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的时代
线装情结
2010/05/05 3:06:43 PM
●温任平:
估计2015年后，英国会制作全球首张个人碳信用卡，每个人的用碳都有一个限额(由科学家判断，在把限额的规定在国会里议定成为法案)。
迩来全球灾难频仍，怎样保护生态环境让地球人能活下来，已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如何节能减碳，不仅是政府应该努力的目标，也是人们开始留意的问题。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管你用的是国产车还是日本车、马赛地还是韩国的“现代”，时速120公里的耗油量，比时速90公里多出2.3倍。为了节能(同时省钱)，我们没有理由以12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相信读者懂得用白色车比黑色(深色)车环保。
吃白肉较健康
吃白肉一般比吃红肉健康，进一步申论，吃白肉也比吃红肉能减低全球暖化。红肉当中以牛肉的环境污染最为显著。一头牛有4个胃，牛嚼食的反刍运作产生大量的甲烷，那是比二氧化碳还要强20多倍的气体。平均一头牛每年排放4吨的二氧化碳，那是欧洲车辆年均排放量的1.5倍。能不吃牛肉就不吃牛肉吧，笔者过去是个“牛魔王”，无牛肉不欢，近年来多吃几粒牛肉丸心里也会萌生罪恶感。
全球今日进入低碳经济的时代，《世界是平的》作者汤姆斯弗里曼(Thomas Friedman)指出碳优势是全球化背景底下最持久的优势。这说明了资产总额超过2兆美元，在世界各国拥有1万家分行的汇丰银行(HSBC)竟从事猪粪回收这么“另类”的业务。这项回收计划在德国的城市Sandbeiendorf进行。通常猪粪在工人取去施肥之前，有一段时间存放着，这段时间猪粪会释放大量的甲烷，汇丰银行用技术把甲烷捕住，回收拿来发电，效果竟等于减少1万4000吨的二氧化碳，这种举措是汇丰走向“碳中和”银行的重要一步，为全球银行提供良好的示范。
台湾的中龙钢铁，一方面盖厂，一方面植树20公顷。因为中龙钢铁一旦开工，每年增加117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超过全台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3.5%。台湾环保署要中龙在6年内减碳排量15%，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要达到减碳15%，唯一可行之策是植树。在台中大肚山种的20顷苦苓与相思树，6年的维护费估计2600万台币，数目是中龙钢铁扩厂投资的四分之一，值得这样去做吗？值得。因为中钢不去植树，每年(不是一次过)该厂必须缴交15亿元台币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费，两相比较，2600万的造林护林只是笺笺之数。
碳足迹验证机制
从长远来看，日后的任何商品如要在超市摆卖，必须有碳验证，沃尔玛(Wal-Mart)已宣布在2015年之前，其10万家供应商得完成碳足迹验证机制，否则有关公司商品不能上架。美国的Best Buy、加拿大的Future Shop不久将跟进。从谷歌(Google)、美林到台硕都在确认自己公司的碳排量并追踪各个部门、材料、员工、组装、运输的总排放量以便能获得一纸证书，否则纵使像金融巨天霸的美林，或谷歌的电脑在不远的将来将被超市排斥，被消费人遗弃。
公司或企业如果它们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少过政府的管制量，这公司∕企业即拥有碳权，它可以把多出来(或自身节约到的)的用碳权利卖给其他公司或企业。2008年全球这种碳买卖，交易金高达1千200亿美元，预估2020年全球碳市场届时交易金额将达两兆欧元。2006年中国浙江某省营企业，将2950万吨的碳权(相等于英国所有家庭一年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一)，卖给英国瓦斯公司(British Gas)，获利4亿英镑，好大的一笔数目！任何一间公司的员工如能随手关灯，利用回收纸张这些日常节能行为都在为公司减碳。据知，台北101大楼已着手减少抽水马桶的冲水量，目前每拉一次耗水9公升，系统经过改善后，可减至每使用一次仅用水6公升，这栋台湾第一高楼也在用电与减少垃圾方面下工夫，加入减碳行列，并申请美国绿建筑LEED金级认证书。任何获得这是项认证书的地标建筑，每平方英尺价格升171美元，等于每坪价格涨20万台币。这真是一张镀金而且能变金的认证书。
个人碳信用卡
估计2015年后，英国会制作全球首张个人碳信用卡，每个人的用碳都有一个限额(由科学家判断，在把限额的规定在国会里议定成为法案)。有人为自己的车子添油，购买机票出国，碳额即从个人碳信用卡那儿扣除。滥用、乱用以致提早用完者，须向没用完者购买。这样做能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是社会成员的一分子，任何行为都与全球生态息息相关。对于社会贫富悬殊，个人碳信用卡的使用也能有助于纠正偏差，因为穷人多踏脚车，不坐飞机，较能节能减碳，穷人多出来的碳余额，正可卖给需要碳附加额的富人。两方面都得其所哉。
本文资料，不少采自《商业周刊》，笔者咀嚼消化，爬梳整理，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低碳经济的现状，与可能发展的动向。我们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自觉或认识，恐怕日后会很吃亏。对有志于创业的人士，“节能减碳”更须奉为座右铭。
2010年5月7日星期五
赵舜卖面 王杰卖唱的启示
赵舜卖面 王杰卖唱的启示
线装情结:
2010/04/28 3:21:00 PM
●温任平
偶然从朋友口中获悉台湾艺人赵舜改行卖拉面。我对赵舜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多才多艺，年龄逾60了吧，他本来收入不错，却与妻子从事各种他自己也不怎么熟悉的投资，结果亏蚀惨重，欠债3000万台币（约300万令吉），变卖产业还债，目前仍背负着1000万台币（约100万令吉）的债务。上天对他好像特别不公平，他投资失败，中风3次，这样的打击，我想即使铁铸的汉子也会垮掉。赵舜没有垮下来，他拐着腿（中风后他走路似乎欠点劲），偕同妻子在街头卖拉面。
沸水烫过的拉面，捞上碗里加点牛肉酱汁再来点麻辣油，价格廉宜，学生都爱吃。赵舜的拉面每月能替他赚个6万台币（约6000令吉），一家三口除了衣食住行的开销，所剩无几，怎样去应付那1000万的巨额债务，我不敢去想，脑袋里浮起的是夸父追日，愚公移山那些古老的寓言。赵舜事件予我很大的冲击，这个笑嘻嘻的秃了半个头的老头，面对摄影机的镜头毫不懦怯、腼腆，他拖着妻女走过马路，女儿大概刚念中学。赵舜的年纪不轻，怎样养活妻儿，让孩子将来能上大学？怎样面对1000万台币的债务，怎样偿还？以赵舜今日卖面的那一点微薄的收入，恐怕连偿付月息都成问题。
使我震撼的是赵舜那股斗志。我写文章，最不喜说教，我读文章，最讨厌别人说教，但像赵舜这样中风3次仍屹立坚持，不乞讨，不放弃，鞠躬尽瘁的精神，不由得不令我肃然起敬。他与90年代初在台湾红透半边天的歌手王杰遭遇既相异又相同，把两人放在一起比较，或者吾人可从中得到些启示。
得了厌食症
崛起于80年代下半叶的王杰，90年代走红，他的一首《一无所有》传诵于宝岛，马新听众都十分熟悉。他那把悲嘶唱腔使他的抒情歌曲特别有渗透力，他迅速走红，唱片制作人都找他灌录唱片，他出个人专辑之快之多，用他自己的话“全世界各国歌手都比不上我”，他不断签约，都是每年灌录4张唱片的合约。他每天几乎全程在唱歌录音，有时只有调还没词的歌曲他得自己补充。他没时间吃饭、睡觉，一身都是油，都是汗，开始一两年，王杰还捱得住。由于长时间不吃东西，他得了厌食症，一接到公司通告就往录音室去，一走出录音室便昏厥过去，公司送他入院打点滴，打营养液，然后第二天他接到通告，又冲出去录音。王杰曾一天昏倒3次，醒来灌些水进肚里又去唱歌。几年下来，他的体重跌至89磅，“走在路上我可以听到自己的骨头喀喀架响”，过了许多年，王杰这样告诉访问他的鲁豫。
说起来，王杰的拼搏，情况比赵舜惨烈许多，他赚到钱，付出去的代价却是健康。任何食物一进口他便呕出来。他的忧抑症使他失眠，脾气狂躁，他怕光，在录音室里他要求录制人员关掉室内所有的灯，他极怕麦克风（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那是祸源），但又不能不对着它唱。他虽然形同行尸走肉，但他有能力买下一栋又一栋的房子，一部又一部的新车，从1990到1996年期间，他每次恋爱都十分短暂，分手之际，女友要嘛向他要栋房子，要嘛向他拿部轿车。1994年开始，乐坛人士得知王杰健康败坏，命在须臾，更是千方百计威迫利诱他再灌多几张唱片，等歌手撒手西归后，热卖一番，赚个满堂红。台湾的报章、娱乐杂志纷纷走访，大家都在把握最后的时机。谈到这里，大家把王杰与赵舜的奋斗互相比较，是不是可以觉察出：同样都是生命力的迸发，同样都全力以赴，但两者的意义很不一样？
可以再活一次
1996年，王杰终于接受医生的劝告，赴加拿大就医，为了保住性命，他得面对违约后果，包括诉讼。去到加拿大某小镇，没人认得他，医生开始教他像个婴孩般学习食用流质的东西，学习睡觉，学习欣赏小镇的湖光山色。生命原来可以再活一次，重新来过。今日40多岁的王杰虽然胡渣子有点见白，但性命是捡回来了，体重超过160磅，甚至带点中年人的肥胖。中风3次的赵舜，60多岁已不可能康健如昔，他与生活的奋斗近乎挣扎，乃是求心之所安。王杰的放弃盲目的物质追求，包括乐坛的声威与名气，长时期隐退是为了做回一个正常人与享有正常人的生活。
赵舜与王杰事件是较为极端的事例，如果生活要好必须懂得如何规划生活，那么他们两人的遭遇应可供吾人借镜。
线装情结:
2010/04/28 3:21:00 PM
●温任平
偶然从朋友口中获悉台湾艺人赵舜改行卖拉面。我对赵舜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多才多艺，年龄逾60了吧，他本来收入不错，却与妻子从事各种他自己也不怎么熟悉的投资，结果亏蚀惨重，欠债3000万台币（约300万令吉），变卖产业还债，目前仍背负着1000万台币（约100万令吉）的债务。上天对他好像特别不公平，他投资失败，中风3次，这样的打击，我想即使铁铸的汉子也会垮掉。赵舜没有垮下来，他拐着腿（中风后他走路似乎欠点劲），偕同妻子在街头卖拉面。
沸水烫过的拉面，捞上碗里加点牛肉酱汁再来点麻辣油，价格廉宜，学生都爱吃。赵舜的拉面每月能替他赚个6万台币（约6000令吉），一家三口除了衣食住行的开销，所剩无几，怎样去应付那1000万的巨额债务，我不敢去想，脑袋里浮起的是夸父追日，愚公移山那些古老的寓言。赵舜事件予我很大的冲击，这个笑嘻嘻的秃了半个头的老头，面对摄影机的镜头毫不懦怯、腼腆，他拖着妻女走过马路，女儿大概刚念中学。赵舜的年纪不轻，怎样养活妻儿，让孩子将来能上大学？怎样面对1000万台币的债务，怎样偿还？以赵舜今日卖面的那一点微薄的收入，恐怕连偿付月息都成问题。
使我震撼的是赵舜那股斗志。我写文章，最不喜说教，我读文章，最讨厌别人说教，但像赵舜这样中风3次仍屹立坚持，不乞讨，不放弃，鞠躬尽瘁的精神，不由得不令我肃然起敬。他与90年代初在台湾红透半边天的歌手王杰遭遇既相异又相同，把两人放在一起比较，或者吾人可从中得到些启示。
得了厌食症
崛起于80年代下半叶的王杰，90年代走红，他的一首《一无所有》传诵于宝岛，马新听众都十分熟悉。他那把悲嘶唱腔使他的抒情歌曲特别有渗透力，他迅速走红，唱片制作人都找他灌录唱片，他出个人专辑之快之多，用他自己的话“全世界各国歌手都比不上我”，他不断签约，都是每年灌录4张唱片的合约。他每天几乎全程在唱歌录音，有时只有调还没词的歌曲他得自己补充。他没时间吃饭、睡觉，一身都是油，都是汗，开始一两年，王杰还捱得住。由于长时间不吃东西，他得了厌食症，一接到公司通告就往录音室去，一走出录音室便昏厥过去，公司送他入院打点滴，打营养液，然后第二天他接到通告，又冲出去录音。王杰曾一天昏倒3次，醒来灌些水进肚里又去唱歌。几年下来，他的体重跌至89磅，“走在路上我可以听到自己的骨头喀喀架响”，过了许多年，王杰这样告诉访问他的鲁豫。
说起来，王杰的拼搏，情况比赵舜惨烈许多，他赚到钱，付出去的代价却是健康。任何食物一进口他便呕出来。他的忧抑症使他失眠，脾气狂躁，他怕光，在录音室里他要求录制人员关掉室内所有的灯，他极怕麦克风（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那是祸源），但又不能不对着它唱。他虽然形同行尸走肉，但他有能力买下一栋又一栋的房子，一部又一部的新车，从1990到1996年期间，他每次恋爱都十分短暂，分手之际，女友要嘛向他要栋房子，要嘛向他拿部轿车。1994年开始，乐坛人士得知王杰健康败坏，命在须臾，更是千方百计威迫利诱他再灌多几张唱片，等歌手撒手西归后，热卖一番，赚个满堂红。台湾的报章、娱乐杂志纷纷走访，大家都在把握最后的时机。谈到这里，大家把王杰与赵舜的奋斗互相比较，是不是可以觉察出：同样都是生命力的迸发，同样都全力以赴，但两者的意义很不一样？
可以再活一次
1996年，王杰终于接受医生的劝告，赴加拿大就医，为了保住性命，他得面对违约后果，包括诉讼。去到加拿大某小镇，没人认得他，医生开始教他像个婴孩般学习食用流质的东西，学习睡觉，学习欣赏小镇的湖光山色。生命原来可以再活一次，重新来过。今日40多岁的王杰虽然胡渣子有点见白，但性命是捡回来了，体重超过160磅，甚至带点中年人的肥胖。中风3次的赵舜，60多岁已不可能康健如昔，他与生活的奋斗近乎挣扎，乃是求心之所安。王杰的放弃盲目的物质追求，包括乐坛的声威与名气，长时期隐退是为了做回一个正常人与享有正常人的生活。
赵舜与王杰事件是较为极端的事例，如果生活要好必须懂得如何规划生活，那么他们两人的遭遇应可供吾人借镜。
工资与货币幻觉
工资与货币幻觉
线装情结:
2010/04/07 2:35:21 PM
●温任平
1929年以迄1933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其实也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银行挤提，百业凋零，不少华尔街大亨与金融巨头或自杀轻生，或沦落为市集小贩、街头乞丐，但就业率仍有75%，我对这75%的高就业现象，深感兴趣。
这牵涉到工资与就业的关系，这是150年来一直不断反复争论的课题。这课题与“供给与需求”理论、劳工法令、雇主雇员契约……有关，而且情况比想像远为复杂。仅仅剥削与反剥削就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的热题。浏览这些永远读不完的文献，读者一定能体会恩格思、马克思共产主义萌生的必然。
我把问题简化一些，讲得有趣一些，比方说你要沽股，想卖1.20令吉，但买者不一定买，他可能选择排队轮候，你只要肯“屈就”，低一个价位（1.19令吉），你就一定可以把股票卖出。美国大萧条时期，人浮于事，工人愿意以低廉的工资找份职业糊口，应付时艰，于是他就找到工作“上班”去了。这种廉价出售劳力或脑力的职场现象符合了亚当史密斯的互利交易理论。
宁愿失业不愿屈就
那么我们怎样解释1933年那25%的劳动失业状况呢？宏观经济学认为那是充分就业的一种“偏离”。有些人拒绝工作，因为他们认为工资低廉到“非常不合理”、“无法忍受”，他们宁愿逗留在家或在外游荡都不愿屈就。经济学的理论归根到底是一门交换理论，买卖双方（或雇主与雇员之间）一定要觉得这种交换虽不尽如人意，大体上还算“公平”，才能成交或成事。1929至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经验不是过眼云烟，它对2008年迄今的全球性经济风暴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目前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实际的失业人口可能比官方数据还要高，而在这些失业的劳动人口当中，有些是因工资不合理或不符他们的要求而选择失业的。
讨论到这个节骨眼，我们有必要稍稍了解“货币幻觉”这课题。据知在美国波士顿通勤列车上还吊着这么一个告示牌：“禁止吸烟。〈普通法〉第272条43A款注明犯者将被罚不多于10天的监禁，或不多于50美元的罚款。”这块告示板令人发噱，因为今日的吸烟一族如果被逮到，一定选择缴上50美元了事，没有人会愚蠢到选择在监狱蹲10天。《普通法》第272条43A款是1968年出炉的刑法，从1968年到2008年的50年间，通货膨胀已把50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贬损超过80%。半个世纪前的50美元今日只“值得”10美元，谁会为了省那10美元而被囚禁10天呢？这事例应该让读者了解工资的高低不那么重要，工资的价值（实际购买力）才重要。
工资应纳入通膨预期
雇主与雇员在工资酬劳讨价还价之际，一定要把通货膨胀的预期算进去，弗里曼（Milton Friedman）很早就看出这症结。商品价格、工资定位都应该纳入通货膨胀预期这因素，这个发现使弗里曼成名，他比凯因斯（J.M. Keynes）的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更具体，除了需求与供给，“预期”（expectation）这因素举足轻重，它让我们了解60年代末以迄70年代初通膨与失业率同时飚升之谜。
在就业市场里，雇主以种种理由企图压低工资，包括“经济不景”、“中文系出来的大学生俯拾皆是”、“懂电脑的人才满街跑”，有些应征者会愤然拂袖而去，而俯首屈就的一群心里有一股怨气，这影响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工作表现平平，甚至还可能把一些重要事件弄糟，雇员需要激励，雇主以为“成功”剥削到工人，到头来伤害到的是企体的整体。
劳动效率与效益
早在1979年索罗（Robert Solow），还有1981年的麦当劳（Ian McDonald）即曾指出劳动者的效率（efficiency）与效益（effectiveness）取决于他们的工资与工资的价值。用1600令吉雇用一名大学生，然后欺其年少，把繁重琐碎的事务都丢给他做，他会做得久吗？他会做得好吗？他会用心做吗？每一次企业界的大小老板来向我请教，并抱怨自己“缺乏伙计缘”的时候，我都会把上述的道理重述一遍。有些孺子可教的生意人听了点头称是；另一些瞠目结舌、不能置信的看着我，他们大概以为我服膺的是“新马克思主义”。我只好澄清（虽然说了等于没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运作，我的思想一点也不左。
雇员每年薪金加俸40到100令吉不能视为是通膨预期的对冲（hedge）或保值，因为随年资增长的年薪加俸是政府、公共机构到私人企业的安排，劳动契约（labour contract）应该包括生活成本的调整，加拿大从1976年到2000年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调整，让通膨不致使工资贬值，也让雇员享有年薪加俸的奖掖，这概念很好，但实践不易，生活成本调整意味着工资指数化，雇主与工会在这方面很难达致协议。
线装情结:
2010/04/07 2:35:21 PM
●温任平
1929年以迄1933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其实也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银行挤提，百业凋零，不少华尔街大亨与金融巨头或自杀轻生，或沦落为市集小贩、街头乞丐，但就业率仍有75%，我对这75%的高就业现象，深感兴趣。
这牵涉到工资与就业的关系，这是150年来一直不断反复争论的课题。这课题与“供给与需求”理论、劳工法令、雇主雇员契约……有关，而且情况比想像远为复杂。仅仅剥削与反剥削就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的热题。浏览这些永远读不完的文献，读者一定能体会恩格思、马克思共产主义萌生的必然。
我把问题简化一些，讲得有趣一些，比方说你要沽股，想卖1.20令吉，但买者不一定买，他可能选择排队轮候，你只要肯“屈就”，低一个价位（1.19令吉），你就一定可以把股票卖出。美国大萧条时期，人浮于事，工人愿意以低廉的工资找份职业糊口，应付时艰，于是他就找到工作“上班”去了。这种廉价出售劳力或脑力的职场现象符合了亚当史密斯的互利交易理论。
宁愿失业不愿屈就
那么我们怎样解释1933年那25%的劳动失业状况呢？宏观经济学认为那是充分就业的一种“偏离”。有些人拒绝工作，因为他们认为工资低廉到“非常不合理”、“无法忍受”，他们宁愿逗留在家或在外游荡都不愿屈就。经济学的理论归根到底是一门交换理论，买卖双方（或雇主与雇员之间）一定要觉得这种交换虽不尽如人意，大体上还算“公平”，才能成交或成事。1929至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经验不是过眼云烟，它对2008年迄今的全球性经济风暴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目前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实际的失业人口可能比官方数据还要高，而在这些失业的劳动人口当中，有些是因工资不合理或不符他们的要求而选择失业的。
讨论到这个节骨眼，我们有必要稍稍了解“货币幻觉”这课题。据知在美国波士顿通勤列车上还吊着这么一个告示牌：“禁止吸烟。〈普通法〉第272条43A款注明犯者将被罚不多于10天的监禁，或不多于50美元的罚款。”这块告示板令人发噱，因为今日的吸烟一族如果被逮到，一定选择缴上50美元了事，没有人会愚蠢到选择在监狱蹲10天。《普通法》第272条43A款是1968年出炉的刑法，从1968年到2008年的50年间，通货膨胀已把50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贬损超过80%。半个世纪前的50美元今日只“值得”10美元，谁会为了省那10美元而被囚禁10天呢？这事例应该让读者了解工资的高低不那么重要，工资的价值（实际购买力）才重要。
工资应纳入通膨预期
雇主与雇员在工资酬劳讨价还价之际，一定要把通货膨胀的预期算进去，弗里曼（Milton Friedman）很早就看出这症结。商品价格、工资定位都应该纳入通货膨胀预期这因素，这个发现使弗里曼成名，他比凯因斯（J.M. Keynes）的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更具体，除了需求与供给，“预期”（expectation）这因素举足轻重，它让我们了解60年代末以迄70年代初通膨与失业率同时飚升之谜。
在就业市场里，雇主以种种理由企图压低工资，包括“经济不景”、“中文系出来的大学生俯拾皆是”、“懂电脑的人才满街跑”，有些应征者会愤然拂袖而去，而俯首屈就的一群心里有一股怨气，这影响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工作表现平平，甚至还可能把一些重要事件弄糟，雇员需要激励，雇主以为“成功”剥削到工人，到头来伤害到的是企体的整体。
劳动效率与效益
早在1979年索罗（Robert Solow），还有1981年的麦当劳（Ian McDonald）即曾指出劳动者的效率（efficiency）与效益（effectiveness）取决于他们的工资与工资的价值。用1600令吉雇用一名大学生，然后欺其年少，把繁重琐碎的事务都丢给他做，他会做得久吗？他会做得好吗？他会用心做吗？每一次企业界的大小老板来向我请教，并抱怨自己“缺乏伙计缘”的时候，我都会把上述的道理重述一遍。有些孺子可教的生意人听了点头称是；另一些瞠目结舌、不能置信的看着我，他们大概以为我服膺的是“新马克思主义”。我只好澄清（虽然说了等于没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运作，我的思想一点也不左。
雇员每年薪金加俸40到100令吉不能视为是通膨预期的对冲（hedge）或保值，因为随年资增长的年薪加俸是政府、公共机构到私人企业的安排，劳动契约（labour contract）应该包括生活成本的调整，加拿大从1976年到2000年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调整，让通膨不致使工资贬值，也让雇员享有年薪加俸的奖掖，这概念很好，但实践不易，生活成本调整意味着工资指数化，雇主与工会在这方面很难达致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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