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傅承得談舞雩氣象
溫任平
承得：
（一）
你好。
一個月前若隱在電話里告訴我：你可能不寫詩了，因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和若隱說有機會的話，我會和你談談。
這期間我們也曾見過面，因時因地，都無可能細說/討論一個詩人決定暫時擱筆不寫詩的原由根本。而這兩三個星期，我自己的內心氣候亦面臨十年來未曾有過的感情風暴。對於自己應否再出發，回到文學的領域感到惶惑、困頓，不知何所適從。知命之年，不能再做傻事了，我這樣告誡自己。東山再起如果只是曇花一現，那何異於殞星行為，一燃一亮便歸於寂滅。我現在的經濟「尚佳」，這都是我離開文學才出現的小康局面。「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文學或者詩，值得我如斯沉吟嗎？
或者我的困難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你的難境。即使撇開經濟因素不談，我和你都有很多事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得出一番名來，這點知己知彼的能耐我還是有的。與文字搏斗，嘔心瀝血，要寫些最低限度能過得了自己這一關的詩或文章，需要很大的創作熱忱與道德力量。年少時下筆寫詩撰文，許多時候就憑一股氣，一以貫之，一氣呵成。我們繼續不斷寫下去，靠的是內在的燃燒著的激情。但激情不可能永遠燃燒，激情會冷卻，會淡化。美國小說家約翰．齊福說「生命好像有一種雄心之力，它使人漸漸遠離自己當年的抱負和純潔的回憶。」指的正是這種冷卻、淡化的現象。
允許我在這兒摘用艾略特那句被廣泛引用的話：「一個詩人在過了二十五歲之后，如果他要繼續寫詩，他必須具備歷史意識。」二十五歲的人，寫詩不應該是文字的游戲，寫詩是一種要對自己的文化傳承負責的行為。孔穎達在毛詩正義大序的疏釋中提到「詩人攬一國之心以為己意」便是體認到群體社會的重要性。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詩人下筆時的心情沉重可想而知。他可能寫了一大疊詩而不敢寄出去發表。詩人不想重復過去那個自己（copy自己不如不寫那不更省事嗎？）他對自己的某些作品社會寫實太露的傾向感到不安，又對另一些作品的抒寫性靈感到赧疚。為了寫實而背棄藝朮的考慮，他很難原諒自己，唯他同時了解詩不能盡在反映小我之境，它應該有更廣闊的天地。我不肯定你是否面對上述那種兩難，而我，自忖確是為此而困擾以致到了寢食難安的地步。
「詩」是「言之寺」亦復是「寺之言」，詩的尊嚴或可從文字訓詁體察其真義。詩是語言的菁華，詩人需要以近乎宗教底恭謹虔敬下筆寫他的作品。承得，你我如果打算繼續寫詩，那么我們的激情便需要「內化」(Internalised)以致於醇化，這樣我們才可
能像王國維說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這是眼界方面的拓寬，這樣我們才可能如陸游指出的「中年始稍悟，漸欲窺宏大」這是胸襟方面的拓展。
當然詩可以興、觀、群、怨，可以緣情亦可體物，社會功能頗多，技巧擷用可謂繁富。吾等如果貪多務得，樣樣通樣樣輕松，何如執其一端寫自己最熟悉和關懷的課題？這可能是一條出路。而在森羅萬千的藝朮選擇與形式追尋的過程里，指引我們的是自己內在的主體性，自給自足的境界。《論語》「先進篇」二十五章與「顏淵篇」二十章提到「舞雩」之想。舞雩不僅是祭祀以求雨，它指陳的更是一種生生不息的人文氣象。這氣象既具「言之寺，寺之言」的庄重虔誠，又具備先民祈雨舞之蹈之歌之詠之的自在從容，己樂樂人，庄嚴而愉悅，誠摯且動人。天人合一宇宙觀萌生內在的道德自主性與超越意識，使詩人不為某種功利而寫，詩本身就是目的，真善美在詩中應該是三位一體的。
或許只有這樣，我們才不致於被社會寫實的課程與隱秘晦澀的自我所蔽，以致下筆維艱。詩人正視周遭的人生現實，默察體會宇宙萬物的更迭，不戴有色眼鏡（當然你仍可繼續戴你的五四型志摩式圓鏡片），不偏激不矯情，寫自己「心中的聲音」，去詮解事相與現象。煦陽底下沒有不可以處理的題材，而題材沒有好壞之分，作品成就/造詣卻有高低之別。詩人可以詠懷，詠物、詠史、美刺諷喻無所不可。詩經內容丰富多元，雅俗共賞，「閔予小子」與「野有蔓草」之間，題材旨意可謂大異其趣。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因一些批評家之言而把自己鎖定於某些題材某種刻板反應。吾以為即使寫小我也有其普遍性而隱隱指向群體生命的感動﹔即使寫大我的社會百態和無需像迥避愛滋那樣，故意抹煞個人性情的文學獨特性。我希望寫這封信寫到這里，你讀信讀到這個章節，你我都能清楚自己的處境，面對困難，克服它，然后嘗試闖開另一個嶄新的局面來。
（二）
然而你的那句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仍使我難以釋懷。那天我和你通了一個五分鐘的電話，你告訴我你當晚便要飛去德國法蘭克福看一個大型書展，逗留三几天，回馬后便得趕去檳城與教育界、文化界以及其他文友見面，商討籌辦書展事宜，等等等等。你在電話里講得匆忙，我也只能聽到支節梗概而已。我猜想「更重要的事」可能就是文化的推廣工作吧。如果這項臆測正確，我倒想針對詩人/作家而又是文化人，甚至是一個概念/創意的傳遞者，表示點意見。你不會怪我多事吧。
文化事業需要推廣、弘揚，殆無異議。文化訊息一定要散播出去，滲透社會各個層面，那么所謂推廣弘揚始可言落實。而這方面的工作靜態的守株待免，其成效當然比不上動態的主動出擊。從文學界的朋友到文化界的同道都可以是聯系的對象，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即是這個意思。獨中、國中，尤其是這些中學的華文學會往往是培養文學新秀或廣義的新一代知識人的溫床。過去我每調去一間學校教書，都會擔任校內華文學會的顧問老師，我也樂意接受校方這種委任，因為它方便我做「文學的直銷」。一笑，其實這也不是什么笑話，天狼星詩社當年的社員十居其八九都來自我任職學校的華文學會，可為參照。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做著什么，這么做有什么意義，文化的推廣弘揚是一種主體性的活動（看來我又要重提前面的舞雩氣象了），它背后要有明確的道德自覺與文化使命感。如果沒有這份使命感，你老弟棲棲遑遑，奔走如寄，所為何事？金錢收得，或者說，經濟因素，不可能使你那么投入和參與。因為你知道你現在做的工作底意義，所以你才會孜孜不倦，不是樂不思蜀，而是樂而忘憂。你是中文系科班出身，當知樂而忘憂用的是「發憤忘食，樂而忘憂」的孔門典故。
要在各地建立起文化保壘，絕不能小覷中學生大學生這些年輕學子的潛能與可塑性。把力量擴散到文化界、教育界、學朮界去，親師取友（這四個字眼很重要），必須以志趣德業為內凝的焦點。假以時日，乎自會形成一股沛然的社會動能，這比口號式跟著大家喊「建立一個書香社會」或者跟風式趕「三國演義」的熱潮（最近這股潮似有潮退的跡象）來得切實可行得多。
結束這封信之前，讓我祝福你諸事順心。播下種子，就得有耐心培養，期待它們開花結果。歡迎你來信指教。
溫任平謹啟
2010年2月24日星期三
经典焦虑与文学大系
经典焦虑与文学大系
温任平
文学经典不易定位，且乎经典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多须重新安排位阶，甚至被挤出经典之林。能进入10年的经典，在半个世纪的时段可能连佳作都称不上。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寻找较有成就的作家与他们的代表作，但在文学批评机制有欠健全的马华文坛，零星的作品素质评议无法为吾人整理出一份可靠的书目名单。
在这样的情况下，比较稳当的做法是编纂文学大系，这工程方修、李廷辉先后做过了，方修主编《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至1942年），李廷辉主导编纂《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945至1965年）。这两部文学大系把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视为“形式主义”，是“文学逆流”。方修对现代主义的贬抑，尽人皆知。1945至1965年的另一部大系继承方修的左翼文学史观，把现代主义批贬为“唯美颓废”、“晦涩难懂”、“故弄玄虚”、“标新立异”。苗秀、赵戌等人的行文遣句从来不掩饰对现代主义作品的厌恶，大系收录现代派作品是作为负面教材。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大马华文作协印行出版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至1996年）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处理，大抵上还称得上公允执中。
《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年）以32年为断代有些别扭，30年或35年是较合理的分期。大系编纂的方法学亦令人难免感到狐疑，它允许作者投稿，大系并非文学杂誌、报章文艺副刊或创作比赛，怎可由作者投稿？写过一首好诗或一篇出色的散文，从此辍笔不写的作者是否适宜收录？参加文学奖可以十年磨一剑，一招走江湖，但作家的成形与文学经典的出现，需要时间的磨练与筛选。还有大系稿约要作者联络编委会，并附上300个字的自我介绍，已逝世的作家韦晕、商晚筠、叶明琚恐怕就与大系绝缘了。
“经典缺席”这个新词是黄锦树发明的，方修多年前的文章〈看稿的感想〉即曾直言：“反观马华作品，就还很少达到这么一个深度。在中国新文学里头，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才真正是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好像鲁迅的〈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等，可以说是后无来者了。”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各部多篇导言也反映了他对马华文学作品素质不高的遗憾。70年代黄锦树提经典缺席（1992/5），文章不长，用语温和，与他后来批评方北方行文遣词的辛辣差异不可以道里计，却引来夏梅、端木虹、刘育龙、陈雪风、何乃健、张锦忠、庄华兴诸人的回应，部分文章近乎谩骂，我想连当事人黄锦树都感到有点意外吧？现实主义文学自1919年以迄1989年盘踞马华文坛号称“主流”、“正统”逾70载，要老现实主义者嚥下这残酷的真相，殊非易事。黄被斥“抹煞、否定马华文学”、“蓄意污蔑”（夏梅‧1992/8），是个“狂妄自大、嚣张跋扈的文坛小角色”（端木虹‧1996）。不知甚么时候，马华文学成了一头“圣牛”（Sacred cow），动不得，批不得，他们不知道祖师爷方修早已认知新马现实主义佳作缺缺（甭说经典）这不快的事实。
也正因为这种经典焦虑，各方对是套文学大系期待甚是殷切。大系的编辑方法出现常识性的瑕疵，自然引来争议。笔者率先撰文提出编纂标准（1996/10），作协主席云里风迅速为文补充（1996/11）。黄锦树建议大系宜乎由马来亚宣佈独立的1957年开始，提前8载，让大系构成一个从1957到1996的40载文学总匯（1996/11）。张光达强调大系与选集性质不同，不能以编者的趣味为依归，应兼顾作品的历史性与艺术性（1997/3）。林建国的〈等待大系〉指出：“一个没有所谓‘经典’的（文学史）世界是无法想像的。”他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每部真正的‘经典’都必须是一部丑闻（这当然不意味每件丑闻都是‘经典’”（1997/4），与张光达指出大系应该考虑收入表现手法独特怪异，具有独特性的文学作品，“以示大系内容的多重面貌──显示马华文学的百花姿态”（1997/3）的呼吁若合符节。
由于是套大系面对内外煎迫的情境，编选过程各部编者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2000年大系仍未能面世，笔者又撰文批评，引来署以“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身分的碧澄反击。据知碧澄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文字被删去数百字以“洁本”刊载，但这场激辩发生于2000年，详情就不赘述了。大系一再延宕，终于在新任作协主席戴小华的力促下于2002年面世。大系经过90年代的第一波争议与2000年的第二波激辩，好处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都得到相对均衡的处理。主编大系散文（一）的碧澄亦无因私废公，他对我的散文处理与三几句点评算得上中肯。
今日重读是套历经苦难才诞生的《马华文学大系》，笔者发觉从中长篇小说（马崙主编）、短篇小说（绿浪、李忆莙）、散文（碧澄、小黑）、诗歌（何乃健、沈钧庭）、评论（谢川成）、剧本（柯金德）、史料（李锦宗），除了马崙、柯金德、何乃健、谢川成的导言资料较为丰富可取，其他各部（史料除外）导言只交代编纂过程，对选稿的美学标准、内容与形式的考量，墨之少，令人难以置信。戴小华简短的绪论把32年来的马华文学以二分法化约为“单一视角”走向“多元美学”，其他各部主编在导言里仅交代编辑技术而非编辑选则，后人如要从大系导言见出作家作品、社会历史的交互关系，从各文类风格之变化，窥探文学思潮的嬗递，并据此建构马华文学史，恐怕要失望了。戴小华使是套一再耽搁的大系得以出版，功不可没，但她的绪论显示她对马华文学所知泛泛，对各部主编的导言可能不曾细读。诗歌（二）导言里多项事件与发生年份不符，使这部大系出现瑕疵，失色不少，未免可惜。
星洲日报／静中听雷．温任平．04／05／2008
温任平
文学经典不易定位，且乎经典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多须重新安排位阶，甚至被挤出经典之林。能进入10年的经典，在半个世纪的时段可能连佳作都称不上。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寻找较有成就的作家与他们的代表作，但在文学批评机制有欠健全的马华文坛，零星的作品素质评议无法为吾人整理出一份可靠的书目名单。
在这样的情况下，比较稳当的做法是编纂文学大系，这工程方修、李廷辉先后做过了，方修主编《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至1942年），李廷辉主导编纂《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945至1965年）。这两部文学大系把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视为“形式主义”，是“文学逆流”。方修对现代主义的贬抑，尽人皆知。1945至1965年的另一部大系继承方修的左翼文学史观，把现代主义批贬为“唯美颓废”、“晦涩难懂”、“故弄玄虚”、“标新立异”。苗秀、赵戌等人的行文遣句从来不掩饰对现代主义作品的厌恶，大系收录现代派作品是作为负面教材。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大马华文作协印行出版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至1996年）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处理，大抵上还称得上公允执中。
《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年）以32年为断代有些别扭，30年或35年是较合理的分期。大系编纂的方法学亦令人难免感到狐疑，它允许作者投稿，大系并非文学杂誌、报章文艺副刊或创作比赛，怎可由作者投稿？写过一首好诗或一篇出色的散文，从此辍笔不写的作者是否适宜收录？参加文学奖可以十年磨一剑，一招走江湖，但作家的成形与文学经典的出现，需要时间的磨练与筛选。还有大系稿约要作者联络编委会，并附上300个字的自我介绍，已逝世的作家韦晕、商晚筠、叶明琚恐怕就与大系绝缘了。
“经典缺席”这个新词是黄锦树发明的，方修多年前的文章〈看稿的感想〉即曾直言：“反观马华作品，就还很少达到这么一个深度。在中国新文学里头，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才真正是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好像鲁迅的〈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等，可以说是后无来者了。”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各部多篇导言也反映了他对马华文学作品素质不高的遗憾。70年代黄锦树提经典缺席（1992/5），文章不长，用语温和，与他后来批评方北方行文遣词的辛辣差异不可以道里计，却引来夏梅、端木虹、刘育龙、陈雪风、何乃健、张锦忠、庄华兴诸人的回应，部分文章近乎谩骂，我想连当事人黄锦树都感到有点意外吧？现实主义文学自1919年以迄1989年盘踞马华文坛号称“主流”、“正统”逾70载，要老现实主义者嚥下这残酷的真相，殊非易事。黄被斥“抹煞、否定马华文学”、“蓄意污蔑”（夏梅‧1992/8），是个“狂妄自大、嚣张跋扈的文坛小角色”（端木虹‧1996）。不知甚么时候，马华文学成了一头“圣牛”（Sacred cow），动不得，批不得，他们不知道祖师爷方修早已认知新马现实主义佳作缺缺（甭说经典）这不快的事实。
也正因为这种经典焦虑，各方对是套文学大系期待甚是殷切。大系的编辑方法出现常识性的瑕疵，自然引来争议。笔者率先撰文提出编纂标准（1996/10），作协主席云里风迅速为文补充（1996/11）。黄锦树建议大系宜乎由马来亚宣佈独立的1957年开始，提前8载，让大系构成一个从1957到1996的40载文学总匯（1996/11）。张光达强调大系与选集性质不同，不能以编者的趣味为依归，应兼顾作品的历史性与艺术性（1997/3）。林建国的〈等待大系〉指出：“一个没有所谓‘经典’的（文学史）世界是无法想像的。”他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每部真正的‘经典’都必须是一部丑闻（这当然不意味每件丑闻都是‘经典’”（1997/4），与张光达指出大系应该考虑收入表现手法独特怪异，具有独特性的文学作品，“以示大系内容的多重面貌──显示马华文学的百花姿态”（1997/3）的呼吁若合符节。
由于是套大系面对内外煎迫的情境，编选过程各部编者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2000年大系仍未能面世，笔者又撰文批评，引来署以“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身分的碧澄反击。据知碧澄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文字被删去数百字以“洁本”刊载，但这场激辩发生于2000年，详情就不赘述了。大系一再延宕，终于在新任作协主席戴小华的力促下于2002年面世。大系经过90年代的第一波争议与2000年的第二波激辩，好处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都得到相对均衡的处理。主编大系散文（一）的碧澄亦无因私废公，他对我的散文处理与三几句点评算得上中肯。
今日重读是套历经苦难才诞生的《马华文学大系》，笔者发觉从中长篇小说（马崙主编）、短篇小说（绿浪、李忆莙）、散文（碧澄、小黑）、诗歌（何乃健、沈钧庭）、评论（谢川成）、剧本（柯金德）、史料（李锦宗），除了马崙、柯金德、何乃健、谢川成的导言资料较为丰富可取，其他各部（史料除外）导言只交代编纂过程，对选稿的美学标准、内容与形式的考量，墨之少，令人难以置信。戴小华简短的绪论把32年来的马华文学以二分法化约为“单一视角”走向“多元美学”，其他各部主编在导言里仅交代编辑技术而非编辑选则，后人如要从大系导言见出作家作品、社会历史的交互关系，从各文类风格之变化，窥探文学思潮的嬗递，并据此建构马华文学史，恐怕要失望了。戴小华使是套一再耽搁的大系得以出版，功不可没，但她的绪论显示她对马华文学所知泛泛，对各部主编的导言可能不曾细读。诗歌（二）导言里多项事件与发生年份不符，使这部大系出现瑕疵，失色不少，未免可惜。
星洲日报／静中听雷．温任平．04／05／2008
血婴
血婴
——写在《大马诗选》编后
温任平
这部诗选是终于面世了。它是七一年怀的孕，无论如何在七二年是应该瓜熟蒂落了。不过，它却没有像我这个做母亲的所预期的那样，诞生在七一年，而是一直处于一种难产状态中。它在我的丹田周围蠢蠢动着，折磨着我、煎迫着我，甚至伤害着我，最近这些日子，它甚且渐渐成形一个没有伤口的疮，它没有浓没有血水也捉摸不着形状，只有我才体验到它携给我肉体及精神上究有多么可怕的痛楚。
而它终于伸出头来看这个世界，也让这个世界看到了它。哈哈哈哈。我捧着已呈空虚的肚腹，怀念着害喜期的辛苦恐惧，酝酿期的辗转不安，我忽然觉得我应该笑起来，应该朗朗地笑起来，毕竟，我没有让胎死腹中；毕竟，我没有让期待看到它的人失望。请不用担心我产后体弱，我九十六磅的身躯也用不着白兰氏鸡精调补，我的精神比摄影馆的大光灯还旺还亮，老友记，你知道吗，我还预备生更多的孩子呢！
对于这个刚刚产下的血婴，我心里真有千般滋味，而这些都不是我所能诉说或预备诉说的了。编辑这部诗选伊始，我原来的构思是每一位参加者都能写一篇前言当作是自序，抒写个人对诗的观感和所持的信念，或者阐述一番各人的写作经验、心得，我把这个构思以油印信件通知大家，可是我所收到的稿件却未尽理想。序文部分分量严重不均匀，有些序文固然是呕心沥血的长论，大部分的自序则只有三言两语的“诗想”，这与我原先的构思实在相差太远了，迫于无奈，只好在最后关头抽出全部前言，这样做带给印务局不少麻烦，排妥了的校版只好算废了，但是抽去前言之后极端不均衡的形式总算纠正过来，麻烦还是值得的。
收入这部诗选的廿七位诗人，以笔划多寡为序，他们是王润华、方秉达、方娥真、艾文、李有成、李木香、江振轩、沙河、周唤、周清啸、林绿、陈慧桦、淡瑩、黄昏星、梅淑贞、黑辛藏、温任平、温瑞安、紫一思、杨际光、赖瑞和、赖敬文、谢永就、谢圣洁、蓝启元、归雁和飘贝零。我要在此指出一个事实：每一位被收入这本集子的诗人都有他们的代表性，他们在马华诗坛不容抹煞的地位。他们都曾狂热地从事过诗的探讨，诗的创作，并且极大多数仍在不断砥砺他们的诗艺，对缪思的执着只有增无减，虽然其中一两位写诗的朋友目前已近乎熄火停工，但是他们在大马现代诗坛的奠基上，曾作过非常宝贵的贡献，他们贡献的不是金钱不是物质，而是作品，而由于他们的作品，才渐渐蔚成今日略具雏形的大马中文文坛的现代诗运。他们在十年前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诗作在今天看来当然谈不上成熟，甚至还牵着五四的辫子，拖着李、戴的马褂，有为现代而现代之嫌，不过他们的影响与启示却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与启示与其说来自作品的艺术造诣，毋宁说来自作品的“启蒙作用”，他们的进入诗选足可使诗选面貌更为完整。
收入这部集子的诗作，乃由诗人自选，所选篇数亦由各诗人自行栽定，收入这部集子的诗最少在各位诗友寄给我的时候对他们个人而言是满意或较满意的。
再谈到这部集子难产的原因。这本书的印费是由各参加者按照所占版数分担的，这儿马上就碰到钱这个棘手的问题了，我权充了两年的债主，写给各诗友催款的信也不知写了所少封，自己都为自己的满身铜臭而觉面目可憎，可是部分诗友因为经济支绌，一直无法交付；部分则因身在海外，汇款手续麻烦未能缴交；部分则坚持诗选出版后才付钱，种种复杂原因导至印刷费无法收齐。而印务局的条件是要我分三期把印刷费付清，收到第一期印费一千元之后，印方答应把稿件排版；现在我又交给印方第二期的一千元，印方答应把书印出来，可是要取书则必须要把印费全部付清才可。我不知道我能否把第三期的印费收齐，写这篇后记的时候，还有七位朋友分文未付，但这次我是豁出去了，就算收不到最后这笔款子，我也准备变卖家当筹一笔钱来周转，把书取出来再说。
我在前面说了一大堆与钱有关的话，真是俗不可耐，自己也知道罪过，我这样做无他，是要说清楚诗选迟迟降生的个种始末。这一点疑窦是需要澄清的，这是我作为一个编辑人的责任。作为一本书的编者，我想我是比每个人都更渴切看到书早日付梓的。书未能早日付梓，非不为，而是不能。
这部诗选，最初定名“大马现代诗选”，后来才简化为“大马诗选”，理由只有一个：我要断了一些人自我安慰的后路。这些人写着一些比白开水还无味的诗，诗中塞满了俗滥陈腐的poetic diction、空洞的口号、机械的韵脚、皮相的描绘、粗糙的情绪，他们在看到“大马现代诗选”出版时，一定会说这部诗选选的都是现代诗，而他们写的并非现代诗，所以没有被选录进去，我要断了这些人的痴心妄想！他们可以迷他们的豆腐干体，他们可以喊他们的工农兵口号，但是我承认那些是豆腐干、是口号、是白开水，而非诗，因为那些是“非诗”所以它们不够格进诗选。对于这些人，我的意思是说，这些诗坛垃圾，作为一个儒家信徒，我会厚道地忍住不向他们当面吐一口唾液的，不过我要在此坦白地说：我耻与他们平起平坐！
这两年来我看到现代诗坛有不少支突起的异军，他们的诗艺也有长足的表现，但是这已不是这部两年前开始编辑的诗选可以悉数收罗的了。我祝福他们，也看好他们。我这样说并非为了“安抚”一些未被收入诗选的现代诗作者，我说的是实情，这两年来诗坛的确增加了不少有潜力的新秀，他们年轻，富冲击，创作亦勤，这些迹象足证现代诗在这儿文坛已渐渐抬头，获得了更多的注意与支持。
当然，如果读者诸君想从本地报章新年特刊上的“文坛界一年”或“马华文坛一年”之类的文章找《大马诗选》这本书名，那仍然会是一件徒劳的事。大马唯一的一本定期出版的纯文艺刊物蕉风，出版十多年了，那些文章尚且可以只字不提它，《大马诗选》出版后如被人有意或无意间一笔勾销，就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那些文章的执笔人大多十年不曾易帅，经验可谓丰富，至少至少，他们是可以one year’s experience repeated ten times来骄人的。他们操文艺界之牛耳，握文学史之生杀大权，《大马诗选》的内容既不合他们的文学胃口，该书编者又复在后记中屡捋虎髯，这部书不被打落冰窟冻藏几希！
再者，这篇后记极可能引起纷争，服膺某种“文艺政策”的伪写实主义群丑极可能无名火升三千丈，我可以预期的是明目张胆的群殴群斗，或者是鬼鬼祟祟的指桑骂槐。不过年前我曾为了在一篇论文中的文学术语“客观投射”、“美学距离”后面加上英文objective corelative与aesthetic distance被攻为“假洋鬼子”与“脱了裤子放屁”，就算还有更荒唐的诬蔑与更毒辣的企图伤害，都吓不倒我温任平的。
这部书的封面及画像本由丘瑞河设计。封面是一个凌空奔跑的抽象人体，身上布满了自成体系的密密条纹与点线，这个封面与其他插图在两年前已寄交印务局，后来要拿去做电版时，却遍寻不获。我想与瑞河联络，请他再设计一幅，信寄去他以前给我的通讯地址却完全没有音讯，心里急得不得了，那时我刚应邀赴台北参加了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归来，在台北逗留期间，由于龙族诗社的朋友们的介绍，我认识了画家阮义忠（Q.Q.），所以便自然而然地想到请他帮忙。阮君一向替幼狮文艺及其他自由中国的诗刊设计封面及插画，公务私务都非常繁忙，当时我这样写信请他相助，也只是存着侥幸的心理，想不到Q.Q.却爽快地答应下来，封面的事解决了之后，我是放下了一块心头大石了。
这部集子付印的过程中多蒙天狼星诗社的蓝启元、周清啸（休止符）、殷乘风、廖雁平等同仁从旁协助，特在此向他们申谢。
（七三•十•十七稿）
（七三•十二•十重修）
——写在《大马诗选》编后
温任平
这部诗选是终于面世了。它是七一年怀的孕，无论如何在七二年是应该瓜熟蒂落了。不过，它却没有像我这个做母亲的所预期的那样，诞生在七一年，而是一直处于一种难产状态中。它在我的丹田周围蠢蠢动着，折磨着我、煎迫着我，甚至伤害着我，最近这些日子，它甚且渐渐成形一个没有伤口的疮，它没有浓没有血水也捉摸不着形状，只有我才体验到它携给我肉体及精神上究有多么可怕的痛楚。
而它终于伸出头来看这个世界，也让这个世界看到了它。哈哈哈哈。我捧着已呈空虚的肚腹，怀念着害喜期的辛苦恐惧，酝酿期的辗转不安，我忽然觉得我应该笑起来，应该朗朗地笑起来，毕竟，我没有让胎死腹中；毕竟，我没有让期待看到它的人失望。请不用担心我产后体弱，我九十六磅的身躯也用不着白兰氏鸡精调补，我的精神比摄影馆的大光灯还旺还亮，老友记，你知道吗，我还预备生更多的孩子呢！
对于这个刚刚产下的血婴，我心里真有千般滋味，而这些都不是我所能诉说或预备诉说的了。编辑这部诗选伊始，我原来的构思是每一位参加者都能写一篇前言当作是自序，抒写个人对诗的观感和所持的信念，或者阐述一番各人的写作经验、心得，我把这个构思以油印信件通知大家，可是我所收到的稿件却未尽理想。序文部分分量严重不均匀，有些序文固然是呕心沥血的长论，大部分的自序则只有三言两语的“诗想”，这与我原先的构思实在相差太远了，迫于无奈，只好在最后关头抽出全部前言，这样做带给印务局不少麻烦，排妥了的校版只好算废了，但是抽去前言之后极端不均衡的形式总算纠正过来，麻烦还是值得的。
收入这部诗选的廿七位诗人，以笔划多寡为序，他们是王润华、方秉达、方娥真、艾文、李有成、李木香、江振轩、沙河、周唤、周清啸、林绿、陈慧桦、淡瑩、黄昏星、梅淑贞、黑辛藏、温任平、温瑞安、紫一思、杨际光、赖瑞和、赖敬文、谢永就、谢圣洁、蓝启元、归雁和飘贝零。我要在此指出一个事实：每一位被收入这本集子的诗人都有他们的代表性，他们在马华诗坛不容抹煞的地位。他们都曾狂热地从事过诗的探讨，诗的创作，并且极大多数仍在不断砥砺他们的诗艺，对缪思的执着只有增无减，虽然其中一两位写诗的朋友目前已近乎熄火停工，但是他们在大马现代诗坛的奠基上，曾作过非常宝贵的贡献，他们贡献的不是金钱不是物质，而是作品，而由于他们的作品，才渐渐蔚成今日略具雏形的大马中文文坛的现代诗运。他们在十年前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诗作在今天看来当然谈不上成熟，甚至还牵着五四的辫子，拖着李、戴的马褂，有为现代而现代之嫌，不过他们的影响与启示却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与启示与其说来自作品的艺术造诣，毋宁说来自作品的“启蒙作用”，他们的进入诗选足可使诗选面貌更为完整。
收入这部集子的诗作，乃由诗人自选，所选篇数亦由各诗人自行栽定，收入这部集子的诗最少在各位诗友寄给我的时候对他们个人而言是满意或较满意的。
再谈到这部集子难产的原因。这本书的印费是由各参加者按照所占版数分担的，这儿马上就碰到钱这个棘手的问题了，我权充了两年的债主，写给各诗友催款的信也不知写了所少封，自己都为自己的满身铜臭而觉面目可憎，可是部分诗友因为经济支绌，一直无法交付；部分则因身在海外，汇款手续麻烦未能缴交；部分则坚持诗选出版后才付钱，种种复杂原因导至印刷费无法收齐。而印务局的条件是要我分三期把印刷费付清，收到第一期印费一千元之后，印方答应把稿件排版；现在我又交给印方第二期的一千元，印方答应把书印出来，可是要取书则必须要把印费全部付清才可。我不知道我能否把第三期的印费收齐，写这篇后记的时候，还有七位朋友分文未付，但这次我是豁出去了，就算收不到最后这笔款子，我也准备变卖家当筹一笔钱来周转，把书取出来再说。
我在前面说了一大堆与钱有关的话，真是俗不可耐，自己也知道罪过，我这样做无他，是要说清楚诗选迟迟降生的个种始末。这一点疑窦是需要澄清的，这是我作为一个编辑人的责任。作为一本书的编者，我想我是比每个人都更渴切看到书早日付梓的。书未能早日付梓，非不为，而是不能。
这部诗选，最初定名“大马现代诗选”，后来才简化为“大马诗选”，理由只有一个：我要断了一些人自我安慰的后路。这些人写着一些比白开水还无味的诗，诗中塞满了俗滥陈腐的poetic diction、空洞的口号、机械的韵脚、皮相的描绘、粗糙的情绪，他们在看到“大马现代诗选”出版时，一定会说这部诗选选的都是现代诗，而他们写的并非现代诗，所以没有被选录进去，我要断了这些人的痴心妄想！他们可以迷他们的豆腐干体，他们可以喊他们的工农兵口号，但是我承认那些是豆腐干、是口号、是白开水，而非诗，因为那些是“非诗”所以它们不够格进诗选。对于这些人，我的意思是说，这些诗坛垃圾，作为一个儒家信徒，我会厚道地忍住不向他们当面吐一口唾液的，不过我要在此坦白地说：我耻与他们平起平坐！
这两年来我看到现代诗坛有不少支突起的异军，他们的诗艺也有长足的表现，但是这已不是这部两年前开始编辑的诗选可以悉数收罗的了。我祝福他们，也看好他们。我这样说并非为了“安抚”一些未被收入诗选的现代诗作者，我说的是实情，这两年来诗坛的确增加了不少有潜力的新秀，他们年轻，富冲击，创作亦勤，这些迹象足证现代诗在这儿文坛已渐渐抬头，获得了更多的注意与支持。
当然，如果读者诸君想从本地报章新年特刊上的“文坛界一年”或“马华文坛一年”之类的文章找《大马诗选》这本书名，那仍然会是一件徒劳的事。大马唯一的一本定期出版的纯文艺刊物蕉风，出版十多年了，那些文章尚且可以只字不提它，《大马诗选》出版后如被人有意或无意间一笔勾销，就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那些文章的执笔人大多十年不曾易帅，经验可谓丰富，至少至少，他们是可以one year’s experience repeated ten times来骄人的。他们操文艺界之牛耳，握文学史之生杀大权，《大马诗选》的内容既不合他们的文学胃口，该书编者又复在后记中屡捋虎髯，这部书不被打落冰窟冻藏几希！
再者，这篇后记极可能引起纷争，服膺某种“文艺政策”的伪写实主义群丑极可能无名火升三千丈，我可以预期的是明目张胆的群殴群斗，或者是鬼鬼祟祟的指桑骂槐。不过年前我曾为了在一篇论文中的文学术语“客观投射”、“美学距离”后面加上英文objective corelative与aesthetic distance被攻为“假洋鬼子”与“脱了裤子放屁”，就算还有更荒唐的诬蔑与更毒辣的企图伤害，都吓不倒我温任平的。
这部书的封面及画像本由丘瑞河设计。封面是一个凌空奔跑的抽象人体，身上布满了自成体系的密密条纹与点线，这个封面与其他插图在两年前已寄交印务局，后来要拿去做电版时，却遍寻不获。我想与瑞河联络，请他再设计一幅，信寄去他以前给我的通讯地址却完全没有音讯，心里急得不得了，那时我刚应邀赴台北参加了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归来，在台北逗留期间，由于龙族诗社的朋友们的介绍，我认识了画家阮义忠（Q.Q.），所以便自然而然地想到请他帮忙。阮君一向替幼狮文艺及其他自由中国的诗刊设计封面及插画，公务私务都非常繁忙，当时我这样写信请他相助，也只是存着侥幸的心理，想不到Q.Q.却爽快地答应下来，封面的事解决了之后，我是放下了一块心头大石了。
这部集子付印的过程中多蒙天狼星诗社的蓝启元、周清啸（休止符）、殷乘风、廖雁平等同仁从旁协助，特在此向他们申谢。
（七三•十•十七稿）
（七三•十二•十重修）
2010年2月23日星期二
梁漱溟轉佛入儒的啟示
梁漱溟轉佛入儒的啟示•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8-03-08 14:12
筆者對梁漱溟特別感興趣，那可能是因為我的心智成長過程與先生頗為相近。談“心心相印”是高攀，但梁漱溟轉學多師，思想屢屢變易與自己有若干共通處。梁先生出家不成，20歲開始茹素終身，我的體況不允許我茹素，卻愈來愈覺得自己是個蓄髮的比丘。每次讀梁的《儒佛異同論》、《人心與人性》，我都有新的領悟，深化自己對他的認同感。
60年代的我無哲學思想可言，1970年接觸殷海光、金耀基，開始對社學會、邏輯實證論、中國的哲學文化有點了解。我大抵還算得上肯讀書思考，梁漱溟早年是個功利主義者或實用主義者，凡事必問這樣做：“有甚麼好處？”孜矻勤奮勝我百倍。他反對宋明以降玄議空談之學風。由於殷海光、金耀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嚴厲批判（尤其是前者），我對孔孟之道頗為排斥，梁先生早年拒讀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不願接觸《莊子》、《老子》，對儒學更是興趣缺缺。
梁漱溟後來從西方功利主義的“利”與“害”，轉移到“苦”與“樂”的思索，而我歷經70年代的兄弟鬩牆，人情反覆，進入80年代中葉更目睹天狼星詩社由盛而衰，開始思考“諸行無常”“緣起緣滅”諸說。佛家的“空性”對我啟示最大，我把“修空”視作學問的充實，就我的體會，“空”是沒有邊界海洋似的“浩瀚”（Immense），文學創作與其他形而上的想像適足以發揮空性的無中生有。梁先生追求清靜釋然，煩惱解脫，用他自己的話：他準備拋棄凡俗一切，遁入空門，是“萬牛莫挽”的決定。如果梁漱溟果然那麼做了，他充其量是個自了漢。先生對現實政治的關切焦慮（清帝遜位，民國肇始，袁世凱稱帝），都使他無法不把個人的因素放在一邊，而把國家民族命運放在最優考慮的位置。
儒家匡時淑世的思想學說，對梁如暮鼓晨鐘。先生初閱《論語》，不見佛家之四諦：苦、集、滅、道，全篇不見一個苦字。“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樂”出現多次，即使逆境中亦可樂在其中，“仁者不憂”、“樂於忘憂”，轉化現實的苦為奮斗的樂，這令梁漱溟十分震動，甚至振奮，他感覺出傳統文化有其頑強的生命力與創發性。泰州學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對梁是一重要指引，他後來從事鄉村建設，就是想為中國老百姓尋找一條自救自強的路。
筆者對儒學的興趣大概肇始於王財貴於1994年的推廣誦經，從《論語》背起，此項活動獲得自台灣到大陸及其他東南亞，乃至於歐美華人社群的響應。王財貴是牟宗三的弟子。1998年四書五經的經典誦讀工程在南懷瑾引荐下，在中國獲得廣大的認同。華東師大及其他教育科學研究機構，通過測驗與觀察，亦肯定了經典誦讀，有助於兒童健康人格的成長。我下決心讀《論語》，謝川成與他才數歲大的孩子謝顥已能熟背如流。這令我既慚愧又心悸，我這個被稱為“老師”的，這些年來怎麼還在原地踏步？我的學儒於焉開始，像梁先生那樣，我們都在《論語》裡找到思想的活水源頭。
梁漱溟是一代教育思想家與理念實踐者，是新儒家的開山祖師，筆者與之比附無意攀龍附鳳，只是生命形態相似性的聯想。我是個“雜家”，“雜”不一定是複雜而是“拉雜”。我是個學習的海棉體，但博而不精。梁有“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悲願，父親梁濟不忍國事蜩螗，於60歲之盛年自沉於北京淨業湖，以殉國的方式企圖喚醒國民的良能良知。梁漱溟不走乃父的路，對他而言，20年代的中國是缺乏現代意義的民族或國家，只有割据一方的軍事力量。政府窳敗，要挽救社會不讓其崩壞，必得從社會之根本處手，把鄉村重建起來。寫到這裡，我想到的是80年代陳群川的華人新村重建計劃，大馬450多個華人新村人口近百萬，各種公共設施落後，新村年輕一代能進入大學唸書的只有1%，可惜陳氏沒當上房屋及地方發展部長，即身繫囹圄，沒機會一展抱負。
梁漱溟語多精闢，他三言兩語比較儒釋道，“儒家功夫用在此心”、“道家功夫用在此身”、“佛家解放生命，還於不生不滅”這些看法都令人反覆思量，有慧根者自有所獲。1921年先生寫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指出西方文化是前瞻式文化，20世紀世界將西方化，他的預言果然兌現了。他亦預告未來世界將趨於持中、揉合、融會的“中國化”。
2007年12月初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第四屆儒學論壇》，來自夏威夷大學的田辰山教授提呈〈儒學思想與後現代經濟發展〉。田先生在綱要里指出現代“經濟之實踐乃是利潤最大化”，而後現代經濟則考量到“社會的健康，安全、環境的責任理念”，而兩千年前的儒家天下觀很早就思考人類生產活動，可能帶給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我率先發言詢問﹕何以“前現代”的儒家竟有“後現代”的意義？我當時想到的是，今日的晚期資本主義其掠奪性、宰制性、壟斷性似乎變本加厲。田辰山沒直接回答，僅悠悠回了一句：“梁漱溟先生說過：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
返馬之後，我翻讀了曾與奈思比合著《2000年大趨勢》的作者Patricia Aburdene的新著《2010年大趨勢：自覺資本主義的興起》（Megatrends 2010:The Rise of Conscious Capitalism）。該書一方面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則預言未來將有愈來愈多的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尊重人性、道德與社會福利，以不破壞生態環境為原則。如果Patricia的樂觀預言能夠兌現，則梁先生80多年前預測世界在西方化後，轉趨天人合一的“中國化”或“儒化”或能成為事實。但年份不一定在2010年，我認為世界將在2010年面對金融風暴與貨幣危機爆發的兩三年後另尋一條出路。2008年，微軟還想盡辦法吞掉雅虎，這是大吃小的掠奪蠶食。絕大多數的企業在今天仍在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非生態保育、社會責任與公平競爭。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09／03／2008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8-03-08 14:12
筆者對梁漱溟特別感興趣，那可能是因為我的心智成長過程與先生頗為相近。談“心心相印”是高攀，但梁漱溟轉學多師，思想屢屢變易與自己有若干共通處。梁先生出家不成，20歲開始茹素終身，我的體況不允許我茹素，卻愈來愈覺得自己是個蓄髮的比丘。每次讀梁的《儒佛異同論》、《人心與人性》，我都有新的領悟，深化自己對他的認同感。
60年代的我無哲學思想可言，1970年接觸殷海光、金耀基，開始對社學會、邏輯實證論、中國的哲學文化有點了解。我大抵還算得上肯讀書思考，梁漱溟早年是個功利主義者或實用主義者，凡事必問這樣做：“有甚麼好處？”孜矻勤奮勝我百倍。他反對宋明以降玄議空談之學風。由於殷海光、金耀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嚴厲批判（尤其是前者），我對孔孟之道頗為排斥，梁先生早年拒讀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不願接觸《莊子》、《老子》，對儒學更是興趣缺缺。
梁漱溟後來從西方功利主義的“利”與“害”，轉移到“苦”與“樂”的思索，而我歷經70年代的兄弟鬩牆，人情反覆，進入80年代中葉更目睹天狼星詩社由盛而衰，開始思考“諸行無常”“緣起緣滅”諸說。佛家的“空性”對我啟示最大，我把“修空”視作學問的充實，就我的體會，“空”是沒有邊界海洋似的“浩瀚”（Immense），文學創作與其他形而上的想像適足以發揮空性的無中生有。梁先生追求清靜釋然，煩惱解脫，用他自己的話：他準備拋棄凡俗一切，遁入空門，是“萬牛莫挽”的決定。如果梁漱溟果然那麼做了，他充其量是個自了漢。先生對現實政治的關切焦慮（清帝遜位，民國肇始，袁世凱稱帝），都使他無法不把個人的因素放在一邊，而把國家民族命運放在最優考慮的位置。
儒家匡時淑世的思想學說，對梁如暮鼓晨鐘。先生初閱《論語》，不見佛家之四諦：苦、集、滅、道，全篇不見一個苦字。“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樂”出現多次，即使逆境中亦可樂在其中，“仁者不憂”、“樂於忘憂”，轉化現實的苦為奮斗的樂，這令梁漱溟十分震動，甚至振奮，他感覺出傳統文化有其頑強的生命力與創發性。泰州學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對梁是一重要指引，他後來從事鄉村建設，就是想為中國老百姓尋找一條自救自強的路。
筆者對儒學的興趣大概肇始於王財貴於1994年的推廣誦經，從《論語》背起，此項活動獲得自台灣到大陸及其他東南亞，乃至於歐美華人社群的響應。王財貴是牟宗三的弟子。1998年四書五經的經典誦讀工程在南懷瑾引荐下，在中國獲得廣大的認同。華東師大及其他教育科學研究機構，通過測驗與觀察，亦肯定了經典誦讀，有助於兒童健康人格的成長。我下決心讀《論語》，謝川成與他才數歲大的孩子謝顥已能熟背如流。這令我既慚愧又心悸，我這個被稱為“老師”的，這些年來怎麼還在原地踏步？我的學儒於焉開始，像梁先生那樣，我們都在《論語》裡找到思想的活水源頭。
梁漱溟是一代教育思想家與理念實踐者，是新儒家的開山祖師，筆者與之比附無意攀龍附鳳，只是生命形態相似性的聯想。我是個“雜家”，“雜”不一定是複雜而是“拉雜”。我是個學習的海棉體，但博而不精。梁有“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悲願，父親梁濟不忍國事蜩螗，於60歲之盛年自沉於北京淨業湖，以殉國的方式企圖喚醒國民的良能良知。梁漱溟不走乃父的路，對他而言，20年代的中國是缺乏現代意義的民族或國家，只有割据一方的軍事力量。政府窳敗，要挽救社會不讓其崩壞，必得從社會之根本處手，把鄉村重建起來。寫到這裡，我想到的是80年代陳群川的華人新村重建計劃，大馬450多個華人新村人口近百萬，各種公共設施落後，新村年輕一代能進入大學唸書的只有1%，可惜陳氏沒當上房屋及地方發展部長，即身繫囹圄，沒機會一展抱負。
梁漱溟語多精闢，他三言兩語比較儒釋道，“儒家功夫用在此心”、“道家功夫用在此身”、“佛家解放生命，還於不生不滅”這些看法都令人反覆思量，有慧根者自有所獲。1921年先生寫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指出西方文化是前瞻式文化，20世紀世界將西方化，他的預言果然兌現了。他亦預告未來世界將趨於持中、揉合、融會的“中國化”。
2007年12月初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第四屆儒學論壇》，來自夏威夷大學的田辰山教授提呈〈儒學思想與後現代經濟發展〉。田先生在綱要里指出現代“經濟之實踐乃是利潤最大化”，而後現代經濟則考量到“社會的健康，安全、環境的責任理念”，而兩千年前的儒家天下觀很早就思考人類生產活動，可能帶給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我率先發言詢問﹕何以“前現代”的儒家竟有“後現代”的意義？我當時想到的是，今日的晚期資本主義其掠奪性、宰制性、壟斷性似乎變本加厲。田辰山沒直接回答，僅悠悠回了一句：“梁漱溟先生說過：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
返馬之後，我翻讀了曾與奈思比合著《2000年大趨勢》的作者Patricia Aburdene的新著《2010年大趨勢：自覺資本主義的興起》（Megatrends 2010:The Rise of Conscious Capitalism）。該書一方面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則預言未來將有愈來愈多的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尊重人性、道德與社會福利，以不破壞生態環境為原則。如果Patricia的樂觀預言能夠兌現，則梁先生80多年前預測世界在西方化後，轉趨天人合一的“中國化”或“儒化”或能成為事實。但年份不一定在2010年，我認為世界將在2010年面對金融風暴與貨幣危機爆發的兩三年後另尋一條出路。2008年，微軟還想盡辦法吞掉雅虎，這是大吃小的掠奪蠶食。絕大多數的企業在今天仍在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非生態保育、社會責任與公平競爭。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09／03／2008
牛仔褲的文化悖論
牛仔褲的文化悖論•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8-01-27 00:00
•
我第一次買牛仔褲是在7年前，那時F2K恐慌瀰漫全球，同一年我托老友傅興漢往北京的“瑞蚨祥”百年老店買下一襲棕色長袍，這兩件事幾乎是在同一個時段內進行，我內心的文化碰撞可謂激烈，我想在潛意識里希望同時擁有或把握東西方兩種文化。服飾不僅是器用，也有象徵的意義。
據說，第一條牛仔褲出現於19世紀的歐洲，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國把這種藍領工作服，在20世紀下半葉變成不分階級、年齡、宗教、種族的時尚。牛仔褲耐用，不怕皺摺，不易損破，只需“低度保養”（low maintenance），我有個朋友告訴我牛仔褲還耐髒，他穿的深藍色牛仔褲每半年才洗一次。12月我人在北京，冬寒料峭，一般西褲原來透風，只有牛仔褲才能禦寒。我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國際儒學論壇》上碰到的資深教授，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也與我一樣，上身套厚厚的大衣，頸項纏圍巾，底下穿的是結結實實的牛仔褲。如果有人以為穿牛仔褲教育水平偏低，那肯定是一種誤讀。
香港娛樂界很早就看出牛仔褲的踰界動能，一些藝員在TVB台慶上身穿畢挺的大衣，下身襯以不羈的牛仔褲，既雅又俗，把鄉村與城市因素綰結在一起。是曾志偉還是譚詠麟率先示範？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粗布工作服由於它的“自然性”（naturalness），它把差異性減到最少，不僅適於勞動階層，也適用於都市優皮。它的“非正式性”（informality）凸顯了它的“單性”或“中性”（unisexuality），男女老少咸宜，而且穿來從容自在。如果我們說牛仔褲是美國的重要日常服裝，也是美國對國際時裝行業的唯一貢獻，雖不中亦不遠。
在歐美，一個年屆中年、白髮侵鬢的公司主管，周一到周六上班穿入時的西裝，星期天卻穿T恤牛仔褲在庭院草坪割草，這裝扮傳遞出肉體勞動的尊嚴，使這位CEO級的人物受到鄰居的刮目相看。而這種價值觀已在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流行起來，牛仔褲的生成，其衍義可以擴展到其他國家與群體去。與美國西部有關的意義群，如自由、粗獷、勤勞、自然，就在牛仔褲運載體裡。
當然，牛仔褲這文化象徵，可以被顛覆，故意損毀、撕破、漂白，或浸在化學藥水裡讓它皺摺、斑駁，但這種顛覆式的對抗極易被廠商利用，即把毀損變形的牛仔褲宣傳成時尚，讓“敵人”成為“朋友”，同時擴充了牛仔褲的文化旨趣。牛仔褲在正常的情形下要穿至破損、褪色、殘爛，非二十載不為功，因此大家都了解眼前晃晃擺擺穿破舊牛仔褲的年輕人，並非由於貧窮才穿這種爛褲，真正貧窮的人不會以衣衫襤褸為時髦，牛仔褲雜染，不規則漂白，乃故意為之的“搞破”，但這種文化對抗，面對老謀深算的時裝業者先是“遏制”（containment），後來索性“收編”（incorporated）。廠商自己製造加工褪色的有洞牛仔褲，把抵抗符號收編到時尚的宰制體系里。Macy’s甚至在廣告文宣裡強調“破得恰到好處”的輕鬆自在，CK將舊褲與“舊愛”（old favor）聯系在一起，以物質商品綰接時間與感情，把群體的服裝抗爭馴服在流行的消費主義裡。
牛仔褲曾在80年代往上發展，褲頭跨踰了肚臍直逼胸臆，近期牛仔褲往下溜，溜到只靠兩側盤骨支持，露出肉麻（性感？）的股溝。時尚潮流能讓仕女們露出隱私處，而且有那麼多人趨之若鶩，因為時尚一族追求新奇另類，不自覺被“合模機制”（mechanics of conformity）所牽引，渴望自己穿與眾不同，成為“自己”，卻反而穿其他人相同的服裝，這是文化悖論的具體事例之一。類似的悖背現象，在服飾選擇方面可謂不勝枚舉。
這種埋藏於深層意識結構的悖論出現在我身上的最尖銳例證是，在我購得徐志摩式的長袍的同時，我在吉隆坡的購物中心男裝部一口氣買下了米色、淺藍、深藍3條牛仔褲。在我的文學評論與文化研究裡，摘引中西典故，表面上看似左右逢源，但是我經常面對的文化煎熬是：為甚麼自己的論述要仰賴那麼多的西方術語？是中國學術的內部匱乏使筆者不得不求助於外援？還是歐美學術強勢使我不知不覺“西瓜偎大邊”，依附到西方的話語霸權那兒去？國內還有不少搞批評理論的人，甚至對自己這種傾向性，以及這種傾向性的促成因素毫無自覺，沾沾自喜呢。
不要自責了，讓我們還是回到牛仔褲這個未完的議題去。牛仔褲男女皆宜，因為男女穿起來都從容灑脫；牛仔褲甚至適於6歲以上的孩童穿，這些6歲便開始穿牛仔褲的孩子，恐怕一輩子都離不開牛仔褲這種剛健（ruggedness）與活力的基本服飾。馬庫斯（Herbert Marcuse）曾經指出大眾文化是另一種父權，在這兒牛仔褲是大眾文化的媒介，它直接影響抑且控制“初生的自我”（nascent ego），滲入兒童的心理意識深層，在行為習慣方面表現出來。我一直不知道牛仔褲的文化滲透力與美學感染力，一直到7年前我第一次穿牛仔褲，之後，我便發覺牛仔褲是我週末與出門遠行的隨身之物：牛仔褲已成了我肉身外延的重要部分。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27／01／2008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8-01-27 00:00
•
我第一次買牛仔褲是在7年前，那時F2K恐慌瀰漫全球，同一年我托老友傅興漢往北京的“瑞蚨祥”百年老店買下一襲棕色長袍，這兩件事幾乎是在同一個時段內進行，我內心的文化碰撞可謂激烈，我想在潛意識里希望同時擁有或把握東西方兩種文化。服飾不僅是器用，也有象徵的意義。
據說，第一條牛仔褲出現於19世紀的歐洲，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國把這種藍領工作服，在20世紀下半葉變成不分階級、年齡、宗教、種族的時尚。牛仔褲耐用，不怕皺摺，不易損破，只需“低度保養”（low maintenance），我有個朋友告訴我牛仔褲還耐髒，他穿的深藍色牛仔褲每半年才洗一次。12月我人在北京，冬寒料峭，一般西褲原來透風，只有牛仔褲才能禦寒。我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國際儒學論壇》上碰到的資深教授，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也與我一樣，上身套厚厚的大衣，頸項纏圍巾，底下穿的是結結實實的牛仔褲。如果有人以為穿牛仔褲教育水平偏低，那肯定是一種誤讀。
香港娛樂界很早就看出牛仔褲的踰界動能，一些藝員在TVB台慶上身穿畢挺的大衣，下身襯以不羈的牛仔褲，既雅又俗，把鄉村與城市因素綰結在一起。是曾志偉還是譚詠麟率先示範？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粗布工作服由於它的“自然性”（naturalness），它把差異性減到最少，不僅適於勞動階層，也適用於都市優皮。它的“非正式性”（informality）凸顯了它的“單性”或“中性”（unisexuality），男女老少咸宜，而且穿來從容自在。如果我們說牛仔褲是美國的重要日常服裝，也是美國對國際時裝行業的唯一貢獻，雖不中亦不遠。
在歐美，一個年屆中年、白髮侵鬢的公司主管，周一到周六上班穿入時的西裝，星期天卻穿T恤牛仔褲在庭院草坪割草，這裝扮傳遞出肉體勞動的尊嚴，使這位CEO級的人物受到鄰居的刮目相看。而這種價值觀已在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流行起來，牛仔褲的生成，其衍義可以擴展到其他國家與群體去。與美國西部有關的意義群，如自由、粗獷、勤勞、自然，就在牛仔褲運載體裡。
當然，牛仔褲這文化象徵，可以被顛覆，故意損毀、撕破、漂白，或浸在化學藥水裡讓它皺摺、斑駁，但這種顛覆式的對抗極易被廠商利用，即把毀損變形的牛仔褲宣傳成時尚，讓“敵人”成為“朋友”，同時擴充了牛仔褲的文化旨趣。牛仔褲在正常的情形下要穿至破損、褪色、殘爛，非二十載不為功，因此大家都了解眼前晃晃擺擺穿破舊牛仔褲的年輕人，並非由於貧窮才穿這種爛褲，真正貧窮的人不會以衣衫襤褸為時髦，牛仔褲雜染，不規則漂白，乃故意為之的“搞破”，但這種文化對抗，面對老謀深算的時裝業者先是“遏制”（containment），後來索性“收編”（incorporated）。廠商自己製造加工褪色的有洞牛仔褲，把抵抗符號收編到時尚的宰制體系里。Macy’s甚至在廣告文宣裡強調“破得恰到好處”的輕鬆自在，CK將舊褲與“舊愛”（old favor）聯系在一起，以物質商品綰接時間與感情，把群體的服裝抗爭馴服在流行的消費主義裡。
牛仔褲曾在80年代往上發展，褲頭跨踰了肚臍直逼胸臆，近期牛仔褲往下溜，溜到只靠兩側盤骨支持，露出肉麻（性感？）的股溝。時尚潮流能讓仕女們露出隱私處，而且有那麼多人趨之若鶩，因為時尚一族追求新奇另類，不自覺被“合模機制”（mechanics of conformity）所牽引，渴望自己穿與眾不同，成為“自己”，卻反而穿其他人相同的服裝，這是文化悖論的具體事例之一。類似的悖背現象，在服飾選擇方面可謂不勝枚舉。
這種埋藏於深層意識結構的悖論出現在我身上的最尖銳例證是，在我購得徐志摩式的長袍的同時，我在吉隆坡的購物中心男裝部一口氣買下了米色、淺藍、深藍3條牛仔褲。在我的文學評論與文化研究裡，摘引中西典故，表面上看似左右逢源，但是我經常面對的文化煎熬是：為甚麼自己的論述要仰賴那麼多的西方術語？是中國學術的內部匱乏使筆者不得不求助於外援？還是歐美學術強勢使我不知不覺“西瓜偎大邊”，依附到西方的話語霸權那兒去？國內還有不少搞批評理論的人，甚至對自己這種傾向性，以及這種傾向性的促成因素毫無自覺，沾沾自喜呢。
不要自責了，讓我們還是回到牛仔褲這個未完的議題去。牛仔褲男女皆宜，因為男女穿起來都從容灑脫；牛仔褲甚至適於6歲以上的孩童穿，這些6歲便開始穿牛仔褲的孩子，恐怕一輩子都離不開牛仔褲這種剛健（ruggedness）與活力的基本服飾。馬庫斯（Herbert Marcuse）曾經指出大眾文化是另一種父權，在這兒牛仔褲是大眾文化的媒介，它直接影響抑且控制“初生的自我”（nascent ego），滲入兒童的心理意識深層，在行為習慣方面表現出來。我一直不知道牛仔褲的文化滲透力與美學感染力，一直到7年前我第一次穿牛仔褲，之後，我便發覺牛仔褲是我週末與出門遠行的隨身之物：牛仔褲已成了我肉身外延的重要部分。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27／01／2008
作家‧學者‧文人
作家‧學者‧文人•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8-02-10 00:00
•
錢鍾書在其《管錐篇》第一冊寫出他的感想：“詞人體察之精，蓋先於學士多多許矣。”於《管錐篇》第二冊又意猶未足，指出：“詩人心印勝於註家皮相”，註家是專搞註釋訓詁的學者。第二冊還有一句說得更直接：“秀才讀詩，每勝學究。”詩人作家是藝術家，直覺能力、想像能力甚至敏感度都比純粹做學問的專家強。
學者、教授有他們的學術貢獻、文化地位，但不少學者教授或囿限於自己的訓練或門戶之見，看法往往流于一偏之見。面對同一篇作品，從結構主義的視角去審視，與從後結構主義的觀點來評價，差別可以很大。用後現代主義的要求讀現代詩，很多現代詩在藝術表現甚至“不及格”。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結論？因為“主義主義者”（ismismist）要求形式合模，合模作品為佳，不合模者即不入流。文學作品經常逾越常規，逾越“後學”（後結構、後現代、後殖民……）的學術預設；見一斑而言窺全豹，是現化學究的通病。德國文豪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樹常青”，文學藝術才是生命之樹。詩人作家為了讓“行內人”讚好，玩語言、玩形式以求“合模”，那是本末倒置。先要有作品，才有作品批評。創作之際處處考慮批評家的學術尺度，不僅是本末倒置，連孰先孰後的秩序都搞錯了。
作家如果本身也是批評家，優點是情理兼顧，當事人既具備藝術家心思細膩的敏悟，同時亦兼有學者剖析闡解，月旦自己作品的識見。可是優點也可變成缺點，理論認知使作家下筆維艱，因為要考慮形式結構、原型神話、象徵系統、暗示歧義，多般考量，筆哪裡還能做到如行雲流水，倚馬可待？港馬新台不少青年作家踏入學術殿堂，考到文學碩博，當了大學教授，論著一本本出爐，文學創作從詩、散文到小說不是偃旗息鼓，便是大量減產，偶有作品，素質亦大大不如少作。理論浸淫可以使感性萎縮，這方面的例子太多，提名道姓有失厚道，我還是多提些理性發達又無礙於感性發揮的外國作家學者比較恰當。
台灣的余光中、楊牧他們兩人能詩、能散文、能批評、能翻譯，可謂多才多藝，十分難得。年輕一代的詩人孟樊，詩史的整理、詩論的闡發都做得不錯，可惜詩作不多，成績參差。張大春的小說變化多端，勇於發掘新題材，敢於另類形式表現，他的兩部文學專論，闡析小說稗類，表達其文學不安與焦慮，視角獨特，根基紮實，能言別人所不及言。張大春發明的“新聞小說”能嬉笑怒罵，戲劇感與時效性兼備。張大春是那種理性拿捏得準，感性亦能從容恣肆的作家學者，他褒貶時事，痛斥奸邪，讓他多了另一重“文人”的身分。
所謂“文人”（man of letters），照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說法，是“具有一點喜劇色彩的獨立學者（Privat-gelehrter）……文人總是極力與國家和社會保持距離。”班雅明提到的文人有蒙田（Montaigne）的世俗智慧，巴斯格爾（Pascal）格言式的思想力度，與孟德斯鳩（Montesquieu）政治思考的開明與勇氣。70年代的劉紹銘在出版學術專著之餘，總不忘抽暇寫些書簡，人在新加坡大學英文系任教，乃有《牛車水書簡》面市；人在香港，他的《馬料水書簡》亦不斷，還曾仿效劉鶚寫過《二殘游記》的筆記小說。張系國專業是電機工程博士，小說寫得出色，他的議論從早期的《英雄有淚不輕彈》、《讓未來等一等吧》，用洪範叢書出版人的話：“以敏銳犀利的筆鋒揭露現實世界的矛盾和困境。”他還以“域外人”這筆名批評過《色．戒》內蘊的“漢奸意識”，當時人在美國的張愛玲讀後甚為震動，還特別寫了篇反駁文章寄給香港的朋友宋琪安排發表。張系國與張大春之不同在於前者下筆莊重，以文史哲為背景攻堅；後者調侃、諷刺、戲擬、嘲弄，十八般武藝都用出來，聽說李登輝好幾次讀到張氏的新聞小說都撫胸口喊痛。
這些年來，我一直都沒錯過楊牧的文人小品或所謂隨筆，他為報章寫的專欄，後來彙編成《交流道》、《飛過火山》，針砭文化狀況、學界現象，大抵秉承儒家溫柔敦厚之道，微言大義，所謂學者型散文庶幾近之。不過楊牧畢竟是敏感的詩人，他悼念唐文標，正如他悼記乃師徐復觀，寫得情真意切，十分感人。他寫《胡金銓單騎過鬼塢》，為已故胡導演籌不到足夠的經費拍一部19世紀羈留於美國加州的中國工人血淚史而抱不平，當時台灣資金雄厚的單位不少，卻無任何單位願意輔助。讀楊牧於末段如斯寫：“就讓一個近30年來我們最優異的電影導演坐困愁城，讓一個震撼人心的故事藏在劇本裡不得伸張……”我忍不住哭了。
當前能承繼楊牧這種文字功力的文人是誰？是楊照。他早年也寫過詩，理論的基礎穩健，一部《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不讓張大春專美於前。但我還是欣賞他題材繁富的文化短評。開首幾段，楊照總喜歡扯些歷史典故，描繪社會政治背景，閒閒運筆，仿似漫不經心，最後一兩段才“圖窮刃現”，直擊問題核心，令人讀到末節才愣住了或發出會心的微笑。楊照這種功力，我想在某些方面是借助他的詩人本能：善於隱藏，了解文字能於電光火石間予人頓悟。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10／02／2008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8-02-10 00:00
•
錢鍾書在其《管錐篇》第一冊寫出他的感想：“詞人體察之精，蓋先於學士多多許矣。”於《管錐篇》第二冊又意猶未足，指出：“詩人心印勝於註家皮相”，註家是專搞註釋訓詁的學者。第二冊還有一句說得更直接：“秀才讀詩，每勝學究。”詩人作家是藝術家，直覺能力、想像能力甚至敏感度都比純粹做學問的專家強。
學者、教授有他們的學術貢獻、文化地位，但不少學者教授或囿限於自己的訓練或門戶之見，看法往往流于一偏之見。面對同一篇作品，從結構主義的視角去審視，與從後結構主義的觀點來評價，差別可以很大。用後現代主義的要求讀現代詩，很多現代詩在藝術表現甚至“不及格”。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結論？因為“主義主義者”（ismismist）要求形式合模，合模作品為佳，不合模者即不入流。文學作品經常逾越常規，逾越“後學”（後結構、後現代、後殖民……）的學術預設；見一斑而言窺全豹，是現化學究的通病。德國文豪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樹常青”，文學藝術才是生命之樹。詩人作家為了讓“行內人”讚好，玩語言、玩形式以求“合模”，那是本末倒置。先要有作品，才有作品批評。創作之際處處考慮批評家的學術尺度，不僅是本末倒置，連孰先孰後的秩序都搞錯了。
作家如果本身也是批評家，優點是情理兼顧，當事人既具備藝術家心思細膩的敏悟，同時亦兼有學者剖析闡解，月旦自己作品的識見。可是優點也可變成缺點，理論認知使作家下筆維艱，因為要考慮形式結構、原型神話、象徵系統、暗示歧義，多般考量，筆哪裡還能做到如行雲流水，倚馬可待？港馬新台不少青年作家踏入學術殿堂，考到文學碩博，當了大學教授，論著一本本出爐，文學創作從詩、散文到小說不是偃旗息鼓，便是大量減產，偶有作品，素質亦大大不如少作。理論浸淫可以使感性萎縮，這方面的例子太多，提名道姓有失厚道，我還是多提些理性發達又無礙於感性發揮的外國作家學者比較恰當。
台灣的余光中、楊牧他們兩人能詩、能散文、能批評、能翻譯，可謂多才多藝，十分難得。年輕一代的詩人孟樊，詩史的整理、詩論的闡發都做得不錯，可惜詩作不多，成績參差。張大春的小說變化多端，勇於發掘新題材，敢於另類形式表現，他的兩部文學專論，闡析小說稗類，表達其文學不安與焦慮，視角獨特，根基紮實，能言別人所不及言。張大春發明的“新聞小說”能嬉笑怒罵，戲劇感與時效性兼備。張大春是那種理性拿捏得準，感性亦能從容恣肆的作家學者，他褒貶時事，痛斥奸邪，讓他多了另一重“文人”的身分。
所謂“文人”（man of letters），照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說法，是“具有一點喜劇色彩的獨立學者（Privat-gelehrter）……文人總是極力與國家和社會保持距離。”班雅明提到的文人有蒙田（Montaigne）的世俗智慧，巴斯格爾（Pascal）格言式的思想力度，與孟德斯鳩（Montesquieu）政治思考的開明與勇氣。70年代的劉紹銘在出版學術專著之餘，總不忘抽暇寫些書簡，人在新加坡大學英文系任教，乃有《牛車水書簡》面市；人在香港，他的《馬料水書簡》亦不斷，還曾仿效劉鶚寫過《二殘游記》的筆記小說。張系國專業是電機工程博士，小說寫得出色，他的議論從早期的《英雄有淚不輕彈》、《讓未來等一等吧》，用洪範叢書出版人的話：“以敏銳犀利的筆鋒揭露現實世界的矛盾和困境。”他還以“域外人”這筆名批評過《色．戒》內蘊的“漢奸意識”，當時人在美國的張愛玲讀後甚為震動，還特別寫了篇反駁文章寄給香港的朋友宋琪安排發表。張系國與張大春之不同在於前者下筆莊重，以文史哲為背景攻堅；後者調侃、諷刺、戲擬、嘲弄，十八般武藝都用出來，聽說李登輝好幾次讀到張氏的新聞小說都撫胸口喊痛。
這些年來，我一直都沒錯過楊牧的文人小品或所謂隨筆，他為報章寫的專欄，後來彙編成《交流道》、《飛過火山》，針砭文化狀況、學界現象，大抵秉承儒家溫柔敦厚之道，微言大義，所謂學者型散文庶幾近之。不過楊牧畢竟是敏感的詩人，他悼念唐文標，正如他悼記乃師徐復觀，寫得情真意切，十分感人。他寫《胡金銓單騎過鬼塢》，為已故胡導演籌不到足夠的經費拍一部19世紀羈留於美國加州的中國工人血淚史而抱不平，當時台灣資金雄厚的單位不少，卻無任何單位願意輔助。讀楊牧於末段如斯寫：“就讓一個近30年來我們最優異的電影導演坐困愁城，讓一個震撼人心的故事藏在劇本裡不得伸張……”我忍不住哭了。
當前能承繼楊牧這種文字功力的文人是誰？是楊照。他早年也寫過詩，理論的基礎穩健，一部《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不讓張大春專美於前。但我還是欣賞他題材繁富的文化短評。開首幾段，楊照總喜歡扯些歷史典故，描繪社會政治背景，閒閒運筆，仿似漫不經心，最後一兩段才“圖窮刃現”，直擊問題核心，令人讀到末節才愣住了或發出會心的微笑。楊照這種功力，我想在某些方面是借助他的詩人本能：善於隱藏，了解文字能於電光火石間予人頓悟。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10／02／2008
一位日本教授的憂慮
一位日本教授的憂慮•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8-01-13 06:14
•
10月下旬赴廈門大學參加東南亞文學研討會，接應謝川成與我的是廈大的葉寶奎教授。葉先生曾於2006年在馬大語言學系客座，講授音韻學，我與他在談話中討論了一些粗淺的課題，像“撈什子”、“一股腦兒”怎麼唸，很快便發覺自己遇到了高手，不敢造次。在音韻學家面前班門弄斧，後果只有自暴其短。
與葉寶奎數度坐德士往廈門市區走動，每隔不遠就看到黃色的Ｍ像兩道金色拱門的麥當勞分店，中國大小城鎮的麥當勞如雨後春筍，一般中國人幾乎在沒有心理抗拒下接受了漢堡包文化。麥當勞文化寖假成了和平崛起的中國一種生活形態，一種品牌認同，一種欲望滿足。
中國的麥當勞文化現象不容輕覷，說得嚴重一些，它是美國文化帝國的擴展，所有的跨國公司都強調員工對公司文化的忠誠與認同，忠於公司比忠於民族與意識形態重要，這是資本主義增殖的方式，消滅地域性和文化壁壘。參與共謀的還有其他的美國飲料、產品與跨國快餐連鎖店，12月3日川成與我坐德士赴北京國家圖書館尋找資料，途中看到好幾個巨大的廣告牌告示：“一年之雞在於肯德基”，這是“一年之計在於晨”的文字口。它企圖改變的是人們的認知方式，對人生的態度。
今日美國的全球性侵略，不一定是伊拉克式的軍事佔領，或委內瑞拉的代理人政治奪權，它可以是經濟的狙擊，文化的滲透。1985年9月美國逼日本政府簽署《廣場協議》，短短數月內，日元與美元的對換率從250日元兌一美元暴升至149日元換一美元。日本出口貿易受到重創，企業家轉而向銀行借貸炒作股票，日經指數於3年內飆升300%，日本股市在1989年12月29日攀上3萬9千815點，驟然面對美國摩根史丹利、所羅門兄弟諸金融機構排山倒海的期貨與期權賣空，日本股市兵敗如山倒。日本經濟於1990年泡沫化迄今17年矣，創傷乃未痊癒。
1998年，另一場狙擊經過精密部署后悄悄展開，先是泰銖受到攻擊，泰國頑抗但迅速崩潰，然後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組織（IMF）介入援救，乘機收購泰國的核心資產與企業。接下來的其他所謂亞洲經濟四條小龍，無一倖免，都遭到梭羅斯等金融駭客的圍攻，而這些駭客後面的支持者是花旗銀行、高盛公司等金融集團，它們提供槓杆式借貸便利。香港有中國後台加上港府應變靈活，沒有被絞殺，韓國耗盡了全部外匯儲備後，大小企業本已是美國銀行家的囊中之物，但美國顯然低估了韓國人民的救國決心，他們捐獻白銀、黃金，頂住了國內公司的倒閉潮，IMF擇肥而噬的美夢破滅。美國近年來一直逼迫中國人民幣升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經濟掠奪無法不痕跡，文化滲透則可以於不知不覺間改變另一個國家社會的形態，思想意識，甚至對世界的看法。
麥當勞、肯德基等連鎖店，賣的不僅是食物，也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與文化。2007年12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與哲學系聯辦的《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上，東京櫻美林大學東北亞研究所所長川西重忠教授在提問的時段內，表述了他的憂慮：
“在中國與日本的大小城市，到處都可以看到麥當勞速食分店，我們此刻卻坐在這兒討論孔孟之學。在座各位怎樣看這股來勢洶洶的麥當勞文化？我們怎樣去面對？”
北京人民大學日本儒學中心主任林美茂副教授負責翻譯。那時已屆中場休會用茶時間，我舉手要求發言，主持人只給我一分鐘回應：
“麥當勞文化，還有加上早已侵入我們生活的可口可樂文化，只是飲食文化，屬於器用文化範疇。儒學是精神文明，是核心文化。本屆研討會討論的是‘哲學’與‘經濟’，這兩個詞都挪用自日文。中日文化有不少共通處，面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壓力亦相似。”
我的話只觸及問題的皮毛，從古代的青銅陶器到現代的汽車飛機，這些器用文化蘊藏了多少思想心得與精神文明？器用與精神怎可截然二分？
中國近年來面對沛然莫之能禦的商業大潮，著名的學府像上海清華大學辦儒學、國學班，每週上課兩天，每年學費3萬2千人民幣；武漢大學的儒學班收費也要2萬人民幣。學員以公司老板、行政高層人員為目標。研讀孔孟朱王或經史子集不重要，重要的是聯誼，來自不同企業的人有機會共聚另創商機，同時也為自己的頭上加上一環學術的光暈。
日本對傳統的維護，也有不少缺憾。日本文化傳統往往神道化，以神龕方式供奉，瀰漫神秘抑且詭異色彩，而非去蕪存菁的文化再創。日本的文化生產，極其西化，從服裝到建築設計，走的是歐美格調。專研日本文化的三好將夫指出：“日本在經濟上屬於第一世界，文化方面卻仍屬於第三世界。”他感慨“日本國富強，日本人貧窮。”這都反映日本在維護文化傳統方面，面對的困擾不少。我對川西重忠教授的回應近乎粗糙。中日如何讓文化傳統在現代化的過程仍能保存其“原質本真”（authenticity），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13／01／2008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8-01-13 06:14
•
10月下旬赴廈門大學參加東南亞文學研討會，接應謝川成與我的是廈大的葉寶奎教授。葉先生曾於2006年在馬大語言學系客座，講授音韻學，我與他在談話中討論了一些粗淺的課題，像“撈什子”、“一股腦兒”怎麼唸，很快便發覺自己遇到了高手，不敢造次。在音韻學家面前班門弄斧，後果只有自暴其短。
與葉寶奎數度坐德士往廈門市區走動，每隔不遠就看到黃色的Ｍ像兩道金色拱門的麥當勞分店，中國大小城鎮的麥當勞如雨後春筍，一般中國人幾乎在沒有心理抗拒下接受了漢堡包文化。麥當勞文化寖假成了和平崛起的中國一種生活形態，一種品牌認同，一種欲望滿足。
中國的麥當勞文化現象不容輕覷，說得嚴重一些，它是美國文化帝國的擴展，所有的跨國公司都強調員工對公司文化的忠誠與認同，忠於公司比忠於民族與意識形態重要，這是資本主義增殖的方式，消滅地域性和文化壁壘。參與共謀的還有其他的美國飲料、產品與跨國快餐連鎖店，12月3日川成與我坐德士赴北京國家圖書館尋找資料，途中看到好幾個巨大的廣告牌告示：“一年之雞在於肯德基”，這是“一年之計在於晨”的文字口。它企圖改變的是人們的認知方式，對人生的態度。
今日美國的全球性侵略，不一定是伊拉克式的軍事佔領，或委內瑞拉的代理人政治奪權，它可以是經濟的狙擊，文化的滲透。1985年9月美國逼日本政府簽署《廣場協議》，短短數月內，日元與美元的對換率從250日元兌一美元暴升至149日元換一美元。日本出口貿易受到重創，企業家轉而向銀行借貸炒作股票，日經指數於3年內飆升300%，日本股市在1989年12月29日攀上3萬9千815點，驟然面對美國摩根史丹利、所羅門兄弟諸金融機構排山倒海的期貨與期權賣空，日本股市兵敗如山倒。日本經濟於1990年泡沫化迄今17年矣，創傷乃未痊癒。
1998年，另一場狙擊經過精密部署后悄悄展開，先是泰銖受到攻擊，泰國頑抗但迅速崩潰，然後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組織（IMF）介入援救，乘機收購泰國的核心資產與企業。接下來的其他所謂亞洲經濟四條小龍，無一倖免，都遭到梭羅斯等金融駭客的圍攻，而這些駭客後面的支持者是花旗銀行、高盛公司等金融集團，它們提供槓杆式借貸便利。香港有中國後台加上港府應變靈活，沒有被絞殺，韓國耗盡了全部外匯儲備後，大小企業本已是美國銀行家的囊中之物，但美國顯然低估了韓國人民的救國決心，他們捐獻白銀、黃金，頂住了國內公司的倒閉潮，IMF擇肥而噬的美夢破滅。美國近年來一直逼迫中國人民幣升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經濟掠奪無法不痕跡，文化滲透則可以於不知不覺間改變另一個國家社會的形態，思想意識，甚至對世界的看法。
麥當勞、肯德基等連鎖店，賣的不僅是食物，也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與文化。2007年12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與哲學系聯辦的《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上，東京櫻美林大學東北亞研究所所長川西重忠教授在提問的時段內，表述了他的憂慮：
“在中國與日本的大小城市，到處都可以看到麥當勞速食分店，我們此刻卻坐在這兒討論孔孟之學。在座各位怎樣看這股來勢洶洶的麥當勞文化？我們怎樣去面對？”
北京人民大學日本儒學中心主任林美茂副教授負責翻譯。那時已屆中場休會用茶時間，我舉手要求發言，主持人只給我一分鐘回應：
“麥當勞文化，還有加上早已侵入我們生活的可口可樂文化，只是飲食文化，屬於器用文化範疇。儒學是精神文明，是核心文化。本屆研討會討論的是‘哲學’與‘經濟’，這兩個詞都挪用自日文。中日文化有不少共通處，面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壓力亦相似。”
我的話只觸及問題的皮毛，從古代的青銅陶器到現代的汽車飛機，這些器用文化蘊藏了多少思想心得與精神文明？器用與精神怎可截然二分？
中國近年來面對沛然莫之能禦的商業大潮，著名的學府像上海清華大學辦儒學、國學班，每週上課兩天，每年學費3萬2千人民幣；武漢大學的儒學班收費也要2萬人民幣。學員以公司老板、行政高層人員為目標。研讀孔孟朱王或經史子集不重要，重要的是聯誼，來自不同企業的人有機會共聚另創商機，同時也為自己的頭上加上一環學術的光暈。
日本對傳統的維護，也有不少缺憾。日本文化傳統往往神道化，以神龕方式供奉，瀰漫神秘抑且詭異色彩，而非去蕪存菁的文化再創。日本的文化生產，極其西化，從服裝到建築設計，走的是歐美格調。專研日本文化的三好將夫指出：“日本在經濟上屬於第一世界，文化方面卻仍屬於第三世界。”他感慨“日本國富強，日本人貧窮。”這都反映日本在維護文化傳統方面，面對的困擾不少。我對川西重忠教授的回應近乎粗糙。中日如何讓文化傳統在現代化的過程仍能保存其“原質本真”（authenticity），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13／01／2008
男人的酒窩：領帶文化
男人的酒窩：領帶文化•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7-12-30 00:00
•
男性西裝可謂簡便，一件襯衫外面套上一襲大衣，再配上長褲便差不多了，當然這種穿比較悠閒。大衣襯衫再襯以領帶，那就端莊、嚴肅、好看多了。
西裝真是人類能想到的男性最佳服飾之一，穿大衣使胖的人看起來不那麼胖，連肚腩都能隱藏；瘦的人把大衣紐扣打開，像多了鳥的翅膀，飄逸自在，大家也就沒留意到大衣內側的排骨了。但大衣不是本文的主題，本文的主題是“男人的酒渦”──領結，以及圍繞這酒渦的領帶文化。
男性穿的白色或淺色襯衫，外面套上大衣，無論如何都花俏不起來，要花俏得在領帶的顏色、圖案、花紋、布料下工夫，男人在莊重的服飾上面可以名正言順地掛上一條色彩鮮艷的長條絲綢，是一項偉大的美學發明。男性服飾除了豪邁粗獷風格的牛仔裝不談，要莊重得體仍得用“合理化”（rationalise）的方式，借助女性的俏麗繽紛。長袖峇迪上衣，多姿多彩，圖案大膽新款，充滿抽象美，是絲綢領帶的身體版圖的擴展。
我從電視節目上視察男仕們打的領帶，發覺政治人物像美國的小布什、俄國的普汀都談不上特別（普汀好些），主要的問題出在領結打得不夠技巧。按理來說，這些大人物在鏡頭前應該有人事先替他們裝身，不知為甚麼就是忽略了領結的狀態。夠不夠凸，側看即知。領結的下面壓出來的槽不夠深，領帶自然凸不起來。這個凹槽形成的底下架構使領結有立體感，這就是所謂“男人的酒窩”，這個比喻倒不是我發明的，而是在北京人民大學講授《外交學》、《禮儀學》的金正昆倡言的。
領結能浮凸有勢，綁領帶的人技巧要夠高明、熟練，領帶的布料質地要上乘，缺一不可。普通的尼龍或棉布領帶，縱使技巧高，硬硬把領結凸襯上去，不用一兩個小時它會自動扁塌回去，只有真絲綢才能同時具備柔軟度與韌性把槽坑鎖定，把領結撐起，只要你不用手指去捺壓它，這領結可以天長地久地凸起來。這些細節看似不重要，但它傳遞的訊息有二：一這是時尚（別人不喜歡時尚是別人的自由）；二是當事人打的是布質上等／高級的領帶，這間接反映了當事人的經濟能力與社會地位。
如果你只是普通白領，沒能力購買售價100令吉以上的高質領帶，而只能買些二、三十零吉的廉價貨每天上班使用。如此情況，你只能以技巧補領帶質料之不足。棉布領帶易平扁，左右兩邊不妨多捲一圈加深領結底下的溝坑，凸顯領結。購物中心目前有售賣拉鍊領帶，領結打得高挺，價格40令吉，布料質地中中，不細看的情況下可以魚目混珠，冒充高檔貨，是大眾文化的詭計美學，是工藝設計搞出來的贗品（Kitsch）。
鳳凰衛視《時事評論》節目大概以石齊平的言論最有份量，他的領結稍大了些，所幸他的軀幹碩壯，缺點不易看得出來。時事評論員當中以邱震海最弱，他分析的東西都是你我都懂的老套，但他打領帶倒有幾分真工夫。主持人鄭浩領結打得小而拘謹，領帶的色彩選擇與大衣不襯。新聞廣播員姜聲揚，才三十多歲，是男人最愛美的年齡，但他的領結下端經常皺摺，太粗心大意了。最搞笑的是蔡瀾打的領帶，七彩斑爛，仿似打翻了顏色盆。蔡瀾的領帶與他的食相一樣難看。
粵語連續劇《刑事情報科》中的人物王喜、林保怡這些少壯派，領結打得夠挺，一方面展示男人的酒渦又帶點Bobo的隨意。Bobo是Bohemin（波西米亞）與Bourgeois（布爾喬亞）的合成詞，站在舞台上的節目主持人通常只有一個Bo，有布爾喬亞的小資格調，卻缺乏波西米亞的飄逸。男模特兒把領帶吊在頸上，領給半天懸在胸前，有波西米亞人的Bo，卻沒有布爾喬亞的“成功人士”的表徵。
赴北京之前與返馬之後，一直追看香港連續劇《天幕底下的戀情》，我看的不是劇情，而是鄭嘉穎每次出場打的領帶。他的領結打得好看，挺得要蹦出來，沒有皺摺，他用絲綢製的亮面鮮紫色，令我內心震動。他掛上蘋果綠的領帶，領結與領結下端如拱橋般弧形凸起，我明白片集的製作人在搞文化顛覆。我們都是在學院泡過的人，凡是初入學的新生都得戴蘋果綠的領帶以示你只是個Freshie，而新生得面對師兄們“合理”的戲弄與折磨。但鄭嘉穎在劇中屢次以蘋果綠領帶出場，昂首闊步，把年輕人的青春活力散發出去，這是“新感性”（new sensibility），電視文化為蘋果綠領帶的意涵重新編碼。
領帶是身分品味的象徵，近來流行輕淡色，質地閃爍生輝，在頸下形成一簇亮色。領花太莊重了，除非出席盛宴，否則沒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另一個曾蔭權。千萬不要用領帶夾，只有稅務、軍警、航空員工才用得上領帶、領帶夾那樣的配套。領帶一旦制服化便成了工作服，還是讓領帶搖曳生姿較為浪漫。有人把領結凸露視作男人隆胸或陽具能舉的暗喻，那是文化“誤讀”（mis-reading）或“逾讀”（over-reading），女性欣賞領帶的精緻美不會出現性衝動，有關各造大可放心。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30/12/2007
文化空間
溫任平
星洲廣場
2007-12-30 00:00
•
男性西裝可謂簡便，一件襯衫外面套上一襲大衣，再配上長褲便差不多了，當然這種穿比較悠閒。大衣襯衫再襯以領帶，那就端莊、嚴肅、好看多了。
西裝真是人類能想到的男性最佳服飾之一，穿大衣使胖的人看起來不那麼胖，連肚腩都能隱藏；瘦的人把大衣紐扣打開，像多了鳥的翅膀，飄逸自在，大家也就沒留意到大衣內側的排骨了。但大衣不是本文的主題，本文的主題是“男人的酒渦”──領結，以及圍繞這酒渦的領帶文化。
男性穿的白色或淺色襯衫，外面套上大衣，無論如何都花俏不起來，要花俏得在領帶的顏色、圖案、花紋、布料下工夫，男人在莊重的服飾上面可以名正言順地掛上一條色彩鮮艷的長條絲綢，是一項偉大的美學發明。男性服飾除了豪邁粗獷風格的牛仔裝不談，要莊重得體仍得用“合理化”（rationalise）的方式，借助女性的俏麗繽紛。長袖峇迪上衣，多姿多彩，圖案大膽新款，充滿抽象美，是絲綢領帶的身體版圖的擴展。
我從電視節目上視察男仕們打的領帶，發覺政治人物像美國的小布什、俄國的普汀都談不上特別（普汀好些），主要的問題出在領結打得不夠技巧。按理來說，這些大人物在鏡頭前應該有人事先替他們裝身，不知為甚麼就是忽略了領結的狀態。夠不夠凸，側看即知。領結的下面壓出來的槽不夠深，領帶自然凸不起來。這個凹槽形成的底下架構使領結有立體感，這就是所謂“男人的酒窩”，這個比喻倒不是我發明的，而是在北京人民大學講授《外交學》、《禮儀學》的金正昆倡言的。
領結能浮凸有勢，綁領帶的人技巧要夠高明、熟練，領帶的布料質地要上乘，缺一不可。普通的尼龍或棉布領帶，縱使技巧高，硬硬把領結凸襯上去，不用一兩個小時它會自動扁塌回去，只有真絲綢才能同時具備柔軟度與韌性把槽坑鎖定，把領結撐起，只要你不用手指去捺壓它，這領結可以天長地久地凸起來。這些細節看似不重要，但它傳遞的訊息有二：一這是時尚（別人不喜歡時尚是別人的自由）；二是當事人打的是布質上等／高級的領帶，這間接反映了當事人的經濟能力與社會地位。
如果你只是普通白領，沒能力購買售價100令吉以上的高質領帶，而只能買些二、三十零吉的廉價貨每天上班使用。如此情況，你只能以技巧補領帶質料之不足。棉布領帶易平扁，左右兩邊不妨多捲一圈加深領結底下的溝坑，凸顯領結。購物中心目前有售賣拉鍊領帶，領結打得高挺，價格40令吉，布料質地中中，不細看的情況下可以魚目混珠，冒充高檔貨，是大眾文化的詭計美學，是工藝設計搞出來的贗品（Kitsch）。
鳳凰衛視《時事評論》節目大概以石齊平的言論最有份量，他的領結稍大了些，所幸他的軀幹碩壯，缺點不易看得出來。時事評論員當中以邱震海最弱，他分析的東西都是你我都懂的老套，但他打領帶倒有幾分真工夫。主持人鄭浩領結打得小而拘謹，領帶的色彩選擇與大衣不襯。新聞廣播員姜聲揚，才三十多歲，是男人最愛美的年齡，但他的領結下端經常皺摺，太粗心大意了。最搞笑的是蔡瀾打的領帶，七彩斑爛，仿似打翻了顏色盆。蔡瀾的領帶與他的食相一樣難看。
粵語連續劇《刑事情報科》中的人物王喜、林保怡這些少壯派，領結打得夠挺，一方面展示男人的酒渦又帶點Bobo的隨意。Bobo是Bohemin（波西米亞）與Bourgeois（布爾喬亞）的合成詞，站在舞台上的節目主持人通常只有一個Bo，有布爾喬亞的小資格調，卻缺乏波西米亞的飄逸。男模特兒把領帶吊在頸上，領給半天懸在胸前，有波西米亞人的Bo，卻沒有布爾喬亞的“成功人士”的表徵。
赴北京之前與返馬之後，一直追看香港連續劇《天幕底下的戀情》，我看的不是劇情，而是鄭嘉穎每次出場打的領帶。他的領結打得好看，挺得要蹦出來，沒有皺摺，他用絲綢製的亮面鮮紫色，令我內心震動。他掛上蘋果綠的領帶，領結與領結下端如拱橋般弧形凸起，我明白片集的製作人在搞文化顛覆。我們都是在學院泡過的人，凡是初入學的新生都得戴蘋果綠的領帶以示你只是個Freshie，而新生得面對師兄們“合理”的戲弄與折磨。但鄭嘉穎在劇中屢次以蘋果綠領帶出場，昂首闊步，把年輕人的青春活力散發出去，這是“新感性”（new sensibility），電視文化為蘋果綠領帶的意涵重新編碼。
領帶是身分品味的象徵，近來流行輕淡色，質地閃爍生輝，在頸下形成一簇亮色。領花太莊重了，除非出席盛宴，否則沒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另一個曾蔭權。千萬不要用領帶夾，只有稅務、軍警、航空員工才用得上領帶、領帶夾那樣的配套。領帶一旦制服化便成了工作服，還是讓領帶搖曳生姿較為浪漫。有人把領結凸露視作男人隆胸或陽具能舉的暗喻，那是文化“誤讀”（mis-reading）或“逾讀”（over-reading），女性欣賞領帶的精緻美不會出現性衝動，有關各造大可放心。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30/12/2007
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評議
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評議•
文化空間
溫任平
2007-12-16 00:00
•
2007年12月1日、2日，北京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人大亞洲研究中心、人大哲學院、人大國學院聯辦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研討主題是“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總共有8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加。外國代表陣容最強的是日本、韓國，相較之下，美俄顯得遜色。來自美國加州大學的劉紀璐論文〈From Human Nature to National Prosperity〉比較孟荀思想，並據此推測國家富裕之成因，原典引錄錯誤不少，削足適履是為了把孟荀與財富掛鉤，當場受到嚴厲的批評。
兩天共60篇論文，每一個時段分成兩組，於不同會議室舉行。首二場我保持緘默，衡量與會者的學術份量，第三場開始，我即在每個場次積極參與，發表意見。北京行乃我個人重要的學習之旅，我不允許自己錯過與他國代表交流、交鋒的機會。我不是來旅遊的，不是來觀光的，不是來購物的（買書例外），更不是來搞聯誼的。浸淫於文學數十寒暑，我希望能打開另一扇學術窗口。
所謂論壇，其實是“研討會”較高級的稱謂。正如大馬國內外的大小研討會，與會者提呈的論文經常與主題無涉，成了眾聲雜陳（而非巴赫金的眾聲喧嘩）的場所。魏義霞講宇宙秩序，余治平論責人責己，方朝暉言憲政，薛柏成析儒墨，李剛析儒道，王心竹闡述王霸思想，王雅論仁，肖群忠論義，曾振宇論孝，徐儀明論仁惻，張踐闡解張載的“太和”，劉學智從“太和”申論至“心和”、“中和”，林樂昌更進一步把“太和”與自然和諧宏觀地聯系在一起。林安梧闡述“圓善”之轉化，朱人求從朱子的“誠”析論真德秀的思想體系，楊名強調“天下為公”、“民胞物與”。十多位來自北京、山東及中國各省的大學教授都沒把論壇的主題“儒學文化與經濟發展”這主題放在心上，自由發揮。
金哲洙的論文“經濟、倫理與儒家氣學觀念”，介紹的是朝鮮的霞谷學與鄭齊斗的氣學思想，文章雖以“經濟……”為題，與經濟卻風馬牛不相及，金教授的學術力量在關學與霞谷學。台灣政治大學的劉又銘對荀學有一份詩性的崇敬，但他未論及荀學經世濟用這方面的貢獻。來自高雄的陳立驤博士以宋明理學為起點，省察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說”，亦未觸及經濟層面。至於北京師大的李景林倡言國學乃中國學術之家，不免一廂情願；南開大學喬清舉闡釋漢語水系詞匯（流、泛、洗、浸、清、涮……），上述兩篇文章都離開“儒學與經濟”十萬八千里，令人驚訝。60篇論文有三分之一的論文踰越論壇主題，而主辦當局於10月中旬拿到論文綱要後，竟沒要求與會者改寫，亦令筆者費解。小學生考作文，如果老師要大家寫的是中秋節，學生竟談24節令並兼及24節令鼓，當然不妥。
馬來亞大學語言學系的謝川成不談他專業的語言學，專論“儒商”一詞於不同年代的含義與新馬儒商的教育貢獻；新紀元學院族群研究中心主任鄭文泉的論文是〈荀子的“明分使群”之學能處理經濟問題嗎？〉，以及筆者的〈二元互補的儒家義利觀與市場經濟〉，均緊扣儒家與經濟這環節各自發揮。我們3人並沒有在中國的儒學草原上跑野馬。
日本學者的學術紀律嚴謹，從永池榮吉論經營倫理，西川重忠分析儒家倫理與企業倫理，沖田行司闡述《論語》的經濟倫理，橋本敬司談《荀子》的經濟思想，劍及履及，都扣住論壇主旨，發揮己見，沒有離題。
我對中國學者的觀察是，他們的儒學修為精湛，各有所專，但對經濟沒甚麼概念，儒學與經濟並列，許多哲學系與孔子研究院的學者都在論析過程向儒一面倒傾斜，只認識馬克思、亞當史密斯，嚴格來說是無法應付大會主題的要求的。
中國學者在研討會批判自由主義，他們口中所說的西方以個人為主、自我中心、罔顧大眾利益，這哪裡是自由主義，這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無論古典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都強調自由、平等、正義、民主，還有這些概念與社會國家的關係，都主張維護私有財產權，多元與寬容。這種觀念誤解或主義誤讀，恕我不客氣說一句，有關學者缺乏的是國際視野，這在全球化的今天，是令人感到難過的學術盲點。
另一點是：不少與會者都企圖把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綰接在一起，融會貫通，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奠立理論基石。我雖然同意政大劉又銘教授的意見，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義精神與儒學的“民胞物與”、“人溺己溺”雖有相通外，但彼此就有關人的再發現、再探索、再肯定與形塑，取徑不同。17年前蔣慶發表文章主張“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復興儒學”，結論是“儒學理應取代馬列主義”，蔣先生批判國有制、無產階級專政“違背人性”，語調可能偏激了些，但不無道理。杜維明、劉述先等第三代新儒家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主導中國大陸學界50多年之意識形態，這是很硬的事實，而西化則是清末民初迄今沛然莫之能禦的文化潮流，傳統儒家人文思想日新又新，三者不必以強力膠粘合，健康互動、互補有無才是正道。三者的資源應該可以形成良性循環與挹注。
是屆儒學論壇沒有任何一篇文章專論新儒家與現代經濟的關係。我本來希望有人撰文討論“儒家資本主義”（個人的學力做不到），補我個人的知識缺陷，可惜也似乎沒有人對此有興趣，不無遺憾。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16／12／2007
文化空間
溫任平
2007-12-16 00:00
•
2007年12月1日、2日，北京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人大亞洲研究中心、人大哲學院、人大國學院聯辦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研討主題是“儒家文化與經濟發展”，總共有8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加。外國代表陣容最強的是日本、韓國，相較之下，美俄顯得遜色。來自美國加州大學的劉紀璐論文〈From Human Nature to National Prosperity〉比較孟荀思想，並據此推測國家富裕之成因，原典引錄錯誤不少，削足適履是為了把孟荀與財富掛鉤，當場受到嚴厲的批評。
兩天共60篇論文，每一個時段分成兩組，於不同會議室舉行。首二場我保持緘默，衡量與會者的學術份量，第三場開始，我即在每個場次積極參與，發表意見。北京行乃我個人重要的學習之旅，我不允許自己錯過與他國代表交流、交鋒的機會。我不是來旅遊的，不是來觀光的，不是來購物的（買書例外），更不是來搞聯誼的。浸淫於文學數十寒暑，我希望能打開另一扇學術窗口。
所謂論壇，其實是“研討會”較高級的稱謂。正如大馬國內外的大小研討會，與會者提呈的論文經常與主題無涉，成了眾聲雜陳（而非巴赫金的眾聲喧嘩）的場所。魏義霞講宇宙秩序，余治平論責人責己，方朝暉言憲政，薛柏成析儒墨，李剛析儒道，王心竹闡述王霸思想，王雅論仁，肖群忠論義，曾振宇論孝，徐儀明論仁惻，張踐闡解張載的“太和”，劉學智從“太和”申論至“心和”、“中和”，林樂昌更進一步把“太和”與自然和諧宏觀地聯系在一起。林安梧闡述“圓善”之轉化，朱人求從朱子的“誠”析論真德秀的思想體系，楊名強調“天下為公”、“民胞物與”。十多位來自北京、山東及中國各省的大學教授都沒把論壇的主題“儒學文化與經濟發展”這主題放在心上，自由發揮。
金哲洙的論文“經濟、倫理與儒家氣學觀念”，介紹的是朝鮮的霞谷學與鄭齊斗的氣學思想，文章雖以“經濟……”為題，與經濟卻風馬牛不相及，金教授的學術力量在關學與霞谷學。台灣政治大學的劉又銘對荀學有一份詩性的崇敬，但他未論及荀學經世濟用這方面的貢獻。來自高雄的陳立驤博士以宋明理學為起點，省察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說”，亦未觸及經濟層面。至於北京師大的李景林倡言國學乃中國學術之家，不免一廂情願；南開大學喬清舉闡釋漢語水系詞匯（流、泛、洗、浸、清、涮……），上述兩篇文章都離開“儒學與經濟”十萬八千里，令人驚訝。60篇論文有三分之一的論文踰越論壇主題，而主辦當局於10月中旬拿到論文綱要後，竟沒要求與會者改寫，亦令筆者費解。小學生考作文，如果老師要大家寫的是中秋節，學生竟談24節令並兼及24節令鼓，當然不妥。
馬來亞大學語言學系的謝川成不談他專業的語言學，專論“儒商”一詞於不同年代的含義與新馬儒商的教育貢獻；新紀元學院族群研究中心主任鄭文泉的論文是〈荀子的“明分使群”之學能處理經濟問題嗎？〉，以及筆者的〈二元互補的儒家義利觀與市場經濟〉，均緊扣儒家與經濟這環節各自發揮。我們3人並沒有在中國的儒學草原上跑野馬。
日本學者的學術紀律嚴謹，從永池榮吉論經營倫理，西川重忠分析儒家倫理與企業倫理，沖田行司闡述《論語》的經濟倫理，橋本敬司談《荀子》的經濟思想，劍及履及，都扣住論壇主旨，發揮己見，沒有離題。
我對中國學者的觀察是，他們的儒學修為精湛，各有所專，但對經濟沒甚麼概念，儒學與經濟並列，許多哲學系與孔子研究院的學者都在論析過程向儒一面倒傾斜，只認識馬克思、亞當史密斯，嚴格來說是無法應付大會主題的要求的。
中國學者在研討會批判自由主義，他們口中所說的西方以個人為主、自我中心、罔顧大眾利益，這哪裡是自由主義，這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無論古典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都強調自由、平等、正義、民主，還有這些概念與社會國家的關係，都主張維護私有財產權，多元與寬容。這種觀念誤解或主義誤讀，恕我不客氣說一句，有關學者缺乏的是國際視野，這在全球化的今天，是令人感到難過的學術盲點。
另一點是：不少與會者都企圖把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綰接在一起，融會貫通，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奠立理論基石。我雖然同意政大劉又銘教授的意見，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義精神與儒學的“民胞物與”、“人溺己溺”雖有相通外，但彼此就有關人的再發現、再探索、再肯定與形塑，取徑不同。17年前蔣慶發表文章主張“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復興儒學”，結論是“儒學理應取代馬列主義”，蔣先生批判國有制、無產階級專政“違背人性”，語調可能偏激了些，但不無道理。杜維明、劉述先等第三代新儒家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主導中國大陸學界50多年之意識形態，這是很硬的事實，而西化則是清末民初迄今沛然莫之能禦的文化潮流，傳統儒家人文思想日新又新，三者不必以強力膠粘合，健康互動、互補有無才是正道。三者的資源應該可以形成良性循環與挹注。
是屆儒學論壇沒有任何一篇文章專論新儒家與現代經濟的關係。我本來希望有人撰文討論“儒家資本主義”（個人的學力做不到），補我個人的知識缺陷，可惜也似乎沒有人對此有興趣，不無遺憾。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16／12／2007
漢語特質與語言品質
漢語特質與語言品質
• 溫任平
• 星洲廣場
2008-04-06 11:07
•
毛澤東在1958年接見墨西哥共產黨代表團，談了數小時，毛講的除了他對世界革命的願景，竟然是他的“漢字拉丁化”的想法。20年代錢玄同的主張像個揮之不去的幽魂，一直困惑住不少中國的一流人物與優秀心靈，從魯迅到傅斯年到30餘載後拿下中國大陸政權的毛澤東。那時有句流行的口號：“廢除漢字，中文萬歲”。
2002年李銳與韓少功有一場有趣的對話。他們兩人都是中國當代的著名小說家，前者盛傳是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之一。李銳擔心網絡世紀的到來，英語乃成強勢，漢語將被邊緣化，韓少功則認為漢語輸入電腦的速度已追上甚至超踰了英語，漢語或中文對電腦的適應性，不遜於英文。韓少功承認英文著作資訊繁多，英美兩國再加上面積廣闊的前殖民地與附屬國都得仰賴英文撰寫的各類訊息。至於漢語，則前景看好，13億人口的中國，崛起過程中有無窮的商機。韓少功指出，在80年代美國華裔家長都不把中文看在眼內，甚至禁止自己的孩子講漢語。90年代美國華裔家長周末都把孩子往中文班送，成年人在學講漢語，中文補習學校處處可見。
韓少功熟諳中英，留學歐洲，在海南島還當過英文主考。由他來分析比較中英兩種語文就不致於見解偏頗。他指出學漢語新詞不一定要學新字，每一個新字都得死讀死記，那很慘。美國大學做過一項統計，英語每年大約增加1千個新單詞，完全從26個字母挑出來拼湊而成，難讀難記而且無法作想像的攀附（不信的話，可以問問藥劑師各種抗生素的名稱）。韓少功在一項訪談中提到3個新詞：“基因”、“激光”、“電腦”，構成這3個詞的6個字都是舊的，大家熟悉的，組合起來卻是意義全新的科學詞彙，而且讀者可以從這些新詞猜想到它的涵義。“基因”指的是先天的、基礎因素，激光一定是非比尋常的光芒，“電腦”當然是用電操作的人造腦（中國大陸叫計算機）。日本於50年代末面對電腦這種新產品曾鑄造了兩個詞，一是“電腦”，另一個是以Computer音譯出來的片假名，半個世紀過去了，日本人汰除了有音無義的片假名，而選擇用“電腦”這個詞。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與好幾位內閣部長都曾埋怨過漢語難學，這是語言學習的“負面干擾”（negative interference）使然。如果李先生與他的同僚童年時期，同時學習中英兩種語文，就不至於被先入為主的表音文字所干擾。面對中英兩種語文感覺真奇妙，一個字母繁多，很長很長的英文單字（比方說holographability），讀者都能唸，卻一點也不懂它的意涵，你怎樣猜也沾不上邊。面對中文即使你碰上“氘”這麼刁鑽的字眼，你完全不會唸，卻可從部首的“气”旁，猜測到它是某種氣體。就這點來看，漢語或中文是不是比英文易學呢？漢字的部首偏旁，單字細部組合提供的意義線索比英文多了許多。使用漢語、中文者的問題是，字詞能寫能用能造句撰文，但就是讀音不易記。一個漢字可以唸錯20年而不自知。教了30年華文的老師可以把“門檻”的“檻”（讀音：砍）唸成“門監”，“太監”的監。類似例證，不勝枚舉。
寫這篇短文，是偶爾翻讀杜維明教授的新著《創新與對話》，他在第27頁指出漢語和古漢語水平一直在下降，“下降到很多朋友錯別字連篇，我也是。”杜維明是哈佛大學教授，與劉述先等人同屬新儒家第三代傳人。他研讀四書五經，唸的是古籍原典，如此刻苦勤學仍懷疑自己駕馭漢語的能力，對我而言那是驚心動魄的一句自責語。
我最近翻讀參與修編的10冊《馬華新文學大系》（1919-1942）與李廷輝領導編的8冊《新馬華文學大系》（1945-1965）以及大馬華文作協於2004年出版的10冊《馬華文學大系》（1965-1996），發覺裡頭有不少作品，語言粗糙、蕪雜，讀來牙為之碎。馬華作家似乎對自己使用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理自明），應該說“語言品質”沒有甚麼自覺。信手拈來，胡言亂語、謾罵甚至涉及人身攻擊的雜文居然也收錄入某套大系的散文部分，這是作者與編者的愚昧無知所造成的共業。後人讀之，不忍卒睹，既氣苦又難堪。蘇軾的“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腹笥充實，成竹在胸，下筆自然從容隨意，而非惡俗的、粗鄙的妄言譫語。
我們也許可從外國人對漢字的看法尋回對母語的尊重與自信。萊布尼茲嘗謂：方塊字簡直就像聾子的發明。1703年萊布尼茲論及埃及文字與中國文字，結論是前者是通俗的、感性的、比較的；後者（漢字）是哲學的、理智的，因此他認為中國字更有哲學意味，“它們似乎是建立在更為成熟的，諸如數目、秩序、關係等等的思考上面。除了偶些例外，它們的結構很像人體”（見Derrida著《論文字學》，倫敦，1974年，第79頁）。當然，我們也知道艾略特的恩師詩人龐德（Ezra Pound）如何利用他有限的漢字知識寫成了他想像奇特、瑰麗宏大的詩篇。萊布尼茲、德里達、龐德對漢語的誤讀不免，但他們都頗能把握漢字象形與其哲學暗示。萊布尼茲認為漢字的結構近似人體，這觀察十分精采，必須有另一篇文章討論有關宇宙、人體、語言的隱性契合現象，從宇宙、生物與“語言全息律”（Language Holography）墨，才可能把這話題交代清楚。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06／04／2008
• 溫任平
• 星洲廣場
2008-04-06 11:07
•
毛澤東在1958年接見墨西哥共產黨代表團，談了數小時，毛講的除了他對世界革命的願景，竟然是他的“漢字拉丁化”的想法。20年代錢玄同的主張像個揮之不去的幽魂，一直困惑住不少中國的一流人物與優秀心靈，從魯迅到傅斯年到30餘載後拿下中國大陸政權的毛澤東。那時有句流行的口號：“廢除漢字，中文萬歲”。
2002年李銳與韓少功有一場有趣的對話。他們兩人都是中國當代的著名小說家，前者盛傳是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之一。李銳擔心網絡世紀的到來，英語乃成強勢，漢語將被邊緣化，韓少功則認為漢語輸入電腦的速度已追上甚至超踰了英語，漢語或中文對電腦的適應性，不遜於英文。韓少功承認英文著作資訊繁多，英美兩國再加上面積廣闊的前殖民地與附屬國都得仰賴英文撰寫的各類訊息。至於漢語，則前景看好，13億人口的中國，崛起過程中有無窮的商機。韓少功指出，在80年代美國華裔家長都不把中文看在眼內，甚至禁止自己的孩子講漢語。90年代美國華裔家長周末都把孩子往中文班送，成年人在學講漢語，中文補習學校處處可見。
韓少功熟諳中英，留學歐洲，在海南島還當過英文主考。由他來分析比較中英兩種語文就不致於見解偏頗。他指出學漢語新詞不一定要學新字，每一個新字都得死讀死記，那很慘。美國大學做過一項統計，英語每年大約增加1千個新單詞，完全從26個字母挑出來拼湊而成，難讀難記而且無法作想像的攀附（不信的話，可以問問藥劑師各種抗生素的名稱）。韓少功在一項訪談中提到3個新詞：“基因”、“激光”、“電腦”，構成這3個詞的6個字都是舊的，大家熟悉的，組合起來卻是意義全新的科學詞彙，而且讀者可以從這些新詞猜想到它的涵義。“基因”指的是先天的、基礎因素，激光一定是非比尋常的光芒，“電腦”當然是用電操作的人造腦（中國大陸叫計算機）。日本於50年代末面對電腦這種新產品曾鑄造了兩個詞，一是“電腦”，另一個是以Computer音譯出來的片假名，半個世紀過去了，日本人汰除了有音無義的片假名，而選擇用“電腦”這個詞。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與好幾位內閣部長都曾埋怨過漢語難學，這是語言學習的“負面干擾”（negative interference）使然。如果李先生與他的同僚童年時期，同時學習中英兩種語文，就不至於被先入為主的表音文字所干擾。面對中英兩種語文感覺真奇妙，一個字母繁多，很長很長的英文單字（比方說holographability），讀者都能唸，卻一點也不懂它的意涵，你怎樣猜也沾不上邊。面對中文即使你碰上“氘”這麼刁鑽的字眼，你完全不會唸，卻可從部首的“气”旁，猜測到它是某種氣體。就這點來看，漢語或中文是不是比英文易學呢？漢字的部首偏旁，單字細部組合提供的意義線索比英文多了許多。使用漢語、中文者的問題是，字詞能寫能用能造句撰文，但就是讀音不易記。一個漢字可以唸錯20年而不自知。教了30年華文的老師可以把“門檻”的“檻”（讀音：砍）唸成“門監”，“太監”的監。類似例證，不勝枚舉。
寫這篇短文，是偶爾翻讀杜維明教授的新著《創新與對話》，他在第27頁指出漢語和古漢語水平一直在下降，“下降到很多朋友錯別字連篇，我也是。”杜維明是哈佛大學教授，與劉述先等人同屬新儒家第三代傳人。他研讀四書五經，唸的是古籍原典，如此刻苦勤學仍懷疑自己駕馭漢語的能力，對我而言那是驚心動魄的一句自責語。
我最近翻讀參與修編的10冊《馬華新文學大系》（1919-1942）與李廷輝領導編的8冊《新馬華文學大系》（1945-1965）以及大馬華文作協於2004年出版的10冊《馬華文學大系》（1965-1996），發覺裡頭有不少作品，語言粗糙、蕪雜，讀來牙為之碎。馬華作家似乎對自己使用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理自明），應該說“語言品質”沒有甚麼自覺。信手拈來，胡言亂語、謾罵甚至涉及人身攻擊的雜文居然也收錄入某套大系的散文部分，這是作者與編者的愚昧無知所造成的共業。後人讀之，不忍卒睹，既氣苦又難堪。蘇軾的“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腹笥充實，成竹在胸，下筆自然從容隨意，而非惡俗的、粗鄙的妄言譫語。
我們也許可從外國人對漢字的看法尋回對母語的尊重與自信。萊布尼茲嘗謂：方塊字簡直就像聾子的發明。1703年萊布尼茲論及埃及文字與中國文字，結論是前者是通俗的、感性的、比較的；後者（漢字）是哲學的、理智的，因此他認為中國字更有哲學意味，“它們似乎是建立在更為成熟的，諸如數目、秩序、關係等等的思考上面。除了偶些例外，它們的結構很像人體”（見Derrida著《論文字學》，倫敦，1974年，第79頁）。當然，我們也知道艾略特的恩師詩人龐德（Ezra Pound）如何利用他有限的漢字知識寫成了他想像奇特、瑰麗宏大的詩篇。萊布尼茲、德里達、龐德對漢語的誤讀不免，但他們都頗能把握漢字象形與其哲學暗示。萊布尼茲認為漢字的結構近似人體，這觀察十分精采，必須有另一篇文章討論有關宇宙、人體、語言的隱性契合現象，從宇宙、生物與“語言全息律”（Language Holography）墨，才可能把這話題交代清楚。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06／04／2008
灯火总会被继承下去的
灯火总会被继承下去的
——序张树林编《大马新锐诗选》
• 温任平
在《大马诗选》出版之后的四年，另一部诗选的出现，毋宁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事实上，《大马诗选》筹编于一九七一年，俟至一九七四年开始正式面世，中间这几个年头，诗坛新锐的声音时亦可闻，像收入这本选集里的子凡，沙禽，何棨良，便是现成的例子。七四年之后，也即是在《大马诗选》付梓之后的这几年，于报章杂志上现身手的新名字先后亮相，自成一番气象。
近数年来，现代诗的处境已较前改善。这可从两种迹象看得出来。一为刊登现代诗的园地日愈扩展，已不似从前那样，负隅于蕉风、学生周报（学报半年刊前身），以及一、两家报章的文艺副刊（如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新的现代诗圃尚包括辟版不久的星槟日报的《星座》，新生活报的《荒林》、《活跃》；杂志方面，《斗士》、《新潮》均常刊登现代诗。前者为官方刊物，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后者每期辟有“诗的传递”专页，编排设计不俗，诗的选用也臻一定的水平。二为现代诗已渐而蔚为一种气候，今日二十五岁前后的诗作者，仍因袭五四时代那种风格的，可说绝无仅有。至于二十岁前后的诗坛新秀，现代诗已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的创作方向了。接受不接受已不成为问题，如何发扬光大，开创现代诗的感性，开拓现代诗的题材，才是他们共同面对的挑战。
一
《新锐诗选》录入廿三家诗。要从这廿三位舞者的不同舞姿中，窥出某些共通点或相互应合处，殆非易事。就笔者审查所得，这一群“新生代”的表现虽然各异，然而有一个中心主题，似乎是许多作者不约而同地关切着的。这个主题是：文化的乡愁。对一部分作者而言，这种乡愁是一份哀痛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煎迫；对另一部分作者则撞击力较轻，它是一种感触，一份惆怅。更深一层的分析是，有些作者对这种文化的乡愁是极度自觉的，因此每每发而为悲歌慷慨，或揶揄嘲弄，另一部分作者就没有那么自觉，它只是潜伏于作者内心的一股隐隐约约的郁闷，时而涌现为下意识的流露。大致而言，后者较含蓄矜持，不似前者那激越悲楚。本人将就此一明显的特征作为分析与讨论的重点。
至于诗作者其他的特异表现，以及他们与“前行代”诗作者的某种血缘，笔者亦将简略论及。为了讨论的方便，这儿所谓“前行代”泛指《大马诗选》里的作者以及港台诗人。笔者把新锐的一群放到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去关照，是希望籍此能勾划出诗的衍变底历史脉胳。史的透视诚非易与，史的轨迹往往模糊难辨，但新锐的一代不可能是平地冒出来的，他们在马华现代诗的发展过程中一定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在承先启后方面也必然会扮演或轻或重的角色。本文的析论的另一要点是新锐怎样承继前人的余韵，汲取前人的养份，以塑造自己的身型。至于他们将怎样启迪来者，这并不是本文的讨论点，理由是这一群新锐实在太年轻了，他们平均的年龄大概只有廿二、三岁吧，往后的创作道路还漫长得很。随着年龄，经验的增长，诗艺的进步，变，是必然的。本身就是后浪的他们，现在来谈他们如何“启后”，时间上是太早了些，也极易因为缺乏时间的距离，而犯上判断上的近视，所以决定存而不论。
二
文化的乡愁，这种心理郁结宣泄而成诗，当然可以不同形态出现。直抒胸臆者如沙巴的康华，在《隔阂》中，他沉痛地说：
我离去的那一刻
故乡，你我该惊奇的
是在你我的印象中
彼此都已死去
真的，我不能不绝望
沉痛之情到了极致，他甚至用揶揄的语调自我嘲弄，像《端午节》：
若说这便是乡愁
真不知该愁向何乡？
…………
我们土生土长在异乡
只知道，每年的阴历
五月初五叫端午节
这也是从母亲听来的
这一天
只要能有粽子吃
其他的事
比如乡愁端午屈原或者什么的
也就算了
这种自我嘲弄（self mockery），被嘲弄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土生土长的“我们”。嘲弄的语调与其说是尖刻的，不如说是苦涩的，无可奈何的。
陈月叶在《思乡记》里写出了她对故乡底茫然：
彼此的那段有海在召唤
我的裙裾被唤得凄凄楚楚
谁在风中而立，谁就悄然一泣
我把音讯寄至不可辨识的远方
“不可辨识的远方”暗指故乡，故乡既是“不可辨识”的，其陌生可想而知，而偏偏这陌生的地方与作者却有一份感情联系，其间的矛盾实在是很微妙错综的。
另一位诗人郑玉礼是以美好的假想来慰籍内心深处底渴慕，在《咏叹调》中，他一连提出了好几个“或许”，兹录诗的首节以便参照：
或许有一天
你我皆能摆脱束缚
那不完满不欣慰的断面
且在灯下展读未曾动过的长长家书
要你我回归风雨中的故园
或许你我真能将它忘却
且在流光里屈膝交换眼中的江湖
将膺在胸膛的悲愤饮尽
将风雨也写成和旬
将异土也坐成故土
最后两行用对仗句法，在文字节奏上调频得恰到好处，弦外之音是一份真挚的企求想望，最末一行由于“土” 字的前呼后应，顿挫之间，尤令人泫然。
只是假象终归假象，郑玉礼在面对现实的境遇时，他不得不承认：“虽曾龙哭千里/千里外的夜空恒是冷眼”（《愁渡》），他能做的是，摆一个无所谓的姿态，“唯有笑对塞外的天空”。
这股内心的郁闷，在张树林笔下，转化为孤苦耸拔的长柱意象：
一列长柱无意思地立着
忍受着藤鞭笞后的长长寂寞
《破落的江岸》里的江水，载走的是一舟舟异乡的跫音，而下游追随前面的脚印，对下游而言那跫音犹似“昔日亲切的叮咛”，这里面隐含一脉相承的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可是诗行发展至第五节：
许多江水典当给多风的岁月
上游劈头劈脑地流下的
依然是流转千年的记忆
“劈头劈脑地流下” 的动作意象深具尖锐感，上游到下游的承续并非自然浑成的，“劈头劈脑”突兀，峭厉的语义后面，隐藏着的是一份难言的伤痛。
比较起来冬竹写得含蓄些。在《归》里，诗中人物的“你”是“失落在城之外/的翱翔者”，作者不希望诗中的“你”潦倒城外，明知“飞翔原是寂寞”，她仍希望你“别把自己交给网”。郑荣香在《岸边缘》里是把这股愁绪写成此岸与彼岸，你与我的遥遥相隔互望，凸出了地理的间距。
写得最不落痕迹的也许是殷建波的《乡石》：
那人仍吹着那枝箫
那枝箫
仍亲切地呼唤低喃
整首诗只有六行，没有提到愁，也没有提到乡愁，透过作者的心物交感，洞箫牧歌似的呼唤，里面自有一份撼人的悲凉。
三
最特出的例子是何棨良。何棨良纵情于江湖浪漫，在诗中撷取千人的诗句，片段的史实，沉溺于思古之幽情。所处理的题材是古典的，唯其表现与精神无疑是浪漫的。
于是留下离乡的遗言
从今后将伴着他到江湖流浪
像郑玉礼的《愁渡》《咏叹调》都有若干传统的武侠江湖的投影。《愁渡》的“你的剑锋/又能摧落多少少年不悦呢？”里面的人物显然是一位习武的年轻剑手。但他们都不似何棨良那般狂热与全面，《英血》写的是一个历尽沧桑的剑客：
这是我底生辰
亦是我弃剑归去的死日
山河经褪色，长城已韧磨
小姑娘，妳回去吧，别近我了
…………
月已下了
倚天的长剑，小姑娘
妳且为我收藏
于这百年的悲笑
…………
峭拔的自碧部在空城
只一剑，便已足够，小姑娘
请妳告诉我的家人，沙际无归路
…………
阅过温瑞安诗集《将军令》的读者，一定会发觉前者对何棨良影响之深巨。历史的追思萦念，如《楚王楚王》里的月在江南，江东的父老，已崩的王朝，已死的骏马，惊惶的虞姬，无非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一种手法。浪漫的纵情结果是容易导至“悲伤的谬误”（Pathetic fallacy），诗中最末第二节忽然搬出观音菩萨，实在是不切实题的（irrelevent）
彷徨彷徨
我且自尽
让观世音
引我飞航
向迷津的彼岸
以项羽的豪放不羁，虽然英雄末路，在乌江自刎时，大概不可能那么“佛家”，想到让观世音引他渡过迷津的罢。写诗在需要时自可竄改部分实史来创造新意，但这样做，一方面要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又必须是诗的内在需求。楚王临终前的一念成佛在全诗中既缺乏说服力，亦无此“必然性”。
何棨良的怀古情绪实在是文化的乡愁的一种心理补偿。类似的例子见诸《湖上》及《感时•说莲•琵琶》的首饰，限于篇幅，兹不多赘。
四
与文化的乡愁心态相应的是对传统的孺慕。我们甚至可以说传统的孺慕即是此股愁绪的心理反射或补偿。何棨良的寄情江湖浪漫，是一种方式，他如在诗中屡屡提起“天涯”、“历史”、“孔明灯”、“古典”、“江南”、“汉水”都可说在不同层次上抒发了他们对古代的缅念。“唐诗”、“宋词”、“汉唐”、“孔子”、“李白”出现于诗里，它们的象征诗人想象世界里往昔的荣光，辉煌。所以黄海明在《等待》中说：
当你听见铜钟响起
很远很远的美丽将呈现
就会很自然地染上古典的色彩
“美丽的”与“古典的”几乎是一物之两面。张瑞星这样写：
在唐宋，风是一个散发弄扁舟的诗人
或一株自怜的悲哀莲
在异域，风是一个顶会占卜的吉卜赛浪人
或一个来自东土的行脚僧
而今风已是失却方向的筝
舞着满怀沧桑
四海浪游
离开了想象天地里的唐诗，诗人觉得自己犹如一只“失却方向的筝”，满怀沧桑，到处浪游，类似的流离情绪，或更确切一些说，没有家或有家归不得的浪子心情也可在潘天生（绿沙）的诗里感觉到，在“遥遥路途，茫茫山水”间颠波奔徒的是只剩下一只的残缺的芒鞋。亦笔走在异乡的路上，并“不觉得潇洒”，而是惘然：
回首 烟雾总那般迷茫
朝前望 还是那般烟雾
流浪人的漂泊无根，沈穿心用一个老汉子吸着烟管的回忆，一语道破：
据说老汉子在烟管里一吐一纳地把太阳烘
红了起来并且在无言的烟雾里反顾一生的
漂泊也只能触及水涯以及经验说：江南是
一条没有来抑去时的 路
“江南是一条没有来抑去时的路”，岂非回首，前望都迷惘？诗人在一种失重的心理状态下，与一只“失却方向的筝”又何异？
而沙禽笔下的读者人在“经历过每一个时代来到这个夜晚/看过无数离合悲欢/笙歌动乱”，他内省地不断质询自己：“是否体会到心物生灭的奥堂/是否明瞭月转星移的图像/是否能够出入光与暗”，最令人震撼的问题是：
是否在这没有动静的夜晚
闻到一丝
最初母亲的乳香
这个经历过每一个时代来到这个静夜的读书人终于在时间之流里溯源而上，追寻“最初母亲的乳香”。传统的回归意向，溢于言表。
对传统的孺慕之情的另一种深蕴矜持的表达方式，是化情绪为语言，像蓝薇的《岁月》：
富贵花已化为香泥
红颜已隔世
无所依依
无所依依
古典的句法，婉约的细致，颇使人想起旧诗词或者马华现代诗“前行代”的梅淑珍，洪而亮则索性摹拟古典诗的绝句结构，脱胎换骨地写他的“十三言新绝诗”（姑且如是称之）：
还是高歌一曲天涯我披发当风
走进了江湖闯进了汹涌的云雾
我的歌声宏亮的突破围剿重重
震愕了长江撄怒了滔滔的江水
五
这一群新锐与其他的现代诗先驱的血缘关系如何？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又怎样？这似乎不是一件容易估衡的工作。每位诗作者都一定有他的创作怨言，极大部分的作者都经过仿效、摹拟的阶段。从这阶段迈入自塑的另一阶段：真正擁有自己的声音，他不但要能汲取前人的养分，而且还需把此种养分融会贯通，消化而成为自身的血轮。这种消化的能力有赖主观的努力，个人的悟性。两者缺一，最多只能步武前驱的足印，在别人的锦囊中讨生活。
以子凡为例，他曾在台湾的《笠》诗刊写诗，《笠》诗风平易，文字运用倾向口语化。子凡个人也喜欢使用平易的语言，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素材。如果我们说子凡从《笠》同仁那儿汲取、消化了不少养分，应不为过。《笠》的白萩、傅敏、拾虹、陈鸿森……对早期的子凡（尤其是七五年以前的他）影响颇大。他之能脱颖而出与他的诗的视镜关系密切。子凡往往能从“小我见出大我”，从平凡的特殊的事象看出事象本身的普遍性。在《列车》里，“我”是车里的搭客
当生命的列车
突然被刹住时
我被抛向前的姿身
是如何地吃力呵
生活中的平常遭遇，其意义在作者笔下延伸了也扩大了，成了生命中的某种艰难情境。“为了我是一个人……/被抛向前的姿身是必然的吧”诗人的观点是宿命的。“列车”成于七二年。子凡的少年，已有如此视镜，等到他在七五年写《海》，迎面第一句就是“人要有大海的胸怀/才好看海”岂非艺术成长之必然乎？
譬如林秋月，她的爽朗底语言，飘逸的诗思，都使人想起方娥真。前者的《困》
提着灯
上楼
下楼
其灵感可能源自方娥真的《想起》：“街灯以外的灯光/眶在高楼处/夜夜和行人打不相识的照面/有人上楼/有人下楼”。
再来看林秋月的另一首诗《门》：“世界中的刘海/世界中的门/都闪亮着它们的/丑恶。纯善。”方娥真的《窗》首二行是这样的：“世界上的窗/都在夜里对着灯光发呆”。这些隐隐若若的投影，只说明了林秋月的师承，却无足损害她的诗底完整性。林秋月的诗如《窗外还有门》、《错觉》以及上述两首诗其手法的运用与方娥真惯用之技巧显然各有情趣。这儿不拟比较两者的成就。林秋月在上述数首诗里巧于运用电影手法，人物随着开麦拉的镜头推移，富于空间层次，试看《困》的第二节：
提着灯
上楼
下楼
在门内
踏着梯级
踏着楼阶
数到楼下
数到门外
站在门的边缘
我一脚也跨不过去，而我
数着门内的脚步
却数落了满怀的凄惶
从楼上到楼下是一个空间层次，从楼下到门前是另一个层次，从门前到门的边缘又是另一个空间层次，缓慢的空间层次底推移暗示了人物内心的怔忡迟疑。这种空间层叠的手法使得林秋月在诗中处理人物事件时，采取了与方娥真迥然不同的角度与方法。
再如何棨良，他所受的影响相当庞杂。就算从他自选的五首诗中，亦不难看出余光中、温瑞安、方旗等人的影子。《感时•说莲•琵琶》的第二部分《说莲》明显地变奏自余光中的《莲的联想》。《英血》是温瑞安《水龙吟》的改装，至于
寒夜中
有一朵愁坐看寒夜的芙蓉，愁坐
一床被云族遮盖的寒夜
乃是方旗的《诗品》：“愁坐一宇宙的冷落”，《海上》：“海上黄昏，云族的牛羊不能栖止”以及另一首诗《冬防》：“汝其知否我的梦如一床旧被遮盖你”的杂烩。短短三行诗居然在不同程度上撷自方旗的三首诗，唐朝释皎然有所谓“偷语”、“偷意”、“偷势”的三偷说，何棨良是犯了前二者，这是能入而不能出，囫囵吞枣，又缺乏自觉的结果。
又如殷建波的《卖唱的老人》，抒情的调子以及街的意象，令人不期然想起黄昏星的《最后一条街》，不过殷诗最撼人的结束部分
好像只有二胡
那凄凉的乐声才能撑起你巍巍然底身躯
走进你古老辉煌的故事中
走进你的泪水 走进你的回忆
自有他的“独创性”。整首诗来观照，《卖唱的老人》仍是殷建波自己的。
他如金叶子，他的诗用的是“平底格”，如果我们把字句的安排改成“平头”，再看看他所喜用的意象：狗，夜，月，驼背的人，他不断使用“接续句”（run-on-lines）的文字结构，以及他所用的“图画诗”技巧，与“前行代”的艾文十分神似。事实上，如果把金叶子的诗置之于七三年十二月出版的“艾文诗”，亦几可乱真。
六
文化的乡愁，传统的孺慕只能说明新锐的一群底大致趋向（general trend），这个角度涵盖性自有其局限。笔者只是就此部诗选最显著的主题模式加以申论，引证。其他主题模式的诗无法在此一一申述，譬诸杨百合的《我的心街》，要闯红灯的“行动”，要煞车的“意念”，乃是理念的戏剧化，应属“说理诗”（didactic poetry）。从杨百合的“说理诗”到冬竹的“家畜小品”，或者潇郁的“大盐鱼的联想”，我们看到新锐在题材抉择的多样：在技巧上，沙禽的《短歌行》押韵谨严，铿锵动听，是诗选中最富音乐性的代表作，这和潘天生有些超现实风味的《晚餐》显然大异其趣。
大抵而言，我们的新锐仍需在造句练字方面多下些功夫。林燕何的《园林》有这么一句话。
林子一直绿痛着眼
“绿痛”一词颇可见出作者于铸词练字的用心。王荆公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王维的“水上桃花红欲然”的“红欲然”所以会那么生动，鲜活，因为它们都来自作者的独创。新锐如要做到名副其实的新锐（相对于新而不锐），一定要自觉地抗拒滥调套语（cliche）。马拉美说：“诗人的职责是清涤民族的语言。”诗人要使自己民族的语言不断推陈出新，这方面的职责，诗人比小说家、散文家也许还重大。如何用标准的、生动的、富创意的语言来反映这一代的感受，该是新锐共同努力的目标，共同面对的挑战。至于新锐的位置，他们扮演的角色，痖弦有一句诗：灯火总会被继承下去的，在历史的承先启后的意义来看，新锐的一代的责任不正是把灯火继承下去吗？谁会愿意看到新锐的一代是“最后的部落”呢？
——序张树林编《大马新锐诗选》
• 温任平
在《大马诗选》出版之后的四年，另一部诗选的出现，毋宁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事实上，《大马诗选》筹编于一九七一年，俟至一九七四年开始正式面世，中间这几个年头，诗坛新锐的声音时亦可闻，像收入这本选集里的子凡，沙禽，何棨良，便是现成的例子。七四年之后，也即是在《大马诗选》付梓之后的这几年，于报章杂志上现身手的新名字先后亮相，自成一番气象。
近数年来，现代诗的处境已较前改善。这可从两种迹象看得出来。一为刊登现代诗的园地日愈扩展，已不似从前那样，负隅于蕉风、学生周报（学报半年刊前身），以及一、两家报章的文艺副刊（如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新的现代诗圃尚包括辟版不久的星槟日报的《星座》，新生活报的《荒林》、《活跃》；杂志方面，《斗士》、《新潮》均常刊登现代诗。前者为官方刊物，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后者每期辟有“诗的传递”专页，编排设计不俗，诗的选用也臻一定的水平。二为现代诗已渐而蔚为一种气候，今日二十五岁前后的诗作者，仍因袭五四时代那种风格的，可说绝无仅有。至于二十岁前后的诗坛新秀，现代诗已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的创作方向了。接受不接受已不成为问题，如何发扬光大，开创现代诗的感性，开拓现代诗的题材，才是他们共同面对的挑战。
一
《新锐诗选》录入廿三家诗。要从这廿三位舞者的不同舞姿中，窥出某些共通点或相互应合处，殆非易事。就笔者审查所得，这一群“新生代”的表现虽然各异，然而有一个中心主题，似乎是许多作者不约而同地关切着的。这个主题是：文化的乡愁。对一部分作者而言，这种乡愁是一份哀痛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煎迫；对另一部分作者则撞击力较轻，它是一种感触，一份惆怅。更深一层的分析是，有些作者对这种文化的乡愁是极度自觉的，因此每每发而为悲歌慷慨，或揶揄嘲弄，另一部分作者就没有那么自觉，它只是潜伏于作者内心的一股隐隐约约的郁闷，时而涌现为下意识的流露。大致而言，后者较含蓄矜持，不似前者那激越悲楚。本人将就此一明显的特征作为分析与讨论的重点。
至于诗作者其他的特异表现，以及他们与“前行代”诗作者的某种血缘，笔者亦将简略论及。为了讨论的方便，这儿所谓“前行代”泛指《大马诗选》里的作者以及港台诗人。笔者把新锐的一群放到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去关照，是希望籍此能勾划出诗的衍变底历史脉胳。史的透视诚非易与，史的轨迹往往模糊难辨，但新锐的一代不可能是平地冒出来的，他们在马华现代诗的发展过程中一定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在承先启后方面也必然会扮演或轻或重的角色。本文的析论的另一要点是新锐怎样承继前人的余韵，汲取前人的养份，以塑造自己的身型。至于他们将怎样启迪来者，这并不是本文的讨论点，理由是这一群新锐实在太年轻了，他们平均的年龄大概只有廿二、三岁吧，往后的创作道路还漫长得很。随着年龄，经验的增长，诗艺的进步，变，是必然的。本身就是后浪的他们，现在来谈他们如何“启后”，时间上是太早了些，也极易因为缺乏时间的距离，而犯上判断上的近视，所以决定存而不论。
二
文化的乡愁，这种心理郁结宣泄而成诗，当然可以不同形态出现。直抒胸臆者如沙巴的康华，在《隔阂》中，他沉痛地说：
我离去的那一刻
故乡，你我该惊奇的
是在你我的印象中
彼此都已死去
真的，我不能不绝望
沉痛之情到了极致，他甚至用揶揄的语调自我嘲弄，像《端午节》：
若说这便是乡愁
真不知该愁向何乡？
…………
我们土生土长在异乡
只知道，每年的阴历
五月初五叫端午节
这也是从母亲听来的
这一天
只要能有粽子吃
其他的事
比如乡愁端午屈原或者什么的
也就算了
这种自我嘲弄（self mockery），被嘲弄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土生土长的“我们”。嘲弄的语调与其说是尖刻的，不如说是苦涩的，无可奈何的。
陈月叶在《思乡记》里写出了她对故乡底茫然：
彼此的那段有海在召唤
我的裙裾被唤得凄凄楚楚
谁在风中而立，谁就悄然一泣
我把音讯寄至不可辨识的远方
“不可辨识的远方”暗指故乡，故乡既是“不可辨识”的，其陌生可想而知，而偏偏这陌生的地方与作者却有一份感情联系，其间的矛盾实在是很微妙错综的。
另一位诗人郑玉礼是以美好的假想来慰籍内心深处底渴慕，在《咏叹调》中，他一连提出了好几个“或许”，兹录诗的首节以便参照：
或许有一天
你我皆能摆脱束缚
那不完满不欣慰的断面
且在灯下展读未曾动过的长长家书
要你我回归风雨中的故园
或许你我真能将它忘却
且在流光里屈膝交换眼中的江湖
将膺在胸膛的悲愤饮尽
将风雨也写成和旬
将异土也坐成故土
最后两行用对仗句法，在文字节奏上调频得恰到好处，弦外之音是一份真挚的企求想望，最末一行由于“土” 字的前呼后应，顿挫之间，尤令人泫然。
只是假象终归假象，郑玉礼在面对现实的境遇时，他不得不承认：“虽曾龙哭千里/千里外的夜空恒是冷眼”（《愁渡》），他能做的是，摆一个无所谓的姿态，“唯有笑对塞外的天空”。
这股内心的郁闷，在张树林笔下，转化为孤苦耸拔的长柱意象：
一列长柱无意思地立着
忍受着藤鞭笞后的长长寂寞
《破落的江岸》里的江水，载走的是一舟舟异乡的跫音，而下游追随前面的脚印，对下游而言那跫音犹似“昔日亲切的叮咛”，这里面隐含一脉相承的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可是诗行发展至第五节：
许多江水典当给多风的岁月
上游劈头劈脑地流下的
依然是流转千年的记忆
“劈头劈脑地流下” 的动作意象深具尖锐感，上游到下游的承续并非自然浑成的，“劈头劈脑”突兀，峭厉的语义后面，隐藏着的是一份难言的伤痛。
比较起来冬竹写得含蓄些。在《归》里，诗中人物的“你”是“失落在城之外/的翱翔者”，作者不希望诗中的“你”潦倒城外，明知“飞翔原是寂寞”，她仍希望你“别把自己交给网”。郑荣香在《岸边缘》里是把这股愁绪写成此岸与彼岸，你与我的遥遥相隔互望，凸出了地理的间距。
写得最不落痕迹的也许是殷建波的《乡石》：
那人仍吹着那枝箫
那枝箫
仍亲切地呼唤低喃
整首诗只有六行，没有提到愁，也没有提到乡愁，透过作者的心物交感，洞箫牧歌似的呼唤，里面自有一份撼人的悲凉。
三
最特出的例子是何棨良。何棨良纵情于江湖浪漫，在诗中撷取千人的诗句，片段的史实，沉溺于思古之幽情。所处理的题材是古典的，唯其表现与精神无疑是浪漫的。
于是留下离乡的遗言
从今后将伴着他到江湖流浪
像郑玉礼的《愁渡》《咏叹调》都有若干传统的武侠江湖的投影。《愁渡》的“你的剑锋/又能摧落多少少年不悦呢？”里面的人物显然是一位习武的年轻剑手。但他们都不似何棨良那般狂热与全面，《英血》写的是一个历尽沧桑的剑客：
这是我底生辰
亦是我弃剑归去的死日
山河经褪色，长城已韧磨
小姑娘，妳回去吧，别近我了
…………
月已下了
倚天的长剑，小姑娘
妳且为我收藏
于这百年的悲笑
…………
峭拔的自碧部在空城
只一剑，便已足够，小姑娘
请妳告诉我的家人，沙际无归路
…………
阅过温瑞安诗集《将军令》的读者，一定会发觉前者对何棨良影响之深巨。历史的追思萦念，如《楚王楚王》里的月在江南，江东的父老，已崩的王朝，已死的骏马，惊惶的虞姬，无非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一种手法。浪漫的纵情结果是容易导至“悲伤的谬误”（Pathetic fallacy），诗中最末第二节忽然搬出观音菩萨，实在是不切实题的（irrelevent）
彷徨彷徨
我且自尽
让观世音
引我飞航
向迷津的彼岸
以项羽的豪放不羁，虽然英雄末路，在乌江自刎时，大概不可能那么“佛家”，想到让观世音引他渡过迷津的罢。写诗在需要时自可竄改部分实史来创造新意，但这样做，一方面要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又必须是诗的内在需求。楚王临终前的一念成佛在全诗中既缺乏说服力，亦无此“必然性”。
何棨良的怀古情绪实在是文化的乡愁的一种心理补偿。类似的例子见诸《湖上》及《感时•说莲•琵琶》的首饰，限于篇幅，兹不多赘。
四
与文化的乡愁心态相应的是对传统的孺慕。我们甚至可以说传统的孺慕即是此股愁绪的心理反射或补偿。何棨良的寄情江湖浪漫，是一种方式，他如在诗中屡屡提起“天涯”、“历史”、“孔明灯”、“古典”、“江南”、“汉水”都可说在不同层次上抒发了他们对古代的缅念。“唐诗”、“宋词”、“汉唐”、“孔子”、“李白”出现于诗里，它们的象征诗人想象世界里往昔的荣光，辉煌。所以黄海明在《等待》中说：
当你听见铜钟响起
很远很远的美丽将呈现
就会很自然地染上古典的色彩
“美丽的”与“古典的”几乎是一物之两面。张瑞星这样写：
在唐宋，风是一个散发弄扁舟的诗人
或一株自怜的悲哀莲
在异域，风是一个顶会占卜的吉卜赛浪人
或一个来自东土的行脚僧
而今风已是失却方向的筝
舞着满怀沧桑
四海浪游
离开了想象天地里的唐诗，诗人觉得自己犹如一只“失却方向的筝”，满怀沧桑，到处浪游，类似的流离情绪，或更确切一些说，没有家或有家归不得的浪子心情也可在潘天生（绿沙）的诗里感觉到，在“遥遥路途，茫茫山水”间颠波奔徒的是只剩下一只的残缺的芒鞋。亦笔走在异乡的路上，并“不觉得潇洒”，而是惘然：
回首 烟雾总那般迷茫
朝前望 还是那般烟雾
流浪人的漂泊无根，沈穿心用一个老汉子吸着烟管的回忆，一语道破：
据说老汉子在烟管里一吐一纳地把太阳烘
红了起来并且在无言的烟雾里反顾一生的
漂泊也只能触及水涯以及经验说：江南是
一条没有来抑去时的 路
“江南是一条没有来抑去时的路”，岂非回首，前望都迷惘？诗人在一种失重的心理状态下，与一只“失却方向的筝”又何异？
而沙禽笔下的读者人在“经历过每一个时代来到这个夜晚/看过无数离合悲欢/笙歌动乱”，他内省地不断质询自己：“是否体会到心物生灭的奥堂/是否明瞭月转星移的图像/是否能够出入光与暗”，最令人震撼的问题是：
是否在这没有动静的夜晚
闻到一丝
最初母亲的乳香
这个经历过每一个时代来到这个静夜的读书人终于在时间之流里溯源而上，追寻“最初母亲的乳香”。传统的回归意向，溢于言表。
对传统的孺慕之情的另一种深蕴矜持的表达方式，是化情绪为语言，像蓝薇的《岁月》：
富贵花已化为香泥
红颜已隔世
无所依依
无所依依
古典的句法，婉约的细致，颇使人想起旧诗词或者马华现代诗“前行代”的梅淑珍，洪而亮则索性摹拟古典诗的绝句结构，脱胎换骨地写他的“十三言新绝诗”（姑且如是称之）：
还是高歌一曲天涯我披发当风
走进了江湖闯进了汹涌的云雾
我的歌声宏亮的突破围剿重重
震愕了长江撄怒了滔滔的江水
五
这一群新锐与其他的现代诗先驱的血缘关系如何？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又怎样？这似乎不是一件容易估衡的工作。每位诗作者都一定有他的创作怨言，极大部分的作者都经过仿效、摹拟的阶段。从这阶段迈入自塑的另一阶段：真正擁有自己的声音，他不但要能汲取前人的养分，而且还需把此种养分融会贯通，消化而成为自身的血轮。这种消化的能力有赖主观的努力，个人的悟性。两者缺一，最多只能步武前驱的足印，在别人的锦囊中讨生活。
以子凡为例，他曾在台湾的《笠》诗刊写诗，《笠》诗风平易，文字运用倾向口语化。子凡个人也喜欢使用平易的语言，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素材。如果我们说子凡从《笠》同仁那儿汲取、消化了不少养分，应不为过。《笠》的白萩、傅敏、拾虹、陈鸿森……对早期的子凡（尤其是七五年以前的他）影响颇大。他之能脱颖而出与他的诗的视镜关系密切。子凡往往能从“小我见出大我”，从平凡的特殊的事象看出事象本身的普遍性。在《列车》里，“我”是车里的搭客
当生命的列车
突然被刹住时
我被抛向前的姿身
是如何地吃力呵
生活中的平常遭遇，其意义在作者笔下延伸了也扩大了，成了生命中的某种艰难情境。“为了我是一个人……/被抛向前的姿身是必然的吧”诗人的观点是宿命的。“列车”成于七二年。子凡的少年，已有如此视镜，等到他在七五年写《海》，迎面第一句就是“人要有大海的胸怀/才好看海”岂非艺术成长之必然乎？
譬如林秋月，她的爽朗底语言，飘逸的诗思，都使人想起方娥真。前者的《困》
提着灯
上楼
下楼
其灵感可能源自方娥真的《想起》：“街灯以外的灯光/眶在高楼处/夜夜和行人打不相识的照面/有人上楼/有人下楼”。
再来看林秋月的另一首诗《门》：“世界中的刘海/世界中的门/都闪亮着它们的/丑恶。纯善。”方娥真的《窗》首二行是这样的：“世界上的窗/都在夜里对着灯光发呆”。这些隐隐若若的投影，只说明了林秋月的师承，却无足损害她的诗底完整性。林秋月的诗如《窗外还有门》、《错觉》以及上述两首诗其手法的运用与方娥真惯用之技巧显然各有情趣。这儿不拟比较两者的成就。林秋月在上述数首诗里巧于运用电影手法，人物随着开麦拉的镜头推移，富于空间层次，试看《困》的第二节：
提着灯
上楼
下楼
在门内
踏着梯级
踏着楼阶
数到楼下
数到门外
站在门的边缘
我一脚也跨不过去，而我
数着门内的脚步
却数落了满怀的凄惶
从楼上到楼下是一个空间层次，从楼下到门前是另一个层次，从门前到门的边缘又是另一个空间层次，缓慢的空间层次底推移暗示了人物内心的怔忡迟疑。这种空间层叠的手法使得林秋月在诗中处理人物事件时，采取了与方娥真迥然不同的角度与方法。
再如何棨良，他所受的影响相当庞杂。就算从他自选的五首诗中，亦不难看出余光中、温瑞安、方旗等人的影子。《感时•说莲•琵琶》的第二部分《说莲》明显地变奏自余光中的《莲的联想》。《英血》是温瑞安《水龙吟》的改装，至于
寒夜中
有一朵愁坐看寒夜的芙蓉，愁坐
一床被云族遮盖的寒夜
乃是方旗的《诗品》：“愁坐一宇宙的冷落”，《海上》：“海上黄昏，云族的牛羊不能栖止”以及另一首诗《冬防》：“汝其知否我的梦如一床旧被遮盖你”的杂烩。短短三行诗居然在不同程度上撷自方旗的三首诗，唐朝释皎然有所谓“偷语”、“偷意”、“偷势”的三偷说，何棨良是犯了前二者，这是能入而不能出，囫囵吞枣，又缺乏自觉的结果。
又如殷建波的《卖唱的老人》，抒情的调子以及街的意象，令人不期然想起黄昏星的《最后一条街》，不过殷诗最撼人的结束部分
好像只有二胡
那凄凉的乐声才能撑起你巍巍然底身躯
走进你古老辉煌的故事中
走进你的泪水 走进你的回忆
自有他的“独创性”。整首诗来观照，《卖唱的老人》仍是殷建波自己的。
他如金叶子，他的诗用的是“平底格”，如果我们把字句的安排改成“平头”，再看看他所喜用的意象：狗，夜，月，驼背的人，他不断使用“接续句”（run-on-lines）的文字结构，以及他所用的“图画诗”技巧，与“前行代”的艾文十分神似。事实上，如果把金叶子的诗置之于七三年十二月出版的“艾文诗”，亦几可乱真。
六
文化的乡愁，传统的孺慕只能说明新锐的一群底大致趋向（general trend），这个角度涵盖性自有其局限。笔者只是就此部诗选最显著的主题模式加以申论，引证。其他主题模式的诗无法在此一一申述，譬诸杨百合的《我的心街》，要闯红灯的“行动”，要煞车的“意念”，乃是理念的戏剧化，应属“说理诗”（didactic poetry）。从杨百合的“说理诗”到冬竹的“家畜小品”，或者潇郁的“大盐鱼的联想”，我们看到新锐在题材抉择的多样：在技巧上，沙禽的《短歌行》押韵谨严，铿锵动听，是诗选中最富音乐性的代表作，这和潘天生有些超现实风味的《晚餐》显然大异其趣。
大抵而言，我们的新锐仍需在造句练字方面多下些功夫。林燕何的《园林》有这么一句话。
林子一直绿痛着眼
“绿痛”一词颇可见出作者于铸词练字的用心。王荆公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王维的“水上桃花红欲然”的“红欲然”所以会那么生动，鲜活，因为它们都来自作者的独创。新锐如要做到名副其实的新锐（相对于新而不锐），一定要自觉地抗拒滥调套语（cliche）。马拉美说：“诗人的职责是清涤民族的语言。”诗人要使自己民族的语言不断推陈出新，这方面的职责，诗人比小说家、散文家也许还重大。如何用标准的、生动的、富创意的语言来反映这一代的感受，该是新锐共同努力的目标，共同面对的挑战。至于新锐的位置，他们扮演的角色，痖弦有一句诗：灯火总会被继承下去的，在历史的承先启后的意义来看，新锐的一代的责任不正是把灯火继承下去吗？谁会愿意看到新锐的一代是“最后的部落”呢？
2010年2月21日星期日
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
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
温任平
（此论文收录在江洺辉《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99年7月16日第一版），页153～176。后又收录于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月出版），页589～60。）
（一）缘起
上述课题，本来不太适宜由我来谈。我是天狼星诗社的前任社长，谈天狼星诗社和大马现代文学的关系，分寸拿捏得不准，难免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另一个顾虑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是天狼星诗社的当事人，要跳出当事人的框框作出旁观者那样客观的分析，并不容易。
不过作为天狼星诗社的领导人（我担任诗社社长长达12年），最大的方便是较易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免去了局外人分析天狼星所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臆测成份。我看我能做到的是，把诗社的各类文学活动尽可能如实地记载下来，至于这些活动对马华现代文学所造成的影响，我会作些事实的敷陈与析论，供作日后研究马华现代文学的有心人参考。
（二）一个有扩张企图的神话王国
天狼星诗社大抵可分为五个阶段或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1967年到1972年的萌芽/草创时期。如实地说，1967年成立的是绿洲社，而非天狼星。绿洲社是天狼星诗社的前身，主要成员是温瑞安与他的同学黄昏星、蓝启元、休止符（周清啸）、廖雁平、叶遍舟、余云天、吴超然等“七君子”。活动的主力以编壁报，“出版”手抄、油印本《绿洲期刊》为主，并且每年都举办两三次的文学聚会。《绿洲期刊》一共出版了三十多期，以手抄本居多。手抄本只能传阅，油印本（一百册）则有些余裕邮寄给各地文友看看。绿洲以那么原始的形式“出版”，但内容居然包括了余光中、叶维廉、叶珊等台湾作家的特辑/专题，真的有些“胆大妄为”。后来相继于1972年、1973年成立的各地分社（都是以“绿”字排前），不少亦仿效以这种手抄、油印本出版刊物（张树林任社长的安顺“绿流”分社，曾出版二十多期的油印《绿流期刊》），我想这种满足感来自精神上的居多，实际的行销流传则谈不上，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理想主义的表现。
针对这种高度理想主义的表现，1973年6月号的《学报》（869期）赖瑞和写过一篇有关诗社的访问：<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曾客观地指出诗社的动力来源：“这种干劲，得有一种自以为是，牢不可破的信念来支持。这种信念，多少有点youthful，romantism，idealism，不理会现实考虑的意味”，并且认为天狼星诗社是向外面的世界摆一个“神话的姿势”。
说起来天狼星诗社在1973年开始，便晋入所谓成长鼎盛时期。诗社的第二个阶段应该从这年算起。在此之前，由于瑞安的策划，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三人的大力辅助，他们除了出版刊物，还经常到国内其他城镇往返，与文友见面认识；住的较远的文友则通过书信联系，建立/加强彼此的联系。这些活动替诗社奠下相当广泛的人际网络，为诗社罗致到不少人才，寥湮（方娥真），陈美芬，何棨良，许友彬大概都是于1972、1973年先后加入天狼星诗社的阵营的。
就我所观察与实际体验到的是，1972、1973年是诗社相当重要的年份。我替香港《纯文学》双月刊汇编的<大马诗人作品特辑>分两期刊登于1972年10月号与12月号，我相当自觉地尝试把现代诗的力量扩展出去，“争取”国内与国外的认可。1973年正月我个人也开始在台北《幼狮文艺》撰写《谈文说艺》专栏。1972年11月瑞安与周清啸、蓝启元赴首都拜会姚拓、白霹、悄凌、周唤、雅蒙、赖瑞和、思采、沈钧庭、李忆莙、凝野诸人，与《蕉风》、《学生周报》建立较密切的联系。1973年2月我与瑞安联袂赴北马访艾文、宋子衡、游牧、菊凡、温祥英、麦秀、苍松等人，加强与北马文友的联系。这些“动作”都是为了广大诗社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进军”文坛的先声。
而1973年我从彭亨调返霹雳冷甲任教，住在美罗老家，我与瑞安两股力量汇流，力量倍增，大家于是决定把1972、1973年相继成立的九个分社联成一体称为“天狼星诗社总社”。我个人任总社长，瑞安任执行编辑，黄昏星任总务，周清啸任财政，蓝启元任文书，另设委员数人，辅助社务之推展。前面提到的九个分社除绿洲外，它们分别是“绿林”（霹雳巴力，社长陈美芬），“绿原”（霹雳宋溪，社长陈采伊），“绿风”（彭亨文德甲，社长杨柳），“绿湖”（吉隆坡，社长何棨良），“绿野”（霹雳冷甲，社长殷乘风），“绿流”（霹雳安顺，社长张树林），“绿丛”（吉打亚罗士打，社长许友彬），“绿岛”（威省大山脚，社长陈中华），由谢川成担任社长的“绿园”则迟至1976年始成立，成为天狼星诗社的第十个分社。这个时期的天狼星不仅规模壮观，而且拿得出来的成果亦不俗，已不仅囿限于草创时期那种出版壁报、手抄、油印本期刊的活动框框而已。（从1973年到1976年的诗社大事请参考《愤怒的回顾》一书附录的资料：《天狼星诗社：70年代大事记》。1980年的资料则参考《天狼星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1973-1983年）》）
诗社从1973年到1976年年杪瑞安一众退社，在台另组神州社，便晋入第三个阶段：“温瑞安缺席”的天狼星诗社在许多方面都不同，这是必然的事，也是诗社必需面对的事实。神州社的成立，也使留在大马的社员自然萌生一种竞争心态，包括已经三十岁出头的我，都不愿意看到诗社在温、黄、周、方、殷、廖诸人离社之後而陷入萎糜不振的局面，为人耻诟。“世纪文化公司”便是在这种心态下成立，我们知道一定要搞好出版、销行，我们才能与瑞安一众“较量”。这个时期，张树林、黄海明、沈穿心、孤秋、谢川成、林秋月实际上已代替了退社成员所留下的空间。
（三）出版书籍才是最雄辩的
从1977年到1980年诗社迈入第三个时期，也许我应该把这个时期称为诗社的出版/收获时期，相对于诗社第二个时期仅能出版《大马诗选》与《将军令》书籍两册，诗社于1977年至1980年共出版个人结集及合集多册，它们是《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流放是一种伤》（诗集，温任平著）、《易水萧萧》（诗集，张树林著），《众生的神》（诗集，温任平著），《橡胶树的话》（诗集，蓝启元著），《传统的延伸》（论述，沈穿心著），《走不完的路》（合集，风客等著），《千里云和月》（散文，张树林著），《天狼星诗选》，《愤怒的回顾》（论述，温任平、蓝启元、谢川成编），《文学观察》（序文，温任平著），《青苔路》（合集，千帆等著），《风的旅程》（合集，程可欣等著），《晨之诞生》（诗集，川草著），共14种，均由天狼星出版社出版。我个人也在台北出版散文集《黄皮肤的月亮》，诗论《精致的鼎》，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我的论述《人间烟火》，加上朝浪的诗集《渔火吟》，陈强华的诗集《烟雨月》，天狼星诗社成员从1977年到1980年这4年内共出了19本书，以当时诗社成员物力财力之匮乏，这成绩算得上是斐然可观的了。
也许有人会以为1984年开始，诗社逐渐沉寂，生力不继，资料自然阙如，揆诸实况，又非如此。因为1984年诗社的多位成员通过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分会之便参与“马华现代文学会议”，为马华现代文学运动庆祝25周年，文学热忱何其炽盛！1984、85、86年诗社都有文学聚会，并于每年6月6日的诗人节聚会出版，分发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从1976年开始到1986年，诗社共出版印行了11年的诗人节纪念特刊，从未间断。诗社活力的萎化，大概始于1987年，最明显的“凶兆”是诗人节纪念特刊不再刊行，而1986年我从金宝搬去怡保，离开了金宝培元国中这个“基地”，局面变化甚大。1987年诗社年轻一代的中坚份子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都在马大念书，首尾不能兼顾，我与树林、川成诸人都有点意兴阑珊，无心恋栈。1987年以迄于1989年可以说是诗社趋于末落的衰微期。
换言之，诗社在进入80年代，还可分为转型/中兴时期，那是1981年到1986年的事，1987年到1989年杪则是诗社的衰退/陨落时期。这么笼统的说法，自然过于简化、粗糙，下文当就个人记忆所能及与搜集到的资料作些补充。
（四）1981年，诗社的中兴、转型时期
“天狼星”进入80年代便开始看到蜕变的痕迹。《天狼星诗选》于1979年出版，收入37位诗社成员的作品，可以说记载/反映了天狼星诗社社员在70年代的大体表现。我在《天狼星诗选》所撰写的序文<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把诗社的工作与宗旨归纳为6项：
1. 继承海天、荒原、银星等刊物的未完成使命，继续推广宏扬现代文学。
2. 栽培文学的新生代，尽可能奖掖提携后进，为文学界提供新的血轮。
3. 建立一种以文学艺术为事业与职志的生命信仰。
4. 在文学界矗立一座不顾现实的考虑，孜孜于文学艺术的追寻之典范。
5. 在我们能力做到的范围内，尽可能普及文学教育，使文学在文化格局中发挥更大的潜移默化的功能。
6. 维护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尊严。文学并非政治的附庸，作家的任务不是充当某种政治教条的传声筒，而是客观的、忠实的、全面而深入的去探究现实与人生。
1983年12月31日当诗社出版10周年纪念特刊时，我们再把上述六项宗旨印在页首，这样做不是要把它们奉为教条，而是自我惕励，用意是让大家对于自己投身其间的事业底意义有一种“自觉”。
1980年是诗社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不是因为年载的嬗递（从70年代的迈入80年代），而是因为诗社的许多分社在70年代下半叶渐渐熄火停工，除了张树林领导的绿流分社，其他分社已名存实亡。《天狼星诗选》收入的37位社员，逾半已辍笔不写或失去联络。我与诗社其他重要成员意会到与其分散力量，零零碎碎搞活动，何如化零为整，以诗社为总体，把所有的人力、能量都贯注进去，成果或更可观。
1980年年杪，我从冷甲调返金宝培元国中任教，局面顿而一变。过去8年来（1973年到1980年）我是从冷甲拿督沙咯中学发掘文学新锐。通过华文学会的活动，壁报的写作培训，时机成熟，便把有文学潜资的学生带进诗社。殷乘风、黄海明、林秋月、凌如浪、叶锦来、欧志仁、志才昆仲、陈月叶（堤边柳）都是这样吸收进来的。1981年我调返金宝任教，发掘人才自然从培元国中的华文学会成员去物色。说起来，谢川成、文倩、张丽琼以及稍后的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在我还未去培元国中教书前，便已加入诗社，因为杨柳早在我之前便在培元任教，川成等人都是她的学生，上过她的华文课。等到我调返培元，更著意发掘“文学资源”：张嫦好、丘云笺、吴缓慕、吴结心、郑月蕾、张允秀、胡丽庄、张芷乐、陈似楼、朱明宋、游以飘、袁钻英、廖牵心、吴想想、张秀瑾、张启帆诸人，名单颇长，蔚然可观，他们是文学的生力军，也是天狼星诗社跨进80年代所吸收进来的新血轮。
1981年实在是十分令人振奋的一年，1980年我们与音乐家陈徽崇联系频仍，筹备把现代诗谱曲制成唱片、卡带。1981年年杪由陈徽崇指挥，百啭合唱团演唱的唱带《惊喜的星光》络告面世。《惊喜的星光》也是天狼星诗社的社歌。一个文学团体居然拥有自己的社歌，我想这是港台新马都罕见的吧！《惊喜的星光》共收入八位诗社成员的十三首作品，唱片有些滞销（那时唱片已不甚流行），卡带却迅速售磬。现代诗谱成曲，公开演唱，还制成卡带广为流传，称得上是马华文坛大胆的创举。
于此同时我发觉诗社的新人程可欣、林若隐、廖牵心、胡丽庄、吴缓慕、吴想想除了能诗能文，音乐素养亦佳，尤以前二者作曲的质与量最为可观。于是我便多方面鼓励她们创作诗曲。虽然她们谱的曲调与陈徽崇的正统艺术歌曲迥异，唯校园民歌式的轻吟短唱，清新自然，不落陈俗，我个人对这种现代诗曲的表现与“受落程度”十分看好。恰巧稍为後进的张嫦好、胡丽庄、张允秀、吴结心等人都非常喜欢唱歌，诗社的活动于是也侵进了音乐的范畴，变得较活泼也较多元化。1982年我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语文文学组的名义邀得余光中首趟来马在三春礼堂演讲，我特别嘱咐可欣谱了余先生的<风铃>联同陈徽崇的高足陈强喜等，在演讲会结束时来一个“唱诗娱宾”。限于时间，他们只唱了四首现代诗，看得出来，台下的听众都意犹未尽。这个“印象”（也不知道对不对），使我在当时便暗地里决定日后有机会要搞一个较有规模的“现代诗发表会”。
1981年是一个活动多，颇为丰收的年份。是年六月诗社于邦咯岛庆祝诗人节，并主办文学聚会，会上有张树林讲“谈诗与人生”。十二月在金马仑高原大聚，主办文学研讨会，张树林提论文<文学创作的动机>，谢川成谈的是<一条拔河的绳子：谈温任平散文中的忧患意识>。值得一记的是谢川成于同年十二月荣获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主办的文学评论奖，奖金马币一千元。那年对谢川成而言，我想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因为同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集子《现代诗诠释》（出版总目十八）。诗社同时也出版了徐若洋（即徐若云）等人的合集《爱莲说》以及《诗僧》，雷似痴的诗集《寻菊》。记得我还替在马华现代诗坛备受忽略的雷似痴写了一篇序文<禅机与生机>，把学佛的雷似痴的作品与<孤独国>、<还魂草>的作者周梦蝶作了一些平行比较与分析。
1982年可谓“多事之秋”，这儿的“多事”取其正面的意义也。那年天狼星出版社第二度夺得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团体奖，奖金二千元，而且“双喜临门”，树林又荣获是年文协颁发的诗奖一千元。一方面我们忙着筹备余光中来马演讲事宜，那是大马华人文化协会总会语文文学组的活动；一方面我与树林、川成、穿心、锦来、孤秋联同其他霹雳州文化界的二十多位友好在霹州成立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分会。分会于八二年三月十四日举行成立典礼，会场的“书展”，展出的全是天狼星诗社的藏书，列为非卖品，供与会者浏览。即使在那么紧凑的事务压力下，诗社于六月诗人节仍如往常那样在金马仑高原主办文学研讨会，由我谈“分段诗试探并举例”，树林讲“马华现代散文的特色与前景”。
诗社的转型大约始于1983年，我于是年与树林、川成、穿心商议，决定在六月的诗人节聚会上完全由诗社新锐在文学研讨会上提呈论文，我们几个“老头子”退居顾问。记得那年林若隐提的论文是<欣赏的起点：谈现代诗的具体表现>，程可欣提的是<马华新生代作者的现代散文风貌>。她们的演说紧张了些，但大体上仍能讲析得有条不紊。我认为评论的训练不仅要能条分缕析，写成文章，还要能在台上侃侃而谈，让听众听得明白。我想程可欣、林若隐的评论根底就是这样逼出来的。八三年七月，我个人受商报/大马作协之邀，担任写作讲习班的讲师，谈“现代诗的欣赏”。
1984年我与诗社同仁决定主办“马华现代文学会议”，以具体的行动来纪念马华现代文学的25周年，天狼星沒有这样的物力、财力、人力，但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州分会有这份能耐，虽然在怡保怡东酒店主办的两天的大型研讨会耗费近1万5千零吉，但大家都认为“此事可行，而且值得去做”。于是我们四出筹款，出版特刊，征求广告；另一方面是为马华现代文学的诗、散文、小说三种文类的作家“点将”，拟出一份名单来，决定邀约60位作家。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的人数大概都以20人为限，以求均衡，会议除提论文外，还分成三个小组讨论25年来马华现代文学在诗、散文、小说三个范畴内的成绩，每组都有正副组长，总结的工作由组长负责。老实说在节目紧凑、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各组的讨论都难免流于表面，各组组长在匆忙中整理出来的总结也有急就章之嫌。钱花了不少，热闹也夠热闹，对马华现代文学25周年的成果，处境、困扰触及的层面却不夠深入，不无遗憾。就这个意义而言，1980年为了纪念马华现代文学踏入21岁的成年期而汇编出版的《愤怒的回顾》反而要比马华现代文学会议来得有份量，也更重要，下面当专题讨论之。
不过我自己几年前的心愿，要搞一个像样一点的现代诗发表倒是实现了。诗社的歌手可欣、若隐，联同张嫦好、徐一翔、吴结心、朱明宋、张允秀、胡丽庄、吴缓慕与陈微崇的百啭合唱团团员在文学会议过后唱了近20首现代诗曲，唱的人与听的人，台上台下都十分过瘾，1984年的重要事项感觉有谢川成的第二度获得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頒发的文学奖。1981年他拿到的是文学评论奖，1984年他夺得的是诗奖，文学理性与感性的发挥都见到了成果，不仅川成窃喜，我这个启蒙老师也为他雀跃。
前面我提到诗社的转型，让诗社新锐出来主持大局，1983年，程可欣、林若隐二人在评论／演讲方面已渐具大将之风，1985年我与树林、川成等人决定在社务方面完全退下来，由程可欣担任代理社长，林若隐担任代理署理社长，秘书由张嫦好代理，财政由徐一翔来管。我不知道这一步棋走得对不对，但我个人为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事而忙，树林与川成又参与青运霹州分会的活动，不久即跻身领导层，我们三人都有分身乏术之感，而且当时我正在筹编四巨册的《马华现代文学选》，计划每册五百页左右，收入现代诗、散文、小说及评论四部份，心已不能旁。我与川成又想出奇招出版一册中英巫三语对照的天狼诗社社员诗作合集（我们两人是瞒著大家进行的），并选在1985年6月6日诗人节出版，准备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现在回想起来，1985年我与树林、川成把诗社交给可欣、若隐、一翔、嫦好“管理”，在布署上可能有欠思虑，因为她们在1985年开始先后进了马大念书，功课的压力，使她们无法顾到诗社颇为繁琐的事务。不过她们这几个人在马大，也是不甘寂寞的，林若隐联络骆耀庭，可欣联系另一位诗社社员林添拱（比她高一届的中文系同学），加上一翔、嫦好与张允秀与当时中文系的文学同好（如林云龙、张玉怀、庄松华、潘碧华、陈全兴、朱旭龙）在马大成立“文友会”，并于八五年筹办第一届“文学双周”，接下来的几年（1986、87年），马大“文学双周”都是“文友会”在推动。而文友会后面的动力来自天狼星成员的“推波助澜”，就这一层意义来看，她们是把现代文学的种子散播到大专学院里，是把现代文学普及化的具体表现。
1985年6月6日，由我策划、谢川成主编的《多变的缪斯》（天狼星文萃5，出版总目22）刚好赶得上在诗人节聚会上出版并分发给大家。这部三语诗集，巫译者潜默、张锦良，英译陈石川，都是学有专长之士。收入的社员包括温任平、张树林、谢川成、蓝启元、孤秋、风客、叶锦来、程可欣、雷似痴、林秋月、徐一翔、林若隐的作品，这部三语诗选有它一定的份量，不仅因为它是天狼星诗社的一个重要突破，而且以三种语文来出版诗选也“可能”（我用“可能”，因为我不太确定）是大马诗坛的创举。
1985年9月还有一件颇为重要的活动，应该记载下来。那就是我个人受槟城中华大会堂之邀前去讲五四的新诗与现代诗，随行的程可欣、林若隐、张嫦好，加上陈辉汉在文学讲座过后的当晚唱她们新谱的歌。这时的可欣、若隐已在念大一，谱曲的功力已非当年谱<初翔>的稚嫩，他们一组四人，分别以独唱、二重唱、合唱的方式唱出方旗的〈江南河〉、瑞安的〈华年〉、方娥真的〈歌扇〉、吴结心的〈神话〉、林若隐自己的〈过客〉以及我的一首小品〈一九八四年注脚〉以及我的另两首较繁复的诗〈格律〉与〈一场雪在我心中下著〉，听众的反应相当好。这是天狼星诗社在北方第一次亮相，并且真个露了一手。那晚与陈应德、傅承得、赖敬文诸人相聚甚欢。接下来的一两年，我便藉此文学渊源，先后邀请陈应德、傅承得前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州分会主办的文学研讨会演讲。只有赖敬文似乎真的全面淡出文坛，无法邀约得上。
上述的活动固然频仍，文字的事功则以文学选的付梓最重要。《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散文、小说部份在1985年先后由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面世。我对这部大部头选集的出版，感受颇复杂。一方面是诗部份、评论部份因为文协面对财务困难无法印行，而文学选与我当年的构想也颇多出入。
这部1981年就开始筹编的《马华当代文学选》原来的名称是《马华现代文学选》。我在邀稿信上以及在提呈给文协的计划书上都用“现代”这个词。但当时任文协执行主任的周福泰最后通知我理事会决定把名称从“现代”改为“当代”，使我十分震愕。我原意是要把60年代到70年代末前后20年的马华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作一断代汇集，目的是为20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保存一份珍贵的成绩或者说文学遗产。可惜事与愿违，我的计划，到头来功亏一篑。理事会还要我在文学选的编委会成员里多邀“中间派”与“写实派”作家各一人，“以求平衡”。“现代”是Modern，现代主义是文学的一种派别或表现方式，有其精神面貌与特色；“当代”是contemporary，完全是一个时间的標志。我权宜轻重，决定函邀资深作家翠园(彭士 )与风格倾向写实主义的马仑(梦平)加入编委阵容。散文仍由张树林编、谢川成、沈穿心分别负责评论与诗部份的编选，马仑则负责编小说部份。由于文学选书名的更动，我特别嘱咐树林、川成、穿心等人选稿得现代、写实两者兼容并蓄，以求名符其实，当然我原来要替马华现代文学(1960－1979年)留下一份实录的构想是无法实践了。这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件憾事。
（五）衰微时期与新生代的崛起
1986年天狼星诗社又再改组，这次是由谢川成担任社长，由原班人马：可欣、若隐、一翔、嫦好辅佐他。那时川成从马大毕业出来已两年，在安顺苏丹阿都亚兹中学任教。他从该校吸收到一些人才，但我在那年移居怡保，在育才国中任教，地理距离愈来愈远，搞活动已力不从心。1986年徐一翔主编的诗人节纪念特刊如常出版，我们也在金马仑高原有文学聚会，提呈的论文现在已追想不起来了。1987年诗社的活动十分沉寂，1988年川成不甘雌伏，我们再度选择在高原大聚，邀得祝家华、沈钧庭、潜默在文学研讨会上分别提论文，这次提论文者均非诗社成员，乃前所未有之举。可惜这竟是诗社最后的一次文学聚会。
1986年我个人出版《文学﹒教育﹒文化》，收入个人自1978年至1985年10月于不同性质的研讨会上提呈的16篇工作论文。1988年10月谢川成出版他的第二本个人结集《夜观星象》(诗集)。1989年5月天狼星出版社印行了潜默的《焚书记》，“末代社长”谢川成仍企图在具体的书籍出版方面维系诗社的声名于不坠。1989年8月，在近打师训学院任讲师的川成鼓励他的学生谢双发出版诗集《江山改》；1989年11月我离开怡保远赴首都找寻生计，“为稻粱谋”，不再过问诗社事务。天狼星诗社从绿洲的萌芽，到1973年的正式成立，在“风雨飘摇的路”(这恰好是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上颠簸行走了17个年头，終于宣告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停止活动，“结束所有营运”。撰写此文，走笔至此，不禁泫然而泪下。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原来是有其至理的。
诗社散布于各地，各个不同工作岗位的前诗社同仁，只能用“各有造化”形容之。1987年若隐、可欣、嫦好、陈强华联同刚从台湾留学归国的林金城(他不是诗社成员)组成了“激荡工作坊”，从事谱曲，也作了好几场受人瞩目的演唱。林添拱则担任三家杂志的出版人，川草是杂志总编辑，陈美芬、蓝薇、冬竹、沈穿心、绿沙、凌如浪都服务于杂志社与报界。诗社的最后一位社员陈钟铭曾于不同年度先后获得大专文学奖的散文主奖与诗奖(也是主奖)，而诗社年轻一代的新血游以飘则曾囊括大专文学奖的散文、小说、诗三个项目的主奖，这个表现称得上殊胜了吧！李瑞腾教授认为七字辈的文学新人当中，游以飘的表现最是突出。事实上游以飘也不负众人之期望，夺得了由星洲日报主办的第三届（1995年）花踪文学奖的诗奖(主奖)，奖金五千元，第四届（1997年）的花踪诗奖，他又再度夺得主奖，这段资料是校稿时加上去的。特别要一记的是第二届花踪文学奖诗奖主奖得奖人也是诗社社员，她就是林若隐。1997年的今天，谢川成，程可欣都已经是文学硕士，都任职于教育界，若隐也在教书，目前正在写著硕士论文，照我看，她的硕士学位考到之后便是她东山再起之时，在教育界服务的前社员，据我所知，还有淡灵、桑灵子、蓝雨亭、林秋月，蓝启元还是校长呢！黄昏星、周清啸服务于文教机构，前者还以李宗舜之名重新驰骋于大马现代诗坛，殷建波则写着他的现代小说。在这个阶段，我无法估计这些“渗透”（我想不到更好的字眼）或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前诗社社员会发挥怎样的作用。文学虽不一定是经国之大业，却一定是不朽之盛事，通过这些分布于各地的社友的影响，会潜移默化出怎样的文学新生代来，那是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到眉目的。不过80年代，尤其是90年整个大马文坛的“文学生态”已与70年代不同，60年代的现代文学荜路蓝褸，处境颇苦，除了《蕉风》、《学报》几乎找不到什么园地可以发表他们的作品，偶在报章文艺副刊出现都带些点缀意味，非“主流文学”。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充滿了矛盾、疑惑、不安。“现实”，“现代”两派的关系，一言以蔽之是“口和心不和”，经常勾心斗角，不仅报章副刊仍不时刊出攻击现代文学的文字（70年代大事记曾多次记下诗社成员参与文学论争，且一辩数月的事，今天来看，实在不可思议，我个人也曾多次成为攻击，批评的对象）。即使在情况较改善的70年代，现代文学作者与在大学任教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看法也人言言殊，从《愤怒的回顾》的十人访谈／笔谈里，大家不难窥见这种不协调的现象。
（六）《愤怒的回顾》：有人乐观，有人悲观
《愤怒的回顾》这部书由蓝启元、谢川成联合主编，书名特别注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21周年纪念专册」这副题，封底用英文写上This book is published to commemorate the 21st anniversary of the Malaysian Modern Literary Movement。专册收入论文6篇，包括我本人的<马华现代文学的几个重要阶段>及<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与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张树林的<马华现代文学三重镇>，蓝启元的<马华现代文学新生代作者的困扰>，沈穿心的<马华现代诗的中心主题试探>，谢川成的<以宋子衡、菊凡为例，略论马华现代短篇小说的题材与表现>，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谈马华现代文学，也探讨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这三个重要文类的表现，以及现代文学新锐所面对的难题，天狼星诗社关心的不只是现代诗，也关注现代文学的整体表现，包括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的成果。
这部册子也访问了马华文学的十位知名人士，包括作家、诗人、教授学者、文史家、报章文艺副刊编辑人，他们是姚拓、钟夏田、王润华、吴天才、郑良树、杨升桥、陈徽崇、叶啸、李锦宗、宋子衡。访问以面谈/笔谈的方式进行，提出的问题包括：
1. 1979年是马华现代文学萌芽以来的第二十个周年，您是否赞同二十年来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已取得一定的成就？
2. 你认为二十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以哪一种文类的创作最丰收？原因何在？
3. 对于马华现代文学的创作与取材方面，您有何意见？
4. 在您所接触到的马华现代文学作品当中，您认为马华现代文学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
5. 无可否认的，在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不少的阻碍与抗力，您认为这些阻碍与抗力的症结何在？
6. 在可预见的将来，从事现代文学创作之作者，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去克服上述症结或难题？
7.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文学大众化”的呼声，就当前现代文学的趋向来看，您对这问题持何见解？
8. 依您看，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如何？
我们得到的答案相当分歧，即使针对第一个问题，小说家宋子衡的答复是：“我不能讲美丽的谎言，如果说马华现代文学已有了一定的成就，那只不过是自我安慰。”《文艺读者》主编和当时担任作协副主席的钟夏田的意见是：“我不认为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起一些现代文学兴盛的国家，例如台湾，我们的作者显得仍不够成熟。”在马大任教的吴天才副教授的观察是“由于作者多年来的辛勤耕耘，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作品而言，各种文集的数量自是客观；在质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这都是令人欣喜的！”而吴天才的乐观与杂志主编叶啸的悲观刚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叶啸认为“当我们回看马华现代文学二十年来的‘量’与‘质’的时候，我们却无法拿出具体的成绩来！这一点，是教人失望的。……我们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大系或选集”。专事搜集文学史料的李锦宗却谨慎地判断：“已经取得一些成就。只是大家回顾马华文学的发展过程，我们不能够否定现代文学的存在。”
这种意见的歧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反映出了马华现代文学70年代根基仍不够稳定，它的映像介乎清晰与模糊的灰色地带，所以才会出现上述人言言殊，见仁见智的现象。
就马华现代文学所面对的抗力与症结所在，大家的意见则较为接近，马大的郑良树副教授的观察是“现代文学在马华文坛扎根的初期，本地的刊物（如蕉风月刊）曾大量刊载外国作者（尤其是台湾作者）的诗文，这有点像是凭空杀出的奇兵，很令一些年轻的作者兴奋，而视其为模仿的对象。但在同一时间，保守派的作者却视其为异端，指其为舶来品，而不是本地的文学传统。于是，马华现代文学有它的倡导者、追随者，却也有排挤它的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时听到、看到两者之间的纷争。”钟夏田认为马华现代文学受到的阻力与抗拒，原因是“就客观而言，是在思想意识和现实主义者有所冲突：就主观而言，现代主义者的气焰，是令人反感的一个主要因素。”叶啸的看法是阻碍与压力“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在马华文坛享有传统地位的写实派，由于写实派的作者深受五四文学的影响，对于一些表现手法较新，曲折深蕴的写作技巧难以接受，故加以排斥和抨击，更多是以敌视的眼光加以谩骂，很少有中肯的批评与善意的建议，因此造成了现代文学和写实派形成了对峙之势。”吴天才则指出“马华现代文学有今天的成果可谓历尽艰辛。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阻碍与抗力，据我看，最主要的是派系之争。现代文学在大马植根的初期，新技巧新手法的运用，颇引起一些前辈作家的非议，及至后来双方成见加深，更是水火不相容。这种对峙的局面，造成现代文学本身的发展屡遭逆境。从当时文艺园地几乎全受垄断的情形，就可以看出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多么困难。”
这几段谈话里面有几个重点，一是大马的现代文学引自外国作家，尤其是台湾作家的诗文，管道是《蕉风》。现代文学在草创阶段，文艺园地几乎被现实派所垄断，现代文艺几乎没有什么园地可以发表作品（除了《蕉风》），我想吴天才指的是60年代当时的“文学生态”。写实派一向来享有传统的主流地位，不能接受新手法，新技巧的现代文学表现，因此加以排斥，于是便演变成对峙之势的意气之争，这点观察叶啸与吴天才几乎一致，想来也是事实。钟夏田则隐约地提到了“现实”与“现代”后面的思想意识冲突，还有现代主义作者的气焰“令人反感”。我想当年的天狼星诗社的行事作风，拥护它的人大概会觉得它充满生机，“创作神话”（赖瑞和语）；不过诗社扩张过速，总难免令人有些侧目。包括扬升柳，我本人在内的现代文学作者在70年代的一些言论也可能不太中听，甚至使人反感。不过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白头宫女话当年，大家是平心静气地去回顾、检视过去，重提往事绝无揭开旧疮疤让大家再来疼一次的意思。
至于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会如何，小说家姚拓认为“有赖于新一代作者的耕耘，有了踏实的创作，才可看见前景的曙光。”音乐家陈徽崇的看法是“肯定有的，路走对了，哪怕不到目的地。”李锦宗观察到的是“最近已有痕迹显示，一些作者在取材与表达方面，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变和突破。他们尝试以最浅白的文字，写出内涵最深刻的作品，同时内容开始弥漫着人间烟火。就此迹象而言，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是令人感到乐观的。”文学评论家的杨升桥则从具体的例证作出推断“尽管诸多阻碍与误解，马华现代文学终将取得主流地位。这很明显地可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看得出来。翻开该大系，阅读到诗部分，越是后期就越多形式、实质均有现代精神的现代诗”。郑良树是“寄予厚望……但并不乐观。”吴天才则比较肯定：“我预期它的未来更有表现”。钟夏田是有条件的乐观：“若能不落窠臼，善用本身长处，超越前辈境界，前景自然豁然开朗。”陈徽崇则“希望马华现代文学能出现大气魄的作品使其影响深且广。”扬升柳提醒马华现代文学作者不要丧失可贵的“独立性”和“民族性”。宋子衡是最悲观的了，他说“现代文学在没有足够营养的条件下寻求生存。”
其实有关马华现代文学前景的估测，大家意见纷纭，莫哀一是，与问卷第一项“现代文学是否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是首尾相关的。在70年代，马华现代文学阻力不少，迈入80年代的发展会如何实在不易估衡。在90年代的今天，大家可能会对我们当年的迷茫、不安觉得奇怪：历史真的是充满吊诡的。大马作协在1977年筹组时，我曾在是年8月与杨柳、蓝启元、杨升桥、郑菁兰前去首都与游川、叶啸、川谷、潘友来、川草、梁纪元、张瑞星、周唤、张宇川等在建国日报总社会议室（除了川草，其他文友均非诗社成员），商讨作协成立之后现代文学的处境与应付之策，这种过敏反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文学作者群当时的危机意识，有谁想到80年代的思想意识之争会逐渐淡化，进入90年代的今天，“现实”与“现代”几乎熔冶于一炉，共存共荣？我在《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总序中曾写过一段这样的文字，或可作为90年代马华文学的写照：
“由于这两股文学思潮的相激相荡，有竞争才有进步，对双方面作品素质的提高倒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在彼此企图说服或驳倒对方的过程中，现实主义的作者群意识到加强文学技巧的需切，以减轻来自彼方的诘疑；现代主义的作者群也努力在思想主题方面从个人走向社会，以消弭来自对手的责难。这么一来，双方面都在不同的文学考虑下改善了自己”（注三）
（七）强人式领导：文学直销
天狼星诗社作为一个同仁团体，其组织颇严密，活动颇“军事化”。其实军事化是守纪律、守时，“服从”训练之意。因为我个人比诗社其他同仁年长许多，瑞安还在诗社那段时期，他与他同窗好友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诸人都比我小十岁，后进一些的树林则小我十二岁，川成比我小十四岁，可欣、若隐、一翔诸人比我年轻二十载，游以飘大概比我小二十六岁，加上他们都是我直接或间接的学生，都称我为“老师”，所以在诗社我便形成“马首是瞻”的一个人物，说来也真惭愧。这种“强人式的领导”，使我为诗社策划的一些活动能“一以贯之”，弱点是一般诗社成员年纪都轻，没有事业基础，更谈不上任何经济基础，所以在推广诗社的各项活动经常都会面对各种阻力。很多问题都得由我加上已经出来做事的树林等人承担。我又有一恶习，几乎去到每一间学校教书都会“自动自发”去发掘人才，而学生家长认为“写作会影响子女的功课”，所以我曾面对过诘难，十多年来实在数不胜数。
“天狼星”作为一个同仁团体，好处是社友彼此互为激荡，互相鼓舞，大家的创作热忱不易衰歇、怠慢下来。不过写作毕竟是一件十分个人的事，有些文学潜质优异的社员像何棨良、许友彬、林漓、李木真（还有其他的，无法一一枚举），性情气质可能倾向独来独往，不太能适应天狼星诗社的气候，逗留了一、两年后便离去。当何棨良赞赏蓝薇、冬竹、飘云、林秋月为未来的Emily Dickinson的时候，那是在1978年，那时他已离开诗社好几年了，所以上述赞赏应该不是“自己人捧自己人”的场面话。而诗社严酷的文学训练，包括限时创作，通宵不眠参与文学讨论、辩论这样的活动，也许太过于严苛，已经拿到M.B.B.S，挂牌行医的陈质采便曾埋怨过这种训练“相当不人道”，可能有不少社员与她有同感。但在马大中文系任教的何国忠有一次在我召集的一项校园文学讨论会上和我说，他自己在中学时代十分向往“天狼星”，很想加入诗社，只是一直没有助缘促成此事，他对诗社严格的文学训练反而流露出孺慕之情。无论如何，我想我那些年一定是被某种obsession或者是某种业力（karma）的牵引，在文学上把自己和他人都逼得那么厉害。至于这样做的是非功过我当然是无法自我评估的。
有一点我应该要在这儿特别指出的是，诗社的所有活动都不曾与政治挂钩，事实上我在《天狼星诗选》前面那篇序里已说得很清楚，文学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不能为政治服务，而这种立场或原则也正是70年代以迄80年代上半叶诗社被人抨击为“不食人间烟火”、“吟风弄月”、“搞的都是与社会无关的纯文学”的主因。
诗社能从1973年撑到1989年，或者从温瑞安的“绿洲”时期算起，从1976年支持到1989年，称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我们在没有经济外援，国内文坛又不太接受我们这群异端的情况下“打拼”了这许多年，靠的是年轻人的激情与理想的力量。我去到每间中学都在做“文学直销”（如果当年我做的是其他产品的直销，今天可能是“直销之神”了，—笑），即使调去怡保育才国中的1986年，我对诗已有些意兴阑珊，但我仍栽培一批文学新血出版《傲雪》期刊（共出版十六期）。1989年诗社结束，我在吉隆坡尊孔国中也发掘了十多位写作新人，搞壁报，不断借书给学生们阅读和鼓励他们写作，只差一件事没做，我不再招揽这些新人进“天狼星”了。至于怡保育才国中和尊孔国中的文学新血，在我离开教育界后，他们的文学探索是不是还持续下去则不得而知。1997年的今天，在这冷飕飕的会议室里论析“天狼星诗社”真的有点检视/剖验一个文化遗体的意味，写到这里，只能用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来形容我的心情。我想我就用这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谈话吧。
附注
1. 资料引《愤怒的回顾》（天狼星出版社。1980）附录部分页133至页145。
2. 同上，页143至页152。
3. 摘自《马华当代文学选》总序（大马华人文化协会。1985）页4。
温任平
（此论文收录在江洺辉《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99年7月16日第一版），页153～176。后又收录于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月出版），页589～60。）
（一）缘起
上述课题，本来不太适宜由我来谈。我是天狼星诗社的前任社长，谈天狼星诗社和大马现代文学的关系，分寸拿捏得不准，难免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另一个顾虑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是天狼星诗社的当事人，要跳出当事人的框框作出旁观者那样客观的分析，并不容易。
不过作为天狼星诗社的领导人（我担任诗社社长长达12年），最大的方便是较易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免去了局外人分析天狼星所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臆测成份。我看我能做到的是，把诗社的各类文学活动尽可能如实地记载下来，至于这些活动对马华现代文学所造成的影响，我会作些事实的敷陈与析论，供作日后研究马华现代文学的有心人参考。
（二）一个有扩张企图的神话王国
天狼星诗社大抵可分为五个阶段或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1967年到1972年的萌芽/草创时期。如实地说，1967年成立的是绿洲社，而非天狼星。绿洲社是天狼星诗社的前身，主要成员是温瑞安与他的同学黄昏星、蓝启元、休止符（周清啸）、廖雁平、叶遍舟、余云天、吴超然等“七君子”。活动的主力以编壁报，“出版”手抄、油印本《绿洲期刊》为主，并且每年都举办两三次的文学聚会。《绿洲期刊》一共出版了三十多期，以手抄本居多。手抄本只能传阅，油印本（一百册）则有些余裕邮寄给各地文友看看。绿洲以那么原始的形式“出版”，但内容居然包括了余光中、叶维廉、叶珊等台湾作家的特辑/专题，真的有些“胆大妄为”。后来相继于1972年、1973年成立的各地分社（都是以“绿”字排前），不少亦仿效以这种手抄、油印本出版刊物（张树林任社长的安顺“绿流”分社，曾出版二十多期的油印《绿流期刊》），我想这种满足感来自精神上的居多，实际的行销流传则谈不上，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理想主义的表现。
针对这种高度理想主义的表现，1973年6月号的《学报》（869期）赖瑞和写过一篇有关诗社的访问：<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曾客观地指出诗社的动力来源：“这种干劲，得有一种自以为是，牢不可破的信念来支持。这种信念，多少有点youthful，romantism，idealism，不理会现实考虑的意味”，并且认为天狼星诗社是向外面的世界摆一个“神话的姿势”。
说起来天狼星诗社在1973年开始，便晋入所谓成长鼎盛时期。诗社的第二个阶段应该从这年算起。在此之前，由于瑞安的策划，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三人的大力辅助，他们除了出版刊物，还经常到国内其他城镇往返，与文友见面认识；住的较远的文友则通过书信联系，建立/加强彼此的联系。这些活动替诗社奠下相当广泛的人际网络，为诗社罗致到不少人才，寥湮（方娥真），陈美芬，何棨良，许友彬大概都是于1972、1973年先后加入天狼星诗社的阵营的。
就我所观察与实际体验到的是，1972、1973年是诗社相当重要的年份。我替香港《纯文学》双月刊汇编的<大马诗人作品特辑>分两期刊登于1972年10月号与12月号，我相当自觉地尝试把现代诗的力量扩展出去，“争取”国内与国外的认可。1973年正月我个人也开始在台北《幼狮文艺》撰写《谈文说艺》专栏。1972年11月瑞安与周清啸、蓝启元赴首都拜会姚拓、白霹、悄凌、周唤、雅蒙、赖瑞和、思采、沈钧庭、李忆莙、凝野诸人，与《蕉风》、《学生周报》建立较密切的联系。1973年2月我与瑞安联袂赴北马访艾文、宋子衡、游牧、菊凡、温祥英、麦秀、苍松等人，加强与北马文友的联系。这些“动作”都是为了广大诗社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进军”文坛的先声。
而1973年我从彭亨调返霹雳冷甲任教，住在美罗老家，我与瑞安两股力量汇流，力量倍增，大家于是决定把1972、1973年相继成立的九个分社联成一体称为“天狼星诗社总社”。我个人任总社长，瑞安任执行编辑，黄昏星任总务，周清啸任财政，蓝启元任文书，另设委员数人，辅助社务之推展。前面提到的九个分社除绿洲外，它们分别是“绿林”（霹雳巴力，社长陈美芬），“绿原”（霹雳宋溪，社长陈采伊），“绿风”（彭亨文德甲，社长杨柳），“绿湖”（吉隆坡，社长何棨良），“绿野”（霹雳冷甲，社长殷乘风），“绿流”（霹雳安顺，社长张树林），“绿丛”（吉打亚罗士打，社长许友彬），“绿岛”（威省大山脚，社长陈中华），由谢川成担任社长的“绿园”则迟至1976年始成立，成为天狼星诗社的第十个分社。这个时期的天狼星不仅规模壮观，而且拿得出来的成果亦不俗，已不仅囿限于草创时期那种出版壁报、手抄、油印本期刊的活动框框而已。（从1973年到1976年的诗社大事请参考《愤怒的回顾》一书附录的资料：《天狼星诗社：70年代大事记》。1980年的资料则参考《天狼星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1973-1983年）》）
诗社从1973年到1976年年杪瑞安一众退社，在台另组神州社，便晋入第三个阶段：“温瑞安缺席”的天狼星诗社在许多方面都不同，这是必然的事，也是诗社必需面对的事实。神州社的成立，也使留在大马的社员自然萌生一种竞争心态，包括已经三十岁出头的我，都不愿意看到诗社在温、黄、周、方、殷、廖诸人离社之後而陷入萎糜不振的局面，为人耻诟。“世纪文化公司”便是在这种心态下成立，我们知道一定要搞好出版、销行，我们才能与瑞安一众“较量”。这个时期，张树林、黄海明、沈穿心、孤秋、谢川成、林秋月实际上已代替了退社成员所留下的空间。
（三）出版书籍才是最雄辩的
从1977年到1980年诗社迈入第三个时期，也许我应该把这个时期称为诗社的出版/收获时期，相对于诗社第二个时期仅能出版《大马诗选》与《将军令》书籍两册，诗社于1977年至1980年共出版个人结集及合集多册，它们是《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流放是一种伤》（诗集，温任平著）、《易水萧萧》（诗集，张树林著），《众生的神》（诗集，温任平著），《橡胶树的话》（诗集，蓝启元著），《传统的延伸》（论述，沈穿心著），《走不完的路》（合集，风客等著），《千里云和月》（散文，张树林著），《天狼星诗选》，《愤怒的回顾》（论述，温任平、蓝启元、谢川成编），《文学观察》（序文，温任平著），《青苔路》（合集，千帆等著），《风的旅程》（合集，程可欣等著），《晨之诞生》（诗集，川草著），共14种，均由天狼星出版社出版。我个人也在台北出版散文集《黄皮肤的月亮》，诗论《精致的鼎》，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我的论述《人间烟火》，加上朝浪的诗集《渔火吟》，陈强华的诗集《烟雨月》，天狼星诗社成员从1977年到1980年这4年内共出了19本书，以当时诗社成员物力财力之匮乏，这成绩算得上是斐然可观的了。
也许有人会以为1984年开始，诗社逐渐沉寂，生力不继，资料自然阙如，揆诸实况，又非如此。因为1984年诗社的多位成员通过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分会之便参与“马华现代文学会议”，为马华现代文学运动庆祝25周年，文学热忱何其炽盛！1984、85、86年诗社都有文学聚会，并于每年6月6日的诗人节聚会出版，分发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从1976年开始到1986年，诗社共出版印行了11年的诗人节纪念特刊，从未间断。诗社活力的萎化，大概始于1987年，最明显的“凶兆”是诗人节纪念特刊不再刊行，而1986年我从金宝搬去怡保，离开了金宝培元国中这个“基地”，局面变化甚大。1987年诗社年轻一代的中坚份子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都在马大念书，首尾不能兼顾，我与树林、川成诸人都有点意兴阑珊，无心恋栈。1987年以迄于1989年可以说是诗社趋于末落的衰微期。
换言之，诗社在进入80年代，还可分为转型/中兴时期，那是1981年到1986年的事，1987年到1989年杪则是诗社的衰退/陨落时期。这么笼统的说法，自然过于简化、粗糙，下文当就个人记忆所能及与搜集到的资料作些补充。
（四）1981年，诗社的中兴、转型时期
“天狼星”进入80年代便开始看到蜕变的痕迹。《天狼星诗选》于1979年出版，收入37位诗社成员的作品，可以说记载/反映了天狼星诗社社员在70年代的大体表现。我在《天狼星诗选》所撰写的序文<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把诗社的工作与宗旨归纳为6项：
1. 继承海天、荒原、银星等刊物的未完成使命，继续推广宏扬现代文学。
2. 栽培文学的新生代，尽可能奖掖提携后进，为文学界提供新的血轮。
3. 建立一种以文学艺术为事业与职志的生命信仰。
4. 在文学界矗立一座不顾现实的考虑，孜孜于文学艺术的追寻之典范。
5. 在我们能力做到的范围内，尽可能普及文学教育，使文学在文化格局中发挥更大的潜移默化的功能。
6. 维护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尊严。文学并非政治的附庸，作家的任务不是充当某种政治教条的传声筒，而是客观的、忠实的、全面而深入的去探究现实与人生。
1983年12月31日当诗社出版10周年纪念特刊时，我们再把上述六项宗旨印在页首，这样做不是要把它们奉为教条，而是自我惕励，用意是让大家对于自己投身其间的事业底意义有一种“自觉”。
1980年是诗社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不是因为年载的嬗递（从70年代的迈入80年代），而是因为诗社的许多分社在70年代下半叶渐渐熄火停工，除了张树林领导的绿流分社，其他分社已名存实亡。《天狼星诗选》收入的37位社员，逾半已辍笔不写或失去联络。我与诗社其他重要成员意会到与其分散力量，零零碎碎搞活动，何如化零为整，以诗社为总体，把所有的人力、能量都贯注进去，成果或更可观。
1980年年杪，我从冷甲调返金宝培元国中任教，局面顿而一变。过去8年来（1973年到1980年）我是从冷甲拿督沙咯中学发掘文学新锐。通过华文学会的活动，壁报的写作培训，时机成熟，便把有文学潜资的学生带进诗社。殷乘风、黄海明、林秋月、凌如浪、叶锦来、欧志仁、志才昆仲、陈月叶（堤边柳）都是这样吸收进来的。1981年我调返金宝任教，发掘人才自然从培元国中的华文学会成员去物色。说起来，谢川成、文倩、张丽琼以及稍后的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在我还未去培元国中教书前，便已加入诗社，因为杨柳早在我之前便在培元任教，川成等人都是她的学生，上过她的华文课。等到我调返培元，更著意发掘“文学资源”：张嫦好、丘云笺、吴缓慕、吴结心、郑月蕾、张允秀、胡丽庄、张芷乐、陈似楼、朱明宋、游以飘、袁钻英、廖牵心、吴想想、张秀瑾、张启帆诸人，名单颇长，蔚然可观，他们是文学的生力军，也是天狼星诗社跨进80年代所吸收进来的新血轮。
1981年实在是十分令人振奋的一年，1980年我们与音乐家陈徽崇联系频仍，筹备把现代诗谱曲制成唱片、卡带。1981年年杪由陈徽崇指挥，百啭合唱团演唱的唱带《惊喜的星光》络告面世。《惊喜的星光》也是天狼星诗社的社歌。一个文学团体居然拥有自己的社歌，我想这是港台新马都罕见的吧！《惊喜的星光》共收入八位诗社成员的十三首作品，唱片有些滞销（那时唱片已不甚流行），卡带却迅速售磬。现代诗谱成曲，公开演唱，还制成卡带广为流传，称得上是马华文坛大胆的创举。
于此同时我发觉诗社的新人程可欣、林若隐、廖牵心、胡丽庄、吴缓慕、吴想想除了能诗能文，音乐素养亦佳，尤以前二者作曲的质与量最为可观。于是我便多方面鼓励她们创作诗曲。虽然她们谱的曲调与陈徽崇的正统艺术歌曲迥异，唯校园民歌式的轻吟短唱，清新自然，不落陈俗，我个人对这种现代诗曲的表现与“受落程度”十分看好。恰巧稍为後进的张嫦好、胡丽庄、张允秀、吴结心等人都非常喜欢唱歌，诗社的活动于是也侵进了音乐的范畴，变得较活泼也较多元化。1982年我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语文文学组的名义邀得余光中首趟来马在三春礼堂演讲，我特别嘱咐可欣谱了余先生的<风铃>联同陈徽崇的高足陈强喜等，在演讲会结束时来一个“唱诗娱宾”。限于时间，他们只唱了四首现代诗，看得出来，台下的听众都意犹未尽。这个“印象”（也不知道对不对），使我在当时便暗地里决定日后有机会要搞一个较有规模的“现代诗发表会”。
1981年是一个活动多，颇为丰收的年份。是年六月诗社于邦咯岛庆祝诗人节，并主办文学聚会，会上有张树林讲“谈诗与人生”。十二月在金马仑高原大聚，主办文学研讨会，张树林提论文<文学创作的动机>，谢川成谈的是<一条拔河的绳子：谈温任平散文中的忧患意识>。值得一记的是谢川成于同年十二月荣获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主办的文学评论奖，奖金马币一千元。那年对谢川成而言，我想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因为同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集子《现代诗诠释》（出版总目十八）。诗社同时也出版了徐若洋（即徐若云）等人的合集《爱莲说》以及《诗僧》，雷似痴的诗集《寻菊》。记得我还替在马华现代诗坛备受忽略的雷似痴写了一篇序文<禅机与生机>，把学佛的雷似痴的作品与<孤独国>、<还魂草>的作者周梦蝶作了一些平行比较与分析。
1982年可谓“多事之秋”，这儿的“多事”取其正面的意义也。那年天狼星出版社第二度夺得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团体奖，奖金二千元，而且“双喜临门”，树林又荣获是年文协颁发的诗奖一千元。一方面我们忙着筹备余光中来马演讲事宜，那是大马华人文化协会总会语文文学组的活动；一方面我与树林、川成、穿心、锦来、孤秋联同其他霹雳州文化界的二十多位友好在霹州成立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分会。分会于八二年三月十四日举行成立典礼，会场的“书展”，展出的全是天狼星诗社的藏书，列为非卖品，供与会者浏览。即使在那么紧凑的事务压力下，诗社于六月诗人节仍如往常那样在金马仑高原主办文学研讨会，由我谈“分段诗试探并举例”，树林讲“马华现代散文的特色与前景”。
诗社的转型大约始于1983年，我于是年与树林、川成、穿心商议，决定在六月的诗人节聚会上完全由诗社新锐在文学研讨会上提呈论文，我们几个“老头子”退居顾问。记得那年林若隐提的论文是<欣赏的起点：谈现代诗的具体表现>，程可欣提的是<马华新生代作者的现代散文风貌>。她们的演说紧张了些，但大体上仍能讲析得有条不紊。我认为评论的训练不仅要能条分缕析，写成文章，还要能在台上侃侃而谈，让听众听得明白。我想程可欣、林若隐的评论根底就是这样逼出来的。八三年七月，我个人受商报/大马作协之邀，担任写作讲习班的讲师，谈“现代诗的欣赏”。
1984年我与诗社同仁决定主办“马华现代文学会议”，以具体的行动来纪念马华现代文学的25周年，天狼星沒有这样的物力、财力、人力，但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州分会有这份能耐，虽然在怡保怡东酒店主办的两天的大型研讨会耗费近1万5千零吉，但大家都认为“此事可行，而且值得去做”。于是我们四出筹款，出版特刊，征求广告；另一方面是为马华现代文学的诗、散文、小说三种文类的作家“点将”，拟出一份名单来，决定邀约60位作家。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的人数大概都以20人为限，以求均衡，会议除提论文外，还分成三个小组讨论25年来马华现代文学在诗、散文、小说三个范畴内的成绩，每组都有正副组长，总结的工作由组长负责。老实说在节目紧凑、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各组的讨论都难免流于表面，各组组长在匆忙中整理出来的总结也有急就章之嫌。钱花了不少，热闹也夠热闹，对马华现代文学25周年的成果，处境、困扰触及的层面却不夠深入，不无遗憾。就这个意义而言，1980年为了纪念马华现代文学踏入21岁的成年期而汇编出版的《愤怒的回顾》反而要比马华现代文学会议来得有份量，也更重要，下面当专题讨论之。
不过我自己几年前的心愿，要搞一个像样一点的现代诗发表倒是实现了。诗社的歌手可欣、若隐，联同张嫦好、徐一翔、吴结心、朱明宋、张允秀、胡丽庄、吴缓慕与陈微崇的百啭合唱团团员在文学会议过后唱了近20首现代诗曲，唱的人与听的人，台上台下都十分过瘾，1984年的重要事项感觉有谢川成的第二度获得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頒发的文学奖。1981年他拿到的是文学评论奖，1984年他夺得的是诗奖，文学理性与感性的发挥都见到了成果，不仅川成窃喜，我这个启蒙老师也为他雀跃。
前面我提到诗社的转型，让诗社新锐出来主持大局，1983年，程可欣、林若隐二人在评论／演讲方面已渐具大将之风，1985年我与树林、川成等人决定在社务方面完全退下来，由程可欣担任代理社长，林若隐担任代理署理社长，秘书由张嫦好代理，财政由徐一翔来管。我不知道这一步棋走得对不对，但我个人为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事而忙，树林与川成又参与青运霹州分会的活动，不久即跻身领导层，我们三人都有分身乏术之感，而且当时我正在筹编四巨册的《马华现代文学选》，计划每册五百页左右，收入现代诗、散文、小说及评论四部份，心已不能旁。我与川成又想出奇招出版一册中英巫三语对照的天狼诗社社员诗作合集（我们两人是瞒著大家进行的），并选在1985年6月6日诗人节出版，准备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现在回想起来，1985年我与树林、川成把诗社交给可欣、若隐、一翔、嫦好“管理”，在布署上可能有欠思虑，因为她们在1985年开始先后进了马大念书，功课的压力，使她们无法顾到诗社颇为繁琐的事务。不过她们这几个人在马大，也是不甘寂寞的，林若隐联络骆耀庭，可欣联系另一位诗社社员林添拱（比她高一届的中文系同学），加上一翔、嫦好与张允秀与当时中文系的文学同好（如林云龙、张玉怀、庄松华、潘碧华、陈全兴、朱旭龙）在马大成立“文友会”，并于八五年筹办第一届“文学双周”，接下来的几年（1986、87年），马大“文学双周”都是“文友会”在推动。而文友会后面的动力来自天狼星成员的“推波助澜”，就这一层意义来看，她们是把现代文学的种子散播到大专学院里，是把现代文学普及化的具体表现。
1985年6月6日，由我策划、谢川成主编的《多变的缪斯》（天狼星文萃5，出版总目22）刚好赶得上在诗人节聚会上出版并分发给大家。这部三语诗集，巫译者潜默、张锦良，英译陈石川，都是学有专长之士。收入的社员包括温任平、张树林、谢川成、蓝启元、孤秋、风客、叶锦来、程可欣、雷似痴、林秋月、徐一翔、林若隐的作品，这部三语诗选有它一定的份量，不仅因为它是天狼星诗社的一个重要突破，而且以三种语文来出版诗选也“可能”（我用“可能”，因为我不太确定）是大马诗坛的创举。
1985年9月还有一件颇为重要的活动，应该记载下来。那就是我个人受槟城中华大会堂之邀前去讲五四的新诗与现代诗，随行的程可欣、林若隐、张嫦好，加上陈辉汉在文学讲座过后的当晚唱她们新谱的歌。这时的可欣、若隐已在念大一，谱曲的功力已非当年谱<初翔>的稚嫩，他们一组四人，分别以独唱、二重唱、合唱的方式唱出方旗的〈江南河〉、瑞安的〈华年〉、方娥真的〈歌扇〉、吴结心的〈神话〉、林若隐自己的〈过客〉以及我的一首小品〈一九八四年注脚〉以及我的另两首较繁复的诗〈格律〉与〈一场雪在我心中下著〉，听众的反应相当好。这是天狼星诗社在北方第一次亮相，并且真个露了一手。那晚与陈应德、傅承得、赖敬文诸人相聚甚欢。接下来的一两年，我便藉此文学渊源，先后邀请陈应德、傅承得前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州分会主办的文学研讨会演讲。只有赖敬文似乎真的全面淡出文坛，无法邀约得上。
上述的活动固然频仍，文字的事功则以文学选的付梓最重要。《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散文、小说部份在1985年先后由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面世。我对这部大部头选集的出版，感受颇复杂。一方面是诗部份、评论部份因为文协面对财务困难无法印行，而文学选与我当年的构想也颇多出入。
这部1981年就开始筹编的《马华当代文学选》原来的名称是《马华现代文学选》。我在邀稿信上以及在提呈给文协的计划书上都用“现代”这个词。但当时任文协执行主任的周福泰最后通知我理事会决定把名称从“现代”改为“当代”，使我十分震愕。我原意是要把60年代到70年代末前后20年的马华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作一断代汇集，目的是为20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保存一份珍贵的成绩或者说文学遗产。可惜事与愿违，我的计划，到头来功亏一篑。理事会还要我在文学选的编委会成员里多邀“中间派”与“写实派”作家各一人，“以求平衡”。“现代”是Modern，现代主义是文学的一种派别或表现方式，有其精神面貌与特色；“当代”是contemporary，完全是一个时间的標志。我权宜轻重，决定函邀资深作家翠园(彭士 )与风格倾向写实主义的马仑(梦平)加入编委阵容。散文仍由张树林编、谢川成、沈穿心分别负责评论与诗部份的编选，马仑则负责编小说部份。由于文学选书名的更动，我特别嘱咐树林、川成、穿心等人选稿得现代、写实两者兼容并蓄，以求名符其实，当然我原来要替马华现代文学(1960－1979年)留下一份实录的构想是无法实践了。这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件憾事。
（五）衰微时期与新生代的崛起
1986年天狼星诗社又再改组，这次是由谢川成担任社长，由原班人马：可欣、若隐、一翔、嫦好辅佐他。那时川成从马大毕业出来已两年，在安顺苏丹阿都亚兹中学任教。他从该校吸收到一些人才，但我在那年移居怡保，在育才国中任教，地理距离愈来愈远，搞活动已力不从心。1986年徐一翔主编的诗人节纪念特刊如常出版，我们也在金马仑高原有文学聚会，提呈的论文现在已追想不起来了。1987年诗社的活动十分沉寂，1988年川成不甘雌伏，我们再度选择在高原大聚，邀得祝家华、沈钧庭、潜默在文学研讨会上分别提论文，这次提论文者均非诗社成员，乃前所未有之举。可惜这竟是诗社最后的一次文学聚会。
1986年我个人出版《文学﹒教育﹒文化》，收入个人自1978年至1985年10月于不同性质的研讨会上提呈的16篇工作论文。1988年10月谢川成出版他的第二本个人结集《夜观星象》(诗集)。1989年5月天狼星出版社印行了潜默的《焚书记》，“末代社长”谢川成仍企图在具体的书籍出版方面维系诗社的声名于不坠。1989年8月，在近打师训学院任讲师的川成鼓励他的学生谢双发出版诗集《江山改》；1989年11月我离开怡保远赴首都找寻生计，“为稻粱谋”，不再过问诗社事务。天狼星诗社从绿洲的萌芽，到1973年的正式成立，在“风雨飘摇的路”(这恰好是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上颠簸行走了17个年头，終于宣告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停止活动，“结束所有营运”。撰写此文，走笔至此，不禁泫然而泪下。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原来是有其至理的。
诗社散布于各地，各个不同工作岗位的前诗社同仁，只能用“各有造化”形容之。1987年若隐、可欣、嫦好、陈强华联同刚从台湾留学归国的林金城(他不是诗社成员)组成了“激荡工作坊”，从事谱曲，也作了好几场受人瞩目的演唱。林添拱则担任三家杂志的出版人，川草是杂志总编辑，陈美芬、蓝薇、冬竹、沈穿心、绿沙、凌如浪都服务于杂志社与报界。诗社的最后一位社员陈钟铭曾于不同年度先后获得大专文学奖的散文主奖与诗奖(也是主奖)，而诗社年轻一代的新血游以飘则曾囊括大专文学奖的散文、小说、诗三个项目的主奖，这个表现称得上殊胜了吧！李瑞腾教授认为七字辈的文学新人当中，游以飘的表现最是突出。事实上游以飘也不负众人之期望，夺得了由星洲日报主办的第三届（1995年）花踪文学奖的诗奖(主奖)，奖金五千元，第四届（1997年）的花踪诗奖，他又再度夺得主奖，这段资料是校稿时加上去的。特别要一记的是第二届花踪文学奖诗奖主奖得奖人也是诗社社员，她就是林若隐。1997年的今天，谢川成，程可欣都已经是文学硕士，都任职于教育界，若隐也在教书，目前正在写著硕士论文，照我看，她的硕士学位考到之后便是她东山再起之时，在教育界服务的前社员，据我所知，还有淡灵、桑灵子、蓝雨亭、林秋月，蓝启元还是校长呢！黄昏星、周清啸服务于文教机构，前者还以李宗舜之名重新驰骋于大马现代诗坛，殷建波则写着他的现代小说。在这个阶段，我无法估计这些“渗透”（我想不到更好的字眼）或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前诗社社员会发挥怎样的作用。文学虽不一定是经国之大业，却一定是不朽之盛事，通过这些分布于各地的社友的影响，会潜移默化出怎样的文学新生代来，那是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到眉目的。不过80年代，尤其是90年整个大马文坛的“文学生态”已与70年代不同，60年代的现代文学荜路蓝褸，处境颇苦，除了《蕉风》、《学报》几乎找不到什么园地可以发表他们的作品，偶在报章文艺副刊出现都带些点缀意味，非“主流文学”。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充滿了矛盾、疑惑、不安。“现实”，“现代”两派的关系，一言以蔽之是“口和心不和”，经常勾心斗角，不仅报章副刊仍不时刊出攻击现代文学的文字（70年代大事记曾多次记下诗社成员参与文学论争，且一辩数月的事，今天来看，实在不可思议，我个人也曾多次成为攻击，批评的对象）。即使在情况较改善的70年代，现代文学作者与在大学任教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看法也人言言殊，从《愤怒的回顾》的十人访谈／笔谈里，大家不难窥见这种不协调的现象。
（六）《愤怒的回顾》：有人乐观，有人悲观
《愤怒的回顾》这部书由蓝启元、谢川成联合主编，书名特别注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21周年纪念专册」这副题，封底用英文写上This book is published to commemorate the 21st anniversary of the Malaysian Modern Literary Movement。专册收入论文6篇，包括我本人的<马华现代文学的几个重要阶段>及<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与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张树林的<马华现代文学三重镇>，蓝启元的<马华现代文学新生代作者的困扰>，沈穿心的<马华现代诗的中心主题试探>，谢川成的<以宋子衡、菊凡为例，略论马华现代短篇小说的题材与表现>，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谈马华现代文学，也探讨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这三个重要文类的表现，以及现代文学新锐所面对的难题，天狼星诗社关心的不只是现代诗，也关注现代文学的整体表现，包括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的成果。
这部册子也访问了马华文学的十位知名人士，包括作家、诗人、教授学者、文史家、报章文艺副刊编辑人，他们是姚拓、钟夏田、王润华、吴天才、郑良树、杨升桥、陈徽崇、叶啸、李锦宗、宋子衡。访问以面谈/笔谈的方式进行，提出的问题包括：
1. 1979年是马华现代文学萌芽以来的第二十个周年，您是否赞同二十年来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已取得一定的成就？
2. 你认为二十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以哪一种文类的创作最丰收？原因何在？
3. 对于马华现代文学的创作与取材方面，您有何意见？
4. 在您所接触到的马华现代文学作品当中，您认为马华现代文学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
5. 无可否认的，在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不少的阻碍与抗力，您认为这些阻碍与抗力的症结何在？
6. 在可预见的将来，从事现代文学创作之作者，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去克服上述症结或难题？
7.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文学大众化”的呼声，就当前现代文学的趋向来看，您对这问题持何见解？
8. 依您看，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如何？
我们得到的答案相当分歧，即使针对第一个问题，小说家宋子衡的答复是：“我不能讲美丽的谎言，如果说马华现代文学已有了一定的成就，那只不过是自我安慰。”《文艺读者》主编和当时担任作协副主席的钟夏田的意见是：“我不认为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起一些现代文学兴盛的国家，例如台湾，我们的作者显得仍不够成熟。”在马大任教的吴天才副教授的观察是“由于作者多年来的辛勤耕耘，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作品而言，各种文集的数量自是客观；在质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这都是令人欣喜的！”而吴天才的乐观与杂志主编叶啸的悲观刚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叶啸认为“当我们回看马华现代文学二十年来的‘量’与‘质’的时候，我们却无法拿出具体的成绩来！这一点，是教人失望的。……我们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大系或选集”。专事搜集文学史料的李锦宗却谨慎地判断：“已经取得一些成就。只是大家回顾马华文学的发展过程，我们不能够否定现代文学的存在。”
这种意见的歧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反映出了马华现代文学70年代根基仍不够稳定，它的映像介乎清晰与模糊的灰色地带，所以才会出现上述人言言殊，见仁见智的现象。
就马华现代文学所面对的抗力与症结所在，大家的意见则较为接近，马大的郑良树副教授的观察是“现代文学在马华文坛扎根的初期，本地的刊物（如蕉风月刊）曾大量刊载外国作者（尤其是台湾作者）的诗文，这有点像是凭空杀出的奇兵，很令一些年轻的作者兴奋，而视其为模仿的对象。但在同一时间，保守派的作者却视其为异端，指其为舶来品，而不是本地的文学传统。于是，马华现代文学有它的倡导者、追随者，却也有排挤它的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时听到、看到两者之间的纷争。”钟夏田认为马华现代文学受到的阻力与抗拒，原因是“就客观而言，是在思想意识和现实主义者有所冲突：就主观而言，现代主义者的气焰，是令人反感的一个主要因素。”叶啸的看法是阻碍与压力“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在马华文坛享有传统地位的写实派，由于写实派的作者深受五四文学的影响，对于一些表现手法较新，曲折深蕴的写作技巧难以接受，故加以排斥和抨击，更多是以敌视的眼光加以谩骂，很少有中肯的批评与善意的建议，因此造成了现代文学和写实派形成了对峙之势。”吴天才则指出“马华现代文学有今天的成果可谓历尽艰辛。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阻碍与抗力，据我看，最主要的是派系之争。现代文学在大马植根的初期，新技巧新手法的运用，颇引起一些前辈作家的非议，及至后来双方成见加深，更是水火不相容。这种对峙的局面，造成现代文学本身的发展屡遭逆境。从当时文艺园地几乎全受垄断的情形，就可以看出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多么困难。”
这几段谈话里面有几个重点，一是大马的现代文学引自外国作家，尤其是台湾作家的诗文，管道是《蕉风》。现代文学在草创阶段，文艺园地几乎被现实派所垄断，现代文艺几乎没有什么园地可以发表作品（除了《蕉风》），我想吴天才指的是60年代当时的“文学生态”。写实派一向来享有传统的主流地位，不能接受新手法，新技巧的现代文学表现，因此加以排斥，于是便演变成对峙之势的意气之争，这点观察叶啸与吴天才几乎一致，想来也是事实。钟夏田则隐约地提到了“现实”与“现代”后面的思想意识冲突，还有现代主义作者的气焰“令人反感”。我想当年的天狼星诗社的行事作风，拥护它的人大概会觉得它充满生机，“创作神话”（赖瑞和语）；不过诗社扩张过速，总难免令人有些侧目。包括扬升柳，我本人在内的现代文学作者在70年代的一些言论也可能不太中听，甚至使人反感。不过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白头宫女话当年，大家是平心静气地去回顾、检视过去，重提往事绝无揭开旧疮疤让大家再来疼一次的意思。
至于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会如何，小说家姚拓认为“有赖于新一代作者的耕耘，有了踏实的创作，才可看见前景的曙光。”音乐家陈徽崇的看法是“肯定有的，路走对了，哪怕不到目的地。”李锦宗观察到的是“最近已有痕迹显示，一些作者在取材与表达方面，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变和突破。他们尝试以最浅白的文字，写出内涵最深刻的作品，同时内容开始弥漫着人间烟火。就此迹象而言，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是令人感到乐观的。”文学评论家的杨升桥则从具体的例证作出推断“尽管诸多阻碍与误解，马华现代文学终将取得主流地位。这很明显地可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看得出来。翻开该大系，阅读到诗部分，越是后期就越多形式、实质均有现代精神的现代诗”。郑良树是“寄予厚望……但并不乐观。”吴天才则比较肯定：“我预期它的未来更有表现”。钟夏田是有条件的乐观：“若能不落窠臼，善用本身长处，超越前辈境界，前景自然豁然开朗。”陈徽崇则“希望马华现代文学能出现大气魄的作品使其影响深且广。”扬升柳提醒马华现代文学作者不要丧失可贵的“独立性”和“民族性”。宋子衡是最悲观的了，他说“现代文学在没有足够营养的条件下寻求生存。”
其实有关马华现代文学前景的估测，大家意见纷纭，莫哀一是，与问卷第一项“现代文学是否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是首尾相关的。在70年代，马华现代文学阻力不少，迈入80年代的发展会如何实在不易估衡。在90年代的今天，大家可能会对我们当年的迷茫、不安觉得奇怪：历史真的是充满吊诡的。大马作协在1977年筹组时，我曾在是年8月与杨柳、蓝启元、杨升桥、郑菁兰前去首都与游川、叶啸、川谷、潘友来、川草、梁纪元、张瑞星、周唤、张宇川等在建国日报总社会议室（除了川草，其他文友均非诗社成员），商讨作协成立之后现代文学的处境与应付之策，这种过敏反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文学作者群当时的危机意识，有谁想到80年代的思想意识之争会逐渐淡化，进入90年代的今天，“现实”与“现代”几乎熔冶于一炉，共存共荣？我在《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总序中曾写过一段这样的文字，或可作为90年代马华文学的写照：
“由于这两股文学思潮的相激相荡，有竞争才有进步，对双方面作品素质的提高倒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在彼此企图说服或驳倒对方的过程中，现实主义的作者群意识到加强文学技巧的需切，以减轻来自彼方的诘疑；现代主义的作者群也努力在思想主题方面从个人走向社会，以消弭来自对手的责难。这么一来，双方面都在不同的文学考虑下改善了自己”（注三）
（七）强人式领导：文学直销
天狼星诗社作为一个同仁团体，其组织颇严密，活动颇“军事化”。其实军事化是守纪律、守时，“服从”训练之意。因为我个人比诗社其他同仁年长许多，瑞安还在诗社那段时期，他与他同窗好友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诸人都比我小十岁，后进一些的树林则小我十二岁，川成比我小十四岁，可欣、若隐、一翔诸人比我年轻二十载，游以飘大概比我小二十六岁，加上他们都是我直接或间接的学生，都称我为“老师”，所以在诗社我便形成“马首是瞻”的一个人物，说来也真惭愧。这种“强人式的领导”，使我为诗社策划的一些活动能“一以贯之”，弱点是一般诗社成员年纪都轻，没有事业基础，更谈不上任何经济基础，所以在推广诗社的各项活动经常都会面对各种阻力。很多问题都得由我加上已经出来做事的树林等人承担。我又有一恶习，几乎去到每一间学校教书都会“自动自发”去发掘人才，而学生家长认为“写作会影响子女的功课”，所以我曾面对过诘难，十多年来实在数不胜数。
“天狼星”作为一个同仁团体，好处是社友彼此互为激荡，互相鼓舞，大家的创作热忱不易衰歇、怠慢下来。不过写作毕竟是一件十分个人的事，有些文学潜质优异的社员像何棨良、许友彬、林漓、李木真（还有其他的，无法一一枚举），性情气质可能倾向独来独往，不太能适应天狼星诗社的气候，逗留了一、两年后便离去。当何棨良赞赏蓝薇、冬竹、飘云、林秋月为未来的Emily Dickinson的时候，那是在1978年，那时他已离开诗社好几年了，所以上述赞赏应该不是“自己人捧自己人”的场面话。而诗社严酷的文学训练，包括限时创作，通宵不眠参与文学讨论、辩论这样的活动，也许太过于严苛，已经拿到M.B.B.S，挂牌行医的陈质采便曾埋怨过这种训练“相当不人道”，可能有不少社员与她有同感。但在马大中文系任教的何国忠有一次在我召集的一项校园文学讨论会上和我说，他自己在中学时代十分向往“天狼星”，很想加入诗社，只是一直没有助缘促成此事，他对诗社严格的文学训练反而流露出孺慕之情。无论如何，我想我那些年一定是被某种obsession或者是某种业力（karma）的牵引，在文学上把自己和他人都逼得那么厉害。至于这样做的是非功过我当然是无法自我评估的。
有一点我应该要在这儿特别指出的是，诗社的所有活动都不曾与政治挂钩，事实上我在《天狼星诗选》前面那篇序里已说得很清楚，文学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不能为政治服务，而这种立场或原则也正是70年代以迄80年代上半叶诗社被人抨击为“不食人间烟火”、“吟风弄月”、“搞的都是与社会无关的纯文学”的主因。
诗社能从1973年撑到1989年，或者从温瑞安的“绿洲”时期算起，从1976年支持到1989年，称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我们在没有经济外援，国内文坛又不太接受我们这群异端的情况下“打拼”了这许多年，靠的是年轻人的激情与理想的力量。我去到每间中学都在做“文学直销”（如果当年我做的是其他产品的直销，今天可能是“直销之神”了，—笑），即使调去怡保育才国中的1986年，我对诗已有些意兴阑珊，但我仍栽培一批文学新血出版《傲雪》期刊（共出版十六期）。1989年诗社结束，我在吉隆坡尊孔国中也发掘了十多位写作新人，搞壁报，不断借书给学生们阅读和鼓励他们写作，只差一件事没做，我不再招揽这些新人进“天狼星”了。至于怡保育才国中和尊孔国中的文学新血，在我离开教育界后，他们的文学探索是不是还持续下去则不得而知。1997年的今天，在这冷飕飕的会议室里论析“天狼星诗社”真的有点检视/剖验一个文化遗体的意味，写到这里，只能用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来形容我的心情。我想我就用这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谈话吧。
附注
1. 资料引《愤怒的回顾》（天狼星出版社。1980）附录部分页133至页145。
2. 同上，页143至页152。
3. 摘自《马华当代文学选》总序（大马华人文化协会。1985）页4。
虎年与肖虎者评议
虎年与肖虎者评议
线装情结:
2010/02/17 2:36:36 PM
■温任平
虎年来了，我的不少客人与读者在手机短讯最常问的是：这会是个怎样的虎年？另一些读者问的是：甲寅、丙寅、戊寅、壬寅年也即是虎年诞生的人命运如何，犯太岁带来的打击或挫折大吗？其实温任平又不是神仙，那里可能无所不知呢？虎年呱呱堕地，来到这个人间世的人口超过一亿（全世界华人人口约14亿），“笼统分类法”（broad categorizatim)的准确率不高，有点像乱枪射鸟，虽能打中十只八只，但不能证明射击者枪法高明。
这个带点傻气的问题带出的是另一些较有趣的议题。12生肖当中以老虎最为凶猛残暴，读过《水浒传》武松过景阳岗那段打虎情节，应该不会忘记那只白额虎要出来的前一刻丛林摇动，骤风乍起的描绘。在人间世的虎年，尤其是虎年将到的前两三个月必有草木晃摇，风起云涌之象。
美国改革银行体系
近这几个月，雪灾在世界各国发生，气温降至零下40度，渤海结冰，北极熊捕不到鱼竟然咬死幼熊充饥。冗长的哥本哈根会议，对保护生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法达至共识。明天即将结束的瑞士达沃斯（Davos）经济论坛，政治领袖、经济学教授、投资基金经理、银行家这5天内各说各话。1月29日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在讲台上痛批资本主义的腐败，偌大的会议厅，这么多的出席者，只有两人拍掌认同。大风起兮云飞扬当以中国的收紧信贷，美国的改革银行体系最能见出老虎的刚性力量。
农历新年后的虎年绝对不会是平稳的一年，对失业者而言，2009年还能依赖2008（加上2008年之前）的储蓄过活，2010年则储蓄见底，愈见捉襟见肘。犯太岁去庙里镇制太岁，何如利用老虎的勇悍，改变现状，力求突破？堪舆风水有所谓“化煞为权”，把太岁视为煞，以煞制煞，可以产生科学的“负负得正”的结果（-1-1＝2）。我先把我这个判断写出来，是希望大伙儿不要对虎年过于悲观，更不希望虎年出生的男女视虎年为世界末日之将至。
企业钜子申请破产
让我们作一些历史的回溯。1998是戊寅虎年，那年发生亚洲经济风暴，所谓亚洲4条经济小龙受创甚巨。泰铢崩盘之后，对冲基金准备攻陷香港这个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大马的上市公司，大众银行的股价曾经跌破1令吉，马银行做价2.70令吉，而我们都不会忘记1998年之前的几个月，当时的我国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被免去公职与党职所引起的风暴。再退后12年，那是丙寅虎年，在这年之前马华发生梁陈两派的缠斗，陈群川派系胜出，新泛电事件爆发，1986年房地市大跌，锡米无价，成了夕阳工业，不少丹斯里与拿督级企业钜子纷纷落马，申请破产自保。让我们再让时光倒流，回到1974的甲寅年，1973年股市一片大好，没有人想到震撼山林的狂风会吹袭伊朗。当时的伊朗统治者是巴列维国王，他感觉到什叶派回教徒对他日益不满，流亡于法国的科梅尼长老的支持度日增。
这位孔雀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觉得应该改变伊朗人民的心态，他决定引入美国式教育来改造国民的思想。教育改革需要巨额金钱开销，巴列维大力推高石油价格，从每桶8美元撑上去每桶30美元，这项突如其来的近400%的油价飚涨，像一大桶的冷水浇向热锅，后果是工业成本狂涨，股市直线下坠。虎年将届，还有进入虎年所面对的虎威，历史斑斑，可为殷鉴。
行动是成功要诀
虎年出生的人性格刚烈，有领导能力，有开创精神，弱点是性格急躁，思虑欠周，意气用事，好胜心强，如能勇毅而不浮躁，积极又能圆滑，肖虎者大有可能在这翻天覆地动荡的一年脱颖而出。际此乱世，胆识是成功的要素，行动力是另一成功要诀，这都是虎年生人的特征。如果今年要搬家，换一份新的工作，改变经营手法，改变投资组合，机会到来，不妨接受新的挑战，让太岁的凶性转化成将冰山劈开的冲力，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化煞为权”其中一项可行之策。
虎年生人于2010年爆发，最忌傲慢自满。肖虎的人应该参考刘伯温对朱元璋的劝告：“广积粮，缓称王”，你要在奠基上努力，不要嘲笑那些叱咤一时如今潦倒穷困的企业家或生意人，你的成功是你的胆色加上运气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运气比天赋还要不公平。先锁紧或守住你的成果。
最近泰国的白龙王访马，向他求教，希望能改善运程的人摩顶接踵。白龙王会客不超过5分钟，他赠给信众的话是：“要保持乐观，脸上要有笑容”。开心有它的奇异效应。最坏的情况是拥三尺地而踌躇满志，真正富有的人正如真正知识广博的人一样都懂得谦逊。大多肖虎者都有财大气粗的先天性格缺憾，脾气坏，行事鲁莽，这些人正是流年太岁的猎物，可惜啊可惜。
线装情结:
2010/02/17 2:36:36 PM
■温任平
虎年来了，我的不少客人与读者在手机短讯最常问的是：这会是个怎样的虎年？另一些读者问的是：甲寅、丙寅、戊寅、壬寅年也即是虎年诞生的人命运如何，犯太岁带来的打击或挫折大吗？其实温任平又不是神仙，那里可能无所不知呢？虎年呱呱堕地，来到这个人间世的人口超过一亿（全世界华人人口约14亿），“笼统分类法”（broad categorizatim)的准确率不高，有点像乱枪射鸟，虽能打中十只八只，但不能证明射击者枪法高明。
这个带点傻气的问题带出的是另一些较有趣的议题。12生肖当中以老虎最为凶猛残暴，读过《水浒传》武松过景阳岗那段打虎情节，应该不会忘记那只白额虎要出来的前一刻丛林摇动，骤风乍起的描绘。在人间世的虎年，尤其是虎年将到的前两三个月必有草木晃摇，风起云涌之象。
美国改革银行体系
近这几个月，雪灾在世界各国发生，气温降至零下40度，渤海结冰，北极熊捕不到鱼竟然咬死幼熊充饥。冗长的哥本哈根会议，对保护生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法达至共识。明天即将结束的瑞士达沃斯（Davos）经济论坛，政治领袖、经济学教授、投资基金经理、银行家这5天内各说各话。1月29日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在讲台上痛批资本主义的腐败，偌大的会议厅，这么多的出席者，只有两人拍掌认同。大风起兮云飞扬当以中国的收紧信贷，美国的改革银行体系最能见出老虎的刚性力量。
农历新年后的虎年绝对不会是平稳的一年，对失业者而言，2009年还能依赖2008（加上2008年之前）的储蓄过活，2010年则储蓄见底，愈见捉襟见肘。犯太岁去庙里镇制太岁，何如利用老虎的勇悍，改变现状，力求突破？堪舆风水有所谓“化煞为权”，把太岁视为煞，以煞制煞，可以产生科学的“负负得正”的结果（-1-1＝2）。我先把我这个判断写出来，是希望大伙儿不要对虎年过于悲观，更不希望虎年出生的男女视虎年为世界末日之将至。
企业钜子申请破产
让我们作一些历史的回溯。1998是戊寅虎年，那年发生亚洲经济风暴，所谓亚洲4条经济小龙受创甚巨。泰铢崩盘之后，对冲基金准备攻陷香港这个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大马的上市公司，大众银行的股价曾经跌破1令吉，马银行做价2.70令吉，而我们都不会忘记1998年之前的几个月，当时的我国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被免去公职与党职所引起的风暴。再退后12年，那是丙寅虎年，在这年之前马华发生梁陈两派的缠斗，陈群川派系胜出，新泛电事件爆发，1986年房地市大跌，锡米无价，成了夕阳工业，不少丹斯里与拿督级企业钜子纷纷落马，申请破产自保。让我们再让时光倒流，回到1974的甲寅年，1973年股市一片大好，没有人想到震撼山林的狂风会吹袭伊朗。当时的伊朗统治者是巴列维国王，他感觉到什叶派回教徒对他日益不满，流亡于法国的科梅尼长老的支持度日增。
这位孔雀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觉得应该改变伊朗人民的心态，他决定引入美国式教育来改造国民的思想。教育改革需要巨额金钱开销，巴列维大力推高石油价格，从每桶8美元撑上去每桶30美元，这项突如其来的近400%的油价飚涨，像一大桶的冷水浇向热锅，后果是工业成本狂涨，股市直线下坠。虎年将届，还有进入虎年所面对的虎威，历史斑斑，可为殷鉴。
行动是成功要诀
虎年出生的人性格刚烈，有领导能力，有开创精神，弱点是性格急躁，思虑欠周，意气用事，好胜心强，如能勇毅而不浮躁，积极又能圆滑，肖虎者大有可能在这翻天覆地动荡的一年脱颖而出。际此乱世，胆识是成功的要素，行动力是另一成功要诀，这都是虎年生人的特征。如果今年要搬家，换一份新的工作，改变经营手法，改变投资组合，机会到来，不妨接受新的挑战，让太岁的凶性转化成将冰山劈开的冲力，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化煞为权”其中一项可行之策。
虎年生人于2010年爆发，最忌傲慢自满。肖虎的人应该参考刘伯温对朱元璋的劝告：“广积粮，缓称王”，你要在奠基上努力，不要嘲笑那些叱咤一时如今潦倒穷困的企业家或生意人，你的成功是你的胆色加上运气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运气比天赋还要不公平。先锁紧或守住你的成果。
最近泰国的白龙王访马，向他求教，希望能改善运程的人摩顶接踵。白龙王会客不超过5分钟，他赠给信众的话是：“要保持乐观，脸上要有笑容”。开心有它的奇异效应。最坏的情况是拥三尺地而踌躇满志，真正富有的人正如真正知识广博的人一样都懂得谦逊。大多肖虎者都有财大气粗的先天性格缺憾，脾气坏，行事鲁莽，这些人正是流年太岁的猎物，可惜啊可惜。
2010年2月10日星期三
心理贫穷初论
心理贫穷初论
线装情结:
2010/02/10 3:30:44 PM
●温任平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会，人类社会并没有因为其总体文化积累与文明程度而抛弃“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
弱肉强食不仅出现在市场竞争，即使为维护公正而建立起来的司法系统，许多时候，大家会发觉司法正义是站在有钱人的那边。无权又无钱的弱势个人或集团面对不合理的判决，抗争者少（因为抗争无效），逆来顺受者多。我完全可以了解不少法律系毕业的新人，宁愿卖鸡丝沙河粉或当个记者也不愿当律师的心理抗拒因由。
生活面对不公平对待
我没有资格为穷人请命，因为今日的我虽不算富裕，但不愁衣食住行，退而不休，每天都干活。可是我贫瘠的童年，对我铭刻至深，使我从不敢奢侈浪费。穷人面对的剥削不仅是没钱打官司的问题那么简单，在生活开销各个层次都面对种种不公平的对待。吉隆坡也有所谓“价廉物美”的购物中心（名称就不必提了），一大粒黄芽白，一公斤售价才8角，外型好看却味道全无。司厨放整粒（几十瓣）黄芽白下去煲汤，毫无黄芽白的甜味，而且令人咋舌的是，这些黄芽白即使煲几个小时都不软化，入口又粗又硬。我没这工夫拿这种黄芽白去作化验，找出是那种化学肥料能把它搞得那么“大而无当”，好看不好吃。“正常”的黄芽白，放5、6瓣入汤，味道清甜可口，这些正常的黄芽白每公斤售价RM2.99，是贵了些，但物有所值，穷人买便宜货表面上是省了钱，实际上是拥有了“分量”（quantity），亏了“品质”（quality）。
不敢去高档购物中心
手头拮据，多不敢去吉隆坡的高档购物中心，担心这些为“富人而设”的购物中心（比方说，像双峰塔），里面的商品价格一定贵到离谱。这种疑虑是心理贫穷，高档购物中心从店面到各个陈列单位租金都要比一般购物中心昂贵。羊毛出在羊身上，多付出的租金经常转嫁给消费者。我也有这种疑虑，但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对城市作不同角度的观察。有一天我居然发觉在一家高档购物中心的冷藏柜里，发觉我平日吃的Russet马铃薯，每公斤售价RM1.99，而在另一家所谓走平民化销售路线的购物中心，Russet马铃薯售价竟是RM3.99！这真把我给吓坏了。更令我吃惊的是，售价RM3.99的马铃薯竟然是些次货，从体积到品质，均逊于较它便宜的货色！
我在想我应该如何解读这种反常（不合理）的现象呢？高档购物中心的冷藏公司入货较多，因此总体成本较为廉宜，这是第一种解读。中低档购物中心入货较少，马铃薯价钱较贵不是症结，而是这些中低档购物中心业者，深谙人穷志短的人性弱点，不敢（或心理畏惧）去高档购物中心比较价格，在他们心目中高档消费场所价格一定比中低档贵许多。心理贫穷让人无法抬起头来做人，永远吃亏。我无意在本文抨击奸商无良，无奸不商已近乎是众人的共识。我们更应探讨的是贫苦一族的心态，与这种心态对自己造成的无形剥削与实质伤害。
忽视了应该享有的权利
因为人穷志短，贫民许多时候忽视了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或福利，遇事不争，逆来顺受，既怕事又易屈服（哑子吃黄莲，有苦自己知）。去做切割盲肠手术，即使医生留下一块棉花在病人的腹腔内也不敢起诉医生或医院。我大概在这个专栏里多次提过有助于吾人记忆的“海马回”（hippo-campus），这儿再提到人类脑部只有尾指般大小的器官，除了因为重复背诵、回想而有铭记的功能外，如果它经常接受侮辱与打击，海马回在长期压力下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伤害”（irreversable damage）。从个人到整个民族都如此，你一贯地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日久即成了惯性（就像当年的黑人当奴隶一样），完全失去抗争的意念与力量。穷人的无助感，或民族整体面对的无奈感，都与不敢据理力争，自我矮化有关。
穷人自我矮化不仅是心理的创伤，海马回的萎缩，甚至可以追溯到宗教训示的长远渗透的结果。《马太福音》第25章第29节（英皇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有载：“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有关此项“马太效应”（The Mathew Effect）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把穷人仅有的资源拿走交给富人，这正是华尔街大亨、银行业巨头、基金经理的人生观与执行力后面的道德支柱。
老子曾思考、辨别天人之道，人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天道是“损有余以奉不足”。儒家主张中庸之道。而西方（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损不足以奉有余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策略。散户永远是输家，小企业一直是大企业噬食并吞的对象。穷人要翻身，首先不要认命，要从危机中寻良机，今日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迫使社会重新洗牌，要留意洗牌过程对穷人泄出的福利效应。谨记谨记，并祝好运。
线装情结:
2010/02/10 3:30:44 PM
●温任平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会，人类社会并没有因为其总体文化积累与文明程度而抛弃“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
弱肉强食不仅出现在市场竞争，即使为维护公正而建立起来的司法系统，许多时候，大家会发觉司法正义是站在有钱人的那边。无权又无钱的弱势个人或集团面对不合理的判决，抗争者少（因为抗争无效），逆来顺受者多。我完全可以了解不少法律系毕业的新人，宁愿卖鸡丝沙河粉或当个记者也不愿当律师的心理抗拒因由。
生活面对不公平对待
我没有资格为穷人请命，因为今日的我虽不算富裕，但不愁衣食住行，退而不休，每天都干活。可是我贫瘠的童年，对我铭刻至深，使我从不敢奢侈浪费。穷人面对的剥削不仅是没钱打官司的问题那么简单，在生活开销各个层次都面对种种不公平的对待。吉隆坡也有所谓“价廉物美”的购物中心（名称就不必提了），一大粒黄芽白，一公斤售价才8角，外型好看却味道全无。司厨放整粒（几十瓣）黄芽白下去煲汤，毫无黄芽白的甜味，而且令人咋舌的是，这些黄芽白即使煲几个小时都不软化，入口又粗又硬。我没这工夫拿这种黄芽白去作化验，找出是那种化学肥料能把它搞得那么“大而无当”，好看不好吃。“正常”的黄芽白，放5、6瓣入汤，味道清甜可口，这些正常的黄芽白每公斤售价RM2.99，是贵了些，但物有所值，穷人买便宜货表面上是省了钱，实际上是拥有了“分量”（quantity），亏了“品质”（quality）。
不敢去高档购物中心
手头拮据，多不敢去吉隆坡的高档购物中心，担心这些为“富人而设”的购物中心（比方说，像双峰塔），里面的商品价格一定贵到离谱。这种疑虑是心理贫穷，高档购物中心从店面到各个陈列单位租金都要比一般购物中心昂贵。羊毛出在羊身上，多付出的租金经常转嫁给消费者。我也有这种疑虑，但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对城市作不同角度的观察。有一天我居然发觉在一家高档购物中心的冷藏柜里，发觉我平日吃的Russet马铃薯，每公斤售价RM1.99，而在另一家所谓走平民化销售路线的购物中心，Russet马铃薯售价竟是RM3.99！这真把我给吓坏了。更令我吃惊的是，售价RM3.99的马铃薯竟然是些次货，从体积到品质，均逊于较它便宜的货色！
我在想我应该如何解读这种反常（不合理）的现象呢？高档购物中心的冷藏公司入货较多，因此总体成本较为廉宜，这是第一种解读。中低档购物中心入货较少，马铃薯价钱较贵不是症结，而是这些中低档购物中心业者，深谙人穷志短的人性弱点，不敢（或心理畏惧）去高档购物中心比较价格，在他们心目中高档消费场所价格一定比中低档贵许多。心理贫穷让人无法抬起头来做人，永远吃亏。我无意在本文抨击奸商无良，无奸不商已近乎是众人的共识。我们更应探讨的是贫苦一族的心态，与这种心态对自己造成的无形剥削与实质伤害。
忽视了应该享有的权利
因为人穷志短，贫民许多时候忽视了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或福利，遇事不争，逆来顺受，既怕事又易屈服（哑子吃黄莲，有苦自己知）。去做切割盲肠手术，即使医生留下一块棉花在病人的腹腔内也不敢起诉医生或医院。我大概在这个专栏里多次提过有助于吾人记忆的“海马回”（hippo-campus），这儿再提到人类脑部只有尾指般大小的器官，除了因为重复背诵、回想而有铭记的功能外，如果它经常接受侮辱与打击，海马回在长期压力下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伤害”（irreversable damage）。从个人到整个民族都如此，你一贯地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日久即成了惯性（就像当年的黑人当奴隶一样），完全失去抗争的意念与力量。穷人的无助感，或民族整体面对的无奈感，都与不敢据理力争，自我矮化有关。
穷人自我矮化不仅是心理的创伤，海马回的萎缩，甚至可以追溯到宗教训示的长远渗透的结果。《马太福音》第25章第29节（英皇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有载：“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有关此项“马太效应”（The Mathew Effect）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把穷人仅有的资源拿走交给富人，这正是华尔街大亨、银行业巨头、基金经理的人生观与执行力后面的道德支柱。
老子曾思考、辨别天人之道，人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天道是“损有余以奉不足”。儒家主张中庸之道。而西方（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损不足以奉有余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策略。散户永远是输家，小企业一直是大企业噬食并吞的对象。穷人要翻身，首先不要认命，要从危机中寻良机，今日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迫使社会重新洗牌，要留意洗牌过程对穷人泄出的福利效应。谨记谨记，并祝好运。
心理贫穷初论
心理贫穷初论
线装情结:
2010/02/10 3:30:44 PM
●温任平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会，人类社会并没有因为其总体文化积累与文明程度而抛弃“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
弱肉强食不仅出现在市场竞争，即使为维护公正而建立起来的司法系统，许多时候，大家会发觉司法正义是站在有钱人的那边。无权又无钱的弱势个人或集团面对不合理的判决，抗争者少（因为抗争无效），逆来顺受者多。我完全可以了解不少法律系毕业的新人，宁愿卖鸡丝沙河粉或当个记者也不愿当律师的心理抗拒因由。
生活面对不公平对待
我没有资格为穷人请命，因为今日的我虽不算富裕，但不愁衣食住行，退而不休，每天都干活。可是我贫瘠的童年，对我铭刻至深，使我从不敢奢侈浪费。穷人面对的剥削不仅是没钱打官司的问题那么简单，在生活开销各个层次都面对种种不公平的对待。吉隆坡也有所谓“价廉物美”的购物中心（名称就不必提了），一大粒黄芽白，一公斤售价才8角，外型好看却味道全无。司厨放整粒（几十瓣）黄芽白下去煲汤，毫无黄芽白的甜味，而且令人咋舌的是，这些黄芽白即使煲几个小时都不软化，入口又粗又硬。我没这工夫拿这种黄芽白去作化验，找出是那种化学肥料能把它搞得那么“大而无当”，好看不好吃。“正常”的黄芽白，放5、6瓣入汤，味道清甜可口，这些正常的黄芽白每公斤售价RM2.99，是贵了些，但物有所值，穷人买便宜货表面上是省了钱，实际上是拥有了“分量”（quantity），亏了“品质”（quality）。
不敢去高档购物中心
手头拮据，多不敢去吉隆坡的高档购物中心，担心这些为“富人而设”的购物中心（比方说，像双峰塔），里面的商品价格一定贵到离谱。这种疑虑是心理贫穷，高档购物中心从店面到各个陈列单位租金都要比一般购物中心昂贵。羊毛出在羊身上，多付出的租金经常转嫁给消费者。我也有这种疑虑，但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对城市作不同角度的观察。有一天我居然发觉在一家高档购物中心的冷藏柜里，发觉我平日吃的Russet马铃薯，每公斤售价RM1.99，而在另一家所谓走平民化销售路线的购物中心，Russet马铃薯售价竟是RM3.99！这真把我给吓坏了。更令我吃惊的是，售价RM3.99的马铃薯竟然是些次货，从体积到品质，均逊于较它便宜的货色！
我在想我应该如何解读这种反常（不合理）的现象呢？高档购物中心的冷藏公司入货较多，因此总体成本较为廉宜，这是第一种解读。中低档购物中心入货较少，马铃薯价钱较贵不是症结，而是这些中低档购物中心业者，深谙人穷志短的人性弱点，不敢（或心理畏惧）去高档购物中心比较价格，在他们心目中高档消费场所价格一定比中低档贵许多。心理贫穷让人无法抬起头来做人，永远吃亏。我无意在本文抨击奸商无良，无奸不商已近乎是众人的共识。我们更应探讨的是贫苦一族的心态，与这种心态对自己造成的无形剥削与实质伤害。
忽视了应该享有的权利
因为人穷志短，贫民许多时候忽视了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或福利，遇事不争，逆来顺受，既怕事又易屈服（哑子吃黄莲，有苦自己知）。去做切割盲肠手术，即使医生留下一块棉花在病人的腹腔内也不敢起诉医生或医院。我大概在这个专栏里多次提过有助于吾人记忆的“海马回”（hippo-campus），这儿再提到人类脑部只有尾指般大小的器官，除了因为重复背诵、回想而有铭记的功能外，如果它经常接受侮辱与打击，海马回在长期压力下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伤害”（irreversable damage）。从个人到整个民族都如此，你一贯地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日久即成了惯性（就像当年的黑人当奴隶一样），完全失去抗争的意念与力量。穷人的无助感，或民族整体面对的无奈感，都与不敢据理力争，自我矮化有关。
穷人自我矮化不仅是心理的创伤，海马回的萎缩，甚至可以追溯到宗教训示的长远渗透的结果。《马太福音》第25章第29节（英皇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有载：“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有关此项“马太效应”（The Mathew Effect）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把穷人仅有的资源拿走交给富人，这正是华尔街大亨、银行业巨头、基金经理的人生观与执行力后面的道德支柱。
老子曾思考、辨别天人之道，人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天道是“损有余以奉不足”。儒家主张中庸之道。而西方（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损不足以奉有余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策略。散户永远是输家，小企业一直是大企业噬食并吞的对象。穷人要翻身，首先不要认命，要从危机中寻良机，今日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迫使社会重新洗牌，要留意洗牌过程对穷人泄出的福利效应。谨记谨记，并祝好运。
线装情结:
2010/02/10 3:30:44 PM
●温任平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会，人类社会并没有因为其总体文化积累与文明程度而抛弃“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
弱肉强食不仅出现在市场竞争，即使为维护公正而建立起来的司法系统，许多时候，大家会发觉司法正义是站在有钱人的那边。无权又无钱的弱势个人或集团面对不合理的判决，抗争者少（因为抗争无效），逆来顺受者多。我完全可以了解不少法律系毕业的新人，宁愿卖鸡丝沙河粉或当个记者也不愿当律师的心理抗拒因由。
生活面对不公平对待
我没有资格为穷人请命，因为今日的我虽不算富裕，但不愁衣食住行，退而不休，每天都干活。可是我贫瘠的童年，对我铭刻至深，使我从不敢奢侈浪费。穷人面对的剥削不仅是没钱打官司的问题那么简单，在生活开销各个层次都面对种种不公平的对待。吉隆坡也有所谓“价廉物美”的购物中心（名称就不必提了），一大粒黄芽白，一公斤售价才8角，外型好看却味道全无。司厨放整粒（几十瓣）黄芽白下去煲汤，毫无黄芽白的甜味，而且令人咋舌的是，这些黄芽白即使煲几个小时都不软化，入口又粗又硬。我没这工夫拿这种黄芽白去作化验，找出是那种化学肥料能把它搞得那么“大而无当”，好看不好吃。“正常”的黄芽白，放5、6瓣入汤，味道清甜可口，这些正常的黄芽白每公斤售价RM2.99，是贵了些，但物有所值，穷人买便宜货表面上是省了钱，实际上是拥有了“分量”（quantity），亏了“品质”（quality）。
不敢去高档购物中心
手头拮据，多不敢去吉隆坡的高档购物中心，担心这些为“富人而设”的购物中心（比方说，像双峰塔），里面的商品价格一定贵到离谱。这种疑虑是心理贫穷，高档购物中心从店面到各个陈列单位租金都要比一般购物中心昂贵。羊毛出在羊身上，多付出的租金经常转嫁给消费者。我也有这种疑虑，但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对城市作不同角度的观察。有一天我居然发觉在一家高档购物中心的冷藏柜里，发觉我平日吃的Russet马铃薯，每公斤售价RM1.99，而在另一家所谓走平民化销售路线的购物中心，Russet马铃薯售价竟是RM3.99！这真把我给吓坏了。更令我吃惊的是，售价RM3.99的马铃薯竟然是些次货，从体积到品质，均逊于较它便宜的货色！
我在想我应该如何解读这种反常（不合理）的现象呢？高档购物中心的冷藏公司入货较多，因此总体成本较为廉宜，这是第一种解读。中低档购物中心入货较少，马铃薯价钱较贵不是症结，而是这些中低档购物中心业者，深谙人穷志短的人性弱点，不敢（或心理畏惧）去高档购物中心比较价格，在他们心目中高档消费场所价格一定比中低档贵许多。心理贫穷让人无法抬起头来做人，永远吃亏。我无意在本文抨击奸商无良，无奸不商已近乎是众人的共识。我们更应探讨的是贫苦一族的心态，与这种心态对自己造成的无形剥削与实质伤害。
忽视了应该享有的权利
因为人穷志短，贫民许多时候忽视了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或福利，遇事不争，逆来顺受，既怕事又易屈服（哑子吃黄莲，有苦自己知）。去做切割盲肠手术，即使医生留下一块棉花在病人的腹腔内也不敢起诉医生或医院。我大概在这个专栏里多次提过有助于吾人记忆的“海马回”（hippo-campus），这儿再提到人类脑部只有尾指般大小的器官，除了因为重复背诵、回想而有铭记的功能外，如果它经常接受侮辱与打击，海马回在长期压力下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伤害”（irreversable damage）。从个人到整个民族都如此，你一贯地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日久即成了惯性（就像当年的黑人当奴隶一样），完全失去抗争的意念与力量。穷人的无助感，或民族整体面对的无奈感，都与不敢据理力争，自我矮化有关。
穷人自我矮化不仅是心理的创伤，海马回的萎缩，甚至可以追溯到宗教训示的长远渗透的结果。《马太福音》第25章第29节（英皇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有载：“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有关此项“马太效应”（The Mathew Effect）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把穷人仅有的资源拿走交给富人，这正是华尔街大亨、银行业巨头、基金经理的人生观与执行力后面的道德支柱。
老子曾思考、辨别天人之道，人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天道是“损有余以奉不足”。儒家主张中庸之道。而西方（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损不足以奉有余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策略。散户永远是输家，小企业一直是大企业噬食并吞的对象。穷人要翻身，首先不要认命，要从危机中寻良机，今日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迫使社会重新洗牌，要留意洗牌过程对穷人泄出的福利效应。谨记谨记，并祝好运。
2010年2月5日星期五
面对生命倒数
面对生命倒数
线装情结:
2010/01/20 3:13:15 PM
■温任平
《巾帼枭雄》剧中柴九（黎耀祥饰）的一句“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令我听后内心震动，昨晚偶尔打开电视听到杨千嬅冲口说出“过了30岁，我的人生开始倒数”，我顿时一愕。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大彻大悟恐怕此生都沾不上边，想想看佛陀在菩提树下静坐苦思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在一个月圆之夜全然彻悟，说出：“众生均有如来佛性德相，皆因虚妄，不能成佛。”其间佛陀还被一群苦行僧离弃。微小如尘的我，只能从日常事件，听到的或看到的，有所领会，累积些许小彻小悟，离开“无明”远些，那已是一天中很不错的收获了。
怎样去珍惜当下
我的年龄大概可以做杨千嬅的爸爸了（这不是讨便宜，是实情），杨已开始倒数，老叟如我何以自处？“珍惜当下”是每个人都会说的，快要成了不请自来的口头禅了，“怎样去珍惜当下？”才重要。每个人早上起来，面对一天的3个时段：早晨、下午、夜晚，中午12时以前要完成一些什么，下午要见什么人，晚上是休闲还是读书写作冥想静坐，应该有安排。每个人的生理时钟都不尽相同，有些人早上9时半到11时半生龙活虎，不妨利用那段体力精神最旺盛的时间去干活吧；如果选在下午3时到4时的疲累时刻才办事，恐怕就事倍功半了，不如利用3时到4时去喝个下午茶提提神，或干脆闭目养神打个盹，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傍晚过后，大多数人（尤其晚餐过后）都处于半歇息状态，可也有些人，愈夜愈精神，对他们来说，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快乐或幸福，很少人能创造快乐和幸福（这是我刻下做着的），智者与修为精湛的人，他们既不追求也不创造，因为他们就是快乐和幸福的本尊，像史怀哲博士、像杜丽莎修女、像释圣严法师，他们就是快乐和幸福的化身。
从灿烂归于平淡
苏东波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王安石当了宰相，东坡居士一再被贬官，迁徙流离，他的诗文却愈写愈精采。名作家纳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1917年被迫逃离苏俄，穷困潦倒，只有在厕所里是他安全的写作空间，但纳博可夫乐在其中。讲得更浅白、世俗一些，名牌 Gucci 的设计师汤福特（Tom Ford）与亚曼尼 （Armani）在时装展览结束前出台亮相，穿的不过是T恤配牛仔裤，没有以孔雀开屏的姿态炫耀自己。日本的设计名家山本耀司，服装展览尾声他每趟都穿了件陈旧的大衣衬着一双破球鞋，向观众摇手示意，潇洒从容。从灿烂归于平淡，返朴归真何其快乐自在。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老话蕴含了耐人深省的至理，而这道理最好不要等年届百岁高龄之际才领会体悟。30岁便有生命倒数的意识，使你在“三十而立”之年便懂得把握现在，珍惜当下。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人于30岁过后，每天“死去”（infarc） 的脑细胞平均约3000个，10天时间，我们的脑细胞就死掉了3万个（这也是为什么年纪愈大记忆力愈见衰退的原因），我们怎能不珍惜当下这个自己？佛陀于月明之夜大彻大悟，说的另一句话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谁是“我”？“我”就是吾人理性与感性兼具的肉身，佛陀没有要我们把肉身看作是个“臭皮囊”，自暴自弃。
随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除了点出“三十而立”之外，接下去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句子的意义是在告诉我们，人在不同年龄阶段扮演的角色、行为与思想模式。了解自己的年龄位置与角色扮演，做人自然中规中矩，自得其乐。“不惑”是不再迷惑；“知命”是顺应天命，不逆天行事；“耳顺”是能接受、听取别人（包括幼辈、下属）的意见；至于“随心所欲不逾矩”是踏入古稀之年，做什么事都从容自在，得其所哉，适度自律让自己不致逾越社会规范。不管是那个年龄层，“我要跟别人一样强（有钱有势）”是最有效的让人不快乐的方法之一，如果欲望是更进一步的“我要比别人更有财有势。”，这人恐怕注定沮丧痛苦一生，与快乐幸福无缘。
65岁后的人生大概是最后的清醒10年。我教了29年书，对学生的课业总喜以打分数方式评定学生表现的优劣。2010年我开始每天为自己打分，我不允许自己被心魔或病魔打垮。我不能只工作不运动，不能只读书不娱乐。用餐尽可能细嚼，这样不仅齿颊留香得久些，而且嚼碎的食物，肠胃亦较易消化。迈入60岁，每一天都可以说是“赚到”的，每天清晨醒来我都衷心感恩。有唐一代英主李世民，56岁下痢不止，驾崩；前面提到的苏东坡66岁逝世。如果我也像杨千嬅每天倒数，岂非自己吓自己，何苦来哉。不如照常工作办事，读书写作，每天自我评估，以打分数的方式让自己保持状态，如果稍有进境，那就是意外之喜了。这是笔者缓和老化，保持青春的秘诀，特公开予其他乐龄同侪分享。
线装情结:
2010/01/20 3:13:15 PM
■温任平
《巾帼枭雄》剧中柴九（黎耀祥饰）的一句“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令我听后内心震动，昨晚偶尔打开电视听到杨千嬅冲口说出“过了30岁，我的人生开始倒数”，我顿时一愕。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大彻大悟恐怕此生都沾不上边，想想看佛陀在菩提树下静坐苦思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在一个月圆之夜全然彻悟，说出：“众生均有如来佛性德相，皆因虚妄，不能成佛。”其间佛陀还被一群苦行僧离弃。微小如尘的我，只能从日常事件，听到的或看到的，有所领会，累积些许小彻小悟，离开“无明”远些，那已是一天中很不错的收获了。
怎样去珍惜当下
我的年龄大概可以做杨千嬅的爸爸了（这不是讨便宜，是实情），杨已开始倒数，老叟如我何以自处？“珍惜当下”是每个人都会说的，快要成了不请自来的口头禅了，“怎样去珍惜当下？”才重要。每个人早上起来，面对一天的3个时段：早晨、下午、夜晚，中午12时以前要完成一些什么，下午要见什么人，晚上是休闲还是读书写作冥想静坐，应该有安排。每个人的生理时钟都不尽相同，有些人早上9时半到11时半生龙活虎，不妨利用那段体力精神最旺盛的时间去干活吧；如果选在下午3时到4时的疲累时刻才办事，恐怕就事倍功半了，不如利用3时到4时去喝个下午茶提提神，或干脆闭目养神打个盹，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傍晚过后，大多数人（尤其晚餐过后）都处于半歇息状态，可也有些人，愈夜愈精神，对他们来说，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快乐或幸福，很少人能创造快乐和幸福（这是我刻下做着的），智者与修为精湛的人，他们既不追求也不创造，因为他们就是快乐和幸福的本尊，像史怀哲博士、像杜丽莎修女、像释圣严法师，他们就是快乐和幸福的化身。
从灿烂归于平淡
苏东波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王安石当了宰相，东坡居士一再被贬官，迁徙流离，他的诗文却愈写愈精采。名作家纳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1917年被迫逃离苏俄，穷困潦倒，只有在厕所里是他安全的写作空间，但纳博可夫乐在其中。讲得更浅白、世俗一些，名牌 Gucci 的设计师汤福特（Tom Ford）与亚曼尼 （Armani）在时装展览结束前出台亮相，穿的不过是T恤配牛仔裤，没有以孔雀开屏的姿态炫耀自己。日本的设计名家山本耀司，服装展览尾声他每趟都穿了件陈旧的大衣衬着一双破球鞋，向观众摇手示意，潇洒从容。从灿烂归于平淡，返朴归真何其快乐自在。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老话蕴含了耐人深省的至理，而这道理最好不要等年届百岁高龄之际才领会体悟。30岁便有生命倒数的意识，使你在“三十而立”之年便懂得把握现在，珍惜当下。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人于30岁过后，每天“死去”（infarc） 的脑细胞平均约3000个，10天时间，我们的脑细胞就死掉了3万个（这也是为什么年纪愈大记忆力愈见衰退的原因），我们怎能不珍惜当下这个自己？佛陀于月明之夜大彻大悟，说的另一句话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谁是“我”？“我”就是吾人理性与感性兼具的肉身，佛陀没有要我们把肉身看作是个“臭皮囊”，自暴自弃。
随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除了点出“三十而立”之外，接下去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句子的意义是在告诉我们，人在不同年龄阶段扮演的角色、行为与思想模式。了解自己的年龄位置与角色扮演，做人自然中规中矩，自得其乐。“不惑”是不再迷惑；“知命”是顺应天命，不逆天行事；“耳顺”是能接受、听取别人（包括幼辈、下属）的意见；至于“随心所欲不逾矩”是踏入古稀之年，做什么事都从容自在，得其所哉，适度自律让自己不致逾越社会规范。不管是那个年龄层，“我要跟别人一样强（有钱有势）”是最有效的让人不快乐的方法之一，如果欲望是更进一步的“我要比别人更有财有势。”，这人恐怕注定沮丧痛苦一生，与快乐幸福无缘。
65岁后的人生大概是最后的清醒10年。我教了29年书，对学生的课业总喜以打分数方式评定学生表现的优劣。2010年我开始每天为自己打分，我不允许自己被心魔或病魔打垮。我不能只工作不运动，不能只读书不娱乐。用餐尽可能细嚼，这样不仅齿颊留香得久些，而且嚼碎的食物，肠胃亦较易消化。迈入60岁，每一天都可以说是“赚到”的，每天清晨醒来我都衷心感恩。有唐一代英主李世民，56岁下痢不止，驾崩；前面提到的苏东坡66岁逝世。如果我也像杨千嬅每天倒数，岂非自己吓自己，何苦来哉。不如照常工作办事，读书写作，每天自我评估，以打分数的方式让自己保持状态，如果稍有进境，那就是意外之喜了。这是笔者缓和老化，保持青春的秘诀，特公开予其他乐龄同侪分享。
2012年末世论再议
2012年末世论再议
线装情结:
2010/01/13 2:56:55 PM
●温任平
收到郭俐伶两则发人深省的手机短讯。短讯讨论的是2012年12月21日会否是世界末日，这也是当前网民热络讨论着的课题。2012年12月距今不足二载，“危机”那么近，自然众所关切。影片《2012 Doomsday》有一段情节，诺亚方舟竟是在中国制造，实在有点搞笑，西方电影那么抬举中国，究其实是一种“捧杀”的共谋。犹记得80年代中叶以降，西方学术、半吊子学术著作加上媒体都在推崇日本金融基础扎实、工业前景似锦，日本人被掌声、赞美声冲昏了头，同意大幅调高日圆汇率，从此日本就晋入20多年的经济低迷时期。先捧你起来，然后把你杀掉，这叫“捧杀”。
大力推崇中国金融市场
踏入2000年以来，西方捧的对象从日本转向中国，国际金融大亨从索罗斯、光头佬麦莫比（Mark Mobius）、詹罗哲斯（Jim Rogers）莫不大力推崇中国的金融市场。詹罗哲斯甚至说“我一直买进中国的股票，一只都没卖。”未来学的翘楚，享誉全球的奈思比（John Naisbitt）的近著《2050年的中国》，简直把中国捧到天上去。2050年中国兴盛、繁荣，成了先进国的领航者，英美德法日均望尘莫及。中国在2050年真的那么超前，那么大幅领先吗？没有人知道，但我们隐约看到了西方国家通过它们的权威仲介放话，力捧中国，策略与80年代下半季对付日本的崛起太相似了。30年之后的中国，谁知道会怎样？大马的股市专家断言2010年综指将起100点封关，但他们连2010年肇始白糖每公斤涨价两毛钱（这是14年来第一次白糖价涨）都测不出来，12个月后的大马股市（300多天）会出现什么不确定因素，会造成怎样的“偏离”（deviation），谁能预测？金融大鳄、对冲基金经理再加上学界名人，他们居心叵测，中国绝不可掉以轻心。
2012年会是世界末日吗
回到主题，2012年12月21日会是世界末日吗？书上所载，是地球（人类）从“双鱼座”进入“水瓶座”，从三次元进入五次元，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灵性和美的时期，在这之前出现种种异象，新疆温度零下40.2度，内蒙气温骤降至零下47度。零下40度、47度有多冷？只要想想北极的温度是零下35度到40度，即可了解新疆、内蒙今年的冬天有多严酷惨烈。刚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除了在阿富汗增兵2万，还在也门（Yemen）开辟另一个新的反恐战场，这一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国家与中东原教旨回教国家的斗争恐怕没完没了，并且祸及无辜，生灵涂炭。我们仅能从地球现象与人类活动对未来作出揣测，得到的答案是“不乐观”。世界末日无法用归纳法，也无法用推论法寻得结论，它是一个“知识悬念”。我甚至要进一步说这问题在我们能掌握的“知识之外”（beyond knowledge），属于“未知识”（unknowledge）。
我们不能因为没见过某人死亡，就推断此人可能长生不老；也不能因为反贪污局愿意逾时工作，而断定其公正严明效率良好；同理我们不能乐观地相信地球气温高三度，广袤的亚马逊大森林不会消失掉，而纽约不会泡在水里，/13的地球物种不会死亡。廉价的乐观是一种“幼稚泛化”（naive generalization）。飞机失事的机率（probability）大，还是汽车失事的机率大？我答得出来。飞机失事的机率大还是世界末日即将于两年内发生的机率大？我也答得出来。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告诉你机率是多少巴仙，气象数字还有其他统计学在这儿都派不上用场。
兴都教把人类当前的噩运称之为“劫数”（kalpa），水瓶座时期愈近就愈接近银河，银河系的光其亮照会消灭生命形体的负面元素，恶业缠身者，多行不义的人恐怕会被汰除，这不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汰弱留强（强人不少是大坏蛋），而是业障净化的汰恶留善，留下“种子人类”。《佛说八大人觉经》有载：“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佛陀很早就叮嘱众生，风和日丽可能风暴骤起。郭俐伶居士在短讯中提出她的看法：“以戒为师，净化六根，精神内受，境不转心转。”最后一句最得我心。把握当下当从环保做起，日行一善，逆增上缘，每个人(或许多人)都那么想那么做，地球仍是有希望，人类还是有未来的。然则，我这种思想会否跌入另一种宗教式的“心理熨抚”？
线装情结:
2010/01/13 2:56:55 PM
●温任平
收到郭俐伶两则发人深省的手机短讯。短讯讨论的是2012年12月21日会否是世界末日，这也是当前网民热络讨论着的课题。2012年12月距今不足二载，“危机”那么近，自然众所关切。影片《2012 Doomsday》有一段情节，诺亚方舟竟是在中国制造，实在有点搞笑，西方电影那么抬举中国，究其实是一种“捧杀”的共谋。犹记得80年代中叶以降，西方学术、半吊子学术著作加上媒体都在推崇日本金融基础扎实、工业前景似锦，日本人被掌声、赞美声冲昏了头，同意大幅调高日圆汇率，从此日本就晋入20多年的经济低迷时期。先捧你起来，然后把你杀掉，这叫“捧杀”。
大力推崇中国金融市场
踏入2000年以来，西方捧的对象从日本转向中国，国际金融大亨从索罗斯、光头佬麦莫比（Mark Mobius）、詹罗哲斯（Jim Rogers）莫不大力推崇中国的金融市场。詹罗哲斯甚至说“我一直买进中国的股票，一只都没卖。”未来学的翘楚，享誉全球的奈思比（John Naisbitt）的近著《2050年的中国》，简直把中国捧到天上去。2050年中国兴盛、繁荣，成了先进国的领航者，英美德法日均望尘莫及。中国在2050年真的那么超前，那么大幅领先吗？没有人知道，但我们隐约看到了西方国家通过它们的权威仲介放话，力捧中国，策略与80年代下半季对付日本的崛起太相似了。30年之后的中国，谁知道会怎样？大马的股市专家断言2010年综指将起100点封关，但他们连2010年肇始白糖每公斤涨价两毛钱（这是14年来第一次白糖价涨）都测不出来，12个月后的大马股市（300多天）会出现什么不确定因素，会造成怎样的“偏离”（deviation），谁能预测？金融大鳄、对冲基金经理再加上学界名人，他们居心叵测，中国绝不可掉以轻心。
2012年会是世界末日吗
回到主题，2012年12月21日会是世界末日吗？书上所载，是地球（人类）从“双鱼座”进入“水瓶座”，从三次元进入五次元，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灵性和美的时期，在这之前出现种种异象，新疆温度零下40.2度，内蒙气温骤降至零下47度。零下40度、47度有多冷？只要想想北极的温度是零下35度到40度，即可了解新疆、内蒙今年的冬天有多严酷惨烈。刚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除了在阿富汗增兵2万，还在也门（Yemen）开辟另一个新的反恐战场，这一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国家与中东原教旨回教国家的斗争恐怕没完没了，并且祸及无辜，生灵涂炭。我们仅能从地球现象与人类活动对未来作出揣测，得到的答案是“不乐观”。世界末日无法用归纳法，也无法用推论法寻得结论，它是一个“知识悬念”。我甚至要进一步说这问题在我们能掌握的“知识之外”（beyond knowledge），属于“未知识”（unknowledge）。
我们不能因为没见过某人死亡，就推断此人可能长生不老；也不能因为反贪污局愿意逾时工作，而断定其公正严明效率良好；同理我们不能乐观地相信地球气温高三度，广袤的亚马逊大森林不会消失掉，而纽约不会泡在水里，/13的地球物种不会死亡。廉价的乐观是一种“幼稚泛化”（naive generalization）。飞机失事的机率（probability）大，还是汽车失事的机率大？我答得出来。飞机失事的机率大还是世界末日即将于两年内发生的机率大？我也答得出来。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告诉你机率是多少巴仙，气象数字还有其他统计学在这儿都派不上用场。
兴都教把人类当前的噩运称之为“劫数”（kalpa），水瓶座时期愈近就愈接近银河，银河系的光其亮照会消灭生命形体的负面元素，恶业缠身者，多行不义的人恐怕会被汰除，这不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汰弱留强（强人不少是大坏蛋），而是业障净化的汰恶留善，留下“种子人类”。《佛说八大人觉经》有载：“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佛陀很早就叮嘱众生，风和日丽可能风暴骤起。郭俐伶居士在短讯中提出她的看法：“以戒为师，净化六根，精神内受，境不转心转。”最后一句最得我心。把握当下当从环保做起，日行一善，逆增上缘，每个人(或许多人)都那么想那么做，地球仍是有希望，人类还是有未来的。然则，我这种思想会否跌入另一种宗教式的“心理熨抚”？
黑天鹅事件
黑天鹅事件
线装情结:
2010/02/03 3:47:20 PM
●温任平
我们心目中只有白天鹅，因此当黑天鹅出现，大家以为它是黑鹅、大乌鸦或巨鸭，传统的观念让我们认定天鹅只有一类，就是白天鹅。因此当黑天鹅出现，它是个“意外”，是宗意想不到的事件。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有谁能预知一个在印尼出生、肯雅籍人有回教徒背景，一任参议员还未届满的黑人会当选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强：美国的总统？
中国的收紧信贷，增加银行的储备金，用刚性的政令要购买第二栋楼房者付40%首期，以致于奥巴马的医疗保健改革受挫，锐意改革银行体系，都算不上黑天鹅事件，因为自2009年12月以来，中国央行已明示或暗示会减少信贷，甚至在适当时候加息以遏制热钱泛滥。温家宝总理不止一次对中国经济过热表示关注。至于美国银行的信贷无度，执行人员的贪婪丑恶，多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曾力主美国银行不许碰 CDO， CDS 这类金融衍生产品。
激怒了奥巴马与经济智库
最近这几个月，由于美国利息已减至0.25%，华尔街及其他金融大亨拿到利息廉宜的美钞，涌入亚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炒作股票、期货赚取快钱，更是激怒奥巴马与他的经济智库。美国的一些银行与金融机构规模大到政府不能不救，奥巴马不愿被政府当“人质劫持”，终于出手对美国银行提出结构性的改革方案。由于事情发生之前，已有迹可寻，我们也只能以“灰天鹅”事件视之，它不是出奇不意，横空而出的黑天鹅事件。
美国的911，大马的513，陈水扁的被枪击都是黑天鹅事件，我们要有黑天鹅这个概念然后才可有“忧患意识”，对“无常”有更深刻的认识，思考如何防患于未然。1月23日傍晚9时，我心血来潮想去周五的市集走走，步行过马路的一瞬间，一部没开灯的旧摩托车疾驰而至，我被撞及足踝下腿受伤，我和驾摩多单车的老人都没跌倒，否则我们两个老家伙加上那部摩多车都极可能被后面赶路的车子辗过。我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卡缪（Alberc Camus），50岁不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没几年便不幸遇上车祸身亡。我不认为这是黑天鹅事件，因为在要过马路的前一刻，我的脑袋里曾出现自己被车子撞倒趴在地上的映象。它在我脑里清晰无比的出现，学佛的人不打讹话，千真万确，我的确看到自己被撞倒于地，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不知自己为何在接到动物性或灵界的警示后，居然还企图冲过繁忙的马路，仿佛有鬼魅在驱策着我自寻死路似的。
有征兆事件不是黑天鹅
凡是事先有征兆的事件的发生都不是黑天鹅。黑天鹅有时是反映在日常生活琐事当中。有一天我与某大学教授同车，教授50岁出头，出了名的好好先生，与他谈文论艺可谓赏心乐事，他冷静、分析力超强，能见微知著，言人所未能言。纵使我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辩析过程完全理性。我没想到他坐上车子不久，即开始骂那些路上的其他驾车人“愚蠢”、“笨拙”，明明可以超车却减速尾随的，他咬牙切齿的说：“这是阻碍地球在转！”；遇上开快车的，他又吼了一句：“这么快赶着去投胎吧！”。佛洛依德有所谓“本我”（id）一说，那是深层意识里的兽性。那天吉隆坡塞车得很，一路上听他骂口不绝，全程没一刻宁静，我只有心惊胆跳的份儿。一个平日温和而又那么有教养的人，驾车马上就走了样，出乎我意料之外。对我而言，那天遭遇到的确乎是黑天鹅事件。难怪有些行为良好的美国青少年学生，会在校园开枪射杀同学，人类性格里阴暗的本我 （id）经常是黑天鹅事件的肇因。爬虫类大脑 （reptilian brain）使教授朋友成了另外一个人。
比起911与陈水扁枪击，我的教授行径不过是只小黑天鹅，但是在农历新年大伙儿都驾车赶着回乡的公路，如果有许多这类小黑天鹅出现，交通意外率一定偏高，因交通意外而死亡的人数只增不减。这是逻辑的必然，莫非定律的显现。恐怖袭击、海啸、地震、洪涝、雪灾……过去是黑天鹅，近年来由于这些事件或现象频频发生，人们“心理上有了准备”，只能算是灰天鹅。我相信新年或其他佳节，公路上设电眼监察，加重超速罚款，应该能发挥相当程度的阻吓遏制作用，但要将一坐在驾驶盘前“人格就走样”的不少公路使用者，作出有效的心理调整，那要费上好几年的工夫。
上述都是负面的黑天鹅，但设计与企业创意很多时候都是一只又一只可爱的小黑天鹅。不少科学发明或发现，像跌在牛顿头上或他面前的苹果，使这位科学家发现了“地心吸力”。许多发明、发现或设计上的突破往往来自 Hugh Walpole 杜撰的一个字“不经意性”（Serendipity）。男性壮阳恩物的伟哥原来是抗高血压剂；佛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他的实验室里发现青霉素（Penicillin）弄脏了他的旧实验，而这青霉素竟然是伤寒病毒的克星。
线装情结:
2010/02/03 3:47:20 PM
●温任平
我们心目中只有白天鹅，因此当黑天鹅出现，大家以为它是黑鹅、大乌鸦或巨鸭，传统的观念让我们认定天鹅只有一类，就是白天鹅。因此当黑天鹅出现，它是个“意外”，是宗意想不到的事件。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有谁能预知一个在印尼出生、肯雅籍人有回教徒背景，一任参议员还未届满的黑人会当选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强：美国的总统？
中国的收紧信贷，增加银行的储备金，用刚性的政令要购买第二栋楼房者付40%首期，以致于奥巴马的医疗保健改革受挫，锐意改革银行体系，都算不上黑天鹅事件，因为自2009年12月以来，中国央行已明示或暗示会减少信贷，甚至在适当时候加息以遏制热钱泛滥。温家宝总理不止一次对中国经济过热表示关注。至于美国银行的信贷无度，执行人员的贪婪丑恶，多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曾力主美国银行不许碰 CDO， CDS 这类金融衍生产品。
激怒了奥巴马与经济智库
最近这几个月，由于美国利息已减至0.25%，华尔街及其他金融大亨拿到利息廉宜的美钞，涌入亚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炒作股票、期货赚取快钱，更是激怒奥巴马与他的经济智库。美国的一些银行与金融机构规模大到政府不能不救，奥巴马不愿被政府当“人质劫持”，终于出手对美国银行提出结构性的改革方案。由于事情发生之前，已有迹可寻，我们也只能以“灰天鹅”事件视之，它不是出奇不意，横空而出的黑天鹅事件。
美国的911，大马的513，陈水扁的被枪击都是黑天鹅事件，我们要有黑天鹅这个概念然后才可有“忧患意识”，对“无常”有更深刻的认识，思考如何防患于未然。1月23日傍晚9时，我心血来潮想去周五的市集走走，步行过马路的一瞬间，一部没开灯的旧摩托车疾驰而至，我被撞及足踝下腿受伤，我和驾摩多单车的老人都没跌倒，否则我们两个老家伙加上那部摩多车都极可能被后面赶路的车子辗过。我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卡缪（Alberc Camus），50岁不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没几年便不幸遇上车祸身亡。我不认为这是黑天鹅事件，因为在要过马路的前一刻，我的脑袋里曾出现自己被车子撞倒趴在地上的映象。它在我脑里清晰无比的出现，学佛的人不打讹话，千真万确，我的确看到自己被撞倒于地，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不知自己为何在接到动物性或灵界的警示后，居然还企图冲过繁忙的马路，仿佛有鬼魅在驱策着我自寻死路似的。
有征兆事件不是黑天鹅
凡是事先有征兆的事件的发生都不是黑天鹅。黑天鹅有时是反映在日常生活琐事当中。有一天我与某大学教授同车，教授50岁出头，出了名的好好先生，与他谈文论艺可谓赏心乐事，他冷静、分析力超强，能见微知著，言人所未能言。纵使我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辩析过程完全理性。我没想到他坐上车子不久，即开始骂那些路上的其他驾车人“愚蠢”、“笨拙”，明明可以超车却减速尾随的，他咬牙切齿的说：“这是阻碍地球在转！”；遇上开快车的，他又吼了一句：“这么快赶着去投胎吧！”。佛洛依德有所谓“本我”（id）一说，那是深层意识里的兽性。那天吉隆坡塞车得很，一路上听他骂口不绝，全程没一刻宁静，我只有心惊胆跳的份儿。一个平日温和而又那么有教养的人，驾车马上就走了样，出乎我意料之外。对我而言，那天遭遇到的确乎是黑天鹅事件。难怪有些行为良好的美国青少年学生，会在校园开枪射杀同学，人类性格里阴暗的本我 （id）经常是黑天鹅事件的肇因。爬虫类大脑 （reptilian brain）使教授朋友成了另外一个人。
比起911与陈水扁枪击，我的教授行径不过是只小黑天鹅，但是在农历新年大伙儿都驾车赶着回乡的公路，如果有许多这类小黑天鹅出现，交通意外率一定偏高，因交通意外而死亡的人数只增不减。这是逻辑的必然，莫非定律的显现。恐怖袭击、海啸、地震、洪涝、雪灾……过去是黑天鹅，近年来由于这些事件或现象频频发生，人们“心理上有了准备”，只能算是灰天鹅。我相信新年或其他佳节，公路上设电眼监察，加重超速罚款，应该能发挥相当程度的阻吓遏制作用，但要将一坐在驾驶盘前“人格就走样”的不少公路使用者，作出有效的心理调整，那要费上好几年的工夫。
上述都是负面的黑天鹅，但设计与企业创意很多时候都是一只又一只可爱的小黑天鹅。不少科学发明或发现，像跌在牛顿头上或他面前的苹果，使这位科学家发现了“地心吸力”。许多发明、发现或设计上的突破往往来自 Hugh Walpole 杜撰的一个字“不经意性”（Serendipity）。男性壮阳恩物的伟哥原来是抗高血压剂；佛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他的实验室里发现青霉素（Penicillin）弄脏了他的旧实验，而这青霉素竟然是伤寒病毒的克星。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