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装情结:
挫折 是生命常态 2008/03/10温任平
生命甚苦，梁任公常谓“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诚哉斯言！当人碰上不如意、不顺心的遭遇，感觉自然苦涩。如果挫折、打击接踵而至，那可真是苦不堪言，或“哑子吃黄连，有苦自己知”。
其实生命的历程，苦多甜少，而且甜酸苦辣，五味俱全，抑且五味杂陈。当事人表面上尝了甜头(比方说从主任擢升为副经理)，事实上却工作多了，责任重了，压力也大了，每个月加的那点薪水还不够买止头痛片。升职是糖衣，工作负担是糖衣里头的苦药。生命里有些事或遭遇令当事人哭笑不得，连甜酸苦辣也分不出来，这不仅是达官显要才会碰上的荒谬情境，市井小民一样也会碰上，虽然层次不尽相同。
洪兰教授说得对：“挫折是常态，顺利才意外”。我今天驾车到外面咖啡座写文章，在购物中心绕了3个大圈才找到泊车位，第一次是车子冲过去了才发觉后面有空档，要退车已来不及了；第二趟是前面的车比我快了一步，捷足先登；最恼人的是第三次，车位是我先看到的，我拧亮了警示灯，却给对面的一辆车呼啸的一声横冲过来硬硬抢掉。我本想下车与对方理论，后来想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我只好再兜个圈才在离购物中心较远外的地方为自己的车子找到“栖身之所”。为了争夺泊车位，从口角争执演变成肢体暴力的事件，是城市大小角落每天都可能发生的事。还是用点人生小智慧，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化解可能的冲突。
你看，我只是出来写作，想找个地方泊车，都那么不顺利，还遇上3次挫折，当我们面对更大的事业或财务抉择，情况又怎可能一帆风顺？“一帆风顺”是自欺欺人的话，奋斗过程的艰苦风险，当事人不愿为人外人详述而已。
弱肉强食法则
人类是生物，生物界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只蚂蚁或一队蚂蚁出外觅食，捧着一小片一小片蛋糕回窝，给人发现了，用蚊油喷洒便死得一干二净。从树桠的蝉到螳螂到黄雀都可能是另一生物盯紧的猎物。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成了别人的猎物，加强防卫能力，甚至要像变色龙那样变成草绿色与植物枝干叶片混淆在一起，尽可能掩饰躲藏，以免成了别人丰富的餐点。
尽量安排自己生活顺遂些，挫折少些，是人之常情。不要夜归，11时应该回家休息，午夜是猎人在酒吧、卡拉OK、夜总会及其他风月场所寻找猎物的时间。“正常人”11时应该回到家中，你不必马上就寝，可以看电视，听点新闻，洗个澡，翻翻书才就寝。家，永远是个安全港，安乐窝。
面对学业或工作，把要准备好的准备好，敬业乐业，可以无愧于心，大抵上不致犯上什么大错，无心之失，总是难免，最好的学生有时也会看错或误读考试题目，最好的雇员偶尔也会“撞板”，被上司训斥。我们就把这些打击视作生命的常态吧。无心之失，也就无愧于心。认错、道歉，上司总可以谅解。主任或经理他们就不会犯错吗？莎士比亚说；To err is human(人都免不了犯错)。
美国有一种小袋鼠(Kangaroo rat)，它们在外觅食，如果嗉囊装得又满又涨，里头多是热量低、营养较低的食物，因为热量低，必须装够一大囊才够一天消耗。如果嗉囊没撑得那么满，那么小袋鼠找到的多半是种子类的高蛋白食物。这些小袋鼠绝对不敢在旷野或草丛中吐出来享用，更不敢玩耍游乐，它们找够食物后会找个安全的窝洞，一边食用一边留意周遭的动静。小袋鼠的脑非常之小，只有一粒黄豆那么大，它们都知道生命充满危险与变数，小心翼翼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并且尽可能做好防卫措施。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怎么那么愚笨，让自己暴露在各种风险前？男的炫财、好色、爱斗(写到这里我想到飙车一族)；女的衣着性感，行为言谈充满挑逗性(当事人可能以为这是征服男性的软力量)，这都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灾祸苦难。
2008年3月31日星期一
一句谢谢无限温馨
- 商余 -
线装情结:
一句谢谢无限温馨 2008/03/31温任平
每天都生活在破碎的语言情境里，这种感觉使我很累。我不仅在文字上追求精致化，在日常遣词用字亦力求雅驯。我们都是文明人，都受过人文的洗礼，我们不是腓力斯汀人，我们没有理由每天睁眼起床之际，即用暴力语言问候这个世界，问候家人。
童稚时期，母亲经常提醒我见到长辈“要懂得叫人”，所谓懂得“叫人”即是要晓得称呼别人，向人打个礼貌的招呼的意思。比自己年纪大的应该叫“亚叔”“亚伯”“亚婶”，同辈但年龄比自己稍长的宜以“X哥”、“X姐”称呼。母亲还特别告诫我：别人招呼或主动与自己攀谈，不瞅不睬，“那会折福”。母亲特别强调即使对方年纪比自己小，辈分比自己低、职位比自己低下，亦不可听若罔闻，不屑理会，妈妈的那句话：“这会折福，即使我很讨厌这个人，这个人向我打招呼，我仍会回应他。”
佛陀提出四摄事：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的生活修行法，这种修行可让自己平安自得，广结善缘。布施不一定是钱财施舍。财布施只是一种方便，随时随地协助人，扶掖人，教导人便是布施。童子军日行一善，果能做到，那是长期的布施，福报累积。爱语是婉言，别人成功，衷心赞美；别人面对打击，诚恳地开解、安慰对方；别人做错了事，批评温和些，正如证严法师所言：“理直气壮何如理直气和”。平日与人交谈，语气婉转柔和（这一代的人为数不少对话仿似火星撞地球似的，一点教养也没有）。悦耳的对话有助于互相尊重，乃良好沟通之道。
予人方便自己方便
至于“利行”是尽量予人方便，恒顺众生。有一句老生常谈，“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善与恶的能量有“回向效应”(echoing effects)，你对人好，肯方便别人，在正常情况下，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你得到的是正面的回报。何谓“同事”，“同事”是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立场想问题，考虑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对方，能为对方设想自然就可宽容接纳对方。
人与人之间真正来到“言语道绝”的境地，也真是够悲哀的了。禅者了解语言的局限，重视一刻或一刹那的顿悟，但这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或不发一言，拈花微笑的境界绝不是两个板着脸孔，互不瞅睬的人追求的精神层次。从两个人到许多人，许多的人也就是“群众”(Mass)彼此不能交谈，无从沟通，他们其实是一群“漂泊的心灵”(homeless mind)， 一座座隔绝的疏离的孤岛。每天我走在喧哗的人群中，周遭充斥着不同分贝的语音，与语音碎落在空间与地面的回响，人们不再用“如果方便的话”，“假如您认为……”，而是“我觉得……”“我要……”，无视他人的自我中心表述。“你去死啦”、“X家铲”、“你盲的吗？……”还有夹杂着大量Q与L的脏话，像古代武侠小说所描绘的暗器，在茶肆、食馆、酒楼、报摊、水果店飞佈，你掷过来我扔过去。听的人心里都在淌血，因为都中了招，都受了伤。我们活在文明的社会里，却用一种粗暴蛮恶的方式来对待周边的亲人、熟人与陌生人。
令人吃惊的是，人们连起码的感恩语言“谢谢”都懒得说。既然感恩便要勇于表达，把话说出来。过马路时差点滑倒，别人扶了自己一把，下雨受困陌生人愿意与你共用一把雨伞走到对街去，购买蔬菜小贩送了一束葱给自己，“受者”都该说声谢谢。别人让你先走进电梯，那是礼貌，回报对方一声谢谢以表感激之情，那是很自然的事。一句谢谢，一声感激，里头有许多温馨。可惜许多人都把别人释放的善意视为理所当然，连开口略表谢也都免了。为什么文明的进展会来到这样的阶段，这样的层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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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谢谢无限温馨 2008/03/31温任平
每天都生活在破碎的语言情境里，这种感觉使我很累。我不仅在文字上追求精致化，在日常遣词用字亦力求雅驯。我们都是文明人，都受过人文的洗礼，我们不是腓力斯汀人，我们没有理由每天睁眼起床之际，即用暴力语言问候这个世界，问候家人。
童稚时期，母亲经常提醒我见到长辈“要懂得叫人”，所谓懂得“叫人”即是要晓得称呼别人，向人打个礼貌的招呼的意思。比自己年纪大的应该叫“亚叔”“亚伯”“亚婶”，同辈但年龄比自己稍长的宜以“X哥”、“X姐”称呼。母亲还特别告诫我：别人招呼或主动与自己攀谈，不瞅不睬，“那会折福”。母亲特别强调即使对方年纪比自己小，辈分比自己低、职位比自己低下，亦不可听若罔闻，不屑理会，妈妈的那句话：“这会折福，即使我很讨厌这个人，这个人向我打招呼，我仍会回应他。”
佛陀提出四摄事：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的生活修行法，这种修行可让自己平安自得，广结善缘。布施不一定是钱财施舍。财布施只是一种方便，随时随地协助人，扶掖人，教导人便是布施。童子军日行一善，果能做到，那是长期的布施，福报累积。爱语是婉言，别人成功，衷心赞美；别人面对打击，诚恳地开解、安慰对方；别人做错了事，批评温和些，正如证严法师所言：“理直气壮何如理直气和”。平日与人交谈，语气婉转柔和（这一代的人为数不少对话仿似火星撞地球似的，一点教养也没有）。悦耳的对话有助于互相尊重，乃良好沟通之道。
予人方便自己方便
至于“利行”是尽量予人方便，恒顺众生。有一句老生常谈，“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善与恶的能量有“回向效应”(echoing effects)，你对人好，肯方便别人，在正常情况下，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你得到的是正面的回报。何谓“同事”，“同事”是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立场想问题，考虑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对方，能为对方设想自然就可宽容接纳对方。
人与人之间真正来到“言语道绝”的境地，也真是够悲哀的了。禅者了解语言的局限，重视一刻或一刹那的顿悟，但这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或不发一言，拈花微笑的境界绝不是两个板着脸孔，互不瞅睬的人追求的精神层次。从两个人到许多人，许多的人也就是“群众”(Mass)彼此不能交谈，无从沟通，他们其实是一群“漂泊的心灵”(homeless mind)， 一座座隔绝的疏离的孤岛。每天我走在喧哗的人群中，周遭充斥着不同分贝的语音，与语音碎落在空间与地面的回响，人们不再用“如果方便的话”，“假如您认为……”，而是“我觉得……”“我要……”，无视他人的自我中心表述。“你去死啦”、“X家铲”、“你盲的吗？……”还有夹杂着大量Q与L的脏话，像古代武侠小说所描绘的暗器，在茶肆、食馆、酒楼、报摊、水果店飞佈，你掷过来我扔过去。听的人心里都在淌血，因为都中了招，都受了伤。我们活在文明的社会里，却用一种粗暴蛮恶的方式来对待周边的亲人、熟人与陌生人。
令人吃惊的是，人们连起码的感恩语言“谢谢”都懒得说。既然感恩便要勇于表达，把话说出来。过马路时差点滑倒，别人扶了自己一把，下雨受困陌生人愿意与你共用一把雨伞走到对街去，购买蔬菜小贩送了一束葱给自己，“受者”都该说声谢谢。别人让你先走进电梯，那是礼貌，回报对方一声谢谢以表感激之情，那是很自然的事。一句谢谢，一声感激，里头有许多温馨。可惜许多人都把别人释放的善意视为理所当然，连开口略表谢也都免了。为什么文明的进展会来到这样的阶段，这样的层次呢？
儒家理想與馬列主義
儒家理想與馬列主義
溫任平
2008-02-25 13:10
中國儒學研究，個別來看，有非同凡響的成果。北京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彭永捷、西安交通大學的陳學凱、中國科技大學的陳雲林諸人學植深厚，這可以從他們主持《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的分場會議，在Q & A提問交流時間看出端倪。他們引經據典，如數家珍，令我這個搞了大半輩子文學、半路出家學儒的人大開眼界。他們在對話之際引用經典章句，用意不在炫耀知識，而是在面對議題自然的發揮、印證與舖敘。
整體而言，中國當前的儒學研究有它的誤區，最明顯的莫過於蔣慶、康曉光諸人復辟式的“獨尊儒學”。蔣慶提出儒學復興須遵循幾條路線：上行路線是以堯舜孔孟之道為中國立國之本，恢復古代儒教的“王官學”地位，建立儒教憲政，重建新的科舉制度，推廣經典教育於黨政各部，從政者必須通過四書五經的考試才能做官，小學生中學生都須讀經；下行路線是在民間建立儒教社團法人，成立儒教、儒學協會，以社團組織方式活化孔孟思想，儒者設計國家重大禮儀，享有諸如代表國家舉行重大祭典等特權。蔣先生明確指出：“有馬統則不能有儒統，有儒統則不能有馬統，二者不可兼得”。蔣慶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具備普遍真理性，是異族思想文化的“入侵”。
康曉光則提“仁政”，主張中國政權儒化，認為西方民主並不適合中國的體質，而孔孟之道宜乎替代馬列主義。康先生主張儒化應該雙管齊下，在上層儒化共產黨，讓共產黨蛻變成為“儒士共同體”。黨校可以保留，但教學內容必修四書五經，官員晉級擢升，必須通過不同程度的儒學考試，官做得愈大，對孔孟程朱認識愈深。他建議所有公務員都必須考儒。基層方面，儒化活動必須滲透整個社會，使儒教在憲法上、在實際上成為中國之國教。
蔣慶復興儒學之議論先於1989年於《鵝湖》月刊發表，引起中國哲學界的震動。1992年“八五”規劃研究如何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研究儒學，這就有點學術抗衡的意味。
蔣慶的態度自1989年迄今不曾退讓、改變過，2006年7月15日於《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演講，他直率地承認自己是儒家的“原教旨主義者”。蔣慶說：
“一個人堅持自己的文化理想，自己的民族學問的根本義理不動搖，哪裡有錯？難道機會主義、實用主義都對了嗎？……我就是那個儒學的原教旨主義者，但那是正面不含貶的歧義的。”
在2007年12月1、2日，北京人民大學主辦《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的60篇論文當中，其間有蔣慶、康曉光、陳明、羅義俊的思想點滴，但我肯定撰寫論文的諸儒均非嚴格意義的儒學原教旨主義者。來自各地的學者都考量到儒學所處的環境，馬列主義薰陶了60載的文化政治現實，他們沒有一腳蹈入蔣康諸人的理想主義與烏托邦嚮往。大家也認識到把儒家提升為儒教，強力政治化的弊端與可能產生的困擾。但蔣康的影響確實非同小可，部份學者、教授傾向於認同“一個社會如果文化哲學根柢結實，則國富民強指日可待”（大意如此），持這種觀點的人以廣州中山大學的李宗桂為代表。在論壇結束儀式上，李先生是唯一受邀與近10位大學哲學系主任、中國社科研究員、副院長、大學副校長及外國學術團團長，作閉幕總結致詞的資深教授，或可反映他的學術代表性。
李宗桂除了閉幕致詞，本身亦在論壇提呈《儒家文化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進路》。我讀到的論文綱要可能不能反映李先生的思想於萬一，但其基本理念清晰，毫不含糊：“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古典文明、農耕文明的成果，不可能與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相應的價值體系相適應，因而不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微妙的是在兩個“不可能”後面，李卻強調儒家的中庸說，變化日新說，正德利用厚生說對經濟發展的價值。我很喜歡李先生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辯証式論述（dialectical discourse），這顯現了他學術顧慮的周延與思想的複雜深刻性。問題在他唸論文時卻撇開上述觀點，提出社會國家能富強，與儒家思想文化薰染強成正比例的預設（大意如此）。我無法苟同，在他唸完論文後，第一個要求發言：
“對不起，我不能認同剛才那位先生的看法。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大概稱得上國富民強吧。這個國家面積雖小，但社會秩序穩定，人均收入高，可是這個華人佔了75%人口的島國卻談不上任何有規模的儒學研究。本屆論壇，馬來西亞的代表有3人，新加坡方面一個也沒有。”我本想進一步說新加坡曾經有長逾15年華文教育中斷，連一間華小也沒有，卻無礙該國綜合國力的增長。但我決定轉換話題焦點：
“鄧小平先生策劃改革開放的主軸是4個現代化：科技、工業、農業、軍事的現代化。學運分子魏京生認為中國要穩健發展還須要第五個現代化，即制度的現代化。最近杜維明還提出第六個現代化，即文化的現代化。中國文化的根源是儒家思想，看來要國富民強不能以文化領軍。鄧小平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才能立竿見影。”
李宗桂的答覆是他不是很聽得懂我的意思，又說彼此有意見交流是件好事。我對他的支吾以詞一笑置之，不再質詢。又不是華山論劍，爭奪鰲首螭頭或歸元秘笈，發言是要逼出中國儒學研究當前的一些現狀，供自己參照。我的看法是：只顧推崇儒統理想，不顧馬列現實，至少對當前的中國是不切實際、甚至是不利的。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24／02／2008
溫任平
2008-02-25 13:10
中國儒學研究，個別來看，有非同凡響的成果。北京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彭永捷、西安交通大學的陳學凱、中國科技大學的陳雲林諸人學植深厚，這可以從他們主持《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的分場會議，在Q & A提問交流時間看出端倪。他們引經據典，如數家珍，令我這個搞了大半輩子文學、半路出家學儒的人大開眼界。他們在對話之際引用經典章句，用意不在炫耀知識，而是在面對議題自然的發揮、印證與舖敘。
整體而言，中國當前的儒學研究有它的誤區，最明顯的莫過於蔣慶、康曉光諸人復辟式的“獨尊儒學”。蔣慶提出儒學復興須遵循幾條路線：上行路線是以堯舜孔孟之道為中國立國之本，恢復古代儒教的“王官學”地位，建立儒教憲政，重建新的科舉制度，推廣經典教育於黨政各部，從政者必須通過四書五經的考試才能做官，小學生中學生都須讀經；下行路線是在民間建立儒教社團法人，成立儒教、儒學協會，以社團組織方式活化孔孟思想，儒者設計國家重大禮儀，享有諸如代表國家舉行重大祭典等特權。蔣先生明確指出：“有馬統則不能有儒統，有儒統則不能有馬統，二者不可兼得”。蔣慶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具備普遍真理性，是異族思想文化的“入侵”。
康曉光則提“仁政”，主張中國政權儒化，認為西方民主並不適合中國的體質，而孔孟之道宜乎替代馬列主義。康先生主張儒化應該雙管齊下，在上層儒化共產黨，讓共產黨蛻變成為“儒士共同體”。黨校可以保留，但教學內容必修四書五經，官員晉級擢升，必須通過不同程度的儒學考試，官做得愈大，對孔孟程朱認識愈深。他建議所有公務員都必須考儒。基層方面，儒化活動必須滲透整個社會，使儒教在憲法上、在實際上成為中國之國教。
蔣慶復興儒學之議論先於1989年於《鵝湖》月刊發表，引起中國哲學界的震動。1992年“八五”規劃研究如何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研究儒學，這就有點學術抗衡的意味。
蔣慶的態度自1989年迄今不曾退讓、改變過，2006年7月15日於《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演講，他直率地承認自己是儒家的“原教旨主義者”。蔣慶說：
“一個人堅持自己的文化理想，自己的民族學問的根本義理不動搖，哪裡有錯？難道機會主義、實用主義都對了嗎？……我就是那個儒學的原教旨主義者，但那是正面不含貶的歧義的。”
在2007年12月1、2日，北京人民大學主辦《第四屆國際儒學論壇》的60篇論文當中，其間有蔣慶、康曉光、陳明、羅義俊的思想點滴，但我肯定撰寫論文的諸儒均非嚴格意義的儒學原教旨主義者。來自各地的學者都考量到儒學所處的環境，馬列主義薰陶了60載的文化政治現實，他們沒有一腳蹈入蔣康諸人的理想主義與烏托邦嚮往。大家也認識到把儒家提升為儒教，強力政治化的弊端與可能產生的困擾。但蔣康的影響確實非同小可，部份學者、教授傾向於認同“一個社會如果文化哲學根柢結實，則國富民強指日可待”（大意如此），持這種觀點的人以廣州中山大學的李宗桂為代表。在論壇結束儀式上，李先生是唯一受邀與近10位大學哲學系主任、中國社科研究員、副院長、大學副校長及外國學術團團長，作閉幕總結致詞的資深教授，或可反映他的學術代表性。
李宗桂除了閉幕致詞，本身亦在論壇提呈《儒家文化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進路》。我讀到的論文綱要可能不能反映李先生的思想於萬一，但其基本理念清晰，毫不含糊：“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古典文明、農耕文明的成果，不可能與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相應的價值體系相適應，因而不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微妙的是在兩個“不可能”後面，李卻強調儒家的中庸說，變化日新說，正德利用厚生說對經濟發展的價值。我很喜歡李先生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辯証式論述（dialectical discourse），這顯現了他學術顧慮的周延與思想的複雜深刻性。問題在他唸論文時卻撇開上述觀點，提出社會國家能富強，與儒家思想文化薰染強成正比例的預設（大意如此）。我無法苟同，在他唸完論文後，第一個要求發言：
“對不起，我不能認同剛才那位先生的看法。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大概稱得上國富民強吧。這個國家面積雖小，但社會秩序穩定，人均收入高，可是這個華人佔了75%人口的島國卻談不上任何有規模的儒學研究。本屆論壇，馬來西亞的代表有3人，新加坡方面一個也沒有。”我本想進一步說新加坡曾經有長逾15年華文教育中斷，連一間華小也沒有，卻無礙該國綜合國力的增長。但我決定轉換話題焦點：
“鄧小平先生策劃改革開放的主軸是4個現代化：科技、工業、農業、軍事的現代化。學運分子魏京生認為中國要穩健發展還須要第五個現代化，即制度的現代化。最近杜維明還提出第六個現代化，即文化的現代化。中國文化的根源是儒家思想，看來要國富民強不能以文化領軍。鄧小平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才能立竿見影。”
李宗桂的答覆是他不是很聽得懂我的意思，又說彼此有意見交流是件好事。我對他的支吾以詞一笑置之，不再質詢。又不是華山論劍，爭奪鰲首螭頭或歸元秘笈，發言是要逼出中國儒學研究當前的一些現狀，供自己參照。我的看法是：只顧推崇儒統理想，不顧馬列現實，至少對當前的中國是不切實際、甚至是不利的。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24／02／2008
辣味马华文学
线装情结:
辣味马华文学 2008/03/24温任平
这部收录了90年代重要文学论争文献的著作，不拨风煽火，没有在伤口上加盐，还历史以真面目，让文卷自显真相——
由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版与留台联总出版的《辣味马华文学》(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是关心马华文学近年来文学思潮发展、嬗变不可不读的书。这些年来，我们读到的不是资料汇编就是作家小传，与文学理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迩来的变化消长，全扯不上边。三度出国，笔者去了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每次我都带着5本《辣味马华文学》送给中国作家/评论家，他们都十分珍惜。书里的资料对他们来说太珍贵了。
这部由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主编的诸家论著，厚400多页，出国只能携带数册，每趟都不够送给中国文学界同侪。他们只能影印才可能让有关单位(各省的社会科学院、大学中文系，尤其是设有东南亚或新马文学研究所的大专院校)。汕头大学中文系的陈贤茂教授，1997年曾来马参加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他的学生朱文彬便是以黄锦树、林建国诸人提出的文学断奶说，写成他的博士论文。朱文彬刻下在淅江绍兴文理学院担任世界华文研究所所长。
没有谩骂文章
笔者1974年编汇《大马诗选》，这些年来也算累积了一点编辑选稿的实际工作经验。《辣味马华文学》书名虽呛，却没有收录一些不入流的谩骂文章，虽然收录这些“杂文”会使这部书更呛喉呛鼻，说不定会吸引到更多读者。谈到“杂文”，有些只能写杂文的所谓文学批评家，字里行间难免有渣滓甚至玻璃碎片，涉及人身攻击。不过愿意花时间去读这部书的人，寻找的是资料与理论依据，他们自然会过滤掉这种攻讦性话语。
从这个视角来看，书中一些作家、评论家在理论交锋时亦不免调侃、讥讽对手，但只要读者祛除掉这些情绪性语言，文章的真正素质即可显现。最糟糕的情况是：理论或文学见解只有1毫升，却渗上1加仑的暴力语言。所幸这些篇数极少的“口水文章”被录进这部文选，其作用是具体佐证，方便读者参照，自己作理性的判断。
90年代的这场历时十载的文学议论，肇始于黄锦树发表于1990年1月的《“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禤素莱虚拟小说《开庭审讯》激化了这场讨论，这篇作品涉及马华文学的正名，林建国、沙禽、陈应德、胡金伦诸人都撰文发表意见。这个议题很快就引出了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的讨论。马华文学界(如果这儿的三尺文坛有“界”的话)向来没有经典的自觉。写作是一种兴趣、嗜好，一种自由的想象力抒发方式，现代派与现实派要把对方比下去，是自然竞争，没有人狂妄到把自己的作品视为经典之作。不过当经典缺席这课题被拿上台面，被方修捧了几十年的现实主义作家感觉“不爽”甚至气恼，是十分自然的反应。
从文学经典谈开去，《马华当代文学大系》(1965-1996年)的编纂与出版很快就成了众人的议论焦点。经典作家、经典著作难以审定评断，在固定时段内某些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应该不那么难以作出抉择，可能引起的争论也不会那么激烈。文学大系正是这载体，从1965到1996年前后卅二载，马华文学出过些什么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把他们的作品汇编入大系，马华当代文学史(1965-1996)梗概可见。
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这是文学典范(paradigm)之转移与侧重，这里不存在“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问题。一些文章的回应似乎看不到这点。现代主义本身也面对“中国性”这个两难困境。中国性是一种传承，但也可能妨碍马华文学本土性的衍长，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中国性会令马华失掉本身的创造性甚至主体性，人言言殊，迄今还没有结论。
《辣味马华文学》主编之一的林春美在序文中表示筛掉有“看头”的文章，强调编辑重点无意满足马华文坛“爱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凑热闹、看大戏的陋习”，鲁迅很早就指出中国人(华人)喜欢作看客，沈从文也说中国人喜欢去刑场看人砍头。这部收录了90年代重要文学论争文献的著作，不拨风煽火，没有在伤口上加盐，还历史以真面目，让文卷自显真相，因此我敢肯定这确乎是部难得的书。雪州中华大会堂、留台联总出版这本肯定不能赚钱的书，方便后学参考研究，可谓功德无量。
辣味马华文学 2008/03/24温任平
这部收录了90年代重要文学论争文献的著作，不拨风煽火，没有在伤口上加盐，还历史以真面目，让文卷自显真相——
由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版与留台联总出版的《辣味马华文学》(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是关心马华文学近年来文学思潮发展、嬗变不可不读的书。这些年来，我们读到的不是资料汇编就是作家小传，与文学理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迩来的变化消长，全扯不上边。三度出国，笔者去了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每次我都带着5本《辣味马华文学》送给中国作家/评论家，他们都十分珍惜。书里的资料对他们来说太珍贵了。
这部由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主编的诸家论著，厚400多页，出国只能携带数册，每趟都不够送给中国文学界同侪。他们只能影印才可能让有关单位(各省的社会科学院、大学中文系，尤其是设有东南亚或新马文学研究所的大专院校)。汕头大学中文系的陈贤茂教授，1997年曾来马参加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他的学生朱文彬便是以黄锦树、林建国诸人提出的文学断奶说，写成他的博士论文。朱文彬刻下在淅江绍兴文理学院担任世界华文研究所所长。
没有谩骂文章
笔者1974年编汇《大马诗选》，这些年来也算累积了一点编辑选稿的实际工作经验。《辣味马华文学》书名虽呛，却没有收录一些不入流的谩骂文章，虽然收录这些“杂文”会使这部书更呛喉呛鼻，说不定会吸引到更多读者。谈到“杂文”，有些只能写杂文的所谓文学批评家，字里行间难免有渣滓甚至玻璃碎片，涉及人身攻击。不过愿意花时间去读这部书的人，寻找的是资料与理论依据，他们自然会过滤掉这种攻讦性话语。
从这个视角来看，书中一些作家、评论家在理论交锋时亦不免调侃、讥讽对手，但只要读者祛除掉这些情绪性语言，文章的真正素质即可显现。最糟糕的情况是：理论或文学见解只有1毫升，却渗上1加仑的暴力语言。所幸这些篇数极少的“口水文章”被录进这部文选，其作用是具体佐证，方便读者参照，自己作理性的判断。
90年代的这场历时十载的文学议论，肇始于黄锦树发表于1990年1月的《“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禤素莱虚拟小说《开庭审讯》激化了这场讨论，这篇作品涉及马华文学的正名，林建国、沙禽、陈应德、胡金伦诸人都撰文发表意见。这个议题很快就引出了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的讨论。马华文学界(如果这儿的三尺文坛有“界”的话)向来没有经典的自觉。写作是一种兴趣、嗜好，一种自由的想象力抒发方式，现代派与现实派要把对方比下去，是自然竞争，没有人狂妄到把自己的作品视为经典之作。不过当经典缺席这课题被拿上台面，被方修捧了几十年的现实主义作家感觉“不爽”甚至气恼，是十分自然的反应。
从文学经典谈开去，《马华当代文学大系》(1965-1996年)的编纂与出版很快就成了众人的议论焦点。经典作家、经典著作难以审定评断，在固定时段内某些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应该不那么难以作出抉择，可能引起的争论也不会那么激烈。文学大系正是这载体，从1965到1996年前后卅二载，马华文学出过些什么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把他们的作品汇编入大系，马华当代文学史(1965-1996)梗概可见。
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这是文学典范(paradigm)之转移与侧重，这里不存在“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问题。一些文章的回应似乎看不到这点。现代主义本身也面对“中国性”这个两难困境。中国性是一种传承，但也可能妨碍马华文学本土性的衍长，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中国性会令马华失掉本身的创造性甚至主体性，人言言殊，迄今还没有结论。
《辣味马华文学》主编之一的林春美在序文中表示筛掉有“看头”的文章，强调编辑重点无意满足马华文坛“爱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凑热闹、看大戏的陋习”，鲁迅很早就指出中国人(华人)喜欢作看客，沈从文也说中国人喜欢去刑场看人砍头。这部收录了90年代重要文学论争文献的著作，不拨风煽火，没有在伤口上加盐，还历史以真面目，让文卷自显真相，因此我敢肯定这确乎是部难得的书。雪州中华大会堂、留台联总出版这本肯定不能赚钱的书，方便后学参考研究，可谓功德无量。
在佛门边缘游逛
- 商余 -
在佛门边缘游逛 2008/03/17温任平
《金刚经》有载：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明乎此，活得自在从容。 想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是近年来我的萦心之念。我要做和尚甚难，茹素身体吃不消，我在一篇题为《一个低血压者的告白》已说清楚。今日的我但求温饱，对吃的要求不高，我不想在厨房里煮炒的人为我做过量的工作。一人一菜，两人两菜，三个人三个菜是原则。汤里掏出来的料，像莲藕、排骨蘸着酱油(生抽)吃，也是可口的一道菜。我对宴饮场合，兴趣日减。平日喝到一碗渗水不多、豆香洋溢的豆浆，心里充满感激。
爱美天性使然
我的心态与性向确乎是愈来愈近佛了。但我自小就“贪靓”，要我剃度(梁文道的光头也很有型呀)，对头上的白发三千丈，总有情愁似个长的李白式感叹与不舍。我的“贪靓”一方面是爱美天性使然，一方面不排除童年阴影的终身纠缠。6岁那年，母亲在过年前买了一件紫蓝色的上衣给我，但新年她没给我穿。7岁那年她也不舍得拿出来给我穿；8岁那年她决定让我于初一盛装一番。但那件上衣已太小不合身穿不进去。及长，我经常都穿紫色、蓝色、青色的衬衫，而且一旦穿上就舍不得脱、舍不得洗(这有点恐怖)，但我抑制不住自己；凡是青、蓝、紫色系的衣，我穿了两天，把它悬挂在衣架上，留到下周或10天后再穿。我知道这样做不很妥当，或不很卫生，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嗜美如狂。美女无法不看，美车无法不观赏，美服即使不适宜我这个年龄也会使我念念难忘。我写文章谈服装伦理，用之比附语言伦理。我写女装鞋款、我写领带文化，我自己穿有13个袋、这儿一条吊带、那儿三几个钮扣的异类牛仔裤，我这付德性，佛门怎么能容得下？
在家修行是自学
在家修行也是修行，亦可证得。出家像在学校里注册成为学生，循序渐进，有高僧大德的教导训诲，大抵不致走入岔路。在家修行是自学。读经典，自我体会，能悟出真谛但也可能流于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 佛陀教人要放下我相、人相、众生相。我追求与执着的“靓”，究其实只是收集与融会身边人对我的看法，并非真我。但要像《金刚经》所载做到“无我相”，不容易啊！我相本来就存在，要做到不为我相所束缚，喜怒哀乐为其牵引，要培养“不动心”才能从外在的许多的攀缘，包括时尚与众人的看法解放出来。烦恼许多时候真的是自寻自惹的。《金刚经》有载：
一切有为法，
如幻梦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明乎此，或可从一切相解脱，活得自在从容。 对我而言，最自在从容的时刻，是早上我在草坪上面对阳光，开放自己让阳光能量自顶轮(Crown Chakra)注入于体内游走的锻炼。我修的是大日如来法。我珍惜自己这个躯壳，太阳是最原始的能量，它给予我光和热，这光和热是我的活力之源。要让自己打开光明的毗卢自性，阳光的能量亦可是个助缘。
可在吵闹中写作
另一种从容自在是于我创作思考之际，由于全神贯注，就有“转识成智”的可能。了无杂念的创作与学术思维的那一刻，我的脑里一片空灵，心中自有一片净土。读书用心也可以“修净”，“净化”可以袪除贪、嗔、痴三毒。友侪说我在读书写作时容貌特别祥和，我没一边读书写作一边揽镜自照(有需要吗？)，但我可在任何吵闹喧嚷的环境下读书写作，不为眼前诸象所乱那倒是事实。而我已行之十数载矣，菩提净性可以洗涤尘垢污染。 当然打坐入定也很从容愉悦，但我究竟是修行不深，一出了定又会有许多胡思乱想。如子忆母，如母忆子，念念不断，或藕断丝连。我仍受过去的业影响，因此才会有“出定还想”的现象，无法臻至般若圆满境。说到头来，我只是个自了汉，离开菩提真如，太远太远。
在佛门边缘游逛 2008/03/17温任平
《金刚经》有载：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明乎此，活得自在从容。 想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是近年来我的萦心之念。我要做和尚甚难，茹素身体吃不消，我在一篇题为《一个低血压者的告白》已说清楚。今日的我但求温饱，对吃的要求不高，我不想在厨房里煮炒的人为我做过量的工作。一人一菜，两人两菜，三个人三个菜是原则。汤里掏出来的料，像莲藕、排骨蘸着酱油(生抽)吃，也是可口的一道菜。我对宴饮场合，兴趣日减。平日喝到一碗渗水不多、豆香洋溢的豆浆，心里充满感激。
爱美天性使然
我的心态与性向确乎是愈来愈近佛了。但我自小就“贪靓”，要我剃度(梁文道的光头也很有型呀)，对头上的白发三千丈，总有情愁似个长的李白式感叹与不舍。我的“贪靓”一方面是爱美天性使然，一方面不排除童年阴影的终身纠缠。6岁那年，母亲在过年前买了一件紫蓝色的上衣给我，但新年她没给我穿。7岁那年她也不舍得拿出来给我穿；8岁那年她决定让我于初一盛装一番。但那件上衣已太小不合身穿不进去。及长，我经常都穿紫色、蓝色、青色的衬衫，而且一旦穿上就舍不得脱、舍不得洗(这有点恐怖)，但我抑制不住自己；凡是青、蓝、紫色系的衣，我穿了两天，把它悬挂在衣架上，留到下周或10天后再穿。我知道这样做不很妥当，或不很卫生，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嗜美如狂。美女无法不看，美车无法不观赏，美服即使不适宜我这个年龄也会使我念念难忘。我写文章谈服装伦理，用之比附语言伦理。我写女装鞋款、我写领带文化，我自己穿有13个袋、这儿一条吊带、那儿三几个钮扣的异类牛仔裤，我这付德性，佛门怎么能容得下？
在家修行是自学
在家修行也是修行，亦可证得。出家像在学校里注册成为学生，循序渐进，有高僧大德的教导训诲，大抵不致走入岔路。在家修行是自学。读经典，自我体会，能悟出真谛但也可能流于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 佛陀教人要放下我相、人相、众生相。我追求与执着的“靓”，究其实只是收集与融会身边人对我的看法，并非真我。但要像《金刚经》所载做到“无我相”，不容易啊！我相本来就存在，要做到不为我相所束缚，喜怒哀乐为其牵引，要培养“不动心”才能从外在的许多的攀缘，包括时尚与众人的看法解放出来。烦恼许多时候真的是自寻自惹的。《金刚经》有载：
一切有为法，
如幻梦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明乎此，或可从一切相解脱，活得自在从容。 对我而言，最自在从容的时刻，是早上我在草坪上面对阳光，开放自己让阳光能量自顶轮(Crown Chakra)注入于体内游走的锻炼。我修的是大日如来法。我珍惜自己这个躯壳，太阳是最原始的能量，它给予我光和热，这光和热是我的活力之源。要让自己打开光明的毗卢自性，阳光的能量亦可是个助缘。
可在吵闹中写作
另一种从容自在是于我创作思考之际，由于全神贯注，就有“转识成智”的可能。了无杂念的创作与学术思维的那一刻，我的脑里一片空灵，心中自有一片净土。读书用心也可以“修净”，“净化”可以袪除贪、嗔、痴三毒。友侪说我在读书写作时容貌特别祥和，我没一边读书写作一边揽镜自照(有需要吗？)，但我可在任何吵闹喧嚷的环境下读书写作，不为眼前诸象所乱那倒是事实。而我已行之十数载矣，菩提净性可以洗涤尘垢污染。 当然打坐入定也很从容愉悦，但我究竟是修行不深，一出了定又会有许多胡思乱想。如子忆母，如母忆子，念念不断，或藕断丝连。我仍受过去的业影响，因此才会有“出定还想”的现象，无法臻至般若圆满境。说到头来，我只是个自了汉，离开菩提真如，太远太远。
梁漱溟轉佛入儒的啟示
梁漱溟轉佛入儒的啟示
文化空間
星洲廣場
溫任平
2008-03-08 14:12
筆者對梁漱溟特別感興趣，那可能是因為我的心智成長過程與先生頗為相近。談“心心相印”是高攀，但梁漱溟轉學多師，思想屢屢變易與自己有若干共通處。梁先生出家不成，20歲開始茹素終身，我的體況不允許我茹素，卻愈來愈覺得自己是個蓄髮的比丘。每次讀梁的《儒佛異同論》、《人心與人性》，我都有新的領悟，深化自己對他的認同感。
60年代的我無哲學思想可言，1970年接觸殷海光、金耀基，開始對社學會、邏輯實證論、中國的哲學文化有點了解。我大抵還算得上肯讀書思考，梁漱溟早年是個功利主義者或實用主義者，凡事必問這樣做：“有甚麼好處？”孜矻勤奮勝我百倍。他反對宋明以降玄議空談之學風。由於殷海光、金耀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嚴厲批判（尤其是前者），我對孔孟之道頗為排斥，梁先生早年拒讀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不願接觸《莊子》、《老子》，對儒學更是興趣缺缺。
梁漱溟後來從西方功利主義的“利”與“害”，轉移到“苦”與“樂”的思索，而我歷經70年代的兄弟鬩牆，人情反覆，進入80年代中葉更目睹天狼星詩社由盛而衰，開始思考“諸行無常”“緣起緣滅”諸說。佛家的“空性”對我啟示最大，我把“修空”視作學問的充實，就我的體會，“空”是沒有邊界海洋似的“浩瀚”（Immense），文學創作與其他形而上的想像適足以發揮空性的無中生有。梁先生追求清靜釋然，煩惱解脫，用他自己的話：他準備拋棄凡俗一切，遁入空門，是“萬牛莫挽”的決定。如果梁漱溟果然那麼做了，他充其量是個自了漢。先生對現實政治的關切焦慮（清帝遜位，民國肇始，袁世凱稱帝），都使他無法不把個人的因素放在一邊，而把國家民族命運放在最優考慮的位置。
儒家匡時淑世的思想學說，對梁如暮鼓晨鐘。先生初閱《論語》，不見佛家之四諦：苦、集、滅、道，全篇不見一個苦字。“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樂”出現多次，即使逆境中亦可樂在其中，“仁者不憂”、“樂於忘憂”，轉化現實的苦為奮斗的樂，這令梁漱溟十分震動，甚至振奮，他感覺出傳統文化有其頑強的生命力與創發性。泰州學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對梁是一重要指引，他後來從事鄉村建設，就是想為中國老百姓尋找一條自救自強的路。
筆者對儒學的興趣大概肇始於王財貴於1994年的推廣誦經，從《論語》背起，此項活動獲得自台灣到大陸及其他東南亞，乃至於歐美華人社群的響應。王財貴是牟宗三的弟子。1998年四書五經的經典誦讀工程在南懷瑾引荐下，在中國獲得廣大的認同。華東師大及其他教育科學研究機構，通過測驗與觀察，亦肯定了經典誦讀，有助於兒童健康人格的成長。我下決心讀《論語》，謝川成與他才數歲大的孩子謝顥已能熟背如流。這令我既慚愧又心悸，我這個被稱為“老師”的，這些年來怎麼還在原地踏步？我的學儒於焉開始，像梁先生那樣，我們都在《論語》裡找到思想的活水源頭。
梁漱溟是一代教育思想家與理念實踐者，是新儒家的開山祖師，筆者與之比附無意攀龍附鳳，只是生命形態相似性的聯想。我是個“雜家”，“雜”不一定是複雜而是“拉雜”。我是個學習的海棉體，但博而不精。梁有“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悲願，父親梁濟不忍國事蜩螗，於60歲之盛年自沉於北京淨業湖，以殉國的方式企圖喚醒國民的良能良知。梁漱溟不走乃父的路，對他而言，20年代的中國是缺乏現代意義的民族或國家，只有割据一方的軍事力量。政府窳敗，要挽救社會不讓其崩壞，必得從社會之根本處手，把鄉村重建起來。寫到這裡，我想到的是80年代陳群川的華人新村重建計劃，大馬450多個華人新村人口近百萬，各種公共設施落後，新村年輕一代能進入大學唸書的只有1%，可惜陳氏沒當上房屋及地方發展部長，即身繫囹圄，沒機會一展抱負。
梁漱溟語多精闢，他三言兩語比較儒釋道，“儒家功夫用在此心”、“道家功夫用在此身”、“佛家解放生命，還於不生不滅”這些看法都令人反覆思量，有慧根者自有所獲。1921年先生寫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指出西方文化是前瞻式文化，20世紀世界將西方化，他的預言果然兌現了。他亦預告未來世界將趨於持中、揉合、融會的“中國化”。
2007年12月初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第四屆儒學論壇》，來自夏威夷大學的田辰山教授提呈〈儒學思想與後現代經濟發展〉。田先生在綱要里指出現代“經濟之實踐乃是利潤最大化”，而後現代經濟則考量到“社會的健康，安全、環境的責任理念”，而兩千年前的儒家天下觀很早就思考人類生產活動，可能帶給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我率先發言詢問﹕何以“前現代”的儒家竟有“後現代”的意義？我當時想到的是，今日的晚期資本主義其掠奪性、宰制性、壟斷性似乎變本加厲。田辰山沒直接回答，僅悠悠回了一句：“梁漱溟先生說過：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
返馬之後，我翻讀了曾與奈思比合著《2000年大趨勢》的作者Patricia Aburdene的新著《2010年大趨勢：自覺資本主義的興起》（Megatrends 2010:The Rise of Conscious Capitalism）。該書一方面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則預言未來將有愈來愈多的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尊重人性、道德與社會福利，以不破壞生態環境為原則。如果Patricia的樂觀預言能夠兌現，則梁先生80多年前預測世界在西方化後，轉趨天人合一的“中國化”或“儒化”或能成為事實。但年份不一定在2010年，我認為世界將在2010年面對金融風暴與貨幣危機爆發的兩三年後另尋一條出路。2008年，微軟還想盡辦法吞掉雅虎，這是大吃小的掠奪蠶食。絕大多數的企業在今天仍在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非生態保育、社會責任與公平競爭。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09／03／2008
文化空間
星洲廣場
溫任平
2008-03-08 14:12
筆者對梁漱溟特別感興趣，那可能是因為我的心智成長過程與先生頗為相近。談“心心相印”是高攀，但梁漱溟轉學多師，思想屢屢變易與自己有若干共通處。梁先生出家不成，20歲開始茹素終身，我的體況不允許我茹素，卻愈來愈覺得自己是個蓄髮的比丘。每次讀梁的《儒佛異同論》、《人心與人性》，我都有新的領悟，深化自己對他的認同感。
60年代的我無哲學思想可言，1970年接觸殷海光、金耀基，開始對社學會、邏輯實證論、中國的哲學文化有點了解。我大抵還算得上肯讀書思考，梁漱溟早年是個功利主義者或實用主義者，凡事必問這樣做：“有甚麼好處？”孜矻勤奮勝我百倍。他反對宋明以降玄議空談之學風。由於殷海光、金耀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嚴厲批判（尤其是前者），我對孔孟之道頗為排斥，梁先生早年拒讀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不願接觸《莊子》、《老子》，對儒學更是興趣缺缺。
梁漱溟後來從西方功利主義的“利”與“害”，轉移到“苦”與“樂”的思索，而我歷經70年代的兄弟鬩牆，人情反覆，進入80年代中葉更目睹天狼星詩社由盛而衰，開始思考“諸行無常”“緣起緣滅”諸說。佛家的“空性”對我啟示最大，我把“修空”視作學問的充實，就我的體會，“空”是沒有邊界海洋似的“浩瀚”（Immense），文學創作與其他形而上的想像適足以發揮空性的無中生有。梁先生追求清靜釋然，煩惱解脫，用他自己的話：他準備拋棄凡俗一切，遁入空門，是“萬牛莫挽”的決定。如果梁漱溟果然那麼做了，他充其量是個自了漢。先生對現實政治的關切焦慮（清帝遜位，民國肇始，袁世凱稱帝），都使他無法不把個人的因素放在一邊，而把國家民族命運放在最優考慮的位置。
儒家匡時淑世的思想學說，對梁如暮鼓晨鐘。先生初閱《論語》，不見佛家之四諦：苦、集、滅、道，全篇不見一個苦字。“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樂”出現多次，即使逆境中亦可樂在其中，“仁者不憂”、“樂於忘憂”，轉化現實的苦為奮斗的樂，這令梁漱溟十分震動，甚至振奮，他感覺出傳統文化有其頑強的生命力與創發性。泰州學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對梁是一重要指引，他後來從事鄉村建設，就是想為中國老百姓尋找一條自救自強的路。
筆者對儒學的興趣大概肇始於王財貴於1994年的推廣誦經，從《論語》背起，此項活動獲得自台灣到大陸及其他東南亞，乃至於歐美華人社群的響應。王財貴是牟宗三的弟子。1998年四書五經的經典誦讀工程在南懷瑾引荐下，在中國獲得廣大的認同。華東師大及其他教育科學研究機構，通過測驗與觀察，亦肯定了經典誦讀，有助於兒童健康人格的成長。我下決心讀《論語》，謝川成與他才數歲大的孩子謝顥已能熟背如流。這令我既慚愧又心悸，我這個被稱為“老師”的，這些年來怎麼還在原地踏步？我的學儒於焉開始，像梁先生那樣，我們都在《論語》裡找到思想的活水源頭。
梁漱溟是一代教育思想家與理念實踐者，是新儒家的開山祖師，筆者與之比附無意攀龍附鳳，只是生命形態相似性的聯想。我是個“雜家”，“雜”不一定是複雜而是“拉雜”。我是個學習的海棉體，但博而不精。梁有“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悲願，父親梁濟不忍國事蜩螗，於60歲之盛年自沉於北京淨業湖，以殉國的方式企圖喚醒國民的良能良知。梁漱溟不走乃父的路，對他而言，20年代的中國是缺乏現代意義的民族或國家，只有割据一方的軍事力量。政府窳敗，要挽救社會不讓其崩壞，必得從社會之根本處手，把鄉村重建起來。寫到這裡，我想到的是80年代陳群川的華人新村重建計劃，大馬450多個華人新村人口近百萬，各種公共設施落後，新村年輕一代能進入大學唸書的只有1%，可惜陳氏沒當上房屋及地方發展部長，即身繫囹圄，沒機會一展抱負。
梁漱溟語多精闢，他三言兩語比較儒釋道，“儒家功夫用在此心”、“道家功夫用在此身”、“佛家解放生命，還於不生不滅”這些看法都令人反覆思量，有慧根者自有所獲。1921年先生寫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指出西方文化是前瞻式文化，20世紀世界將西方化，他的預言果然兌現了。他亦預告未來世界將趨於持中、揉合、融會的“中國化”。
2007年12月初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第四屆儒學論壇》，來自夏威夷大學的田辰山教授提呈〈儒學思想與後現代經濟發展〉。田先生在綱要里指出現代“經濟之實踐乃是利潤最大化”，而後現代經濟則考量到“社會的健康，安全、環境的責任理念”，而兩千年前的儒家天下觀很早就思考人類生產活動，可能帶給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我率先發言詢問﹕何以“前現代”的儒家竟有“後現代”的意義？我當時想到的是，今日的晚期資本主義其掠奪性、宰制性、壟斷性似乎變本加厲。田辰山沒直接回答，僅悠悠回了一句：“梁漱溟先生說過：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
返馬之後，我翻讀了曾與奈思比合著《2000年大趨勢》的作者Patricia Aburdene的新著《2010年大趨勢：自覺資本主義的興起》（Megatrends 2010:The Rise of Conscious Capitalism）。該書一方面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則預言未來將有愈來愈多的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尊重人性、道德與社會福利，以不破壞生態環境為原則。如果Patricia的樂觀預言能夠兌現，則梁先生80多年前預測世界在西方化後，轉趨天人合一的“中國化”或“儒化”或能成為事實。但年份不一定在2010年，我認為世界將在2010年面對金融風暴與貨幣危機爆發的兩三年後另尋一條出路。2008年，微軟還想盡辦法吞掉雅虎，這是大吃小的掠奪蠶食。絕大多數的企業在今天仍在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非生態保育、社會責任與公平競爭。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09／0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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