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火鸡效应
线装情结:
2009/12/30 2:35:58 PM
●温任平
2012年离开现在不远，根据马雅人的推算，当前的人类文明将在2012年12月21日结束，另一形态的人类文明将继之肇始。马雅历法是有人类文明史以来最精准的历法之一，而从1992年以迄2012年是进入人类文明演化最后的阶段。这20年期间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好的方面包括科技的发展与更新，坏的方面是天灾人祸，战乱浩劫。愈是接近2012年，各种变异的现象愈是明显，近几年来各种流感肆虐，全球许多地区气候异常，酷夏与寒冬更迭，中国境内一些省份面对久旱无雨，另一些省分却豪雨连绵造成洪涝汹涌。2008年冬美国次贷危机终于失控，迅速蔓延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凡此种种，都是2012年大周期前出现的大变动。
暴风雨前的寂静
人类的学习多属“后向学习”（backward learning），我们相信历史极可能重演，我们从小到大被提醒与告诫“从经验中学习”（learn from experience），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却充满了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二战美日交锋，日本仅摧毁了珍珠港海军基地，美国本土从来不曾被袭击，2001年的911事件突然爆发，美国顶尖的白宫幕僚与专研战略的军事专家完全无法从（过去的）历史找到线索美国本土将会受到那样的打击。中国有句智慧语：“暴风雨前的寂静”，把这句话用在英美等国家的情境中，一只在感恩节将被宰杀的火鸡，在这之前火鸡会受到优渥的待遇，喂食丰足，而且愈接近感恩节，主人对它愈是友善。火鸡如果也像人类一样懂得思想与回应，它会觉得主人对它愈来愈好，它对主人的信任与日俱增，吊诡的是，它的安全感与危机的逼近成正比。当火鸡“受宠有加”之际，正是它即将要上“断头台”之时。
“后向学习”的危险或可从航海史上无人不知的史密斯船长的一番话体会出来。史密斯于1907年说：“……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任何事故。我在海上那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船只出事。我没见过沉船，我的船也从未沉过，我甚至未碰过任何有沉船之虞的危险。”这位从过去的经验判断沉船乃不可能的，是铁达尼号船长，豪华而坚固的铁达尼号于1912年撞上冰山而沉没。1987年发生自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以来最恐怖的股市狂泻，著名的投资大师彼得林徐（Peter Lynch）刚好离美赴欧度假。彼得在华尔街有股神之称，写过多本投资策略的畅销书，他怎么可能丝毫看不出股市即将崩溃的蛛丝马迹？看不出就是看不出，预测是十分困难的。许多事件的发生，我们无法从“后向学习”那儿温故而知新。我无意挑战或颠覆孔夫子“温故知新”的道理，但生命现象、生活遭遇充满了许多的“随机性”（randomness），有关出奇不意爆发的黑天鹅事件与效应，塔列 (Nassim N. Taleb) 的近著《The Black Swan：the l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是绝佳的读物。
金融活动千汇万状
金融与商业投机与投资，有所谓风险管理，即所谓 risk management。2006年9月“红苋基金”（Amaranth Fund）在数日内因投资/投机失误蚀掉70亿羌元而结束营业，在几天内亏掉70亿刷新了交易史的新记录。在情况失控之前红苋管理层还向投资者大派定心丸，声称该基金有12名专业的风险管理经理监督交易，公司不会出岔。这批风险管理专家依赖的是过去的各种数据与资讯。今日的金融活动千汇万状，即使你把国内外的全部重要报章与权威经济杂志都搜集齐备，这些报章杂志里头的资讯都是“过去式”的资讯，而我们面对是每天都在变而且变化诡谲的经济生态与交易环境。
笔者不是股市大鳄乔治索罗斯的崇拜者，我对这位金融殂击手的观察是，他是那种在“后向学习”中找出每一次错误的根源的那种人，每次投机失误都是因为自己判断出了问题，索罗斯没有怨天尤人。这种人在惊涛骇浪的全球金融博弈往往能在最后胜出。一个人现在成功并不等于他未来会继续成功。好景不常，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由于对当前乐观而对将来缺乏警惕意识，那是人类性格一大缺憾。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所以谈不拢，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人类的自私与各国的危机意识不足。
塔列说得好：“对未来的了解，如果要达到能够预测未来的程度，那么你必须具备来自该未来本身的元素。”我们对2012年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可以学习索罗斯式的自省与反思，从近十年来的天灾人祸包括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食物劣化还有连绵不绝的恐怖袭击与战争，探测人类可能面对怎样的一个未来。2012年不一定是末世年限，但它的被提出并被拍成电影有它一定的警示作用：1000天都平安无事（还记得感恩节前那只快乐的火鸡吗？），1001天就出事了，而且还是灾难规模的大事。
2009年12月30日星期三
天狼星诗社：“神话王国模式”的兴衰
天狼星诗社：“神话王国模式”的兴衰
温任平
天狼星诗社的存在除了提供年轻作者某种“文学启蒙”外，还以事实证明了：年轻人具备为追寻理想而忍受生活煎熬的浪漫热情和赤枕。
与报馆的朋友在电话里谈起“新山模式”，朋友说“你和你的朋友也可以搞一个怡保模式啊。”我告之以当前怡市锡业不振，屋业萧条，赞助人难求，表示“怡保模式”实无力促就。口里解释，心里却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当年创立的天狼星诗社，那个“神话王国模式”。我，也曾经是文化模式的建构份子。我心里想，却没敢说出来。
“神话王国”这一称谓，引自赖瑞和在学报月刊1973年6月号的一篇特访题目：<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赖瑞和的看法如下：
“20世纪的文人都是有点怀念过去的，有点nostalgic的，总想拥有自己一个神话世界。而二十世纪的文人更是一批需要爬进他们各自的神话世界的动物。一旦经营好一个神话世界，在西方，叶慈可以写他的Sailing to Byzantine或The Second Coming，卡夫卡可以写他的《审判》；在东方，施叔青可以写她的<约伯的末裔>，七等生可以写他的寓言小说。也许就在这种‘神话’意念下，霹雳有一群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天狼星诗社，向外面的世界摆了一个‘神话的姿势’。”
“这是一个有纪律有秩序的世界。……天狼星诗社及其分社的社员，得经常有创作，才不致被淘汰出去。他们每两个星期需交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篇小说，然后彼此交换、传阅、修改、讨论。”
出版手抄本《绿洲》
“在天狼星诗社的总社长温任平的领导下，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分工合作，默默创作，并且编了一本手抄（偶尔也油印）的刊物《绿洲》，从1967年开始至今，一出便出了25期。在印刷业发达的时代，居然有人以手抄方式来出版刊物，从现实的眼光看来，真是一则神话。但他们却以这种方式，维持了他们不断创作的决心，沉醉在他们的快乐世界里面。”
“……除了编刊物外，他们还举行座谈会，爬山、野餐等活动。这些座谈会的记录，有些已经发表在《教与学月刊》及《蕉风月刊》上。”
“这种干劲，得有一种自以为是、牢不可破的信念来支持。这种信念，多少有点youthful romantism, idealism，不理会现实考虑的意味。但只要他们不爬出由这种信念所支持的神话王国，他们便可以默默创作，快乐而认真的做他们的事，一如《仲夏夜之梦》以后会发生的事。”
“唐宋八大家会议”
重读赖瑞和的文章，我的心里涌起许多异样的感触。瑞和的特稿发表于1973年6月，那年年底，天狼星的分社增至10个。温瑞安的书房墙壁辟了一个“振眉诗墙”，用壁报方式“发表”社员的重要作品。我本身则每月召开一项文学精英会议，这会议只许8位表现特出的社员参与。8位社员每月都得交上一篇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创作，影印成八份，在会议上传阅讨论，由我负责甄选出最佳作品。大家把是项文学聚会称为“唐宋八大家会议”。年轻人逞才使气，只看“唐宋八大家”聚会，便可想见一斑。记得温瑞安的第一篇魔幻小说<凿痕>，方娥真的散文<长明灯>，黄昏星的诗<最后一条街>都曾先后在“唐宋八大家”月聚上先后夺取过最佳创作奖。
天狼星诗社一直在做着《仲夏夜之梦》，第一次梦醒是在瑞安、娥真、李宗舜、周清啸、廖雁平等人赴台深造不久后发生。我与瑞安为了殷建波与1975年辍学赴台事件闹得极不愉快。瑞安在台另创神州诗社。天狼星诗社一夜之间垮了半壁河山，幸亏仍有张树林、沈穿心、洪而亮、谢川成、黄海明、叶锦来、蓝启元、蓝薇、冬竹、郑荣香、孤秋、朝浪、潘天生、川草、凌如浪、林秋月、心茹等人撑住局面。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事纠纷开始冲击我们的神话王国。为了面对一个“没有了温瑞安”的天狼星新形势，我定下了1978年的整顿计划，于该年诗人节宣诗社进入“中兴时期”。1978、1979、1980年我和诗社几名成员，一口气策划出版了超过十本书，《大马新锐诗选》《天狼星诗选》都在这期间先后面世。1979年6月的诗人节，我在金马仑的聚会上宣称诗社晋入“起飞阶段”。
结婚是写作的坟墓
诗社于80年代初培植了好些文学新血，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张允秀、吴结心、廖牵心、游以飘、张芷乐等潜质可期的写作人才。但我这时对整个神话王国模式的有效操作，信心动摇。许多社员在工作、家庭的压力下打退堂鼓，女社员在婚后全部（注意“全部”这两个字）淡出文学界，包括被何棨良誉为“有潜力摇身一变为另一个Emily Dickinson”的蓝薇、林秋月、郑荣香（飘云）都逃不过这公式，甚至一向执著坚持的蓝雨亭在订婚之后亦来信表示尊重未来夫婿的意愿告别文坛。许多理想和现实无法取得协调。
为了扭转颓势，我与张树林、沈穿心、孤秋、暮静、潮浪等人在安顺成立了一家“世纪文化公司”售卖现代文学书刊，希望拥有一个据点，加强社员的凝聚力。可惜生意蹇滞，经营未善，不久便倒闭。诗社社员劳燕分飞，各奔前程，任何神话都阻止不了它花果飘零的命运，片片剥落，诗社甚至没有能力提供社员小小的安身之所。
我不知道将来的天狼星诗社，会作出怎样的蜕变，不过我想它已经不能再靠过去那个神话模式生存、发展。它必须面对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现实是它的根源，也是它的梦境，天狼星的前景是好是歹，也许一两年内情况会转为明朗化，那时再说吧！
20.8.1989
温任平
天狼星诗社的存在除了提供年轻作者某种“文学启蒙”外，还以事实证明了：年轻人具备为追寻理想而忍受生活煎熬的浪漫热情和赤枕。
与报馆的朋友在电话里谈起“新山模式”，朋友说“你和你的朋友也可以搞一个怡保模式啊。”我告之以当前怡市锡业不振，屋业萧条，赞助人难求，表示“怡保模式”实无力促就。口里解释，心里却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当年创立的天狼星诗社，那个“神话王国模式”。我，也曾经是文化模式的建构份子。我心里想，却没敢说出来。
“神话王国”这一称谓，引自赖瑞和在学报月刊1973年6月号的一篇特访题目：<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赖瑞和的看法如下：
“20世纪的文人都是有点怀念过去的，有点nostalgic的，总想拥有自己一个神话世界。而二十世纪的文人更是一批需要爬进他们各自的神话世界的动物。一旦经营好一个神话世界，在西方，叶慈可以写他的Sailing to Byzantine或The Second Coming，卡夫卡可以写他的《审判》；在东方，施叔青可以写她的<约伯的末裔>，七等生可以写他的寓言小说。也许就在这种‘神话’意念下，霹雳有一群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天狼星诗社，向外面的世界摆了一个‘神话的姿势’。”
“这是一个有纪律有秩序的世界。……天狼星诗社及其分社的社员，得经常有创作，才不致被淘汰出去。他们每两个星期需交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篇小说，然后彼此交换、传阅、修改、讨论。”
出版手抄本《绿洲》
“在天狼星诗社的总社长温任平的领导下，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分工合作，默默创作，并且编了一本手抄（偶尔也油印）的刊物《绿洲》，从1967年开始至今，一出便出了25期。在印刷业发达的时代，居然有人以手抄方式来出版刊物，从现实的眼光看来，真是一则神话。但他们却以这种方式，维持了他们不断创作的决心，沉醉在他们的快乐世界里面。”
“……除了编刊物外，他们还举行座谈会，爬山、野餐等活动。这些座谈会的记录，有些已经发表在《教与学月刊》及《蕉风月刊》上。”
“这种干劲，得有一种自以为是、牢不可破的信念来支持。这种信念，多少有点youthful romantism, idealism，不理会现实考虑的意味。但只要他们不爬出由这种信念所支持的神话王国，他们便可以默默创作，快乐而认真的做他们的事，一如《仲夏夜之梦》以后会发生的事。”
“唐宋八大家会议”
重读赖瑞和的文章，我的心里涌起许多异样的感触。瑞和的特稿发表于1973年6月，那年年底，天狼星的分社增至10个。温瑞安的书房墙壁辟了一个“振眉诗墙”，用壁报方式“发表”社员的重要作品。我本身则每月召开一项文学精英会议，这会议只许8位表现特出的社员参与。8位社员每月都得交上一篇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创作，影印成八份，在会议上传阅讨论，由我负责甄选出最佳作品。大家把是项文学聚会称为“唐宋八大家会议”。年轻人逞才使气，只看“唐宋八大家”聚会，便可想见一斑。记得温瑞安的第一篇魔幻小说<凿痕>，方娥真的散文<长明灯>，黄昏星的诗<最后一条街>都曾先后在“唐宋八大家”月聚上先后夺取过最佳创作奖。
天狼星诗社一直在做着《仲夏夜之梦》，第一次梦醒是在瑞安、娥真、李宗舜、周清啸、廖雁平等人赴台深造不久后发生。我与瑞安为了殷建波与1975年辍学赴台事件闹得极不愉快。瑞安在台另创神州诗社。天狼星诗社一夜之间垮了半壁河山，幸亏仍有张树林、沈穿心、洪而亮、谢川成、黄海明、叶锦来、蓝启元、蓝薇、冬竹、郑荣香、孤秋、朝浪、潘天生、川草、凌如浪、林秋月、心茹等人撑住局面。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事纠纷开始冲击我们的神话王国。为了面对一个“没有了温瑞安”的天狼星新形势，我定下了1978年的整顿计划，于该年诗人节宣诗社进入“中兴时期”。1978、1979、1980年我和诗社几名成员，一口气策划出版了超过十本书，《大马新锐诗选》《天狼星诗选》都在这期间先后面世。1979年6月的诗人节，我在金马仑的聚会上宣称诗社晋入“起飞阶段”。
结婚是写作的坟墓
诗社于80年代初培植了好些文学新血，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张允秀、吴结心、廖牵心、游以飘、张芷乐等潜质可期的写作人才。但我这时对整个神话王国模式的有效操作，信心动摇。许多社员在工作、家庭的压力下打退堂鼓，女社员在婚后全部（注意“全部”这两个字）淡出文学界，包括被何棨良誉为“有潜力摇身一变为另一个Emily Dickinson”的蓝薇、林秋月、郑荣香（飘云）都逃不过这公式，甚至一向执著坚持的蓝雨亭在订婚之后亦来信表示尊重未来夫婿的意愿告别文坛。许多理想和现实无法取得协调。
为了扭转颓势，我与张树林、沈穿心、孤秋、暮静、潮浪等人在安顺成立了一家“世纪文化公司”售卖现代文学书刊，希望拥有一个据点，加强社员的凝聚力。可惜生意蹇滞，经营未善，不久便倒闭。诗社社员劳燕分飞，各奔前程，任何神话都阻止不了它花果飘零的命运，片片剥落，诗社甚至没有能力提供社员小小的安身之所。
我不知道将来的天狼星诗社，会作出怎样的蜕变，不过我想它已经不能再靠过去那个神话模式生存、发展。它必须面对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现实是它的根源，也是它的梦境，天狼星的前景是好是歹，也许一两年内情况会转为明朗化，那时再说吧！
20.8.1989
天狼星诗社：“神话王国模式”的兴衰
天狼星诗社：“神话王国模式”的兴衰
温任平
天狼星诗社的存在除了提供年轻作者某种“文学启蒙”外，还以事实证明了：年轻人具备为追寻理想而忍受生活煎熬的浪漫热情和赤枕。
与报馆的朋友在电话里谈起“新山模式”，朋友说“你和你的朋友也可以搞一个怡保模式啊。”我告之以当前怡市锡业不振，屋业萧条，赞助人难求，表示“怡保模式”实无力促就。口里解释，心里却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当年创立的天狼星诗社，那个“神话王国模式”。我，也曾经是文化模式的建构份子。我心里想，却没敢说出来。
“神话王国”这一称谓，引自赖瑞和在学报月刊1973年6月号的一篇特访题目：<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赖瑞和的看法如下：
“20世纪的文人都是有点怀念过去的，有点nostalgic的，总想拥有自己一个神话世界。而二十世纪的文人更是一批需要爬进他们各自的神话世界的动物。一旦经营好一个神话世界，在西方，叶慈可以写他的Sailing to Byzantine或The Second Coming，卡夫卡可以写他的《审判》；在东方，施叔青可以写她的<约伯的末裔>，七等生可以写他的寓言小说。也许就在这种‘神话’意念下，霹雳有一群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天狼星诗社，向外面的世界摆了一个‘神话的姿势’。”
“这是一个有纪律有秩序的世界。……天狼星诗社及其分社的社员，得经常有创作，才不致被淘汰出去。他们每两个星期需交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篇小说，然后彼此交换、传阅、修改、讨论。”
出版手抄本《绿洲》
“在天狼星诗社的总社长温任平的领导下，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分工合作，默默创作，并且编了一本手抄（偶尔也油印）的刊物《绿洲》，从1967年开始至今，一出便出了25期。在印刷业发达的时代，居然有人以手抄方式来出版刊物，从现实的眼光看来，真是一则神话。但他们却以这种方式，维持了他们不断创作的决心，沉醉在他们的快乐世界里面。”
“……除了编刊物外，他们还举行座谈会，爬山、野餐等活动。这些座谈会的记录，有些已经发表在《教与学月刊》及《蕉风月刊》上。”
“这种干劲，得有一种自以为是、牢不可破的信念来支持。这种信念，多少有点youthful romantism, idealism，不理会现实考虑的意味。但只要他们不爬出由这种信念所支持的神话王国，他们便可以默默创作，快乐而认真的做他们的事，一如《仲夏夜之梦》以后会发生的事。”
“唐宋八大家会议”
重读赖瑞和的文章，我的心里涌起许多异样的感触。瑞和的特稿发表于1973年6月，那年年底，天狼星的分社增至10个。温瑞安的书房墙壁辟了一个“振眉诗墙”，用壁报方式“发表”社员的重要作品。我本身则每月召开一项文学精英会议，这会议只许8位表现特出的社员参与。8位社员每月都得交上一篇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创作，影印成八份，在会议上传阅讨论，由我负责甄选出最佳作品。大家把是项文学聚会称为“唐宋八大家会议”。年轻人逞才使气，只看“唐宋八大家”聚会，便可想见一斑。记得温瑞安的第一篇魔幻小说<凿痕>，方娥真的散文<长明灯>，黄昏星的诗<最后一条街>都曾先后在“唐宋八大家”月聚上先后夺取过最佳创作奖。
天狼星诗社一直在做着《仲夏夜之梦》，第一次梦醒是在瑞安、娥真、李宗舜、周清啸、廖雁平等人赴台深造不久后发生。我与瑞安为了殷建波与1975年辍学赴台事件闹得极不愉快。瑞安在台另创神州诗社。天狼星诗社一夜之间垮了半壁河山，幸亏仍有张树林、沈穿心、洪而亮、谢川成、黄海明、叶锦来、蓝启元、蓝薇、冬竹、郑荣香、孤秋、朝浪、潘天生、川草、凌如浪、林秋月、心茹等人撑住局面。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事纠纷开始冲击我们的神话王国。为了面对一个“没有了温瑞安”的天狼星新形势，我定下了1978年的整顿计划，于该年诗人节宣诗社进入“中兴时期”。1978、1979、1980年我和诗社几名成员，一口气策划出版了超过十本书，《大马新锐诗选》《天狼星诗选》都在这期间先后面世。1979年6月的诗人节，我在金马仑的聚会上宣称诗社晋入“起飞阶段”。
结婚是写作的坟墓
诗社于80年代初培植了好些文学新血，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张允秀、吴结心、廖牵心、游以飘、张芷乐等潜质可期的写作人才。但我这时对整个神话王国模式的有效操作，信心动摇。许多社员在工作、家庭的压力下打退堂鼓，女社员在婚后全部（注意“全部”这两个字）淡出文学界，包括被何棨良誉为“有潜力摇身一变为另一个Emily Dickinson”的蓝薇、林秋月、郑荣香（飘云）都逃不过这公式，甚至一向执著坚持的蓝雨亭在订婚之后亦来信表示尊重未来夫婿的意愿告别文坛。许多理想和现实无法取得协调。
为了扭转颓势，我与张树林、沈穿心、孤秋、暮静、潮浪等人在安顺成立了一家“世纪文化公司”售卖现代文学书刊，希望拥有一个据点，加强社员的凝聚力。可惜生意蹇滞，经营未善，不久便倒闭。诗社社员劳燕分飞，各奔前程，任何神话都阻止不了它花果飘零的命运，片片剥落，诗社甚至没有能力提供社员小小的安身之所。
我不知道将来的天狼星诗社，会作出怎样的蜕变，不过我想它已经不能再靠过去那个神话模式生存、发展。它必须面对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现实是它的根源，也是它的梦境，天狼星的前景是好是歹，也许一两年内情况会转为明朗化，那时再说吧！
20.8.1989
温任平
天狼星诗社的存在除了提供年轻作者某种“文学启蒙”外，还以事实证明了：年轻人具备为追寻理想而忍受生活煎熬的浪漫热情和赤枕。
与报馆的朋友在电话里谈起“新山模式”，朋友说“你和你的朋友也可以搞一个怡保模式啊。”我告之以当前怡市锡业不振，屋业萧条，赞助人难求，表示“怡保模式”实无力促就。口里解释，心里却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当年创立的天狼星诗社，那个“神话王国模式”。我，也曾经是文化模式的建构份子。我心里想，却没敢说出来。
“神话王国”这一称谓，引自赖瑞和在学报月刊1973年6月号的一篇特访题目：<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赖瑞和的看法如下：
“20世纪的文人都是有点怀念过去的，有点nostalgic的，总想拥有自己一个神话世界。而二十世纪的文人更是一批需要爬进他们各自的神话世界的动物。一旦经营好一个神话世界，在西方，叶慈可以写他的Sailing to Byzantine或The Second Coming，卡夫卡可以写他的《审判》；在东方，施叔青可以写她的<约伯的末裔>，七等生可以写他的寓言小说。也许就在这种‘神话’意念下，霹雳有一群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天狼星诗社，向外面的世界摆了一个‘神话的姿势’。”
“这是一个有纪律有秩序的世界。……天狼星诗社及其分社的社员，得经常有创作，才不致被淘汰出去。他们每两个星期需交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篇小说，然后彼此交换、传阅、修改、讨论。”
出版手抄本《绿洲》
“在天狼星诗社的总社长温任平的领导下，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分工合作，默默创作，并且编了一本手抄（偶尔也油印）的刊物《绿洲》，从1967年开始至今，一出便出了25期。在印刷业发达的时代，居然有人以手抄方式来出版刊物，从现实的眼光看来，真是一则神话。但他们却以这种方式，维持了他们不断创作的决心，沉醉在他们的快乐世界里面。”
“……除了编刊物外，他们还举行座谈会，爬山、野餐等活动。这些座谈会的记录，有些已经发表在《教与学月刊》及《蕉风月刊》上。”
“这种干劲，得有一种自以为是、牢不可破的信念来支持。这种信念，多少有点youthful romantism, idealism，不理会现实考虑的意味。但只要他们不爬出由这种信念所支持的神话王国，他们便可以默默创作，快乐而认真的做他们的事，一如《仲夏夜之梦》以后会发生的事。”
“唐宋八大家会议”
重读赖瑞和的文章，我的心里涌起许多异样的感触。瑞和的特稿发表于1973年6月，那年年底，天狼星的分社增至10个。温瑞安的书房墙壁辟了一个“振眉诗墙”，用壁报方式“发表”社员的重要作品。我本身则每月召开一项文学精英会议，这会议只许8位表现特出的社员参与。8位社员每月都得交上一篇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创作，影印成八份，在会议上传阅讨论，由我负责甄选出最佳作品。大家把是项文学聚会称为“唐宋八大家会议”。年轻人逞才使气，只看“唐宋八大家”聚会，便可想见一斑。记得温瑞安的第一篇魔幻小说<凿痕>，方娥真的散文<长明灯>，黄昏星的诗<最后一条街>都曾先后在“唐宋八大家”月聚上先后夺取过最佳创作奖。
天狼星诗社一直在做着《仲夏夜之梦》，第一次梦醒是在瑞安、娥真、李宗舜、周清啸、廖雁平等人赴台深造不久后发生。我与瑞安为了殷建波与1975年辍学赴台事件闹得极不愉快。瑞安在台另创神州诗社。天狼星诗社一夜之间垮了半壁河山，幸亏仍有张树林、沈穿心、洪而亮、谢川成、黄海明、叶锦来、蓝启元、蓝薇、冬竹、郑荣香、孤秋、朝浪、潘天生、川草、凌如浪、林秋月、心茹等人撑住局面。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事纠纷开始冲击我们的神话王国。为了面对一个“没有了温瑞安”的天狼星新形势，我定下了1978年的整顿计划，于该年诗人节宣诗社进入“中兴时期”。1978、1979、1980年我和诗社几名成员，一口气策划出版了超过十本书，《大马新锐诗选》《天狼星诗选》都在这期间先后面世。1979年6月的诗人节，我在金马仑的聚会上宣称诗社晋入“起飞阶段”。
结婚是写作的坟墓
诗社于80年代初培植了好些文学新血，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张允秀、吴结心、廖牵心、游以飘、张芷乐等潜质可期的写作人才。但我这时对整个神话王国模式的有效操作，信心动摇。许多社员在工作、家庭的压力下打退堂鼓，女社员在婚后全部（注意“全部”这两个字）淡出文学界，包括被何棨良誉为“有潜力摇身一变为另一个Emily Dickinson”的蓝薇、林秋月、郑荣香（飘云）都逃不过这公式，甚至一向执著坚持的蓝雨亭在订婚之后亦来信表示尊重未来夫婿的意愿告别文坛。许多理想和现实无法取得协调。
为了扭转颓势，我与张树林、沈穿心、孤秋、暮静、潮浪等人在安顺成立了一家“世纪文化公司”售卖现代文学书刊，希望拥有一个据点，加强社员的凝聚力。可惜生意蹇滞，经营未善，不久便倒闭。诗社社员劳燕分飞，各奔前程，任何神话都阻止不了它花果飘零的命运，片片剥落，诗社甚至没有能力提供社员小小的安身之所。
我不知道将来的天狼星诗社，会作出怎样的蜕变，不过我想它已经不能再靠过去那个神话模式生存、发展。它必须面对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现实是它的根源，也是它的梦境，天狼星的前景是好是歹，也许一两年内情况会转为明朗化，那时再说吧！
20.8.1989
1980年代的文学扎根工程——天狼星诗社的角色扮演
1980年代的文学扎根工程——天狼星诗社的角色扮演
温任平
1980年， 是天狼星诗社挥别1970年代的第一年，论者每每认为诗社的力量肇端于1970年代初，到了1979年11月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把第二届文学奖的团体奖（马币两千元）颁给天狼星，诗社从发轫到绚烂，整个周期便算完成。其实这是“想当然耳”的臆测之词。
史迹斑斑，文献可征。1980年代3月我与蓝启元、谢川成编的《愤怒的回顾：马华现代文学21周年纪念专册》，以二十一岁为成年人的视角审视现代文学在诗、散文、小说三方面的成绩。我们也以面谈与笔谈的方式访问了姚拓、钟夏田、王润华、郑良树、吴天才、李锦宗、杨升桥、陈徽崇、叶啸、宋子衡等十位文教界人士，由他们发表对现代文学的意见或看法。
1981年年秒，天狼星与陈徽崇领导的“百啭合唱团”把现代诗谱曲制成唱片卡带，我撰写的<惊喜的星光>成了诗社社歌。一个文学团体有自己的社歌，这是组织强化，艺术探索多元化的明显趋势。程可欣、林若隐、廖牵心、胡丽庄、吴缓慕后来也为社友的诗作谱曲，格调走的是校园民歌的路数，与徽崇兄的艺术歌曲不同，唯现代诗的可诵可唱，确乎有助于诗的传播与感染。1982年，我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语言文教组主任的名义，邀请台湾的余光中来马在三春礼堂演讲，演讲过后的特别节目，是男高音陈强喜唱张树林的诗《记忆的树》，陈可欣姐妹以吉他伴奏吟唱余光中的名作《风铃》。当时在场的文协听觉艺术组主任声乐家邱淑明，亲口向我表示，她相当喜欢这种别开生面的诗的发表方式。
资源互补的结果
我之所以加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并于1982年3月成立霹雳州分会担任主席，由谢玉麟校长担任副主席，正副秘书由张树林、谢川成领衔，因为年近四十的我，逐渐看出诗社的结构性缺憾。诗社成员大多是学生，经济能力太弱，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它可以发展拓宽的空间已臻极限，天狼星要能突破，非把力量注入另一个规模庞大、人力物力充沛的社团不可。但我无意解散诗社，反而借助文协、天狼星两方面的资源互补把一些活动办得更有声有色。1981年谢川成荣获文协总会颁发的文学评论奖，1982年天狼星第二度夺得文协总会颁发的团体奖，同年张树林获得文协总会的诗奖，1984年谢川成又获文协总会诗奖，如果“作品本身是最雄辩的”，那么1980年代上半叶的诗社成员确乎以他们的作品，证明他们的诗艺表现不俗。
上文谈1970年代的文学行动主义，特别凸出诗社编纂的两部诗选，一为出版于1974年的《大马诗选》，一为1979年的《天狼星诗选》，我忘了提1978年出版的《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新锐诗选的纂编作用有二，一是填补《大马诗选》的可能遗漏，像年纪比我大、出道比我早的漠北羊便是一例。而且从1974到1978年的五载，正足以构成诗的新一代，像林燕何、沙禽、张锦忠、郑玉礼、何棨良、林秋月、冬竹、蓝薇、郑荣香、沈穿心、谢川成、陈明发……等二十三位诗人必须要有另一部诗选容纳他们。
张锦忠于<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提到：“散播现代主义理念的文化人，尽管心存典律焦虑，在典律建构方面的努力，显然不够全面。”（见《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页232，留台联总，1999），他的判断说中了一些事实：首先是《大马诗选》与《大马新锐诗选》收入五十家诗，唯基于各种因素，白垚、叶曼沙、何乃健、陈正欣、黄远雄等五家诗始终未能一网包罗，这是一大遗憾。其二是在我担任文协语言文学组主任期间，虽然竭尽所能希望能编出一套四册的《马华现代文学选》，唯是项计划先受阻于文协理事会，我被指示把书名《马华现代文学选》改为《马华当代文学选》。一字之别，编撰选稿的方针却不得不修正。1984年、1985年文协先后出版了文选的小说与散文部分，却因经费支绌无法出齐选集的诗及文学评论部分，成了张锦忠所指陈的“未竟之功”的佐证。
校园文学风行十载
遗憾的不仅是这些，1984年是马华现代文学运动的二十五周年，文协霹州分会在怡东大酒店召开<第一届全国现代文学会议>，分诗、散文、小说三组，邀得六十位作家参与其事，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的成绩与未来发展作出估衡，勾划版图。可惜两天的会议各组整理出来的报告都是急就章，无法像《愤怒的回顾》那样可以纂编成书作为文献。选集的编纂与会议的举办都是现代文学的扎根工程，成果都不够理想。
文学会议沦为“表面风光”之后，我们嗣后在邦咯岛、安顺、金马仑等地举行的文学聚会，便不再邀部长开幕，而强调会议的内容实质，并邀得文学界的友好包括永乐多斯、陈应德、傅承得、祝家华、沈钧庭、潜默等助阵，提呈论文，发表演说。这个阶段的诗社新一代成员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张允秀、郑月蕾、张芷乐、游以飘、吴缓慕、袁钻英、丘云笺、陈钟铭、廖牵心……等二十余人，他们陆续在国内报章文艺副刊发表作品，文学的须伸向四方。
在社会网络的联系上，树林的能力远比我强，我带进来的大多是我的学生，树林则广结善缘，把蓝薇、冬竹、飘云、川草、许友彬、绿沙、朝旭、风客、千帆、亦笔、李木真、蓝雨亭、林添拱、叶河、叶瓦、桑灵子、雷似痴、陈强华、黄英俊、淡灵、弋湘月等人都引介入天狼星。文学扎根的根有多深，殊难衡测。上述社员（前社员）今日是四十岁上下的少壮派，分布于各行各业，当中以服务于教育界与媒体者人数最多。
较易衡量或评估的是1985年添拱、可欣、若隐、一翔、允秀、嫦好等先后进入马大深造，与马大一群朋友包括骆耀庭、陈全兴、潘碧华、庄松华、林云龙等的文学因缘。他们联手成立了“马大文友会”，1985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的“文学双周”，后来这项节目还成了中文系的常年活动之一。从文学扎根到文学深造，若隐、嫦好等六人的努力，功不可没。文友会的成立掀起校园文学之风，从1980年代中叶的初绽一直延续到1995年才出现力弱退潮的现象。校园作家出了数十本书，有些是大专文学奖的佳作合集。
谢川成的努力重点在穿针引线，联系陈石川、潜默、张锦良进行《多面的缪斯》的中巫英三语翻译，并在1985年6月6日诗人节推出。这部三语诗选可谓马华文坛的创举，川成是以另一种方式为马华现代文学扎根，经营筹划过程艰苦，希望这部三语诗集能在国内文坛引起他族人士的注意。
1988年川成出版诗集《夜观星象》，1989年5月潜默出版诗《焚书记》，同年8月川成的学生谢双发自资印行《江山改》，唯1989年11月杪我远赴吉隆坡尊孔国中教书，诗社力量终于星散。
诗社的式微，除了社员就业，兴趣转移、婚嫁诸问题外，我想1980年代中叶我不再担任《中外文学》的顾问（我于1974年被委为该刊东南亚编辑顾问，从1974年到1985年一直获得台大外文系的赠书），使我突然与台湾文学思潮脱节是一肇因。中国的顾城、海子、杨炼……我那时还未能习惯汉语的另一种感性表达。我向社员介绍杨泽、罗智成，而没能看出“蔷薇学派”与“鬼雨书院”的局限。1988年台湾解严，文学变天，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论述等都与我擦肩而过。当我再不能把陌生诗学和前卫美学携给年轻的一代，我的社员离我而去，我自己则舍弃了文学。1988年到1992年我留意的是社会趋势，在报章写“特约评论”，表面声势仍“显赫”（一笑），事实上是自己的文学细胞已濒死亡，我的文学复苏是1997年后的是。
2003年2月23日
温任平
1980年， 是天狼星诗社挥别1970年代的第一年，论者每每认为诗社的力量肇端于1970年代初，到了1979年11月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把第二届文学奖的团体奖（马币两千元）颁给天狼星，诗社从发轫到绚烂，整个周期便算完成。其实这是“想当然耳”的臆测之词。
史迹斑斑，文献可征。1980年代3月我与蓝启元、谢川成编的《愤怒的回顾：马华现代文学21周年纪念专册》，以二十一岁为成年人的视角审视现代文学在诗、散文、小说三方面的成绩。我们也以面谈与笔谈的方式访问了姚拓、钟夏田、王润华、郑良树、吴天才、李锦宗、杨升桥、陈徽崇、叶啸、宋子衡等十位文教界人士，由他们发表对现代文学的意见或看法。
1981年年秒，天狼星与陈徽崇领导的“百啭合唱团”把现代诗谱曲制成唱片卡带，我撰写的<惊喜的星光>成了诗社社歌。一个文学团体有自己的社歌，这是组织强化，艺术探索多元化的明显趋势。程可欣、林若隐、廖牵心、胡丽庄、吴缓慕后来也为社友的诗作谱曲，格调走的是校园民歌的路数，与徽崇兄的艺术歌曲不同，唯现代诗的可诵可唱，确乎有助于诗的传播与感染。1982年，我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语言文教组主任的名义，邀请台湾的余光中来马在三春礼堂演讲，演讲过后的特别节目，是男高音陈强喜唱张树林的诗《记忆的树》，陈可欣姐妹以吉他伴奏吟唱余光中的名作《风铃》。当时在场的文协听觉艺术组主任声乐家邱淑明，亲口向我表示，她相当喜欢这种别开生面的诗的发表方式。
资源互补的结果
我之所以加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并于1982年3月成立霹雳州分会担任主席，由谢玉麟校长担任副主席，正副秘书由张树林、谢川成领衔，因为年近四十的我，逐渐看出诗社的结构性缺憾。诗社成员大多是学生，经济能力太弱，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它可以发展拓宽的空间已臻极限，天狼星要能突破，非把力量注入另一个规模庞大、人力物力充沛的社团不可。但我无意解散诗社，反而借助文协、天狼星两方面的资源互补把一些活动办得更有声有色。1981年谢川成荣获文协总会颁发的文学评论奖，1982年天狼星第二度夺得文协总会颁发的团体奖，同年张树林获得文协总会的诗奖，1984年谢川成又获文协总会诗奖，如果“作品本身是最雄辩的”，那么1980年代上半叶的诗社成员确乎以他们的作品，证明他们的诗艺表现不俗。
上文谈1970年代的文学行动主义，特别凸出诗社编纂的两部诗选，一为出版于1974年的《大马诗选》，一为1979年的《天狼星诗选》，我忘了提1978年出版的《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新锐诗选的纂编作用有二，一是填补《大马诗选》的可能遗漏，像年纪比我大、出道比我早的漠北羊便是一例。而且从1974到1978年的五载，正足以构成诗的新一代，像林燕何、沙禽、张锦忠、郑玉礼、何棨良、林秋月、冬竹、蓝薇、郑荣香、沈穿心、谢川成、陈明发……等二十三位诗人必须要有另一部诗选容纳他们。
张锦忠于<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提到：“散播现代主义理念的文化人，尽管心存典律焦虑，在典律建构方面的努力，显然不够全面。”（见《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页232，留台联总，1999），他的判断说中了一些事实：首先是《大马诗选》与《大马新锐诗选》收入五十家诗，唯基于各种因素，白垚、叶曼沙、何乃健、陈正欣、黄远雄等五家诗始终未能一网包罗，这是一大遗憾。其二是在我担任文协语言文学组主任期间，虽然竭尽所能希望能编出一套四册的《马华现代文学选》，唯是项计划先受阻于文协理事会，我被指示把书名《马华现代文学选》改为《马华当代文学选》。一字之别，编撰选稿的方针却不得不修正。1984年、1985年文协先后出版了文选的小说与散文部分，却因经费支绌无法出齐选集的诗及文学评论部分，成了张锦忠所指陈的“未竟之功”的佐证。
校园文学风行十载
遗憾的不仅是这些，1984年是马华现代文学运动的二十五周年，文协霹州分会在怡东大酒店召开<第一届全国现代文学会议>，分诗、散文、小说三组，邀得六十位作家参与其事，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的成绩与未来发展作出估衡，勾划版图。可惜两天的会议各组整理出来的报告都是急就章，无法像《愤怒的回顾》那样可以纂编成书作为文献。选集的编纂与会议的举办都是现代文学的扎根工程，成果都不够理想。
文学会议沦为“表面风光”之后，我们嗣后在邦咯岛、安顺、金马仑等地举行的文学聚会，便不再邀部长开幕，而强调会议的内容实质，并邀得文学界的友好包括永乐多斯、陈应德、傅承得、祝家华、沈钧庭、潜默等助阵，提呈论文，发表演说。这个阶段的诗社新一代成员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张允秀、郑月蕾、张芷乐、游以飘、吴缓慕、袁钻英、丘云笺、陈钟铭、廖牵心……等二十余人，他们陆续在国内报章文艺副刊发表作品，文学的须伸向四方。
在社会网络的联系上，树林的能力远比我强，我带进来的大多是我的学生，树林则广结善缘，把蓝薇、冬竹、飘云、川草、许友彬、绿沙、朝旭、风客、千帆、亦笔、李木真、蓝雨亭、林添拱、叶河、叶瓦、桑灵子、雷似痴、陈强华、黄英俊、淡灵、弋湘月等人都引介入天狼星。文学扎根的根有多深，殊难衡测。上述社员（前社员）今日是四十岁上下的少壮派，分布于各行各业，当中以服务于教育界与媒体者人数最多。
较易衡量或评估的是1985年添拱、可欣、若隐、一翔、允秀、嫦好等先后进入马大深造，与马大一群朋友包括骆耀庭、陈全兴、潘碧华、庄松华、林云龙等的文学因缘。他们联手成立了“马大文友会”，1985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的“文学双周”，后来这项节目还成了中文系的常年活动之一。从文学扎根到文学深造，若隐、嫦好等六人的努力，功不可没。文友会的成立掀起校园文学之风，从1980年代中叶的初绽一直延续到1995年才出现力弱退潮的现象。校园作家出了数十本书，有些是大专文学奖的佳作合集。
谢川成的努力重点在穿针引线，联系陈石川、潜默、张锦良进行《多面的缪斯》的中巫英三语翻译，并在1985年6月6日诗人节推出。这部三语诗选可谓马华文坛的创举，川成是以另一种方式为马华现代文学扎根，经营筹划过程艰苦，希望这部三语诗集能在国内文坛引起他族人士的注意。
1988年川成出版诗集《夜观星象》，1989年5月潜默出版诗《焚书记》，同年8月川成的学生谢双发自资印行《江山改》，唯1989年11月杪我远赴吉隆坡尊孔国中教书，诗社力量终于星散。
诗社的式微，除了社员就业，兴趣转移、婚嫁诸问题外，我想1980年代中叶我不再担任《中外文学》的顾问（我于1974年被委为该刊东南亚编辑顾问，从1974年到1985年一直获得台大外文系的赠书），使我突然与台湾文学思潮脱节是一肇因。中国的顾城、海子、杨炼……我那时还未能习惯汉语的另一种感性表达。我向社员介绍杨泽、罗智成，而没能看出“蔷薇学派”与“鬼雨书院”的局限。1988年台湾解严，文学变天，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论述等都与我擦肩而过。当我再不能把陌生诗学和前卫美学携给年轻的一代，我的社员离我而去，我自己则舍弃了文学。1988年到1992年我留意的是社会趋势，在报章写“特约评论”，表面声势仍“显赫”（一笑），事实上是自己的文学细胞已濒死亡，我的文学复苏是1997年后的是。
2003年2月23日
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
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
温任平
1944年生于霹雳州美罗。1972年创立天狼星诗社，担任社长职。现为企业顾问及激励课程讲师。擅长于评论、诗及散文，曾主编《大马诗选》、《天狼星诗选》，编纂选集计有《愤怒的回顾》（马华现代文学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专册）、《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一辑：散文）及《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二辑小说）。
著作计有诗集《无弦琴》、《流放是一种伤》、《众生的神》，散文集《黄皮肤的月亮》，评论计有《精致的鼎》、《人间烟火》、《文学观察》、《文学 • 教育 • 文化》等。
摘要
1. 天狼星诗社的前身为绿洲分社，草创于六七年。天狼星诗社的成立是在一九七三年。七三年的天狼星，有九个分社，分佈大马九个城镇。
2. 七三年以迄于七六年是天狼星诗社的成长/鼎盛时期。诗社出版手抄本、油印本文学期刊，经常举办文学性聚会，集合各地社友的力量，籍此传播现代文学的有关知识，并以各种方式培训社员写作。
3. 七六年年杪温瑞安一众退社，诗社由温任平等支撑。全力搞出版，以谋突破。诗社迈入出版/收获时期（1976-1980年），这期间共出版个人结集与合集十九种。
4. 上述时期诗社曾多次面对“现实主义”作者的抨击，社员参与论争，一些文学论战往往持续数月之久，相当程度反映现代文学仍受诘难、质疑。
5. 七九年《天狼星诗选》出版，分平装、精装，收入三十七位社员的作品。
6. 八一年开始，天狼星诗社进入中兴/转型时期（1981-1985年）。八零年出版《愤怒的回顾》用以纪念、反顾、检讨二十一周年的马华现代文学。八一年诗社与陈徽崇领导之百啭合唱团出版《惊喜的星光》把现代诗谱写成曲，制成卡带，方便流传。八二年邀得余光中首次来马演讲。八四年诗社成员获得其他文化团体支持主办“第一届现代文学会议”，受邀请出席者包括现代诗、散文、小说作者共六十人。
7. 天狼星于八二、八四年两度荣获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颁发之团体奖。诗社中坚份子谢川成于八一年获得文协颁发之文学评论奖，八二年张树林荣获该届文协之诗奖，八四年谢川成第二度夺得文协颁发之文学奖（是届是诗奖）。
8. 八五年六月六日诗人节诗社出版中英巫三语对照之社员作品选，书名为《多变的缪斯》。
9. 八五年、八六年，诗社新锐程可欣、林若隐、张嫦好、张允秀诸社员进入马大念书，与马大其他文友组文友会，发起“文学双周”的年度中文系活动，把现代文学的种子进一步散播入大专院校。八六年沈穿心获大马文协颁发之诗奖。
10. 八六年至八九年乃诗社之式微时期。自七六年至八六年，出版十一年从未间断之诗人节纪念特刊，于八七年停刊。八八年诗社于金马仑大聚，邀得祝家华、潜默、沈钧庭于文学研讨会上提论文，此乃诗社最后一项文学活动。出版活动则持续至八九年。八九年出版了谢川成、潜默、谢双发之三部诗集后，所有活动至此告一段落。
11. 近期之前诗社员之表现有表现有陈钟铭之先后获得大专文学奖（诗奖与散文奖）。游以飘除获得大专文学奖之诗、散文、小说之奖项外，还荣获星洲日报主办之第三届及第四届花踪文学奖诗部分之主奖。特别一提的是第二届花踪文学奖之诗奖得主为林若隐，表现甚称不俗。谢川成，程可欣均为马大中文系硕士，在教育界服务。
12. 《愤怒的回顾》与大马现代文学的成就/表现/前景作出各方面的反思。
（一）缘起
一个有扩张企图的神话王国
上述课题，本来不太适宜由我来谈。我是天狼星诗社的前任社长，谈天狼星诗社和大马现代文学的关系，分寸拿捏得不准，难免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另一个顾虑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是天狼星诗社的当事人，要跳出当事人的框框作出旁观者那样客观的分析，并不容易。
不过作为天狼星诗社的领导人（我担任诗社社长长达12年），最大的方便是较易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免去了局外人分析天狼星所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臆测成份。我看我能做到的是，把诗社的各类文学活动尽可能如实地记载下来，至于这些活动对马华现代文学所造成的影响，我会作些事实的敷陈与析论，供作日后研究马华现代文学的有心人参考。
（二）天狼星诗社大抵可分为五个阶段或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1967年到1972年的萌芽/草创时期。如实地说，1967年成立的是绿洲社，而非天狼星。绿洲社是天狼星诗社的前身，主要成员是温瑞安与他的同学黄昏星、蓝启元、休止符（周清啸）、廖雁平、叶遍舟、余云天、吴超然等“七君子”。活动的主力以编壁报，“出版”手抄、油印本《绿洲期刊》为主，并且每年都举办两三次的文学聚会。《绿洲期刊》一共出版了三十多期，以手抄本居多。手抄本只能传阅，油印本（一百册）则有些余裕邮寄给各地文友看看。绿洲以那么原始的形式“出版”，但内容居然包括了余光中、叶维廉、叶珊等台湾作家的特辑/专题，真的有些“胆大妄为”。后来相继于1972年、1973年成立的各地分社（都是以“绿”字排前），不少亦仿效以这种手抄、油印本出版刊物（张树林任社长的安顺“绿流”分社，曾出版二十多期的油印《绿流期刊》），我想这种满足感来自精神上的居多，实际的行销流传则谈不上，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理想主义的表现。
针对这种高度理想主义的表现，1973年6月号的《学报》（869期）赖瑞和写过一篇有关诗社的访问：<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曾客观地指出诗社的动力来源：“这种干劲，得有一种自以为是，牢不可破的信念来支持。这种信念，多少有点youthful，romantism，idealism，不理会现实考虑的意味”，并且认为天狼星诗社是向外面的世界摆一个“神话的姿势”。
说起来天狼星诗社在1973年开始，便晋入所谓成长鼎盛时期。诗社的第二个阶段应该从这年算起。在此之前，由于瑞安的策划，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三人的大力辅助，他们除了出版刊物，还经常到国内其他城镇往返，与文友见面认识；住的较远的文友则通过书信联系，建立/加强彼此的联系。这些活动替诗社奠下相当广泛的人际网络，为诗社罗致到不少人才，寥湮（方娥真），陈美芬，何棨良，许友彬大概都是于1972、1973年先后加入天狼星诗社的阵营的。
就我所观察与实际体验到的是，1972、1973年是诗社相当重要的年份。我替香港《纯文学》双月刊汇编的<大马诗人作品特辑>分两期刊登于1972年10月号与12月号，我相当自觉地尝试把现代诗的力量扩展出去，“争取”国内与国外的认可。1973年正月我个人也开始在台北《幼狮文艺》撰写《谈文说艺》专栏。1972年11月瑞安与周清啸、蓝启元赴首都拜会姚拓、白霹、悄凌、周唤、雅蒙、赖瑞和、思采、沈钧庭、李忆莙、凝野诸人，与《蕉风》、《学生周报》建立较密切的联系。1973年2月我与瑞安联袂赴北马访艾文、宋子衡、游牧、菊凡、温祥英、麦秀、苍松等人，加强与北马文友的联系。这些“动作”都是为了广大诗社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进军”文坛的先声。
而1973年我从彭亨调返霹雳冷甲任教，住在美罗老家，我与瑞安两股力量汇流，力量倍增，大家于是决定把1972、1973年相继成立的九个分社联成一体称为“天狼星诗社总社”。我个人任总社长，瑞安任执行编辑，黄昏星任总务，周清啸任财政，蓝启元任文书，另设委员数人，辅助社务之推展。前面提到的九个分社除绿洲外，它们分别是“绿林”（霹雳巴力，社长陈美芬），“绿原”（霹雳宋溪，社长陈采伊），“绿风”（彭亨文德甲，社长杨柳），“绿湖”（吉隆坡，社长何棨良），“绿野”（霹雳冷甲，社长殷乘风），“绿流”（霹雳安顺，社长张树林），“绿丛”（吉打亚罗士打，社长许友彬），“绿岛”（威省大山脚，社长陈中华），由谢川成担任社长的“绿园”则迟至1976年始成立，成为天狼星诗社的第十个分社。这个时期的天狼星不仅规模壮观，而且拿得出来的成果亦不俗，已不仅囿限于草创时期那种出版壁报、手抄、油印本期刊的活动框框而已，为了方便参照，从1973年到1976年的诗社大事分别胪列于后：（注一）
1973年
2月 • 天狼星诗社成立。“天狼星”三字为钱歌川所题。
• 台北《笠诗刊》第五十三期发表<大马诗人特辑>选入十四位马华诗人之作品，温任平、温瑞安入选。
• 蕉风月刊推出<评论专号>，其中<宋子衡短篇小说评介专辑>由瑞安策划，并主催笔谈会讨论宋子衡小说之特色，参与笔谈者计有：寥湮（方娥真）、黄昏星、休止符（周清啸）、何棨良、苓落、陈采伊、蓝启元、吴超然、余云天、陈美芬、汤锦堂等十一人，均为诗社成员。
5月 • 台北文馨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散文选》，余中生编，收入温任平散文两篇。
• 温瑞安主催一项题为“马华青年文艺作者的心声”的座谈会，诗社十人参与，包括新人殷建波，由温任平负责总结。是项座谈会全文于同年七月刊于黄崖主编之《星报》。
• 学报主编稍凌来访诗社。
6月 • 《教与学月刊》发表飘贝零辑之<温任平其人及其作品>，刊于温氏的诗作、信扎、照片。庆祝诗人节，召开“散文座谈会”。
• 由稍凌提供资料，赖瑞和撰写的<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刊学报八六九期。
8月 • 蕉风二四六期推出<散文专号>，温任平协助邀稿、策划，刊出上述“散文座谈会”全文，及温氏昆仲企图为散文定位的“对话录”。
主讲 论题
温瑞安 <现代文学批评的精神分析学派与新批评学派>
黄昏星 <意象与意象的语言在散文小说里的效用>
蓝启元 <谈美学距离>
周清啸 <论诗的定向叠景>
叶遍舟 <从一个角度来诠释司空图的诗观>
方娥真 <浅析亚里士多德“净化说”>
9月 • 周清啸赴台深造，诗社为其饯行。
10月 • 温瑞安赴台，饯行者众。
11月
• 温任平应邀赴台北出席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与痖弦、洛夫、余光中、高信疆、张默、林焕彰、蔡文甫、周梦蝶、黄春明、景翔、陈芳明诸人会面。
• 同年十一月温瑞安、周清啸休学返马，引起一些非议。
12月 • 甫返国门之温瑞安与黄昏星、蓝启元、周清啸、殷建波、张树林、廖雁平一行七人赴北马，与社员许有彬、陈俊真、徐若云、李美玲、林鹏忠、怡夏等会面，拜访棕榈出版社的艾文、宋子衡、菊凡、并与犀牛出版社的麦秀叙面。
1974年
1月 • 蕉风二三一期发表何永基的<访温任平谈诗与散文>，是月下旬徐若云前去首都服务于学报社。
2月 • 蕉风二三二期继刊出何永基的<访温任平谈文学批评及其他>。
3月 • 台北《幼师文艺》出版《二十周年纪念专号》（上册）收入温任平的散文<黄皮肤的月亮>并刊出绘像。
• 温任平提倡每月举行“唐宋八大家”作品竞赛，选出诗社八位成员参加，每月交上一篇个人认为最满意的作品，有温氏负责评审，选出是月最佳作品，用意在激励诗社成员精益求精，不致停滞于某个创作水平。
• 大聚于金宝彩虹楼，举行文学研讨会，讨论四篇小说：（一）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二）宋子衡的<熔岩>；（三）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四）温任平的<超级市场>。
4月 • 《幼师文艺二十周年纪念专号》（下册）收入温瑞安的散文<大江依然东去>并刊出作者绘照。
5月 • 诗社假邦咯岛金沙滩举行一连两夜之盛大聚会，主要节目包括文学辩论及现代诗朗诵。现代诗朗诵比赛首名殷乘风，次名周清啸，第三名徐若云。
8月 • 香港文艺书屋出版七二年刊于《纯文学》双月刊之<大马诗人作品专辑>，书名定为《马华文学》，列为文星丛刊二九七。
9月 • 温瑞安、方娥真、廖雁平离马赴台。周清啸因家人不允无法成行。
10月 • 黄昏星赴台。
• 《大马诗选》筹编约四年终于付梓问世，收入大马现代诗人二十七人。天狼星成员占六位，即温任平、温瑞安、黄昏星、蓝启元、方娥真、周清啸。
• 同月温任平受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颜元叔教授委托，担任《中外文学》东南亚区代表。
11月 • 温瑞安之小说<鉴痕>被收入中国时报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大展》一书。<鉴痕>为“唐宋八大家”获奖作品。
1975年
1月 • 郭书远于蕉风月刊撰文评介《大马诗选》。
2月 • 周清啸赴台。
6月 • 有蓝启元、殷乘风设计一套书签，每张书签摘录两手现代诗，一套十二张，共选录十九位社员的二十四首诗，印三千套，购者踊跃。
7月 • 蕉风月刊发表温任平的<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回溯>长文。张树林主编的《绿流散文选》出版，收入十五位绿流分社社员之散文作品。
8月 • 蕉风月刊发表了张瑞星评介温任平等著《马华文学》（文星丛刊二九七）的书评。温瑞安诗集《将军令》得张树林、殷乘风资助与奔走接洽，顺利出版。
• 《天狼星诗刊》第一集于台北印行，由温瑞安，周清啸联合主编，封面“天狼星”三字由画家陈庭诗题字。
• 《南洋商报》<读者文艺>辟<我对马华文艺前途的看法>栏，广邀大马写作人发表意见。温任平的<马华文学的处境>及温瑞安的<众里寻他千百度>与本月先后刊出。
10月 • 蕉风月刊采用其中四张书签作为蕉风之封面设计。
• 同月，温任平、温瑞安、方娥真三人之散文作品被选入黄进莲主编的《当代中国散文大展》（台北大汉出版社）。
• 张树林获得槟城韩江中学校友会主办之“全国散文创作比赛”季军奖。
• 殷乘风于建国日报<大汉山>副刊发表<今日诗坛真的“一无所有”吗？>针对叶啸于九月二日发表的文章<诗•散文•评论>提出质疑，引起一场论争。
11月 • 《天狼星诗刊》第二期于台北印行，是期为<武侠小说与现代诗专辑>，周清啸主编。
• 同月，殷乘风不告而别赴台与温瑞安一众会合，并来信退出诗社。
12月 • 蕉风月刊刊出柳非卿的书评<江湖寥落尔安归>，评析温瑞安的诗集《将军令》。
• 洪而亮自亚罗士打前来总社，协助社长处理社务，一方面进修文学，准备赴台深造。
1976年
1月 • 星槟日报驻安顺记者陈文思访问温任平，访问记分两日（一月七日、八日）刊该报全国版。
2月 • 《天狼星诗刊》第三期于台北印行，由黄昏星主编。
• 台北《幼师文艺》二六六期刊出<文学批评界的新锐：峥嵘篇>，介绍八位近年来崛起的批评界新锐，马华作家共占三人，他们是：王润华、陈慧桦、温任平。
4月 • 《幼师文艺》二六八期刊出<散文创作的新锐>，介绍散文新锐作家四人，他们是：也斯、李男、林川夫及温瑞安。同期刊出<马华文坛的年轻旗手：温任平剪影>的访问记全文及生活照片九帧。
• 《建国日报》举行全马散文创作公开赛，诗社多人获得优胜奖。二十九日《大汉山》刊出蓝薇的散文<沟>。
5月 • 《大汉山》于五月六日刊出郑荣香（飘云）的优异奖作品<车厢内的>与林秋月的<夕阳西下>。
• 同月二十日《大汉山》刊出朝浪的获奖作品<片片碎语>。
• 《建国日报》<大汉山>版于十三日及十八日刊出温任平之长文<文学作品的外在侦察与内在研究>。历时七个月的论争至此告一段落。
• 温任平于香港《当代文艺》发表<致屈原书>，以讽喻方式道出马华文学界普遍存在着之弊端。
• 同月洪而亮主编之《绿丛》出版，收入散文五篇，小说三篇，论文四篇。
6月 • 《天狼星诗刊》第四期于台北印行，黄昏星主编。
• 出版《七六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张树林主编，八本开，六大版，收入五十位社员之诗作品各一首。
• 温任平于六月六日及九日于《南洋商报》发表<文学批评界的歪风：兼致谢杰先生>，指责当前文学评论的某种畸形发展，并为郑良树的<说因缘>、何棨良的<这种眼神>二书辩护。
• 二十六日商报刊出柳平的<良心何在？>就<致屈原书>一文作出反应。
• 《大汉山》刊出沈穿心的获奖散文<三折>。
• 温任平的长论<电影技巧在中国现代诗的运用>被选入古添洪、陈慧桦主编之《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7月 • 杨升桥于《当代文艺》发表<为屈原覆温任平书>，进一步揭露马华文学界的谬误与偏激现象。二十一日温任平于商报<读者文艺>发表<致屈原书及其他—兼致柳平先生>。
8月 • 本月六日《南洋商报》刊出洪锦坤的访问<访“天狼星诗社”社长：谈马华文学状况、方向>。
• 台北巨人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年选》散文部分收入温任平的<一个全圆>，温瑞安的<独照>、<狂旗>及方俄真的<黑发挽得住否>。
• 温任平于香港《当代文艺》第一二九期发表<与冰凌先生谈文学的评价问题—兼及徐速、张爱玲等作家>。
9月 • 洪而亮赴台深造。
10月 • 温任平的<致痖弦书—谈诗的诠释>被选入痖弦、梅新主编的《诗学》第二辑（台北巨人出版社）。
• 温氏获得英国剑桥之国际传记中心主持人恩纳琪博士来函通知，其生平著述资料已编入第五版的《世界各国著名诗人总册》。
11月 • 本月八日诗社成员包括张树林、沈穿心、孤秋、朝浪等于安顺成立“世纪文化公司”售卖现代文学书刊，是日《建国日报》刊登全版启业广告。同月收到温瑞安、黄昏星、周清啸、方娥真、廖雁平等人之退社信。
诗社从1973年到1976年年杪瑞安一众退社，在台另组神州社，便晋入第三个阶段：“温瑞安缺席”的天狼星诗社在许多方面都不同，这是必然的事，也是诗社必需面对的事实。神州社的成立，也使留在大马的社员自然萌生一种竞争心态，包括已经三十岁出头的我，都不愿意看到诗社在温、黄、周、方、殷、廖诸人离社之後而陷入萎糜不振的局面，为人耻诟。“世纪文化公司”便是在这种心态下成立，我们知道一定要搞好出版、销行，我们才能与瑞安一众“较量”。这个时期，张树林、黄海明、沈穿心、孤秋、谢川成、林秋月实际上已代替了退社成员所留下的空间。
（三）出版书籍才是最雄辩的
从1977年到1980年诗社迈入第三个时期，也许我应该把这个时期称为诗社的出版/收获时期，相对于诗社第二个时期仅能出版《大马诗选》与《将军令》书籍两册，诗社于1977年至1980年共出版个人结集及合集多册，它们是《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流放是一种伤》（诗集，温任平著）、《易水萧萧》（诗集，张树林著），《众生的神》（诗集，温任平著），《橡胶树的话》（诗集，蓝启元著），《传统的延伸》（论述，沈穿心著），《走不完的路》（合集，风客等著），《千里云和月》（散文，张树林著），《天狼星诗选》，《愤怒的回顾》（论述，温任平、蓝启元、谢川成编），《文学观察》（序文，温任平著），《青苔路》（合集，千帆等著），《风的旅程》（合集，程可欣等著），《晨之诞生》（诗集，川草著），共14种，均由天狼星出版社出版。我个人也在台北出版散文集《黄皮肤的月亮》，诗论《精致的鼎》，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我的论述《人间烟火》，加上朝浪的诗集《渔火吟》，陈强华的诗集《烟雨月》，天狼星诗社成员从1977年到1980年这4年内共出了19本书，以当时诗社成员物力财力之匮乏，这成绩算得上是斐然可观的了。至于其他文学活动的参与/表现，则下面的“大事记”（注二）或可提供较详尽的资料：
1977年
1月 • 《星槟日报》全国版刊出林延甲的<致温任平书：文学与政治>，备受瞩目。
2月 • 二十八日温任平于大众晚报刊出<谈文学的社会性>一文，文风于三月十三日发表<驳温任平君的一些邪说>，引起一场历时五个月的论战，多位社员参与讨论。
3月 • 本月二十日温任平继于《大众晚报》发表论文<文学观，文学知识>，亚郎提出质疑，引起另一场持续四个月的论辩，多位诗社社员参与是场论争。
4月 • 诗社举办七七年“大马现代诗奖”，比赛细则刊各华文报章。
6月 • 庆祝诗人节，出版《七七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张树林主编，收入四十一位社员的作品各一首，十六开本，十二版。
• 蕉风出版诗专号，收入温任平、郑荣香、林秋月、冬竹诸人之诗作。该期蕉风刊出有天狼星诗社主催的一项现代诗座谈会“马华现代诗、诗评、诗方向”，出席者计有温任平、张树林、沈穿心、谢川成、凌如浪、陈月叶、黄海明、林秋月，由谢川成负责记录。诗专号未能全部刊出的诗作，继刊蕉风七月号，杨柳、蓝薇作品入选。
7月 • 温任平著《黄皮肤的月亮》由台北文化事业公司期刊部出版，分精装、平装两种版本。
• 温氏于七月六日于《大众晚报》副刊发表<不要气疯了，文风先生>，结束了与文风的论战。
• 十五日温任平在<大众文艺>继发表<四覆亚郎先生>，结束了与亚郎的论争。
8月 • 天狼星双月刊于台北出版，洪而亮主编，收入多篇散文、诗评论。
• 温任平、杨柳、蓝启元协同杨升桥、郑菁兰同赴首都与子凡（游川）、叶啸、川草、潘友来、张瑞星、周唤、川谷、张宇川、梁纪元诸文友会于建国日报会议室，讨论“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之筹组对现代文学可能产生的影响。除川草外，其他文友均非诗社成员。
11月 • 温瑞安、黄昏星、殷乘风要求重返诗社，不果。
12月 • “七七年度大马现代诗奖”成绩揭晓：林秋月获主奖，杨百合、沈穿心分别获得优异奖。
• 诗社大聚于邦咯岛，首晚举行文学座谈会，议题为“马华现代文学的检讨”；次晚举行“七七年度大马现代诗奖”颁奖礼及现代诗朗诵会，社员除自诵作品外，还朗诵了痖弦、余光中、郑愁予等人之诗作。
1978年
1月 • 香港《诗风》月刊第六十八期出版《星马诗人作品专辑》（上），有张树林、谢川成两人负责邀约马来西亚方面的诗稿。是期除收入温任平、林秋月、陈月叶、张树林、黄海明、沈穿心、蓝启元、谢川成、张丽琼、风客的诗，及谢川成的一篇短论<浅析一首现代诗>外，尚刊登由天狼星诗社于七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主催的一项座谈会“马华现代诗坛的情况与发展”全文，出席者：张树林、蓝启元、黄海明、沈穿心、谢川成。
2月 • 《诗风》月刊继刊出《星马诗人作品专辑》（下），发表洛雨思（孤秋）、郑荣香、李木真、心茹、风客、李颍璇、蓝雨亭、凌江（凌如浪）、林漓、绿沙、冬竹、文倩的诗作。
6月 • 庆祝诗人节，温任平以社长身份指出这一年来社员们的表现平平，对诗社的参与与投入也不够。他希望七八年六月到明年六月是诗社振兴的一年。
• 《七八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出版，十六开，共十余版，除收入三十七为社员的诗作及两篇诗论外，还刊出诗社主办七七年度大马现代诗奖专辑。
• 台北中华日报社出版《情感的火花》选入温任平的散文<窗与记忆>。
7月 • 诗社召开执委会议，决定积极推行出版计划，出版之书籍将胥视其性质及篇幅分别以不同版本出现。
• 张树林主编，《大马新锐诗选》出版面试，厚二百一十二页，江震寒设计，收入大马二十三为新锐诗人之作品。入选社员包括张树林、黄海明、沈穿心、林秋月、冬竹、亦笔（舒灵）、蓝薇、郑荣香、潘天生（绿沙）、洪而亮、陈月叶共十一人。
• 温任平、张树林、蓝启元、沈穿心、谢川成赴首都出席马来西亚写作人（华人）协会首届会员大会，出席会议的其他社员还有川草、陈俊镇、风客、绿沙。温任平被选为作协副研究主任。
8月 • 温任平诗集《流放是一种伤》于台北印刷出版，洪而亮督印，许章真设计。诗社主办“七八年度大马现代诗奖”，文告刊各华文报章。
• 学报九三六期何棨良于其专栏指出当前有潜力“摇身一变为另一个Emily Dickson”的五位年轻女诗人，其中四人：冬竹、蓝薇、林秋月、郑荣香均为诗社同仁。
9月 • 张树林、沈穿心联决赴台，逗留约十日，受到痖弦、高信疆等人之热诚接待。
• 黄海明赴英深造，诗社为其饯行。
10月 • 温任平著《精致的鼎》由台北长河出版社出版。
11月 • 温任平著《人间烟火》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列为学术丛书第三种。
• 十一月二十六日温任平受邀于星槟日报就“马华文艺有前途吗？”此一论题发表意见。
12月 • “七八年度大马现代诗奖”成绩揭晓，主奖有陈蝶所获，优异奖得主陈强华及黄子。
• 《天狼星双月刊》第六期于台北出版，洪而亮主编。
• 马华文化协会与吉隆坡联邦大酒店主办第一届文学研讨会，社长温任平受邀提呈论文，题为<马华现代文学演讲会的意义与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
• 二十二及二十三日大聚于金马仑高原，二十三位社员参加。首晚举行“七八年度大马现代诗奖”颁奖礼及文学演讲会。温任平的讲题为<从杨牧的《年轮》看现代散文的变>，蓝启元的讲题为<文学创作的动机>。
• 二十三日举行文学辩论会，论题是<武侠小说有没有武侠价值？>，正方主辩，张树林，负方主辩杨剑寒，结果正方获胜。
1979年
2月 • 川草于二月四日在吉隆坡主催一项文学座谈会，议题“谈马华现代散文”，出席者：川草、风客、舒灵、叶锦来、谢川成、陈俊镇、凌如浪。
• 杨剑寒赴台深造。
3月 • 温任平受《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编委会之邀，提供十首诗作及个人履历资料。
4月 • 本月二日张树林著诗集《易水萧萧》出版面世，列为天狼星文萃一，出版总目五，为张树林之第一部著作。
• 四月二十二日温任平诗集《众生的神》出版问世，列为天狼星文萃二，出版总目六。
• 张树林、谢川成联决前去森美兰州芙蓉埠出席一项文学座谈会，议题为谈温任平的散文《暗香》。出席者计有：张树林、谢川成、川草、舒灵（陈明发）、风客、陈俊镇、绿沙、叶河、蓝雨亭共九人。
• 四月二十九日潘友来主催之笔谈会“华文报章应重视马华文学”刊《星洲日报》，发表社长温任平之意见及刊出照片。
5月 • 黄维梁编著厚达四百五十三页的《火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出版，收入温任平的诗<长城谣>及张树林的《音乐化的散文—<听听那冷雨>评介》，并节录温氏著<黄皮肤的月亮>自序。
6月 • 假安顺圣约翰救伤队总部庆祝诗人节，通宵不眠，相聚甚欢，论题为“诗与人生”。社长温任平于席上宣布将全力策划出版诗社成员的个人结集。
• 六月六日由谢川成主编之《七九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出版，收入二十三位作者的诗及论文六篇，并附有七八年度大马现代诗奖特辑，刊出主奖与优异奖得主之作品、照片及生平介绍。
• 六月二十五日《七九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再版。
7月 • 出席大马作协会员大会，出席的诗社成员包括温任平、张树林、沈穿心、谢川成、蓝启元、孤秋、风客、川草、张丽琼、舒灵、蓝雨亭、凌如浪、叶锦来、绿沙。
• 张树林、蓝启元、谢川成、沈穿心、心茹、李祖英于社长温任平家与程可欣、林若隐、雨中秋、张启帆、林秀燕、李玉容、陈似楼等二十余人会面，交换写作心得，席间有诗朗诵。
• 吉隆坡—钱研究机构谢天平博士主编出版之《马来西亚华裔人物辞典》，收入温任平的生平著述资料。
8月 • 本月十五日蓝启元之第一部诗集《橡胶树的话》出版，列为天狼星文萃三，出版总目七。是晚于首都欢庆新书顺利付梓。
• 本月二十九日沈穿心之首部论述《传统的延伸》出版，列为天狼星文卷一，出版总目八。
9月 • 沈穿心受《文桥》期刊杨百合之邀于该刊每期撰写<现代诗分析>专栏。
• 温任平亦受邀于《文桥》主持<文艺信箱>，答复读者来函。
• 本月十五日风客等著《走不完的路》出版面世，收入论文两篇，散文九篇，诗作十八首。列为天狼星丛刊一，出版总目九。
• 社员陈强华之诗集《烟雨月》出版面世。
10月 • 署理社长张树林只身赴台处理《天狼星诗选》之出版事宜。
• 十月十日《天狼星诗选》出版面世，收入三十八家诗，附作者生平简介，照片及一篇由社员分别撰写的序言。书分精装及平装两种版本。列为天狼星丛书四，出版总目十一。
11月 • 张汉良、萧萧编选之《现代诗导读》一套五册出版，<理论史料>之部收入温任平的<电影技巧在中国现代诗的运用>一文。
• 本月二十二日《南洋商报》全国版刊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文告，第二届文学奖成绩揭晓，天狼星出版社获团体奖，奖金马币二千元。
12月 • 诗社假金马仑高原举行三天大聚，参加人数三十二人。十二月八日下午举行“文学与人生”座谈会，发言者踊跃。八日晚举行文学研讨会，第一阶段由下列社员主讲：
1. 孤秋：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谈中国古典诗词
2. 蓝启元：现阶段年轻作者的处境
3. 谢川成：谈温任平诗中的《屈原情意结》
• 九日晚社长宣布本年度“社员创作比赛奖”成绩，诗奖由沈穿心、张树林、雷似痴获得，散文奖得主为张树林、叶河、蓝启元，并各颁给奖牌一座。
• 九日晚继进行文学研讨会，第二阶段由下列社员主讲：
1. 沈穿心：神话与现代诗试探
2. 杨柳：武侠小说之我见
3. 心茹：诗与感情
4. 张树林：从心理学谈文学创作
• 本月十五日马华文化协会举行本年度文学奖颁奖礼，蓝启元代表天狼星出版社领取团体奖。张树林、谢川成受邀代表诗社出席宽柔中学合唱团于新山召开的一项演唱会。
• 马华文化协会与十二月十五日及十六日于首都联邦酒店举行第一届“文化研讨会”，社长温任平受邀提呈论文“华人文化与宗教信仰”。
• 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宽柔合唱团莅临怡保巡回演唱，社长温任平及诗社同仁应邀请前往观赏演唱会，并交换创作心得，郑重考虑以现代诗谱曲，有助于诗的流传，间接推广、普及现代文学的可行性。
1980年
3月 • 由温任平、蓝启元、谢川成联合编辑之《愤怒的回顾：马华现代文学运动二十一周年纪念专册》出版，列为天狼星丛刊二，出版总目十二。
4月 • 温任平的序文汇辑成书《文学观察》出版，列为天狼星文库三，出版总目十三。
5月 • 程可欣、林若隐等人之诗、散文合著《风的旅程》出版，列为天狼星丛刊四，出版总目十四。
6月 • 聚于金马仑高原，举办文学研讨会，共提呈四篇论文：
1. 蓝启元：泛谈马华现代散文之得失
2. 川草：我对短篇小说的看法
3. 谢川成：五四格律诗的传统与马华诗人
4. 张树林：略论马华新生代作者的现代散文
9月 • 出版千帆等人之合集《青苔路》，列为天狼星文卷二，出版总目十五。
10月 • 朝浪之诗集《渔火吟》由涛声出版社出版。
• 同月川草诗集《晨之诞生》出版，列为天狼星丛刊六，出版总目十六。
11月 • 聚于金马仑高原，主办文学座谈会，讨论之课题为“作家在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出席者包括温任平、杨柳、张树林、沈穿心、蓝启元、谢川成、雷似痴、心茹、林秋月、冬竹、程可欣、林若隐、叶瓦、淡灵、叶河、韵儿、林添拱、风客、桑灵子、张启帆、舒灵、戈湘月，共二十二人。
以上的诗社活动与社员表现，均摘录自《愤怒的回顾》一书的附录资料：“天狼星诗社：七十年代大事记”。八零年的资料则引自《天狼星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1973-1983年）。八四年以降，诗社的各项文学活动反而没有专人负责整理，毋宁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时至今日（1997年），要重新追溯整理，谈何容易。
也许有人会以为1984年开始，诗社逐渐沉寂，生力不继，资料自然阙如，揆诸实况，又非如此。因为1984年诗社的多位成员通过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分会之便参与“马华现代文学会议”，为马华现代文学运动庆祝25周年，文学热忱何其炽盛！1984、85、86年诗社都有文学聚会，并于每年6月6日的诗人节聚会出版，分发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从1976年开始到1986年，诗社共出版印行了11年的诗人节纪念特刊，从未间断。诗社活力的萎化，大概始于1987年，最明显的“凶兆”是诗人节纪念特刊不再刊行，而1986年我从金宝搬去怡保，离开了金宝培元国中这个“基地”，局面变化甚大。1987年诗社年轻一代的中坚份子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都在马大念书，首尾不能兼顾，我与树林、川成诸人都有点意兴阑珊，无心恋栈。1987年以迄于1989年可以说是诗社趋于末落的衰微期。
换言之，诗社在进入80年代，还可分为转型/中兴时期，那是1981年到1986年的事，1987年到1989年杪则是诗社的衰退/陨落时期。这么笼统的说法，自然过于简化、粗糙，下文当就个人记忆所能及与搜集到的资料作些补充。
（四）1981年，诗社的中兴、转型时期
“天狼星”进入80年代便开始看到蜕变的痕迹。《天狼星诗选》于1979年出版，收入37位诗社成员的作品，可以说记载/反映了天狼星诗社社员在70年代的大体表现。我在《天狼星诗选》所撰写的序文<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把诗社的工作与宗旨归纳为6项：
1. 继承海天、荒原、银星等刊物的未完成使命，继续推广宏扬现代文学。
2. 栽培文学的新生代，尽可能奖掖提携后进，为文学界提供新的血轮。
3. 建立一种以文学艺术为事业与职志的生命信仰。
4. 在文学界矗立一座不顾现实的考虑，孜孜于文学艺术的追寻之典范。
5. 在我们能力做到的范围内，尽可能普及文学教育，使文学在文化格局中发挥更大的潜移默化的功能。
6. 维护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尊严。文学并非政治的附庸，作家的任务不是充当某种政治教条的传声筒，而是客观的、忠实的、全面而深入的去探究现实与人生。
1983年12月31日当诗社出版10周年纪念特刊时，我们再把上述六项宗旨印在页首，这样做不是要把它们奉为教条，而是自我惕励，用意是让大家对于自己投身其间的事业底意义有一种“自觉”。
1980年是诗社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不是因为年载的嬗递（从70年代的迈入80年代），而是因为诗社的许多分社在70年代下半叶渐渐熄火停工，除了张树林领导的绿流分社，其他分社已名存实亡。《天狼星诗选》收入的37位社员，逾半已辍笔不写或失去联络。我与诗社其他重要成员意会到与其分散力量，零零碎碎搞活动，何如化零为整，以诗社为总体，把所有的人力、能量都贯注进去，成果或更可观。
1980年年杪，我从冷甲调返金宝培元国中任教，局面顿而一变。过去8年来（1973年到1980年）我是从冷甲拿督沙咯中学发掘文学新锐。通过华文学会的活动，壁报的写作培训，时机成熟，便把有文学潜资的学生带进诗社。殷乘风、黄海明、林秋月、凌如浪、叶锦来、欧志仁、志才昆仲、陈月叶（堤边柳）都是这样吸收进来的。1981年我调返金宝任教，发掘人才自然从培元国中的华文学会成员去物色。说起来，谢川成、文倩、张丽琼以及稍后的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在我还未去培元国中教书前，便已加入诗社，因为杨柳早在我之前便在培元任教，川成等人都是她的学生，上过她的华文课。等到我调返培元，更著意发掘“文学资源”：张嫦好、丘云笺、吴缓慕、吴结心、郑月蕾、张允秀、胡丽庄、张芷乐、陈似楼、朱明宋、游以飘、袁钻英、廖牵心、吴想想、张秀瑾、张启帆诸人，名单颇长，蔚然可观，他们是文学的生力军，也是天狼星诗社跨进80年代所吸收进来的新血轮。
1981年实在是十分令人振奋的一年，1980年我们与音乐家陈徽崇联系频仍，筹备把现代诗谱曲制成唱片、卡带。1981年年杪由陈徽崇指挥，百啭合唱团演唱的唱带《惊喜的星光》络告面世。《惊喜的星光》也是天狼星诗社的社歌。一个文学团体居然拥有自己的社歌，我想这是港台新马都罕见的吧！《惊喜的星光》共收入八位诗社成员的十三首作品，唱片有些滞销（那时唱片已不甚流行），卡带却迅速售磬。现代诗谱成曲，公开演唱，还制成卡带广为流传，称得上是马华文坛大胆的创举。
于此同时我发觉诗社的新人程可欣、林若隐、廖牵心、胡丽庄、吴缓慕、吴想想除了能诗能文，音乐素养亦佳，尤以前二者作曲的质与量最为可观。于是我便多方面鼓励她们创作诗曲。虽然她们谱的曲调与陈徽崇的正统艺术歌曲迥异，唯校园民歌式的轻吟短唱，清新自然，不落陈俗，我个人对这种现代诗曲的表现与“受落程度”十分看好。恰巧稍为後进的张嫦好、胡丽庄、张允秀、吴结心等人都非常喜欢唱歌，诗社的活动于是也侵进了音乐的范畴，变得较活泼也较多元化。1982年我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语文文学组的名义邀得余光中首趟来马在三春礼堂演讲，我特别嘱咐可欣谱了余先生的<风铃>联同陈徽崇的高足陈强喜等，在演讲会结束时来一个“唱诗娱宾”。限于时间，他们只唱了四首现代诗，看得出来，台下的听众都意犹未尽。这个“印象”（也不知道对不对），使我在当时便暗地里决定日后有机会要搞一个较有规模的“现代诗发表会”。
1981年是一个活动多，颇为丰收的年份。是年六月诗社于邦咯岛庆祝诗人节，并主办文学聚会，会上有张树林讲“谈诗与人生”。十二月在金马仑高原大聚，主办文学研讨会，张树林提论文<文学创作的动机>，谢川成谈的是<一条拔河的绳子：谈温任平散文中的忧患意识>。值得一记的是谢川成于同年十二月荣获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主办的文学评论奖，奖金马币一千元。那年对谢川成而言，我想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因为同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集子《现代诗诠释》（出版总目十八）。诗社同时也出版了徐若洋（即徐若云）等人的合集《爱莲说》以及《诗僧》，雷似痴的诗集《寻菊》。记得我还替在马华现代诗坛备受忽略的雷似痴写了一篇序文<禅机与生机>，把学佛的雷似痴的作品与<孤独国>、<还魂草>的作者周梦蝶作了一些平行比较与分析。
1982年可谓“多事之秋”，这儿的“多事”取其正面的意义也。那年天狼星出版社第二度夺得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团体奖，奖金二千元，而且“双喜临门”，树林又荣获是年文协颁发的诗奖一千元。一方面我们忙着筹备余光中来马演讲事宜，那是大马华人文化协会总会语文文学组的活动；一方面我与树林、川成、穿心、锦来、孤秋联同其他霹雳州文化界的二十多位友好在霹州成立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分会。分会于八二年三月十四日举行成立典礼，会场的“书展”，展出的全是天狼星诗社的藏书，列为非卖品，供与会者浏览。即使在那么紧凑的事务压力下，诗社于六月诗人节仍如往常那样在金马仑高原主办文学研讨会，由我谈“分段诗试探并举例”，树林讲“马华现代散文的特色与前景”。
诗社的转型大约始于1983年，我于是年与树林、川成、穿心商议，决定在六月的诗人节聚会上完全由诗社新锐在文学研讨会上提呈论文，我们几个“老头子”退居顾问。记得那年林若隐提的论文是<欣赏的起点：谈现代诗的具体表现>，程可欣提的是<马华新生代作者的现代散文风貌>。她们的演说紧张了些，但大体上仍能讲析得有条不紊。我认为评论的训练不仅要能条分缕析，写成文章，还要能在台上侃侃而谈，让听众听得明白。我想程可欣、林若隐的评论根底就是这样逼出来的。八三年七月，我个人受商报/大马作协之邀，担任写作讲习班的讲师，谈“现代诗的欣赏”。
1984年我与诗社同仁决定主办“马华现代文学会议”，以具体的行动来纪念马华现代文学的25周年，天狼星沒有这样的物力、财力、人力，但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州分会有这份能耐，虽然在怡保怡东酒店主办的两天的大型研讨会耗费近1万5千零吉，但大家都认为“此事可行，而且值得去做”。于是我们四出筹款，出版特刊，征求广告；另一方面是为马华现代文学的诗、散文、小说三种文类的作家“点将”，拟出一份名单来，决定邀约60位作家。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的人数大概都以20人为限，以求均衡，会议除提论文外，还分成三个小组讨论25年来马华现代文学在诗、散文、小说三个范畴内的成绩，每组都有正副组长，总结的工作由组长负责。老实说在节目紧凑、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各组的讨论都难免流于表面，各组组长在匆忙中整理出来的总结也有急就章之嫌。钱花了不少，热闹也夠热闹，对马华现代文学25周年的成果，处境、困扰触及的层面却不夠深入，不无遗憾。就这个意义而言，1980年为了纪念马华现代文学踏入21岁的成年期而汇编出版的《愤怒的回顾》反而要比马华现代文学会议来得有份量，也更重要，下面当专题讨论之。
不过我自己几年前的心愿，要搞一个像样一点的现代诗发表倒是实现了。诗社的歌手可欣、若隐，联同张嫦好、徐一翔、吴结心、朱明宋、张允秀、胡丽庄、吴缓慕与陈微崇的百啭合唱团团员在文学会议过后唱了近20首现代诗曲，唱的人与听的人，台上台下都十分过瘾，1984年的重要事项感觉有谢川成的第二度获得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頒发的文学奖。1981年他拿到的是文学评论奖，1984年他夺得的是诗奖，文学理性与感性的发挥都见到了成果，不仅川成窃喜，我这个启蒙老师也为他雀跃。
前面我提到诗社的转型，让诗社新锐出来主持大局，1983年，程可欣、林若隐二人在评论／演讲方面已渐具大将之风，1985年我与树林、川成等人决定在社务方面完全退下来，由程可欣担任代理社长，林若隐担任代理署理社长，秘书由张嫦好代理，财政由徐一翔来管。我不知道这一步棋走得对不对，但我个人为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事而忙，树林与川成又参与青运霹州分会的活动，不久即跻身领导层，我们三人都有分身乏术之感，而且当时我正在筹编四巨册的《马华现代文学选》，计划每册五百页左右，收入现代诗、散文、小说及评论四部份，心已不能旁。我与川成又想出奇招出版一册中英巫三语对照的天狼诗社社员诗作合集（我们两人是瞒著大家进行的），并选在1985年6月6日诗人节出版，准备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现在回想起来，1985年我与树林、川成把诗社交给可欣、若隐、一翔、嫦好“管理”，在布署上可能有欠思虑，因为她们在1985年开始先后进了马大念书，功课的压力，使她们无法顾到诗社颇为繁琐的事务。不过她们这几个人在马大，也是不甘寂寞的，林若隐联络骆耀庭，可欣联系另一位诗社社员林添拱（比她高一届的中文系同学），加上一翔、嫦好与张允秀与当时中文系的文学同好（如林云龙、张玉怀、庄松华、潘碧华、陈全兴、朱旭龙）在马大成立“文友会”，并于八五年筹办第一届“文学双周”，接下来的几年（1986、87年），马大“文学双周”都是“文友会”在推动。而文友会后面的动力来自天狼星成员的“推波助澜”，就这一层意义来看，她们是把现代文学的种子散播到大专学院里，是把现代文学普及化的具体表现。
1985年6月6日，由我策划、谢川成主编的《多变的缪斯》（天狼星文萃5，出版总目22）刚好赶得上在诗人节聚会上出版并分发给大家。这部三语诗集，巫译者潜默、张锦良，英译陈石川，都是学有专长之士。收入的社员包括温任平、张树林、谢川成、蓝启元、孤秋、风客、叶锦来、程可欣、雷似痴、林秋月、徐一翔、林若隐的作品，这部三语诗选有它一定的份量，不仅因为它是天狼星诗社的一个重要突破，而且以三种语文来出版诗选也“可能”（我用“可能”，因为我不太确定）是大马诗坛的创举。
1985年9月还有一件颇为重要的活动，应该记载下来。那就是我个人受槟城中华大会堂之邀前去讲五四的新诗与现代诗，随行的程可欣、林若隐、张嫦好，加上陈辉汉在文学讲座过后的当晚唱她们新谱的歌。这时的可欣、若隐已在念大一，谱曲的功力已非当年谱<初翔>的稚嫩，他们一组四人，分别以独唱、二重唱、合唱的方式唱出方旗的〈江南河〉、瑞安的〈华年〉、方娥真的〈歌扇〉、吴结心的〈神话〉、林若隐自己的〈过客〉以及我的一首小品〈一九八四年注脚〉以及我的另两首较繁复的诗〈格律〉与〈一场雪在我心中下著〉，听众的反应相当好。这是天狼星诗社在北方第一次亮相，并且真个露了一手。那晚与陈应德、傅承得、赖敬文诸人相聚甚欢。接下来的一两年，我便藉此文学渊源，先后邀请陈应德、傅承得前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州分会主办的文学研讨会演讲。只有赖敬文似乎真的全面淡出文坛，无法邀约得上。
上述的活动固然频仍，文字的事功则以文学选的付梓最重要。《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散文、小说部份在1985年先后由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面世。我对这部大部头选集的出版，感受颇复杂。一方面是诗部份、评论部份因为文协面对财务困难无法印行，而文学选与我当年的构想也颇多出入。
这部1981年就开始筹编的《马华当代文学选》原来的名称是《马华现代文学选》。我在邀稿信上以及在提呈给文协的计划书上都用“现代”这个词。但当时任文协执行主任的周福泰最后通知我理事会决定把名称从“现代”改为“当代”，使我十分震愕。我原意是要把60年代到70年代末前后20年的马华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作一断代汇集，目的是为20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保存一份珍贵的成绩或者说文学遗产。可惜事与愿违，我的计划，到头来功亏一篑。理事会还要我在文学选的编委会成员里多邀“中间派”与“写实派”作家各一人，“以求平衡”。“现代”是Modern，现代主义是文学的一种派别或表现方式，有其精神面貌与特色；“当代”是contemporary，完全是一个时间的標志。我权宜轻重，决定函邀资深作家翠园(彭士 )与风格倾向写实主义的马仑(梦平)加入编委阵容。散文仍由张树林编、谢川成、沈穿心分别负责评论与诗部份的编选，马仑则负责编小说部份。由于文学选书名的更动，我特别嘱咐树林、川成、穿心等人选稿得现代、写实两者兼容并蓄，以求名符其实，当然我原来要替马华现代文学(1960－1979年)留下一份实录的构想是无法实践了。这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件憾事。
（五）衰微时期与新生代的崛起
1986年天狼星诗社又再改组，这次是由谢川成担任社长，由原班人马：可欣、若隐、一翔、嫦好辅佐他。那时川成从马大毕业出来已两年，在安顺苏丹阿都亚兹中学任教。他从该校吸收到一些人才，但我在那年移居怡保，在育才国中任教，地理距离愈来愈远，搞活动已力不从心。1986年徐一翔主编的诗人节纪念特刊如常出版，我们也在金马仑高原有文学聚会，提呈的论文现在已追想不起来了。1987年诗社的活动十分沉寂，1988年川成不甘雌伏，我们再度选择在高原大聚，邀得祝家华、沈钧庭、潜默在文学研讨会上分别提论文，这次提论文者均非诗社成员，乃前所未有之举。可惜这竟是诗社最后的一次文学聚会。
1986年我个人出版《文学﹒教育﹒文化》，收入个人自1978年至1985年10月于不同性质的研讨会上提呈的16篇工作论文。1988年10月谢川成出版他的第二本个人结集《夜观星象》(诗集)。1989年5月天狼星出版社印行了潜默的《焚书记》，“末代社长”谢川成仍企图在具体的书籍出版方面维系诗社的声名于不坠。1989年8月，在近打师训学院任讲师的川成鼓励他的学生谢双发出版诗集《江山改》；1989年11月我离开怡保远赴首都找寻生计，“为稻粱谋”，不再过问诗社事务。天狼星诗社从绿洲的萌芽，到1973年的正式成立，在“风雨飘摇的路”(这恰好是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上颠簸行走了17个年头，終于宣告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停止活动，“结束所有营运”。撰写此文，走笔至此，不禁泫然而泪下。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原来是有其至理的。
诗社散布于各地，各个不同工作岗位的前诗社同仁，只能用“各有造化”形容之。1987年若隐、可欣、嫦好、陈强华联同刚从台湾留学归国的林金城(他不是诗社成员)组成了“激荡工作坊”，从事谱曲，也作了好几场受人瞩目的演唱。林添拱则担任三家杂志的出版人，川草是杂志总编辑，陈美芬、蓝薇、冬竹、沈穿心、绿沙、凌如浪都服务于杂志社与报界。诗社的最后一位社员陈钟铭曾于不同年度先后获得大专文学奖的散文主奖与诗奖(也是主奖)，而诗社年轻一代的新血游以飘则曾囊括大专文学奖的散文、小说、诗三个项目的主奖，这个表现称得上殊胜了吧！李瑞腾教授认为七字辈的文学新人当中，游以飘的表现最是突出。事实上游以飘也不负众人之期望，夺得了由星洲日报主办的第三届（1995年）花踪文学奖的诗奖(主奖)，奖金五千元，第四届（1997年）的花踪诗奖，他又再度夺得主奖，这段资料是校稿时加上去的。特别要一记的是第二届花踪文学奖诗奖主奖得奖人也是诗社社员，她就是林若隐。1997年的今天，谢川成，程可欣都已经是文学硕士，都任职于教育界，若隐也在教书，目前正在写著硕士论文，照我看，她的硕士学位考到之后便是她东山再起之时，在教育界服务的前社员，据我所知，还有淡灵、桑灵子、蓝雨亭、林秋月，蓝启元还是校长呢！黄昏星、周清啸服务于文教机构，前者还以李宗舜之名重新驰骋于大马现代诗坛，殷建波则写着他的现代小说。在这个阶段，我无法估计这些“渗透”（我想不到更好的字眼）或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前诗社社员会发挥怎样的作用。文学虽不一定是经国之大业，却一定是不朽之盛事，通过这些分布于各地的社友的影响，会潜移默化出怎样的文学新生代来，那是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到眉目的。不过80年代，尤其是90年整个大马文坛的“文学生态”已与70年代不同，60年代的现代文学荜路蓝褸，处境颇苦，除了《蕉风》、《学报》几乎找不到什么园地可以发表他们的作品，偶在报章文艺副刊出现都带些点缀意味，非“主流文学”。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充滿了矛盾、疑惑、不安。“现实”，“现代”两派的关系，一言以蔽之是“口和心不和”，经常勾心斗角，不仅报章副刊仍不时刊出攻击现代文学的文字（70年代大事记曾多次记下诗社成员参与文学论争，且一辩数月的事，今天来看，实在不可思议，我个人也曾多次成为攻击，批评的对象）。即使在情况较改善的70年代，现代文学作者与在大学任教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看法也人言言殊，从《愤怒的回顾》的十人访谈／笔谈里，大家不难窥见这种不协调的现象。
（六）《愤怒的回顾》：有人乐观，有人悲观
《愤怒的回顾》这部书由蓝启元、谢川成联合主编，书名特别注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21周年纪念专册」这副题，封底用英文写上This book is published to commemorate the 21st anniversary of the Malaysian Modern Literary Movement。专册收入论文6篇，包括我本人的<马华现代文学的几个重要阶段>及<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与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张树林的<马华现代文学三重镇>，蓝启元的<马华现代文学新生代作者的困扰>，沈穿心的<马华现代诗的中心主题试探>，谢川成的<以宋子衡、菊凡为例，略论马华现代短篇小说的题材与表现>，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谈马华现代文学，也探讨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这三个重要文类的表现，以及现代文学新锐所面对的难题，天狼星诗社关心的不只是现代诗，也关注现代文学的整体表现，包括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的成果。
这部册子也访问了马华文学的十位知名人士，包括作家、诗人、教授学者、文史家、报章文艺副刊编辑人，他们是姚拓、钟夏田、王润华、吴天才、郑良树、杨升桥、陈徽崇、叶啸、李锦宗、宋子衡。访问以面谈/笔谈的方式进行，提出的问题包括：
1. 1979年是马华现代文学萌芽以来的第二十个周年，您是否赞同二十年来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已取得一定的成就？
2. 你认为二十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以哪一种文类的创作最丰收？原因何在？
3. 对于马华现代文学的创作与取材方面，您有何意见？
4. 在您所接触到的马华现代文学作品当中，您认为马华现代文学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
5. 无可否认的，在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不少的阻碍与抗力，您认为这些阻碍与抗力的症结何在？
6. 在可预见的将来，从事现代文学创作之作者，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去克服上述症结或难题？
7.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文学大众化”的呼声，就当前现代文学的趋向来看，您对这问题持何见解？
8. 依您看，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如何？
我们得到的答案相当分歧，即使针对第一个问题，小说家宋子衡的答复是：“我不能讲美丽的谎言，如果说马华现代文学已有了一定的成就，那只不过是自我安慰。”《文艺读者》主编和当时担任作协副主席的钟夏田的意见是：“我不认为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起一些现代文学兴盛的国家，例如台湾，我们的作者显得仍不够成熟。”在马大任教的吴天才副教授的观察是“由于作者多年来的辛勤耕耘，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作品而言，各种文集的数量自是客观；在质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这都是令人欣喜的！”而吴天才的乐观与杂志主编叶啸的悲观刚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叶啸认为“当我们回看马华现代文学二十年来的‘量’与‘质’的时候，我们却无法拿出具体的成绩来！这一点，是教人失望的。……我们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大系或选集”。专事搜集文学史料的李锦宗却谨慎地判断：“已经取得一些成就。只是大家回顾马华文学的发展过程，我们不能够否定现代文学的存在。”
这种意见的歧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反映出了马华现代文学70年代根基仍不够稳定，它的映像介乎清晰与模糊的灰色地带，所以才会出现上述人言言殊，见仁见智的现象。
就马华现代文学所面对的抗力与症结所在，大家的意见则较为接近，马大的郑良树副教授的观察是“现代文学在马华文坛扎根的初期，本地的刊物（如蕉风月刊）曾大量刊载外国作者（尤其是台湾作者）的诗文，这有点像是凭空杀出的奇兵，很令一些年轻的作者兴奋，而视其为模仿的对象。但在同一时间，保守派的作者却视其为异端，指其为舶来品，而不是本地的文学传统。于是，马华现代文学有它的倡导者、追随者，却也有排挤它的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时听到、看到两者之间的纷争。”钟夏田认为马华现代文学受到的阻力与抗拒，原因是“就客观而言，是在思想意识和现实主义者有所冲突：就主观而言，现代主义者的气焰，是令人反感的一个主要因素。”叶啸的看法是阻碍与压力“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在马华文坛享有传统地位的写实派，由于写实派的作者深受五四文学的影响，对于一些表现手法较新，曲折深蕴的写作技巧难以接受，故加以排斥和抨击，更多是以敌视的眼光加以谩骂，很少有中肯的批评与善意的建议，因此造成了现代文学和写实派形成了对峙之势。”吴天才则指出“马华现代文学有今天的成果可谓历尽艰辛。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阻碍与抗力，据我看，最主要的是派系之争。现代文学在大马植根的初期，新技巧新手法的运用，颇引起一些前辈作家的非议，及至后来双方成见加深，更是水火不相容。这种对峙的局面，造成现代文学本身的发展屡遭逆境。从当时文艺园地几乎全受垄断的情形，就可以看出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多么困难。”
这几段谈话里面有几个重点，一是大马的现代文学引自外国作家，尤其是台湾作家的诗文，管道是《蕉风》。现代文学在草创阶段，文艺园地几乎被现实派所垄断，现代文艺几乎没有什么园地可以发表作品（除了《蕉风》），我想吴天才指的是60年代当时的“文学生态”。写实派一向来享有传统的主流地位，不能接受新手法，新技巧的现代文学表现，因此加以排斥，于是便演变成对峙之势的意气之争，这点观察叶啸与吴天才几乎一致，想来也是事实。钟夏田则隐约地提到了“现实”与“现代”后面的思想意识冲突，还有现代主义作者的气焰“令人反感”。我想当年的天狼星诗社的行事作风，拥护它的人大概会觉得它充满生机，“创作神话”（赖瑞和语）；不过诗社扩张过速，总难免令人有些侧目。包括扬升柳，我本人在内的现代文学作者在70年代的一些言论也可能不太中听，甚至使人反感。不过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白头宫女话当年，大家是平心静气地去回顾、检视过去，重提往事绝无揭开旧疮疤让大家再来疼一次的意思。
至于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会如何，小说家姚拓认为“有赖于新一代作者的耕耘，有了踏实的创作，才可看见前景的曙光。”音乐家陈徽崇的看法是“肯定有的，路走对了，哪怕不到目的地。”李锦宗观察到的是“最近已有痕迹显示，一些作者在取材与表达方面，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变和突破。他们尝试以最浅白的文字，写出内涵最深刻的作品，同时内容开始弥漫着人间烟火。就此迹象而言，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是令人感到乐观的。”文学评论家的杨升桥则从具体的例证作出推断“尽管诸多阻碍与误解，马华现代文学终将取得主流地位。这很明显地可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看得出来。翻开该大系，阅读到诗部分，越是后期就越多形式、实质均有现代精神的现代诗”。郑良树是“寄予厚望……但并不乐观。”吴天才则比较肯定：“我预期它的未来更有表现”。钟夏田是有条件的乐观：“若能不落窠臼，善用本身长处，超越前辈境界，前景自然豁然开朗。”陈徽崇则“希望马华现代文学能出现大气魄的作品使其影响深且广。”扬升柳提醒马华现代文学作者不要丧失可贵的“独立性”和“民族性”。宋子衡是最悲观的了，他说“现代文学在没有足够营养的条件下寻求生存。”
其实有关马华现代文学前景的估测，大家意见纷纭，莫哀一是，与问卷第一项“现代文学是否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是首尾相关的。在70年代，马华现代文学阻力不少，迈入80年代的发展会如何实在不易估衡。在90年代的今天，大家可能会对我们当年的迷茫、不安觉得奇怪：历史真的是充满吊诡的。大马作协在1977年筹组时，我曾在是年8月与杨柳、蓝启元、杨升桥、郑菁兰前去首都与游川、叶啸、川谷、潘友来、川草、梁纪元、张瑞星、周唤、张宇川等在建国日报总社会议室（除了川草，其他文友均非诗社成员），商讨作协成立之后现代文学的处境与应付之策，这种过敏反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文学作者群当时的危机意识，有谁想到80年代的思想意识之争会逐渐淡化，进入90年代的今天，“现实”与“现代”几乎熔冶于一炉，共存共荣？我在《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总序中曾写过一段这样的文字，或可作为90年代马华文学的写照：
“由于这两股文学思潮的相激相荡，有竞争才有进步，对双方面作品素质的提高倒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在彼此企图说服或驳倒对方的过程中，现实主义的作者群意识到加强文学技巧的需切，以减轻来自彼方的诘疑；现代主义的作者群也努力在思想主题方面从个人走向社会，以消弭来自对手的责难。这么一来，双方面都在不同的文学考虑下改善了自己”（注三）
（七）强人式领导：文学直销
天狼星诗社作为一个同仁团体，其组织颇严密，活动颇“军事化”。其实军事化是守纪律、守时，“服从”训练之意。因为我个人比诗社其他同仁年长许多，瑞安还在诗社那段时期，他与他同窗好友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诸人都比我小十岁，后进一些的树林则小我十二岁，川成比我小十四岁，可欣、若隐、一翔诸人比我年轻二十载，游以飘大概比我小二十六岁，加上他们都是我直接或间接的学生，都称我为“老师”，所以在诗社我便形成“马首是瞻”的一个人物，说来也真惭愧。这种“强人式的领导”，使我为诗社策划的一些活动能“一以贯之”，弱点是一般诗社成员年纪都轻，没有事业基础，更谈不上任何经济基础，所以在推广诗社的各项活动经常都会面对各种阻力。很多问题都得由我加上已经出来做事的树林等人承担。我又有一恶习，几乎去到每一间学校教书都会“自动自发”去发掘人才，而学生家长认为“写作会影响子女的功课”，所以我曾面对过诘难，十多年来实在数不胜数。
“天狼星”作为一个同仁团体，好处是社友彼此互为激荡，互相鼓舞，大家的创作热忱不易衰歇、怠慢下来。不过写作毕竟是一件十分个人的事，有些文学潜质优异的社员像何棨良、许友彬、林漓、李木真（还有其他的，无法一一枚举），性情气质可能倾向独来独往，不太能适应天狼星诗社的气候，逗留了一、两年后便离去。当何棨良赞赏蓝薇、冬竹、飘云、林秋月为未来的Emily Dickinson的时候，那是在1978年，那时他已离开诗社好几年了，所以上述赞赏应该不是“自己人捧自己人”的场面话。而诗社严酷的文学训练，包括限时创作，通宵不眠参与文学讨论、辩论这样的活动，也许太过于严苛，已经拿到M.B.B.S，挂牌行医的陈质采便曾埋怨过这种训练“相当不人道”，可能有不少社员与她有同感。但在马大中文系任教的何国忠有一次在我召集的一项校园文学讨论会上和我说，他自己在中学时代十分向往“天狼星”，很想加入诗社，只是一直没有助缘促成此事，他对诗社严格的文学训练反而流露出孺慕之情。无论如何，我想我那些年一定是被某种obsession或者是某种业力（karma）的牵引，在文学上把自己和他人都逼得那么厉害。至于这样做的是非功过我当然是无法自我评估的。
有一点我应该要在这儿特别指出的是，诗社的所有活动都不曾与政治挂钩，事实上我在《天狼星诗选》前面那篇序里已说得很清楚，文学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不能为政治服务，而这种立场或原则也正是70年代以迄80年代上半叶诗社被人抨击为“不食人间烟火”、“吟风弄月”、“搞的都是与社会无关的纯文学”的主因。
诗社能从1973年撑到1989年，或者从温瑞安的“绿洲”时期算起，从1976年支持到1989年，称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我们在没有经济外援，国内文坛又不太接受我们这群异端的情况下“打拼”了这许多年，靠的是年轻人的激情与理想的力量。我去到每间中学都在做“文学直销”（如果当年我做的是其他产品的直销，今天可能是“直销之神”了，—笑），即使调去怡保育才国中的1986年，我对诗已有些意兴阑珊，但我仍栽培一批文学新血出版《傲雪》期刊（共出版十六期）。1989年诗社结束，我在吉隆坡尊孔国中也发掘了十多位写作新人，搞壁报，不断借书给学生们阅读和鼓励他们写作，只差一件事没做，我不再招揽这些新人进“天狼星”了。至于怡保育才国中和尊孔国中的文学新血，在我离开教育界后，他们的文学探索是不是还持续下去则不得而知。1997年的今天，在这冷飕飕的会议室里论析“天狼星诗社”真的有点检视/剖验一个文化遗体的意味，写到这里，只能用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来形容我的心情。我想我就用这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谈话吧。
附注
1. 资料引《愤怒的回顾》（天狼星出版社。1980）附录部分页133至页145。
2. 同上，页143至页152。
3. 摘自《马华当代文学选》总序（大马华人文化协会。1985）页4。
温任平
1944年生于霹雳州美罗。1972年创立天狼星诗社，担任社长职。现为企业顾问及激励课程讲师。擅长于评论、诗及散文，曾主编《大马诗选》、《天狼星诗选》，编纂选集计有《愤怒的回顾》（马华现代文学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专册）、《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一辑：散文）及《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二辑小说）。
著作计有诗集《无弦琴》、《流放是一种伤》、《众生的神》，散文集《黄皮肤的月亮》，评论计有《精致的鼎》、《人间烟火》、《文学观察》、《文学 • 教育 • 文化》等。
摘要
1. 天狼星诗社的前身为绿洲分社，草创于六七年。天狼星诗社的成立是在一九七三年。七三年的天狼星，有九个分社，分佈大马九个城镇。
2. 七三年以迄于七六年是天狼星诗社的成长/鼎盛时期。诗社出版手抄本、油印本文学期刊，经常举办文学性聚会，集合各地社友的力量，籍此传播现代文学的有关知识，并以各种方式培训社员写作。
3. 七六年年杪温瑞安一众退社，诗社由温任平等支撑。全力搞出版，以谋突破。诗社迈入出版/收获时期（1976-1980年），这期间共出版个人结集与合集十九种。
4. 上述时期诗社曾多次面对“现实主义”作者的抨击，社员参与论争，一些文学论战往往持续数月之久，相当程度反映现代文学仍受诘难、质疑。
5. 七九年《天狼星诗选》出版，分平装、精装，收入三十七位社员的作品。
6. 八一年开始，天狼星诗社进入中兴/转型时期（1981-1985年）。八零年出版《愤怒的回顾》用以纪念、反顾、检讨二十一周年的马华现代文学。八一年诗社与陈徽崇领导之百啭合唱团出版《惊喜的星光》把现代诗谱写成曲，制成卡带，方便流传。八二年邀得余光中首次来马演讲。八四年诗社成员获得其他文化团体支持主办“第一届现代文学会议”，受邀请出席者包括现代诗、散文、小说作者共六十人。
7. 天狼星于八二、八四年两度荣获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颁发之团体奖。诗社中坚份子谢川成于八一年获得文协颁发之文学评论奖，八二年张树林荣获该届文协之诗奖，八四年谢川成第二度夺得文协颁发之文学奖（是届是诗奖）。
8. 八五年六月六日诗人节诗社出版中英巫三语对照之社员作品选，书名为《多变的缪斯》。
9. 八五年、八六年，诗社新锐程可欣、林若隐、张嫦好、张允秀诸社员进入马大念书，与马大其他文友组文友会，发起“文学双周”的年度中文系活动，把现代文学的种子进一步散播入大专院校。八六年沈穿心获大马文协颁发之诗奖。
10. 八六年至八九年乃诗社之式微时期。自七六年至八六年，出版十一年从未间断之诗人节纪念特刊，于八七年停刊。八八年诗社于金马仑大聚，邀得祝家华、潜默、沈钧庭于文学研讨会上提论文，此乃诗社最后一项文学活动。出版活动则持续至八九年。八九年出版了谢川成、潜默、谢双发之三部诗集后，所有活动至此告一段落。
11. 近期之前诗社员之表现有表现有陈钟铭之先后获得大专文学奖（诗奖与散文奖）。游以飘除获得大专文学奖之诗、散文、小说之奖项外，还荣获星洲日报主办之第三届及第四届花踪文学奖诗部分之主奖。特别一提的是第二届花踪文学奖之诗奖得主为林若隐，表现甚称不俗。谢川成，程可欣均为马大中文系硕士，在教育界服务。
12. 《愤怒的回顾》与大马现代文学的成就/表现/前景作出各方面的反思。
（一）缘起
一个有扩张企图的神话王国
上述课题，本来不太适宜由我来谈。我是天狼星诗社的前任社长，谈天狼星诗社和大马现代文学的关系，分寸拿捏得不准，难免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另一个顾虑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是天狼星诗社的当事人，要跳出当事人的框框作出旁观者那样客观的分析，并不容易。
不过作为天狼星诗社的领导人（我担任诗社社长长达12年），最大的方便是较易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免去了局外人分析天狼星所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臆测成份。我看我能做到的是，把诗社的各类文学活动尽可能如实地记载下来，至于这些活动对马华现代文学所造成的影响，我会作些事实的敷陈与析论，供作日后研究马华现代文学的有心人参考。
（二）天狼星诗社大抵可分为五个阶段或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1967年到1972年的萌芽/草创时期。如实地说，1967年成立的是绿洲社，而非天狼星。绿洲社是天狼星诗社的前身，主要成员是温瑞安与他的同学黄昏星、蓝启元、休止符（周清啸）、廖雁平、叶遍舟、余云天、吴超然等“七君子”。活动的主力以编壁报，“出版”手抄、油印本《绿洲期刊》为主，并且每年都举办两三次的文学聚会。《绿洲期刊》一共出版了三十多期，以手抄本居多。手抄本只能传阅，油印本（一百册）则有些余裕邮寄给各地文友看看。绿洲以那么原始的形式“出版”，但内容居然包括了余光中、叶维廉、叶珊等台湾作家的特辑/专题，真的有些“胆大妄为”。后来相继于1972年、1973年成立的各地分社（都是以“绿”字排前），不少亦仿效以这种手抄、油印本出版刊物（张树林任社长的安顺“绿流”分社，曾出版二十多期的油印《绿流期刊》），我想这种满足感来自精神上的居多，实际的行销流传则谈不上，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理想主义的表现。
针对这种高度理想主义的表现，1973年6月号的《学报》（869期）赖瑞和写过一篇有关诗社的访问：<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曾客观地指出诗社的动力来源：“这种干劲，得有一种自以为是，牢不可破的信念来支持。这种信念，多少有点youthful，romantism，idealism，不理会现实考虑的意味”，并且认为天狼星诗社是向外面的世界摆一个“神话的姿势”。
说起来天狼星诗社在1973年开始，便晋入所谓成长鼎盛时期。诗社的第二个阶段应该从这年算起。在此之前，由于瑞安的策划，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三人的大力辅助，他们除了出版刊物，还经常到国内其他城镇往返，与文友见面认识；住的较远的文友则通过书信联系，建立/加强彼此的联系。这些活动替诗社奠下相当广泛的人际网络，为诗社罗致到不少人才，寥湮（方娥真），陈美芬，何棨良，许友彬大概都是于1972、1973年先后加入天狼星诗社的阵营的。
就我所观察与实际体验到的是，1972、1973年是诗社相当重要的年份。我替香港《纯文学》双月刊汇编的<大马诗人作品特辑>分两期刊登于1972年10月号与12月号，我相当自觉地尝试把现代诗的力量扩展出去，“争取”国内与国外的认可。1973年正月我个人也开始在台北《幼狮文艺》撰写《谈文说艺》专栏。1972年11月瑞安与周清啸、蓝启元赴首都拜会姚拓、白霹、悄凌、周唤、雅蒙、赖瑞和、思采、沈钧庭、李忆莙、凝野诸人，与《蕉风》、《学生周报》建立较密切的联系。1973年2月我与瑞安联袂赴北马访艾文、宋子衡、游牧、菊凡、温祥英、麦秀、苍松等人，加强与北马文友的联系。这些“动作”都是为了广大诗社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进军”文坛的先声。
而1973年我从彭亨调返霹雳冷甲任教，住在美罗老家，我与瑞安两股力量汇流，力量倍增，大家于是决定把1972、1973年相继成立的九个分社联成一体称为“天狼星诗社总社”。我个人任总社长，瑞安任执行编辑，黄昏星任总务，周清啸任财政，蓝启元任文书，另设委员数人，辅助社务之推展。前面提到的九个分社除绿洲外，它们分别是“绿林”（霹雳巴力，社长陈美芬），“绿原”（霹雳宋溪，社长陈采伊），“绿风”（彭亨文德甲，社长杨柳），“绿湖”（吉隆坡，社长何棨良），“绿野”（霹雳冷甲，社长殷乘风），“绿流”（霹雳安顺，社长张树林），“绿丛”（吉打亚罗士打，社长许友彬），“绿岛”（威省大山脚，社长陈中华），由谢川成担任社长的“绿园”则迟至1976年始成立，成为天狼星诗社的第十个分社。这个时期的天狼星不仅规模壮观，而且拿得出来的成果亦不俗，已不仅囿限于草创时期那种出版壁报、手抄、油印本期刊的活动框框而已，为了方便参照，从1973年到1976年的诗社大事分别胪列于后：（注一）
1973年
2月 • 天狼星诗社成立。“天狼星”三字为钱歌川所题。
• 台北《笠诗刊》第五十三期发表<大马诗人特辑>选入十四位马华诗人之作品，温任平、温瑞安入选。
• 蕉风月刊推出<评论专号>，其中<宋子衡短篇小说评介专辑>由瑞安策划，并主催笔谈会讨论宋子衡小说之特色，参与笔谈者计有：寥湮（方娥真）、黄昏星、休止符（周清啸）、何棨良、苓落、陈采伊、蓝启元、吴超然、余云天、陈美芬、汤锦堂等十一人，均为诗社成员。
5月 • 台北文馨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散文选》，余中生编，收入温任平散文两篇。
• 温瑞安主催一项题为“马华青年文艺作者的心声”的座谈会，诗社十人参与，包括新人殷建波，由温任平负责总结。是项座谈会全文于同年七月刊于黄崖主编之《星报》。
• 学报主编稍凌来访诗社。
6月 • 《教与学月刊》发表飘贝零辑之<温任平其人及其作品>，刊于温氏的诗作、信扎、照片。庆祝诗人节，召开“散文座谈会”。
• 由稍凌提供资料，赖瑞和撰写的<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刊学报八六九期。
8月 • 蕉风二四六期推出<散文专号>，温任平协助邀稿、策划，刊出上述“散文座谈会”全文，及温氏昆仲企图为散文定位的“对话录”。
主讲 论题
温瑞安 <现代文学批评的精神分析学派与新批评学派>
黄昏星 <意象与意象的语言在散文小说里的效用>
蓝启元 <谈美学距离>
周清啸 <论诗的定向叠景>
叶遍舟 <从一个角度来诠释司空图的诗观>
方娥真 <浅析亚里士多德“净化说”>
9月 • 周清啸赴台深造，诗社为其饯行。
10月 • 温瑞安赴台，饯行者众。
11月
• 温任平应邀赴台北出席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与痖弦、洛夫、余光中、高信疆、张默、林焕彰、蔡文甫、周梦蝶、黄春明、景翔、陈芳明诸人会面。
• 同年十一月温瑞安、周清啸休学返马，引起一些非议。
12月 • 甫返国门之温瑞安与黄昏星、蓝启元、周清啸、殷建波、张树林、廖雁平一行七人赴北马，与社员许有彬、陈俊真、徐若云、李美玲、林鹏忠、怡夏等会面，拜访棕榈出版社的艾文、宋子衡、菊凡、并与犀牛出版社的麦秀叙面。
1974年
1月 • 蕉风二三一期发表何永基的<访温任平谈诗与散文>，是月下旬徐若云前去首都服务于学报社。
2月 • 蕉风二三二期继刊出何永基的<访温任平谈文学批评及其他>。
3月 • 台北《幼师文艺》出版《二十周年纪念专号》（上册）收入温任平的散文<黄皮肤的月亮>并刊出绘像。
• 温任平提倡每月举行“唐宋八大家”作品竞赛，选出诗社八位成员参加，每月交上一篇个人认为最满意的作品，有温氏负责评审，选出是月最佳作品，用意在激励诗社成员精益求精，不致停滞于某个创作水平。
• 大聚于金宝彩虹楼，举行文学研讨会，讨论四篇小说：（一）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二）宋子衡的<熔岩>；（三）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四）温任平的<超级市场>。
4月 • 《幼师文艺二十周年纪念专号》（下册）收入温瑞安的散文<大江依然东去>并刊出作者绘照。
5月 • 诗社假邦咯岛金沙滩举行一连两夜之盛大聚会，主要节目包括文学辩论及现代诗朗诵。现代诗朗诵比赛首名殷乘风，次名周清啸，第三名徐若云。
8月 • 香港文艺书屋出版七二年刊于《纯文学》双月刊之<大马诗人作品专辑>，书名定为《马华文学》，列为文星丛刊二九七。
9月 • 温瑞安、方娥真、廖雁平离马赴台。周清啸因家人不允无法成行。
10月 • 黄昏星赴台。
• 《大马诗选》筹编约四年终于付梓问世，收入大马现代诗人二十七人。天狼星成员占六位，即温任平、温瑞安、黄昏星、蓝启元、方娥真、周清啸。
• 同月温任平受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颜元叔教授委托，担任《中外文学》东南亚区代表。
11月 • 温瑞安之小说<鉴痕>被收入中国时报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大展》一书。<鉴痕>为“唐宋八大家”获奖作品。
1975年
1月 • 郭书远于蕉风月刊撰文评介《大马诗选》。
2月 • 周清啸赴台。
6月 • 有蓝启元、殷乘风设计一套书签，每张书签摘录两手现代诗，一套十二张，共选录十九位社员的二十四首诗，印三千套，购者踊跃。
7月 • 蕉风月刊发表温任平的<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回溯>长文。张树林主编的《绿流散文选》出版，收入十五位绿流分社社员之散文作品。
8月 • 蕉风月刊发表了张瑞星评介温任平等著《马华文学》（文星丛刊二九七）的书评。温瑞安诗集《将军令》得张树林、殷乘风资助与奔走接洽，顺利出版。
• 《天狼星诗刊》第一集于台北印行，由温瑞安，周清啸联合主编，封面“天狼星”三字由画家陈庭诗题字。
• 《南洋商报》<读者文艺>辟<我对马华文艺前途的看法>栏，广邀大马写作人发表意见。温任平的<马华文学的处境>及温瑞安的<众里寻他千百度>与本月先后刊出。
10月 • 蕉风月刊采用其中四张书签作为蕉风之封面设计。
• 同月，温任平、温瑞安、方娥真三人之散文作品被选入黄进莲主编的《当代中国散文大展》（台北大汉出版社）。
• 张树林获得槟城韩江中学校友会主办之“全国散文创作比赛”季军奖。
• 殷乘风于建国日报<大汉山>副刊发表<今日诗坛真的“一无所有”吗？>针对叶啸于九月二日发表的文章<诗•散文•评论>提出质疑，引起一场论争。
11月 • 《天狼星诗刊》第二期于台北印行，是期为<武侠小说与现代诗专辑>，周清啸主编。
• 同月，殷乘风不告而别赴台与温瑞安一众会合，并来信退出诗社。
12月 • 蕉风月刊刊出柳非卿的书评<江湖寥落尔安归>，评析温瑞安的诗集《将军令》。
• 洪而亮自亚罗士打前来总社，协助社长处理社务，一方面进修文学，准备赴台深造。
1976年
1月 • 星槟日报驻安顺记者陈文思访问温任平，访问记分两日（一月七日、八日）刊该报全国版。
2月 • 《天狼星诗刊》第三期于台北印行，由黄昏星主编。
• 台北《幼师文艺》二六六期刊出<文学批评界的新锐：峥嵘篇>，介绍八位近年来崛起的批评界新锐，马华作家共占三人，他们是：王润华、陈慧桦、温任平。
4月 • 《幼师文艺》二六八期刊出<散文创作的新锐>，介绍散文新锐作家四人，他们是：也斯、李男、林川夫及温瑞安。同期刊出<马华文坛的年轻旗手：温任平剪影>的访问记全文及生活照片九帧。
• 《建国日报》举行全马散文创作公开赛，诗社多人获得优胜奖。二十九日《大汉山》刊出蓝薇的散文<沟>。
5月 • 《大汉山》于五月六日刊出郑荣香（飘云）的优异奖作品<车厢内的>与林秋月的<夕阳西下>。
• 同月二十日《大汉山》刊出朝浪的获奖作品<片片碎语>。
• 《建国日报》<大汉山>版于十三日及十八日刊出温任平之长文<文学作品的外在侦察与内在研究>。历时七个月的论争至此告一段落。
• 温任平于香港《当代文艺》发表<致屈原书>，以讽喻方式道出马华文学界普遍存在着之弊端。
• 同月洪而亮主编之《绿丛》出版，收入散文五篇，小说三篇，论文四篇。
6月 • 《天狼星诗刊》第四期于台北印行，黄昏星主编。
• 出版《七六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张树林主编，八本开，六大版，收入五十位社员之诗作品各一首。
• 温任平于六月六日及九日于《南洋商报》发表<文学批评界的歪风：兼致谢杰先生>，指责当前文学评论的某种畸形发展，并为郑良树的<说因缘>、何棨良的<这种眼神>二书辩护。
• 二十六日商报刊出柳平的<良心何在？>就<致屈原书>一文作出反应。
• 《大汉山》刊出沈穿心的获奖散文<三折>。
• 温任平的长论<电影技巧在中国现代诗的运用>被选入古添洪、陈慧桦主编之《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7月 • 杨升桥于《当代文艺》发表<为屈原覆温任平书>，进一步揭露马华文学界的谬误与偏激现象。二十一日温任平于商报<读者文艺>发表<致屈原书及其他—兼致柳平先生>。
8月 • 本月六日《南洋商报》刊出洪锦坤的访问<访“天狼星诗社”社长：谈马华文学状况、方向>。
• 台北巨人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年选》散文部分收入温任平的<一个全圆>，温瑞安的<独照>、<狂旗>及方俄真的<黑发挽得住否>。
• 温任平于香港《当代文艺》第一二九期发表<与冰凌先生谈文学的评价问题—兼及徐速、张爱玲等作家>。
9月 • 洪而亮赴台深造。
10月 • 温任平的<致痖弦书—谈诗的诠释>被选入痖弦、梅新主编的《诗学》第二辑（台北巨人出版社）。
• 温氏获得英国剑桥之国际传记中心主持人恩纳琪博士来函通知，其生平著述资料已编入第五版的《世界各国著名诗人总册》。
11月 • 本月八日诗社成员包括张树林、沈穿心、孤秋、朝浪等于安顺成立“世纪文化公司”售卖现代文学书刊，是日《建国日报》刊登全版启业广告。同月收到温瑞安、黄昏星、周清啸、方娥真、廖雁平等人之退社信。
诗社从1973年到1976年年杪瑞安一众退社，在台另组神州社，便晋入第三个阶段：“温瑞安缺席”的天狼星诗社在许多方面都不同，这是必然的事，也是诗社必需面对的事实。神州社的成立，也使留在大马的社员自然萌生一种竞争心态，包括已经三十岁出头的我，都不愿意看到诗社在温、黄、周、方、殷、廖诸人离社之後而陷入萎糜不振的局面，为人耻诟。“世纪文化公司”便是在这种心态下成立，我们知道一定要搞好出版、销行，我们才能与瑞安一众“较量”。这个时期，张树林、黄海明、沈穿心、孤秋、谢川成、林秋月实际上已代替了退社成员所留下的空间。
（三）出版书籍才是最雄辩的
从1977年到1980年诗社迈入第三个时期，也许我应该把这个时期称为诗社的出版/收获时期，相对于诗社第二个时期仅能出版《大马诗选》与《将军令》书籍两册，诗社于1977年至1980年共出版个人结集及合集多册，它们是《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流放是一种伤》（诗集，温任平著）、《易水萧萧》（诗集，张树林著），《众生的神》（诗集，温任平著），《橡胶树的话》（诗集，蓝启元著），《传统的延伸》（论述，沈穿心著），《走不完的路》（合集，风客等著），《千里云和月》（散文，张树林著），《天狼星诗选》，《愤怒的回顾》（论述，温任平、蓝启元、谢川成编），《文学观察》（序文，温任平著），《青苔路》（合集，千帆等著），《风的旅程》（合集，程可欣等著），《晨之诞生》（诗集，川草著），共14种，均由天狼星出版社出版。我个人也在台北出版散文集《黄皮肤的月亮》，诗论《精致的鼎》，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我的论述《人间烟火》，加上朝浪的诗集《渔火吟》，陈强华的诗集《烟雨月》，天狼星诗社成员从1977年到1980年这4年内共出了19本书，以当时诗社成员物力财力之匮乏，这成绩算得上是斐然可观的了。至于其他文学活动的参与/表现，则下面的“大事记”（注二）或可提供较详尽的资料：
1977年
1月 • 《星槟日报》全国版刊出林延甲的<致温任平书：文学与政治>，备受瞩目。
2月 • 二十八日温任平于大众晚报刊出<谈文学的社会性>一文，文风于三月十三日发表<驳温任平君的一些邪说>，引起一场历时五个月的论战，多位社员参与讨论。
3月 • 本月二十日温任平继于《大众晚报》发表论文<文学观，文学知识>，亚郎提出质疑，引起另一场持续四个月的论辩，多位诗社社员参与是场论争。
4月 • 诗社举办七七年“大马现代诗奖”，比赛细则刊各华文报章。
6月 • 庆祝诗人节，出版《七七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张树林主编，收入四十一位社员的作品各一首，十六开本，十二版。
• 蕉风出版诗专号，收入温任平、郑荣香、林秋月、冬竹诸人之诗作。该期蕉风刊出有天狼星诗社主催的一项现代诗座谈会“马华现代诗、诗评、诗方向”，出席者计有温任平、张树林、沈穿心、谢川成、凌如浪、陈月叶、黄海明、林秋月，由谢川成负责记录。诗专号未能全部刊出的诗作，继刊蕉风七月号，杨柳、蓝薇作品入选。
7月 • 温任平著《黄皮肤的月亮》由台北文化事业公司期刊部出版，分精装、平装两种版本。
• 温氏于七月六日于《大众晚报》副刊发表<不要气疯了，文风先生>，结束了与文风的论战。
• 十五日温任平在<大众文艺>继发表<四覆亚郎先生>，结束了与亚郎的论争。
8月 • 天狼星双月刊于台北出版，洪而亮主编，收入多篇散文、诗评论。
• 温任平、杨柳、蓝启元协同杨升桥、郑菁兰同赴首都与子凡（游川）、叶啸、川草、潘友来、张瑞星、周唤、川谷、张宇川、梁纪元诸文友会于建国日报会议室，讨论“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之筹组对现代文学可能产生的影响。除川草外，其他文友均非诗社成员。
11月 • 温瑞安、黄昏星、殷乘风要求重返诗社，不果。
12月 • “七七年度大马现代诗奖”成绩揭晓：林秋月获主奖，杨百合、沈穿心分别获得优异奖。
• 诗社大聚于邦咯岛，首晚举行文学座谈会，议题为“马华现代文学的检讨”；次晚举行“七七年度大马现代诗奖”颁奖礼及现代诗朗诵会，社员除自诵作品外，还朗诵了痖弦、余光中、郑愁予等人之诗作。
1978年
1月 • 香港《诗风》月刊第六十八期出版《星马诗人作品专辑》（上），有张树林、谢川成两人负责邀约马来西亚方面的诗稿。是期除收入温任平、林秋月、陈月叶、张树林、黄海明、沈穿心、蓝启元、谢川成、张丽琼、风客的诗，及谢川成的一篇短论<浅析一首现代诗>外，尚刊登由天狼星诗社于七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主催的一项座谈会“马华现代诗坛的情况与发展”全文，出席者：张树林、蓝启元、黄海明、沈穿心、谢川成。
2月 • 《诗风》月刊继刊出《星马诗人作品专辑》（下），发表洛雨思（孤秋）、郑荣香、李木真、心茹、风客、李颍璇、蓝雨亭、凌江（凌如浪）、林漓、绿沙、冬竹、文倩的诗作。
6月 • 庆祝诗人节，温任平以社长身份指出这一年来社员们的表现平平，对诗社的参与与投入也不够。他希望七八年六月到明年六月是诗社振兴的一年。
• 《七八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出版，十六开，共十余版，除收入三十七为社员的诗作及两篇诗论外，还刊出诗社主办七七年度大马现代诗奖专辑。
• 台北中华日报社出版《情感的火花》选入温任平的散文<窗与记忆>。
7月 • 诗社召开执委会议，决定积极推行出版计划，出版之书籍将胥视其性质及篇幅分别以不同版本出现。
• 张树林主编，《大马新锐诗选》出版面试，厚二百一十二页，江震寒设计，收入大马二十三为新锐诗人之作品。入选社员包括张树林、黄海明、沈穿心、林秋月、冬竹、亦笔（舒灵）、蓝薇、郑荣香、潘天生（绿沙）、洪而亮、陈月叶共十一人。
• 温任平、张树林、蓝启元、沈穿心、谢川成赴首都出席马来西亚写作人（华人）协会首届会员大会，出席会议的其他社员还有川草、陈俊镇、风客、绿沙。温任平被选为作协副研究主任。
8月 • 温任平诗集《流放是一种伤》于台北印刷出版，洪而亮督印，许章真设计。诗社主办“七八年度大马现代诗奖”，文告刊各华文报章。
• 学报九三六期何棨良于其专栏指出当前有潜力“摇身一变为另一个Emily Dickson”的五位年轻女诗人，其中四人：冬竹、蓝薇、林秋月、郑荣香均为诗社同仁。
9月 • 张树林、沈穿心联决赴台，逗留约十日，受到痖弦、高信疆等人之热诚接待。
• 黄海明赴英深造，诗社为其饯行。
10月 • 温任平著《精致的鼎》由台北长河出版社出版。
11月 • 温任平著《人间烟火》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列为学术丛书第三种。
• 十一月二十六日温任平受邀于星槟日报就“马华文艺有前途吗？”此一论题发表意见。
12月 • “七八年度大马现代诗奖”成绩揭晓，主奖有陈蝶所获，优异奖得主陈强华及黄子。
• 《天狼星双月刊》第六期于台北出版，洪而亮主编。
• 马华文化协会与吉隆坡联邦大酒店主办第一届文学研讨会，社长温任平受邀提呈论文，题为<马华现代文学演讲会的意义与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
• 二十二及二十三日大聚于金马仑高原，二十三位社员参加。首晚举行“七八年度大马现代诗奖”颁奖礼及文学演讲会。温任平的讲题为<从杨牧的《年轮》看现代散文的变>，蓝启元的讲题为<文学创作的动机>。
• 二十三日举行文学辩论会，论题是<武侠小说有没有武侠价值？>，正方主辩，张树林，负方主辩杨剑寒，结果正方获胜。
1979年
2月 • 川草于二月四日在吉隆坡主催一项文学座谈会，议题“谈马华现代散文”，出席者：川草、风客、舒灵、叶锦来、谢川成、陈俊镇、凌如浪。
• 杨剑寒赴台深造。
3月 • 温任平受《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编委会之邀，提供十首诗作及个人履历资料。
4月 • 本月二日张树林著诗集《易水萧萧》出版面世，列为天狼星文萃一，出版总目五，为张树林之第一部著作。
• 四月二十二日温任平诗集《众生的神》出版问世，列为天狼星文萃二，出版总目六。
• 张树林、谢川成联决前去森美兰州芙蓉埠出席一项文学座谈会，议题为谈温任平的散文《暗香》。出席者计有：张树林、谢川成、川草、舒灵（陈明发）、风客、陈俊镇、绿沙、叶河、蓝雨亭共九人。
• 四月二十九日潘友来主催之笔谈会“华文报章应重视马华文学”刊《星洲日报》，发表社长温任平之意见及刊出照片。
5月 • 黄维梁编著厚达四百五十三页的《火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出版，收入温任平的诗<长城谣>及张树林的《音乐化的散文—<听听那冷雨>评介》，并节录温氏著<黄皮肤的月亮>自序。
6月 • 假安顺圣约翰救伤队总部庆祝诗人节，通宵不眠，相聚甚欢，论题为“诗与人生”。社长温任平于席上宣布将全力策划出版诗社成员的个人结集。
• 六月六日由谢川成主编之《七九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出版，收入二十三位作者的诗及论文六篇，并附有七八年度大马现代诗奖特辑，刊出主奖与优异奖得主之作品、照片及生平介绍。
• 六月二十五日《七九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再版。
7月 • 出席大马作协会员大会，出席的诗社成员包括温任平、张树林、沈穿心、谢川成、蓝启元、孤秋、风客、川草、张丽琼、舒灵、蓝雨亭、凌如浪、叶锦来、绿沙。
• 张树林、蓝启元、谢川成、沈穿心、心茹、李祖英于社长温任平家与程可欣、林若隐、雨中秋、张启帆、林秀燕、李玉容、陈似楼等二十余人会面，交换写作心得，席间有诗朗诵。
• 吉隆坡—钱研究机构谢天平博士主编出版之《马来西亚华裔人物辞典》，收入温任平的生平著述资料。
8月 • 本月十五日蓝启元之第一部诗集《橡胶树的话》出版，列为天狼星文萃三，出版总目七。是晚于首都欢庆新书顺利付梓。
• 本月二十九日沈穿心之首部论述《传统的延伸》出版，列为天狼星文卷一，出版总目八。
9月 • 沈穿心受《文桥》期刊杨百合之邀于该刊每期撰写<现代诗分析>专栏。
• 温任平亦受邀于《文桥》主持<文艺信箱>，答复读者来函。
• 本月十五日风客等著《走不完的路》出版面世，收入论文两篇，散文九篇，诗作十八首。列为天狼星丛刊一，出版总目九。
• 社员陈强华之诗集《烟雨月》出版面世。
10月 • 署理社长张树林只身赴台处理《天狼星诗选》之出版事宜。
• 十月十日《天狼星诗选》出版面世，收入三十八家诗，附作者生平简介，照片及一篇由社员分别撰写的序言。书分精装及平装两种版本。列为天狼星丛书四，出版总目十一。
11月 • 张汉良、萧萧编选之《现代诗导读》一套五册出版，<理论史料>之部收入温任平的<电影技巧在中国现代诗的运用>一文。
• 本月二十二日《南洋商报》全国版刊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文告，第二届文学奖成绩揭晓，天狼星出版社获团体奖，奖金马币二千元。
12月 • 诗社假金马仑高原举行三天大聚，参加人数三十二人。十二月八日下午举行“文学与人生”座谈会，发言者踊跃。八日晚举行文学研讨会，第一阶段由下列社员主讲：
1. 孤秋：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谈中国古典诗词
2. 蓝启元：现阶段年轻作者的处境
3. 谢川成：谈温任平诗中的《屈原情意结》
• 九日晚社长宣布本年度“社员创作比赛奖”成绩，诗奖由沈穿心、张树林、雷似痴获得，散文奖得主为张树林、叶河、蓝启元，并各颁给奖牌一座。
• 九日晚继进行文学研讨会，第二阶段由下列社员主讲：
1. 沈穿心：神话与现代诗试探
2. 杨柳：武侠小说之我见
3. 心茹：诗与感情
4. 张树林：从心理学谈文学创作
• 本月十五日马华文化协会举行本年度文学奖颁奖礼，蓝启元代表天狼星出版社领取团体奖。张树林、谢川成受邀代表诗社出席宽柔中学合唱团于新山召开的一项演唱会。
• 马华文化协会与十二月十五日及十六日于首都联邦酒店举行第一届“文化研讨会”，社长温任平受邀提呈论文“华人文化与宗教信仰”。
• 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宽柔合唱团莅临怡保巡回演唱，社长温任平及诗社同仁应邀请前往观赏演唱会，并交换创作心得，郑重考虑以现代诗谱曲，有助于诗的流传，间接推广、普及现代文学的可行性。
1980年
3月 • 由温任平、蓝启元、谢川成联合编辑之《愤怒的回顾：马华现代文学运动二十一周年纪念专册》出版，列为天狼星丛刊二，出版总目十二。
4月 • 温任平的序文汇辑成书《文学观察》出版，列为天狼星文库三，出版总目十三。
5月 • 程可欣、林若隐等人之诗、散文合著《风的旅程》出版，列为天狼星丛刊四，出版总目十四。
6月 • 聚于金马仑高原，举办文学研讨会，共提呈四篇论文：
1. 蓝启元：泛谈马华现代散文之得失
2. 川草：我对短篇小说的看法
3. 谢川成：五四格律诗的传统与马华诗人
4. 张树林：略论马华新生代作者的现代散文
9月 • 出版千帆等人之合集《青苔路》，列为天狼星文卷二，出版总目十五。
10月 • 朝浪之诗集《渔火吟》由涛声出版社出版。
• 同月川草诗集《晨之诞生》出版，列为天狼星丛刊六，出版总目十六。
11月 • 聚于金马仑高原，主办文学座谈会，讨论之课题为“作家在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出席者包括温任平、杨柳、张树林、沈穿心、蓝启元、谢川成、雷似痴、心茹、林秋月、冬竹、程可欣、林若隐、叶瓦、淡灵、叶河、韵儿、林添拱、风客、桑灵子、张启帆、舒灵、戈湘月，共二十二人。
以上的诗社活动与社员表现，均摘录自《愤怒的回顾》一书的附录资料：“天狼星诗社：七十年代大事记”。八零年的资料则引自《天狼星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1973-1983年）。八四年以降，诗社的各项文学活动反而没有专人负责整理，毋宁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时至今日（1997年），要重新追溯整理，谈何容易。
也许有人会以为1984年开始，诗社逐渐沉寂，生力不继，资料自然阙如，揆诸实况，又非如此。因为1984年诗社的多位成员通过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分会之便参与“马华现代文学会议”，为马华现代文学运动庆祝25周年，文学热忱何其炽盛！1984、85、86年诗社都有文学聚会，并于每年6月6日的诗人节聚会出版，分发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从1976年开始到1986年，诗社共出版印行了11年的诗人节纪念特刊，从未间断。诗社活力的萎化，大概始于1987年，最明显的“凶兆”是诗人节纪念特刊不再刊行，而1986年我从金宝搬去怡保，离开了金宝培元国中这个“基地”，局面变化甚大。1987年诗社年轻一代的中坚份子包括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张嫦好都在马大念书，首尾不能兼顾，我与树林、川成诸人都有点意兴阑珊，无心恋栈。1987年以迄于1989年可以说是诗社趋于末落的衰微期。
换言之，诗社在进入80年代，还可分为转型/中兴时期，那是1981年到1986年的事，1987年到1989年杪则是诗社的衰退/陨落时期。这么笼统的说法，自然过于简化、粗糙，下文当就个人记忆所能及与搜集到的资料作些补充。
（四）1981年，诗社的中兴、转型时期
“天狼星”进入80年代便开始看到蜕变的痕迹。《天狼星诗选》于1979年出版，收入37位诗社成员的作品，可以说记载/反映了天狼星诗社社员在70年代的大体表现。我在《天狼星诗选》所撰写的序文<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把诗社的工作与宗旨归纳为6项：
1. 继承海天、荒原、银星等刊物的未完成使命，继续推广宏扬现代文学。
2. 栽培文学的新生代，尽可能奖掖提携后进，为文学界提供新的血轮。
3. 建立一种以文学艺术为事业与职志的生命信仰。
4. 在文学界矗立一座不顾现实的考虑，孜孜于文学艺术的追寻之典范。
5. 在我们能力做到的范围内，尽可能普及文学教育，使文学在文化格局中发挥更大的潜移默化的功能。
6. 维护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尊严。文学并非政治的附庸，作家的任务不是充当某种政治教条的传声筒，而是客观的、忠实的、全面而深入的去探究现实与人生。
1983年12月31日当诗社出版10周年纪念特刊时，我们再把上述六项宗旨印在页首，这样做不是要把它们奉为教条，而是自我惕励，用意是让大家对于自己投身其间的事业底意义有一种“自觉”。
1980年是诗社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不是因为年载的嬗递（从70年代的迈入80年代），而是因为诗社的许多分社在70年代下半叶渐渐熄火停工，除了张树林领导的绿流分社，其他分社已名存实亡。《天狼星诗选》收入的37位社员，逾半已辍笔不写或失去联络。我与诗社其他重要成员意会到与其分散力量，零零碎碎搞活动，何如化零为整，以诗社为总体，把所有的人力、能量都贯注进去，成果或更可观。
1980年年杪，我从冷甲调返金宝培元国中任教，局面顿而一变。过去8年来（1973年到1980年）我是从冷甲拿督沙咯中学发掘文学新锐。通过华文学会的活动，壁报的写作培训，时机成熟，便把有文学潜资的学生带进诗社。殷乘风、黄海明、林秋月、凌如浪、叶锦来、欧志仁、志才昆仲、陈月叶（堤边柳）都是这样吸收进来的。1981年我调返金宝任教，发掘人才自然从培元国中的华文学会成员去物色。说起来，谢川成、文倩、张丽琼以及稍后的程可欣、林若隐、徐一翔在我还未去培元国中教书前，便已加入诗社，因为杨柳早在我之前便在培元任教，川成等人都是她的学生，上过她的华文课。等到我调返培元，更著意发掘“文学资源”：张嫦好、丘云笺、吴缓慕、吴结心、郑月蕾、张允秀、胡丽庄、张芷乐、陈似楼、朱明宋、游以飘、袁钻英、廖牵心、吴想想、张秀瑾、张启帆诸人，名单颇长，蔚然可观，他们是文学的生力军，也是天狼星诗社跨进80年代所吸收进来的新血轮。
1981年实在是十分令人振奋的一年，1980年我们与音乐家陈徽崇联系频仍，筹备把现代诗谱曲制成唱片、卡带。1981年年杪由陈徽崇指挥，百啭合唱团演唱的唱带《惊喜的星光》络告面世。《惊喜的星光》也是天狼星诗社的社歌。一个文学团体居然拥有自己的社歌，我想这是港台新马都罕见的吧！《惊喜的星光》共收入八位诗社成员的十三首作品，唱片有些滞销（那时唱片已不甚流行），卡带却迅速售磬。现代诗谱成曲，公开演唱，还制成卡带广为流传，称得上是马华文坛大胆的创举。
于此同时我发觉诗社的新人程可欣、林若隐、廖牵心、胡丽庄、吴缓慕、吴想想除了能诗能文，音乐素养亦佳，尤以前二者作曲的质与量最为可观。于是我便多方面鼓励她们创作诗曲。虽然她们谱的曲调与陈徽崇的正统艺术歌曲迥异，唯校园民歌式的轻吟短唱，清新自然，不落陈俗，我个人对这种现代诗曲的表现与“受落程度”十分看好。恰巧稍为後进的张嫦好、胡丽庄、张允秀、吴结心等人都非常喜欢唱歌，诗社的活动于是也侵进了音乐的范畴，变得较活泼也较多元化。1982年我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语文文学组的名义邀得余光中首趟来马在三春礼堂演讲，我特别嘱咐可欣谱了余先生的<风铃>联同陈徽崇的高足陈强喜等，在演讲会结束时来一个“唱诗娱宾”。限于时间，他们只唱了四首现代诗，看得出来，台下的听众都意犹未尽。这个“印象”（也不知道对不对），使我在当时便暗地里决定日后有机会要搞一个较有规模的“现代诗发表会”。
1981年是一个活动多，颇为丰收的年份。是年六月诗社于邦咯岛庆祝诗人节，并主办文学聚会，会上有张树林讲“谈诗与人生”。十二月在金马仑高原大聚，主办文学研讨会，张树林提论文<文学创作的动机>，谢川成谈的是<一条拔河的绳子：谈温任平散文中的忧患意识>。值得一记的是谢川成于同年十二月荣获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主办的文学评论奖，奖金马币一千元。那年对谢川成而言，我想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因为同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集子《现代诗诠释》（出版总目十八）。诗社同时也出版了徐若洋（即徐若云）等人的合集《爱莲说》以及《诗僧》，雷似痴的诗集《寻菊》。记得我还替在马华现代诗坛备受忽略的雷似痴写了一篇序文<禅机与生机>，把学佛的雷似痴的作品与<孤独国>、<还魂草>的作者周梦蝶作了一些平行比较与分析。
1982年可谓“多事之秋”，这儿的“多事”取其正面的意义也。那年天狼星出版社第二度夺得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团体奖，奖金二千元，而且“双喜临门”，树林又荣获是年文协颁发的诗奖一千元。一方面我们忙着筹备余光中来马演讲事宜，那是大马华人文化协会总会语文文学组的活动；一方面我与树林、川成、穿心、锦来、孤秋联同其他霹雳州文化界的二十多位友好在霹州成立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分会。分会于八二年三月十四日举行成立典礼，会场的“书展”，展出的全是天狼星诗社的藏书，列为非卖品，供与会者浏览。即使在那么紧凑的事务压力下，诗社于六月诗人节仍如往常那样在金马仑高原主办文学研讨会，由我谈“分段诗试探并举例”，树林讲“马华现代散文的特色与前景”。
诗社的转型大约始于1983年，我于是年与树林、川成、穿心商议，决定在六月的诗人节聚会上完全由诗社新锐在文学研讨会上提呈论文，我们几个“老头子”退居顾问。记得那年林若隐提的论文是<欣赏的起点：谈现代诗的具体表现>，程可欣提的是<马华新生代作者的现代散文风貌>。她们的演说紧张了些，但大体上仍能讲析得有条不紊。我认为评论的训练不仅要能条分缕析，写成文章，还要能在台上侃侃而谈，让听众听得明白。我想程可欣、林若隐的评论根底就是这样逼出来的。八三年七月，我个人受商报/大马作协之邀，担任写作讲习班的讲师，谈“现代诗的欣赏”。
1984年我与诗社同仁决定主办“马华现代文学会议”，以具体的行动来纪念马华现代文学的25周年，天狼星沒有这样的物力、财力、人力，但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州分会有这份能耐，虽然在怡保怡东酒店主办的两天的大型研讨会耗费近1万5千零吉，但大家都认为“此事可行，而且值得去做”。于是我们四出筹款，出版特刊，征求广告；另一方面是为马华现代文学的诗、散文、小说三种文类的作家“点将”，拟出一份名单来，决定邀约60位作家。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的人数大概都以20人为限，以求均衡，会议除提论文外，还分成三个小组讨论25年来马华现代文学在诗、散文、小说三个范畴内的成绩，每组都有正副组长，总结的工作由组长负责。老实说在节目紧凑、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各组的讨论都难免流于表面，各组组长在匆忙中整理出来的总结也有急就章之嫌。钱花了不少，热闹也夠热闹，对马华现代文学25周年的成果，处境、困扰触及的层面却不夠深入，不无遗憾。就这个意义而言，1980年为了纪念马华现代文学踏入21岁的成年期而汇编出版的《愤怒的回顾》反而要比马华现代文学会议来得有份量，也更重要，下面当专题讨论之。
不过我自己几年前的心愿，要搞一个像样一点的现代诗发表倒是实现了。诗社的歌手可欣、若隐，联同张嫦好、徐一翔、吴结心、朱明宋、张允秀、胡丽庄、吴缓慕与陈微崇的百啭合唱团团员在文学会议过后唱了近20首现代诗曲，唱的人与听的人，台上台下都十分过瘾，1984年的重要事项感觉有谢川成的第二度获得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頒发的文学奖。1981年他拿到的是文学评论奖，1984年他夺得的是诗奖，文学理性与感性的发挥都见到了成果，不仅川成窃喜，我这个启蒙老师也为他雀跃。
前面我提到诗社的转型，让诗社新锐出来主持大局，1983年，程可欣、林若隐二人在评论／演讲方面已渐具大将之风，1985年我与树林、川成等人决定在社务方面完全退下来，由程可欣担任代理社长，林若隐担任代理署理社长，秘书由张嫦好代理，财政由徐一翔来管。我不知道这一步棋走得对不对，但我个人为大马华人文化协会的事而忙，树林与川成又参与青运霹州分会的活动，不久即跻身领导层，我们三人都有分身乏术之感，而且当时我正在筹编四巨册的《马华现代文学选》，计划每册五百页左右，收入现代诗、散文、小说及评论四部份，心已不能旁。我与川成又想出奇招出版一册中英巫三语对照的天狼诗社社员诗作合集（我们两人是瞒著大家进行的），并选在1985年6月6日诗人节出版，准备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现在回想起来，1985年我与树林、川成把诗社交给可欣、若隐、一翔、嫦好“管理”，在布署上可能有欠思虑，因为她们在1985年开始先后进了马大念书，功课的压力，使她们无法顾到诗社颇为繁琐的事务。不过她们这几个人在马大，也是不甘寂寞的，林若隐联络骆耀庭，可欣联系另一位诗社社员林添拱（比她高一届的中文系同学），加上一翔、嫦好与张允秀与当时中文系的文学同好（如林云龙、张玉怀、庄松华、潘碧华、陈全兴、朱旭龙）在马大成立“文友会”，并于八五年筹办第一届“文学双周”，接下来的几年（1986、87年），马大“文学双周”都是“文友会”在推动。而文友会后面的动力来自天狼星成员的“推波助澜”，就这一层意义来看，她们是把现代文学的种子散播到大专学院里，是把现代文学普及化的具体表现。
1985年6月6日，由我策划、谢川成主编的《多变的缪斯》（天狼星文萃5，出版总目22）刚好赶得上在诗人节聚会上出版并分发给大家。这部三语诗集，巫译者潜默、张锦良，英译陈石川，都是学有专长之士。收入的社员包括温任平、张树林、谢川成、蓝启元、孤秋、风客、叶锦来、程可欣、雷似痴、林秋月、徐一翔、林若隐的作品，这部三语诗选有它一定的份量，不仅因为它是天狼星诗社的一个重要突破，而且以三种语文来出版诗选也“可能”（我用“可能”，因为我不太确定）是大马诗坛的创举。
1985年9月还有一件颇为重要的活动，应该记载下来。那就是我个人受槟城中华大会堂之邀前去讲五四的新诗与现代诗，随行的程可欣、林若隐、张嫦好，加上陈辉汉在文学讲座过后的当晚唱她们新谱的歌。这时的可欣、若隐已在念大一，谱曲的功力已非当年谱<初翔>的稚嫩，他们一组四人，分别以独唱、二重唱、合唱的方式唱出方旗的〈江南河〉、瑞安的〈华年〉、方娥真的〈歌扇〉、吴结心的〈神话〉、林若隐自己的〈过客〉以及我的一首小品〈一九八四年注脚〉以及我的另两首较繁复的诗〈格律〉与〈一场雪在我心中下著〉，听众的反应相当好。这是天狼星诗社在北方第一次亮相，并且真个露了一手。那晚与陈应德、傅承得、赖敬文诸人相聚甚欢。接下来的一两年，我便藉此文学渊源，先后邀请陈应德、傅承得前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霹州分会主办的文学研讨会演讲。只有赖敬文似乎真的全面淡出文坛，无法邀约得上。
上述的活动固然频仍，文字的事功则以文学选的付梓最重要。《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散文、小说部份在1985年先后由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面世。我对这部大部头选集的出版，感受颇复杂。一方面是诗部份、评论部份因为文协面对财务困难无法印行，而文学选与我当年的构想也颇多出入。
这部1981年就开始筹编的《马华当代文学选》原来的名称是《马华现代文学选》。我在邀稿信上以及在提呈给文协的计划书上都用“现代”这个词。但当时任文协执行主任的周福泰最后通知我理事会决定把名称从“现代”改为“当代”，使我十分震愕。我原意是要把60年代到70年代末前后20年的马华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作一断代汇集，目的是为20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保存一份珍贵的成绩或者说文学遗产。可惜事与愿违，我的计划，到头来功亏一篑。理事会还要我在文学选的编委会成员里多邀“中间派”与“写实派”作家各一人，“以求平衡”。“现代”是Modern，现代主义是文学的一种派别或表现方式，有其精神面貌与特色；“当代”是contemporary，完全是一个时间的標志。我权宜轻重，决定函邀资深作家翠园(彭士 )与风格倾向写实主义的马仑(梦平)加入编委阵容。散文仍由张树林编、谢川成、沈穿心分别负责评论与诗部份的编选，马仑则负责编小说部份。由于文学选书名的更动，我特别嘱咐树林、川成、穿心等人选稿得现代、写实两者兼容并蓄，以求名符其实，当然我原来要替马华现代文学(1960－1979年)留下一份实录的构想是无法实践了。这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件憾事。
（五）衰微时期与新生代的崛起
1986年天狼星诗社又再改组，这次是由谢川成担任社长，由原班人马：可欣、若隐、一翔、嫦好辅佐他。那时川成从马大毕业出来已两年，在安顺苏丹阿都亚兹中学任教。他从该校吸收到一些人才，但我在那年移居怡保，在育才国中任教，地理距离愈来愈远，搞活动已力不从心。1986年徐一翔主编的诗人节纪念特刊如常出版，我们也在金马仑高原有文学聚会，提呈的论文现在已追想不起来了。1987年诗社的活动十分沉寂，1988年川成不甘雌伏，我们再度选择在高原大聚，邀得祝家华、沈钧庭、潜默在文学研讨会上分别提论文，这次提论文者均非诗社成员，乃前所未有之举。可惜这竟是诗社最后的一次文学聚会。
1986年我个人出版《文学﹒教育﹒文化》，收入个人自1978年至1985年10月于不同性质的研讨会上提呈的16篇工作论文。1988年10月谢川成出版他的第二本个人结集《夜观星象》(诗集)。1989年5月天狼星出版社印行了潜默的《焚书记》，“末代社长”谢川成仍企图在具体的书籍出版方面维系诗社的声名于不坠。1989年8月，在近打师训学院任讲师的川成鼓励他的学生谢双发出版诗集《江山改》；1989年11月我离开怡保远赴首都找寻生计，“为稻粱谋”，不再过问诗社事务。天狼星诗社从绿洲的萌芽，到1973年的正式成立，在“风雨飘摇的路”(这恰好是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上颠簸行走了17个年头，終于宣告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停止活动，“结束所有营运”。撰写此文，走笔至此，不禁泫然而泪下。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原来是有其至理的。
诗社散布于各地，各个不同工作岗位的前诗社同仁，只能用“各有造化”形容之。1987年若隐、可欣、嫦好、陈强华联同刚从台湾留学归国的林金城(他不是诗社成员)组成了“激荡工作坊”，从事谱曲，也作了好几场受人瞩目的演唱。林添拱则担任三家杂志的出版人，川草是杂志总编辑，陈美芬、蓝薇、冬竹、沈穿心、绿沙、凌如浪都服务于杂志社与报界。诗社的最后一位社员陈钟铭曾于不同年度先后获得大专文学奖的散文主奖与诗奖(也是主奖)，而诗社年轻一代的新血游以飘则曾囊括大专文学奖的散文、小说、诗三个项目的主奖，这个表现称得上殊胜了吧！李瑞腾教授认为七字辈的文学新人当中，游以飘的表现最是突出。事实上游以飘也不负众人之期望，夺得了由星洲日报主办的第三届（1995年）花踪文学奖的诗奖(主奖)，奖金五千元，第四届（1997年）的花踪诗奖，他又再度夺得主奖，这段资料是校稿时加上去的。特别要一记的是第二届花踪文学奖诗奖主奖得奖人也是诗社社员，她就是林若隐。1997年的今天，谢川成，程可欣都已经是文学硕士，都任职于教育界，若隐也在教书，目前正在写著硕士论文，照我看，她的硕士学位考到之后便是她东山再起之时，在教育界服务的前社员，据我所知，还有淡灵、桑灵子、蓝雨亭、林秋月，蓝启元还是校长呢！黄昏星、周清啸服务于文教机构，前者还以李宗舜之名重新驰骋于大马现代诗坛，殷建波则写着他的现代小说。在这个阶段，我无法估计这些“渗透”（我想不到更好的字眼）或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前诗社社员会发挥怎样的作用。文学虽不一定是经国之大业，却一定是不朽之盛事，通过这些分布于各地的社友的影响，会潜移默化出怎样的文学新生代来，那是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到眉目的。不过80年代，尤其是90年整个大马文坛的“文学生态”已与70年代不同，60年代的现代文学荜路蓝褸，处境颇苦，除了《蕉风》、《学报》几乎找不到什么园地可以发表他们的作品，偶在报章文艺副刊出现都带些点缀意味，非“主流文学”。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充滿了矛盾、疑惑、不安。“现实”，“现代”两派的关系，一言以蔽之是“口和心不和”，经常勾心斗角，不仅报章副刊仍不时刊出攻击现代文学的文字（70年代大事记曾多次记下诗社成员参与文学论争，且一辩数月的事，今天来看，实在不可思议，我个人也曾多次成为攻击，批评的对象）。即使在情况较改善的70年代，现代文学作者与在大学任教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看法也人言言殊，从《愤怒的回顾》的十人访谈／笔谈里，大家不难窥见这种不协调的现象。
（六）《愤怒的回顾》：有人乐观，有人悲观
《愤怒的回顾》这部书由蓝启元、谢川成联合主编，书名特别注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21周年纪念专册」这副题，封底用英文写上This book is published to commemorate the 21st anniversary of the Malaysian Modern Literary Movement。专册收入论文6篇，包括我本人的<马华现代文学的几个重要阶段>及<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与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张树林的<马华现代文学三重镇>，蓝启元的<马华现代文学新生代作者的困扰>，沈穿心的<马华现代诗的中心主题试探>，谢川成的<以宋子衡、菊凡为例，略论马华现代短篇小说的题材与表现>，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谈马华现代文学，也探讨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这三个重要文类的表现，以及现代文学新锐所面对的难题，天狼星诗社关心的不只是现代诗，也关注现代文学的整体表现，包括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的成果。
这部册子也访问了马华文学的十位知名人士，包括作家、诗人、教授学者、文史家、报章文艺副刊编辑人，他们是姚拓、钟夏田、王润华、吴天才、郑良树、杨升桥、陈徽崇、叶啸、李锦宗、宋子衡。访问以面谈/笔谈的方式进行，提出的问题包括：
1. 1979年是马华现代文学萌芽以来的第二十个周年，您是否赞同二十年来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已取得一定的成就？
2. 你认为二十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以哪一种文类的创作最丰收？原因何在？
3. 对于马华现代文学的创作与取材方面，您有何意见？
4. 在您所接触到的马华现代文学作品当中，您认为马华现代文学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
5. 无可否认的，在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不少的阻碍与抗力，您认为这些阻碍与抗力的症结何在？
6. 在可预见的将来，从事现代文学创作之作者，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去克服上述症结或难题？
7.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文学大众化”的呼声，就当前现代文学的趋向来看，您对这问题持何见解？
8. 依您看，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如何？
我们得到的答案相当分歧，即使针对第一个问题，小说家宋子衡的答复是：“我不能讲美丽的谎言，如果说马华现代文学已有了一定的成就，那只不过是自我安慰。”《文艺读者》主编和当时担任作协副主席的钟夏田的意见是：“我不认为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起一些现代文学兴盛的国家，例如台湾，我们的作者显得仍不够成熟。”在马大任教的吴天才副教授的观察是“由于作者多年来的辛勤耕耘，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作品而言，各种文集的数量自是客观；在质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这都是令人欣喜的！”而吴天才的乐观与杂志主编叶啸的悲观刚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叶啸认为“当我们回看马华现代文学二十年来的‘量’与‘质’的时候，我们却无法拿出具体的成绩来！这一点，是教人失望的。……我们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大系或选集”。专事搜集文学史料的李锦宗却谨慎地判断：“已经取得一些成就。只是大家回顾马华文学的发展过程，我们不能够否定现代文学的存在。”
这种意见的歧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反映出了马华现代文学70年代根基仍不够稳定，它的映像介乎清晰与模糊的灰色地带，所以才会出现上述人言言殊，见仁见智的现象。
就马华现代文学所面对的抗力与症结所在，大家的意见则较为接近，马大的郑良树副教授的观察是“现代文学在马华文坛扎根的初期，本地的刊物（如蕉风月刊）曾大量刊载外国作者（尤其是台湾作者）的诗文，这有点像是凭空杀出的奇兵，很令一些年轻的作者兴奋，而视其为模仿的对象。但在同一时间，保守派的作者却视其为异端，指其为舶来品，而不是本地的文学传统。于是，马华现代文学有它的倡导者、追随者，却也有排挤它的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时听到、看到两者之间的纷争。”钟夏田认为马华现代文学受到的阻力与抗拒，原因是“就客观而言，是在思想意识和现实主义者有所冲突：就主观而言，现代主义者的气焰，是令人反感的一个主要因素。”叶啸的看法是阻碍与压力“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在马华文坛享有传统地位的写实派，由于写实派的作者深受五四文学的影响，对于一些表现手法较新，曲折深蕴的写作技巧难以接受，故加以排斥和抨击，更多是以敌视的眼光加以谩骂，很少有中肯的批评与善意的建议，因此造成了现代文学和写实派形成了对峙之势。”吴天才则指出“马华现代文学有今天的成果可谓历尽艰辛。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阻碍与抗力，据我看，最主要的是派系之争。现代文学在大马植根的初期，新技巧新手法的运用，颇引起一些前辈作家的非议，及至后来双方成见加深，更是水火不相容。这种对峙的局面，造成现代文学本身的发展屡遭逆境。从当时文艺园地几乎全受垄断的情形，就可以看出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多么困难。”
这几段谈话里面有几个重点，一是大马的现代文学引自外国作家，尤其是台湾作家的诗文，管道是《蕉风》。现代文学在草创阶段，文艺园地几乎被现实派所垄断，现代文艺几乎没有什么园地可以发表作品（除了《蕉风》），我想吴天才指的是60年代当时的“文学生态”。写实派一向来享有传统的主流地位，不能接受新手法，新技巧的现代文学表现，因此加以排斥，于是便演变成对峙之势的意气之争，这点观察叶啸与吴天才几乎一致，想来也是事实。钟夏田则隐约地提到了“现实”与“现代”后面的思想意识冲突，还有现代主义作者的气焰“令人反感”。我想当年的天狼星诗社的行事作风，拥护它的人大概会觉得它充满生机，“创作神话”（赖瑞和语）；不过诗社扩张过速，总难免令人有些侧目。包括扬升柳，我本人在内的现代文学作者在70年代的一些言论也可能不太中听，甚至使人反感。不过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白头宫女话当年，大家是平心静气地去回顾、检视过去，重提往事绝无揭开旧疮疤让大家再来疼一次的意思。
至于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会如何，小说家姚拓认为“有赖于新一代作者的耕耘，有了踏实的创作，才可看见前景的曙光。”音乐家陈徽崇的看法是“肯定有的，路走对了，哪怕不到目的地。”李锦宗观察到的是“最近已有痕迹显示，一些作者在取材与表达方面，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变和突破。他们尝试以最浅白的文字，写出内涵最深刻的作品，同时内容开始弥漫着人间烟火。就此迹象而言，马华现代文学的前景，是令人感到乐观的。”文学评论家的杨升桥则从具体的例证作出推断“尽管诸多阻碍与误解，马华现代文学终将取得主流地位。这很明显地可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看得出来。翻开该大系，阅读到诗部分，越是后期就越多形式、实质均有现代精神的现代诗”。郑良树是“寄予厚望……但并不乐观。”吴天才则比较肯定：“我预期它的未来更有表现”。钟夏田是有条件的乐观：“若能不落窠臼，善用本身长处，超越前辈境界，前景自然豁然开朗。”陈徽崇则“希望马华现代文学能出现大气魄的作品使其影响深且广。”扬升柳提醒马华现代文学作者不要丧失可贵的“独立性”和“民族性”。宋子衡是最悲观的了，他说“现代文学在没有足够营养的条件下寻求生存。”
其实有关马华现代文学前景的估测，大家意见纷纭，莫哀一是，与问卷第一项“现代文学是否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是首尾相关的。在70年代，马华现代文学阻力不少，迈入80年代的发展会如何实在不易估衡。在90年代的今天，大家可能会对我们当年的迷茫、不安觉得奇怪：历史真的是充满吊诡的。大马作协在1977年筹组时，我曾在是年8月与杨柳、蓝启元、杨升桥、郑菁兰前去首都与游川、叶啸、川谷、潘友来、川草、梁纪元、张瑞星、周唤、张宇川等在建国日报总社会议室（除了川草，其他文友均非诗社成员），商讨作协成立之后现代文学的处境与应付之策，这种过敏反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文学作者群当时的危机意识，有谁想到80年代的思想意识之争会逐渐淡化，进入90年代的今天，“现实”与“现代”几乎熔冶于一炉，共存共荣？我在《马华当代文学选》的总序中曾写过一段这样的文字，或可作为90年代马华文学的写照：
“由于这两股文学思潮的相激相荡，有竞争才有进步，对双方面作品素质的提高倒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在彼此企图说服或驳倒对方的过程中，现实主义的作者群意识到加强文学技巧的需切，以减轻来自彼方的诘疑；现代主义的作者群也努力在思想主题方面从个人走向社会，以消弭来自对手的责难。这么一来，双方面都在不同的文学考虑下改善了自己”（注三）
（七）强人式领导：文学直销
天狼星诗社作为一个同仁团体，其组织颇严密，活动颇“军事化”。其实军事化是守纪律、守时，“服从”训练之意。因为我个人比诗社其他同仁年长许多，瑞安还在诗社那段时期，他与他同窗好友黄昏星、周清啸、蓝启元诸人都比我小十岁，后进一些的树林则小我十二岁，川成比我小十四岁，可欣、若隐、一翔诸人比我年轻二十载，游以飘大概比我小二十六岁，加上他们都是我直接或间接的学生，都称我为“老师”，所以在诗社我便形成“马首是瞻”的一个人物，说来也真惭愧。这种“强人式的领导”，使我为诗社策划的一些活动能“一以贯之”，弱点是一般诗社成员年纪都轻，没有事业基础，更谈不上任何经济基础，所以在推广诗社的各项活动经常都会面对各种阻力。很多问题都得由我加上已经出来做事的树林等人承担。我又有一恶习，几乎去到每一间学校教书都会“自动自发”去发掘人才，而学生家长认为“写作会影响子女的功课”，所以我曾面对过诘难，十多年来实在数不胜数。
“天狼星”作为一个同仁团体，好处是社友彼此互为激荡，互相鼓舞，大家的创作热忱不易衰歇、怠慢下来。不过写作毕竟是一件十分个人的事，有些文学潜质优异的社员像何棨良、许友彬、林漓、李木真（还有其他的，无法一一枚举），性情气质可能倾向独来独往，不太能适应天狼星诗社的气候，逗留了一、两年后便离去。当何棨良赞赏蓝薇、冬竹、飘云、林秋月为未来的Emily Dickinson的时候，那是在1978年，那时他已离开诗社好几年了，所以上述赞赏应该不是“自己人捧自己人”的场面话。而诗社严酷的文学训练，包括限时创作，通宵不眠参与文学讨论、辩论这样的活动，也许太过于严苛，已经拿到M.B.B.S，挂牌行医的陈质采便曾埋怨过这种训练“相当不人道”，可能有不少社员与她有同感。但在马大中文系任教的何国忠有一次在我召集的一项校园文学讨论会上和我说，他自己在中学时代十分向往“天狼星”，很想加入诗社，只是一直没有助缘促成此事，他对诗社严格的文学训练反而流露出孺慕之情。无论如何，我想我那些年一定是被某种obsession或者是某种业力（karma）的牵引，在文学上把自己和他人都逼得那么厉害。至于这样做的是非功过我当然是无法自我评估的。
有一点我应该要在这儿特别指出的是，诗社的所有活动都不曾与政治挂钩，事实上我在《天狼星诗选》前面那篇序里已说得很清楚，文学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不能为政治服务，而这种立场或原则也正是70年代以迄80年代上半叶诗社被人抨击为“不食人间烟火”、“吟风弄月”、“搞的都是与社会无关的纯文学”的主因。
诗社能从1973年撑到1989年，或者从温瑞安的“绿洲”时期算起，从1976年支持到1989年，称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我们在没有经济外援，国内文坛又不太接受我们这群异端的情况下“打拼”了这许多年，靠的是年轻人的激情与理想的力量。我去到每间中学都在做“文学直销”（如果当年我做的是其他产品的直销，今天可能是“直销之神”了，—笑），即使调去怡保育才国中的1986年，我对诗已有些意兴阑珊，但我仍栽培一批文学新血出版《傲雪》期刊（共出版十六期）。1989年诗社结束，我在吉隆坡尊孔国中也发掘了十多位写作新人，搞壁报，不断借书给学生们阅读和鼓励他们写作，只差一件事没做，我不再招揽这些新人进“天狼星”了。至于怡保育才国中和尊孔国中的文学新血，在我离开教育界后，他们的文学探索是不是还持续下去则不得而知。1997年的今天，在这冷飕飕的会议室里论析“天狼星诗社”真的有点检视/剖验一个文化遗体的意味，写到这里，只能用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来形容我的心情。我想我就用这句话结束我今天的谈话吧。
附注
1. 资料引《愤怒的回顾》（天狼星出版社。1980）附录部分页133至页145。
2. 同上，页143至页152。
3. 摘自《马华当代文学选》总序（大马华人文化协会。1985）页4。
2009年12月29日星期二
火焰艺术家 蔡国强的风水观
火焰艺术家 蔡国强的风水观
线装情结:
2009/12/23 4:30:00 PM
●温任平
蜚声国际的蔡国强，其空间艺术可谓独树一帜，仅此一家。他的火焰爆破创作美学，外行人如笔者实不敢置一词。他的造型艺术像《不合时宜：舞台二》悬浮于空中的9只老虎，混身中箭，痛苦地扭曲着身体，老虎仍然张牙舞爪，但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形同刺猬的怵目景象，令人由心震撼，那绝不是武松打虎的中国典故所能传达的。他的另一作品《撞墙》用上了99头狼，奔跑的姿态各异，悬在美术馆上方的一系列奔跑着的狼群动感甚佳，至于黄灰色的狼狂奔、撞墙、躀跌的涵义，可以联想的空间很大。
本文想稍为探讨的是蔡国强的风水观，他的直觉能力十分敏锐，在福建泉州的老家虽然坐北向南“有王气”，他自己住在里头总是睡得很不安稳，半夜听到有人在叹气。他的睡房窗口对着水井，水井对着门，门又对着小巷的“直枪煞”。小时候他緾着奶奶一起睡，叹息之声停止，奶奶一走开，那鬼魅似的叹气声又在耳际响起。后来蔡国强练武，学武的过程让他了解到剑光可以镇煞，对于这事，熟读马列经典，接触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辩证法的蔡国强说得很清楚：“风水这件事情并不迷信。”他还说相信有鬼，就必然相信有神。
前面提到蔡国强的直觉或第六感，他从中国到日本，后来移居美国，在日本、欧美掀起一股艺坛旋风。从90年代到今天，蔡氏在不同国家不同都会展出他的作品。2009年他在台北展出3件新作品《海峡》、《昼夜》、《游走太鲁阁》。他经常搭飞机都会先“观察”一番飞机，看看飞机上面有无破洞。他的感知能力有如X光，他说飞机一出现破洞就会出事。他启程去一个新地方，总会接收到某种来自冥冥中的预示，如果深睡前眼前一片黑，黑到像无底洞，无法抽身退出，那趟行程就甚多周折颠簸，诸事不顺；如果他看到一片白、一片光亮，行程就顺利并且收获丰硕。任何一间房子、酒店的房，他睡一个晚上，就知道有无不妥，不妥的话，他会要求换房间。
蔡国强只供奉一尊观音，投入北京奥运表演的那两年，他买了间东南西北都照顾得颇周到的四合院为工作坊。他自己建立一个“系统”，应该是个感应系统：每晚睡前从头到脚，从五官到四肢都作一番按摩，根据蔡国强自己的说法：“跟自己的身体对话。”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人必须与自己的身体部位发生关系，接触它，与它对话，否则的话，久而久之，“人就会忘掉自己的身体”。
形势宗与理气宗
我们都知道风水的调节也即是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蔡的作品充满了这种人与环境，人与宇宙，人与大地，人与都市的关系的考量，可是人同时必须确认自己的存在。蔡国强提到他比较服膺北方的形势宗，那是历朝宫廷用的风水系统，但他并没有贬抑流行于南方闽赣粤等地的理气宗的优点。床位的安放，屋内从窗口、房门、洗澡间、走廊可能出现的阴煞之气，这些缺憾与问题都可以找到对应之策。对蔡国强而言，他更重视的是大格局，大基础，古代帝皇的宫殿园林庭院都考虑到几百年的国运，是一种久远、长期的规划。形势宗提供给蔡国强的是：“决定一个方向，并在这个方向上长期地去前进与经营，只要确定目标是对的，自己的脚步走在对的方向上，在对的方向运作，就不必在意细琐的事物以及每日运势预告。”
老实说，蔡国强外表看起来像是个来自农村的庄稼汉，朴实无华，一点都没有“大师”的款。他搞的是天下无双的另类艺术，却一点也不酷，反而十分之土。他的智慧从《易经》与老庄那儿得到不少的启示。他相信“万物皆变，唯有变不可变”。他的作品在极端前卫（蔡国强尝喟：“艺术可以乱搞”）仍看到历史的纠缠，春秋战国草船借箭明显，帆船、中药、风水、灯笼与泉州的点点滴滴就有许多出人意表的变奏方式。
老蔡说：“我比较信仰看不见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蔡国强去学校或出国前，都有位巫师替他准备黄色的符咒，有些符咒在校门前或宿舍门口烧掉。他肖鸡，因此遵从奶奶的吩咐，一点鸡肉也不碰，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像是一种顿悟，也是观念性的。”
他从小到大都得到一位女巫师的保护，有一趟蔡国强赴南非约翰尼斯堡的发电厂搞一场火焰爆破表演，这发电厂是曼德拉老早想炸掉的，蔡决定以火药在玻璃上搞爆破，要策划一道又一道的彩虹，响应曼德拉的彩虹国度政治理想。他预感到这样做可能有危险，南非地处地球之南，火性强，发电厂属火，蔡国强是火命，用的火药是十分危险的火，他找到了当地的一位最著名的巫师寻求庇护。临走时，蔡国强发现他的策展人付给巫师的酬金过于菲薄，折回去再多给巫师一点钱，巫师把钱放在院子的树洞里用碗压着，蔡这么转身回去找巫师使他免了一劫。巫师门外不远两帮人马对决，发生剧烈的枪战，蔡的折返，使他免于陷身枪林弹雨。
蔡说：“我是迷信的人”，也许他的迷信不全是迷信，是某种奇妙感通。
线装情结:
2009/12/23 4:30:00 PM
●温任平
蜚声国际的蔡国强，其空间艺术可谓独树一帜，仅此一家。他的火焰爆破创作美学，外行人如笔者实不敢置一词。他的造型艺术像《不合时宜：舞台二》悬浮于空中的9只老虎，混身中箭，痛苦地扭曲着身体，老虎仍然张牙舞爪，但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形同刺猬的怵目景象，令人由心震撼，那绝不是武松打虎的中国典故所能传达的。他的另一作品《撞墙》用上了99头狼，奔跑的姿态各异，悬在美术馆上方的一系列奔跑着的狼群动感甚佳，至于黄灰色的狼狂奔、撞墙、躀跌的涵义，可以联想的空间很大。
本文想稍为探讨的是蔡国强的风水观，他的直觉能力十分敏锐，在福建泉州的老家虽然坐北向南“有王气”，他自己住在里头总是睡得很不安稳，半夜听到有人在叹气。他的睡房窗口对着水井，水井对着门，门又对着小巷的“直枪煞”。小时候他緾着奶奶一起睡，叹息之声停止，奶奶一走开，那鬼魅似的叹气声又在耳际响起。后来蔡国强练武，学武的过程让他了解到剑光可以镇煞，对于这事，熟读马列经典，接触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辩证法的蔡国强说得很清楚：“风水这件事情并不迷信。”他还说相信有鬼，就必然相信有神。
前面提到蔡国强的直觉或第六感，他从中国到日本，后来移居美国，在日本、欧美掀起一股艺坛旋风。从90年代到今天，蔡氏在不同国家不同都会展出他的作品。2009年他在台北展出3件新作品《海峡》、《昼夜》、《游走太鲁阁》。他经常搭飞机都会先“观察”一番飞机，看看飞机上面有无破洞。他的感知能力有如X光，他说飞机一出现破洞就会出事。他启程去一个新地方，总会接收到某种来自冥冥中的预示，如果深睡前眼前一片黑，黑到像无底洞，无法抽身退出，那趟行程就甚多周折颠簸，诸事不顺；如果他看到一片白、一片光亮，行程就顺利并且收获丰硕。任何一间房子、酒店的房，他睡一个晚上，就知道有无不妥，不妥的话，他会要求换房间。
蔡国强只供奉一尊观音，投入北京奥运表演的那两年，他买了间东南西北都照顾得颇周到的四合院为工作坊。他自己建立一个“系统”，应该是个感应系统：每晚睡前从头到脚，从五官到四肢都作一番按摩，根据蔡国强自己的说法：“跟自己的身体对话。”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人必须与自己的身体部位发生关系，接触它，与它对话，否则的话，久而久之，“人就会忘掉自己的身体”。
形势宗与理气宗
我们都知道风水的调节也即是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蔡的作品充满了这种人与环境，人与宇宙，人与大地，人与都市的关系的考量，可是人同时必须确认自己的存在。蔡国强提到他比较服膺北方的形势宗，那是历朝宫廷用的风水系统，但他并没有贬抑流行于南方闽赣粤等地的理气宗的优点。床位的安放，屋内从窗口、房门、洗澡间、走廊可能出现的阴煞之气，这些缺憾与问题都可以找到对应之策。对蔡国强而言，他更重视的是大格局，大基础，古代帝皇的宫殿园林庭院都考虑到几百年的国运，是一种久远、长期的规划。形势宗提供给蔡国强的是：“决定一个方向，并在这个方向上长期地去前进与经营，只要确定目标是对的，自己的脚步走在对的方向上，在对的方向运作，就不必在意细琐的事物以及每日运势预告。”
老实说，蔡国强外表看起来像是个来自农村的庄稼汉，朴实无华，一点都没有“大师”的款。他搞的是天下无双的另类艺术，却一点也不酷，反而十分之土。他的智慧从《易经》与老庄那儿得到不少的启示。他相信“万物皆变，唯有变不可变”。他的作品在极端前卫（蔡国强尝喟：“艺术可以乱搞”）仍看到历史的纠缠，春秋战国草船借箭明显，帆船、中药、风水、灯笼与泉州的点点滴滴就有许多出人意表的变奏方式。
老蔡说：“我比较信仰看不见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蔡国强去学校或出国前，都有位巫师替他准备黄色的符咒，有些符咒在校门前或宿舍门口烧掉。他肖鸡，因此遵从奶奶的吩咐，一点鸡肉也不碰，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像是一种顿悟，也是观念性的。”
他从小到大都得到一位女巫师的保护，有一趟蔡国强赴南非约翰尼斯堡的发电厂搞一场火焰爆破表演，这发电厂是曼德拉老早想炸掉的，蔡决定以火药在玻璃上搞爆破，要策划一道又一道的彩虹，响应曼德拉的彩虹国度政治理想。他预感到这样做可能有危险，南非地处地球之南，火性强，发电厂属火，蔡国强是火命，用的火药是十分危险的火，他找到了当地的一位最著名的巫师寻求庇护。临走时，蔡国强发现他的策展人付给巫师的酬金过于菲薄，折回去再多给巫师一点钱，巫师把钱放在院子的树洞里用碗压着，蔡这么转身回去找巫师使他免了一劫。巫师门外不远两帮人马对决，发生剧烈的枪战，蔡的折返，使他免于陷身枪林弹雨。
蔡说：“我是迷信的人”，也许他的迷信不全是迷信，是某种奇妙感通。
与地球 同步共振
与地球 同步共振
线装情结:
2009/12/09 2:53:49 PM
●温任平
笔者对于地磁的兴趣，大概可以追溯到90年代我念宝石学对于“振动”（vibration）的好奇。风水堪舆经常提到的“气”，似乎十分神秘，高深莫测，其实指的正是振动的频率。我从各类宝石与半宝石测出它们的振动。读者不妨检视一下你戴着的腕表，表面上刻着的Quartz正是石英，腕表靠了极其一小片的石英使手表的分秒针有恒地走动，准确可靠。我们的手提电话，还有电脑里的硅（silicon)，虽是那么一小块，但它的振动所发出的稳定能量使手机与电脑的运作成为可能。
脑波是一种振动
我们经常提到的“脑波”是一种振动，左右脑的共振最好能同步，能同步共振当事人的感性与理性才能处于稳定的状态，不致于喜怒哀乐趋于极端。左右脑振动同步的孩子，聪颖过人，“天资特别好”；左右脑振动同步的成年人，成就较高，在事业上有较卓越的表现。
一般的情形是左右脑振动的频率差异不能超过20%，否则一定会出问题。振动太快，当事人脾气暴躁，性格甚急；振动过慢，当事人做事缺乏效率，处理问题拖泥带水。生活或工作压力大会造成脑波律动或振动频率快速，这对脑下皮层的神经细胞造成伤害，长期的身心压力激化肾上腺，而肾上腺分泌出来的化学物质的毒性，可以造成大量脑细胞死亡，后果是储藏于脑下皮层神经细胞的记忆无法铭刻。许多现代人，包括不少上班族，记忆力衰退，忘了随身的皮包放在那里，找不到半个小时前还处理着的档案，走出购物中心，连车子泊在东西南北第几楼都想不起来，这是肾上腺可体松破坏脑内神经元的显现。一个行事特别急躁的人，记忆力通常好不到那里去。
脑波律动应不疾不徐
正常的脑波律动应该不疾不徐。时而快，时而慢，便不正常，人的情绪即不稳定，过动儿其脑波律动超速，动作多，爱吵闹，容易与友侪发生纠纷，因为过动儿有暴力倾向。脑波振动过速虽然使人活动力强，但注意力却不够专注。过动儿喜欢玩耍，却无心听书，脑波过动的成人爱开快车，性情急躁，喜欢参与各类活动（从兴趣嗜好到商业投资），闯祸亏钱的机率甚高，“多劳少成”。
忧郁病患者脑波律动既不规律，且速度缓慢，柏金逊病人脑波振动更慢，影响的不仅是当事人的思考能力，甚至肢体的反应亦变得迟钝。常期服用西药的人也会出现脑波律时快时慢的现象。
体内充满和谐能量
研究地磁的科学家发现地球的共振频率是7.83赫斯（Hz），如果人的脑波振动也是7.83赫斯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的脑波与地球同步共振。能做到这点，或能修到这个境地，你会很舒服，很快乐，因为体内充满了和谐的能量。打坐、冥想、祷告、诵经、禅定或瑜珈修行都有调节人的脑波频率的作用，让它维持或接近7.83赫斯。古典音乐、交响曲、古筝琵琶、古琴竖琴流水琮那样的音频亦可调整人的脑波振动，正如鸟语虫鸣那种大自然的声籁有助于让人的脑波与地球同步共振，心境祥和，愉悦自在。
忙碌的现代人，早上于草坪或慢步或疾行，周末虽不能泛舟湖上（这有点奢侈），但不妨赤足从事农作园艺（种菜栽花），或干脆呼朋引伴一伙人爬山去，这会使得你的脑波振动频率与地球同步。只要你肯那么做，你一定会比身边那群坐在冷气间与大自然近乎绝缘的同事健康、开朗许多。
线装情结:
2009/12/09 2:53:49 PM
●温任平
笔者对于地磁的兴趣，大概可以追溯到90年代我念宝石学对于“振动”（vibration）的好奇。风水堪舆经常提到的“气”，似乎十分神秘，高深莫测，其实指的正是振动的频率。我从各类宝石与半宝石测出它们的振动。读者不妨检视一下你戴着的腕表，表面上刻着的Quartz正是石英，腕表靠了极其一小片的石英使手表的分秒针有恒地走动，准确可靠。我们的手提电话，还有电脑里的硅（silicon)，虽是那么一小块，但它的振动所发出的稳定能量使手机与电脑的运作成为可能。
脑波是一种振动
我们经常提到的“脑波”是一种振动，左右脑的共振最好能同步，能同步共振当事人的感性与理性才能处于稳定的状态，不致于喜怒哀乐趋于极端。左右脑振动同步的孩子，聪颖过人，“天资特别好”；左右脑振动同步的成年人，成就较高，在事业上有较卓越的表现。
一般的情形是左右脑振动的频率差异不能超过20%，否则一定会出问题。振动太快，当事人脾气暴躁，性格甚急；振动过慢，当事人做事缺乏效率，处理问题拖泥带水。生活或工作压力大会造成脑波律动或振动频率快速，这对脑下皮层的神经细胞造成伤害，长期的身心压力激化肾上腺，而肾上腺分泌出来的化学物质的毒性，可以造成大量脑细胞死亡，后果是储藏于脑下皮层神经细胞的记忆无法铭刻。许多现代人，包括不少上班族，记忆力衰退，忘了随身的皮包放在那里，找不到半个小时前还处理着的档案，走出购物中心，连车子泊在东西南北第几楼都想不起来，这是肾上腺可体松破坏脑内神经元的显现。一个行事特别急躁的人，记忆力通常好不到那里去。
脑波律动应不疾不徐
正常的脑波律动应该不疾不徐。时而快，时而慢，便不正常，人的情绪即不稳定，过动儿其脑波律动超速，动作多，爱吵闹，容易与友侪发生纠纷，因为过动儿有暴力倾向。脑波振动过速虽然使人活动力强，但注意力却不够专注。过动儿喜欢玩耍，却无心听书，脑波过动的成人爱开快车，性情急躁，喜欢参与各类活动（从兴趣嗜好到商业投资），闯祸亏钱的机率甚高，“多劳少成”。
忧郁病患者脑波律动既不规律，且速度缓慢，柏金逊病人脑波振动更慢，影响的不仅是当事人的思考能力，甚至肢体的反应亦变得迟钝。常期服用西药的人也会出现脑波律时快时慢的现象。
体内充满和谐能量
研究地磁的科学家发现地球的共振频率是7.83赫斯（Hz），如果人的脑波振动也是7.83赫斯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的脑波与地球同步共振。能做到这点，或能修到这个境地，你会很舒服，很快乐，因为体内充满了和谐的能量。打坐、冥想、祷告、诵经、禅定或瑜珈修行都有调节人的脑波频率的作用，让它维持或接近7.83赫斯。古典音乐、交响曲、古筝琵琶、古琴竖琴流水琮那样的音频亦可调整人的脑波振动，正如鸟语虫鸣那种大自然的声籁有助于让人的脑波与地球同步共振，心境祥和，愉悦自在。
忙碌的现代人，早上于草坪或慢步或疾行，周末虽不能泛舟湖上（这有点奢侈），但不妨赤足从事农作园艺（种菜栽花），或干脆呼朋引伴一伙人爬山去，这会使得你的脑波振动频率与地球同步。只要你肯那么做，你一定会比身边那群坐在冷气间与大自然近乎绝缘的同事健康、开朗许多。
非理性荣景
非理性荣景
线装情结:
2009/12/02 7:04:00 PM
●温任平
格林斯潘的放任房贷，为这一轮美国与世界经济危机埋下了种籽。大多数人都认为房价与地价一样只会涨不会跌，理由是土地稀少，需求殷切，而每个正常的家庭都以能拥有一栋房子为工作奋斗的重要目标。一个正常的工作奋斗的第一个目标可能是部车子，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上下班容易，做生意走动方便。当然车价远比房价便宜。等到人们经济状况较为宽裕，入息稳定，第二个目标便是买房子。从长远来看，屋价持续走高，正如货币缓缓贬低，是经济现象的常态。
消费人很容易受（或刻意不去想）楼市的炒作因素影响。香港土地那么稀少，何以可以暴跌成了负资产？香港歌影两栖的阿B钟镇涛买了间数千万元的豪宅，屋价狂泻，他无法偿还债务，只好申请破产。日本的土地可谓寸金尺土，但摆在我面前的数据是：从1991年到2006年，日本的大城市的土地价格竟然猛跌了68%。
当前的北京与上海的楼价直追东京，而这种“非理性荣景”（借用格林斯潘的名言irrational exuberance）近乎于荒谬，因为北京上海两地的人均收入仅及东京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可见京沪两地的房地产的人为推高、集团炒作到了怎样离谱的地步。中国楼市崩盘可以来得十分突然，甚至可能与当年的郁金香事件类似，价格停滞，买家缩手，然后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一株郁金香价高超过两栋独立洋房的泡沫迅间破碎。
5%的售屋盈利税
香港与新加坡对狂飚的楼市已采取若干步骤干预，大马于10月间在国会宣读的预算案增加了5%的售屋盈利税，比起其他国家，大马的房地产政策相对温和（如果两年前买的屋子价格为38万，现在售价50万，那5%的盈利税只是九牛一毛），对房地产的炒作吓阻作用不大。
马来西亚的经济状况颇为两极，贫富悬殊，中产阶级有萎缩之势。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企业家、大老板纷纷中箭落马；10年后的经济危机，上班一族，无论白领蓝领都被剥皮鞭挞。老板雇用3个人做本来应该是5个人才能胜任的工作，聘请新人趁机压低工资（理由是撙节成本，加强企业的竞争力），而通货膨胀（蔬菜涨价，白米涨得尤为惊人），使人们愈来愈觉得钱不够用。公司暂停加薪，或把加薪数额减少，其实即使加个50到100令吉，亦只能勉强抵销通膨的额外支出。低薪会使雇员心怀愤懑（大学生月薪RM1600)，这会影响雇员的服务态度与工作品质。有关劳动者的效率（efficiency）与效益（effectiveness）这方面的引证可参照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这方面的论述。新加坡政府多年来实行“高薪养廉”制，确乎有其远见。
市场经济把货物与劳动力都视为商品，但货物没有生命，也就没有喜怒哀乐的反应。雇员是有血有肉的人，工资不合理，工作时间漫长，他们会感到被剥削，心里不快，雇主多给雇员一些好处（像奖励金、分红、加薪升迁），得到的回报很大，对公司或企业的发展帮助甚巨。我建议那些刻薄的雇主认真一读Carl Shapiro与Joseph Stiglitz合著的《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后者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首席经济顾问，前世界银行副总裁，他与前面提到的阿克洛夫于2001年共同被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价无市的岔口
笔者前面提到大马国内的贫富悬殊现象，这在楼市亦可窥见一斑。价格介于8万到15万的公寓或共管公寓不易卖，因为中下阶层供不起，他们只能租房子，而这些价格较廉宜的寓所因为少人问津，并非投机客炒作的目标。而中高价屋，价钱虽偏高，但有若干外资与本地集团以各种策略“造势”，仍有若干涨的空间。有些觊觎房地产市场的个体户，每月收入不足一万令吉，却有勇气以蛇吞象的姿态订下几间高价的住宅，希望一转手便赚它3、5万令吉。在今天这个有价无市、众人观望的岔口，这样做风险太大了，搞不好会给银行的供期与利率压断了背脊。这种房地产投机客用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杠杆投资，屋价下跌，或购买的屋宅单位租不出去，当事人马上就“图穷匕现”，被银行逼到墙角去。
用黄金对冲，或用房地产对冲保值，今时今日，实不易作抉择。黄金已经接近1200美元一盎司，我们清楚看到了疯狂因素。半独立式两层洋楼售价近150万那显然高度逾价，用原产品对冲保值，国内的许多投资人都不熟悉其操作，而且黄豆、稻米、可可、大小麦、棕油都受到气候收成的影响，“望天打卦”，心里实在不踏实。没有把握的投资者还是暂时拿着现款，等到明年正月再作打算吧。不要被当前的非理性荣景所惑。
线装情结:
2009/12/02 7:04:00 PM
●温任平
格林斯潘的放任房贷，为这一轮美国与世界经济危机埋下了种籽。大多数人都认为房价与地价一样只会涨不会跌，理由是土地稀少，需求殷切，而每个正常的家庭都以能拥有一栋房子为工作奋斗的重要目标。一个正常的工作奋斗的第一个目标可能是部车子，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上下班容易，做生意走动方便。当然车价远比房价便宜。等到人们经济状况较为宽裕，入息稳定，第二个目标便是买房子。从长远来看，屋价持续走高，正如货币缓缓贬低，是经济现象的常态。
消费人很容易受（或刻意不去想）楼市的炒作因素影响。香港土地那么稀少，何以可以暴跌成了负资产？香港歌影两栖的阿B钟镇涛买了间数千万元的豪宅，屋价狂泻，他无法偿还债务，只好申请破产。日本的土地可谓寸金尺土，但摆在我面前的数据是：从1991年到2006年，日本的大城市的土地价格竟然猛跌了68%。
当前的北京与上海的楼价直追东京，而这种“非理性荣景”（借用格林斯潘的名言irrational exuberance）近乎于荒谬，因为北京上海两地的人均收入仅及东京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可见京沪两地的房地产的人为推高、集团炒作到了怎样离谱的地步。中国楼市崩盘可以来得十分突然，甚至可能与当年的郁金香事件类似，价格停滞，买家缩手，然后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一株郁金香价高超过两栋独立洋房的泡沫迅间破碎。
5%的售屋盈利税
香港与新加坡对狂飚的楼市已采取若干步骤干预，大马于10月间在国会宣读的预算案增加了5%的售屋盈利税，比起其他国家，大马的房地产政策相对温和（如果两年前买的屋子价格为38万，现在售价50万，那5%的盈利税只是九牛一毛），对房地产的炒作吓阻作用不大。
马来西亚的经济状况颇为两极，贫富悬殊，中产阶级有萎缩之势。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企业家、大老板纷纷中箭落马；10年后的经济危机，上班一族，无论白领蓝领都被剥皮鞭挞。老板雇用3个人做本来应该是5个人才能胜任的工作，聘请新人趁机压低工资（理由是撙节成本，加强企业的竞争力），而通货膨胀（蔬菜涨价，白米涨得尤为惊人），使人们愈来愈觉得钱不够用。公司暂停加薪，或把加薪数额减少，其实即使加个50到100令吉，亦只能勉强抵销通膨的额外支出。低薪会使雇员心怀愤懑（大学生月薪RM1600)，这会影响雇员的服务态度与工作品质。有关劳动者的效率（efficiency）与效益（effectiveness）这方面的引证可参照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这方面的论述。新加坡政府多年来实行“高薪养廉”制，确乎有其远见。
市场经济把货物与劳动力都视为商品，但货物没有生命，也就没有喜怒哀乐的反应。雇员是有血有肉的人，工资不合理，工作时间漫长，他们会感到被剥削，心里不快，雇主多给雇员一些好处（像奖励金、分红、加薪升迁），得到的回报很大，对公司或企业的发展帮助甚巨。我建议那些刻薄的雇主认真一读Carl Shapiro与Joseph Stiglitz合著的《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后者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首席经济顾问，前世界银行副总裁，他与前面提到的阿克洛夫于2001年共同被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价无市的岔口
笔者前面提到大马国内的贫富悬殊现象，这在楼市亦可窥见一斑。价格介于8万到15万的公寓或共管公寓不易卖，因为中下阶层供不起，他们只能租房子，而这些价格较廉宜的寓所因为少人问津，并非投机客炒作的目标。而中高价屋，价钱虽偏高，但有若干外资与本地集团以各种策略“造势”，仍有若干涨的空间。有些觊觎房地产市场的个体户，每月收入不足一万令吉，却有勇气以蛇吞象的姿态订下几间高价的住宅，希望一转手便赚它3、5万令吉。在今天这个有价无市、众人观望的岔口，这样做风险太大了，搞不好会给银行的供期与利率压断了背脊。这种房地产投机客用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杠杆投资，屋价下跌，或购买的屋宅单位租不出去，当事人马上就“图穷匕现”，被银行逼到墙角去。
用黄金对冲，或用房地产对冲保值，今时今日，实不易作抉择。黄金已经接近1200美元一盎司，我们清楚看到了疯狂因素。半独立式两层洋楼售价近150万那显然高度逾价，用原产品对冲保值，国内的许多投资人都不熟悉其操作，而且黄豆、稻米、可可、大小麦、棕油都受到气候收成的影响，“望天打卦”，心里实在不踏实。没有把握的投资者还是暂时拿着现款，等到明年正月再作打算吧。不要被当前的非理性荣景所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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