个时期的文学表现作出某种价值性的估衡时，我们只能评鉴客观的成果，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为“但求过得去就算啦”这种姑息的心理所蔽，大家都常常提说马华文学的处境艰苦，但请不要忘记当年新文学草创之际，所面对到的问题，困难绝不下于此时此地的马华文学，虽然彼此所遭遇到的难题障碍的性质不尽相同。我们不要忘记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是在使用一种未经琢磨，尚待磨练的白话文字，一边去探讨新的主题，一边去探索新的表现方式，相较之下，马华作家这方面是省便了许多，最低限度，我们有了前车之鉴，不再至少是不该犯上前人在语言文字的试验过程中的一些粗疏疵误。五四的作家可说是在一种前无古人的脱序状态下摸索尝试，在这方面，马华作家有幸可将前辈的经验视为自身的借镜，进一步说，白话文学一开始就被视为异端，斥为狂妄，为旧派文人所围剿，客观环境条件何尝有利？我们的作家如果尽把自己表现的不逮推诿于外在条件如何如何，这样的借口，虽然颇可博得别人的同情，到头来恐怕连自己也觉得有些自欺欺人吧。就我们所知，马华文学之所以“数十年如一日”固然与客观因素有关，但更具决定性的是我们的作家主观的努力不够，缺乏一种自觉自励的精神有以致之。早期新文学作家富于创造的自觉，勇以试验，通过大家主观的努力终能不为客观的境况所囿，而能奠下了某些基业，也拿出了好些成绩来。而马华文学的前行代以及今日的保守派则以守成为满足，以效颦为创造，固步自封，自缚于五四及三四十年代的茧里不思突破，文学的脉搏微弱无乃必然。我们不否认这个传统的意义和重要性，但恕我们直言，它的意义和重要性是“历史的”大于“艺术的”，它的文学价值实在远远逊于其文学史份量。我们的观察是：马华文学一直要等到现代主义被介绍进来国内才露出第一线曙光。

（二）

我们对半个世纪以来的马华文学传统的审察已如上述，因为天狼星诗社一起步即采取独立不群的姿态。所谓独立不群并非孤芳自赏，更非钻进象牙塔里自鸣清高，而是坚决拒绝与举国滔滔的文学独流混淆一道。这股文学独流至少有两个可辨识的趋向：一为保守主义，这在上文已经约略交代过了；一为泛政治主义，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文学视为斗争的武器，“文学即宣传”那类主张属之，这在前面我们交待得不算清楚，由于这问题本身的敏感，不便详论，反正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够了。我们的原则是不充当文学的保皇党，紧抱住陈旧的老包袱不放，更不愿服膺某方面的教条，成了“穿制服的艺术家”。我们不同意文学贵族化，一小撮人在吟风弄月，赠答酬唱那类的玩意儿，那样的小圈子，我们完全没有兴趣参与，因为我们清楚贵族化即狭义化，狭义化的终点是死胡同。于此同时，我们对叫嚣得颇为响亮动听的口号“文学要大众化”却颇感怀疑，这对主张的可行性，我们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因为文学大众化即是文学世俗化，世俗化的结果是文学肤浅化，如果为了迁就大众的趣味而把文学的格调降低，那又何异于媚俗？那岂非得不偿失？为此，我们的态度是审慎的，我们不想才开步走，便从一个偏差堕入另一个偏差去。仅仅独立不群只能使自己免于随波逐流，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认清方向，主动去开辟出一条路来。作为拓荒者必需具备的朝气、锐气和勇气，我们庶几兼备。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认清自己与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后，才迈步向前的。

我们采取的步骤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发掘与栽培新人，继之是文学知识的灌输与文学创作的训练。知识的灌输与创作的训练可说是同时进行，不分先后的，我们认为，徒有文学的常识甚至专门知识，只是抽象概念的汲取，只有真正从事实际的创作，才能使观念具体化，以人来比喻，文学知识犹似有助于骨骼强健的钙，而文学作品的血肉躯体需要一付良好有力的骨骼支持。文学的知识可来自书籍的阅读，或别人的指导点醒，及大家在一起时的共同切磋。就这面向，我们在社内展开的活动如后：

我们举办专题演讲，召开文学座谈会、研讨会，并安排在一些聚会上分组辩论文学性的课题。先谈专题演讲。这方面的活动多由社内创作经验较丰富，对理论有相当认识的成员主持。所讲述的题目包括文学艺术的，美学的，心理学的，甚至文化学方面的，所涉及的文类包括诗、散文、小说、戏剧及文学评论。我们的探讨虽较看重于文学原理与艺术思潮的介绍，美学上的形式与结构的阐述，但是对弗洛伊德、容格等人的学说予文学的影响，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环、文学在文化格局里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均曾触及，虽然由于我们学识所限，探触的程度谈不上深入，但这种演讲对于甫人们的年轻作者起到启导的效用却是相当大的，从而为新秀奠下必要的基础。

至于文学座谈会与研讨会，前者为非定期活动，后者则为定期性的每个月一次的活动。文学座谈先有主催人拟定定题目，再找个地方邀约社员聚面，让大家发表意见。这样的座谈，出席人数从五六人到十数人不等，座谈会的记录有些刊登在社员编辑的手抄本或油印本上，像讨论张树林的小说<阴天>的座谈会记录曾刊七六年四月油印出版的《绿流》第十二期。有些座谈记录投去国内的报章杂志刊布出来，像温任平主催的散文座谈会便是发表在蕉风二四六期的（七三年八月号）。有些座谈“动口不动手”，像今年三月于芙蓉召开那次，出席者计有张树林、谢川成、陈俊镇、川草、风客、叶锦来、蓝雨亭、绿沙、亦笔（舒灵）、叶河，一共十人，阵容甚称鼎盛，进行过程亦见精彩，只差事后没有整理出来发表。对社员们自身而言，全力准备某个座谈会，找资料，翻书本，充实自己，那比什么都重要，过后要不要把座谈的内容向外界披露，倒反而是次要的了。文学研讨会的举办是近年来的事，确实地说，是自七八年以来才开始的更严格的训练。因为每趟研讨会都有两位主讲人，主讲者是事先用抽签方式选出来的，谁也不许推搪。主讲人非但得讲，还需提论文，这比座谈会上轻描淡写或浮光掠影式的谈论，自然又要高出许多筹。两位主讲者的议题必需一致，唯双方可用不同的角度探讨同一议题，而这议题是主讲的两人自行商量后作出决定，再把决定通过秘书处，由秘书发函给各社员前来出席的。凡出席的社员，虽不用上台演说，但却必需发言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出席者也需作一番准备功夫，而不纯粹是前来作壁上观，看他人现身说法而已。

最紧张热烈的莫过于文学辩论会。由于辩论会人数多，规模较大，分成两组之后，每组均超过十人，因此多半要在年底的大聚会上才能举行。辩论会上难免各逞机锋，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双方常会争持到面红耳赤。但那是为辩论而辩论，大家心里都明白，因此敌我之势仅限于辩论会进行时的局面，互不相让也只是因为彼此在学理上被安排的位置相左。我们发现这种不伤和气而又真刀真枪的口舌交锋，对于急智的培养，口才的锻炼，尤其是临场发言的勇气的加强，收效最快最好。

其实座谈会，研讨会以及辩论会的举办，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打好社员们的文学根底，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个附带目的，就是希望籍此能训练出一批能言善辩之士，能把自己的文学知识或文学观点在大庭广众，广目睽睽之下，镇定从容地表达出来。我们觉得这不失为一个普及文学教育的办法。文学教育极需普及，大众于文学的品味需要提高，空喊“文学大众化”不如做些实际的把文学带向民间的工作，我们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作者，愿意把他们本身的创作经验，他们对文学的认识用口说出来，让其他人也能分享，这对整个文学运动的推广一定大大有利。文学教育的普及不可能一蹴即至，文学的推广需要长远的眼光，持之有恒地身体力行。一点一滴的成绩都是值得珍惜的，多影响一个人喜爱诗，或更广泛地说，欣赏文学，文学与社会的距离便拉近了一步，文学与大众的联系便多扣紧了一环。我们抱歉的是我们的力量很有限，不能贡献出比现在更多的。文学教育就似薪火相传，我们传给你们，你们传给他们，他们传给更多的人，这是我们乐观的信念。我们的座谈会、辩论会的影响力或许微不足道，我们数十个人的心声在马华社会的诺大厅堂上近乎渺不可闻，但我们是谈了，辩了，也表达了，而且将以此为职志，通过我们的作品，透过我们的言论继续与广大的群众交谈。

近乎在诗社的每一个诗社的聚会场合，我们都有朗诵诗，或自诵作品，或朗诵名家之作。我们觉得诗应该是可以诵读的，而且可以利用音色的抑扬顿挫，感情的注入，使听众感动。我们虽然不认同可诵读的诗一定比难诵读的诗高明，有些思想性强，主题严肃的诗作往往不易在朗吟的瞬间，把它的内涵传达给听众，但我们肯定一首可吟诵而又能引发共鸣的诗，一定不是一首意象驳杂、节奏拗口的作品，换句话说，它一定不是一首在文字上诘屈赘牙的诗。我们之那么重视诗的朗诵，实在是希望社友们能凭籍自己的体验去辨别那些才是文字节奏控驭适宜，文字的性质明朗清晰的诗作。我们并不需要训诫大家不可走晦涩的窄门，为创作制定任何规律都难免矫枉过正，易产生流弊，我们是提供机会让社中同仁自觉地选择他们的表现方式。迄今为止，超现实诗风，自动语言那种诡技，在诗社成员的作品中是绝少见到的。其实我们并不如许多人心目中那般前卫或激烈，我们在判断了群众缺乏品鉴力这个客观的事实之后，我们采取的态度不是放弃，或讪斥，而是关注。在中文文化水准无论如何都不能算高的此时此地，如果我们只写些深奥暧昧的诗，无异自绝对群众。我们也明白“深奥”是艺术的美德之一，但深奥的期许似乎不是当前的急务。今日的急务是如何去缩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鸿沟，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现象是诗走向群众，群众也走向诗，两造一齐开步走，这样很快就能会师。我们不可能走媚俗的路线，以群众的趣味为个人创作的准绳，但我们似无妨多写些雅俗共赏的诗，我们的看法是可诵读的诗该是雅俗共赏的一块还算可靠的试金石。

诗社在七五年发行一套十二张的书签，有蓝启元、殷建波（殷乘风）两人负责绘图设计，书签的背面印有两首诗，一张两首，一打书签加起来便有二十四首诗作，几乎等于半部诗集了。由于书签的面积有限，好些诗都不能尽录，只能节录部分。所节录的诗句，往往是一首诗的精华所在，寥寥数行不但自身俱足（Self-contained），抑且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情境。这些诗作都是从社员们的作品中精选出来。在推广现代诗运动这取向上，我们相信这是许多可行的途径之一。书签的购买者多为中学生或甫出校门到外工作的年轻人，大众化的工作或许应该从可塑性非常大的年轻学子身上做起。书签由天狼星出版社发售，反应令人鼓舞，蕉风月刊第二七二期（七五年十月号）的封面用的便是由书签的几张图案所构成的设计。

（三）

我们的创作训练是相当特殊的，有过一个时期，我们曾规定社员每月必须交上稿件若干篇，这对新进的年轻社员最为有用。稿都是逼出来的，写作习惯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不能让大家坐待灵感，故此我们采取策励的方式，要大家主动的去寻找写作的题材。我们要破除“写作是心血来潮的事”这个迷信，我们以为只要肯把自己神经触须伸到外面的世界去，那儿便会传过来许多复杂的感应，逼着自己去写，去抒发出来。感性是越锻炼越活泼的，创造力是越发挥越丰沛的。我们之所以强逼自己定期写作，交稿，目的就是为了防范自己怠忽松懈下来，成了另一批马华文坛上最常见的“不写作的作家”。

时至今日，诗社已不再作上述这种强制性的规定，因为已没有这需要，绝大部分的社友都能自动自发去写，而不需仰赖他人旁施压力，诗社显然已渡过了它的草创时期，进入一个较成熟的阶段。如果说诗社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那便是它的成员都是拿得出作品来的。诗社就像是一个家，它的成员自然而然互相督促勉励，互相刺激着对方去写，在那样的文学氛围下，要辍笔停工几乎是不可能的。社员偶尔也会消沉，创作力也有来到一个plateau甚或走下坡的时候，但通过大家的关怀激励，终能从蛰伏的或冬眠的状态下苏醒过来，重新出发。

我们编壁报，出版手抄本，油印本，这不仅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作训练，也是一种毅力与信念的具体表现。像“振媚诗墙”、“艺林”、“绿流”等壁报，以周刊、月刊姿态出现，观赏者往往只有十数人。手抄本如《绿洲》、《绿野》、《绿流》《绿林》、《绿湖》、《绿岛》、《绿原》、《绿丛》等期刊的出版，主编人得先把来稿重抄在原稿纸上，再配以标题及其他插画设计，最后才装订成册，整个抄写、设计，装订的过程相当吃力，非常费时费事，而每次出版仅有一厚册，虽有传给文友们阅读，仍无可能流传广速，让更多人看到，油印本除了上述各刊，还有《绿园》，我们用的是蜡纸油印，在量的生产方面是一大改进，但所印亦不过百册，分派给社员及其他文学界友好后，所剩便十分有限，因此它们所发挥的影响力与其说是对外的，毋宁是对内的。这些壁报、手抄本或油印本期刊都逼着社员们源源提供稿件，这间接促使社友们不断写作。这种活动，更有一种奇异的内凝力，使得社员们之间因为作品的交流而达至了感情的交流，通过这些接触交流，社员逐渐建立了对诗社的属于感。大家都清楚刊物是群策群力的成果，自然对这成果异常珍惜，就这样，一种对于文学活动的参与感，或更基本地说，一种对于文学的责任感逐渐而成型。

在印刷发达的今日，以手抄、油印的方式来出版刊物，没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无法办到的，所以赖瑞和在月报月刊第八六九期（七三年六月号）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曾说：“天狼星诗社是向外面的世界摆了一个‘神话的姿势’。”从现实的立场来看，天狼星不错是在做着一些傻事，社员们省下零用钱，到外头去担任家教把赚到的钱用来搞手抄本、油印本，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更是自讨苦吃的愚行。但我们不是白日梦患者，我们深知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文学艺术不仅是我们的信念，更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以宗教家的虔诚，来从事我们的事业的。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不朽之盛事”，同时也是“经国之大业”，因为文学艺术乃是文化的高层表现，文学之兴衰实在足以决定一时一地文化的兴衰。文学是想象的结晶，智慧的清泉，我们希望这股清泉会慢慢深入文化的各层面，并且“内部化”（internalised），加速文化各层面的“新陈代谢”，使整个文化体系在蜕变之后面目一新，成为更充实，也更有生命力的有机体。文学的功能不应止于文学本身，它更应延伸到文化的大格局里，在那里落地生根，也在那里开花结果。也许有人会说我们陈义过高，但是文化理想最终的目标必定是“止于至善”，就文化问题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采取“低姿势”，徒然局限了自己的视野与施展身手的余地。让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的贡献微笑，但请允许我们一点一滴地去履践吧。

我们一点都不敢傲满，责任感，使命感煎迫着我们，我们的心里负担是沉重的，我们的心情是惶恐的。我们对社员们的要求虽高，但既然作为一个文学团体，成员的素质难免参差，各人的创作水准难免有高低之别。如果我们徒有理想，而社员的整个表现平庸无奇，则理想云云只是个可望不可即的幻觉而已。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如何去提高社员们的创作水平这问题。过去我们曾主办过“唐宋八大家”一类的创作竞赛，指定八位社员参加，每两个月提呈一篇自认为最满意的诗、散文或小说，由参加的社员共同讨论批评，最后选出是届的最佳作品。这种竞争收效良好，因为我们看到了不少优秀的创作，它们都是这群现代的“唐宋八大家”苦心经营出来的成果。这种竞赛唯一的缺憾是人数只限八人，范围不够广。踏上七九年，我们决定扩大范围，在社内举办诗、散文、小说的创作赛，并设评论奖，让大家都能参与，也让大家能在多种的文类里发挥自己的潜能。

我们有这样的计划把这些创作与评论文章整理出来，或交给报章杂志发表，或由天狼星出版社汇编成文集付梓。过去我们曾为一些刊物报章编过特辑，例如温任平为香港纯文学双月刊编的“大马诗人作品特辑”（七二年十月及十二月号），温瑞安为蕉风编的“小说评论特辑”（七三年二月号），以及黄海明、谢川成两人近年先后在建国日报、大众晚报、学报编的专辑及社员作品展，成绩斐然。这样的作品集体展，对社员的激励作用是不特赘言的，这方面的工作宜乎多做，如果我们的经济条件许可，能够把这些作品汇编成册，那当然最好不过了。

（四）

诗社从创立到今天，一直不曾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我们没有后台老板，甚至都得靠自己。经济的困难，使我们对外的活动遭到不少障碍与困难。许多活动是无钱不行的，这是很俗气的话，但指陈的却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一念及在接受某方面的经济支持后，就可能改变了我们的一些宗旨，甚至牺牲了我们的一部分初衷时，我们宁可选择目前的创作自由，安贫乐道。

我们在七七年及七八年颁发的“大马现代诗奖”，没有现款，每位获奖者只获曾一面纪念奖牌。诗奖的价值当然不能用物质的尺度来衡量，但设想我们的经济能力充裕些，在颁发纪念牌的同时也能颁给数百元的现金奖励，对获奖者而言，欣喜该是双重的吧。如何去突破眼前的经济困境，而又能秉持我们不变的原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要我们为五斗米折腰，捐弃本来的理想，那是办不到的事。

处于如此的经济困境，我们也不完全是束手无策，毫无作用的。七四年十月，我们出版了《大马诗选》，收入大马二十七位诗人的作品。我们的经济能力既无法支付一部诗选的印费，我们便采取一种特殊的权宜措施：每位被选入的诗作者被促自付个人所占的版费。七八年我们又以同样的方式出版《大马新锐诗选》，收入马华现代诗坛新生代二十三家诗。这两部诗选从开始筹编到最后面世，期间历时三载，延误的原因主要是经费问题。但延迟是延迟了，书最后是成功问世了。看来，一个计划的能否实现，经济因素虽然重要，但毅力，持续力，主观的努力应该是更具决定性的。

《大马诗选》筹编于七一年，那时距离第一首现代诗的出现，已经超过十载了。而十年过去了，马华文坛还不曾出现一部稍具规模的诗选，任由诗人的心血结晶散落在报屁股，杂志角落蒙垢、被遗忘。诗选的编纂旨意即在为十多年的现代诗作一见证，留下历史的痕迹。《大马新锐诗选》的编纂用意亦然，它收入第一部诗选未曾选入的诗作者，在某个程度上，录下了新锐的一群底心声，记下了他们的表现。把这两部诗选合起来看，除了可以看到这五十位诗人的个别表现外，还可发觉走在前面的一代与继起的一代，他们之间在语言、文字、意象运用、技巧形式的某些差别。换言之，读者可从这两部诗选的比较与辨识过程中隐隐感觉到诗史的延续意义，窥见现代诗近二十年来的纵切面底轮廓。作为一个诗社，我们具有这种历史意识，觉得这是我们当然应该肩负起来的使命。基于同样的认知，我们自七六年开始，每年于六月六日印刷出版一份《诗人节纪念特刊》。诗人节纪念的是中国的大诗人屈原，他坚贞不移的志节，他洁身自许的情操，是作为一个诗人，或广义地说，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的精神典范。屈原是孤独寂寞的，真正的艺术家莫不如是。他拒绝与世推移的道德勇气是值得我们尊崇的，我们当前的社会是一个为科技文明，功利观念所垄断与笼罩的社会，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价值系统变动剧烈的“危机时代”，我们要秉持我们对缪司的操守，对文学艺术的献身精神，仍得向三闾大夫看齐，诗人节出版特刊，除了它本身的文化意义外，尚有自我鞭策之意。

七六年及七七年的诗人节纪念特刊均由张树林主编，七八年的编务由沈穿心掌舵，今年的特刊则由谢川成、叶锦来负责编辑与印刷事务。

说起来，诗社成员在文学表现方面普遍地加强自己，那是在七六年才开始的事。七六年那年，我们以有限的财力出版了第一份诗人节纪念特刊，在文学的圈子里也不约而同地“露了一手”，那年建国日报文艺副刊<大汉山>主办“全国散文大比赛”，获奖名单中诗社成员占了五人，他们是林秋月、沈穿心、蓝薇、飘云（郑荣香）和朝浪，人数可观。虽然在七六年诗社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那是温瑞安、黄昏星、周清啸、方娥真、殷建波、廖雁平等六人的退社，造成颇大的震撼。我们无意追述这件不愉快的事，的确，这件事的发生使我们的元气大伤，诗社亦因此沉寂了一个短时期，但我们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关于这点，我们也不再作任何引据，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最难雄辩的。

（五）

天狼星诗社在马华现代文学这二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它曾扮演过什么角色？它的历史位置如何？在现代文学的建设及推广方面，它的贡献又怎样？它未来还能发挥什么功能或任务？这些都是很值得客观地去探讨的问题。而这工作最好由局外人——诗社以外的人——去做，这样才能不偏不倚，客观而中肯。我们是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有些情况由于距离太近反而看得不够明晰。在这里我们只记下社员在文学方面的特殊表现，写下我们本来的宗旨与目标，以及一些已经告竣的工作或计划，作为备考的资料。

先从这部《天狼星诗选》说起吧。诗选里的三十多位作者，这数字占了全马写现代诗的新生代总人数当中一个非常可观的巴仙率，一项保守的估计是如果没有一半，也有三分之一强吧。因此他们今后的创作表现，对马华诗坛的总表现，肯定的有相当程度的影响。而他们的影响或份量甚至在现在就可以多少感觉出来。去年出版的“大马新锐诗奖”的二十三位新锐诗人当中，天狼星诗社的成员竟占十一人，几占其半，而诗社于七七年及七八年度设“大马现代诗奖”举办全国性的诗创作比赛，六位获奖者当中，也有三位是诗社成员。七八年八月一日学报半月刊九三六期，何棨良先生在他的专栏提及当前有潜力“摇身一变为另一个Emily Dickinson”的五位年轻女诗人：冬竹、洪翔美、蓝薇、林秋月、郑荣香，其中四人为诗社同仁。《大马新锐诗选》编辑人为天狼星成员，书也是由天狼星出版社出版，难免有人会联想到编选时会不会有个人感情因素参与其中，绝对公正及客观标准的确难以确立。比较之下，两届“大马现代诗奖”作品的评审均由有所专或诗名甚著的非诗社人士担任（他们是王润华、杨升桥、淡莹、梅淑贞四人），我们把稿件寄给他们的时候，为求公正及避免徇私，甚至把作者的名字剪去，只列编号，故此林秋月、沈穿心、陈强华三人的先后夺奖靠的是真功夫，而非幸致。至于四位女社员的被誉为“将来的成就，难以预料”，更是社外人士的客观评价。从第二项及第三项事例观之，或可证明新锐诗选录入天狼星成员的近半数，相信不会是主编人偏私处理的结果。从这些实例看来，如果我们说“天狼星诗选”里的好些作者，有这个潜能成为马华诗坛第二代的中坚，这样的话，我们有勇气说，而且相信还说得不亢不卑。

诗社的工作与宗旨在上文已悄悄述及，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下列数项：

1. 继承海天、荒原、银星等刊物的未完成使命，继续推广弘扬现代文学。
2. 栽培文学的新生代，尽可能奖掖提携后进，为文学界提供新的血轮。
3. 建立一种以文学艺术为事业与职志的生命信仰。
4. 在文学界耸立一座不顾现实的考虑，孜孜于文学艺术的追求之典范。
5. 在我们能力做到的范围内，尽可能普及文学教育，使文学在文化格局中发挥更大的潜移默化的功能。
6. 维护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尊严。文学并非政治的附庸，作家的任务不是充当某种政治教条的传声筒，而是客观的、忠实的，全面而深入地去探究现实与人生。

天狼星出版社已印行的书籍，迄今为止，总共十册，计为：

1. 《大马诗选》（温任平主编）
2. 《将军令》（温瑞安著）
3. 《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
4. 《流放是一种伤》（温任平著）
5. 《易水萧萧》（张树林著）
6. 《众生的神》（温任平著）
7. 《橡胶树的话》（蓝启元著）
8. 《传统的延伸》（沈穿心著）
9. 《走不完的路》（风客等著）
10. 《千里云和月》（张树林著）

这部即将出版的《天狼星诗选》在出版总目上列号十一，是为天狼星的第十一部书。这些书当中竟有九部是诗集，在诗集普遍滞销的今天，我们的亏蚀情况并不难想像。正确数字，当然不足为外人道。还好我们出版诗集，本就不是为了赚钱，没有这种侥幸的心理，这样的“蚀本生意”，我们也就甘之若饴了。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天狼星的大量出书，是近年来的事。这是一个重要的觉醒。过去我们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所谓“快意恩仇”，那些江湖上的纷争，带给诗社的是毁多于誉。一个文学组织就是一个文学组织，它不能与设有掌门、总堂主、掌刑堂堂主的江湖帮会泾渭不分。一个文学团体自有它的纪律与秩序，但它的赏罚制度不应与私会党无异。与其把时间人力用来耀武扬威，不如把同样的时间人力用来稿我们的文学活动，搞好我们的出版。诗社能够迈入目下这个较成熟的阶段，实在付出了不少惨痛的代价。

我们也不预备在这儿提出什么爱民族爱国家的口号，因为这样做如果为的是哗众取宠，博取声名，这样的“爱国主义”徒然饶人耳目而已。默默地播种，默默地耕耘，就是为国家尽了本份。事实告诉我们，所谓爱民族爱国家这样的话是很容易说的，去爱自己的邻居（譬如说不干扰他们生活上的安宁），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同理，爱整个中华文化的口号是很容易喊的，正真投身于此时此地的亟需灌溉的中华文化就不容易了。汲汲于名利，好高骛远，绝不是有良知的作家所屑为的。

进一步引申：如果我们的作家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文学当作是文化的私生子，那就没有理由斥责友族否定我们土生土长的嫡系地位，与不承认我们的文学为国家文学的一环。“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就是颠扑不破的至理。不自我鄙薄，积极建立起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学，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应该是所有马来西亚华裔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共同责任。这责任无比沉重，我们无力独自承担，但却乐意从中分担，从旁支持，与所有的有心人共勉。

我们愿意以这本书，纪念那群曾经一度参与过这份神圣的承担工作的朋友。

是为序。

（七九年八月中旬稿）

面对生命倒数

2010-01-20T18:04:00.000-08:00

面对生命倒数

线装情结:

2010/01/20 3:13:15 PM

■温任平

《巾帼枭雄》剧中柴九（黎耀祥饰）的一句“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令我听后内心震动，昨晚偶尔打开电视听到杨千嬅冲口说出“过了30岁，我的人生开始倒数”，我顿时一愕。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大彻大悟恐怕此生都沾不上边，想想看佛陀在菩提树下静坐苦思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在一个月圆之夜全然彻悟，说出：“众生均有如来佛性德相，皆因虚妄，不能成佛。”其间佛陀还被一群苦行僧离弃。微小如尘的我，只能从日常事件，听到的或看到的，有所领会，累积些许小彻小悟，离开“无明”远些，那已是一天中很不错的收获了。

怎样去珍惜当下

我的年龄大概可以做杨千嬅的爸爸了（这不是讨便宜，是实情），杨已开始倒数，老叟如我何以自处？“珍惜当下”是每个人都会说的，快要成了不请自来的口头禅了，“怎样去珍惜当下？”才重要。每个人早上起来，面对一天的3个时段：早晨、下午、夜晚，中午12时以前要完成一些什么，下午要见什么人，晚上是休闲还是读书写作冥想静坐，应该有安排。每个人的生理时钟都不尽相同，有些人早上9时半到11时半生龙活虎，不妨利用那段体力精神最旺盛的时间去干活吧；如果选在下午3时到4时的疲累时刻才办事，恐怕就事倍功半了，不如利用3时到4时去喝个下午茶提提神，或干脆闭目养神打个盹，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傍晚过后，大多数人（尤其晚餐过后）都处于半歇息状态，可也有些人，愈夜愈精神，对他们来说，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快乐或幸福，很少人能创造快乐和幸福（这是我刻下做着的），智者与修为精湛的人，他们既不追求也不创造，因为他们就是快乐和幸福的本尊，像史怀哲博士、像杜丽莎修女、像释圣严法师，他们就是快乐和幸福的化身。

从灿烂归于平淡

苏东波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王安石当了宰相，东坡居士一再被贬官，迁徙流离，他的诗文却愈写愈精采。名作家纳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1917年被迫逃离苏俄，穷困潦倒，只有在厕所里是他安全的写作空间，但纳博可夫乐在其中。讲得更浅白、世俗一些，名牌 Gucci 的设计师汤福特（Tom Ford）与亚曼尼（Armani）在时装展览结束前出台亮相，穿的不过是T恤配牛仔裤，没有以孔雀开屏的姿态炫耀自己。日本的设计名家山本耀司，服装展览尾声他每趟都穿了件陈旧的大衣衬着一双破球鞋，向观众摇手示意，潇洒从容。从灿烂归于平淡，返朴归真何其快乐自在。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老话蕴含了耐人深省的至理，而这道理最好不要等年届百岁高龄之际才领会体悟。30岁便有生命倒数的意识，使你在“三十而立”之年便懂得把握现在，珍惜当下。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人于30岁过后，每天“死去”（infarc）的脑细胞平均约3000个，10天时间，我们的脑细胞就死掉了3万个（这也是为什么年纪愈大记忆力愈见衰退的原因），我们怎能不珍惜当下这个自己？佛陀于月明之夜大彻大悟，说的另一句话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谁是“我”？“我”就是吾人理性与感性兼具的肉身，佛陀没有要我们把肉身看作是个“臭皮囊”，自暴自弃。

随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除了点出“三十而立”之外，接下去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句子的意义是在告诉我们，人在不同年龄阶段扮演的角色、行为与思想模式。了解自己的年龄位置与角色扮演，做人自然中规中矩，自得其乐。“不惑”是不再迷惑；“知命”是顺应天命，不逆天行事；“耳顺”是能接受、听取别人（包括幼辈、下属）的意见；至于“随心所欲不逾矩”是踏入古稀之年，做什么事都从容自在，得其所哉，适度自律让自己不致逾越社会规范。不管是那个年龄层，“我要跟别人一样强（有钱有势）”是最有效的让人不快乐的方法之一，如果欲望是更进一步的“我要比别人更有财有势。”，这人恐怕注定沮丧痛苦一生，与快乐幸福无缘。

65岁后的人生大概是最后的清醒10年。我教了29年书，对学生的课业总喜以打分数方式评定学生表现的优劣。2010年我开始每天为自己打分，我不允许自己被心魔或病魔打垮。我不能只工作不运动，不能只读书不娱乐。用餐尽可能细嚼，这样不仅齿颊留香得久些，而且嚼碎的食物，肠胃亦较易消化。迈入60岁，每一天都可以说是“赚到”的，每天清晨醒来我都衷心感恩。有唐一代英主李世民，56岁下痢不止，驾崩；前面提到的苏东坡66岁逝世。如果我也像杨千嬅每天倒数，岂非自己吓自己，何苦来哉。不如照常工作办事，读书写作，每天自我评估，以打分数的方式让自己保持状态，如果稍有进境，那就是意外之喜了。这是笔者缓和老化，保持青春的秘诀，特公开予其他乐龄同侪分享。

《戴著帽子思想》的悬念

2010-01-06T17:27:00.000-08:00

《戴著帽子思想》的悬念
自序
温任平

詩集《戴著帽子思想》面世，這是我的第十三部個人結集，第五本詩集。嚴格說來，2000年印行的第四本詩集《扇形地帶》（Kawasan Berbentuk Kipas）中巫對譯，裡頭收錄了一些舊作，2000年以迄2002年的作品64首完全沒有輯錄，實在不能反映我當前的詩風與思路。
70年代初我寫《第一交響詩》，Symhonic Poem是西洋音樂的表現形式，正如“奏鳴曲”（Sonata）或“協奏曲”（Concerto）一樣。我挪用其形式，安排單數詩節與雙數詩節內容迥異，寫現代人外在現實與內心世界的對立與分歧，而又以這種對峙來營造詩的張力。如果我沿這條路線走下去，很可能會邁向“高峰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
但我沒那麼做，林亨泰那時主張現代主義即象徵主義加立體主義，我於立體主義──所謂圖畫詩，放大、縮小字體，把文字擺置成不同的形狀──這方面的試驗只能算點到為止。老實說，畫家丁雄泉在《創世紀詩刊》發表的圖畫詩，我簡直看不下去。現代主義一定要往這條路走嗎？
我個人的詩與舍弟溫瑞安的詩差異甚大，一目了然。我們兄弟兩人在創作方面“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毋寧是件好事。馬華文壇不需要兩個溫任平，或兩個溫瑞安，那是人力資源的浪費。瑞安的“中國性”在第一部詩集《將軍令》已昭然若揭，《山河錄》近乎“中國主義”，雖然我也出版《流放是一種傷》，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的“中國性”內歛許多。當瑞安寫他的散文《龍哭千里》時，我在寫典雅而幽怨的《暗香》。
這麼猛烈、激情的溫瑞安沒有在文學的路上走下去，80年代以降，他全力往武俠小說發展，連專欄雜文也少寫甚至完全輟筆，是我一直不能相信的事。我曾為他的《將軍令》寫過一篇序，題為〈擊打自己的旗〉，那時我是多麼看重他的意志力量與藝術能量。雖然我們兄弟之間歧見仍在，但任何人事糾紛都不會改變我對他寫作天份的重視。
我也不太相信理性、寡情的自己在1994年擲筆不寫之後，怎樣會在1997年一個文學研討會上衝口丟出一句我要復出文壇的承諾。我耽在理論研究的時間較瑞安長（我比他大9歲是其中一個原因），知性的訓練使我懂得收歛、沉潛，至少在作品裡我愈來愈懂得挖馭自己對政經現實的不滿情緒。南加州大學教比較文學的張錯兄為我的《戴帽子思想》寫序，指出“詩是一種隱藏藝術。詩人表達目的不在訴說，而在於隱藏。”這評語說對了岔口，也點出了我與瑞安的不同處，我寫不出瑞安那種熱情奔放的現代詩。
80年代我在報章寫《特約評論》；90年代我寫《星眼》、《第三隻眼》、《替城市看相》、《市井人語》、《書信論學》；近10年來我一直寫《線裝情結》與《靜中聽雷》。我基本上是個知識人（不一定是知識分子），比較新穎的稱謂是：我是個“知道分子”，寫我自己對文化、社會的觀察，寫我讀書學習的感知與體會，這種傾向對詩往往是不利的。詩，許多時候無需知識的鋪陳，玄奧的學理會把詩讀者嚇走。沒有人喜歡在詩裡發掘經院哲學或神學。我在專欄里偶爾喜歡炫學（書呆子的毛病），但在詩中我絕少拋書包。台灣國立中央大學的李瑞騰在替詩集寫的序中指出我的詩“皆有諷喻”，不在乎寫實還是寫意，現代抑或是後現代，這見解最得我心。李瑞騰的序體大思精，是篇專論。
我相信任何形式的藝術都需要內在衝動為撐桿，浪漫的激情永遠是創作或創造的動力。何乃健為《戴著帽子思想》寫序，指出我的思路“睿智與冷靜”，有時會在詩中留白，讓讀者去想像。乃健認為我寫憂患，但“悲情含蓄”，這與張錯的審察判斷相近。追溯自己寫詩歷程，方思的詩以知性著稱，但我受他的影響甚微，我相信自己的諷喻之筆。一方面是形勢所迫，不得不然；一方面是近20年來的專欄寫作，社會洞察愈深，對人對事愈能看到表象後面的真相，下筆處理題材開始是蒙面紗，甚至戴面具（戴帽子？），但詩末圖窮匕現，終不是我的詩學手段；略帶點禪的頓悟或“聖靈顯現”（epihany），以諷喻結束，經常令我感到創作完成的莫大驚喜。
溫瑞安於《山河錄》出版後，四分之一個世紀沒有個人詩集面世，而我自1979年《眾生的神》出版，迄今才有一部《戴著帽子思想》，裡頭收錄詩作100首，產量近乎寒酸。當劉藝婉告訴我詩集即將送廠付印之際，我的心頭感到無比溫暖，但很快這種溫暖的灼熱感又給另一股悲涼淹沒；天狼星詩社諸友，包括溫瑞安、方娥真、張樹林、謝川成、殷建波、藍薇、鄭榮香、林若隱、程可欣、藍啟元、川草、林秋月……他們都輟筆不寫詩了。曾經有過10個分社的天狼星詩社，現在只剩下我這個獨行俠，走在一條貧瘠荒涼的路上。
是的，貧瘠與荒涼。問一問專治馬華文學史的李錦宗吧，馬華每年有多少部詩集問世？2007年還有3個月即將告終，過去9個月內有多少部詩集出版？我是否可以不顧現實的利害，像李賀那樣騎驢子（在今天是駕部車子），一邊走一邊尋覓詩句把它們丟到詩囊裡（在今日是放在文件夾裡）備用？
是的，貧瘠與荒涼，但是這條路始終有人在走，停了下來的不等於就不能拿起詩囊或文件夾再度出發。
為詩努力，為詩奮鬥不太可能；為詩用點心倒是可能的，而且是需要的。

7.10.2007刊於星洲日報‧星洲廣場〈靜中聽雷〉專欄

當代文論的資源開發

2010-01-06T17:21:00.000-08:00

當代文論的資源開發

温任平

中國當代文論的書寫方式可謂多元，值得留意的是文革後，大約1978年開始復甦的整體文學批評狀況。80年代中國走開放路線，輸入大量的西方各種主義，這種學術輸入主要以譯介方式進行。70年代末，80年代上半葉，大部份的西方譯著素質不高，有些甚至譯筆生硬，出現不少疵誤。後毛時期的知識饑渴，使這類書籍在市場走俏。老一輩的中國學者想知道外頭的世界發生了甚麼大事；中生代覺得必須要充實自己；年輕一代的批評家有企圖據某種主義或理論為學術攻堅之武器，爭奪話語宰治權力。
80年代的中國文論成功的掙脫了黨政宣傳八股的框框，跨進了技巧研析的範圍，進而深入到作品與文化社會層面的互動關係、作品的歷史淵源與影響研究，這不啻是一大突破。由於中國人才濟濟，80年代以迄90年代中葉（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中國評論界曾一度陷入疑慮與踟躕的低潮），各路人馬各據山頭，在不同刊物上設定議題，嗆聲拋出一些陌生的專有名詞，以另類的批評策略搶佔制高點，西詞擴大的情況，誤讀／逾讀的弊病紛紛浮出台面。比如說，迄今為止，筆者仍然搞不清楚廣東師範大學一群年輕學人一度熱烈討論的“東方後現代”的確切意義是甚麼。
從80年代迄今，外國文學思潮挾帶各種學說在神州登陸，從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傳記式批評、精神／心理分析學、原型解析、闡釋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文化人類學、文化生態學，還有名目眾多的各種“後學”：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後後結構的理論走馬燈似的在中國文學評論界打轉，令人目迷十色。有些學者只懂某種主義或學說的皮毛，隨機亂套，居然也能以某某大學出版社的學術高姿態印行，我手頭上就有約10部這類鸚鵡學舌的次貨。
上述弊端之所以出現，原因有三：其一是不少中國學者不諳外文，無法從原文研讀得其神髓，僅憑水準參差的理論譯著，可能造成各種誤讀、逾讀的偏差。其二是文學評論者爭奪話語霸權，大家都想捷足先登，擁有命名的初始權，對西方學說的沉潛體會不足。其三是中國學界開放之後，重演上個世紀民國初年“拿來主義”蜂擁登場的學術風尚，由於缺乏時間的汰選，不少中國文論不是生硬駁接即是懵懂轉述，其間缺乏營養吸收、內化的涵攝過程。學術界在商業大潮的全球化影響下，也講求市場效應（言論夠轟動嗎？能否一言而為天下驚？），內部也有競爭（誰能脫穎而出成為一代宗師？誰能開風氣之先，成一家之言？），種種因素促成中國文論泛濫失控，術語不斷移植換班，挾洋自重的不良學風盛行。
一些學植深厚的作家像季羨林針對上述現象提出針砭，指出中國文學理論要走自己的路，就必須改弦更張。文論可向西方借鏡，唯中國當代文論必須有自己本土的特徵與精神面貌。思想深邃的劉再復感嘆中國文論淪為西方問題，外來學理的中國載體，依附西方強勢文化的歷史思想，卻忽略了更迫切的處身性問題。他也對中國當代文論棄自身的知識資源與理論傳承如敝屣的涼薄態度感到憂慮。有關中國古代文論的資源創生，不僅季羨林、劉再復、陳平原、李陀、黃子平等人留意到，在實用批評的層次，亦確乎有人將古代文論（如《滄浪詩話》、《文心雕龍》）零星擷用引錄，唯份量薄弱，無法成為中國當代文論血肉體系的重要部份。
1996年10月乃有《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重要刊物《文學評論》就這課題邀請多位學者、作家反覆討論了兩年之久，中國文論在現代與傳統的共生關係，終於受到較廣泛的注意，對嚴重向西方各種學派傾斜的中國文論不無匡正糾偏的作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即是一部反映了這種現代與傳統共生關係的經典之作。王國維與梁啟超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文筆汪洋恣肆、議論縱橫，關注的是小說的社會效應。王氏卻就西方美學、哲學、文藝心理學的滋養，賦予中國傳統文學理論以新生命。他引介異質理論，不著痕跡，游刃有餘；他無意貶抑本土，卻棄用舊式學者的繁瑣考證，自己發明另一套話語模式（錢鍾書又發明了另一種話語策略），古典文論在他筆下因為蘊蓄了其他的價值元素而具有創發性。
就這個層面而言，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篇幅雖短，成就卻超踰了他的《紅樓夢評論》。後者的意志論與康德（Kant）的審美無功利說，相當程度上囿限了王氏個人的藝術判斷。《人間詞話》恰如其份地鎔鑄了自克羅齊（Croce）以降西方諸家的美學旨義。王國維以其精煉的語言為詞的再認尋出其傳統文化底蘊，給予中國美學已有的概念較清晰的面貌，他以作品印證，為古典概念注入新的內涵。中國美學，尤其是詞學除了有其歷史價值外，讀者更能從作品本身的議論與品鑑，體悟到這種歷史價值的世界意義。換言之，王國維真個做到了中國古典文論的創造性轉化。花了那麼多篇幅談中國當代文論，其實筆者縈心之念仍在當前的馬華文論。
9月中旬於首都召開的第二屆漢學研討會，提呈的19篇論文當中有8篇涉及中國古典文學，從論文的題目來看，我相信林水檺、陳華婷、許文榮、潘碧華、陳湘琳、張惠思、張依蘋、伍燕翎諸家在析論中國古典小說、晚明小品、詩詞曲劇，應該是一方面參照歐美的方法論，另一方面汲取中國傳統文論包括歷代詩話詞話眉批裡頭的啟示與智慧，而非生吞活剝地套用西方學說，以解剖中國文學。馬華文論需要轉型，追求素質的提升，挪借外國理論的同時，如果無視於中國古典文論的資源，不啻自斷一臂。讓我們承認，中國古典文論已構成了吾人的“歷史無意識”，問題在於如何把它提升到當前的學術體系裡頭去。
今日從事文學評論的人，是站在“知識的邊陲”（on the frontier of knowledge）書寫，中國的／歐美的、傳統的／現代的、古典的／浪漫的、言志的／抒情的……得多方考量。我們不必苛求國內學者都博學多聞如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但向靜庵先生學習，學習他那種融冶中西學理於一爐的精神卻不可無。也許我言重了。

星洲廣場‧靜中聽雷．溫任平．23／10／2005

資本主義、戰時共產主義與當代中國

2010-01-06T17:19:00.000-08:00

資本主義、戰時共產主義與當代中國

溫任平

在《靜中聽雷》寫過兩篇關於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的短文：一為〈美國心靈〉，二為〈資本主義的善與惡──兼談巴菲特與比爾蓋茨〉，兩篇文章都以美國為背景。然則在新教闕如、其他宗教盛行的國家，資本主義如何衍生成長？沒有新教倫理把工作視為上帝賦予人的天職以及節儉禁欲，歐洲及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憑藉甚麼力量萌長茁壯？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提過“資本家時代”（Capitalist Era），在其巨著《資本論》提及“資本體制所憑藉之根本”（Kapitalischer Grandlage），但他沒用過德文的Kapitalismus。後人揣測語義把“資本體制所憑藉之根本”譯為“資本主義”。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也沒用過這個詞，這個詞是在1850年前後由法國學者發明的。韋伯（Max Weber）引用巴斯特（Richard Baxter）與富蘭克林的言論指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甚具創見，但他認為儒家倫理妨礙了資本主義的萌長就未免失實。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英法信奉天主教，而非新教（基督教），資本主義照樣可以發展。意大利，尤其是威尼斯是資本主義最早衍生、成熟的國家城市。馬克思在《資本論》書中指出資本累積的路線圖，從威尼斯到荷蘭再蔓延到英國與北美。意大利、荷蘭、英法諸國無新教倫理的相輔相成，資本主義一樣可以發展。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是因為他目睹早期資本累積的方式是販賣奴隸、剝削勞工、掠奪佔領，荷蘭曾為佔據某島嶼而殺光島上的所有居民。克拉克（George Clark）即曾指出：資本主義後期的進步性實奠基於它前期的野蠻性。

究其實，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更是一種管理方式。從封建體制發展到以商業條例為原則的管制，這牽涉社會結構甚至人民生活形態的巨變。亞當史密斯曾在著作中論及“農業系統”（System Of Agriculture）與“商業系統”（System Of Commerce）之重大差異，預告了資本主義的到來。資本主義的商業活動必須容許商品與勞動力能自由流動，買賣公平為雙方所接受。制定商業條例使信用契約得以恪守，除此之外，還須有通訊、銀行、保險、核算稽查整個架構支撐。貨幣政策必須健全，商品價格與僱聘待遇不能朝令夕改。國家必須制定一套法律條文以保護私人財產擁有權、投資者與消費人、批發商與零售個體戶、僱主與員工兩造的權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如無商業條例、法律規範，則人人都會不擇手段牟利，強盜型資本主義（跨國大企業的壟斷與鯨吞）、罪犯式資本主義（黑心貨的製造與銷售），將無法遏制。

一個國家／社會如果只有口頭承諾的信用而無法律明文保障，資本主義無從誕生。沒有銀行，讓業者可以借貸融資，亦無所謂資本主義。當然，任何國家如無數目管理，核算混亂無序，亦不可能有資本主義。以英國為例，該國在1694年成立了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是年開始英國發行公債，准許信用借貸，我們可以把那一年視為大英帝國資本主義肇始的一年，在這前後國會通過與自由貿易有關的法案是為資本主義奠基鋪路。

明乎此，則上世紀中國的國共之爭，究其實是兩股政治勢力的爭奪戰，而非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孰優孰劣的角力。由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有蘇聯撐腰，國民黨這方面得到美國的援助，這場代理人之戰極易被誤讀成意識型態之爭。國民黨不能代表資本主義。民國初年以迄抗日期間。胡適的觀察是：中國仍處於中世紀，內憂外患，戰禍連綿，民生疲憊不堪，資源嚴重匱缺。蔣介石雖力圖整頓改革：成立現代政府，改善管理制度，組織技術官僚，統一軍令與徵兵法，設立法幣成立銀行，制定賦稅法，革新教育制度軍事體系，力圖把中國現代化，唯社會缺乏穩定的政治社會條件扶持，成效十分有限。國民黨內部高官爭權奪利，中下層幹部敷衍塞責，號令不行，外部則須長期面對共產黨軍事力量的挑戰，武裝衝突頻仍，蔣介石當時的處境實在比宋朝的王安石更艱苦。如此惡劣窳敗的環境，又怎麼會有空間讓正常的市場經濟可以運作，資本主義可以茁壯？

經典馬克思主義者，從祖師爺馬克思到伯恩斯坦（Bernstein），都把經濟視為社會之根本。個人勤奮工作，卻得不到利益，個體利益被國家集體利益這巨獸吃掉，自然無從激發個體的積極性，這也正是計劃經濟，大小國營企業效率奇差，人民生活素質低劣的原因。鄧小平了解社會要富裕，人民必須加強生產力。私營資本賺到的錢，除了納稅便是自己的，經濟效率自然提高。面對市場競爭，生產方式得改善，成本得減輕，業者的積極性自然就發揮出來。

毛澤東把“商”困在全民所有制底下，把“工”定位成廉價勞動力與批斗敵人的人肉工具，這在“戰時共產主義”（Wartime Communism）階段可以理解。但戰爭對任何社會國家都非常態，和平才是常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結束了自1949年以迄 1979年的戰時共產主義，唯延至1985年中共軍委會擴大會議，始正式宣佈國家取消準備隨時作戰的緊急狀態，進入和平時期。80年代中國的自由經濟自由市場便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下初塑規模。中國走向現代化、農業機械化，工業與科技質量大幅提升。鄧小平把人民解放軍“精英化”成300萬的部隊，江朱體系大抵上完成解散國企的複雜工程，並頂住下崗的沉重壓力。胡溫則繼江朱之後引入現代的管理制度、生產程序並加強法治，這是中國戰後共產主義的情況。俄國在經過耶爾欣的改革陣痛後，於普汀的領導下也在作類似的蛻變。中俄兩國面積太大，難免出現“省域山頭制”（provincial oligarchies），腐化貪瀆的情況非常嚴重，法律的釐訂與執行，也就是立法與司法，成了兩國當務之急。朝鮮仍走個人崇拜、中央集權的老路，依循戰時共產主義模式，才會造成飢荒連年，民生如此凋弊。

中俄目前的共產主義，已有名無實，實際的運作形態是社會主義加資本主義，有些行政措施接近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條路線。就中國的情況而論，鄉村、縣市已允許人民票選，“有限民主”開始萌芽。中國地大人多，民初中國人口4億，袁世凱搞議會民主面對杯葛註冊的政黨多達300餘個。今日中國人口13億，如允許多黨制，逐鹿中原的政黨搞不好可能有兩、三萬個，那會天下大亂。當前中國走的修正主義，於穩定中求發展，是民主過渡期別無其他辦法的辦法。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24／09／2006

《吉陵春秋》堪舆

2010-01-06T17:17:00.000-08:00

《吉陵春秋》堪舆
温任平

1999年7月25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亚洲周刊近期选出了 20 世纪中文小说 100 强，李永平的《吉陵春秋》排名第 40，能跻身前 50 名，地位不能不算高。李氏为东马砂劳越人，60年代赴台大念外文系，1968 年他写的小说〈拉子妇〉受到颜元叔的赞誉，后来他陆续写小说，产量不多，素质却可观。1978 年他以〈归来〉获联合报第3届小说佳作奖，接下来的力作〈日头雨〉更获得联合报第4届小说的首奖。李永平是比较文学博士，环视港台大陆，拥有这么高学历的小说家可谓鲜见。《吉陵春秋》1986年於台北出版，甚获好评。

《吉陵春秋》的地理背景，即使深谙堪舆学的人也未必探测得出什么结果来。刘绍铭推崇李氏的评论文章〈山在虚无飘渺间〉，余光中为《吉陵春秋》写的序〈十二瓣的观音莲〉都对《吉陵春秋》的地理环境感到狐疑、纳闷。余光中指出：

“这本小说的时空座标不很明确，也许是故意如此。…… 朱炎说吉陵镇是华南、台湾、南洋三地的结合体，我大致可以接受。其实这件事根本不用我们来操心，因为李永平原本无意追求所谓的写实主义。吉陵镇的存在不靠地图与报纸，只能向中国的社会风俗与文化传统去印证。”

刘绍铭认为李氏笔下的南洋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他的看法是：“吉陵镇不是一个‘现实社会’，仅是作者一个纠缠不休的意念。李永平着意要写的，不是什么人间百态，而是人心真象。如果我们承认人的心理活动也是一种现实，那么李永平也是个写实作家。”

1993年1月17日锺玲於联副发表的一篇题为〈我去过李永平的吉陵〉的文章透露，她在砂劳越古晋找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包括谐音的Kling街，万福巷（Lorong Ban Hock）等。对我而言，“吉陵 ”音色近乎印裔的俗称，这种俗称带有鄙夷意味，为印度人所不喜。“吉陵”镇也使我联想到居林与Kerling这两个吉打州的小城。不过这种把《吉陵春秋》地域化的企图，除了满足一部份读者追寻所谓“真人真事”的好奇心之外，意义不大。吉陵镇是一个乌有乡，万福巷的娼户、棺材店与在那里发生的邪恶事件可以说是人间地狱的写照。

我觉得南洋（甚或大马）的一些问题与困境，或许曾在小说家李永平的潜意识层里发酵，成为他创作的某种驱力（drive）。吊诡的是《吉陵春秋》时空背景的模糊反而使这部小说更具“普遍性” （universality），因为吉陵镇的暴力淫乱可以发生在南洋、台湾甚至中国任何城镇，地理座标因为“去地域化” 而指涉更广。《吉陵春秋》的书名，使人联想到“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春秋之笔写风土人物，颇能见出作者的企图心。

“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14位文学家把李永平认定为台湾作家，对马华文学似有欠公允。即使李永平已落籍台湾，马华文学史仍可视他为本国作家。美国小说家HenryJames 与大诗人TS.Eliot晚期都放弃美国籍选择英国籍，但美国文学史和文学选集都照样收进他们的作品。由於英国文学史也理所当然的收进詹姆斯与艾略特的生平与作品，这使他们的身份具备了微妙的双重性，不过这并没有引起什么政治干预，李永平的个例亦近似。

基於现代人的飘泊性，国籍与身份认同益形复杂，名作家那布可夫（Naboko v）原是白俄，却入籍美国，终老於瑞士。这位以写作《罗丽坦》（Lolita）而一夜脍炙人口的作家在接受美国一家学报访问时针对国籍认同的质询，他的回答是“The writer's art is his real passport”（作家的真正护照是他的艺术成就），或许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李永平以及其他留台不归的大马诗人作家身上，虽然本文无意鼓励留台学子弃本土而认同台湾，大马华社也负担不起这种人才外流所造成的损失。

旅游社会学

2010-01-06T16:59:00.000-08:00

旅游社会学
线装情结:
2010/01/06 2:12:57 PM
●温任平

19世纪中叶的英国公子哥儿平日无聊，到处游手好闲，居然会发展成全球每年消费额近千亿的旅游业——。

本文讨论的是旅游社会学。据笔者研读所知，“旅游”这个词首次在1810年出现在德文字典。中国人安土重迁，有所谓“物离乡贵，人离乡贱”一说。曩昔只有商人、强盗、土匪、流浪汉、乞丐才会从一个地方迁徙至另一个地方。当然我得在这儿快快补充，有些人是为了朝圣、治病、探亲、学艺甚至上京考试而不得不长途跋涉。旅游成为一种工业（Industry）是英国那些纨绔子弟，平日无所事事，与同侪或随从翻山越岭去寻幽探胜，一般平民为了附庸风雅也扮演上流社会角色，乃群起效尤的一种时尚活动。

赶鸭子式旅行

谁喜欢在飞机上吃飞机餐？谁喜欢晕船？谁喜欢一下飞机还没洗脸、牙还没刷（旅游社不会先让游客住进酒店休憩）就马不停蹄地到处“观光”。“观光”这个词甚传神，赶鸭子式的旅行团每到一个景点大概也只能观看到那么一小片光景。导游带游客去观赏故宫博物院展览的中国历朝文物，时间一小时，走马看花能看到什么？感悟到什么？

我出国是为了办事，大多数时候是为了出席研讨会提呈论文，空出来的时间去买书，每趟中国之行我总会购个二、三十本书，过重不便携返大马的话，书局有提供海邮递送服务，按书的重量付给书局该付的邮费，一个月或一个多月，书就寄抵了。

巴黎人对攀上艾菲尔铁塔没兴趣，更无意在比萨斜塔前留影。我在12月初赴台北并没有去攀101高楼，我在吉隆坡盘桓了20年了，吉隆坡塔我上去过一次。票是朋友买的，基于买了票不用是浪费，我上了KL Tower，而且还随着大家用塔上的望远镜鸟瞰了吉隆坡一趟。山东曲阜人才不会买票去参观孔庙、孔陵、孔宅，他们连李鸿章纪念馆也没进去过，我们这群来自大马、出席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学研讨会的“文化观光客”却如获至宝地在一个大洞窟似的纪念馆徘徊留连，搓手长吁当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毁于一旦的惨烈历史。我们身旁的文化导游娓娓叙述当年的海战，从容自在如数家常。

反常的挥霍

游客是很奇怪的动物，国内的东西不屑一顾，他乡的一草一木，所谓名胜古迹都是宝。在国内平日节俭自持的人，到国外旅游度假看到新奇的东西就血拚，反常的挥霍。平日不赌钱的人，去到澳门、拉维斯加可以赌到茶饭不思、荷包空空如也才走出赌场。所谓下榻五星级酒店，游客在吉隆坡住的五星级同名称的酒店其实与在台北、伦敦、米兰、温哥华住得没有什么两样。从床榻、灯饰、化妆桌、洗澡间的布置都同一个款式，甚至沙发外套的颜色都一样，这就是全球化连锁店的经营模式。请不要告诉我香港的麦当劳汉堡包比台北的美味（一笑），“到处杨梅一样花”。

至于度假村，尤其是海滩旁的度假村，一群人挤在一起，洗澡处是一列没有顶盖用沙砖砌成的小空间，粗糙的沙砖墙壁明显有钻挖过的痕迹，这是偷窥狂干的玩意儿。厕所的情况就更恐怖了，由于考虑到本文的读者可能边用早餐边读副刊，那种邋遢的景象我就不写了，免得影响读者的胃口，搞不好不仅早餐难啃，由于呕心，其他两餐都咽不下去。

去中国旅行的朋友，九寨沟之旅最令他们难忘的是冬瓜、黄芽白十分清甜可口。没想到接下去的一周，餐餐都是清炒黄芽白，清炒冬瓜，那种连一片肉、一粒虾米也没有的“纯炒青菜”。去云南的友侪，一路上吃“过桥米线”，中饭晚餐都得面对过桥米线，仿佛整个地区、整个省份就独沽那么一味，一直吃到舌蕾都在喊救命。

陈友信告诉我他在北京去过“文革食肆”，里头挂着毛泽东的大幅肖像，侍应生全副红卫兵打扮，当然这种所谓创意菜厅并非中国人的专利，在法国的威斯巴登有一间名叫“莱赫尔之鸭”的餐饮，侍应生穿着溜冰鞋穿梭其间，台上有特技杂耍表演，史康柏（Alexander von Schonburg）的评语是这种创意威胁人类文明，“它结合了马戏班与餐馆”，不伦不类至极。至于“文革食肆”这是拿中国10年的历史浩劫来消费，这种创意或卖点我不苟同。

我曾与张树林、谢川成、陈顺盛（已故）去过曼谷市最大的酒吧舞场，整个足球场那么大，挤满了人，我们手上拿着的入场券可以让我们喝到3杯免费的饮料。激光四射，摇滚乐震耳欲聋，每个人都听不到别人讲什么，游客之间不必语言沟通，比个手势齐齐跳进舞池乱跳乱扭就对了。方娥真有一次参加旅行团赴中亚古国土耳其观光，她告诉我她那几天吃到的最美味的是面包，这是唯一令她不会呕吐的食物。

19世纪中叶的英国公子哥儿平日无聊，到处游手好闲，居然会发展成全球每年消费额近千亿的旅游业，无心插柳柳成荫又多一例证。有时在沙滩上或甲板上看到欧美游客，集体晒阳光，情况有点像煎鱼，每半个小时即转身晒另一边，使皮肤呈古铜色且色泽均匀，度假后可以向公司同事炫耀他们去过牙买加或意大利，不禁莞尔。旅游社会学是行为经济学的一环，相当有趣，有机会可能会再谈。

2012年的火鸡效应

2009-12-30T23:49:00.000-08:00

2012年的火鸡效应
线装情结:
2009/12/30 2:35:58 PM
●温任平
2012年离开现在不远，根据马雅人的推算，当前的人类文明将在2012年12月21日结束，另一形态的人类文明将继之肇始。马雅历法是有人类文明史以来最精准的历法之一，而从1992年以迄2012年是进入人类文明演化最后的阶段。这20年期间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好的方面包括科技的发展与更新，坏的方面是天灾人祸，战乱浩劫。愈是接近2012年，各种变异的现象愈是明显，近几年来各种流感肆虐，全球许多地区气候异常，酷夏与寒冬更迭，中国境内一些省份面对久旱无雨，另一些省分却豪雨连绵造成洪涝汹涌。2008年冬美国次贷危机终于失控，迅速蔓延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凡此种种，都是2012年大周期前出现的大变动。

暴风雨前的寂静

人类的学习多属“后向学习”（backward learning），我们相信历史极可能重演，我们从小到大被提醒与告诫“从经验中学习”（learn from experience），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却充满了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二战美日交锋，日本仅摧毁了珍珠港海军基地，美国本土从来不曾被袭击，2001年的911事件突然爆发，美国顶尖的白宫幕僚与专研战略的军事专家完全无法从（过去的）历史找到线索美国本土将会受到那样的打击。中国有句智慧语：“暴风雨前的寂静”，把这句话用在英美等国家的情境中，一只在感恩节将被宰杀的火鸡，在这之前火鸡会受到优渥的待遇，喂食丰足，而且愈接近感恩节，主人对它愈是友善。火鸡如果也像人类一样懂得思想与回应，它会觉得主人对它愈来愈好，它对主人的信任与日俱增，吊诡的是，它的安全感与危机的逼近成正比。当火鸡“受宠有加”之际，正是它即将要上“断头台”之时。

“后向学习”的危险或可从航海史上无人不知的史密斯船长的一番话体会出来。史密斯于1907年说：“……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任何事故。我在海上那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船只出事。我没见过沉船，我的船也从未沉过，我甚至未碰过任何有沉船之虞的危险。”这位从过去的经验判断沉船乃不可能的，是铁达尼号船长，豪华而坚固的铁达尼号于1912年撞上冰山而沉没。1987年发生自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以来最恐怖的股市狂泻，著名的投资大师彼得林徐（Peter Lynch）刚好离美赴欧度假。彼得在华尔街有股神之称，写过多本投资策略的畅销书，他怎么可能丝毫看不出股市即将崩溃的蛛丝马迹？看不出就是看不出，预测是十分困难的。许多事件的发生，我们无法从“后向学习”那儿温故而知新。我无意挑战或颠覆孔夫子“温故知新”的道理，但生命现象、生活遭遇充满了许多的“随机性”（randomness），有关出奇不意爆发的黑天鹅事件与效应，塔列 (Nassim N. Taleb) 的近著《The Black Swan：the l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是绝佳的读物。

金融活动千汇万状

金融与商业投机与投资，有所谓风险管理，即所谓 risk management。2006年9月“红苋基金”（Amaranth Fund）在数日内因投资/投机失误蚀掉70亿羌元而结束营业，在几天内亏掉70亿刷新了交易史的新记录。在情况失控之前红苋管理层还向投资者大派定心丸，声称该基金有12名专业的风险管理经理监督交易，公司不会出岔。这批风险管理专家依赖的是过去的各种数据与资讯。今日的金融活动千汇万状，即使你把国内外的全部重要报章与权威经济杂志都搜集齐备，这些报章杂志里头的资讯都是“过去式”的资讯，而我们面对是每天都在变而且变化诡谲的经济生态与交易环境。

笔者不是股市大鳄乔治索罗斯的崇拜者，我对这位金融殂击手的观察是，他是那种在“后向学习”中找出每一次错误的根源的那种人，每次投机失误都是因为自己判断出了问题，索罗斯没有怨天尤人。这种人在惊涛骇浪的全球金融博弈往往能在最后胜出。一个人现在成功并不等于他未来会继续成功。好景不常，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由于对当前乐观而对将来缺乏警惕意识，那是人类性格一大缺憾。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所以谈不拢，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人类的自私与各国的危机意识不足。

塔列说得好：“对未来的了解，如果要达到能够预测未来的程度，那么你必须具备来自该未来本身的元素。”我们对2012年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可以学习索罗斯式的自省与反思，从近十年来的天灾人祸包括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食物劣化还有连绵不绝的恐怖袭击与战争，探测人类可能面对怎样的一个未来。2012年不一定是末世年限，但它的被提出并被拍成电影有它一定的警示作用：1000天都平安无事（还记得感恩节前那只快乐的火鸡吗？），1001天就出事了，而且还是灾难规模的大事。

天狼星诗社：“神话王国模式”的兴衰

2009-12-30T18:18:00.003-08:00

天狼星诗社：“神话王国模式”的兴衰

温任平

天狼星诗社的存在除了提供年轻作者某种“文学启蒙”外，还以事实证明了：年轻人具备为追寻理想而忍受生活煎熬的浪漫热情和赤枕。

与报馆的朋友在电话里谈起“新山模式”，朋友说“你和你的朋友也可以搞一个怡保模式啊。”我告之以当前怡市锡业不振，屋业萧条，赞助人难求，表示“怡保模式”实无力促就。口里解释，心里却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当年创立的天狼星诗社，那个“神话王国模式”。我，也曾经是文化模式的建构份子。我心里想，却没敢说出来。

“神话王国”这一称谓，引自赖瑞和在学报月刊1973年6月号的一篇特访题目：<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赖瑞和的看法如下：

“20世纪的文人都是有点怀念过去的，有点nostalgic的，总想拥有自己一个神话世界。而二十世纪的文人更是一批需要爬进他们各自的神话世界的动物。一旦经营好一个神话世界，在西方，叶慈可以写他的Sailing to Byzantine或The Second Coming，卡夫卡可以写他的《审判》；在东方，施叔青可以写她的<约伯的末裔>，七等生可以写他的寓言小说。也许就在这种‘神话’意念下，霹雳有一群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天狼星诗社，向外面的世界摆了一个‘神话的姿势’。”

“这是一个有纪律有秩序的世界。……天狼星诗社及其分社的社员，得经常有创作，才不致被淘汰出去。他们每两个星期需交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篇小说，然后彼此交换、传阅、修改、讨论。”

出版手抄本《绿洲》

“在天狼星诗社的总社长温任平的领导下，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分工合作，默默创作，并且编了一本手抄（偶尔也油印）的刊物《绿洲》，从1967年开始至今，一出便出了25期。在印刷业发达的时代，居然有人以手抄方式来出版刊物，从现实的眼光看来，真是一则神话。但他们却以这种方式，维持了他们不断创作的决心，沉醉在他们的快乐世界里面。”

“……除了编刊物外，他们还举行座谈会，爬山、野餐等活动。这些座谈会的记录，有些已经发表在《教与学月刊》及《蕉风月刊》上。”

“这种干劲，得有一种自以为是、牢不可破的信念来支持。这种信念，多少有点youthful romantism, idealism，不理会现实考虑的意味。但只要他们不爬出由这种信念所支持的神话王国，他们便可以默默创作，快乐而认真的做他们的事，一如《仲夏夜之梦》以后会发生的事。”

“唐宋八大家会议”

重读赖瑞和的文章，我的心里涌起许多异样的感触。瑞和的特稿发表于1973年6月，那年年底，天狼星的分社增至10个。温瑞安的书房墙壁辟了一个“振眉诗墙”，用壁报方式“发表”社员的重要作品。我本身则每月召开一项文学精英会议，这会议只许8位表现特出的社员参与。8位社员每月都得交上一篇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创作，影印成八份，在会议上传阅讨论，由我负责甄选出最佳作品。大家把是项文学聚会称为“唐宋八大家会议”。年轻人逞才使气，只看“唐宋八大家”聚会，便可想见一斑。记得温瑞安的第一篇魔幻小说<凿痕>，方娥真的散文<长明灯>，黄昏星的诗<最后一条街>都曾先后在“唐宋八大家”月聚上先后夺取过最佳创作奖。

天狼星诗社一直在做着《仲夏夜之梦》，第一次梦醒是在瑞安、娥真、李宗舜、周清啸、廖雁平等人赴台深造不久后发生。我与瑞安为了殷建波与1975年辍学赴台事件闹得极不愉快。瑞安在台另创神州诗社。天狼星诗社一夜之间垮了半壁河山，幸亏仍有张树林、沈穿心、洪而亮、谢川成、黄海明、叶锦来、蓝启元、蓝薇、冬竹、郑荣香、孤秋、朝浪、潘天生、川草、凌如浪、林秋月、心茹等人撑住局面。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事纠纷开始冲击我们的神话王国。为了面对一个“没有了温瑞安”的天狼星新形势，我定下了1978年的整顿计划，于该年诗人节宣诗社进入“中兴时期”。1978、1979、1980年我和诗社几名成员，一口气策划出版了超过十本书，《大马新锐诗选》《天狼星诗选》都在这期间先后面世。1979年6月的诗人节，我在金马仑的聚会上宣称诗社晋入“起飞阶段”。

结婚是写作的坟墓

诗社于80年代初培植了好些文学新血，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张允秀、吴结心、廖牵心、游以飘、张芷乐等潜质可期的写作人才。但我这时对整个神话王国模式的有效操作，信心动摇。许多社员在工作、家庭的压力下打退堂鼓，女社员在婚后全部（注意“全部”这两个字）淡出文学界，包括被何棨良誉为“有潜力摇身一变为另一个Emily Dickinson”的蓝薇、林秋月、郑荣香（飘云）都逃不过这公式，甚至一向执著坚持的蓝雨亭在订婚之后亦来信表示尊重未来夫婿的意愿告别文坛。许多理想和现实无法取得协调。

为了扭转颓势，我与张树林、沈穿心、孤秋、暮静、潮浪等人在安顺成立了一家“世纪文化公司”售卖现代文学书刊，希望拥有一个据点，加强社员的凝聚力。可惜生意蹇滞，经营未善，不久便倒闭。诗社社员劳燕分飞，各奔前程，任何神话都阻止不了它花果飘零的命运，片片剥落，诗社甚至没有能力提供社员小小的安身之所。

我不知道将来的天狼星诗社，会作出怎样的蜕变，不过我想它已经不能再靠过去那个神话模式生存、发展。它必须面对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现实是它的根源，也是它的梦境，天狼星的前景是好是歹，也许一两年内情况会转为明朗化，那时再说吧！

20.8.1989

1980年代的文学扎根工程——天狼星诗社的角色扮演

2009-12-30T18:17:00.001-08:00

1980年代的文学扎根工程——天狼星诗社的角色扮演

温任平

1980年，是天狼星诗社挥别1970年代的第一年，论者每每认为诗社的力量肇端于1970年代初，到了1979年11月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把第二届文学奖的团体奖（马币两千元）颁给天狼星，诗社从发轫到绚烂，整个周期便算完成。其实这是“想当然耳”的臆测之词。

史迹斑斑，文献可征。1980年代3月我与蓝启元、谢川成编的《愤怒的回顾：马华现代文学21周年纪念专册》，以二十一岁为成年人的视角审视现代文学在诗、散文、小说三方面的成绩。我们也以面谈与笔谈的方式访问了姚拓、钟夏田、王润华、郑良树、吴天才、李锦宗、杨升桥、陈徽崇、叶啸、宋子衡等十位文教界人士，由他们发表对现代文学的意见或看法。

1981年年秒，天狼星与陈徽崇领导的“百啭合唱团”把现代诗谱曲制成唱片卡带，我撰写的<惊喜的星光>成了诗社社歌。一个文学团体有自己的社歌，这是组织强化，艺术探索多元化的明显趋势。程可欣、林若隐、廖牵心、胡丽庄、吴缓慕后来也为社友的诗作谱曲，格调走的是校园民歌的路数，与徽崇兄的艺术歌曲不同，唯现代诗的可诵可唱，确乎有助于诗的传播与感染。1982年，我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语言文教组主任的名义，邀请台湾的余光中来马在三春礼堂演讲，演讲过后的特别节目，是男高音陈强喜唱张树林的诗《记忆的树》，陈可欣姐妹以吉他伴奏吟唱余光中的名作《风铃》。当时在场的文协听觉艺术组主任声乐家邱淑明，亲口向我表示，她相当喜欢这种别开生面的诗的发表方式。

资源互补的结果

我之所以加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并于1982年3月成立霹雳州分会担任主席，由谢玉麟校长担任副主席，正副秘书由张树林、谢川成领衔，因为年近四十的我，逐渐看出诗社的结构性缺憾。诗社成员大多是学生，经济能力太弱，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它可以发展拓宽的空间已臻极限，天狼星要能突破，非把力量注入另一个规模庞大、人力物力充沛的社团不可。但我无意解散诗社，反而借助文协、天狼星两方面的资源互补把一些活动办得更有声有色。1981年谢川成荣获文协总会颁发的文学评论奖，1982年天狼星第二度夺得文协总会颁发的团体奖，同年张树林获得文协总会的诗奖，1984年谢川成又获文协总会诗奖，如果“作品本身是最雄辩的”，那么1980年代上半叶的诗社成员确乎以他们的作品，证明他们的诗艺表现不俗。

上文谈1970年代的文学行动主义，特别凸出诗社编纂的两部诗选，一为出版于1974年的《大马诗选》，一为1979年的《天狼星诗选》，我忘了提1978年出版的《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新锐诗选的纂编作用有二，一是填补《大马诗选》的可能遗漏，像年纪比我大、出道比我早的漠北羊便是一例。而且从1974到1978年的五载，正足以构成诗的新一代，像林燕何、沙禽、张锦忠、郑玉礼、何棨良、林秋月、冬竹、蓝薇、郑荣香、沈穿心、谢川成、陈明发……等二十三位诗人必须要有另一部诗选容纳他们。

张锦忠于<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提到：“散播现代主义理念的文化人，尽管心存典律焦虑，在典律建构方面的努力，显然不够全面。”（见《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页232，留台联总，1999），他的判断说中了一些事实：首先是《大马诗选》与《大马新锐诗选》收入五十家诗，唯基于各种因素，白垚、叶曼沙、何乃健、陈正欣、黄远雄等五家诗始终未能一网包罗，这是一大遗憾。其二是在我担任文协语言文学组主任期间，虽然竭尽所能希望能编出一套四册的《马华现代文学选》，唯是项计划先受阻于文协理事会，我被指示把书名《马华现代文学选》改为《马华当代文学选》。一字之别，编撰选稿的方针却不得不修正。1984年、1985年文协先后出版了文选的小说与散文部分，却因经费支绌无法出齐选集的诗及文学评论部分，成了张锦忠所指陈的“未竟之功”的佐证。

校园文学风行十载

遗憾的不仅是这些，1984年是马华现代文学运动的二十五周年，文协霹州分会在怡东大酒店召开<第一届全国现代文学会议>，分诗、散文、小说三组，邀得六十位作家参与其事，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的成绩与未来发展作出估衡，勾划版图。可惜两天的会议各组整理出来的报告都是急就章，无法像《愤怒的回顾》那样可以纂编成书作为文献。选集的编纂与会议的举办都是现代文学的扎根工程，成果都不够理想。

文学会议沦为“表面风光”之后，我们嗣后在邦咯岛、安顺、金马仑等地举行的文学聚会，便不再邀部长开幕，而强调会议的内容实质，并邀得文学界的友好包括永乐多斯、陈应德、傅承得、祝家华、沈钧庭、潜默等助阵，提呈论文，发表演说。这个阶段的诗社新一代成员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张允秀、郑月蕾、张芷乐、游以飘、吴缓慕、袁钻英、丘云笺、陈钟铭、廖牵心……等二十余人，他们陆续在国内报章文艺副刊发表作品，文学的须伸向四方。

在社会网络的联系上，树林的能力远比我强，我带进来的大多是我的学生，树林则广结善缘，把蓝薇、冬竹、飘云、川草、许友彬、绿沙、朝旭、风客、千帆、亦笔、李木真、蓝雨亭、林添拱、叶河、叶瓦、桑灵子、雷似痴、陈强华、黄英俊、淡灵、弋湘月等人都引介入天狼星。文学扎根的根有多深，殊难衡测。上述社员（前社员）今日是四十岁上下的少壮派，分布于各行各业，当中以服务于教育界与媒体者人数最多。

较易衡量或评估的是1985年添拱、可欣、若隐、一翔、允秀、嫦好等先后进入马大深造，与马大一群朋友包括骆耀庭、陈全兴、潘碧华、庄松华、林云龙等的文学因缘。他们联手成立了“马大文友会”，1985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的“文学双周”，后来这项节目还成了中文系的常年活动之一。从文学扎根到文学深造，若隐、嫦好等六人的努力，功不可没。文友会的成立掀起校园文学之风，从1980年代中叶的初绽一直延续到1995年才出现力弱退潮的现象。校园作家出了数十本书，有些是大专文学奖的佳作合集。

谢川成的努力重点在穿针引线，联系陈石川、潜默、张锦良进行《多面的缪斯》的中巫英三语翻译，并在1985年6月6日诗人节推出。这部三语诗选可谓马华文坛的创举，川成是以另一种方式为马华现代文学扎根，经营筹划过程艰苦，希望这部三语诗集能在国内文坛引起他族人士的注意。

1988年川成出版诗集《夜观星象》，1989年5月潜默出版诗《焚书记》，同年8月川成的学生谢双发自资印行《江山改》，唯1989年11月杪我远赴吉隆坡尊孔国中教书，诗社力量终于星散。

诗社的式微，除了社员就业，兴趣转移、婚嫁诸问题外，我想1980年代中叶我不再担任《中外文学》的顾问（我于1974年被委为该刊东南亚编辑顾问，从1974年到1985年一直获得台大外文系的赠书），使我突然与台湾文学思潮脱节是一肇因。中国的顾城、海子、杨炼……我那时还未能习惯汉语的另一种感性表达。我向社员介绍杨泽、罗智成，而没能看出“蔷薇学派”与“鬼雨书院”的局限。1988年台湾解严，文学变天，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论述等都与我擦肩而过。当我再不能把陌生诗学和前卫美学携给年轻的一代，我的社员离我而去，我自己则舍弃了文学。1988年到1992年我留意的是社会趋势，在报章写“特约评论”，表面声势仍“显赫”（一笑），事实上是自己的文学细胞已濒死亡，我的文学复苏是1997年后的是。

2003年2月23日

温任平

武吉免登式眩惑

武吉免登的阴阳

康熙皇帝与威廉三世

康熙皇帝与威廉三世

全视建筑

围篱社区物语

黄帝内经扶阳法

被压抑的 总会回来的

火神派VS阳虚症

巴菲特看空所有货币

更年期像文化大革命

低碳经济的时代

赵舜卖面 王杰卖唱的启示

工资与货币幻觉

我的水仙花情结

婴儿潮与银发族的因应之道

美国的货币战略

价格定锚与通货膨胀

锦口绣心的余光中

施与受 良性互动

與傅承得談舞雩氣象

经典焦虑与文学大系

血婴

梁漱溟轉佛入儒的啟示

牛仔褲的文化悖論

作家‧學者‧文人

一位日本教授的憂慮

男人的酒窩：領帶文化

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評議

漢語特質與語言品質

灯火总会被继承下去的

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

虎年与肖虎者评议

心理贫穷初论

面对生命倒数

2012年末世论再议

黑天鹅事件

春节将至谈股市

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

面对生命倒数

《戴著帽子思想》的悬念

當代文論的資源開發

資本主義、戰時共產主義與當代中國

《吉陵春秋》堪舆

旅游社会学

2012年的火鸡效应

天狼星诗社：“神话王国模式”的兴衰

1980年代的文学扎根工程——天狼星诗社的角色扮演

被压抑的总会回来的

赵舜卖面王杰卖唱的启示

施与受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