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货币战略
线装情结:
2010/03/17 2:50:08 PM
■温任平
我长期研究股票，对宏观经济兴趣甚大。对政治、经济的交互作用、暧昧关系，我既好奇又惊诧。尼尔弗格逊说：“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交战双方为了进行大规模和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这句话如果多加一个词“选举”，“不管是战争、革命还是革命……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应该维度更广，更能凸显金融动员的可怕力量。
冷战时期的两大超强美苏两国，在太空、核子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竞赛长达40载。苏联终于因经济凋零而崩溃解体，但美国面对庞大的军备竞争开销，却屹立不倒，那是因为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后，美元已与黄金脱钩。当尼克逊总统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此项震惊世界的决定后，35美元兑换1安士黄金的窗口被关上了，而被枪杀的肯尼迪总统时代的1美元含纯银24.1克早已是被历史埋葬了的故事。
让信贷无限扩张
美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或战略，让信贷无限扩张，即多印钞票，可以这么说，布雷顿森林会议奠定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际商品包括石油全以美元买卖，各国的外汇储备亦以美元计算。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造成的重大消耗可以轻易地由全球非共产国家所分担，而苏联僵固的政经体系使它无法像美国嫁祸他邦，输出债务，长时期的军事竞赛终于摧毁了苏联的经济，百业凋零，终于一蹶不振。西方国家咸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重大胜利。
问题是美国取得了世界货币发行权的制高点后，穷奢极侈，人民不储钱，用“未来钱”成了一般人的生活习尚。里根总统在1981年初上任之初，曾要求国会成立“黄金委员会”(Gold Commission)，企图恢复美元的金本位，两个月后他被枪击，差一点像肯尼迪那样地被干掉，里根出院后，他审度形势，决定放弃金本位的念头，以免开罪跨国金融巨头。
美国会不会赖账
里根之后的历届总统从此不再提金本位，由于美元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货币挂钩，美钞在没有白银与黄金的实质价值，但它不仅流通性强，而且还是几十年来公认的最可靠的货币。美元的绝对优势一直到次贷危机爆发，美国于2009年采取“货币宽松”(QE)政策，大量印钞票拿来填一个又一个的金融黑洞，美元的地位与老美把印刷机当作提款机的方式，才受到广泛的质疑。70、80年代的马克、法郎与日元虽然企图挑战过美元，效果是螳臂当车。欧元作为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共同货币，由于成员国财务状况强弱悬殊，互相制肘，亦难与美钞争锋。最近PIIGS(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财务一团糟，亟需紧急金援，更使欧元疲弱不堪，泛滥全球的美元(许多成了在新兴国家的热钱，炒作股市楼盘，制造泡沫)，相形之下，反成了强势货币。美国独霸之后，90年代愈来愈倾向政经的“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小布什掌政之后，情况更是恶劣，美国单方面撕毁“反地雷协定”、“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维护环保的“京都协议”。目前美国的财务状况百孔千疮，是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撇开2009年的不算(仅2009年上半年美国就耗掉2万亿美元)，截至2008年美国的国债、企业债、州政府债金融与私人债之总额已是天文数字的57万亿美元，美国要单方撕毁这些债务并非不可能的事，而且可能是正在布置着的“大阴谋”。
前联储局主席葛林斯潘绝非平庸之辈，他对金融数据的把握极其敏锐，195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他于1957年即已测出。1996年葛林斯潘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漏了口风指出股市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但他并没有调升利率为股市降温。巴菲特于2005年要大家注意金融衍生产品才是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几乎于同期间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鲁比尼(Noriel Roubini)在一项研讨会上预告次级房贷(Sub-prime)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在场听众反应是先是静默，然后是哄堂大笑)；前财长包尔森(Paul Paulson)于2006年走告于大卫营度假的小布什，金融衍生产品泡沫即将爆破，奇怪的是白宫与美国财政部近500名经济专家皆置若罔闻，任由泡沫膨胀、破碎，这违背常理，因此愈显出事情的蹊跷。
破产保护
2008年，美国总债额57万亿，其增长速照过去的7%到8%计算，这与美国的GDP仅上涨3%根本不成比例。我们把息口拉低一些，即使美国的债务是以6%飙涨，在2051年(41年后)，美国总债额将达到令人震骇的621.5万亿。另一方面，美国的GDP如果以3%算，2051年仅仅臻达37万亿，这37万亿美元还不够还621.5亿债务的利息(6%计算利息是37.3万亿)，那时的美国将寻求破产保护，一甩手即摔掉百年累积下来的债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吗？有，但没有用，美国科技之先进，军事力量之强大足以震慑全球。解决的方案(比方说另出新货币)那是美国“说了算”的事，如果那时中日俄够强大，还可讨价还价。“美国做庄，中日俄做闲”的格局，今日已隐约可见。
2010年3月23日星期二
价格定锚与通货膨胀
价格定锚与通货膨胀
线装情结:
2010/03/10 3:18:41 PM
■温任平
就大马的情况来看，继米、糖、猪肉的价格上涨，政府如果调高油价与电费，不啻在通货膨胀的势头上火上加油——
彭亨关丹某咖啡店蛤蛋炒粉，每碟要价4令吉，新闻于新年前两周见报。我喜欢蛤蛋炒粿条加芽菜韭菜，就是不要腊肠片与那两只虾，这些年来我“追踪”蛤蛋炒粉的“定锚价”（anchoring price）：1989年我前来吉隆坡尊孔国中教书，每碟价钱1.80令吉，1990年农历新年，首都的炒粉档把价格推上去2令吉，元宵节过后，许多在春节期间短暂涨价的食物商品都调回原位，但蛤蛋粉却被“定锚”（anchored）在2令吉，不仅不往下调，而且逐年（或每隔2年）起个两、三角。2009每碟蛤蛋粉在3令吉到3.80令吉浮沉，离开吉隆坡偏远一些的郊区便宜些，市中心也没跨过3.80令吉的临界，把每碟蛤蛋粉定锚在4令吉是2010年正月的事。
价格继续往上攀升
消费人可以预期的是，蛤蛋炒粉在4令吉如果“定位”成功，价格会继续往上攀升。吉隆坡这地方很奇怪，即使消费人告知炒粉档司厨“免腊肠免虾”价格仍可保持不变，不像怡保的炒粉因佐料减少价钱跟着下调。一碟炒粉的本钱大约1令吉。从心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价格的决定是“任意的”（arbitrary），它的效应是其他粉档亦继之涨价，让价格吃定在4令吉，这便是造成“任意的连贯性”（arbitrary coherence）。在国家经济衰退，失业人口日增的今天，这种行径近乎趁火打劫。蛤蛋炒粉不是孤立的事例，从蔬果、鱼虾，到饮品、肉类的价格都以这种定锚法一级一级攀高。
根据伦敦经济学派的澳州籍经济学家菲立斯（A.W. Philips)的研究（他的菲立斯曲线与高斯曲线一样无人不晓）：当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自然下降，理由简单不过，失业使大众消费需求萎缩，各类商品在乏人问津之下，价格必然下调。今日大马的失业率高企，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者比比皆是，目前这种价格腾升，也即是经济学所谓的“通货膨胀”，岂非十分搞笑？读者只要把我上述文字重阅一遍，即不难领悟当前的通货膨胀蕴含许多的“人为性”（artificiality）。是商家在作怪，是炒家在搞鬼，当你以消费人身分向他们质询，他们会告诉你：“白糖每公斤涨了20仙，面包每个涨了30仙……你不知道的咩？”读者诸君可以不必理会这种“别人起价我也起价”的邪恶逻辑，笔者要读者留意的“定锚法”，价格是任意，却有“烙印”（imprint）的作用。往后我们面对4令吉或比以4令吉起始的蛤蛋炒粉，“任意连贯性”的效应使我们觉得价格虽然离谱一些，也还算“在情理中”，消费人的批判与维护自身权益的精神自动瓦解。
失控通膨后果可怕
但在失业率高涨，上班一族工作重担多了，薪酬却不涨的情况下，各行各业这种互相推抬物价的行为，必然造成钞票实质贬值，通货膨胀的后果就是货币贬值，但这种经济行为的“非理性” （irrationalily)不仅限于马来西亚，许多国家都如此，贬了值的钞票数目虽然多了，它的购买力却缩水了。50年前的一碟蛤蛋炒粉是4毛钱，2010年的今天售价4令吉。里根总统时期的联储局主席沃柯尔（Paul Volcker）在彭博通讯指出今日的1美元其购买力是1960年的15分。大家都能认同克鲁曼（Paul Krugman）的看法，适度的通货膨胀有拉高经济的效应，如野马般失控的通膨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克鲁曼就凯因斯理论作出补充，失业率高，经济不景，需求萎缩之际仍会出现通膨，是社会大众“对于通膨的预期”造成的，克鲁曼把这现象称为“自我应验的恐慌”（self-validating panic）。
就大马的情况来看，继米、糖、猪肉的价格上涨，政府如果调高油价与电费，不啻在通货膨胀的势头上火上加油。应对通膨，政府的干预或阻遏手段是提高银行利率，国行上周已宣布将隔夜政策利率上调0.25%e至2.25%之后，这对股市、楼市、汽车工业与要向银行借贷的大小企业都是个坏消息。至于银行存款会否如市场预期也加息0.25%或0.50%，接着消费人就会少吃几碟昂贵的蛤蛋炒粉，把节省下来的钱存放到银行去，那是连经济学家也调查不出来的田野案例（能调查出来相信会很有趣），我这个唯恐天下会乱的写作人当然也无从揣测。
线装情结:
2010/03/10 3:18:41 PM
■温任平
就大马的情况来看，继米、糖、猪肉的价格上涨，政府如果调高油价与电费，不啻在通货膨胀的势头上火上加油——
彭亨关丹某咖啡店蛤蛋炒粉，每碟要价4令吉，新闻于新年前两周见报。我喜欢蛤蛋炒粿条加芽菜韭菜，就是不要腊肠片与那两只虾，这些年来我“追踪”蛤蛋炒粉的“定锚价”（anchoring price）：1989年我前来吉隆坡尊孔国中教书，每碟价钱1.80令吉，1990年农历新年，首都的炒粉档把价格推上去2令吉，元宵节过后，许多在春节期间短暂涨价的食物商品都调回原位，但蛤蛋粉却被“定锚”（anchored）在2令吉，不仅不往下调，而且逐年（或每隔2年）起个两、三角。2009每碟蛤蛋粉在3令吉到3.80令吉浮沉，离开吉隆坡偏远一些的郊区便宜些，市中心也没跨过3.80令吉的临界，把每碟蛤蛋粉定锚在4令吉是2010年正月的事。
价格继续往上攀升
消费人可以预期的是，蛤蛋炒粉在4令吉如果“定位”成功，价格会继续往上攀升。吉隆坡这地方很奇怪，即使消费人告知炒粉档司厨“免腊肠免虾”价格仍可保持不变，不像怡保的炒粉因佐料减少价钱跟着下调。一碟炒粉的本钱大约1令吉。从心理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价格的决定是“任意的”（arbitrary），它的效应是其他粉档亦继之涨价，让价格吃定在4令吉，这便是造成“任意的连贯性”（arbitrary coherence）。在国家经济衰退，失业人口日增的今天，这种行径近乎趁火打劫。蛤蛋炒粉不是孤立的事例，从蔬果、鱼虾，到饮品、肉类的价格都以这种定锚法一级一级攀高。
根据伦敦经济学派的澳州籍经济学家菲立斯（A.W. Philips)的研究（他的菲立斯曲线与高斯曲线一样无人不晓）：当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自然下降，理由简单不过，失业使大众消费需求萎缩，各类商品在乏人问津之下，价格必然下调。今日大马的失业率高企，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者比比皆是，目前这种价格腾升，也即是经济学所谓的“通货膨胀”，岂非十分搞笑？读者只要把我上述文字重阅一遍，即不难领悟当前的通货膨胀蕴含许多的“人为性”（artificiality）。是商家在作怪，是炒家在搞鬼，当你以消费人身分向他们质询，他们会告诉你：“白糖每公斤涨了20仙，面包每个涨了30仙……你不知道的咩？”读者诸君可以不必理会这种“别人起价我也起价”的邪恶逻辑，笔者要读者留意的“定锚法”，价格是任意，却有“烙印”（imprint）的作用。往后我们面对4令吉或比以4令吉起始的蛤蛋炒粉，“任意连贯性”的效应使我们觉得价格虽然离谱一些，也还算“在情理中”，消费人的批判与维护自身权益的精神自动瓦解。
失控通膨后果可怕
但在失业率高涨，上班一族工作重担多了，薪酬却不涨的情况下，各行各业这种互相推抬物价的行为，必然造成钞票实质贬值，通货膨胀的后果就是货币贬值，但这种经济行为的“非理性” （irrationalily)不仅限于马来西亚，许多国家都如此，贬了值的钞票数目虽然多了，它的购买力却缩水了。50年前的一碟蛤蛋炒粉是4毛钱，2010年的今天售价4令吉。里根总统时期的联储局主席沃柯尔（Paul Volcker）在彭博通讯指出今日的1美元其购买力是1960年的15分。大家都能认同克鲁曼（Paul Krugman）的看法，适度的通货膨胀有拉高经济的效应，如野马般失控的通膨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克鲁曼就凯因斯理论作出补充，失业率高，经济不景，需求萎缩之际仍会出现通膨，是社会大众“对于通膨的预期”造成的，克鲁曼把这现象称为“自我应验的恐慌”（self-validating panic）。
就大马的情况来看，继米、糖、猪肉的价格上涨，政府如果调高油价与电费，不啻在通货膨胀的势头上火上加油。应对通膨，政府的干预或阻遏手段是提高银行利率，国行上周已宣布将隔夜政策利率上调0.25%e至2.25%之后，这对股市、楼市、汽车工业与要向银行借贷的大小企业都是个坏消息。至于银行存款会否如市场预期也加息0.25%或0.50%，接着消费人就会少吃几碟昂贵的蛤蛋炒粉，把节省下来的钱存放到银行去，那是连经济学家也调查不出来的田野案例（能调查出来相信会很有趣），我这个唯恐天下会乱的写作人当然也无从揣测。
2010年3月3日星期三
锦口绣心的余光中
锦口绣心的余光中
线装情结: 2008/10/29
●温任平
余光中是第一位前来大马发表公开演说的台湾作家，当时我动员了天狼星诗社的人力、文协的资源，余光中在吉隆坡三春礼堂的那场讲座果如我所料爆个满堂红——。
我在60年代初念高中时初读余光中的诗集《钟乳石》，那部诗集的格调洋化，对当时的我没产生什么文学冲击。60年代中叶，我向香港的文艺书屋邮购文星丛刊，因而有机会陆续读到余先生的其他著作。我被《莲的联想》所迷，那种以现代语言表现出来的中国古典芬芳与情韵，开了我的眼界。
读着《莲的联想》，我向文艺书屋邮购的《左手的缪思》、《掌上雨》、《逍遥游》也先后寄抵。余光中于中英文学的知识，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不必赘述。我特别留意余先生与言曦、陈绍鹏、洛夫、张默诸人有关现代诗的论辩文字。我不知道批判现代诗反传统的保守派读了《莲的联想》有什么感想，因为诗人是以充满中国性的传统意象“莲”，写出一卷诗，它既不是“一连串的噪音”，也不是“一些怪诞的谜语”。
成了两面受敌
在同一期间，蓝星诗社的覃子豪也与苏雪林教授辩争有关现代诗的问题，但他们的文章尽在法国的象征主义上来回过招，缺乏对整体性现代主义的宏观把握。余光中能评鉴现代画，对现代音乐及现代艺术的掌握比覃子豪全面许多。余光中的矛头一方面对外，抵御文学守旧派的批评，一方面对内，就现代诗的走向虚无艰涩亦撰文力谏，这使他成了两面受敌的“文学暴风中心”。加上他又力倡现代散文的创作，提出论见，以作品实践他提出的理念，更令人侧目。他于诗与散文的评论，文笔犀利锋锐、调侃讽刺都直中要害。我在60年代末与瑞安组织天狼星诗社，即把余光中的诗、散文、评论，叶维廉的小说评论《现象•经验•表现》与《叶珊散文集》大力推荐给诗社同仁。
我大概是在70年开始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海外专栏>发表文稿，当时的<人间>副刊主编是高信疆兄，通过他，我与龙族诗社的林焕彰、陈芳明、景翔建立了友谊。1973年11月中旬我应邀赴台北圆山大饭店出席“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期间通过信疆兄的穿针引线，与龙族诗社同仁会聚，赴武昌街拜会诗人周梦蝶，并且前去洛夫、余光中家中作客。那时余府的5位女生年纪还小，菜肴是余太太亲自下厨做的。我与瑞安、清啸参观了余光中作息的书房，蒙他转赠方旗的两部诗集《哀歌二三》与《端午》。方旗印书三百册赠友，他的诗另创形式，令人“惊艳”，后来成了天狼星诗社入室弟子的必读书。
1972年，我在彭亨直凉华侨中学当副校长，写成长论《诗的音乐性及其局限》，发表于台湾的《纯文学》月刊，香港的《纯文学》又再刊载，余光中来信表示欣赏。他当时是国立政治大学英文系系主任，他来函邀我考虑赴台在他的系里当讲师。这邀请使我既感动又惭愧。后来我在《幼狮文艺》与台大外文系出版的《中外文学》月刊发表诗作，余先生也常来信品评，最能搔到痒处。
扮演披荆斩棘角色
说句衷心话，我在马华文坛大力推广现代文学，余先生虽然没写过半句拨风点火的话，但我已铁了心肠要扮演余先生30多岁时在台湾文坛扮演的披荆斩棘的角色。这绝非意气用事，偶像崇拜，或被所谓“文化收编”。余光中的诗脍炙人口的不少，他的散文风格尤其前卫(Avant Garde)。余光中的文学语言千锤百炼，开阖自如，词汇丰富极具创意，阳刚、雄奇兼而有之，不让东坡专美于前。他的散文像《地图》、《望乡的牧神》、《蒲公英的岁月》、《登楼赋》、《听听那冷雨》……文字节奏恰如其份地衬出外在气候与作者的内心感受，实验意图强烈，为白话散文创造了新的可能，开拓了新天地。除了自传式抒情散文，他的幽默小品往往令读者绝倒，笔触之老辣迂回只有林语堂、钱钟书两位名宿可与之媲美。
1982年我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语言文学组主任，第一个专案便是邀余光中来马演讲，这项建议获得当时的文协总会长拿督黄昆福医生的支持，在理事会上通过。余光中是第一位前来大马发表公开演说的台湾作家，与60年代郭良蕙来马访友聚会，性质不一样。
文章好口才佳
我动员了天狼星诗社的人力、文协的资源，余光中在吉隆坡三春礼堂的那场讲座果如我所料爆个满堂红。我还搞了一个迷你现代诗发表会，由程可欣、程慧贤姐妹以六弦琴伴奏献唱现代诗，主轴曲是余光中的诗作《风铃》，可欣谱曲。我与音乐家陈徽崇配合，由他的弟子陈强喜、叶莉蓉诸人一起演唱现代诗，予当场听众听觉的惊喜。余光中与国内的声乐家邱淑明均频频赞好。那是1982年的8月或9月吧，余光中在偌大的三春礼堂谈现代诗，声音抑扬缭绕，至今犹记。他是那种锦口绣心的艺术家，文章写得好，口才亦佳，他的华语吐字遣词拿捏甚准，声调悦耳，语多幽默。那真是一场文学的视听飨宴。
这之后台湾、香港作家、诗人陆续受到不同文教团体邀请前来大马演说，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学互动、文化交流渐趋频仍，余光中亦曾数度受邀来马，大家就是爱听他谈文说艺。1982年余光中54岁，我与他相聚、一起吃饭，聊天之际问及他的写作计划。他说他的诗才可能在60岁用尽，难以为继，语气带点伤感无奈。但岁月待余光中不薄，他离港返台之后，作品源源不绝，写诗比写散文更勤快有劲。余光中经常提起的诗人像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奥登(W.H.Auden)、叶慈(W.B. Yeats)，他们3位都是那种老而弥坚，作品愈写愈精纯的诗人。听说80岁的余先生即将莅临大马演讲，谨缀短文如上为他鼓掌。
线装情结: 2008/10/29
●温任平
余光中是第一位前来大马发表公开演说的台湾作家，当时我动员了天狼星诗社的人力、文协的资源，余光中在吉隆坡三春礼堂的那场讲座果如我所料爆个满堂红——。
我在60年代初念高中时初读余光中的诗集《钟乳石》，那部诗集的格调洋化，对当时的我没产生什么文学冲击。60年代中叶，我向香港的文艺书屋邮购文星丛刊，因而有机会陆续读到余先生的其他著作。我被《莲的联想》所迷，那种以现代语言表现出来的中国古典芬芳与情韵，开了我的眼界。
读着《莲的联想》，我向文艺书屋邮购的《左手的缪思》、《掌上雨》、《逍遥游》也先后寄抵。余光中于中英文学的知识，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不必赘述。我特别留意余先生与言曦、陈绍鹏、洛夫、张默诸人有关现代诗的论辩文字。我不知道批判现代诗反传统的保守派读了《莲的联想》有什么感想，因为诗人是以充满中国性的传统意象“莲”，写出一卷诗，它既不是“一连串的噪音”，也不是“一些怪诞的谜语”。
成了两面受敌
在同一期间，蓝星诗社的覃子豪也与苏雪林教授辩争有关现代诗的问题，但他们的文章尽在法国的象征主义上来回过招，缺乏对整体性现代主义的宏观把握。余光中能评鉴现代画，对现代音乐及现代艺术的掌握比覃子豪全面许多。余光中的矛头一方面对外，抵御文学守旧派的批评，一方面对内，就现代诗的走向虚无艰涩亦撰文力谏，这使他成了两面受敌的“文学暴风中心”。加上他又力倡现代散文的创作，提出论见，以作品实践他提出的理念，更令人侧目。他于诗与散文的评论，文笔犀利锋锐、调侃讽刺都直中要害。我在60年代末与瑞安组织天狼星诗社，即把余光中的诗、散文、评论，叶维廉的小说评论《现象•经验•表现》与《叶珊散文集》大力推荐给诗社同仁。
我大概是在70年开始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海外专栏>发表文稿，当时的<人间>副刊主编是高信疆兄，通过他，我与龙族诗社的林焕彰、陈芳明、景翔建立了友谊。1973年11月中旬我应邀赴台北圆山大饭店出席“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期间通过信疆兄的穿针引线，与龙族诗社同仁会聚，赴武昌街拜会诗人周梦蝶，并且前去洛夫、余光中家中作客。那时余府的5位女生年纪还小，菜肴是余太太亲自下厨做的。我与瑞安、清啸参观了余光中作息的书房，蒙他转赠方旗的两部诗集《哀歌二三》与《端午》。方旗印书三百册赠友，他的诗另创形式，令人“惊艳”，后来成了天狼星诗社入室弟子的必读书。
1972年，我在彭亨直凉华侨中学当副校长，写成长论《诗的音乐性及其局限》，发表于台湾的《纯文学》月刊，香港的《纯文学》又再刊载，余光中来信表示欣赏。他当时是国立政治大学英文系系主任，他来函邀我考虑赴台在他的系里当讲师。这邀请使我既感动又惭愧。后来我在《幼狮文艺》与台大外文系出版的《中外文学》月刊发表诗作，余先生也常来信品评，最能搔到痒处。
扮演披荆斩棘角色
说句衷心话，我在马华文坛大力推广现代文学，余先生虽然没写过半句拨风点火的话，但我已铁了心肠要扮演余先生30多岁时在台湾文坛扮演的披荆斩棘的角色。这绝非意气用事，偶像崇拜，或被所谓“文化收编”。余光中的诗脍炙人口的不少，他的散文风格尤其前卫(Avant Garde)。余光中的文学语言千锤百炼，开阖自如，词汇丰富极具创意，阳刚、雄奇兼而有之，不让东坡专美于前。他的散文像《地图》、《望乡的牧神》、《蒲公英的岁月》、《登楼赋》、《听听那冷雨》……文字节奏恰如其份地衬出外在气候与作者的内心感受，实验意图强烈，为白话散文创造了新的可能，开拓了新天地。除了自传式抒情散文，他的幽默小品往往令读者绝倒，笔触之老辣迂回只有林语堂、钱钟书两位名宿可与之媲美。
1982年我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语言文学组主任，第一个专案便是邀余光中来马演讲，这项建议获得当时的文协总会长拿督黄昆福医生的支持，在理事会上通过。余光中是第一位前来大马发表公开演说的台湾作家，与60年代郭良蕙来马访友聚会，性质不一样。
文章好口才佳
我动员了天狼星诗社的人力、文协的资源，余光中在吉隆坡三春礼堂的那场讲座果如我所料爆个满堂红。我还搞了一个迷你现代诗发表会，由程可欣、程慧贤姐妹以六弦琴伴奏献唱现代诗，主轴曲是余光中的诗作《风铃》，可欣谱曲。我与音乐家陈徽崇配合，由他的弟子陈强喜、叶莉蓉诸人一起演唱现代诗，予当场听众听觉的惊喜。余光中与国内的声乐家邱淑明均频频赞好。那是1982年的8月或9月吧，余光中在偌大的三春礼堂谈现代诗，声音抑扬缭绕，至今犹记。他是那种锦口绣心的艺术家，文章写得好，口才亦佳，他的华语吐字遣词拿捏甚准，声调悦耳，语多幽默。那真是一场文学的视听飨宴。
这之后台湾、香港作家、诗人陆续受到不同文教团体邀请前来大马演说，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学互动、文化交流渐趋频仍，余光中亦曾数度受邀来马，大家就是爱听他谈文说艺。1982年余光中54岁，我与他相聚、一起吃饭，聊天之际问及他的写作计划。他说他的诗才可能在60岁用尽，难以为继，语气带点伤感无奈。但岁月待余光中不薄，他离港返台之后，作品源源不绝，写诗比写散文更勤快有劲。余光中经常提起的诗人像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奥登(W.H.Auden)、叶慈(W.B. Yeats)，他们3位都是那种老而弥坚，作品愈写愈精纯的诗人。听说80岁的余先生即将莅临大马演讲，谨缀短文如上为他鼓掌。
施与受 良性互动
施与受 良性互动
线装情结: 2010/03/03 2:50:04 PM
■温任平
我的上衣口袋里放着红包，去到商店、咖啡厅、药材店或其他场所，只要碰上口舌伶俐的男女员工向我道贺：“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我就把红包递过去。这种良性互动的感觉真好，我会奢侈吗？这样做会浪费吗——。
过年期间，我会做些别人心目中的傻事。我经常在外头的饭馆餐厅吃饭，有些外劳(不分男女)态度友善，服务素质良好，我会在春节期间找机会递个红包给他们。那些平日态度冷漠的，我就省下不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求的正是“良性互动”，一个餐厅里有6个外籍侍应生，我只给其中两人，因为那两人工作认真，友善亲切，我觉得际此新春佳节给他们一点回报，有何不妥？当然我也得照顾到其他4名侍应生的感受。我会在摆置碗碟、菜肴上桌、倒茶加冰，场面紊乱的一刻，把红包塞给要给的对象。
与别人分享快乐
住宅的保安人员、清洁工人，我每人都派一个，还附上两粒年柑。我的上衣口袋里放着10个红包封，去到商店、咖啡厅、药材店或其他场所，只要碰上口舌伶俐的男女员工向我道贺：“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我就把红包封递过去。这种良性互动的感觉真好，我会奢侈吗？这样做会浪费吗？我想到的是自己快乐，也让自己喜欢的人分享到一点快乐。我的红包里头只有5令吉，哪谈得上奢侈？替我洗车的印度小伙子，我给他一个10令吉红包加上一罐年饼与两粒年柑，他开心到连掉了两只门牙的嘴都合不拢来。整个春节这种“额外开销”要花许多钱吗？100令吉到150令吉足矣，这样做其实也是在协助首相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计划的实现，种族和谐，欢乐同庆。
虎年我写了篇《虎年与肖虎者评议》，发表于本栏，自己却因为虎年肉食太多，咬嚼频密造成大牙疼痛、发炎，我在初六那天被迫看牙医，服食4种药，包括消炎止痛药两种，抗生素两钟。先母能背《增广贤文》，她经常对我与秀芳、瑞安说：“渴时一点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
我平时吃得简便，大吃大喝一周下来居然胃胀风，整个肚子凸起来，上厕不成，连屁也少放，“美食”真的是那么享受吗？
感官享受会麻木
我不是喀尔文教徒，喀尔文教徒认为工作是“天职”(calling)，因此勤奋认真，节俭自律，理财有道，绝少花费，这种工具理性是美国早年立国的新教伦理，是“美国精神”的具现。近读经济论著，发觉“边际效用递减”这项入门定律，十分有道理。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是中六生念经济第一个学期便碰上的课题，但对这课题，西方古哲伊比鸠鲁很早就提出过，伊比鸠鲁认为人要懂得节制，纵情享乐的人，到头来什么山珍海味，声色犬马对当事人都会变得兴味索然，感官享受会麻木，因此感官要求的刺激度会愈来愈大(瘾君子都有这种经验)，经济学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边际效用递减”。伊比鸠鲁提醒我们不可耽于享受，甚至放弃享受，是为了提升享受的浓度、深度。对于一个在沙漠多日无水可喝的人而言，几口矿泉水的享受宛似甘霖(先母讲的话真有道理)，对于一个满肚子都是啤酒胀闷欲呕的人而言，你再倒酒给他，有何意义？其他的物质享用亦可作如是观。偶然出席一两次舞会，华服美饰，还真过瘾，如果每天都有派对，那可真会累死。对比尔盖茨或巴菲特等大富翁，在六星级的酒店寝室里挂上梵谷或毕加索的真迹名画，能对他们的睡眠品质改善多少？
我在本栏写过《换位思考》，身为平民的你会觉得能与迪拜某王子打3个小时的高尔夫球，必须携带摄影师前去拍照留念，因为那太有纪念价值了。换个位置，那位阿酋联王子一个星期总有5天要和各国名人富豪在打高尔夫，他会觉得与你的高尔夫球赛意义重大吗？你还在中东漫游，还没回到马来西亚，王子可能已经连你与你的名字都忘掉了。
欲望会愈来愈大
人的胃口（物欲、金钱）会愈来愈大，如果我今年派的红包内附10令吉，明年兔年我仅给5令吉，收到的人就会觉得“内容”缩水了，收到红包也不会高兴，说不定还有一点怨懑。还有人有非常可怕的惯性，想想你每天都封红包给家里的佣人，那会造成怎样的“局面”？每天大吃大喝都会把肚子吃坏，你每天都“打赏”佣人，你会把他们惯坏。只要你手头稍稍拮据，有三、五天不给赏钱，你的府邸大小都觉得你“薄待”他们甚至心生愤怼。
教育孩童亦如此，只是“惯坏”在这儿成了“宠坏”。赏罚分明才是中庸之道。《圣经》有载：“施比受幸福”。能施者必为“有余者”，“受者”则多为匮缺或贫乏的个人或群体。撇开宗教的意理，我还是要强调施与受的良性互动，原来能施、愿意施(施舍、布施)那种感觉并不是在你身上刮下一小片肉，而是心里顿然充满一种难以言之的喜悦之情。如果你没试过，来年(兔年)不妨试试。用一句用滥的广告词：“那种感觉真好！”
线装情结: 2010/03/03 2:50:04 PM
■温任平
我的上衣口袋里放着红包，去到商店、咖啡厅、药材店或其他场所，只要碰上口舌伶俐的男女员工向我道贺：“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我就把红包递过去。这种良性互动的感觉真好，我会奢侈吗？这样做会浪费吗——。
过年期间，我会做些别人心目中的傻事。我经常在外头的饭馆餐厅吃饭，有些外劳(不分男女)态度友善，服务素质良好，我会在春节期间找机会递个红包给他们。那些平日态度冷漠的，我就省下不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求的正是“良性互动”，一个餐厅里有6个外籍侍应生，我只给其中两人，因为那两人工作认真，友善亲切，我觉得际此新春佳节给他们一点回报，有何不妥？当然我也得照顾到其他4名侍应生的感受。我会在摆置碗碟、菜肴上桌、倒茶加冰，场面紊乱的一刻，把红包塞给要给的对象。
与别人分享快乐
住宅的保安人员、清洁工人，我每人都派一个，还附上两粒年柑。我的上衣口袋里放着10个红包封，去到商店、咖啡厅、药材店或其他场所，只要碰上口舌伶俐的男女员工向我道贺：“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我就把红包封递过去。这种良性互动的感觉真好，我会奢侈吗？这样做会浪费吗？我想到的是自己快乐，也让自己喜欢的人分享到一点快乐。我的红包里头只有5令吉，哪谈得上奢侈？替我洗车的印度小伙子，我给他一个10令吉红包加上一罐年饼与两粒年柑，他开心到连掉了两只门牙的嘴都合不拢来。整个春节这种“额外开销”要花许多钱吗？100令吉到150令吉足矣，这样做其实也是在协助首相纳吉提出的“一个马来西亚”计划的实现，种族和谐，欢乐同庆。
虎年我写了篇《虎年与肖虎者评议》，发表于本栏，自己却因为虎年肉食太多，咬嚼频密造成大牙疼痛、发炎，我在初六那天被迫看牙医，服食4种药，包括消炎止痛药两种，抗生素两钟。先母能背《增广贤文》，她经常对我与秀芳、瑞安说：“渴时一点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
我平时吃得简便，大吃大喝一周下来居然胃胀风，整个肚子凸起来，上厕不成，连屁也少放，“美食”真的是那么享受吗？
感官享受会麻木
我不是喀尔文教徒，喀尔文教徒认为工作是“天职”(calling)，因此勤奋认真，节俭自律，理财有道，绝少花费，这种工具理性是美国早年立国的新教伦理，是“美国精神”的具现。近读经济论著，发觉“边际效用递减”这项入门定律，十分有道理。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是中六生念经济第一个学期便碰上的课题，但对这课题，西方古哲伊比鸠鲁很早就提出过，伊比鸠鲁认为人要懂得节制，纵情享乐的人，到头来什么山珍海味，声色犬马对当事人都会变得兴味索然，感官享受会麻木，因此感官要求的刺激度会愈来愈大(瘾君子都有这种经验)，经济学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边际效用递减”。伊比鸠鲁提醒我们不可耽于享受，甚至放弃享受，是为了提升享受的浓度、深度。对于一个在沙漠多日无水可喝的人而言，几口矿泉水的享受宛似甘霖(先母讲的话真有道理)，对于一个满肚子都是啤酒胀闷欲呕的人而言，你再倒酒给他，有何意义？其他的物质享用亦可作如是观。偶然出席一两次舞会，华服美饰，还真过瘾，如果每天都有派对，那可真会累死。对比尔盖茨或巴菲特等大富翁，在六星级的酒店寝室里挂上梵谷或毕加索的真迹名画，能对他们的睡眠品质改善多少？
我在本栏写过《换位思考》，身为平民的你会觉得能与迪拜某王子打3个小时的高尔夫球，必须携带摄影师前去拍照留念，因为那太有纪念价值了。换个位置，那位阿酋联王子一个星期总有5天要和各国名人富豪在打高尔夫，他会觉得与你的高尔夫球赛意义重大吗？你还在中东漫游，还没回到马来西亚，王子可能已经连你与你的名字都忘掉了。
欲望会愈来愈大
人的胃口（物欲、金钱）会愈来愈大，如果我今年派的红包内附10令吉，明年兔年我仅给5令吉，收到的人就会觉得“内容”缩水了，收到红包也不会高兴，说不定还有一点怨懑。还有人有非常可怕的惯性，想想你每天都封红包给家里的佣人，那会造成怎样的“局面”？每天大吃大喝都会把肚子吃坏，你每天都“打赏”佣人，你会把他们惯坏。只要你手头稍稍拮据，有三、五天不给赏钱，你的府邸大小都觉得你“薄待”他们甚至心生愤怼。
教育孩童亦如此，只是“惯坏”在这儿成了“宠坏”。赏罚分明才是中庸之道。《圣经》有载：“施比受幸福”。能施者必为“有余者”，“受者”则多为匮缺或贫乏的个人或群体。撇开宗教的意理，我还是要强调施与受的良性互动，原来能施、愿意施(施舍、布施)那种感觉并不是在你身上刮下一小片肉，而是心里顿然充满一种难以言之的喜悦之情。如果你没试过，来年(兔年)不妨试试。用一句用滥的广告词：“那种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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