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至谈股市
线装情结:
2010/01/27 3:12:39 PM
●温任平
春节将至，每个人都希望手上多个闲钱，以应付节日的额外开支。接受《号外周刊》的访问，论及大马股市的走向，由于议题众多，涉及股市的观察反而有点像蜻蜓点水。来访的记者念的是大众传播，我反而喋喋不休与他谈约瑟史第克勒与乔治阿克洛夫这两位经济学家在2001年同获诺贝尔经济奖的轶闻。记者显然对他们两人的“资讯不对称理论”深感兴趣，而且做过不少研读。
读者多无耐性，我也就不必拐弯抹角的说。际此经济低迷之际，大马国家银行于近期升息的机会甚微，首3个月的第一季几乎不可能升息，因为股市元月效应出现，有关方面必须懂得“可持续经营”，维持小牛市（mini bull）于不坠。我用“小牛市”这称谓，因为国内的外资缺缺，没有外资的多巴胺（dopamine），大牛无法成型。
股市飙涨
当前股市的飙涨，形态相当别致。主题一直在变，炒手套股及各类胶制产品上市公司（包括卫生套）全部暴涨，炒鸡股（农场）则连带饲料股亦被带动。有些股的飙升是“一日鲜”，水务股一天可升3角（20%），隔日即下调，因为水务问题还在磋商阶段，“十划还没有一撇”（这是粤人的谚语吧）。最近炒科技股，其热络与韧度不亚于胶股、钢铁股与基建股，锲而不舍，一波退了，歇息几天又卷土重来。谦工业的股权有变，郭令灿麾下全部股只都翩然跳舞，舞姿优雅，虽然其他走进舞池的人，当音乐停止后，不一定找到座位。
就今日的情势看，科技股仍有看头，写着这篇文章（20/1/2010），美国纳斯达克科技指数涨了超过1%，半导体的寒冬过了，全世界对它的需求量在增加。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农历新年过后，世界规模最大的电脑HDD（Hard disc drive）生产公司JCY将在我国股市挂牌。新加坡政府亦觊觎JCY之潜能，这只科技股不久即发行，由联昌银行包销，这对其他科技股肯定有保温的作用，而与HDD有关的股项水涨船高的可能性颇大。稍谙股市运作的人大概都了解“是预期，也就是expection，推高相关股项。”
新加坡云顶赌场的启业，连带也有人提到久被冷落的依斯干达发展计划，还有第十个大马计划各类重工程的投入建设，相信会携起一些基建股，尤其是官联基建股，肥水不流别人田。大家对房地产股始终有戒心，中国自2009年12月以来，频频使出组合拳，包括“国十一点”、抬高银行储备50个基点，楼市炒作顿而冷却，尤其是购买第二栋楼房子必须先付40%首期，这一招犹似向楼市炒作者迎面拨过去一盆冷水。京沪两地的楼价高得离谱，价格直追日本东京。而北京上海两地的人均收入仅及东京人均收入的十份之一，京沪两地（指标性的中国大都会）的楼市泡沫破碎，只是时间问题。5月1日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如果京沪楼市崩溃，南京、深圳、成都、广州、天津、重庆、杭州、无锡，其他二线大都会必然呈现骨牌效应，而这效应将震荡世界，亚洲近邻诸国蒙受的震波更大，殃及池鱼的力量有多大，视各国情况而定。不排除投资新马房地产的中国商人或炒家套现回国自保。
赚点快钱
由于大马股市缺乏外资搞盘，国内基金或集团对股价的操纵便甚从容，不必像过去那样以道琼马首是瞻，很多散户看到股价在动，“从众”（herding）跟风，以为可以搭顺风车赚点快钱。集团却在这时刹掣，等到第四天散户被迫亏蚀离场，集团才把股价推高，让刚沽了货的散户气得暴跳如雷。如果散户能拿货，第五天股价就回升有钱赚了。今日的集团愈来愈“精密化”（sophisticated），它可以三番四次用同样的策略逼使散户亏钱，等到散户对有关股项死了心，集团才出手炒作推高，从此扶摇直上。今日懂得电脑上网的股民日众，当中有不少能作图表分析，懂得波浪理论，对日本阴阳烛也有认识。集团内部雇用的高手会将计就计，在“突破点”、“阻力线”、“强烈上升讯号”设下陷阱去捕猎行家。这种斗智行为，市场的说法有点难听：“我们在捉山猪”。
我建议股民在低波吃货。所谓低波不是2009年的最低价，而是买进价格盘整3、4周，交易量渐增的股项。股友最好能每天记下有关成交量，观察其走势，这是自保之道，不做功课那能赚到街外钱？中国首富刘永好先生说：“我通常比别人快一步，低一波入市。”他的心得或可参照。
2010年1月20日星期三
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
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
——序《天狼星诗选》
• 温任平
（一）
天狼星诗社崛起于一九六七年，成立于一九七三年，它的活动如果自七十年代肇始算起，迄今已近十载，今年是一九七九年，也就是说，今年是马华现代诗踏上二十周岁的一个极富意义与纪念性的年份。根据艾略特的说法，二十年可以蔚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时期，在这期间内，往往可以窥出文学史上的某种潮流或风尚。因此，《天狼星诗选》选在这个年份出版，意义应该是双重的：其一它是为这个文学时期的结束添一注脚，为马华现代诗的二十岁诞辰献上一束心香；其二它也为另一个二十年，另一个文学时期的启幕吹起了号角，替年轻一代的诗人打打气，因为新生代必须要抖擞精神，去承接前行代递过来的棒子，踏上另一段历史的征程。
回溯诗社成立之初，我们并没有提出什么宣言或口号，更没有提供一套基本创作理论，或文学信条一类的东西。但天狼星诗社，就马华文坛为背景来说，仍然近乎一个文学派别，最少它给人的印象是如此。因为我们反对文坛上流行的文学工具论，不赞同“文学只是阶级意识的反映”那种一偏之见，更不接受“文学即宣传”这类别有用心的论调，我们认为文学固然应该写实，但写实的方式实在不必拘泥于现实主义乃至于自然主义那种对于事物表面的摹仿与纪录式的报导。写实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前者是现象的，后者是心理的。我们认为唯有兼顾人的外在环境及这外在环境于人内心所引起的种种心理反应，才能做到真正的写实，至少是深入的写实。现实主义乃至于自然主义的作者群由于只注意外在事实的铺陈，他们的写实乃止于肤浅，无法更进一步，更深一层去探触生命的本质以至于人生的真相。我们也觉察到服膺上述主义的作者群，他们在大力挖掘社会的黑暗面的时候，却忽略了社会的光明面，换言之，他们反映的只是社会的一角，而非社会的全貌，这种反映，如果仍能称作“反映”的话，是不周全的，是患上严重缺陷的。我们难以忍受充斥于报刊的作品那种公式化的主题与人物造型：穷人都是朴实善良的，富人都是丑恶贪婪的，知识分子都是软弱无能的，他们永远比不上工农那般果敢有力，这样的处理显然不切合现实人生甚至社会实况，因此这些作品是现实人生，社会实况的扭曲。我们的审查是，这种扭曲仍出自作者的蓄意经营，为的是让它符合某个思想框框或某一条文艺路线。根据我们的认知，人性的善恶欲求，是超越阶级的，在实际的人生里，我们看到穷人也如富者一样，他们之间有好有坏，良莠不齐；而工农也和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当中有果断刚毅的，也有犹疑疲弱的，一阶级来判别或鉴定好坏忠奸实在荒谬不过。天狼星诗社虽然迄今都未曾提出过什么文学主张，但它的兴起一开始就采取一种不与当前的文学风尚附和甚至妥协的态度。这使得天狼星诗社的立场颇为“前卫”，姿势甚见“反动”，而被斥为标新立异。
事实上，天狼星并不如许多人想像得那般“前卫”。我们鼓吹文学上的现代主义，但现代主义大概自五十年代末（五九年开始）即陆陆续续地被介绍进来马华文坛，在天狼星之前有蕉风、海天、荒原、银星等团体在它们的刊物上登载与推介现代主义的理论与作品，因此现代主义于此时此地并非由天狼星诗社首倡。只是除了蕉风之外，海天、荒原、银星等文艺团体寿命均极短，不能发挥它们长远的影响。天狼星诗社在某个意义上是继承与接续这些早夭的团体的未完成使命，冀望能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去普及文学教育，使更多人认识到接触到文学文学艺术的真谛。而我们所大力推动的现代主义，并不特别推崇二十世纪以降欧美及其他各国的某些新兴的文学思潮，正确地说，我们所推动的是广义的兼容并蓄的现代主义。我们创立天狼星诗社之初，更关心的毋宁是如何才能在这一片文学的荆莽闯出一条路来。是的，我们是看不起当前虚有其表，虚张声势的所谓现实主义，唯同时我们也清楚口诛笔伐并无济于事，只有拿出自己的作品来，拿出比现实主义作者群更结实的作品来，才能完成这场不流血的文学革命。如果说现实主义堆积了一大堆书目而寖寖乎成了某种文学传统，我们有勇气向这传统挑战，因为决定文学价值的是质而非量，一大堆鱼目比不上一粒小小的珍珠。我们重视文学传统，但是一个传统如果老大腐朽，窒滞不前，则必需给它以充分的刺戟，使它重新恢复活力。我们决定交出作品来，并以我们作品的份量逼使这个传统重新调整它的秩序来容纳新的组成因素。
这个文学传统的老大腐朽，窒滞不前，可以从它的萧规曹随，步步依循五四新文学乃至于三十年代的余绪看得出来。五四已经过去了超过半个世纪了，可是我们的作者今日写的仍然是五四的新诗，五四的散文，五四的小说。我们的新诗仍停留在“我手写我口”的白话诗的层次里，闻一多、艾青、冯至、臧克家、刘大白诸家是本地诗作者摹仿学习的对象，诗坛的整个表现根本无法逾越何其芳、徐志摩所划下的雷池一步。至于散文方面，则唯朱自清、冰心等马首是瞻，在我们的散文作者心目中，像<背影>、<寄小读者>一类的作品简直就成了白话散文的模范。谈到小说，那是马华文学各项文类当中，除了戏剧之外，最弱的一环。虽然自一九三四年出版第一步短篇小说集以来，马华文坛在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方面的产量颇为可观，但这些小说极大部分素质不高，马华小说作者，就算是最出色的几个，与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五四时期小说家是完全无法比较的，他们之间的艺术造诣相差不可以道理计。马华文学传统便是那样一个半死不活的局面。整个马华文学气候是阴暗的，沉滞的，缺乏创造的活力与蓬勃的生机的。
我们也了解客观环境囿限了马华文学的生长，在我们对一个文学传统作出价值的估衡时，我们不敢无视于产生这传统的时空背景及它的客观条件。在感情上，也许我们会不忍深责马华作家，因为我们深知马华作家的确是在欠缺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从事创作的，不过当我们预备就某个时期的文学表现作出某种价值性的估衡时，我们只能评鉴客观的成果，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为“但求过得去就算啦”这种姑息的心理所蔽，大家都常常提说马华文学的处境艰苦，但请不要忘记当年新文学草创之际，所面对到的问题，困难绝不下于此时此地的马华文学，虽然彼此所遭遇到的难题障碍的性质不尽相同。我们不要忘记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是在使用一种未经琢磨，尚待磨练的白话文字，一边去探讨新的主题，一边去探索新的表现方式，相较之下，马华作家这方面是省便了许多，最低限度，我们有了前车之鉴，不再至少是不该犯上前人在语言文字的试验过程中的一些粗疏疵误。五四的作家可说是在一种前无古人的脱序状态下摸索尝试，在这方面，马华作家有幸可将前辈的经验视为自身的借镜，进一步说，白话文学一开始就被视为异端，斥为狂妄，为旧派文人所围剿，客观环境条件何尝有利？我们的作家如果尽把自己表现的不逮推诿于外在条件如何如何，这样的借口，虽然颇可博得别人的同情，到头来恐怕连自己也觉得有些自欺欺人吧。就我们所知，马华文学之所以“数十年如一日”固然与客观因素有关，但更具决定性的是我们的作家主观的努力不够，缺乏一种自觉自励的精神有以致之。早期新文学作家富于创造的自觉，勇以试验，通过大家主观的努力终能不为客观的境况所囿，而能奠下了某些基业，也拿出了好些成绩来。而马华文学的前行代以及今日的保守派则以守成为满足，以效颦为创造，固步自封，自缚于五四及三四十年代的茧里不思突破，文学的脉搏微弱无乃必然。我们不否认这个传统的意义和重要性，但恕我们直言，它的意义和重要性是“历史的”大于“艺术的”，它的文学价值实在远远逊于其文学史份量。我们的观察是：马华文学一直要等到现代主义被介绍进来国内才露出第一线曙光。
（二）
我们对半个世纪以来的马华文学传统的审察已如上述，因为天狼星诗社一起步即采取独立不群的姿态。所谓独立不群并非孤芳自赏，更非钻进象牙塔里自鸣清高，而是坚决拒绝与举国滔滔的文学独流混淆一道。这股文学独流至少有两个可辨识的趋向：一为保守主义，这在上文已经约略交代过了；一为泛政治主义，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文学视为斗争的武器，“文学即宣传”那类主张属之，这在前面我们交待得不算清楚，由于这问题本身的敏感，不便详论，反正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够了。我们的原则是不充当文学的保皇党，紧抱住陈旧的老包袱不放，更不愿服膺某方面的教条，成了“穿制服的艺术家”。我们不同意文学贵族化，一小撮人在吟风弄月，赠答酬唱那类的玩意儿，那样的小圈子，我们完全没有兴趣参与，因为我们清楚贵族化即狭义化，狭义化的终点是死胡同。于此同时，我们对叫嚣得颇为响亮动听的口号“文学要大众化”却颇感怀疑，这对主张的可行性，我们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因为文学大众化即是文学世俗化，世俗化的结果是文学肤浅化，如果为了迁就大众的趣味而把文学的格调降低，那又何异于媚俗？那岂非得不偿失？为此，我们的态度是审慎的，我们不想才开步走，便从一个偏差堕入另一个偏差去。仅仅独立不群只能使自己免于随波逐流，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认清方向，主动去开辟出一条路来。作为拓荒者必需具备的朝气、锐气和勇气，我们庶几兼备。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认清自己与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后，才迈步向前的。
我们采取的步骤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发掘与栽培新人，继之是文学知识的灌输与文学创作的训练。知识的灌输与创作的训练可说是同时进行，不分先后的，我们认为，徒有文学的常识甚至专门知识，只是抽象概念的汲取，只有真正从事实际的创作，才能使观念具体化，以人来比喻，文学知识犹似有助于骨骼强健的钙，而文学作品的血肉躯体需要一付良好有力的骨骼支持。文学的知识可来自书籍的阅读，或别人的指导点醒，及大家在一起时的共同切磋。就这面向，我们在社内展开的活动如后：
我们举办专题演讲，召开文学座谈会、研讨会，并安排在一些聚会上分组辩论文学性的课题。先谈专题演讲。这方面的活动多由社内创作经验较丰富，对理论有相当认识的成员主持。所讲述的题目包括文学艺术的，美学的，心理学的，甚至文化学方面的，所涉及的文类包括诗、散文、小说、戏剧及文学评论。我们的探讨虽较看重于文学原理与艺术思潮的介绍，美学上的形式与结构的阐述，但是对弗洛伊德、容格等人的学说予文学的影响，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环、文学在文化格局里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均曾触及，虽然由于我们学识所限，探触的程度谈不上深入，但这种演讲对于甫人们的年轻作者起到启导的效用却是相当大的，从而为新秀奠下必要的基础。
至于文学座谈会与研讨会，前者为非定期活动，后者则为定期性的每个月一次的活动。文学座谈先有主催人拟定定题目，再找个地方邀约社员聚面，让大家发表意见。这样的座谈，出席人数从五六人到十数人不等，座谈会的记录有些刊登在社员编辑的手抄本或油印本上，像讨论张树林的小说<阴天>的座谈会记录曾刊七六年四月油印出版的《绿流》第十二期。有些座谈记录投去国内的报章杂志刊布出来，像温任平主催的散文座谈会便是发表在蕉风二四六期的（七三年八月号）。有些座谈“动口不动手”，像今年三月于芙蓉召开那次，出席者计有张树林、谢川成、陈俊镇、川草、风客、叶锦来、蓝雨亭、绿沙、亦笔（舒灵）、叶河，一共十人，阵容甚称鼎盛，进行过程亦见精彩，只差事后没有整理出来发表。对社员们自身而言，全力准备某个座谈会，找资料，翻书本，充实自己，那比什么都重要，过后要不要把座谈的内容向外界披露，倒反而是次要的了。文学研讨会的举办是近年来的事，确实地说，是自七八年以来才开始的更严格的训练。因为每趟研讨会都有两位主讲人，主讲者是事先用抽签方式选出来的，谁也不许推搪。主讲人非但得讲，还需提论文，这比座谈会上轻描淡写或浮光掠影式的谈论，自然又要高出许多筹。两位主讲者的议题必需一致，唯双方可用不同的角度探讨同一议题，而这议题是主讲的两人自行商量后作出决定，再把决定通过秘书处，由秘书发函给各社员前来出席的。凡出席的社员，虽不用上台演说，但却必需发言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出席者也需作一番准备功夫，而不纯粹是前来作壁上观，看他人现身说法而已。
最紧张热烈的莫过于文学辩论会。由于辩论会人数多，规模较大，分成两组之后，每组均超过十人，因此多半要在年底的大聚会上才能举行。辩论会上难免各逞机锋，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双方常会争持到面红耳赤。但那是为辩论而辩论，大家心里都明白，因此敌我之势仅限于辩论会进行时的局面，互不相让也只是因为彼此在学理上被安排的位置相左。我们发现这种不伤和气而又真刀真枪的口舌交锋，对于急智的培养，口才的锻炼，尤其是临场发言的勇气的加强，收效最快最好。
其实座谈会，研讨会以及辩论会的举办，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打好社员们的文学根底，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个附带目的，就是希望籍此能训练出一批能言善辩之士，能把自己的文学知识或文学观点在大庭广众，广目睽睽之下，镇定从容地表达出来。我们觉得这不失为一个普及文学教育的办法。文学教育极需普及，大众于文学的品味需要提高，空喊“文学大众化”不如做些实际的把文学带向民间的工作，我们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作者，愿意把他们本身的创作经验，他们对文学的认识用口说出来，让其他人也能分享，这对整个文学运动的推广一定大大有利。文学教育的普及不可能一蹴即至，文学的推广需要长远的眼光，持之有恒地身体力行。一点一滴的成绩都是值得珍惜的，多影响一个人喜爱诗，或更广泛地说，欣赏文学，文学与社会的距离便拉近了一步，文学与大众的联系便多扣紧了一环。我们抱歉的是我们的力量很有限，不能贡献出比现在更多的。文学教育就似薪火相传，我们传给你们，你们传给他们，他们传给更多的人，这是我们乐观的信念。我们的座谈会、辩论会的影响力或许微不足道，我们数十个人的心声在马华社会的诺大厅堂上近乎渺不可闻，但我们是谈了，辩了，也表达了，而且将以此为职志，通过我们的作品，透过我们的言论继续与广大的群众交谈。
近乎在诗社的每一个诗社的聚会场合，我们都有朗诵诗，或自诵作品，或朗诵名家之作。我们觉得诗应该是可以诵读的，而且可以利用音色的抑扬顿挫，感情的注入，使听众感动。我们虽然不认同可诵读的诗一定比难诵读的诗高明，有些思想性强，主题严肃的诗作往往不易在朗吟的瞬间，把它的内涵传达给听众，但我们肯定一首可吟诵而又能引发共鸣的诗，一定不是一首意象驳杂、节奏拗口的作品，换句话说，它一定不是一首在文字上诘屈赘牙的诗。我们之那么重视诗的朗诵，实在是希望社友们能凭籍自己的体验去辨别那些才是文字节奏控驭适宜，文字的性质明朗清晰的诗作。我们并不需要训诫大家不可走晦涩的窄门，为创作制定任何规律都难免矫枉过正，易产生流弊，我们是提供机会让社中同仁自觉地选择他们的表现方式。迄今为止，超现实诗风，自动语言那种诡技，在诗社成员的作品中是绝少见到的。其实我们并不如许多人心目中那般前卫或激烈，我们在判断了群众缺乏品鉴力这个客观的事实之后，我们采取的态度不是放弃，或讪斥，而是关注。在中文文化水准无论如何都不能算高的此时此地，如果我们只写些深奥暧昧的诗，无异自绝对群众。我们也明白“深奥”是艺术的美德之一，但深奥的期许似乎不是当前的急务。今日的急务是如何去缩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鸿沟，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现象是诗走向群众，群众也走向诗，两造一齐开步走，这样很快就能会师。我们不可能走媚俗的路线，以群众的趣味为个人创作的准绳，但我们似无妨多写些雅俗共赏的诗，我们的看法是可诵读的诗该是雅俗共赏的一块还算可靠的试金石。
诗社在七五年发行一套十二张的书签，有蓝启元、殷建波（殷乘风）两人负责绘图设计，书签的背面印有两首诗，一张两首，一打书签加起来便有二十四首诗作，几乎等于半部诗集了。由于书签的面积有限，好些诗都不能尽录，只能节录部分。所节录的诗句，往往是一首诗的精华所在，寥寥数行不但自身俱足（Self-contained），抑且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情境。这些诗作都是从社员们的作品中精选出来。在推广现代诗运动这取向上，我们相信这是许多可行的途径之一。书签的购买者多为中学生或甫出校门到外工作的年轻人，大众化的工作或许应该从可塑性非常大的年轻学子身上做起。书签由天狼星出版社发售，反应令人鼓舞，蕉风月刊第二七二期（七五年十月号）的封面用的便是由书签的几张图案所构成的设计。
（三）
我们的创作训练是相当特殊的，有过一个时期，我们曾规定社员每月必须交上稿件若干篇，这对新进的年轻社员最为有用。稿都是逼出来的，写作习惯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不能让大家坐待灵感，故此我们采取策励的方式，要大家主动的去寻找写作的题材。我们要破除“写作是心血来潮的事”这个迷信，我们以为只要肯把自己神经触须伸到外面的世界去，那儿便会传过来许多复杂的感应，逼着自己去写，去抒发出来。感性是越锻炼越活泼的，创造力是越发挥越丰沛的。我们之所以强逼自己定期写作，交稿，目的就是为了防范自己怠忽松懈下来，成了另一批马华文坛上最常见的“不写作的作家”。
时至今日，诗社已不再作上述这种强制性的规定，因为已没有这需要，绝大部分的社友都能自动自发去写，而不需仰赖他人旁施压力，诗社显然已渡过了它的草创时期，进入一个较成熟的阶段。如果说诗社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那便是它的成员都是拿得出作品来的。诗社就像是一个家，它的成员自然而然互相督促勉励，互相刺激着对方去写，在那样的文学氛围下，要辍笔停工几乎是不可能的。社员偶尔也会消沉，创作力也有来到一个plateau甚或走下坡的时候，但通过大家的关怀激励，终能从蛰伏的或冬眠的状态下苏醒过来，重新出发。
我们编壁报，出版手抄本，油印本，这不仅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作训练，也是一种毅力与信念的具体表现。像“振媚诗墙”、“艺林”、“绿流”等壁报，以周刊、月刊姿态出现，观赏者往往只有十数人。手抄本如《绿洲》、《绿野》、《绿流》《绿林》、《绿湖》、《绿岛》、《绿原》、《绿丛》等期刊的出版，主编人得先把来稿重抄在原稿纸上，再配以标题及其他插画设计，最后才装订成册，整个抄写、设计，装订的过程相当吃力，非常费时费事，而每次出版仅有一厚册，虽有传给文友们阅读，仍无可能流传广速，让更多人看到，油印本除了上述各刊，还有《绿园》，我们用的是蜡纸油印，在量的生产方面是一大改进，但所印亦不过百册，分派给社员及其他文学界友好后，所剩便十分有限，因此它们所发挥的影响力与其说是对外的，毋宁是对内的。这些壁报、手抄本或油印本期刊都逼着社员们源源提供稿件，这间接促使社友们不断写作。这种活动，更有一种奇异的内凝力，使得社员们之间因为作品的交流而达至了感情的交流，通过这些接触交流，社员逐渐建立了对诗社的属于感。大家都清楚刊物是群策群力的成果，自然对这成果异常珍惜，就这样，一种对于文学活动的参与感，或更基本地说，一种对于文学的责任感逐渐而成型。
在印刷发达的今日，以手抄、油印的方式来出版刊物，没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无法办到的，所以赖瑞和在月报月刊第八六九期（七三年六月号）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曾说：“天狼星诗社是向外面的世界摆了一个‘神话的姿势’。”从现实的立场来看，天狼星不错是在做着一些傻事，社员们省下零用钱，到外头去担任家教把赚到的钱用来搞手抄本、油印本，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更是自讨苦吃的愚行。但我们不是白日梦患者，我们深知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文学艺术不仅是我们的信念，更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以宗教家的虔诚，来从事我们的事业的。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不朽之盛事”，同时也是“经国之大业”，因为文学艺术乃是文化的高层表现，文学之兴衰实在足以决定一时一地文化的兴衰。文学是想象的结晶，智慧的清泉，我们希望这股清泉会慢慢深入文化的各层面，并且“内部化”（internalised），加速文化各层面的“新陈代谢”，使整个文化体系在蜕变之后面目一新，成为更充实，也更有生命力的有机体。文学的功能不应止于文学本身，它更应延伸到文化的大格局里，在那里落地生根，也在那里开花结果。也许有人会说我们陈义过高，但是文化理想最终的目标必定是“止于至善”，就文化问题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采取“低姿势”，徒然局限了自己的视野与施展身手的余地。让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的贡献微笑，但请允许我们一点一滴地去履践吧。
我们一点都不敢傲满，责任感，使命感煎迫着我们，我们的心里负担是沉重的，我们的心情是惶恐的。我们对社员们的要求虽高，但既然作为一个文学团体，成员的素质难免参差，各人的创作水准难免有高低之别。如果我们徒有理想，而社员的整个表现平庸无奇，则理想云云只是个可望不可即的幻觉而已。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如何去提高社员们的创作水平这问题。过去我们曾主办过“唐宋八大家”一类的创作竞赛，指定八位社员参加，每两个月提呈一篇自认为最满意的诗、散文或小说，由参加的社员共同讨论批评，最后选出是届的最佳作品。这种竞争收效良好，因为我们看到了不少优秀的创作，它们都是这群现代的“唐宋八大家”苦心经营出来的成果。这种竞赛唯一的缺憾是人数只限八人，范围不够广。踏上七九年，我们决定扩大范围，在社内举办诗、散文、小说的创作赛，并设评论奖，让大家都能参与，也让大家能在多种的文类里发挥自己的潜能。
我们有这样的计划把这些创作与评论文章整理出来，或交给报章杂志发表，或由天狼星出版社汇编成文集付梓。过去我们曾为一些刊物报章编过特辑，例如温任平为香港纯文学双月刊编的“大马诗人作品特辑”（七二年十月及十二月号），温瑞安为蕉风编的“小说评论特辑”（七三年二月号），以及黄海明、谢川成两人近年先后在建国日报、大众晚报、学报编的专辑及社员作品展，成绩斐然。这样的作品集体展，对社员的激励作用是不特赘言的，这方面的工作宜乎多做，如果我们的经济条件许可，能够把这些作品汇编成册，那当然最好不过了。
（四）
诗社从创立到今天，一直不曾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我们没有后台老板，甚至都得靠自己。经济的困难，使我们对外的活动遭到不少障碍与困难。许多活动是无钱不行的，这是很俗气的话，但指陈的却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一念及在接受某方面的经济支持后，就可能改变了我们的一些宗旨，甚至牺牲了我们的一部分初衷时，我们宁可选择目前的创作自由，安贫乐道。
我们在七七年及七八年颁发的“大马现代诗奖”，没有现款，每位获奖者只获曾一面纪念奖牌。诗奖的价值当然不能用物质的尺度来衡量，但设想我们的经济能力充裕些，在颁发纪念牌的同时也能颁给数百元的现金奖励，对获奖者而言，欣喜该是双重的吧。如何去突破眼前的经济困境，而又能秉持我们不变的原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要我们为五斗米折腰，捐弃本来的理想，那是办不到的事。
处于如此的经济困境，我们也不完全是束手无策，毫无作用的。七四年十月，我们出版了《大马诗选》，收入大马二十七位诗人的作品。我们的经济能力既无法支付一部诗选的印费，我们便采取一种特殊的权宜措施：每位被选入的诗作者被促自付个人所占的版费。七八年我们又以同样的方式出版《大马新锐诗选》，收入马华现代诗坛新生代二十三家诗。这两部诗选从开始筹编到最后面世，期间历时三载，延误的原因主要是经费问题。但延迟是延迟了，书最后是成功问世了。看来，一个计划的能否实现，经济因素虽然重要，但毅力，持续力，主观的努力应该是更具决定性的。
《大马诗选》筹编于七一年，那时距离第一首现代诗的出现，已经超过十载了。而十年过去了，马华文坛还不曾出现一部稍具规模的诗选，任由诗人的心血结晶散落在报屁股，杂志角落蒙垢、被遗忘。诗选的编纂旨意即在为十多年的现代诗作一见证，留下历史的痕迹。《大马新锐诗选》的编纂用意亦然，它收入第一部诗选未曾选入的诗作者，在某个程度上，录下了新锐的一群底心声，记下了他们的表现。把这两部诗选合起来看，除了可以看到这五十位诗人的个别表现外，还可发觉走在前面的一代与继起的一代，他们之间在语言、文字、意象运用、技巧形式的某些差别。换言之，读者可从这两部诗选的比较与辨识过程中隐隐感觉到诗史的延续意义，窥见现代诗近二十年来的纵切面底轮廓。作为一个诗社，我们具有这种历史意识，觉得这是我们当然应该肩负起来的使命。基于同样的认知，我们自七六年开始，每年于六月六日印刷出版一份《诗人节纪念特刊》。诗人节纪念的是中国的大诗人屈原，他坚贞不移的志节，他洁身自许的情操，是作为一个诗人，或广义地说，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的精神典范。屈原是孤独寂寞的，真正的艺术家莫不如是。他拒绝与世推移的道德勇气是值得我们尊崇的，我们当前的社会是一个为科技文明，功利观念所垄断与笼罩的社会，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价值系统变动剧烈的“危机时代”，我们要秉持我们对缪司的操守，对文学艺术的献身精神，仍得向三闾大夫看齐，诗人节出版特刊，除了它本身的文化意义外，尚有自我鞭策之意。
七六年及七七年的诗人节纪念特刊均由张树林主编，七八年的编务由沈穿心掌舵，今年的特刊则由谢川成、叶锦来负责编辑与印刷事务。
说起来，诗社成员在文学表现方面普遍地加强自己，那是在七六年才开始的事。七六年那年，我们以有限的财力出版了第一份诗人节纪念特刊，在文学的圈子里也不约而同地“露了一手”，那年建国日报文艺副刊<大汉山>主办“全国散文大比赛”，获奖名单中诗社成员占了五人，他们是林秋月、沈穿心、蓝薇、飘云（郑荣香）和朝浪，人数可观。虽然在七六年诗社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那是温瑞安、黄昏星、周清啸、方娥真、殷建波、廖雁平等六人的退社，造成颇大的震撼。我们无意追述这件不愉快的事，的确，这件事的发生使我们的元气大伤，诗社亦因此沉寂了一个短时期，但我们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关于这点，我们也不再作任何引据，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最难雄辩的。
（五）
天狼星诗社在马华现代文学这二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它曾扮演过什么角色？它的历史位置如何？在现代文学的建设及推广方面，它的贡献又怎样？它未来还能发挥什么功能或任务？这些都是很值得客观地去探讨的问题。而这工作最好由局外人——诗社以外的人——去做，这样才能不偏不倚，客观而中肯。我们是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有些情况由于距离太近反而看得不够明晰。在这里我们只记下社员在文学方面的特殊表现，写下我们本来的宗旨与目标，以及一些已经告竣的工作或计划，作为备考的资料。
先从这部《天狼星诗选》说起吧。诗选里的三十多位作者，这数字占了全马写现代诗的新生代总人数当中一个非常可观的巴仙率，一项保守的估计是如果没有一半，也有三分之一强吧。因此他们今后的创作表现，对马华诗坛的总表现，肯定的有相当程度的影响。而他们的影响或份量甚至在现在就可以多少感觉出来。去年出版的“大马新锐诗奖”的二十三位新锐诗人当中，天狼星诗社的成员竟占十一人，几占其半，而诗社于七七年及七八年度设“大马现代诗奖”举办全国性的诗创作比赛，六位获奖者当中，也有三位是诗社成员。七八年八月一日学报半月刊九三六期，何棨良先生在他的专栏提及当前有潜力“摇身一变为另一个Emily Dickinson”的五位年轻女诗人：冬竹、洪翔美、蓝薇、林秋月、郑荣香，其中四人为诗社同仁。《大马新锐诗选》编辑人为天狼星成员，书也是由天狼星出版社出版，难免有人会联想到编选时会不会有个人感情因素参与其中，绝对公正及客观标准的确难以确立。比较之下，两届“大马现代诗奖”作品的评审均由有所专或诗名甚著的非诗社人士担任（他们是王润华、杨升桥、淡莹、梅淑贞四人），我们把稿件寄给他们的时候，为求公正及避免徇私，甚至把作者的名字剪去，只列编号，故此林秋月、沈穿心、陈强华三人的先后夺奖靠的是真功夫，而非幸致。至于四位女社员的被誉为“将来的成就，难以预料”，更是社外人士的客观评价。从第二项及第三项事例观之，或可证明新锐诗选录入天狼星成员的近半数，相信不会是主编人偏私处理的结果。从这些实例看来，如果我们说“天狼星诗选”里的好些作者，有这个潜能成为马华诗坛第二代的中坚，这样的话，我们有勇气说，而且相信还说得不亢不卑。
诗社的工作与宗旨在上文已悄悄述及，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下列数项：
1. 继承海天、荒原、银星等刊物的未完成使命，继续推广弘扬现代文学。
2. 栽培文学的新生代，尽可能奖掖提携后进，为文学界提供新的血轮。
3. 建立一种以文学艺术为事业与职志的生命信仰。
4. 在文学界耸立一座不顾现实的考虑，孜孜于文学艺术的追求之典范。
5. 在我们能力做到的范围内，尽可能普及文学教育，使文学在文化格局中发挥更大的潜移默化的功能。
6. 维护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尊严。文学并非政治的附庸，作家的任务不是充当某种政治教条的传声筒，而是客观的、忠实的，全面而深入地去探究现实与人生。
天狼星出版社已印行的书籍，迄今为止，总共十册，计为：
1. 《大马诗选》（温任平主编）
2. 《将军令》（温瑞安著）
3. 《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
4. 《流放是一种伤》（温任平著）
5. 《易水萧萧》（张树林著）
6. 《众生的神》（温任平著）
7. 《橡胶树的话》（蓝启元著）
8. 《传统的延伸》（沈穿心著）
9. 《走不完的路》（风客等著）
10. 《千里云和月》（张树林著）
这部即将出版的《天狼星诗选》在出版总目上列号十一，是为天狼星的第十一部书。这些书当中竟有九部是诗集，在诗集普遍滞销的今天，我们的亏蚀情况并不难想像。正确数字，当然不足为外人道。还好我们出版诗集，本就不是为了赚钱，没有这种侥幸的心理，这样的“蚀本生意”，我们也就甘之若饴了。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天狼星的大量出书，是近年来的事。这是一个重要的觉醒。过去我们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所谓“快意恩仇”，那些江湖上的纷争，带给诗社的是毁多于誉。一个文学组织就是一个文学组织，它不能与设有掌门、总堂主、掌刑堂堂主的江湖帮会泾渭不分。一个文学团体自有它的纪律与秩序，但它的赏罚制度不应与私会党无异。与其把时间人力用来耀武扬威，不如把同样的时间人力用来稿我们的文学活动，搞好我们的出版。诗社能够迈入目下这个较成熟的阶段，实在付出了不少惨痛的代价。
我们也不预备在这儿提出什么爱民族爱国家的口号，因为这样做如果为的是哗众取宠，博取声名，这样的“爱国主义”徒然饶人耳目而已。默默地播种，默默地耕耘，就是为国家尽了本份。事实告诉我们，所谓爱民族爱国家这样的话是很容易说的，去爱自己的邻居（譬如说不干扰他们生活上的安宁），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同理，爱整个中华文化的口号是很容易喊的，正真投身于此时此地的亟需灌溉的中华文化就不容易了。汲汲于名利，好高骛远，绝不是有良知的作家所屑为的。
进一步引申：如果我们的作家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文学当作是文化的私生子，那就没有理由斥责友族否定我们土生土长的嫡系地位，与不承认我们的文学为国家文学的一环。“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就是颠扑不破的至理。不自我鄙薄，积极建立起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学，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应该是所有马来西亚华裔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共同责任。这责任无比沉重，我们无力独自承担，但却乐意从中分担，从旁支持，与所有的有心人共勉。
我们愿意以这本书，纪念那群曾经一度参与过这份神圣的承担工作的朋友。
是为序。
（七九年八月中旬稿）
——序《天狼星诗选》
• 温任平
（一）
天狼星诗社崛起于一九六七年，成立于一九七三年，它的活动如果自七十年代肇始算起，迄今已近十载，今年是一九七九年，也就是说，今年是马华现代诗踏上二十周岁的一个极富意义与纪念性的年份。根据艾略特的说法，二十年可以蔚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时期，在这期间内，往往可以窥出文学史上的某种潮流或风尚。因此，《天狼星诗选》选在这个年份出版，意义应该是双重的：其一它是为这个文学时期的结束添一注脚，为马华现代诗的二十岁诞辰献上一束心香；其二它也为另一个二十年，另一个文学时期的启幕吹起了号角，替年轻一代的诗人打打气，因为新生代必须要抖擞精神，去承接前行代递过来的棒子，踏上另一段历史的征程。
回溯诗社成立之初，我们并没有提出什么宣言或口号，更没有提供一套基本创作理论，或文学信条一类的东西。但天狼星诗社，就马华文坛为背景来说，仍然近乎一个文学派别，最少它给人的印象是如此。因为我们反对文坛上流行的文学工具论，不赞同“文学只是阶级意识的反映”那种一偏之见，更不接受“文学即宣传”这类别有用心的论调，我们认为文学固然应该写实，但写实的方式实在不必拘泥于现实主义乃至于自然主义那种对于事物表面的摹仿与纪录式的报导。写实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前者是现象的，后者是心理的。我们认为唯有兼顾人的外在环境及这外在环境于人内心所引起的种种心理反应，才能做到真正的写实，至少是深入的写实。现实主义乃至于自然主义的作者群由于只注意外在事实的铺陈，他们的写实乃止于肤浅，无法更进一步，更深一层去探触生命的本质以至于人生的真相。我们也觉察到服膺上述主义的作者群，他们在大力挖掘社会的黑暗面的时候，却忽略了社会的光明面，换言之，他们反映的只是社会的一角，而非社会的全貌，这种反映，如果仍能称作“反映”的话，是不周全的，是患上严重缺陷的。我们难以忍受充斥于报刊的作品那种公式化的主题与人物造型：穷人都是朴实善良的，富人都是丑恶贪婪的，知识分子都是软弱无能的，他们永远比不上工农那般果敢有力，这样的处理显然不切合现实人生甚至社会实况，因此这些作品是现实人生，社会实况的扭曲。我们的审查是，这种扭曲仍出自作者的蓄意经营，为的是让它符合某个思想框框或某一条文艺路线。根据我们的认知，人性的善恶欲求，是超越阶级的，在实际的人生里，我们看到穷人也如富者一样，他们之间有好有坏，良莠不齐；而工农也和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当中有果断刚毅的，也有犹疑疲弱的，一阶级来判别或鉴定好坏忠奸实在荒谬不过。天狼星诗社虽然迄今都未曾提出过什么文学主张，但它的兴起一开始就采取一种不与当前的文学风尚附和甚至妥协的态度。这使得天狼星诗社的立场颇为“前卫”，姿势甚见“反动”，而被斥为标新立异。
事实上，天狼星并不如许多人想像得那般“前卫”。我们鼓吹文学上的现代主义，但现代主义大概自五十年代末（五九年开始）即陆陆续续地被介绍进来马华文坛，在天狼星之前有蕉风、海天、荒原、银星等团体在它们的刊物上登载与推介现代主义的理论与作品，因此现代主义于此时此地并非由天狼星诗社首倡。只是除了蕉风之外，海天、荒原、银星等文艺团体寿命均极短，不能发挥它们长远的影响。天狼星诗社在某个意义上是继承与接续这些早夭的团体的未完成使命，冀望能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去普及文学教育，使更多人认识到接触到文学文学艺术的真谛。而我们所大力推动的现代主义，并不特别推崇二十世纪以降欧美及其他各国的某些新兴的文学思潮，正确地说，我们所推动的是广义的兼容并蓄的现代主义。我们创立天狼星诗社之初，更关心的毋宁是如何才能在这一片文学的荆莽闯出一条路来。是的，我们是看不起当前虚有其表，虚张声势的所谓现实主义，唯同时我们也清楚口诛笔伐并无济于事，只有拿出自己的作品来，拿出比现实主义作者群更结实的作品来，才能完成这场不流血的文学革命。如果说现实主义堆积了一大堆书目而寖寖乎成了某种文学传统，我们有勇气向这传统挑战，因为决定文学价值的是质而非量，一大堆鱼目比不上一粒小小的珍珠。我们重视文学传统，但是一个传统如果老大腐朽，窒滞不前，则必需给它以充分的刺戟，使它重新恢复活力。我们决定交出作品来，并以我们作品的份量逼使这个传统重新调整它的秩序来容纳新的组成因素。
这个文学传统的老大腐朽，窒滞不前，可以从它的萧规曹随，步步依循五四新文学乃至于三十年代的余绪看得出来。五四已经过去了超过半个世纪了，可是我们的作者今日写的仍然是五四的新诗，五四的散文，五四的小说。我们的新诗仍停留在“我手写我口”的白话诗的层次里，闻一多、艾青、冯至、臧克家、刘大白诸家是本地诗作者摹仿学习的对象，诗坛的整个表现根本无法逾越何其芳、徐志摩所划下的雷池一步。至于散文方面，则唯朱自清、冰心等马首是瞻，在我们的散文作者心目中，像<背影>、<寄小读者>一类的作品简直就成了白话散文的模范。谈到小说，那是马华文学各项文类当中，除了戏剧之外，最弱的一环。虽然自一九三四年出版第一步短篇小说集以来，马华文坛在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方面的产量颇为可观，但这些小说极大部分素质不高，马华小说作者，就算是最出色的几个，与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五四时期小说家是完全无法比较的，他们之间的艺术造诣相差不可以道理计。马华文学传统便是那样一个半死不活的局面。整个马华文学气候是阴暗的，沉滞的，缺乏创造的活力与蓬勃的生机的。
我们也了解客观环境囿限了马华文学的生长，在我们对一个文学传统作出价值的估衡时，我们不敢无视于产生这传统的时空背景及它的客观条件。在感情上，也许我们会不忍深责马华作家，因为我们深知马华作家的确是在欠缺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从事创作的，不过当我们预备就某个时期的文学表现作出某种价值性的估衡时，我们只能评鉴客观的成果，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为“但求过得去就算啦”这种姑息的心理所蔽，大家都常常提说马华文学的处境艰苦，但请不要忘记当年新文学草创之际，所面对到的问题，困难绝不下于此时此地的马华文学，虽然彼此所遭遇到的难题障碍的性质不尽相同。我们不要忘记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是在使用一种未经琢磨，尚待磨练的白话文字，一边去探讨新的主题，一边去探索新的表现方式，相较之下，马华作家这方面是省便了许多，最低限度，我们有了前车之鉴，不再至少是不该犯上前人在语言文字的试验过程中的一些粗疏疵误。五四的作家可说是在一种前无古人的脱序状态下摸索尝试，在这方面，马华作家有幸可将前辈的经验视为自身的借镜，进一步说，白话文学一开始就被视为异端，斥为狂妄，为旧派文人所围剿，客观环境条件何尝有利？我们的作家如果尽把自己表现的不逮推诿于外在条件如何如何，这样的借口，虽然颇可博得别人的同情，到头来恐怕连自己也觉得有些自欺欺人吧。就我们所知，马华文学之所以“数十年如一日”固然与客观因素有关，但更具决定性的是我们的作家主观的努力不够，缺乏一种自觉自励的精神有以致之。早期新文学作家富于创造的自觉，勇以试验，通过大家主观的努力终能不为客观的境况所囿，而能奠下了某些基业，也拿出了好些成绩来。而马华文学的前行代以及今日的保守派则以守成为满足，以效颦为创造，固步自封，自缚于五四及三四十年代的茧里不思突破，文学的脉搏微弱无乃必然。我们不否认这个传统的意义和重要性，但恕我们直言，它的意义和重要性是“历史的”大于“艺术的”，它的文学价值实在远远逊于其文学史份量。我们的观察是：马华文学一直要等到现代主义被介绍进来国内才露出第一线曙光。
（二）
我们对半个世纪以来的马华文学传统的审察已如上述，因为天狼星诗社一起步即采取独立不群的姿态。所谓独立不群并非孤芳自赏，更非钻进象牙塔里自鸣清高，而是坚决拒绝与举国滔滔的文学独流混淆一道。这股文学独流至少有两个可辨识的趋向：一为保守主义，这在上文已经约略交代过了；一为泛政治主义，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文学视为斗争的武器，“文学即宣传”那类主张属之，这在前面我们交待得不算清楚，由于这问题本身的敏感，不便详论，反正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够了。我们的原则是不充当文学的保皇党，紧抱住陈旧的老包袱不放，更不愿服膺某方面的教条，成了“穿制服的艺术家”。我们不同意文学贵族化，一小撮人在吟风弄月，赠答酬唱那类的玩意儿，那样的小圈子，我们完全没有兴趣参与，因为我们清楚贵族化即狭义化，狭义化的终点是死胡同。于此同时，我们对叫嚣得颇为响亮动听的口号“文学要大众化”却颇感怀疑，这对主张的可行性，我们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因为文学大众化即是文学世俗化，世俗化的结果是文学肤浅化，如果为了迁就大众的趣味而把文学的格调降低，那又何异于媚俗？那岂非得不偿失？为此，我们的态度是审慎的，我们不想才开步走，便从一个偏差堕入另一个偏差去。仅仅独立不群只能使自己免于随波逐流，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认清方向，主动去开辟出一条路来。作为拓荒者必需具备的朝气、锐气和勇气，我们庶几兼备。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认清自己与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后，才迈步向前的。
我们采取的步骤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发掘与栽培新人，继之是文学知识的灌输与文学创作的训练。知识的灌输与创作的训练可说是同时进行，不分先后的，我们认为，徒有文学的常识甚至专门知识，只是抽象概念的汲取，只有真正从事实际的创作，才能使观念具体化，以人来比喻，文学知识犹似有助于骨骼强健的钙，而文学作品的血肉躯体需要一付良好有力的骨骼支持。文学的知识可来自书籍的阅读，或别人的指导点醒，及大家在一起时的共同切磋。就这面向，我们在社内展开的活动如后：
我们举办专题演讲，召开文学座谈会、研讨会，并安排在一些聚会上分组辩论文学性的课题。先谈专题演讲。这方面的活动多由社内创作经验较丰富，对理论有相当认识的成员主持。所讲述的题目包括文学艺术的，美学的，心理学的，甚至文化学方面的，所涉及的文类包括诗、散文、小说、戏剧及文学评论。我们的探讨虽较看重于文学原理与艺术思潮的介绍，美学上的形式与结构的阐述，但是对弗洛伊德、容格等人的学说予文学的影响，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环、文学在文化格局里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均曾触及，虽然由于我们学识所限，探触的程度谈不上深入，但这种演讲对于甫人们的年轻作者起到启导的效用却是相当大的，从而为新秀奠下必要的基础。
至于文学座谈会与研讨会，前者为非定期活动，后者则为定期性的每个月一次的活动。文学座谈先有主催人拟定定题目，再找个地方邀约社员聚面，让大家发表意见。这样的座谈，出席人数从五六人到十数人不等，座谈会的记录有些刊登在社员编辑的手抄本或油印本上，像讨论张树林的小说<阴天>的座谈会记录曾刊七六年四月油印出版的《绿流》第十二期。有些座谈记录投去国内的报章杂志刊布出来，像温任平主催的散文座谈会便是发表在蕉风二四六期的（七三年八月号）。有些座谈“动口不动手”，像今年三月于芙蓉召开那次，出席者计有张树林、谢川成、陈俊镇、川草、风客、叶锦来、蓝雨亭、绿沙、亦笔（舒灵）、叶河，一共十人，阵容甚称鼎盛，进行过程亦见精彩，只差事后没有整理出来发表。对社员们自身而言，全力准备某个座谈会，找资料，翻书本，充实自己，那比什么都重要，过后要不要把座谈的内容向外界披露，倒反而是次要的了。文学研讨会的举办是近年来的事，确实地说，是自七八年以来才开始的更严格的训练。因为每趟研讨会都有两位主讲人，主讲者是事先用抽签方式选出来的，谁也不许推搪。主讲人非但得讲，还需提论文，这比座谈会上轻描淡写或浮光掠影式的谈论，自然又要高出许多筹。两位主讲者的议题必需一致，唯双方可用不同的角度探讨同一议题，而这议题是主讲的两人自行商量后作出决定，再把决定通过秘书处，由秘书发函给各社员前来出席的。凡出席的社员，虽不用上台演说，但却必需发言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出席者也需作一番准备功夫，而不纯粹是前来作壁上观，看他人现身说法而已。
最紧张热烈的莫过于文学辩论会。由于辩论会人数多，规模较大，分成两组之后，每组均超过十人，因此多半要在年底的大聚会上才能举行。辩论会上难免各逞机锋，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双方常会争持到面红耳赤。但那是为辩论而辩论，大家心里都明白，因此敌我之势仅限于辩论会进行时的局面，互不相让也只是因为彼此在学理上被安排的位置相左。我们发现这种不伤和气而又真刀真枪的口舌交锋，对于急智的培养，口才的锻炼，尤其是临场发言的勇气的加强，收效最快最好。
其实座谈会，研讨会以及辩论会的举办，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打好社员们的文学根底，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个附带目的，就是希望籍此能训练出一批能言善辩之士，能把自己的文学知识或文学观点在大庭广众，广目睽睽之下，镇定从容地表达出来。我们觉得这不失为一个普及文学教育的办法。文学教育极需普及，大众于文学的品味需要提高，空喊“文学大众化”不如做些实际的把文学带向民间的工作，我们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作者，愿意把他们本身的创作经验，他们对文学的认识用口说出来，让其他人也能分享，这对整个文学运动的推广一定大大有利。文学教育的普及不可能一蹴即至，文学的推广需要长远的眼光，持之有恒地身体力行。一点一滴的成绩都是值得珍惜的，多影响一个人喜爱诗，或更广泛地说，欣赏文学，文学与社会的距离便拉近了一步，文学与大众的联系便多扣紧了一环。我们抱歉的是我们的力量很有限，不能贡献出比现在更多的。文学教育就似薪火相传，我们传给你们，你们传给他们，他们传给更多的人，这是我们乐观的信念。我们的座谈会、辩论会的影响力或许微不足道，我们数十个人的心声在马华社会的诺大厅堂上近乎渺不可闻，但我们是谈了，辩了，也表达了，而且将以此为职志，通过我们的作品，透过我们的言论继续与广大的群众交谈。
近乎在诗社的每一个诗社的聚会场合，我们都有朗诵诗，或自诵作品，或朗诵名家之作。我们觉得诗应该是可以诵读的，而且可以利用音色的抑扬顿挫，感情的注入，使听众感动。我们虽然不认同可诵读的诗一定比难诵读的诗高明，有些思想性强，主题严肃的诗作往往不易在朗吟的瞬间，把它的内涵传达给听众，但我们肯定一首可吟诵而又能引发共鸣的诗，一定不是一首意象驳杂、节奏拗口的作品，换句话说，它一定不是一首在文字上诘屈赘牙的诗。我们之那么重视诗的朗诵，实在是希望社友们能凭籍自己的体验去辨别那些才是文字节奏控驭适宜，文字的性质明朗清晰的诗作。我们并不需要训诫大家不可走晦涩的窄门，为创作制定任何规律都难免矫枉过正，易产生流弊，我们是提供机会让社中同仁自觉地选择他们的表现方式。迄今为止，超现实诗风，自动语言那种诡技，在诗社成员的作品中是绝少见到的。其实我们并不如许多人心目中那般前卫或激烈，我们在判断了群众缺乏品鉴力这个客观的事实之后，我们采取的态度不是放弃，或讪斥，而是关注。在中文文化水准无论如何都不能算高的此时此地，如果我们只写些深奥暧昧的诗，无异自绝对群众。我们也明白“深奥”是艺术的美德之一，但深奥的期许似乎不是当前的急务。今日的急务是如何去缩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鸿沟，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现象是诗走向群众，群众也走向诗，两造一齐开步走，这样很快就能会师。我们不可能走媚俗的路线，以群众的趣味为个人创作的准绳，但我们似无妨多写些雅俗共赏的诗，我们的看法是可诵读的诗该是雅俗共赏的一块还算可靠的试金石。
诗社在七五年发行一套十二张的书签，有蓝启元、殷建波（殷乘风）两人负责绘图设计，书签的背面印有两首诗，一张两首，一打书签加起来便有二十四首诗作，几乎等于半部诗集了。由于书签的面积有限，好些诗都不能尽录，只能节录部分。所节录的诗句，往往是一首诗的精华所在，寥寥数行不但自身俱足（Self-contained），抑且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情境。这些诗作都是从社员们的作品中精选出来。在推广现代诗运动这取向上，我们相信这是许多可行的途径之一。书签的购买者多为中学生或甫出校门到外工作的年轻人，大众化的工作或许应该从可塑性非常大的年轻学子身上做起。书签由天狼星出版社发售，反应令人鼓舞，蕉风月刊第二七二期（七五年十月号）的封面用的便是由书签的几张图案所构成的设计。
（三）
我们的创作训练是相当特殊的，有过一个时期，我们曾规定社员每月必须交上稿件若干篇，这对新进的年轻社员最为有用。稿都是逼出来的，写作习惯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不能让大家坐待灵感，故此我们采取策励的方式，要大家主动的去寻找写作的题材。我们要破除“写作是心血来潮的事”这个迷信，我们以为只要肯把自己神经触须伸到外面的世界去，那儿便会传过来许多复杂的感应，逼着自己去写，去抒发出来。感性是越锻炼越活泼的，创造力是越发挥越丰沛的。我们之所以强逼自己定期写作，交稿，目的就是为了防范自己怠忽松懈下来，成了另一批马华文坛上最常见的“不写作的作家”。
时至今日，诗社已不再作上述这种强制性的规定，因为已没有这需要，绝大部分的社友都能自动自发去写，而不需仰赖他人旁施压力，诗社显然已渡过了它的草创时期，进入一个较成熟的阶段。如果说诗社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那便是它的成员都是拿得出作品来的。诗社就像是一个家，它的成员自然而然互相督促勉励，互相刺激着对方去写，在那样的文学氛围下，要辍笔停工几乎是不可能的。社员偶尔也会消沉，创作力也有来到一个plateau甚或走下坡的时候，但通过大家的关怀激励，终能从蛰伏的或冬眠的状态下苏醒过来，重新出发。
我们编壁报，出版手抄本，油印本，这不仅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作训练，也是一种毅力与信念的具体表现。像“振媚诗墙”、“艺林”、“绿流”等壁报，以周刊、月刊姿态出现，观赏者往往只有十数人。手抄本如《绿洲》、《绿野》、《绿流》《绿林》、《绿湖》、《绿岛》、《绿原》、《绿丛》等期刊的出版，主编人得先把来稿重抄在原稿纸上，再配以标题及其他插画设计，最后才装订成册，整个抄写、设计，装订的过程相当吃力，非常费时费事，而每次出版仅有一厚册，虽有传给文友们阅读，仍无可能流传广速，让更多人看到，油印本除了上述各刊，还有《绿园》，我们用的是蜡纸油印，在量的生产方面是一大改进，但所印亦不过百册，分派给社员及其他文学界友好后，所剩便十分有限，因此它们所发挥的影响力与其说是对外的，毋宁是对内的。这些壁报、手抄本或油印本期刊都逼着社员们源源提供稿件，这间接促使社友们不断写作。这种活动，更有一种奇异的内凝力，使得社员们之间因为作品的交流而达至了感情的交流，通过这些接触交流，社员逐渐建立了对诗社的属于感。大家都清楚刊物是群策群力的成果，自然对这成果异常珍惜，就这样，一种对于文学活动的参与感，或更基本地说，一种对于文学的责任感逐渐而成型。
在印刷发达的今日，以手抄、油印的方式来出版刊物，没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无法办到的，所以赖瑞和在月报月刊第八六九期（七三年六月号）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一个神话王国：天狼星诗社”曾说：“天狼星诗社是向外面的世界摆了一个‘神话的姿势’。”从现实的立场来看，天狼星不错是在做着一些傻事，社员们省下零用钱，到外头去担任家教把赚到的钱用来搞手抄本、油印本，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更是自讨苦吃的愚行。但我们不是白日梦患者，我们深知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文学艺术不仅是我们的信念，更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以宗教家的虔诚，来从事我们的事业的。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不朽之盛事”，同时也是“经国之大业”，因为文学艺术乃是文化的高层表现，文学之兴衰实在足以决定一时一地文化的兴衰。文学是想象的结晶，智慧的清泉，我们希望这股清泉会慢慢深入文化的各层面，并且“内部化”（internalised），加速文化各层面的“新陈代谢”，使整个文化体系在蜕变之后面目一新，成为更充实，也更有生命力的有机体。文学的功能不应止于文学本身，它更应延伸到文化的大格局里，在那里落地生根，也在那里开花结果。也许有人会说我们陈义过高，但是文化理想最终的目标必定是“止于至善”，就文化问题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采取“低姿势”，徒然局限了自己的视野与施展身手的余地。让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的贡献微笑，但请允许我们一点一滴地去履践吧。
我们一点都不敢傲满，责任感，使命感煎迫着我们，我们的心里负担是沉重的，我们的心情是惶恐的。我们对社员们的要求虽高，但既然作为一个文学团体，成员的素质难免参差，各人的创作水准难免有高低之别。如果我们徒有理想，而社员的整个表现平庸无奇，则理想云云只是个可望不可即的幻觉而已。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如何去提高社员们的创作水平这问题。过去我们曾主办过“唐宋八大家”一类的创作竞赛，指定八位社员参加，每两个月提呈一篇自认为最满意的诗、散文或小说，由参加的社员共同讨论批评，最后选出是届的最佳作品。这种竞争收效良好，因为我们看到了不少优秀的创作，它们都是这群现代的“唐宋八大家”苦心经营出来的成果。这种竞赛唯一的缺憾是人数只限八人，范围不够广。踏上七九年，我们决定扩大范围，在社内举办诗、散文、小说的创作赛，并设评论奖，让大家都能参与，也让大家能在多种的文类里发挥自己的潜能。
我们有这样的计划把这些创作与评论文章整理出来，或交给报章杂志发表，或由天狼星出版社汇编成文集付梓。过去我们曾为一些刊物报章编过特辑，例如温任平为香港纯文学双月刊编的“大马诗人作品特辑”（七二年十月及十二月号），温瑞安为蕉风编的“小说评论特辑”（七三年二月号），以及黄海明、谢川成两人近年先后在建国日报、大众晚报、学报编的专辑及社员作品展，成绩斐然。这样的作品集体展，对社员的激励作用是不特赘言的，这方面的工作宜乎多做，如果我们的经济条件许可，能够把这些作品汇编成册，那当然最好不过了。
（四）
诗社从创立到今天，一直不曾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我们没有后台老板，甚至都得靠自己。经济的困难，使我们对外的活动遭到不少障碍与困难。许多活动是无钱不行的，这是很俗气的话，但指陈的却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一念及在接受某方面的经济支持后，就可能改变了我们的一些宗旨，甚至牺牲了我们的一部分初衷时，我们宁可选择目前的创作自由，安贫乐道。
我们在七七年及七八年颁发的“大马现代诗奖”，没有现款，每位获奖者只获曾一面纪念奖牌。诗奖的价值当然不能用物质的尺度来衡量，但设想我们的经济能力充裕些，在颁发纪念牌的同时也能颁给数百元的现金奖励，对获奖者而言，欣喜该是双重的吧。如何去突破眼前的经济困境，而又能秉持我们不变的原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要我们为五斗米折腰，捐弃本来的理想，那是办不到的事。
处于如此的经济困境，我们也不完全是束手无策，毫无作用的。七四年十月，我们出版了《大马诗选》，收入大马二十七位诗人的作品。我们的经济能力既无法支付一部诗选的印费，我们便采取一种特殊的权宜措施：每位被选入的诗作者被促自付个人所占的版费。七八年我们又以同样的方式出版《大马新锐诗选》，收入马华现代诗坛新生代二十三家诗。这两部诗选从开始筹编到最后面世，期间历时三载，延误的原因主要是经费问题。但延迟是延迟了，书最后是成功问世了。看来，一个计划的能否实现，经济因素虽然重要，但毅力，持续力，主观的努力应该是更具决定性的。
《大马诗选》筹编于七一年，那时距离第一首现代诗的出现，已经超过十载了。而十年过去了，马华文坛还不曾出现一部稍具规模的诗选，任由诗人的心血结晶散落在报屁股，杂志角落蒙垢、被遗忘。诗选的编纂旨意即在为十多年的现代诗作一见证，留下历史的痕迹。《大马新锐诗选》的编纂用意亦然，它收入第一部诗选未曾选入的诗作者，在某个程度上，录下了新锐的一群底心声，记下了他们的表现。把这两部诗选合起来看，除了可以看到这五十位诗人的个别表现外，还可发觉走在前面的一代与继起的一代，他们之间在语言、文字、意象运用、技巧形式的某些差别。换言之，读者可从这两部诗选的比较与辨识过程中隐隐感觉到诗史的延续意义，窥见现代诗近二十年来的纵切面底轮廓。作为一个诗社，我们具有这种历史意识，觉得这是我们当然应该肩负起来的使命。基于同样的认知，我们自七六年开始，每年于六月六日印刷出版一份《诗人节纪念特刊》。诗人节纪念的是中国的大诗人屈原，他坚贞不移的志节，他洁身自许的情操，是作为一个诗人，或广义地说，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的精神典范。屈原是孤独寂寞的，真正的艺术家莫不如是。他拒绝与世推移的道德勇气是值得我们尊崇的，我们当前的社会是一个为科技文明，功利观念所垄断与笼罩的社会，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价值系统变动剧烈的“危机时代”，我们要秉持我们对缪司的操守，对文学艺术的献身精神，仍得向三闾大夫看齐，诗人节出版特刊，除了它本身的文化意义外，尚有自我鞭策之意。
七六年及七七年的诗人节纪念特刊均由张树林主编，七八年的编务由沈穿心掌舵，今年的特刊则由谢川成、叶锦来负责编辑与印刷事务。
说起来，诗社成员在文学表现方面普遍地加强自己，那是在七六年才开始的事。七六年那年，我们以有限的财力出版了第一份诗人节纪念特刊，在文学的圈子里也不约而同地“露了一手”，那年建国日报文艺副刊<大汉山>主办“全国散文大比赛”，获奖名单中诗社成员占了五人，他们是林秋月、沈穿心、蓝薇、飘云（郑荣香）和朝浪，人数可观。虽然在七六年诗社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那是温瑞安、黄昏星、周清啸、方娥真、殷建波、廖雁平等六人的退社，造成颇大的震撼。我们无意追述这件不愉快的事，的确，这件事的发生使我们的元气大伤，诗社亦因此沉寂了一个短时期，但我们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关于这点，我们也不再作任何引据，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最难雄辩的。
（五）
天狼星诗社在马华现代文学这二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它曾扮演过什么角色？它的历史位置如何？在现代文学的建设及推广方面，它的贡献又怎样？它未来还能发挥什么功能或任务？这些都是很值得客观地去探讨的问题。而这工作最好由局外人——诗社以外的人——去做，这样才能不偏不倚，客观而中肯。我们是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有些情况由于距离太近反而看得不够明晰。在这里我们只记下社员在文学方面的特殊表现，写下我们本来的宗旨与目标，以及一些已经告竣的工作或计划，作为备考的资料。
先从这部《天狼星诗选》说起吧。诗选里的三十多位作者，这数字占了全马写现代诗的新生代总人数当中一个非常可观的巴仙率，一项保守的估计是如果没有一半，也有三分之一强吧。因此他们今后的创作表现，对马华诗坛的总表现，肯定的有相当程度的影响。而他们的影响或份量甚至在现在就可以多少感觉出来。去年出版的“大马新锐诗奖”的二十三位新锐诗人当中，天狼星诗社的成员竟占十一人，几占其半，而诗社于七七年及七八年度设“大马现代诗奖”举办全国性的诗创作比赛，六位获奖者当中，也有三位是诗社成员。七八年八月一日学报半月刊九三六期，何棨良先生在他的专栏提及当前有潜力“摇身一变为另一个Emily Dickinson”的五位年轻女诗人：冬竹、洪翔美、蓝薇、林秋月、郑荣香，其中四人为诗社同仁。《大马新锐诗选》编辑人为天狼星成员，书也是由天狼星出版社出版，难免有人会联想到编选时会不会有个人感情因素参与其中，绝对公正及客观标准的确难以确立。比较之下，两届“大马现代诗奖”作品的评审均由有所专或诗名甚著的非诗社人士担任（他们是王润华、杨升桥、淡莹、梅淑贞四人），我们把稿件寄给他们的时候，为求公正及避免徇私，甚至把作者的名字剪去，只列编号，故此林秋月、沈穿心、陈强华三人的先后夺奖靠的是真功夫，而非幸致。至于四位女社员的被誉为“将来的成就，难以预料”，更是社外人士的客观评价。从第二项及第三项事例观之，或可证明新锐诗选录入天狼星成员的近半数，相信不会是主编人偏私处理的结果。从这些实例看来，如果我们说“天狼星诗选”里的好些作者，有这个潜能成为马华诗坛第二代的中坚，这样的话，我们有勇气说，而且相信还说得不亢不卑。
诗社的工作与宗旨在上文已悄悄述及，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下列数项：
1. 继承海天、荒原、银星等刊物的未完成使命，继续推广弘扬现代文学。
2. 栽培文学的新生代，尽可能奖掖提携后进，为文学界提供新的血轮。
3. 建立一种以文学艺术为事业与职志的生命信仰。
4. 在文学界耸立一座不顾现实的考虑，孜孜于文学艺术的追求之典范。
5. 在我们能力做到的范围内，尽可能普及文学教育，使文学在文化格局中发挥更大的潜移默化的功能。
6. 维护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尊严。文学并非政治的附庸，作家的任务不是充当某种政治教条的传声筒，而是客观的、忠实的，全面而深入地去探究现实与人生。
天狼星出版社已印行的书籍，迄今为止，总共十册，计为：
1. 《大马诗选》（温任平主编）
2. 《将军令》（温瑞安著）
3. 《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
4. 《流放是一种伤》（温任平著）
5. 《易水萧萧》（张树林著）
6. 《众生的神》（温任平著）
7. 《橡胶树的话》（蓝启元著）
8. 《传统的延伸》（沈穿心著）
9. 《走不完的路》（风客等著）
10. 《千里云和月》（张树林著）
这部即将出版的《天狼星诗选》在出版总目上列号十一，是为天狼星的第十一部书。这些书当中竟有九部是诗集，在诗集普遍滞销的今天，我们的亏蚀情况并不难想像。正确数字，当然不足为外人道。还好我们出版诗集，本就不是为了赚钱，没有这种侥幸的心理，这样的“蚀本生意”，我们也就甘之若饴了。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天狼星的大量出书，是近年来的事。这是一个重要的觉醒。过去我们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所谓“快意恩仇”，那些江湖上的纷争，带给诗社的是毁多于誉。一个文学组织就是一个文学组织，它不能与设有掌门、总堂主、掌刑堂堂主的江湖帮会泾渭不分。一个文学团体自有它的纪律与秩序，但它的赏罚制度不应与私会党无异。与其把时间人力用来耀武扬威，不如把同样的时间人力用来稿我们的文学活动，搞好我们的出版。诗社能够迈入目下这个较成熟的阶段，实在付出了不少惨痛的代价。
我们也不预备在这儿提出什么爱民族爱国家的口号，因为这样做如果为的是哗众取宠，博取声名，这样的“爱国主义”徒然饶人耳目而已。默默地播种，默默地耕耘，就是为国家尽了本份。事实告诉我们，所谓爱民族爱国家这样的话是很容易说的，去爱自己的邻居（譬如说不干扰他们生活上的安宁），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同理，爱整个中华文化的口号是很容易喊的，正真投身于此时此地的亟需灌溉的中华文化就不容易了。汲汲于名利，好高骛远，绝不是有良知的作家所屑为的。
进一步引申：如果我们的作家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文学当作是文化的私生子，那就没有理由斥责友族否定我们土生土长的嫡系地位，与不承认我们的文学为国家文学的一环。“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就是颠扑不破的至理。不自我鄙薄，积极建立起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学，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应该是所有马来西亚华裔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共同责任。这责任无比沉重，我们无力独自承担，但却乐意从中分担，从旁支持，与所有的有心人共勉。
我们愿意以这本书，纪念那群曾经一度参与过这份神圣的承担工作的朋友。
是为序。
（七九年八月中旬稿）
面对生命倒数
面对生命倒数
线装情结:
2010/01/20 3:13:15 PM
■温任平
《巾帼枭雄》剧中柴九（黎耀祥饰）的一句“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令我听后内心震动，昨晚偶尔打开电视听到杨千嬅冲口说出“过了30岁，我的人生开始倒数”，我顿时一愕。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大彻大悟恐怕此生都沾不上边，想想看佛陀在菩提树下静坐苦思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在一个月圆之夜全然彻悟，说出：“众生均有如来佛性德相，皆因虚妄，不能成佛。”其间佛陀还被一群苦行僧离弃。微小如尘的我，只能从日常事件，听到的或看到的，有所领会，累积些许小彻小悟，离开“无明”远些，那已是一天中很不错的收获了。
怎样去珍惜当下
我的年龄大概可以做杨千嬅的爸爸了（这不是讨便宜，是实情），杨已开始倒数，老叟如我何以自处？“珍惜当下”是每个人都会说的，快要成了不请自来的口头禅了，“怎样去珍惜当下？”才重要。每个人早上起来，面对一天的3个时段：早晨、下午、夜晚，中午12时以前要完成一些什么，下午要见什么人，晚上是休闲还是读书写作冥想静坐，应该有安排。每个人的生理时钟都不尽相同，有些人早上9时半到11时半生龙活虎，不妨利用那段体力精神最旺盛的时间去干活吧；如果选在下午3时到4时的疲累时刻才办事，恐怕就事倍功半了，不如利用3时到4时去喝个下午茶提提神，或干脆闭目养神打个盹，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傍晚过后，大多数人（尤其晚餐过后）都处于半歇息状态，可也有些人，愈夜愈精神，对他们来说，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快乐或幸福，很少人能创造快乐和幸福（这是我刻下做着的），智者与修为精湛的人，他们既不追求也不创造，因为他们就是快乐和幸福的本尊，像史怀哲博士、像杜丽莎修女、像释圣严法师，他们就是快乐和幸福的化身。
从灿烂归于平淡
苏东波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王安石当了宰相，东坡居士一再被贬官，迁徙流离，他的诗文却愈写愈精采。名作家纳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1917年被迫逃离苏俄，穷困潦倒，只有在厕所里是他安全的写作空间，但纳博可夫乐在其中。讲得更浅白、世俗一些，名牌 Gucci 的设计师汤福特（Tom Ford）与亚曼尼 （Armani）在时装展览结束前出台亮相，穿的不过是T恤配牛仔裤，没有以孔雀开屏的姿态炫耀自己。日本的设计名家山本耀司，服装展览尾声他每趟都穿了件陈旧的大衣衬着一双破球鞋，向观众摇手示意，潇洒从容。从灿烂归于平淡，返朴归真何其快乐自在。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老话蕴含了耐人深省的至理，而这道理最好不要等年届百岁高龄之际才领会体悟。30岁便有生命倒数的意识，使你在“三十而立”之年便懂得把握现在，珍惜当下。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人于30岁过后，每天“死去”（infarc） 的脑细胞平均约3000个，10天时间，我们的脑细胞就死掉了3万个（这也是为什么年纪愈大记忆力愈见衰退的原因），我们怎能不珍惜当下这个自己？佛陀于月明之夜大彻大悟，说的另一句话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谁是“我”？“我”就是吾人理性与感性兼具的肉身，佛陀没有要我们把肉身看作是个“臭皮囊”，自暴自弃。
随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除了点出“三十而立”之外，接下去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句子的意义是在告诉我们，人在不同年龄阶段扮演的角色、行为与思想模式。了解自己的年龄位置与角色扮演，做人自然中规中矩，自得其乐。“不惑”是不再迷惑；“知命”是顺应天命，不逆天行事；“耳顺”是能接受、听取别人（包括幼辈、下属）的意见；至于“随心所欲不逾矩”是踏入古稀之年，做什么事都从容自在，得其所哉，适度自律让自己不致逾越社会规范。不管是那个年龄层，“我要跟别人一样强（有钱有势）”是最有效的让人不快乐的方法之一，如果欲望是更进一步的“我要比别人更有财有势。”，这人恐怕注定沮丧痛苦一生，与快乐幸福无缘。
65岁后的人生大概是最后的清醒10年。我教了29年书，对学生的课业总喜以打分数方式评定学生表现的优劣。2010年我开始每天为自己打分，我不允许自己被心魔或病魔打垮。我不能只工作不运动，不能只读书不娱乐。用餐尽可能细嚼，这样不仅齿颊留香得久些，而且嚼碎的食物，肠胃亦较易消化。迈入60岁，每一天都可以说是“赚到”的，每天清晨醒来我都衷心感恩。有唐一代英主李世民，56岁下痢不止，驾崩；前面提到的苏东坡66岁逝世。如果我也像杨千嬅每天倒数，岂非自己吓自己，何苦来哉。不如照常工作办事，读书写作，每天自我评估，以打分数的方式让自己保持状态，如果稍有进境，那就是意外之喜了。这是笔者缓和老化，保持青春的秘诀，特公开予其他乐龄同侪分享。
线装情结:
2010/01/20 3:13:15 PM
■温任平
《巾帼枭雄》剧中柴九（黎耀祥饰）的一句“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令我听后内心震动，昨晚偶尔打开电视听到杨千嬅冲口说出“过了30岁，我的人生开始倒数”，我顿时一愕。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大彻大悟恐怕此生都沾不上边，想想看佛陀在菩提树下静坐苦思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在一个月圆之夜全然彻悟，说出：“众生均有如来佛性德相，皆因虚妄，不能成佛。”其间佛陀还被一群苦行僧离弃。微小如尘的我，只能从日常事件，听到的或看到的，有所领会，累积些许小彻小悟，离开“无明”远些，那已是一天中很不错的收获了。
怎样去珍惜当下
我的年龄大概可以做杨千嬅的爸爸了（这不是讨便宜，是实情），杨已开始倒数，老叟如我何以自处？“珍惜当下”是每个人都会说的，快要成了不请自来的口头禅了，“怎样去珍惜当下？”才重要。每个人早上起来，面对一天的3个时段：早晨、下午、夜晚，中午12时以前要完成一些什么，下午要见什么人，晚上是休闲还是读书写作冥想静坐，应该有安排。每个人的生理时钟都不尽相同，有些人早上9时半到11时半生龙活虎，不妨利用那段体力精神最旺盛的时间去干活吧；如果选在下午3时到4时的疲累时刻才办事，恐怕就事倍功半了，不如利用3时到4时去喝个下午茶提提神，或干脆闭目养神打个盹，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傍晚过后，大多数人（尤其晚餐过后）都处于半歇息状态，可也有些人，愈夜愈精神，对他们来说，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快乐或幸福，很少人能创造快乐和幸福（这是我刻下做着的），智者与修为精湛的人，他们既不追求也不创造，因为他们就是快乐和幸福的本尊，像史怀哲博士、像杜丽莎修女、像释圣严法师，他们就是快乐和幸福的化身。
从灿烂归于平淡
苏东波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王安石当了宰相，东坡居士一再被贬官，迁徙流离，他的诗文却愈写愈精采。名作家纳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1917年被迫逃离苏俄，穷困潦倒，只有在厕所里是他安全的写作空间，但纳博可夫乐在其中。讲得更浅白、世俗一些，名牌 Gucci 的设计师汤福特（Tom Ford）与亚曼尼 （Armani）在时装展览结束前出台亮相，穿的不过是T恤配牛仔裤，没有以孔雀开屏的姿态炫耀自己。日本的设计名家山本耀司，服装展览尾声他每趟都穿了件陈旧的大衣衬着一双破球鞋，向观众摇手示意，潇洒从容。从灿烂归于平淡，返朴归真何其快乐自在。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老话蕴含了耐人深省的至理，而这道理最好不要等年届百岁高龄之际才领会体悟。30岁便有生命倒数的意识，使你在“三十而立”之年便懂得把握现在，珍惜当下。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人于30岁过后，每天“死去”（infarc） 的脑细胞平均约3000个，10天时间，我们的脑细胞就死掉了3万个（这也是为什么年纪愈大记忆力愈见衰退的原因），我们怎能不珍惜当下这个自己？佛陀于月明之夜大彻大悟，说的另一句话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谁是“我”？“我”就是吾人理性与感性兼具的肉身，佛陀没有要我们把肉身看作是个“臭皮囊”，自暴自弃。
随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除了点出“三十而立”之外，接下去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句子的意义是在告诉我们，人在不同年龄阶段扮演的角色、行为与思想模式。了解自己的年龄位置与角色扮演，做人自然中规中矩，自得其乐。“不惑”是不再迷惑；“知命”是顺应天命，不逆天行事；“耳顺”是能接受、听取别人（包括幼辈、下属）的意见；至于“随心所欲不逾矩”是踏入古稀之年，做什么事都从容自在，得其所哉，适度自律让自己不致逾越社会规范。不管是那个年龄层，“我要跟别人一样强（有钱有势）”是最有效的让人不快乐的方法之一，如果欲望是更进一步的“我要比别人更有财有势。”，这人恐怕注定沮丧痛苦一生，与快乐幸福无缘。
65岁后的人生大概是最后的清醒10年。我教了29年书，对学生的课业总喜以打分数方式评定学生表现的优劣。2010年我开始每天为自己打分，我不允许自己被心魔或病魔打垮。我不能只工作不运动，不能只读书不娱乐。用餐尽可能细嚼，这样不仅齿颊留香得久些，而且嚼碎的食物，肠胃亦较易消化。迈入60岁，每一天都可以说是“赚到”的，每天清晨醒来我都衷心感恩。有唐一代英主李世民，56岁下痢不止，驾崩；前面提到的苏东坡66岁逝世。如果我也像杨千嬅每天倒数，岂非自己吓自己，何苦来哉。不如照常工作办事，读书写作，每天自我评估，以打分数的方式让自己保持状态，如果稍有进境，那就是意外之喜了。这是笔者缓和老化，保持青春的秘诀，特公开予其他乐龄同侪分享。
2010年1月6日星期三
《戴著帽子思想》的悬念
《戴著帽子思想》的悬念
自序
温任平
詩集《戴著帽子思想》面世，這是我的第十三部個人結集，第五本詩集。嚴格說來，2000年印行的第四本詩集《扇形地帶》（Kawasan Berbentuk Kipas）中巫對譯，裡頭收錄了一些舊作，2000年以迄2002年的作品64首完全沒有輯錄，實在不能反映我當前的詩風與思路。
70年代初我寫《第一交響詩》，Symhonic Poem是西洋音樂的表現形式，正如“奏鳴曲”（Sonata）或“協奏曲”（Concerto）一樣。我挪用其形式，安排單數詩節與雙數詩節內容迥異，寫現代人外在現實與內心世界的對立與分歧，而又以這種對峙來營造詩的張力。如果我沿這條路線走下去，很可能會邁向“高峰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
但我沒那麼做，林亨泰那時主張現代主義即象徵主義加立體主義，我於立體主義──所謂圖畫詩，放大、縮小字體，把文字擺置成不同的形狀──這方面的試驗只能算點到為止。老實說，畫家丁雄泉在《創世紀詩刊》發表的圖畫詩，我簡直看不下去。現代主義一定要往這條路走嗎？
我個人的詩與舍弟溫瑞安的詩差異甚大，一目了然。我們兄弟兩人在創作方面“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毋寧是件好事。馬華文壇不需要兩個溫任平，或兩個溫瑞安，那是人力資源的浪費。瑞安的“中國性”在第一部詩集《將軍令》已昭然若揭，《山河錄》近乎“中國主義”，雖然我也出版《流放是一種傷》，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的“中國性”內歛許多。當瑞安寫他的散文《龍哭千里》時，我在寫典雅而幽怨的《暗香》。
這麼猛烈、激情的溫瑞安沒有在文學的路上走下去，80年代以降，他全力往武俠小說發展，連專欄雜文也少寫甚至完全輟筆，是我一直不能相信的事。我曾為他的《將軍令》寫過一篇序，題為〈擊打自己的旗〉，那時我是多麼看重他的意志力量與藝術能量。雖然我們兄弟之間歧見仍在，但任何人事糾紛都不會改變我對他寫作天份的重視。
我也不太相信理性、寡情的自己在1994年擲筆不寫之後，怎樣會在1997年一個文學研討會上衝口丟出一句我要復出文壇的承諾。我耽在理論研究的時間較瑞安長（我比他大9歲是其中一個原因），知性的訓練使我懂得收歛、沉潛，至少在作品裡我愈來愈懂得挖馭自己對政經現實的不滿情緒。南加州大學教比較文學的張錯兄為我的《戴帽子思想》寫序，指出“詩是一種隱藏藝術。詩人表達目的不在訴說，而在於隱藏。”這評語說對了岔口，也點出了我與瑞安的不同處，我寫不出瑞安那種熱情奔放的現代詩。
80年代我在報章寫《特約評論》；90年代我寫《星眼》、《第三隻眼》、《替城市看相》、《市井人語》、《書信論學》；近10年來我一直寫《線裝情結》與《靜中聽雷》。我基本上是個知識人（不一定是知識分子），比較新穎的稱謂是：我是個“知道分子”，寫我自己對文化、社會的觀察，寫我讀書學習的感知與體會，這種傾向對詩往往是不利的。詩，許多時候無需知識的鋪陳，玄奧的學理會把詩讀者嚇走。沒有人喜歡在詩裡發掘經院哲學或神學。我在專欄里偶爾喜歡炫學（書呆子的毛病），但在詩中我絕少拋書包。台灣國立中央大學的李瑞騰在替詩集寫的序中指出我的詩“皆有諷喻”，不在乎寫實還是寫意，現代抑或是後現代，這見解最得我心。李瑞騰的序體大思精，是篇專論。
我相信任何形式的藝術都需要內在衝動為撐桿，浪漫的激情永遠是創作或創造的動力。何乃健為《戴著帽子思想》寫序，指出我的思路“睿智與冷靜”，有時會在詩中留白，讓讀者去想像。乃健認為我寫憂患，但“悲情含蓄”，這與張錯的審察判斷相近。追溯自己寫詩歷程，方思的詩以知性著稱，但我受他的影響甚微，我相信自己的諷喻之筆。一方面是形勢所迫，不得不然；一方面是近20年來的專欄寫作，社會洞察愈深，對人對事愈能看到表象後面的真相，下筆處理題材開始是蒙面紗，甚至戴面具（戴帽子？），但詩末圖窮匕現，終不是我的詩學手段；略帶點禪的頓悟或“聖靈顯現”（epihany），以諷喻結束，經常令我感到創作完成的莫大驚喜。
溫瑞安於《山河錄》出版後，四分之一個世紀沒有個人詩集面世，而我自1979年《眾生的神》出版，迄今才有一部《戴著帽子思想》，裡頭收錄詩作100首，產量近乎寒酸。當劉藝婉告訴我詩集即將送廠付印之際，我的心頭感到無比溫暖，但很快這種溫暖的灼熱感又給另一股悲涼淹沒；天狼星詩社諸友，包括溫瑞安、方娥真、張樹林、謝川成、殷建波、藍薇、鄭榮香、林若隱、程可欣、藍啟元、川草、林秋月……他們都輟筆不寫詩了。曾經有過10個分社的天狼星詩社，現在只剩下我這個獨行俠，走在一條貧瘠荒涼的路上。
是的，貧瘠與荒涼。問一問專治馬華文學史的李錦宗吧，馬華每年有多少部詩集問世？2007年還有3個月即將告終，過去9個月內有多少部詩集出版？我是否可以不顧現實的利害，像李賀那樣騎驢子（在今天是駕部車子），一邊走一邊尋覓詩句把它們丟到詩囊裡（在今日是放在文件夾裡）備用？
是的，貧瘠與荒涼，但是這條路始終有人在走，停了下來的不等於就不能拿起詩囊或文件夾再度出發。
為詩努力，為詩奮鬥不太可能；為詩用點心倒是可能的，而且是需要的。
7.10.2007刊於星洲日報‧星洲廣場〈靜中聽雷〉專欄
自序
温任平
詩集《戴著帽子思想》面世，這是我的第十三部個人結集，第五本詩集。嚴格說來，2000年印行的第四本詩集《扇形地帶》（Kawasan Berbentuk Kipas）中巫對譯，裡頭收錄了一些舊作，2000年以迄2002年的作品64首完全沒有輯錄，實在不能反映我當前的詩風與思路。
70年代初我寫《第一交響詩》，Symhonic Poem是西洋音樂的表現形式，正如“奏鳴曲”（Sonata）或“協奏曲”（Concerto）一樣。我挪用其形式，安排單數詩節與雙數詩節內容迥異，寫現代人外在現實與內心世界的對立與分歧，而又以這種對峙來營造詩的張力。如果我沿這條路線走下去，很可能會邁向“高峰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
但我沒那麼做，林亨泰那時主張現代主義即象徵主義加立體主義，我於立體主義──所謂圖畫詩，放大、縮小字體，把文字擺置成不同的形狀──這方面的試驗只能算點到為止。老實說，畫家丁雄泉在《創世紀詩刊》發表的圖畫詩，我簡直看不下去。現代主義一定要往這條路走嗎？
我個人的詩與舍弟溫瑞安的詩差異甚大，一目了然。我們兄弟兩人在創作方面“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毋寧是件好事。馬華文壇不需要兩個溫任平，或兩個溫瑞安，那是人力資源的浪費。瑞安的“中國性”在第一部詩集《將軍令》已昭然若揭，《山河錄》近乎“中國主義”，雖然我也出版《流放是一種傷》，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的“中國性”內歛許多。當瑞安寫他的散文《龍哭千里》時，我在寫典雅而幽怨的《暗香》。
這麼猛烈、激情的溫瑞安沒有在文學的路上走下去，80年代以降，他全力往武俠小說發展，連專欄雜文也少寫甚至完全輟筆，是我一直不能相信的事。我曾為他的《將軍令》寫過一篇序，題為〈擊打自己的旗〉，那時我是多麼看重他的意志力量與藝術能量。雖然我們兄弟之間歧見仍在，但任何人事糾紛都不會改變我對他寫作天份的重視。
我也不太相信理性、寡情的自己在1994年擲筆不寫之後，怎樣會在1997年一個文學研討會上衝口丟出一句我要復出文壇的承諾。我耽在理論研究的時間較瑞安長（我比他大9歲是其中一個原因），知性的訓練使我懂得收歛、沉潛，至少在作品裡我愈來愈懂得挖馭自己對政經現實的不滿情緒。南加州大學教比較文學的張錯兄為我的《戴帽子思想》寫序，指出“詩是一種隱藏藝術。詩人表達目的不在訴說，而在於隱藏。”這評語說對了岔口，也點出了我與瑞安的不同處，我寫不出瑞安那種熱情奔放的現代詩。
80年代我在報章寫《特約評論》；90年代我寫《星眼》、《第三隻眼》、《替城市看相》、《市井人語》、《書信論學》；近10年來我一直寫《線裝情結》與《靜中聽雷》。我基本上是個知識人（不一定是知識分子），比較新穎的稱謂是：我是個“知道分子”，寫我自己對文化、社會的觀察，寫我讀書學習的感知與體會，這種傾向對詩往往是不利的。詩，許多時候無需知識的鋪陳，玄奧的學理會把詩讀者嚇走。沒有人喜歡在詩裡發掘經院哲學或神學。我在專欄里偶爾喜歡炫學（書呆子的毛病），但在詩中我絕少拋書包。台灣國立中央大學的李瑞騰在替詩集寫的序中指出我的詩“皆有諷喻”，不在乎寫實還是寫意，現代抑或是後現代，這見解最得我心。李瑞騰的序體大思精，是篇專論。
我相信任何形式的藝術都需要內在衝動為撐桿，浪漫的激情永遠是創作或創造的動力。何乃健為《戴著帽子思想》寫序，指出我的思路“睿智與冷靜”，有時會在詩中留白，讓讀者去想像。乃健認為我寫憂患，但“悲情含蓄”，這與張錯的審察判斷相近。追溯自己寫詩歷程，方思的詩以知性著稱，但我受他的影響甚微，我相信自己的諷喻之筆。一方面是形勢所迫，不得不然；一方面是近20年來的專欄寫作，社會洞察愈深，對人對事愈能看到表象後面的真相，下筆處理題材開始是蒙面紗，甚至戴面具（戴帽子？），但詩末圖窮匕現，終不是我的詩學手段；略帶點禪的頓悟或“聖靈顯現”（epihany），以諷喻結束，經常令我感到創作完成的莫大驚喜。
溫瑞安於《山河錄》出版後，四分之一個世紀沒有個人詩集面世，而我自1979年《眾生的神》出版，迄今才有一部《戴著帽子思想》，裡頭收錄詩作100首，產量近乎寒酸。當劉藝婉告訴我詩集即將送廠付印之際，我的心頭感到無比溫暖，但很快這種溫暖的灼熱感又給另一股悲涼淹沒；天狼星詩社諸友，包括溫瑞安、方娥真、張樹林、謝川成、殷建波、藍薇、鄭榮香、林若隱、程可欣、藍啟元、川草、林秋月……他們都輟筆不寫詩了。曾經有過10個分社的天狼星詩社，現在只剩下我這個獨行俠，走在一條貧瘠荒涼的路上。
是的，貧瘠與荒涼。問一問專治馬華文學史的李錦宗吧，馬華每年有多少部詩集問世？2007年還有3個月即將告終，過去9個月內有多少部詩集出版？我是否可以不顧現實的利害，像李賀那樣騎驢子（在今天是駕部車子），一邊走一邊尋覓詩句把它們丟到詩囊裡（在今日是放在文件夾裡）備用？
是的，貧瘠與荒涼，但是這條路始終有人在走，停了下來的不等於就不能拿起詩囊或文件夾再度出發。
為詩努力，為詩奮鬥不太可能；為詩用點心倒是可能的，而且是需要的。
7.10.2007刊於星洲日報‧星洲廣場〈靜中聽雷〉專欄
當代文論的資源開發
當代文論的資源開發
温任平
中國當代文論的書寫方式可謂多元，值得留意的是文革後，大約1978年開始復甦的整體文學批評狀況。80年代中國走開放路線，輸入大量的西方各種主義，這種學術輸入主要以譯介方式進行。70年代末，80年代上半葉，大部份的西方譯著素質不高，有些甚至譯筆生硬，出現不少疵誤。 後毛時期的知識饑渴，使這類書籍在市場走俏。老一輩的中國學者想知道外頭的世界發生了甚麼大事；中生代覺得必須要充實自己；年輕一代的批評家有企圖據某種主義或理論為學術攻堅之武器，爭奪話語宰治權力。
80年代的中國文論成功的掙脫了黨政宣傳八股的框框，跨進了技巧研析的範圍，進而深入到作品與文化社會層面的互動關係、作品的歷史淵源與影響研究，這不啻是一大突破。由於中國人才濟濟，80年代以迄90年代中葉（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中國評論界曾一度陷入疑慮與踟躕的低潮），各路人馬各據山頭，在不同刊物上設定議題，嗆聲拋出一些陌生的專有名詞，以另類的批評策略搶佔制高點，西詞擴大的情況，誤讀／逾讀的弊病紛紛浮出台面。比如說，迄今為止，筆者仍然搞不清楚廣東師範大學一群年輕學人一度熱烈討論的“東方後現代”的確切意義是甚麼。
從80年代迄今，外國文學思潮挾帶各種學說在神州登陸，從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傳記式批評、精神／心理分析學、原型解析、闡釋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文化人類學、文化生態學，還有名目眾多的各種“後學”：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後後結構的理論走馬燈似的在中國文學評論界打轉，令人目迷十色。有些學者只懂某種主義或學說的皮毛，隨機亂套，居然也能以某某大學出版社的學術高姿態印行，我手頭上就有約10部這類鸚鵡學舌的次貨。
上述弊端之所以出現，原因有三：其一是不少中國學者不諳外文，無法從原文研讀得其神髓，僅憑水準參差的理論譯著，可能造成各種誤讀、逾讀的偏差。其二是文學評論者爭奪話語霸權，大家都想捷足先登，擁有命名的初始權，對西方學說的沉潛體會不足。其三是中國學界開放之後，重演上個世紀民國初年“拿來主義”蜂擁登場的學術風尚，由於缺乏時間的汰選，不少中國文論不是生硬駁接即是懵懂轉述，其間缺乏營養吸收、內化的涵攝過程。學術界在商業大潮的全球化影響下，也講求市場效應（言論夠轟動嗎？能否一言而為天下驚？），內部也有競爭（誰能脫穎而出成為一代宗師？誰能開風氣之先，成一家之言？），種種因素促成中國文論泛濫失控，術語不斷移植換班，挾洋自重的不良學風盛行。
一些學植深厚的作家像季羨林針對上述現象提出針砭，指出中國文學理論要走自己的路，就必須改弦更張。文論可向西方借鏡，唯中國當代文論必須有自己本土的特徵與精神面貌。思想深邃的劉再復感嘆中國文論淪為西方問題，外來學理的中國載體，依附西方強勢文化的歷史思想，卻忽略了更迫切的處身性問題。他也對中國當代文論棄自身的知識資源與理論傳承如敝屣的涼薄態度感到憂慮。 有關中國古代文論的資源創生，不僅季羨林、劉再復、陳平原、李陀、黃子平等人留意到，在實用批評的層次，亦確乎有人將古代文論（如《滄浪詩話》、《文心雕龍》）零星擷用引錄，唯份量薄弱，無法成為中國當代文論血肉體系的重要部份。
1996年10月乃有《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重要刊物《文學評論》就這課題邀請多位學者、作家反覆討論了兩年之久，中國文論在現代與傳統的共生關係，終於受到較廣泛的注意，對嚴重向西方各種學派傾斜的中國文論不無匡正糾偏的作用。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即是一部反映了這種現代與傳統共生關係的經典之作。王國維與梁啟超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文筆汪洋恣肆、議論縱橫，關注的是小說的社會效應。王氏卻就西方美學、哲學、文藝心理學的滋養，賦予中國傳統文學理論以新生命。他引介異質理論，不著痕跡，游刃有餘；他無意貶抑本土，卻棄用舊式學者的繁瑣考證，自己發明另一套話語模式（錢鍾書又發明了另一種話語策略），古典文論在他筆下因為蘊蓄了其他的價值元素而具有創發性。
就這個層面而言，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篇幅雖短，成就卻超踰了他的《紅樓夢評論》。後者的意志論與康德（Kant）的審美無功利說，相當程度上囿限了王氏個人的藝術判斷。《人間詞話》恰如其份地鎔鑄了自克羅齊（Croce）以降西方諸家的美學旨義。王國維以其精煉的語言為詞的再認尋出其傳統文化底蘊，給予中國美學已有的概念較清晰的面貌，他以作品印證，為古典概念注入新的內涵。中國美學，尤其是詞學除了有其歷史價值外，讀者更能從作品本身的議論與品鑑，體悟到這種歷史價值的世界意義。換言之，王國維真個做到了中國古典文論的創造性轉化。 花了那麼多篇幅談中國當代文論，其實筆者縈心之念仍在當前的馬華文論。
9月中旬於首都召開的第二屆漢學研討會，提呈的19篇論文當中有8篇涉及中國古典文學，從論文的題目來看，我相信林水檺、陳華婷、許文榮、潘碧華、陳湘琳、張惠思、張依蘋、伍燕翎諸家在析論中國古典小說、晚明小品、詩詞曲劇，應該是一方面參照歐美的方法論，另一方面汲取中國傳統文論包括歷代詩話詞話眉批裡頭的啟示與智慧，而非生吞活剝地套用西方學說，以解剖中國文學。馬華文論需要轉型，追求素質的提升，挪借外國理論的同時，如果無視於中國古典文論的資源，不啻自斷一臂。讓我們承認，中國古典文論已構成了吾人的“歷史無意識”，問題在於如何把它提升到當前的學術體系裡頭去。
今日從事文學評論的人，是站在“知識的邊陲”（on the frontier of knowledge）書寫，中國的／歐美的、傳統的／現代的、古典的／浪漫的、言志的／抒情的……得多方考量。我們不必苛求國內學者都博學多聞如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但向靜庵先生學習，學習他那種融冶中西學理於一爐的精神卻不可無。也許我言重了。
星洲廣場‧靜中聽雷．溫任平．23／10／2005
温任平
中國當代文論的書寫方式可謂多元，值得留意的是文革後，大約1978年開始復甦的整體文學批評狀況。80年代中國走開放路線，輸入大量的西方各種主義，這種學術輸入主要以譯介方式進行。70年代末，80年代上半葉，大部份的西方譯著素質不高，有些甚至譯筆生硬，出現不少疵誤。 後毛時期的知識饑渴，使這類書籍在市場走俏。老一輩的中國學者想知道外頭的世界發生了甚麼大事；中生代覺得必須要充實自己；年輕一代的批評家有企圖據某種主義或理論為學術攻堅之武器，爭奪話語宰治權力。
80年代的中國文論成功的掙脫了黨政宣傳八股的框框，跨進了技巧研析的範圍，進而深入到作品與文化社會層面的互動關係、作品的歷史淵源與影響研究，這不啻是一大突破。由於中國人才濟濟，80年代以迄90年代中葉（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中國評論界曾一度陷入疑慮與踟躕的低潮），各路人馬各據山頭，在不同刊物上設定議題，嗆聲拋出一些陌生的專有名詞，以另類的批評策略搶佔制高點，西詞擴大的情況，誤讀／逾讀的弊病紛紛浮出台面。比如說，迄今為止，筆者仍然搞不清楚廣東師範大學一群年輕學人一度熱烈討論的“東方後現代”的確切意義是甚麼。
從80年代迄今，外國文學思潮挾帶各種學說在神州登陸，從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傳記式批評、精神／心理分析學、原型解析、闡釋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文化人類學、文化生態學，還有名目眾多的各種“後學”：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後後結構的理論走馬燈似的在中國文學評論界打轉，令人目迷十色。有些學者只懂某種主義或學說的皮毛，隨機亂套，居然也能以某某大學出版社的學術高姿態印行，我手頭上就有約10部這類鸚鵡學舌的次貨。
上述弊端之所以出現，原因有三：其一是不少中國學者不諳外文，無法從原文研讀得其神髓，僅憑水準參差的理論譯著，可能造成各種誤讀、逾讀的偏差。其二是文學評論者爭奪話語霸權，大家都想捷足先登，擁有命名的初始權，對西方學說的沉潛體會不足。其三是中國學界開放之後，重演上個世紀民國初年“拿來主義”蜂擁登場的學術風尚，由於缺乏時間的汰選，不少中國文論不是生硬駁接即是懵懂轉述，其間缺乏營養吸收、內化的涵攝過程。學術界在商業大潮的全球化影響下，也講求市場效應（言論夠轟動嗎？能否一言而為天下驚？），內部也有競爭（誰能脫穎而出成為一代宗師？誰能開風氣之先，成一家之言？），種種因素促成中國文論泛濫失控，術語不斷移植換班，挾洋自重的不良學風盛行。
一些學植深厚的作家像季羨林針對上述現象提出針砭，指出中國文學理論要走自己的路，就必須改弦更張。文論可向西方借鏡，唯中國當代文論必須有自己本土的特徵與精神面貌。思想深邃的劉再復感嘆中國文論淪為西方問題，外來學理的中國載體，依附西方強勢文化的歷史思想，卻忽略了更迫切的處身性問題。他也對中國當代文論棄自身的知識資源與理論傳承如敝屣的涼薄態度感到憂慮。 有關中國古代文論的資源創生，不僅季羨林、劉再復、陳平原、李陀、黃子平等人留意到，在實用批評的層次，亦確乎有人將古代文論（如《滄浪詩話》、《文心雕龍》）零星擷用引錄，唯份量薄弱，無法成為中國當代文論血肉體系的重要部份。
1996年10月乃有《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重要刊物《文學評論》就這課題邀請多位學者、作家反覆討論了兩年之久，中國文論在現代與傳統的共生關係，終於受到較廣泛的注意，對嚴重向西方各種學派傾斜的中國文論不無匡正糾偏的作用。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即是一部反映了這種現代與傳統共生關係的經典之作。王國維與梁啟超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文筆汪洋恣肆、議論縱橫，關注的是小說的社會效應。王氏卻就西方美學、哲學、文藝心理學的滋養，賦予中國傳統文學理論以新生命。他引介異質理論，不著痕跡，游刃有餘；他無意貶抑本土，卻棄用舊式學者的繁瑣考證，自己發明另一套話語模式（錢鍾書又發明了另一種話語策略），古典文論在他筆下因為蘊蓄了其他的價值元素而具有創發性。
就這個層面而言，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篇幅雖短，成就卻超踰了他的《紅樓夢評論》。後者的意志論與康德（Kant）的審美無功利說，相當程度上囿限了王氏個人的藝術判斷。《人間詞話》恰如其份地鎔鑄了自克羅齊（Croce）以降西方諸家的美學旨義。王國維以其精煉的語言為詞的再認尋出其傳統文化底蘊，給予中國美學已有的概念較清晰的面貌，他以作品印證，為古典概念注入新的內涵。中國美學，尤其是詞學除了有其歷史價值外，讀者更能從作品本身的議論與品鑑，體悟到這種歷史價值的世界意義。換言之，王國維真個做到了中國古典文論的創造性轉化。 花了那麼多篇幅談中國當代文論，其實筆者縈心之念仍在當前的馬華文論。
9月中旬於首都召開的第二屆漢學研討會，提呈的19篇論文當中有8篇涉及中國古典文學，從論文的題目來看，我相信林水檺、陳華婷、許文榮、潘碧華、陳湘琳、張惠思、張依蘋、伍燕翎諸家在析論中國古典小說、晚明小品、詩詞曲劇，應該是一方面參照歐美的方法論，另一方面汲取中國傳統文論包括歷代詩話詞話眉批裡頭的啟示與智慧，而非生吞活剝地套用西方學說，以解剖中國文學。馬華文論需要轉型，追求素質的提升，挪借外國理論的同時，如果無視於中國古典文論的資源，不啻自斷一臂。讓我們承認，中國古典文論已構成了吾人的“歷史無意識”，問題在於如何把它提升到當前的學術體系裡頭去。
今日從事文學評論的人，是站在“知識的邊陲”（on the frontier of knowledge）書寫，中國的／歐美的、傳統的／現代的、古典的／浪漫的、言志的／抒情的……得多方考量。我們不必苛求國內學者都博學多聞如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但向靜庵先生學習，學習他那種融冶中西學理於一爐的精神卻不可無。也許我言重了。
星洲廣場‧靜中聽雷．溫任平．23／10／2005
資本主義、戰時共產主義與當代中國
資本主義、戰時共產主義與當代中國
溫任平
在《靜中聽雷》寫過兩篇關於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的短文：一為〈美國心靈〉，二為〈資本主義的善與惡──兼談巴菲特與比爾蓋茨〉，兩篇文章都以美國為背景。然則在新教闕如、其他宗教盛行的國家，資本主義如何衍生成長？沒有新教倫理把工作視為上帝賦予人的天職以及節儉禁欲，歐洲及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憑藉甚麼力量萌長茁壯？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提過“資本家時代”（Capitalist Era），在其巨著《資本論》提及“資本體制所憑藉之根本”（Kapitalischer Grandlage），但他沒用過德文的Kapitalismus。後人揣測語義把“資本體制所憑藉之根本”譯為“資本主義”。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也沒用過這個詞，這個詞是在1850年前後由法國學者發明的。韋伯（Max Weber）引用巴斯特（Richard Baxter）與富蘭克林的言論指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甚具創見，但他認為儒家倫理妨礙了資本主義的萌長就未免失實。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英法信奉天主教，而非新教（基督教），資本主義照樣可以發展。意大利，尤其是威尼斯是資本主義最早衍生、成熟的國家城市。馬克思在《資本論》書中指出資本累積的路線圖，從威尼斯到荷蘭再蔓延到英國與北美。意大利、荷蘭、英法諸國無新教倫理的相輔相成，資本主義一樣可以發展。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是因為他目睹早期資本累積的方式是販賣奴隸、剝削勞工、掠奪佔領，荷蘭曾為佔據某島嶼而殺光島上的所有居民。克拉克（George Clark）即曾指出：資本主義後期的進步性實奠基於它前期的野蠻性。
究其實，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更是一種管理方式。從封建體制發展到以商業條例為原則的管制，這牽涉社會結構甚至人民生活形態的巨變。亞當史密斯曾在著作中論及“農業系統”（System Of Agriculture）與“商業系統”（System Of Commerce）之重大差異，預告了資本主義的到來。資本主義的商業活動必須容許商品與勞動力能自由流動，買賣公平為雙方所接受。制定商業條例使信用契約得以恪守，除此之外，還須有通訊、銀行、保險、核算稽查整個架構支撐。貨幣政策必須健全，商品價格與僱聘待遇不能朝令夕改。國家必須制定一套法律條文以保護私人財產擁有權、投資者與消費人、批發商與零售個體戶、僱主與員工兩造的權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如無商業條例、法律規範，則人人都會不擇手段牟利，強盜型資本主義（跨國大企業的壟斷與鯨吞）、罪犯式資本主義（黑心貨的製造與銷售），將無法遏制。
一個國家／社會如果只有口頭承諾的信用而無法律明文保障，資本主義無從誕生。沒有銀行，讓業者可以借貸融資，亦無所謂資本主義。當然，任何國家如無數目管理，核算混亂無序，亦不可能有資本主義。以英國為例，該國在1694年成立了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是年開始英國發行公債，准許信用借貸，我們可以把那一年視為大英帝國資本主義肇始的一年，在這前後國會通過與自由貿易有關的法案是為資本主義奠基鋪路。
明乎此，則上世紀中國的國共之爭，究其實是兩股政治勢力的爭奪戰，而非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孰優孰劣的角力。由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有蘇聯撐腰，國民黨這方面得到美國的援助，這場代理人之戰極易被誤讀成意識型態之爭。國民黨不能代表資本主義。民國初年以迄抗日期間。胡適的觀察是：中國仍處於中世紀，內憂外患，戰禍連綿，民生疲憊不堪，資源嚴重匱缺。蔣介石雖力圖整頓改革：成立現代政府，改善管理制度，組織技術官僚，統一軍令與徵兵法，設立法幣成立銀行，制定賦稅法，革新教育制度軍事體系，力圖把中國現代化，唯社會缺乏穩定的政治社會條件扶持，成效十分有限。國民黨內部高官爭權奪利，中下層幹部敷衍塞責，號令不行，外部則須長期面對共產黨軍事力量的挑戰，武裝衝突頻仍，蔣介石當時的處境實在比宋朝的王安石更艱苦。如此惡劣窳敗的環境，又怎麼會有空間讓正常的市場經濟可以運作，資本主義可以茁壯？
經典馬克思主義者，從祖師爺馬克思到伯恩斯坦（Bernstein），都把經濟視為社會之根本。個人勤奮工作，卻得不到利益，個體利益被國家集體利益這巨獸吃掉，自然無從激發個體的積極性，這也正是計劃經濟，大小國營企業效率奇差，人民生活素質低劣的原因。鄧小平了解社會要富裕，人民必須加強生產力。私營資本賺到的錢，除了納稅便是自己的，經濟效率自然提高。面對市場競爭，生產方式得改善，成本得減輕，業者的積極性自然就發揮出來。
毛澤東把“商”困在全民所有制底下，把“工”定位成廉價勞動力與批斗敵人的人肉工具，這在“戰時共產主義”（Wartime Communism）階段可以理解。但戰爭對任何社會國家都非常態，和平才是常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結束了自1949年以迄 1979年的戰時共產主義，唯延至1985年中共軍委會擴大會議，始正式宣佈國家取消準備隨時作戰的緊急狀態，進入和平時期。80年代中國的自由經濟自由市場便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下初塑規模。中國走向現代化、農業機械化，工業與科技質量大幅提升。鄧小平把人民解放軍“精英化”成300萬的部隊，江朱體系大抵上完成解散國企的複雜工程，並頂住下崗的沉重壓力。胡溫則繼江朱之後引入現代的管理制度、生產程序並加強法治，這是中國戰後共產主義的情況。俄國在經過耶爾欣的改革陣痛後，於普汀的領導下也在作類似的蛻變。中俄兩國面積太大，難免出現“省域山頭制”（provincial oligarchies），腐化貪瀆的情況非常嚴重，法律的釐訂與執行，也就是立法與司法，成了兩國當務之急。朝鮮仍走個人崇拜、中央集權的老路，依循戰時共產主義模式，才會造成飢荒連年，民生如此凋弊。
中俄目前的共產主義，已有名無實，實際的運作形態是社會主義加資本主義，有些行政措施接近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條路線。就中國的情況而論，鄉村、縣市已允許人民票選，“有限民主”開始萌芽。中國地大人多，民初中國人口4億，袁世凱搞議會民主面對杯葛註冊的政黨多達300餘個。今日中國人口13億，如允許多黨制，逐鹿中原的政黨搞不好可能有兩、三萬個，那會天下大亂。當前中國走的修正主義，於穩定中求發展，是民主過渡期別無其他辦法的辦法。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24／09／2006
溫任平
在《靜中聽雷》寫過兩篇關於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的短文：一為〈美國心靈〉，二為〈資本主義的善與惡──兼談巴菲特與比爾蓋茨〉，兩篇文章都以美國為背景。然則在新教闕如、其他宗教盛行的國家，資本主義如何衍生成長？沒有新教倫理把工作視為上帝賦予人的天職以及節儉禁欲，歐洲及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憑藉甚麼力量萌長茁壯？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提過“資本家時代”（Capitalist Era），在其巨著《資本論》提及“資本體制所憑藉之根本”（Kapitalischer Grandlage），但他沒用過德文的Kapitalismus。後人揣測語義把“資本體制所憑藉之根本”譯為“資本主義”。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也沒用過這個詞，這個詞是在1850年前後由法國學者發明的。韋伯（Max Weber）引用巴斯特（Richard Baxter）與富蘭克林的言論指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甚具創見，但他認為儒家倫理妨礙了資本主義的萌長就未免失實。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英法信奉天主教，而非新教（基督教），資本主義照樣可以發展。意大利，尤其是威尼斯是資本主義最早衍生、成熟的國家城市。馬克思在《資本論》書中指出資本累積的路線圖，從威尼斯到荷蘭再蔓延到英國與北美。意大利、荷蘭、英法諸國無新教倫理的相輔相成，資本主義一樣可以發展。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是因為他目睹早期資本累積的方式是販賣奴隸、剝削勞工、掠奪佔領，荷蘭曾為佔據某島嶼而殺光島上的所有居民。克拉克（George Clark）即曾指出：資本主義後期的進步性實奠基於它前期的野蠻性。
究其實，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更是一種管理方式。從封建體制發展到以商業條例為原則的管制，這牽涉社會結構甚至人民生活形態的巨變。亞當史密斯曾在著作中論及“農業系統”（System Of Agriculture）與“商業系統”（System Of Commerce）之重大差異，預告了資本主義的到來。資本主義的商業活動必須容許商品與勞動力能自由流動，買賣公平為雙方所接受。制定商業條例使信用契約得以恪守，除此之外，還須有通訊、銀行、保險、核算稽查整個架構支撐。貨幣政策必須健全，商品價格與僱聘待遇不能朝令夕改。國家必須制定一套法律條文以保護私人財產擁有權、投資者與消費人、批發商與零售個體戶、僱主與員工兩造的權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如無商業條例、法律規範，則人人都會不擇手段牟利，強盜型資本主義（跨國大企業的壟斷與鯨吞）、罪犯式資本主義（黑心貨的製造與銷售），將無法遏制。
一個國家／社會如果只有口頭承諾的信用而無法律明文保障，資本主義無從誕生。沒有銀行，讓業者可以借貸融資，亦無所謂資本主義。當然，任何國家如無數目管理，核算混亂無序，亦不可能有資本主義。以英國為例，該國在1694年成立了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是年開始英國發行公債，准許信用借貸，我們可以把那一年視為大英帝國資本主義肇始的一年，在這前後國會通過與自由貿易有關的法案是為資本主義奠基鋪路。
明乎此，則上世紀中國的國共之爭，究其實是兩股政治勢力的爭奪戰，而非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孰優孰劣的角力。由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有蘇聯撐腰，國民黨這方面得到美國的援助，這場代理人之戰極易被誤讀成意識型態之爭。國民黨不能代表資本主義。民國初年以迄抗日期間。胡適的觀察是：中國仍處於中世紀，內憂外患，戰禍連綿，民生疲憊不堪，資源嚴重匱缺。蔣介石雖力圖整頓改革：成立現代政府，改善管理制度，組織技術官僚，統一軍令與徵兵法，設立法幣成立銀行，制定賦稅法，革新教育制度軍事體系，力圖把中國現代化，唯社會缺乏穩定的政治社會條件扶持，成效十分有限。國民黨內部高官爭權奪利，中下層幹部敷衍塞責，號令不行，外部則須長期面對共產黨軍事力量的挑戰，武裝衝突頻仍，蔣介石當時的處境實在比宋朝的王安石更艱苦。如此惡劣窳敗的環境，又怎麼會有空間讓正常的市場經濟可以運作，資本主義可以茁壯？
經典馬克思主義者，從祖師爺馬克思到伯恩斯坦（Bernstein），都把經濟視為社會之根本。個人勤奮工作，卻得不到利益，個體利益被國家集體利益這巨獸吃掉，自然無從激發個體的積極性，這也正是計劃經濟，大小國營企業效率奇差，人民生活素質低劣的原因。鄧小平了解社會要富裕，人民必須加強生產力。私營資本賺到的錢，除了納稅便是自己的，經濟效率自然提高。面對市場競爭，生產方式得改善，成本得減輕，業者的積極性自然就發揮出來。
毛澤東把“商”困在全民所有制底下，把“工”定位成廉價勞動力與批斗敵人的人肉工具，這在“戰時共產主義”（Wartime Communism）階段可以理解。但戰爭對任何社會國家都非常態，和平才是常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結束了自1949年以迄 1979年的戰時共產主義，唯延至1985年中共軍委會擴大會議，始正式宣佈國家取消準備隨時作戰的緊急狀態，進入和平時期。80年代中國的自由經濟自由市場便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下初塑規模。中國走向現代化、農業機械化，工業與科技質量大幅提升。鄧小平把人民解放軍“精英化”成300萬的部隊，江朱體系大抵上完成解散國企的複雜工程，並頂住下崗的沉重壓力。胡溫則繼江朱之後引入現代的管理制度、生產程序並加強法治，這是中國戰後共產主義的情況。俄國在經過耶爾欣的改革陣痛後，於普汀的領導下也在作類似的蛻變。中俄兩國面積太大，難免出現“省域山頭制”（provincial oligarchies），腐化貪瀆的情況非常嚴重，法律的釐訂與執行，也就是立法與司法，成了兩國當務之急。朝鮮仍走個人崇拜、中央集權的老路，依循戰時共產主義模式，才會造成飢荒連年，民生如此凋弊。
中俄目前的共產主義，已有名無實，實際的運作形態是社會主義加資本主義，有些行政措施接近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條路線。就中國的情況而論，鄉村、縣市已允許人民票選，“有限民主”開始萌芽。中國地大人多，民初中國人口4億，袁世凱搞議會民主面對杯葛註冊的政黨多達300餘個。今日中國人口13億，如允許多黨制，逐鹿中原的政黨搞不好可能有兩、三萬個，那會天下大亂。當前中國走的修正主義，於穩定中求發展，是民主過渡期別無其他辦法的辦法。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24／09／2006
《吉陵春秋》堪舆
《吉陵春秋》堪舆
温任平
1999年7月25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亚洲周刊近期选出了 20 世纪中文小说 100 强，李永平的《吉陵春秋》排名第 40，能跻身前 50 名，地位不能不算高。 李氏为东马砂劳越人，60年代赴台大念外文系，1968 年他写的小说〈拉子妇〉受到颜元叔的赞誉，后来他陆续写小说，产量不多，素质却可观。1978 年他以〈归来〉获联合报第3届小说佳作奖， 接下来的力作〈日头雨〉更获得联合报第4届小说的首奖。 李永平是比较文学博士，环视港台大陆，拥有这么高学历的小说家可谓鲜见。《吉陵春秋》1986年於台北出版，甚获好评。
《吉陵春秋》的地理背景， 即使深谙堪舆学的人也未必探测得出什么结果来。刘绍铭推崇李氏的评论文章 〈山在虚无飘渺间〉，余光中为《吉陵春秋》写的序〈十二瓣的观音莲〉都对《吉陵春秋》 的地理环境感到狐疑、纳闷。余光中指出：
“这本小说的时空座标不很明确，也许是故意如此。…… 朱炎说吉陵镇是华南、台湾、南洋三地的结合体，我大致可以接受。 其实这件事根本不用我们来操心， 因为李永平原本无意追求所谓的写实主义。吉陵镇的存在不靠地图与报纸，只能向中国的社会风俗与文化传统去印证。”
刘绍铭认为李氏笔下的南洋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他的看法是：“吉陵镇不是一个‘现实社会’， 仅是作者一个纠缠不休的意念。李永平着意要写的，不是什么人间百态， 而是人心真象。如果我们承认人的心理活动也是一种现实，那么李永平也是个写实作家。”
1993年1月17日锺玲於联副发表的一篇题为〈我去过李永平的吉陵〉的文章透露，她在砂劳越古晋找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包括谐音的Kling街，万福巷（Lorong Ban Hock）等。 对我而言，“吉陵 ”音色近乎印裔的俗称，这种俗称带有鄙夷意味， 为印度人所不喜。“吉陵”镇也使我联想到居林与Kerling这两个吉打州的小城。不过这种把《吉陵春秋》地域化的企图，除了满足一部份读者追寻所谓“真人真事”的好奇心之外， 意义不大。吉陵镇是一个乌有乡，万福巷的娼户、 棺材店与在那里发生的邪恶事件可以说是人间地狱的写照。
我觉得南洋（甚或大马） 的一些问题与困境，或许曾在小说家李永平的潜意识层里发酵，成为他创作的某种驱力（drive）。吊诡的是《吉陵春秋》时空背景的模糊反而使这部小说更具“普遍性” （universality），因为吉陵镇的暴力淫乱可以发生在南洋、台湾甚至中国任何城镇， 地理座标因为“去地域化” 而指涉更广。《吉陵春秋》的书名，使人联想到“孔子著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 以春秋之笔写风土人物， 颇能见出作者的企图心。
“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14位文学家把李永平认定为台湾作家，对马华文学似有欠公允。 即使李永平已落籍台湾，马华文学史仍可视他为本国作家。美国小说家HenryJames 与大诗人TS.Eliot晚期都放弃美国籍选择英国籍，但美国文学史和文学选集都照样收进他们的作品。 由於英国文学史也理所当然的收进詹姆斯与艾略特的生平与作品， 这使他们的身份具备了微妙的双重性，不过这并没有引起什么政治干预，李永平的个例亦近似。
基於现代人的飘泊性，国籍与身份认同益形复杂，名作家那布可夫（Naboko v）原是白俄，却入籍美国，终老於瑞士。这位以写作《罗丽坦》（Lolita）而一夜脍炙人口 的作家在接受美国 一家学报访问时针对国籍认同的质询，他的回答是“The writer's art is his real passport”（作家的真正护照是他的艺术成就），或许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李永平以及其他留台不归的大马诗人作家身上，虽然本文无意鼓励留台学子弃本土而认同台湾，大马华社也负担不起这种人才外流所造成的损失。
温任平
1999年7月25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亚洲周刊近期选出了 20 世纪中文小说 100 强，李永平的《吉陵春秋》排名第 40，能跻身前 50 名，地位不能不算高。 李氏为东马砂劳越人，60年代赴台大念外文系，1968 年他写的小说〈拉子妇〉受到颜元叔的赞誉，后来他陆续写小说，产量不多，素质却可观。1978 年他以〈归来〉获联合报第3届小说佳作奖， 接下来的力作〈日头雨〉更获得联合报第4届小说的首奖。 李永平是比较文学博士，环视港台大陆，拥有这么高学历的小说家可谓鲜见。《吉陵春秋》1986年於台北出版，甚获好评。
《吉陵春秋》的地理背景， 即使深谙堪舆学的人也未必探测得出什么结果来。刘绍铭推崇李氏的评论文章 〈山在虚无飘渺间〉，余光中为《吉陵春秋》写的序〈十二瓣的观音莲〉都对《吉陵春秋》 的地理环境感到狐疑、纳闷。余光中指出：
“这本小说的时空座标不很明确，也许是故意如此。…… 朱炎说吉陵镇是华南、台湾、南洋三地的结合体，我大致可以接受。 其实这件事根本不用我们来操心， 因为李永平原本无意追求所谓的写实主义。吉陵镇的存在不靠地图与报纸，只能向中国的社会风俗与文化传统去印证。”
刘绍铭认为李氏笔下的南洋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他的看法是：“吉陵镇不是一个‘现实社会’， 仅是作者一个纠缠不休的意念。李永平着意要写的，不是什么人间百态， 而是人心真象。如果我们承认人的心理活动也是一种现实，那么李永平也是个写实作家。”
1993年1月17日锺玲於联副发表的一篇题为〈我去过李永平的吉陵〉的文章透露，她在砂劳越古晋找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包括谐音的Kling街，万福巷（Lorong Ban Hock）等。 对我而言，“吉陵 ”音色近乎印裔的俗称，这种俗称带有鄙夷意味， 为印度人所不喜。“吉陵”镇也使我联想到居林与Kerling这两个吉打州的小城。不过这种把《吉陵春秋》地域化的企图，除了满足一部份读者追寻所谓“真人真事”的好奇心之外， 意义不大。吉陵镇是一个乌有乡，万福巷的娼户、 棺材店与在那里发生的邪恶事件可以说是人间地狱的写照。
我觉得南洋（甚或大马） 的一些问题与困境，或许曾在小说家李永平的潜意识层里发酵，成为他创作的某种驱力（drive）。吊诡的是《吉陵春秋》时空背景的模糊反而使这部小说更具“普遍性” （universality），因为吉陵镇的暴力淫乱可以发生在南洋、台湾甚至中国任何城镇， 地理座标因为“去地域化” 而指涉更广。《吉陵春秋》的书名，使人联想到“孔子著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 以春秋之笔写风土人物， 颇能见出作者的企图心。
“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14位文学家把李永平认定为台湾作家，对马华文学似有欠公允。 即使李永平已落籍台湾，马华文学史仍可视他为本国作家。美国小说家HenryJames 与大诗人TS.Eliot晚期都放弃美国籍选择英国籍，但美国文学史和文学选集都照样收进他们的作品。 由於英国文学史也理所当然的收进詹姆斯与艾略特的生平与作品， 这使他们的身份具备了微妙的双重性，不过这并没有引起什么政治干预，李永平的个例亦近似。
基於现代人的飘泊性，国籍与身份认同益形复杂，名作家那布可夫（Naboko v）原是白俄，却入籍美国，终老於瑞士。这位以写作《罗丽坦》（Lolita）而一夜脍炙人口 的作家在接受美国 一家学报访问时针对国籍认同的质询，他的回答是“The writer's art is his real passport”（作家的真正护照是他的艺术成就），或许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李永平以及其他留台不归的大马诗人作家身上，虽然本文无意鼓励留台学子弃本土而认同台湾，大马华社也负担不起这种人才外流所造成的损失。
旅游社会学
旅游社会学
线装情结:
2010/01/06 2:12:57 PM
●温任平
19世纪中叶的英国公子哥儿平日无聊，到处游手好闲，居然会发展成全球每年消费额近千亿的旅游业——。
本文讨论的是旅游社会学。据笔者研读所知，“旅游”这个词首次在1810年出现在德文字典。中国人安土重迁，有所谓“物离乡贵，人离乡贱”一说。曩昔只有商人、强盗、土匪、流浪汉、乞丐才会从一个地方迁徙至另一个地方。当然我得在这儿快快补充，有些人是为了朝圣、治病、探亲、学艺甚至上京考试而不得不长途跋涉。旅游成为一种工业（Industry）是英国那些纨绔子弟，平日无所事事，与同侪或随从翻山越岭去寻幽探胜，一般平民为了附庸风雅也扮演上流社会角色，乃群起效尤的一种时尚活动。
赶鸭子式旅行
谁喜欢在飞机上吃飞机餐？谁喜欢晕船？谁喜欢一下飞机还没洗脸、牙还没刷（旅游社不会先让游客住进酒店休憩）就马不停蹄地到处“观光”。“观光”这个词甚传神，赶鸭子式的旅行团每到一个景点大概也只能观看到那么一小片光景。导游带游客去观赏故宫博物院展览的中国历朝文物，时间一小时，走马看花能看到什么？感悟到什么？
我出国是为了办事，大多数时候是为了出席研讨会提呈论文，空出来的时间去买书，每趟中国之行我总会购个二、三十本书，过重不便携返大马的话，书局有提供海邮递送服务，按书的重量付给书局该付的邮费，一个月或一个多月，书就寄抵了。
巴黎人对攀上艾菲尔铁塔没兴趣，更无意在比萨斜塔前留影。我在12月初赴台北并没有去攀101高楼，我在吉隆坡盘桓了20年了，吉隆坡塔我上去过一次。票是朋友买的，基于买了票不用是浪费，我上了KL Tower，而且还随着大家用塔上的望远镜鸟瞰了吉隆坡一趟。山东曲阜人才不会买票去参观孔庙、孔陵、孔宅，他们连李鸿章纪念馆也没进去过，我们这群来自大马、出席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学研讨会的“文化观光客”却如获至宝地在一个大洞窟似的纪念馆徘徊留连，搓手长吁当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毁于一旦的惨烈历史。我们身旁的文化导游娓娓叙述当年的海战，从容自在如数家常。
反常的挥霍
游客是很奇怪的动物，国内的东西不屑一顾，他乡的一草一木，所谓名胜古迹都是宝。在国内平日节俭自持的人，到国外旅游度假看到新奇的东西就血拚，反常的挥霍。平日不赌钱的人，去到澳门、拉维斯加可以赌到茶饭不思、荷包空空如也才走出赌场。所谓下榻五星级酒店，游客在吉隆坡住的五星级同名称的酒店其实与在台北、伦敦、米兰、温哥华住得没有什么两样。从床榻、灯饰、化妆桌、洗澡间的布置都同一个款式，甚至沙发外套的颜色都一样，这就是全球化连锁店的经营模式。请不要告诉我香港的麦当劳汉堡包比台北的美味（一笑），“到处杨梅一样花”。
至于度假村，尤其是海滩旁的度假村，一群人挤在一起，洗澡处是一列没有顶盖用沙砖砌成的小空间，粗糙的沙砖墙壁明显有钻挖过的痕迹，这是偷窥狂干的玩意儿。厕所的情况就更恐怖了，由于考虑到本文的读者可能边用早餐边读副刊，那种邋遢的景象我就不写了，免得影响读者的胃口，搞不好不仅早餐难啃，由于呕心，其他两餐都咽不下去。
去中国旅行的朋友，九寨沟之旅最令他们难忘的是冬瓜、黄芽白十分清甜可口。没想到接下去的一周，餐餐都是清炒黄芽白，清炒冬瓜，那种连一片肉、一粒虾米也没有的“纯炒青菜”。去云南的友侪，一路上吃“过桥米线”，中饭晚餐都得面对过桥米线，仿佛整个地区、整个省份就独沽那么一味，一直吃到舌蕾都在喊救命。
陈友信告诉我他在北京去过“文革食肆”，里头挂着毛泽东的大幅肖像，侍应生全副红卫兵打扮，当然这种所谓创意菜厅并非中国人的专利，在法国的威斯巴登有一间名叫“莱赫尔之鸭”的餐饮，侍应生穿着溜冰鞋穿梭其间，台上有特技杂耍表演，史康柏（Alexander von Schonburg）的评语是这种创意威胁人类文明，“它结合了马戏班与餐馆”，不伦不类至极。至于“文革食肆”这是拿中国10年的历史浩劫来消费，这种创意或卖点我不苟同。
我曾与张树林、谢川成、陈顺盛（已故）去过曼谷市最大的酒吧舞场，整个足球场那么大，挤满了人，我们手上拿着的入场券可以让我们喝到3杯免费的饮料。激光四射，摇滚乐震耳欲聋，每个人都听不到别人讲什么，游客之间不必语言沟通，比个手势齐齐跳进舞池乱跳乱扭就对了。方娥真有一次参加旅行团赴中亚古国土耳其观光，她告诉我她那几天吃到的最美味的是面包，这是唯一令她不会呕吐的食物。
19世纪中叶的英国公子哥儿平日无聊，到处游手好闲，居然会发展成全球每年消费额近千亿的旅游业，无心插柳柳成荫又多一例证。有时在沙滩上或甲板上看到欧美游客，集体晒阳光，情况有点像煎鱼，每半个小时即转身晒另一边，使皮肤呈古铜色且色泽均匀，度假后可以向公司同事炫耀他们去过牙买加或意大利，不禁莞尔。旅游社会学是行为经济学的一环，相当有趣，有机会可能会再谈。
线装情结:
2010/01/06 2:12:57 PM
●温任平
19世纪中叶的英国公子哥儿平日无聊，到处游手好闲，居然会发展成全球每年消费额近千亿的旅游业——。
本文讨论的是旅游社会学。据笔者研读所知，“旅游”这个词首次在1810年出现在德文字典。中国人安土重迁，有所谓“物离乡贵，人离乡贱”一说。曩昔只有商人、强盗、土匪、流浪汉、乞丐才会从一个地方迁徙至另一个地方。当然我得在这儿快快补充，有些人是为了朝圣、治病、探亲、学艺甚至上京考试而不得不长途跋涉。旅游成为一种工业（Industry）是英国那些纨绔子弟，平日无所事事，与同侪或随从翻山越岭去寻幽探胜，一般平民为了附庸风雅也扮演上流社会角色，乃群起效尤的一种时尚活动。
赶鸭子式旅行
谁喜欢在飞机上吃飞机餐？谁喜欢晕船？谁喜欢一下飞机还没洗脸、牙还没刷（旅游社不会先让游客住进酒店休憩）就马不停蹄地到处“观光”。“观光”这个词甚传神，赶鸭子式的旅行团每到一个景点大概也只能观看到那么一小片光景。导游带游客去观赏故宫博物院展览的中国历朝文物，时间一小时，走马看花能看到什么？感悟到什么？
我出国是为了办事，大多数时候是为了出席研讨会提呈论文，空出来的时间去买书，每趟中国之行我总会购个二、三十本书，过重不便携返大马的话，书局有提供海邮递送服务，按书的重量付给书局该付的邮费，一个月或一个多月，书就寄抵了。
巴黎人对攀上艾菲尔铁塔没兴趣，更无意在比萨斜塔前留影。我在12月初赴台北并没有去攀101高楼，我在吉隆坡盘桓了20年了，吉隆坡塔我上去过一次。票是朋友买的，基于买了票不用是浪费，我上了KL Tower，而且还随着大家用塔上的望远镜鸟瞰了吉隆坡一趟。山东曲阜人才不会买票去参观孔庙、孔陵、孔宅，他们连李鸿章纪念馆也没进去过，我们这群来自大马、出席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学研讨会的“文化观光客”却如获至宝地在一个大洞窟似的纪念馆徘徊留连，搓手长吁当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毁于一旦的惨烈历史。我们身旁的文化导游娓娓叙述当年的海战，从容自在如数家常。
反常的挥霍
游客是很奇怪的动物，国内的东西不屑一顾，他乡的一草一木，所谓名胜古迹都是宝。在国内平日节俭自持的人，到国外旅游度假看到新奇的东西就血拚，反常的挥霍。平日不赌钱的人，去到澳门、拉维斯加可以赌到茶饭不思、荷包空空如也才走出赌场。所谓下榻五星级酒店，游客在吉隆坡住的五星级同名称的酒店其实与在台北、伦敦、米兰、温哥华住得没有什么两样。从床榻、灯饰、化妆桌、洗澡间的布置都同一个款式，甚至沙发外套的颜色都一样，这就是全球化连锁店的经营模式。请不要告诉我香港的麦当劳汉堡包比台北的美味（一笑），“到处杨梅一样花”。
至于度假村，尤其是海滩旁的度假村，一群人挤在一起，洗澡处是一列没有顶盖用沙砖砌成的小空间，粗糙的沙砖墙壁明显有钻挖过的痕迹，这是偷窥狂干的玩意儿。厕所的情况就更恐怖了，由于考虑到本文的读者可能边用早餐边读副刊，那种邋遢的景象我就不写了，免得影响读者的胃口，搞不好不仅早餐难啃，由于呕心，其他两餐都咽不下去。
去中国旅行的朋友，九寨沟之旅最令他们难忘的是冬瓜、黄芽白十分清甜可口。没想到接下去的一周，餐餐都是清炒黄芽白，清炒冬瓜，那种连一片肉、一粒虾米也没有的“纯炒青菜”。去云南的友侪，一路上吃“过桥米线”，中饭晚餐都得面对过桥米线，仿佛整个地区、整个省份就独沽那么一味，一直吃到舌蕾都在喊救命。
陈友信告诉我他在北京去过“文革食肆”，里头挂着毛泽东的大幅肖像，侍应生全副红卫兵打扮，当然这种所谓创意菜厅并非中国人的专利，在法国的威斯巴登有一间名叫“莱赫尔之鸭”的餐饮，侍应生穿着溜冰鞋穿梭其间，台上有特技杂耍表演，史康柏（Alexander von Schonburg）的评语是这种创意威胁人类文明，“它结合了马戏班与餐馆”，不伦不类至极。至于“文革食肆”这是拿中国10年的历史浩劫来消费，这种创意或卖点我不苟同。
我曾与张树林、谢川成、陈顺盛（已故）去过曼谷市最大的酒吧舞场，整个足球场那么大，挤满了人，我们手上拿着的入场券可以让我们喝到3杯免费的饮料。激光四射，摇滚乐震耳欲聋，每个人都听不到别人讲什么，游客之间不必语言沟通，比个手势齐齐跳进舞池乱跳乱扭就对了。方娥真有一次参加旅行团赴中亚古国土耳其观光，她告诉我她那几天吃到的最美味的是面包，这是唯一令她不会呕吐的食物。
19世纪中叶的英国公子哥儿平日无聊，到处游手好闲，居然会发展成全球每年消费额近千亿的旅游业，无心插柳柳成荫又多一例证。有时在沙滩上或甲板上看到欧美游客，集体晒阳光，情况有点像煎鱼，每半个小时即转身晒另一边，使皮肤呈古铜色且色泽均匀，度假后可以向公司同事炫耀他们去过牙买加或意大利，不禁莞尔。旅游社会学是行为经济学的一环，相当有趣，有机会可能会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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