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文学与现代性》研讨会（9.7.2005-10.7.2005）总结陈词
温任平
（一）
《马华文学与现代性》研讨会于2005年7月9日、10日召开，两天内共有14位学者提呈论文，加上何乃健先生的专题演讲，研讨会结束的四人文学座谈，时间可谓十分紧凑。是届研讨会除了宣读论文，主办当局还安排每一场演讲都特约专人负责讲评，提出或正或反或补充的意见，就我所知，这样的安排在国内还属破题儿第一遭。
对于提呈论文的学者与评论家，这种安排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大家下笔都务求言必有据，据必可稽，无懈可击。另一方面，讲评人必须事前细读本文，找出文章的优点或暇疵，以免珠宝当前，自己却尴尬地失语，由于论文提呈者与讲评人实力旗鼓相当，这就形成一种良性的知识互动。这次研讨会过后，日后国内举办此类研讨会，很可能会参照这种讲评或特约讨论的模式。
（二）
研讨会的主题为“马华文学与现代性”，这儿有两个重点：一是马华文学，二是现代性。前者不必阐释，后者则需稍加说明。“现代性”(modernity)并非“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同义词，虽然现代性里头涵盖了现代主义，而现代主义可以说不能没有现代性这股动力。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可以追溯到晚清，甲午战败的中国政治窳败腐化，乃有严复的提倡新小说，梁启超甚至认为“欲兴一国之民，不可不兴一国之小说。”《二十年目睹的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社会谴责小说，梁启超未写完的《新中国未来记》的政治幻想小说都在针砭时弊，批判传统。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是追求现代性的另一波，陈独秀激烈的文学革命论主张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攻击的目标是散文的桐城派、文选派和以旧诗酬唱的江西诗派。鲁迅的《野草》、《狂人日记》、《阿Q正传》充分流露现代性焦虑。夏志清曾撰文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普遍洋溢着感时忧国的精神。晚清以降，不管是现实主义、左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城市化但作风超现实主义的新感觉派，源自法国繁富难解的象征主义，以迄现代主义与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都是挑战传统，企图推陈出新的各种现代性实验。
本届研讨会至少有5篇论文涉及现代性这概念。许文荣指出现代性不仅具有文学技巧的含义，而且把现代性理解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认知感有欠周延。用许文荣的话：“现代性还包括现代主义、现代生活及对现代化/工业化的反思和批判。”许维贤解读蔡明亮的身体叙事，认为后者是以电影画面的定格留住一些记忆和声音，抵抗一种“稍纵即逝”的现代性时间，而现代性是一种时间线性不可逆转的历史性时间框架。许维贤的现代性析义与许文荣的焦点不同。他认为蔡明亮要把握和留住的可能是稍纵即逝的“当下”，“眼前”或“现在性（presentness）”。
黄锦树在论文中提到在马来亚建国之前，中国南来的文人，他们把“文学作为启蒙教育、反殖反帝、阶级斗争的武器。”黄锦树认为这些作品，不谙迂回的暗示，直白的指涉使他们流于肤浅粗糙，但黄锦树并没有否定这些作品追寻现代性的努力。
张锦忠的论文首段即指出19世纪西方列强掠夺弱国资源，但同时亦为殖民地携来了西方的现代性这个事实。早年南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新马建立境外的旧文学传统，这传统提供了文学养成的温床，吊诡的是，这个旧文学传统后来却成了新马两地新文学革新、颠覆的对象。
庄华兴以活跃于30年代末以迄50年代杪的马共党员金枝芒为例，详析了作家如何通过文学宣扬以贯彻其斗争理念。金枝芒（即乳婴）曾挑起“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他的小说抗英反殖是另一种现代性的拓展。要之，现代性腹笥极大，左派右派（为了方便论述只能用这么笼统的称谓）作家都在寻求思想的出路，企图奠立新的文学典范，影响一时一地的文学趣味。有些作家成功了，更多的是力有未逮的失败者，即使作品写坏了，仍属马华文学创伤（伤痛）现代性经验的一部分 。
（三）
马华文学的现代主义蔚然成为一种文学运动，大约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那时新马两地尚未分家。新加坡的牧羚奴于1968年出版诗集《巨人》，马来亚的张尘因的《言筌集》于1977年付梓。《言筌集》虽然稍晚印行，但里头收录的49首诗，其中逾半完成于1958年以迄1965年期间。诗人/作家对自身的艺术开创行为无法立论，此点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他的《不见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的文章里曾经论及。诗人/作家往往写了一些自己也感到不解或震骇的作品，要等到日后有识之士给予评鉴始能凸显其价值。
黄琦旺恰好是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她以新批评的手术刀剖析《巨人》与《言筌集》，从隐喻、歧义、反讽、语境、张力、戏剧性、矛盾语言、言外之意、旁敲侧击（indirectness）、局部字质到整体结构详析了这两部诗集。黄琦旺对源自耶鲁学派结构主义的新批评了如指掌，把作品的内涵与外延衍义都一一点出。马华文学评论向来贫瘠荒芜，七十年代新批评能够勃兴，主要是靠一小撮人向台湾取经并且阅读参照新批评的英文原著始能打开局面。黄琦旺戏称新批评是“一家落伍了的批评公司”，但是作者运用新批评游刃有余，辅以原型批评，语言学与符号学知识，分析作品头头是道。现代主义作品重精粹性与浓缩性，但要把它们阐发出来真是谈何容易，黄琦旺的苦读细品由此成果，使人觉得新批评仍有可为，仍有可供扩展的空间。
另一篇长论是张光达论七字辈诗人的后现代/消费美学。 七字辈诗人都是诞生于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的新生代，张光达胪列了九位年轻诗人，从73年诞生的林健文到79年面世的许世强，探讨彼等与作品中流露的都市性、感官欲望、商品消费等后现代特征。全球化、数码化、电脑化时代的莅临改变了当代人的生活节奏与内容。面对高楼大厦与泛滥成灾的资讯影像等文明乱象，后现代诗人采取了与现代诗人不同的书写策略，他们或戏戏谑或调侃或讽刺或质疑，就是拒绝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断然的排拒与谴责。
在讨论后现代诗的同时，张光达不忘以现代主义作为参照比较两者面对相同的题材，态度与回应的殊异。这涉及主体性的问题，诗不仅具有审美的意义，也是存在价值的揭示。李欧塔(J.F.Lyotard)嘗谓现代性在本质上不断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后现代性虽说不断消解现代的主体性（存在价值取舍相异），但它仍是现代性整体的一部分。李海尔（McHale）的看法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非一个不可逆转、单向开放的过渡与门槛。”，指陈了两者互斥互动的可能。
（四）
林春美与钟怡雯两人的学术聚焦都在散文。马华文学评论一向以诗与小说为对象，国内的散文论析相对贫弱，本届研讨会有两篇论文讨论散文，弥足珍贵。
林春美是从举办了八届的嘉应散文征文比赛获奖作品寻找作者的书写模式，她发觉半数以上的作品都以家庭、父母祖辈交织出来的亲情为主轴。林春美因此引申出作品的“父祖同盟----民族/历史/文化”的架构，我本人也担任过多届大专文学奖的评审，发觉思亲/思乡确实是与赛散文作品的热门主题。这种对父母的怀念/回忆，反映了作者生活体验的贫乏，题材方面的局限。另一方面，年轻人离乡背井在城市里面对学业/工作的挫折，往往“母胎化”，退回亲情的“枕垫”以减轻压力，寻求心理庇护。孙隆基在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里曾经指出中国文化里面有许多这类枕垫。我想只有少数的作者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很可能是“父祖同盟”，涉及历史、文化、民族的大叙述，所谓grand narrative.
钟怡雯论马华散文的“浪漫”传统，她很小心地在浪漫两个字上面加上引号，使它与浪漫主义区别开来。她留意到马华文学的两类“浪漫”散文，一种是温瑞安“龙哭千里”、林幸谦“狂欢与破碎”气势磅礴时而感情失控的抒情，指出温林两人所用的词库惊人接近。另一类则是八、九零年代发轫 的大专校园文学，那时期的散文好手包括潘碧华、何国忠、祝家华、林幸谦诸子，他们的作品洋溢着既感伤又激越的忧患意识，题材有大学生的心声、文化的焦虑与对时局的控诉。钟怡雯文末引用李欧梵谈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凸出反浪漫的“浪漫方式”，此一悖论尤为发人深省。
（五）
关于个别作家的文学表现与角色扮演，张依蘋以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为例，说明前述作家兼具马华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学者从事文学评论，勾勒文学思潮的时代社会关系，这种知性工作甚易磨损当事人的感性神经，左右脑一样发达的人毕竟是少数。张依蘋以黄锦树的小说，陈大为的诗，钟怡雯的散文，阐述学思历程与书写策略可以兵分二路，亦可互藏其宅。张依蘋显然对探索马华文学/马华作家身份的多重可能性甚感兴趣，论文最后部分综论“在台马华文学”与“在马台湾文学”，为文学的身份国籍、生产场域、文化认同的混杂性作出解读。
张锦忠很早就思考这方面的课题，他提的论文讨论的正是马华作家的离散与流动的跨国现象。张指出在台湾生产的马华文学，同时具备台湾文学与马华文学的双重属性，这种属性错位正反映了马华文学的流离失所。90年代以降，有迹象显示马华作家从台北流向南京与北京。
高嘉谦论黄锦树的寓言书写。寓言允许不同层次的释义，用詹明信的观察：“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这句话对黄锦树不无启示。本届研讨会黄氏在论文中指出，早期文学那种宣扬“为社会而文学”的创作失败，是因为那些所谓社会写实浅白直露，不懂寓言的多重复义，这不啻是黄锦树的夫子自道，无意中透露了他的书写策略的偏嗜。
高嘉谦认为黄锦树的族群书写，不仅是感时忧国遗绪下的道义负担，他还寻求“马华”书写的政治实践位置，“马华”在哪里？“马华文学”怎样写？怎么样的形式承载怎么样的经验？都是黄锦树的萦心之念。
（六）
马华文学的建制主要以报章文艺园地、书籍杂志的印刷流通为基础。黄俊麟的《文艺春秋》扫描（1996-2004），把九年来发表的诗、散文、小说、评论给予爬梳分类，让大家看到这些年来这块文艺园地曾经绽开过什么花卉。九年来《文艺春秋》刊载过的专辑、专题、主题论述、系列文章还有与时局互动、反映社会政治动态的创作，黄俊麟都一一交代了当初组稿的缘起于来龙去脉。他不无自诩的指出庄华兴撰写的“马来文坛巡礼”系列是《文艺春秋》的一座里程碑。
我最感兴趣的是黄俊麟对地志书写这方面的关注。他认为本土化不能靠在作品中安排几个异族人物，营造椰风蕉雨，还得凭丰富厚实的在地知识。讨论至此，黄俊麟忽然逸出《文艺春秋》的范畴，特别推介杨艺雄的新著《猎钓婆罗洲》里头“原汁原味的本土内容”：砂拉越的飞禽走兽、植物花草、钓鱼狩猎的各种体验与任务遭遇，杨艺雄笔下的大自然是“生命赖以生存的神圣疆场，又是强韧的竞争对象。”杨氏的“深层生态学写作”（deep ecological writing）（陈映真称为“环境文学”），必须要有充分的在地知识与敏锐的观察感受，才能写出好作品，皮相的湖光山色描绘，很容易成了廉价的旅游指南。国内从事环境文学书写的朋友包括了何乃健、田思、邡眉、林金城、还有年轻一代的杜忠全，他们的表现值得吾人留意。
从国内的园地到境外的出版，胡金伦的〈马华文学在台湾〉引录了张锦忠发表于《中外文学》（2000年9月）的〈马华文学在台湾编目〉（1962-2000），胡另行整理了2000年以迄2005年的新近出版数目作为补充，这样一来，马华文学在台的出版状况可谓一目了然：从1962年到2000年共出版各类诗文选集97种，翻查数目赫然发现马华文学在台的始作俑者是1962年印行《梦里的微笑》的小说家张寒。60年代中期星座诗社成员的诗集，相信都有作者自资出版。胡金伦整理数目以文类区分，得小说17种，散文16种，诗3种，共36册，换言之，自1962年到2005年马华文学在台总共出版了133本各类书籍，马华文学在台湾的版图或许可从这数目略窥梗概，胡金伦提供的这份史料对研究“马华文学在台湾”的人应该大有帮助。
至于马华文学在中国的处境，陈大为的论文多有阐发。1990年9月大马政府废除了对中国大陆的禁令，翌年，马华文学开始流入中国学界，主要是通过作协组团访华，团员赠书给中国朋友这条管道。中国学界早期以这些赠书为研究马华文学的文本，这就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
陈贤茂长达两百万字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这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里头遗漏之多，令人咋舌。中国学者对一些马华作家的赞誉或或过甚其词、或搔不到痒处。马华作家90年代出席多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提呈的都是些综论、泛论，缺乏学术垫底，能提供给中国学者的研究指引微不足道。一直到90年代末旅台学者的马华文学的论述接踵出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才反过来影响中国学界的论述向度。中国学者中以刘小新、朱崇科、黄万华对马华文学的研读最见工夫，刘、朱二人擅学术思辨，黄万华最能整合综论。
目前福建省的社科院与几所东南亚研究中心，都有订阅大马的华文报刊。随着资讯流通的日愈便利，中国学界在未来应该更准确地把握马华文学的具体表现与动向。2004年9月，我赴山东大学参加世华研讨会，提呈论文后，过来闲谈的戴冠清、喻大翔、朱文斌，他们的学术兴趣都兼及马华文学。戴冠清现任泉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她是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喻大翔专攻散文研究，正在多方面搜罗海内外散文佳作，他刻下在同济大学任教授，他也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朱文斌现任绍兴文理学院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交谈之下，才知道朱是陈贤茂的高足。陈贤茂对《海外华文文学史》书中的疵误显然未能释怀，特别嘱咐其弟子朱文斌日后勘正补充。种种迹象显示马华文学的中国处境有望逐渐改善。
以上总结，并非单纯的文书记录，把十四篇论文分成不同组别，是为了方便讨论。加上自己的观察与心得点滴，是为了证明自己也有意见，是个愿意思考的人。
2008年10月9日星期四
2008年10月8日星期三
养生之道与生理时钟
养生之道与生理时钟
2008/10/06
●温任平
芹菜（Celery）不管是中国芹菜、西洋芹菜，都有清血的功能，有中和体内的钙质与酸性物质的功效（硷化作用），防止心律不整，减少各种神经痛，包括风湿痛、关节炎、坐骨神经痛与因尿酸过多引起的疼痛。它的高叶酸可减少血管栓塞的机率，它的乙型红萝卜素可预防肺癌、乳癌、胰脏癌与男人常见的摄护腺癌。信不信由你，吴永志博士说每天吃8根西洋芹，30天内能把高血压降至正常血压。
蒜头是天然抗生素
还有蒜头（Garlic）那是天然的抗生素，因蒜头辛辣而不吃蒜头者，较每天吃小量蒜头者容易伤风感冒。小时候，妈在自己的后院里饲养了几只鸡，每次鸡只排出来的粪便呈白色，羽毛有异，病鸡垂头丧气，母亲即塞一瓣生蒜头进鸡的嘴里，不久病鸡即康复。而根据美国加里福亚大学医疗研究中心的追踪研究，蒜头是直肠癌的克星。吴永志根据台湾三军总医院的研究报告，服食蒜头应与人的体重成比例，每公斤一天得吃0.125克蒜头。我的体重是62公斤，每天得吃8克，也即是3瓣左右（不是3粒蒜头，那太多了），即可远离肠癌与直肠癌。分量的估计颇为重要，大量服食蒜头，会造成贫血，减少精子，对肝脏有损害。过犹不及，不要因为蒜头是世界公认最接近药品的健康食品便把它拿来当糖片吃。
吴永志推荐的蔬果，我只能选项介绍，其他无法详析。正常人早上喝两杯上述养生汁，癌病患者一天得分3次喝6杯。吴博士还特别强调两点，喝果汁正如喝水得一口一口慢慢喝，因为人体的细胞太小，一口气灌下去，体内的细胞来不及吸收，即变成尿液排出体外，那是浪费。而且打果汁机起码要有3.5马力（每分钟4万5千高速转动），才能将蔬果的纤维打得细微，释出植物生化素，因其体积小，人体内的细胞可以迅速吸收。许多家庭用的打果机只有2马力，打出来的果汁纤维很粗，细胞无法汲取养分，进入大肠被排出体外，实在可惜。
排出毒素不留宿便
人体的生理时间既然是凌晨4点到8点是排泄时间；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为吸收营养时间；晚上8点到凌晨4点为营养分布、配给身体各器官、系统的时间，吴永志的意见是：早餐吃高纤维蔬果以利消化，排出毒素，不留宿便。一天最好能排便3、4次，早上两次。午餐要丰富，讲究营养。晚餐最好在6时前进食，因为食物在肠胃需要时间消化，晚餐前一个小时不妨吃些沙拉或饮杯果汁。晚餐不宜吃得过饱（七、八分饱即足矣），而且最好不吃肉类，因为肉类的胺基酸影响睡眠，与有助睡眠的五谷、豆类的色胺基酸（Tryptophan）互相干扰。
吴永志特别指出，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为人体自愈和免疫系统的修补时间，最是重要。人脑的松果体在这时段分泌出黑激素（Melatonin），清除自由基，抗氧，促使T淋巴细胞合成并释放出细胞介质增强人体免疫功能。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不去就寝，就错过了黑激素修补全身上下的自愈与免疫系统的黄金时间。凌晨2时才上床睡觉，即使睡到明天中午才起身，睡了10个小时，仍觉昏沉倦怠，原因在此。人体细胞没有给予修补与修复，细胞被破坏死去，人老得特别快。那些过夜生活的人年纪虽轻，却花容憔悴，是我们的负面教材。烟酒伤身，更使夜猫子“老化”得更其迅速。
吴永志更指出许多现代人怕晒阳光，怕中皮肤癌。汽车的前后左右的玻璃都粘上各类遮阳、挡紫外线的胶纸。其实阳光的紫外线能将胆固醇转化成维他命A，润泽皮肤，预防皮肤癌；紫外线同时将胆固醇转化为维他命D3，可防骨质疏松症。吴永志每天都晒半个小时的阳光，记得当年雷久南博士在吉隆坡演讲，她建议早上晒20分钟阳光，傍晚再晒10分钟阳光，两人意见可谓相近。密布于我们皮肤上面的霉菌会被阳光晒死，人体也需要阳光的热能，精神始能抖擞。让胆固醇在紫外线的普照下转化为钙化固醇，强身健体。
晒乳液不利皮肤
许多女性因为害怕阳光，出门前在皮肤上涂抹各类防晒乳液，吴永志语重心长地指出，防晒乳可以挡住紫外线，使它不能到达皮肤底层，却因此使罹患皮肤癌的机率增高，这一点大家读了都有始料未及的感觉吧。这两篇文章资料都是吴博士的，笔者摘录整理，稍作补充，以飨读者，用意是希望利惠众生。我是个佛教徒，希望通过文字，做点功德。（下篇）
2008/10/06
●温任平
芹菜（Celery）不管是中国芹菜、西洋芹菜，都有清血的功能，有中和体内的钙质与酸性物质的功效（硷化作用），防止心律不整，减少各种神经痛，包括风湿痛、关节炎、坐骨神经痛与因尿酸过多引起的疼痛。它的高叶酸可减少血管栓塞的机率，它的乙型红萝卜素可预防肺癌、乳癌、胰脏癌与男人常见的摄护腺癌。信不信由你，吴永志博士说每天吃8根西洋芹，30天内能把高血压降至正常血压。
蒜头是天然抗生素
还有蒜头（Garlic）那是天然的抗生素，因蒜头辛辣而不吃蒜头者，较每天吃小量蒜头者容易伤风感冒。小时候，妈在自己的后院里饲养了几只鸡，每次鸡只排出来的粪便呈白色，羽毛有异，病鸡垂头丧气，母亲即塞一瓣生蒜头进鸡的嘴里，不久病鸡即康复。而根据美国加里福亚大学医疗研究中心的追踪研究，蒜头是直肠癌的克星。吴永志根据台湾三军总医院的研究报告，服食蒜头应与人的体重成比例，每公斤一天得吃0.125克蒜头。我的体重是62公斤，每天得吃8克，也即是3瓣左右（不是3粒蒜头，那太多了），即可远离肠癌与直肠癌。分量的估计颇为重要，大量服食蒜头，会造成贫血，减少精子，对肝脏有损害。过犹不及，不要因为蒜头是世界公认最接近药品的健康食品便把它拿来当糖片吃。
吴永志推荐的蔬果，我只能选项介绍，其他无法详析。正常人早上喝两杯上述养生汁，癌病患者一天得分3次喝6杯。吴博士还特别强调两点，喝果汁正如喝水得一口一口慢慢喝，因为人体的细胞太小，一口气灌下去，体内的细胞来不及吸收，即变成尿液排出体外，那是浪费。而且打果汁机起码要有3.5马力（每分钟4万5千高速转动），才能将蔬果的纤维打得细微，释出植物生化素，因其体积小，人体内的细胞可以迅速吸收。许多家庭用的打果机只有2马力，打出来的果汁纤维很粗，细胞无法汲取养分，进入大肠被排出体外，实在可惜。
排出毒素不留宿便
人体的生理时间既然是凌晨4点到8点是排泄时间；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为吸收营养时间；晚上8点到凌晨4点为营养分布、配给身体各器官、系统的时间，吴永志的意见是：早餐吃高纤维蔬果以利消化，排出毒素，不留宿便。一天最好能排便3、4次，早上两次。午餐要丰富，讲究营养。晚餐最好在6时前进食，因为食物在肠胃需要时间消化，晚餐前一个小时不妨吃些沙拉或饮杯果汁。晚餐不宜吃得过饱（七、八分饱即足矣），而且最好不吃肉类，因为肉类的胺基酸影响睡眠，与有助睡眠的五谷、豆类的色胺基酸（Tryptophan）互相干扰。
吴永志特别指出，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为人体自愈和免疫系统的修补时间，最是重要。人脑的松果体在这时段分泌出黑激素（Melatonin），清除自由基，抗氧，促使T淋巴细胞合成并释放出细胞介质增强人体免疫功能。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不去就寝，就错过了黑激素修补全身上下的自愈与免疫系统的黄金时间。凌晨2时才上床睡觉，即使睡到明天中午才起身，睡了10个小时，仍觉昏沉倦怠，原因在此。人体细胞没有给予修补与修复，细胞被破坏死去，人老得特别快。那些过夜生活的人年纪虽轻，却花容憔悴，是我们的负面教材。烟酒伤身，更使夜猫子“老化”得更其迅速。
吴永志更指出许多现代人怕晒阳光，怕中皮肤癌。汽车的前后左右的玻璃都粘上各类遮阳、挡紫外线的胶纸。其实阳光的紫外线能将胆固醇转化成维他命A，润泽皮肤，预防皮肤癌；紫外线同时将胆固醇转化为维他命D3，可防骨质疏松症。吴永志每天都晒半个小时的阳光，记得当年雷久南博士在吉隆坡演讲，她建议早上晒20分钟阳光，傍晚再晒10分钟阳光，两人意见可谓相近。密布于我们皮肤上面的霉菌会被阳光晒死，人体也需要阳光的热能，精神始能抖擞。让胆固醇在紫外线的普照下转化为钙化固醇，强身健体。
晒乳液不利皮肤
许多女性因为害怕阳光，出门前在皮肤上涂抹各类防晒乳液，吴永志语重心长地指出，防晒乳可以挡住紫外线，使它不能到达皮肤底层，却因此使罹患皮肤癌的机率增高，这一点大家读了都有始料未及的感觉吧。这两篇文章资料都是吴博士的，笔者摘录整理，稍作补充，以飨读者，用意是希望利惠众生。我是个佛教徒，希望通过文字，做点功德。（下篇）
吉人辞寡
吉人辞寡
2008/09/22
●温任平
古人说：“吉人辞寡”，我翻过《麻衣相法》，发觉里头亦载有是项观察。“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事例太多，每个人都有过大大小小的不快经验。医生亦可病从口入，律师亦可祸从口出。多少医生因喜吃海鲜而皮肤敏感，因嗜煎炸烤而惹来各种病痛。律师深谙法律条文，但因一时意气用事，出言不当被讼以诽谤罪名者，案例甚多。看来一个人要吉祥康泰，还是少说话为妙。真的有意见要表达，须深思熟虑说话要拿捏分寸，还要留意尊卑之分，以免讲者无心，听者有意，自惹麻烦。
我现在从事的谘询工作，更须留意自己说话的内容，层次甚至声调。话要说清楚，可免听者误读或误听，形容词与副词的运用不是为了装饰性（cosmetic），而是为了恰如其份把讯息传递给对方。人的资质有聪慧愚鲁之分，面对教育不高的客人，动辄引经据典恐怕吃力不讨好。面对知识水平高的客人，如果用的尽是贩夫走卒的语言，对方听了会觉得无聊。我当公务员，在中学里教了29年书，因材施教的原则用在客人身上大抵可行。当然成年人与中学生面对的问题不同，分析讲解的策略须做些调整。
自信反映当事人能耐
工作性质使人必须多言，教师教书授课、律师辩证公堂，促销员介绍产品，都不可能辞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人的格局高低，他/她的举止是否从容淡定，自信但却并非骄满。从容而自信反映了当事人内在的能量丰沛，这“能量”可以是他的学问、才干以及他对于问题的把握能力。毛躁不安，搔首抓腮，动作频仍，许多时候反而是色厉内荏的表徵。
爱说话，说话大声，笑声响亮的人，其爆发力不可等闲视之，但是沉默寡言的金庸比爱笑爱闹的倪匡与已故黄霑，格局要高出许多。在紫微斗数命盘上，有时火星会与地空（或地劫）同躔，地空腾出空间让火星有机会燃烧迸爆，这是爆发力所以产生的原因。黄霑的作曲写词，追求林燕妮，演唱会的表现（“沧海一声笑……”）都甚具爆发性，但是火星不可能长期燃烧，易燃之物亦易熄灭，这是火星地空灿烂辉煌，但不能持久的原因。黄霑于耳顺之年逝世可为引证。
我相信韬光养晦，尤其是火星、地空这一类人必须懂得持盈保泰之道，不要一下子把力量用完，要懂得累积蕴藏。道家言弱水哲学，最柔的水反而最能攻坚。古人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便是看出柔韧的力量之强大，非同小可。阳刚的力道，可以过五关斩六将，无坚不摧，缺点是不能耐久，最忌蹉跎。能冲能闯的人，应该把握冲刺的力道，突破瓶颈，一举将障碍扫除。如果你有自知之明，自己是个闯将，便要好好把握性格隐藏着的爆发力，聚集全力，焦点集中，拼搏奋斗，不可稍为懈怠。要一鼓作气，俟至三鼓便力竭气衰，无以为继矣。从容淡定，吉人辞寡的人是弱水，能忍能守，以待时机。阳刚与阴柔是死对头，先天冲尅，前任与现任副首相两人的行事作风，可为参照。
2008/09/22
●温任平
古人说：“吉人辞寡”，我翻过《麻衣相法》，发觉里头亦载有是项观察。“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事例太多，每个人都有过大大小小的不快经验。医生亦可病从口入，律师亦可祸从口出。多少医生因喜吃海鲜而皮肤敏感，因嗜煎炸烤而惹来各种病痛。律师深谙法律条文，但因一时意气用事，出言不当被讼以诽谤罪名者，案例甚多。看来一个人要吉祥康泰，还是少说话为妙。真的有意见要表达，须深思熟虑说话要拿捏分寸，还要留意尊卑之分，以免讲者无心，听者有意，自惹麻烦。
我现在从事的谘询工作，更须留意自己说话的内容，层次甚至声调。话要说清楚，可免听者误读或误听，形容词与副词的运用不是为了装饰性（cosmetic），而是为了恰如其份把讯息传递给对方。人的资质有聪慧愚鲁之分，面对教育不高的客人，动辄引经据典恐怕吃力不讨好。面对知识水平高的客人，如果用的尽是贩夫走卒的语言，对方听了会觉得无聊。我当公务员，在中学里教了29年书，因材施教的原则用在客人身上大抵可行。当然成年人与中学生面对的问题不同，分析讲解的策略须做些调整。
自信反映当事人能耐
工作性质使人必须多言，教师教书授课、律师辩证公堂，促销员介绍产品，都不可能辞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人的格局高低，他/她的举止是否从容淡定，自信但却并非骄满。从容而自信反映了当事人内在的能量丰沛，这“能量”可以是他的学问、才干以及他对于问题的把握能力。毛躁不安，搔首抓腮，动作频仍，许多时候反而是色厉内荏的表徵。
爱说话，说话大声，笑声响亮的人，其爆发力不可等闲视之，但是沉默寡言的金庸比爱笑爱闹的倪匡与已故黄霑，格局要高出许多。在紫微斗数命盘上，有时火星会与地空（或地劫）同躔，地空腾出空间让火星有机会燃烧迸爆，这是爆发力所以产生的原因。黄霑的作曲写词，追求林燕妮，演唱会的表现（“沧海一声笑……”）都甚具爆发性，但是火星不可能长期燃烧，易燃之物亦易熄灭，这是火星地空灿烂辉煌，但不能持久的原因。黄霑于耳顺之年逝世可为引证。
我相信韬光养晦，尤其是火星、地空这一类人必须懂得持盈保泰之道，不要一下子把力量用完，要懂得累积蕴藏。道家言弱水哲学，最柔的水反而最能攻坚。古人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便是看出柔韧的力量之强大，非同小可。阳刚的力道，可以过五关斩六将，无坚不摧，缺点是不能耐久，最忌蹉跎。能冲能闯的人，应该把握冲刺的力道，突破瓶颈，一举将障碍扫除。如果你有自知之明，自己是个闯将，便要好好把握性格隐藏着的爆发力，聚集全力，焦点集中，拼搏奋斗，不可稍为懈怠。要一鼓作气，俟至三鼓便力竭气衰，无以为继矣。从容淡定，吉人辞寡的人是弱水，能忍能守，以待时机。阳刚与阴柔是死对头，先天冲尅，前任与现任副首相两人的行事作风，可为参照。
搾甘蔗式消费
搾甘蔗式消费
2008/09/15
●温任平
每次读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都有不少感触。暮色崦嵫的前半个小时，西坠的太阳色彩绚烂无比，不仅文人墨客为之心醉，遐想翩翩，一般人在面对太阳西沉的那一刻，无论在高速公路上或在河旁海边，都被夕阳的余晖所感所撼。
油价降商品价格不跌
无意在夕阳无限好这题目上发挥，我想借余晖的夺目灿烂来描绘饱受通货膨胀蹂躏的大马市场。6月份的通膨率7.7%，7月份跃升至8.5%。米价在6周前即已宣布入口价减近30%，但是国内的超级市场的米价售价只增不降。不少商贾与商场因或利用通膨为理由或借口，调高商品价格，油价起百物腾升，油价降了，这些商品的价格却维持不堕。可能是国阵政府与反对党阵线近日斗晕了头，贸消部执法人员，竟然视若无睹。
这样写下去就可能有点岔出题外了。本文无意强调通膨，价格不合理与民间怨懑，而是经济灾难甫发生不久的大众心态。1907年华尔街崩盘，美国就在这全民恐慌时期兴建两栋当时世界的第一高楼。1929年到1931年美国面对经济大萧条（美国第一次用The Great Depression来形容当时的惨状），有3栋摩天楼（包括帝国大厦）在纽约市奇迹似地兴建成功。1974年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都因油价的狂飚而动摇，纽约的世贸大厦与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一起在地平线上矗起。1997年马来西亚的双峰塔兴建，亚洲经济危机突然来袭，四小龙颓然倒地，美元对马币一度跌破一美元兑5令吉，台北101上场，民进党于台湾执政，陈水扁开始他的五鬼搬运法，别的不谈，两次金融改革，掉入台湾之子的袋里的财富即以亿计。当社会出现问题，经济衰退之际，人们内心的动性不安，使他们（尤其是领导人）不自觉的或刻意的去营造虚幻绚丽的假象自我欺骗，刻意麻醉自己，压抑理性，缓解潜藏于意识深层的傍徨与恐惧。
今天全世界有4.6万人拼命追炒古董与名画，这与不同国家/民族不顾一切建第一高楼的欲望，心理因素出奇的相似。秦始皇建的宏伟建筑至今犹在，是世界古迹之一，但秦朝仅15年便灭亡。金字塔的建筑的力学原理连今日一流的土木工程师都啧啧称奇，但古埃及文明只能供后人凭吊而已。
我的客人当中有些家境颇为富裕，他们不约而同买红宝石、祖母绿、钻石，并且千叮万嘱我帮他们买近乎绝种，可遇不可求的“火焰闪山云”（fire opal）与“鸡血石”（bloodstone)。近两个月来多类车种在各语文报及其他媒体刊载一版又一版的彩色广告，并不断推出改善、改良及润饰后的车款招徕顾客。其中一些款式的变动属于装饰性（cosmetic touch-up)，即弄得花俏些，时尚些，就是要让赶新求异一族买车或换车。车贷不像房贷，车贷采固定制，趁着国家银行还未加息前购入车子可以锁定利息，当前的汽车业的促销与荣景，不难理解。 这些消费者中，有一些有点像1998年亚洲发生经济风暴时那样，起初他们手上还有些闲钱或积蓄，出入口贸易的逆变、令吉贬值、股市溃败所造成的伤害还未噬入这些消费人的血肉肌里去。他们或许在想，现在有钱便现在花吧！这3个月或未来半年还能花得起便痛快花吧！夕阳无限好，回光返照也是一番美景。有云：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有钱先享用了再说。至于明天，让“明天”自己去筹谋吧，说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天无绝人之路啊。
得志儒家失意变道家
华人的民族性很特别，得志（尤其是当官的，显赫于仕途的）时是儒家，失意时（面对挫折、落第流放）又成了道家，十分懂得“虚空待物的道理。就我的观察，这一轮车商全力催谷各类车种，除了有诚意推介好东西的车商，有些有点像夜市集卖甘蔗水，甘蔗都被搅拌机绞到扁平了，还要把树皮般的蔗渣再插进去多绞一两次，要它挤出几滴蔗水也好。我这比喻毫无诋毁汽车销售人员之意。行销是一门值得尊敬的“艺术”，我是搞文学搞了一辈子，星期五也常走Pasar Malam，这个意象在我写着这篇短文的时候在脑际浮现。全球经济衰退，国家政经动荡，从建高楼、购宝石、买古董、换大车，都使我想到榨甘蔗式消费，令人心悖。
2008/09/15
●温任平
每次读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都有不少感触。暮色崦嵫的前半个小时，西坠的太阳色彩绚烂无比，不仅文人墨客为之心醉，遐想翩翩，一般人在面对太阳西沉的那一刻，无论在高速公路上或在河旁海边，都被夕阳的余晖所感所撼。
油价降商品价格不跌
无意在夕阳无限好这题目上发挥，我想借余晖的夺目灿烂来描绘饱受通货膨胀蹂躏的大马市场。6月份的通膨率7.7%，7月份跃升至8.5%。米价在6周前即已宣布入口价减近30%，但是国内的超级市场的米价售价只增不降。不少商贾与商场因或利用通膨为理由或借口，调高商品价格，油价起百物腾升，油价降了，这些商品的价格却维持不堕。可能是国阵政府与反对党阵线近日斗晕了头，贸消部执法人员，竟然视若无睹。
这样写下去就可能有点岔出题外了。本文无意强调通膨，价格不合理与民间怨懑，而是经济灾难甫发生不久的大众心态。1907年华尔街崩盘，美国就在这全民恐慌时期兴建两栋当时世界的第一高楼。1929年到1931年美国面对经济大萧条（美国第一次用The Great Depression来形容当时的惨状），有3栋摩天楼（包括帝国大厦）在纽约市奇迹似地兴建成功。1974年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都因油价的狂飚而动摇，纽约的世贸大厦与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一起在地平线上矗起。1997年马来西亚的双峰塔兴建，亚洲经济危机突然来袭，四小龙颓然倒地，美元对马币一度跌破一美元兑5令吉，台北101上场，民进党于台湾执政，陈水扁开始他的五鬼搬运法，别的不谈，两次金融改革，掉入台湾之子的袋里的财富即以亿计。当社会出现问题，经济衰退之际，人们内心的动性不安，使他们（尤其是领导人）不自觉的或刻意的去营造虚幻绚丽的假象自我欺骗，刻意麻醉自己，压抑理性，缓解潜藏于意识深层的傍徨与恐惧。
今天全世界有4.6万人拼命追炒古董与名画，这与不同国家/民族不顾一切建第一高楼的欲望，心理因素出奇的相似。秦始皇建的宏伟建筑至今犹在，是世界古迹之一，但秦朝仅15年便灭亡。金字塔的建筑的力学原理连今日一流的土木工程师都啧啧称奇，但古埃及文明只能供后人凭吊而已。
我的客人当中有些家境颇为富裕，他们不约而同买红宝石、祖母绿、钻石，并且千叮万嘱我帮他们买近乎绝种，可遇不可求的“火焰闪山云”（fire opal）与“鸡血石”（bloodstone)。近两个月来多类车种在各语文报及其他媒体刊载一版又一版的彩色广告，并不断推出改善、改良及润饰后的车款招徕顾客。其中一些款式的变动属于装饰性（cosmetic touch-up)，即弄得花俏些，时尚些，就是要让赶新求异一族买车或换车。车贷不像房贷，车贷采固定制，趁着国家银行还未加息前购入车子可以锁定利息，当前的汽车业的促销与荣景，不难理解。 这些消费者中，有一些有点像1998年亚洲发生经济风暴时那样，起初他们手上还有些闲钱或积蓄，出入口贸易的逆变、令吉贬值、股市溃败所造成的伤害还未噬入这些消费人的血肉肌里去。他们或许在想，现在有钱便现在花吧！这3个月或未来半年还能花得起便痛快花吧！夕阳无限好，回光返照也是一番美景。有云：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有钱先享用了再说。至于明天，让“明天”自己去筹谋吧，说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天无绝人之路啊。
得志儒家失意变道家
华人的民族性很特别，得志（尤其是当官的，显赫于仕途的）时是儒家，失意时（面对挫折、落第流放）又成了道家，十分懂得“虚空待物的道理。就我的观察，这一轮车商全力催谷各类车种，除了有诚意推介好东西的车商，有些有点像夜市集卖甘蔗水，甘蔗都被搅拌机绞到扁平了，还要把树皮般的蔗渣再插进去多绞一两次，要它挤出几滴蔗水也好。我这比喻毫无诋毁汽车销售人员之意。行销是一门值得尊敬的“艺术”，我是搞文学搞了一辈子，星期五也常走Pasar Malam，这个意象在我写着这篇短文的时候在脑际浮现。全球经济衰退，国家政经动荡，从建高楼、购宝石、买古董、换大车，都使我想到榨甘蔗式消费，令人心悖。
2008年9月5日星期五
再认识杨牧：序《隐喻的流变》
再认识杨牧：序《隐喻的流变》
温任平
星洲日报 星洲广场
17/8/2008
张依蘋邀我为她即将出版的硕士论文《隐喻的流变：杨牧的散文研究（1960-2001）》写序，依蘋刻下在拉曼大学任教，她的硕论完成于2001年5月，文长近12万言，提要钩玄，写得十分用心。我自1977年为《紫一思诗选》写序以来，大约完成了30篇序，除了〈与傅承得聊天〉那篇序较短外，其他序文篇幅可观，以新批评加上傅莱（Northrop Frye）的原型、神话研究，月旦作品的艺术表现，褒贬之间，往往不假辞色，因而有1985年持续五个月的端木虹事件之爆发。有人告诉我写序像公司开张，找个社会贤达致词，说些好话、场面话，变相打广告，这种事我不屑去做，虽然这样做会皆大欢喜。
本来以为替张惠思的诗集《站在遗忘的对岸》写成长序后，就不再写序了。这次毫不犹疑地答应依蘋的邀序，原因可能是她研究的对象是杨牧，一个我“有话要说”的诗人/散文家。这也算是因缘吧。
中国学界硕士论文一般上篇幅较短，出版成书的硕论，可谓凤毛麟角，博士论文整理后付梓的倒不难找。收到依蘋寄来的稿件的同一天，我刚好读着许子东的博论《为了遗忘的集体记忆》。许子东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硕士，在香港大学中文系考哲学博士，我稍微比较了一下两人的学术背景与论述的话语特征。张依蘋与许子东同是中文系科班出身，都借用西方的学术资源以丰富与深刻化自身论文的思想内涵，但语言文体很不一样。大陆两岸的论述文体的差异，笔者将来会写篇文章谈谈，抛砖当然是为了引玉。
近十年来，我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的专栏曾经不止一次探讨杨牧的诗文风格与艺术表现。早在1973年笔者撰写〈论思采的散文集《风向》〉即曾指出思采、赖敬文作品的叶珊化，并且暗示他们的散文创作可能只得其形未得其神成了“小叶珊”。1979年我写成〈从杨牧的《年轮》看现代散文的变〉，发表于台大外文系出版的《中外文学》月刊第8卷第3期，我用理性的笔触写自己对杨牧的鉴赏心得，并以感性的曲笔表达我对他的赞羡仰慕之情。最近一篇〈寂天寞地即惊天动地谈杨牧〉，去年8月刊星洲日报〈静中听雷〉，距今不足一载。依蘋邀我写序，我想她觉得我应该是叶珊/杨牧的知音。依蘋的硕论对杨牧推崇备至，，从叶珊到杨牧，这四十年来杨牧如何完成他的“文学人格”，能找到另一个人共同赏析，未尝不是件赏心悦事。
张依蘋的硕论颇长，她从苏珊兰格（Susanne K.K.Langer）的美学理论为背景阐述作家从感情到形式的具现，表象、虚象、幻象的层次关系，从符号到隐喻到象征，说起来这些都是吾人熟知的美学知识，卑之无甚高论。重要的是，杨牧的散文，一方面是诗的延伸与衍变，另一方面杨牧的散文诗或后期的“议论散文”（这当然与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迥异）往往拒绝囿限于文类的限制，用依蘋的观察：
“打破散文与诗体例…...或者说，复原先秦文学的文学规范，不露痕迹的融中、英、少数德法的文字、翻译、文学评论、小说、戏剧、诗、散文、随笔等进入他的‘散文’，却能构成一致性，统领这一切的就是其思想------情感主体。”
有关文类的逾界现象，梁实秋先生在30年代即曾论及，但似乎并未引起当时中国学界的注意。余光中写过一篇〈食花的怪客〉，介乎散文与小说之间，作品中的文学教授心神恍惚，浮上来的虚象或幻觉，带点魔幻的惊悸趣味，但这只是余翁少壮时期的戏作，不像杨牧的大规模经营，虚实相应，瓜瓜藤藤，枝蔓相连。依蘋循其生成过程以“隐喻的流变”追索其发展脉络，强调隐喻本身的功能与变化。这当然是正确的。换言之，从叶珊到杨牧，艺术家是不断在扩展其隐喻的时空与地理版图。
从修辞学的角度看，比喻包括明喻、暗喻（隐喻）、曲喻，还有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圆喻，还有所有一流诗人都会尝试的“换喻”（metonymy）。比喻乃诗人先天之禀赋，虽在父兄不能传之以子弟。第一流的诗人着眼不在简易层次的赋、比、兴，而在于隐喻系统、象征系统的建构。象征系统里头有其“原型”（archetype）与“神话”（myth），艾略特的〈荒原〉、叶慈的〈航向拜占庭〉都有原型神话的色彩。杨牧自承他最喜欢的三位诗人其中两人便是上述两位英语世界的诗宗。另一位诗人是济慈，杨牧曾写过许多封书信给他，我觉得杨牧（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精神实秉承自济慈之正宗。杨牧结合现代与浪漫，而又能巧妙地融会主知与唯感这两种冲突的元素，使他的艺术与众不同，创造了五四新文学的新高，读他的诗与散文最能享受那种“巅峰经验”的快感。
依蘋在论文中提到的《年轮》与《搜索者》于1982年由洪范出版，两者唇齿相关，依蘋甚至认为迟了四个月才面世的《搜索者》反而更像《年轮》之兴，由于《年轮》这阕“长长的散文”早在1976年即已面世，相隔六年，依蘋的话我不敢说，我揣测这两部作品互为表里，乃是同一个时期思虑沉吟之所得。《年轮》以创作实践印证了文类混揉的可能性，但混血或杂揉都不免沾上些许负面歧义。Fusion of Genres(“文类融浑”)可能是较佳的说法。《年轮》摆脱文类的羁绊，《搜索者》则预告了他从searcher 到 researcher 才是他“表现本质的路”（用叶珊的话）。这方面依蘋敏锐地抓住了论述的主轴，searcher 是个搜索者，而researcher 可以同时是一个“再搜索者”（再探索者）与“学者”（研究者），硕论指出从叶珊到杨牧，“探讨的是浪漫诗人如何转型为学者诗人”。
德国作家、汉学家史迪曼（Tilman Spengler）曾如此评断：“如果在西方，或至少在德国，杨牧应该被称为‘博学诗人’（poeta doctus）。”史迪曼于1991年出版小说《列宁的脑》（Lenins Hirn）,被译成21国语言，作品风靡于世。史迪曼早在1983年就当了柏林科学院的院士，他对杨牧如此看好，理由无他，杨牧无论诗文、评论、翻译均充份反映他学问深邃，兴趣广博。依蘋认同欧文（Stephen Owen）对杨牧“双文化”（bicultural）评价，并具体地指出这种“双文化”不仅“来自中西教育背景和中西文化意象的融合，也来自其作品肌理间中西修辞学的互补，择优发挥的特色。”这项判断甚有见地。
杨牧从陈世骧教授游，攻读《诗经》。《诗经》花草植物的象喻，印证家乡花莲的锦秀河川与田野的各种花卉树木，现实与想象不期而遇，契合无间，这大概是杨牧喜用、擅用植物、生态意象的原因。1960年处女作《水之湄》已可略窥杨牧耽于大自然草木之美的倾向。出版《水之湄》那年的叶珊才20岁，依蘋的说法颇为有趣：“情感主体 用草木虫鱼的文字游戏了近十五年，终决定越矩（狱）取得再一次轮回的机会。”艺术家何尝没有自知之明，杨牧说：“一个人年过三十，他的诗不可能因湖之光山之色而自动生长了。”三十六岁杨牧写成《年轮》，他终于把隐喻引申、深化、扩大成为自己的象征系统。
依蘋指出杨牧的主要隐喻是水、树木、星象。水可以是河、湖、海、雪、霜、雾，也可以是雨水、汗水、泪水；树从森林到落叶，观念的树是“盘根入世的精神”、“向上求索的表现”。树见证了四时的变化，大自然的嬗遞，时间的流逝。地上的树木有年轮，天际则有浮雕般的星图。叶珊时期的杨牧写成〈十二星象练习曲〉，收入其第四卷诗集《传说》（1971年），是一首获奖的组诗。就笔者对西洋星座与相关希腊神话的了解，杨牧这组诗似乎耗尽了他于西洋星象这方面的知识资源，他后来在《山风海语》、《方向归零》、《昔我往兮》及其散文集如《疑神》、《星图》、《亭午之鹰》等作品中撷用星象神话，便不甚出色，无力再作想象的腾挪，反而有些累赘空泛。上星期在书展偶遇几位来自北马的文友，谈起杨牧，他们说：“《年轮》、《搜索者》之后的杨牧散文不怎么好看，书是翻了几遍，就是买不下手。”
学术探讨而竟以文学友儕冲口而出的评语佐证，搞不好会成了笑柄。返家之后重读他的奇莱三书与“疑、星、亭”诸作，发现杨牧的问题可能出在他的议论型散文（学者散文）历史感沉重，知识庞杂，他的大自然崇拜，宇宙至上论以致于中国天人合一、既佛又道的哲学思维，使他的散文处于超载状态，过犹不及，感性窒滞不畅，少了《年轮》那种撼人的戏剧感。读书要靠点直觉，好坏的评断亦然。朋友当然不知道我正在为写这篇有关杨牧的序而踌躇，他们直率的言语迫着我效法王文兴的精读，颜元叔的苦读细品。我觉得杨牧的散文来到《年轮》成了《搜索者》可能是他个人散文创作的极峰，researcher 阶段的散文理性过强，人文历史与其他远古知识的引用拥挤，反而使艺术家的散文“不再那么诗”。我们可以了解杨牧创新多变，追求完整的手艺（craftmanship）。当杨牧沉浸在他的生态想象，大自然的沉湎，天人交感浑然无间的哲境里，我想我和我的朋友面对的是一个学植深厚的学者、思想家，而非叶珊以迄《年轮》《搜索者》的诗人散文家。智者超凡入圣固难，能够换个身段超圣入凡更是一大挑战。这是我的悖论。大我四岁的杨牧不一定认同我的看法，年龄比我小一个世代的依蘋不妨把我的判断视为野叟之言。我也许看错了，但我必须忠实于自己的文学感知。
《诗经》对杨牧的影响不仅止于花草树木虫鱼，1967年叶珊撰写〈诗经国风草木〉论及〈简兮〉、〈晨风〉、〈车邻〉诸篇的格律变化，他对类似“山有……隰有”的句型秩序与秩序调整后的音色转折与气氛营造，早已心里有数。杨牧的诗文内里微妙近乎奇异的音乐感，可能得自《诗经》格律衍变给他的启示，不是余光中〈听听那冷雨〉的拟声，而是字词在段落或篇章里的重复再奏，对照呼应，与因而形成的反复回增的力量。这点依蘋的硕论析之甚详，并且认为杨牧这种散文特色借自《诗经》的工具语言。“工具语言”泛指等因奉此的文牍惯语，与以内容为重的学科所使用的文字媒介，我想我会用“句型格律”或“修辞策略”称之。依蘋以《诗经》的〈鸨羽〉对照杨牧的〈普利斯顿的春天〉诸篇，重复中有变化，复叠中见衍变，借用《诗经》的格律，营造语体文的回响效应，使文字跌宕起伏，从而衬出作者内心感情的律动。即使替报章写专栏，杨牧亦擅以此技法控驭、调频语言的节奏。硕论未提及的《交流道》、《飞过火山》二书可为旁证。
1973年11月认识的老友陈芳明，嘗称誉杨牧为“台湾现代散文的先驱”，张依蘋认为杨牧汲取西方之优势，投入“寻找汉字的真正性格、开创汉文学的无穷潜力。”这些判断都切中肯綮。我与依蘋对杨牧散文的整体成就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对杨牧从容将身边符号转化为隐喻象征，最后形成其特殊的寓言结构，而过程又是那么自然浑成，我们对他的仰羡钦佩之情，可谓不分轩轾。读张依蘋的硕论让我有机会重温旧梦，翻新自己于60年代读着余光中、叶珊的诗文进入现代文学堂奥的记忆。往事并不如烟。是为序。
（完稿于戊子年端午节）
温任平
星洲日报 星洲广场
17/8/2008
张依蘋邀我为她即将出版的硕士论文《隐喻的流变：杨牧的散文研究（1960-2001）》写序，依蘋刻下在拉曼大学任教，她的硕论完成于2001年5月，文长近12万言，提要钩玄，写得十分用心。我自1977年为《紫一思诗选》写序以来，大约完成了30篇序，除了〈与傅承得聊天〉那篇序较短外，其他序文篇幅可观，以新批评加上傅莱（Northrop Frye）的原型、神话研究，月旦作品的艺术表现，褒贬之间，往往不假辞色，因而有1985年持续五个月的端木虹事件之爆发。有人告诉我写序像公司开张，找个社会贤达致词，说些好话、场面话，变相打广告，这种事我不屑去做，虽然这样做会皆大欢喜。
本来以为替张惠思的诗集《站在遗忘的对岸》写成长序后，就不再写序了。这次毫不犹疑地答应依蘋的邀序，原因可能是她研究的对象是杨牧，一个我“有话要说”的诗人/散文家。这也算是因缘吧。
中国学界硕士论文一般上篇幅较短，出版成书的硕论，可谓凤毛麟角，博士论文整理后付梓的倒不难找。收到依蘋寄来的稿件的同一天，我刚好读着许子东的博论《为了遗忘的集体记忆》。许子东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硕士，在香港大学中文系考哲学博士，我稍微比较了一下两人的学术背景与论述的话语特征。张依蘋与许子东同是中文系科班出身，都借用西方的学术资源以丰富与深刻化自身论文的思想内涵，但语言文体很不一样。大陆两岸的论述文体的差异，笔者将来会写篇文章谈谈，抛砖当然是为了引玉。
近十年来，我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的专栏曾经不止一次探讨杨牧的诗文风格与艺术表现。早在1973年笔者撰写〈论思采的散文集《风向》〉即曾指出思采、赖敬文作品的叶珊化，并且暗示他们的散文创作可能只得其形未得其神成了“小叶珊”。1979年我写成〈从杨牧的《年轮》看现代散文的变〉，发表于台大外文系出版的《中外文学》月刊第8卷第3期，我用理性的笔触写自己对杨牧的鉴赏心得，并以感性的曲笔表达我对他的赞羡仰慕之情。最近一篇〈寂天寞地即惊天动地谈杨牧〉，去年8月刊星洲日报〈静中听雷〉，距今不足一载。依蘋邀我写序，我想她觉得我应该是叶珊/杨牧的知音。依蘋的硕论对杨牧推崇备至，，从叶珊到杨牧，这四十年来杨牧如何完成他的“文学人格”，能找到另一个人共同赏析，未尝不是件赏心悦事。
张依蘋的硕论颇长，她从苏珊兰格（Susanne K.K.Langer）的美学理论为背景阐述作家从感情到形式的具现，表象、虚象、幻象的层次关系，从符号到隐喻到象征，说起来这些都是吾人熟知的美学知识，卑之无甚高论。重要的是，杨牧的散文，一方面是诗的延伸与衍变，另一方面杨牧的散文诗或后期的“议论散文”（这当然与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迥异）往往拒绝囿限于文类的限制，用依蘋的观察：
“打破散文与诗体例…...或者说，复原先秦文学的文学规范，不露痕迹的融中、英、少数德法的文字、翻译、文学评论、小说、戏剧、诗、散文、随笔等进入他的‘散文’，却能构成一致性，统领这一切的就是其思想------情感主体。”
有关文类的逾界现象，梁实秋先生在30年代即曾论及，但似乎并未引起当时中国学界的注意。余光中写过一篇〈食花的怪客〉，介乎散文与小说之间，作品中的文学教授心神恍惚，浮上来的虚象或幻觉，带点魔幻的惊悸趣味，但这只是余翁少壮时期的戏作，不像杨牧的大规模经营，虚实相应，瓜瓜藤藤，枝蔓相连。依蘋循其生成过程以“隐喻的流变”追索其发展脉络，强调隐喻本身的功能与变化。这当然是正确的。换言之，从叶珊到杨牧，艺术家是不断在扩展其隐喻的时空与地理版图。
从修辞学的角度看，比喻包括明喻、暗喻（隐喻）、曲喻，还有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圆喻，还有所有一流诗人都会尝试的“换喻”（metonymy）。比喻乃诗人先天之禀赋，虽在父兄不能传之以子弟。第一流的诗人着眼不在简易层次的赋、比、兴，而在于隐喻系统、象征系统的建构。象征系统里头有其“原型”（archetype）与“神话”（myth），艾略特的〈荒原〉、叶慈的〈航向拜占庭〉都有原型神话的色彩。杨牧自承他最喜欢的三位诗人其中两人便是上述两位英语世界的诗宗。另一位诗人是济慈，杨牧曾写过许多封书信给他，我觉得杨牧（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精神实秉承自济慈之正宗。杨牧结合现代与浪漫，而又能巧妙地融会主知与唯感这两种冲突的元素，使他的艺术与众不同，创造了五四新文学的新高，读他的诗与散文最能享受那种“巅峰经验”的快感。
依蘋在论文中提到的《年轮》与《搜索者》于1982年由洪范出版，两者唇齿相关，依蘋甚至认为迟了四个月才面世的《搜索者》反而更像《年轮》之兴，由于《年轮》这阕“长长的散文”早在1976年即已面世，相隔六年，依蘋的话我不敢说，我揣测这两部作品互为表里，乃是同一个时期思虑沉吟之所得。《年轮》以创作实践印证了文类混揉的可能性，但混血或杂揉都不免沾上些许负面歧义。Fusion of Genres(“文类融浑”)可能是较佳的说法。《年轮》摆脱文类的羁绊，《搜索者》则预告了他从searcher 到 researcher 才是他“表现本质的路”（用叶珊的话）。这方面依蘋敏锐地抓住了论述的主轴，searcher 是个搜索者，而researcher 可以同时是一个“再搜索者”（再探索者）与“学者”（研究者），硕论指出从叶珊到杨牧，“探讨的是浪漫诗人如何转型为学者诗人”。
德国作家、汉学家史迪曼（Tilman Spengler）曾如此评断：“如果在西方，或至少在德国，杨牧应该被称为‘博学诗人’（poeta doctus）。”史迪曼于1991年出版小说《列宁的脑》（Lenins Hirn）,被译成21国语言，作品风靡于世。史迪曼早在1983年就当了柏林科学院的院士，他对杨牧如此看好，理由无他，杨牧无论诗文、评论、翻译均充份反映他学问深邃，兴趣广博。依蘋认同欧文（Stephen Owen）对杨牧“双文化”（bicultural）评价，并具体地指出这种“双文化”不仅“来自中西教育背景和中西文化意象的融合，也来自其作品肌理间中西修辞学的互补，择优发挥的特色。”这项判断甚有见地。
杨牧从陈世骧教授游，攻读《诗经》。《诗经》花草植物的象喻，印证家乡花莲的锦秀河川与田野的各种花卉树木，现实与想象不期而遇，契合无间，这大概是杨牧喜用、擅用植物、生态意象的原因。1960年处女作《水之湄》已可略窥杨牧耽于大自然草木之美的倾向。出版《水之湄》那年的叶珊才20岁，依蘋的说法颇为有趣：“情感主体 用草木虫鱼的文字游戏了近十五年，终决定越矩（狱）取得再一次轮回的机会。”艺术家何尝没有自知之明，杨牧说：“一个人年过三十，他的诗不可能因湖之光山之色而自动生长了。”三十六岁杨牧写成《年轮》，他终于把隐喻引申、深化、扩大成为自己的象征系统。
依蘋指出杨牧的主要隐喻是水、树木、星象。水可以是河、湖、海、雪、霜、雾，也可以是雨水、汗水、泪水；树从森林到落叶，观念的树是“盘根入世的精神”、“向上求索的表现”。树见证了四时的变化，大自然的嬗遞，时间的流逝。地上的树木有年轮，天际则有浮雕般的星图。叶珊时期的杨牧写成〈十二星象练习曲〉，收入其第四卷诗集《传说》（1971年），是一首获奖的组诗。就笔者对西洋星座与相关希腊神话的了解，杨牧这组诗似乎耗尽了他于西洋星象这方面的知识资源，他后来在《山风海语》、《方向归零》、《昔我往兮》及其散文集如《疑神》、《星图》、《亭午之鹰》等作品中撷用星象神话，便不甚出色，无力再作想象的腾挪，反而有些累赘空泛。上星期在书展偶遇几位来自北马的文友，谈起杨牧，他们说：“《年轮》、《搜索者》之后的杨牧散文不怎么好看，书是翻了几遍，就是买不下手。”
学术探讨而竟以文学友儕冲口而出的评语佐证，搞不好会成了笑柄。返家之后重读他的奇莱三书与“疑、星、亭”诸作，发现杨牧的问题可能出在他的议论型散文（学者散文）历史感沉重，知识庞杂，他的大自然崇拜，宇宙至上论以致于中国天人合一、既佛又道的哲学思维，使他的散文处于超载状态，过犹不及，感性窒滞不畅，少了《年轮》那种撼人的戏剧感。读书要靠点直觉，好坏的评断亦然。朋友当然不知道我正在为写这篇有关杨牧的序而踌躇，他们直率的言语迫着我效法王文兴的精读，颜元叔的苦读细品。我觉得杨牧的散文来到《年轮》成了《搜索者》可能是他个人散文创作的极峰，researcher 阶段的散文理性过强，人文历史与其他远古知识的引用拥挤，反而使艺术家的散文“不再那么诗”。我们可以了解杨牧创新多变，追求完整的手艺（craftmanship）。当杨牧沉浸在他的生态想象，大自然的沉湎，天人交感浑然无间的哲境里，我想我和我的朋友面对的是一个学植深厚的学者、思想家，而非叶珊以迄《年轮》《搜索者》的诗人散文家。智者超凡入圣固难，能够换个身段超圣入凡更是一大挑战。这是我的悖论。大我四岁的杨牧不一定认同我的看法，年龄比我小一个世代的依蘋不妨把我的判断视为野叟之言。我也许看错了，但我必须忠实于自己的文学感知。
《诗经》对杨牧的影响不仅止于花草树木虫鱼，1967年叶珊撰写〈诗经国风草木〉论及〈简兮〉、〈晨风〉、〈车邻〉诸篇的格律变化，他对类似“山有……隰有”的句型秩序与秩序调整后的音色转折与气氛营造，早已心里有数。杨牧的诗文内里微妙近乎奇异的音乐感，可能得自《诗经》格律衍变给他的启示，不是余光中〈听听那冷雨〉的拟声，而是字词在段落或篇章里的重复再奏，对照呼应，与因而形成的反复回增的力量。这点依蘋的硕论析之甚详，并且认为杨牧这种散文特色借自《诗经》的工具语言。“工具语言”泛指等因奉此的文牍惯语，与以内容为重的学科所使用的文字媒介，我想我会用“句型格律”或“修辞策略”称之。依蘋以《诗经》的〈鸨羽〉对照杨牧的〈普利斯顿的春天〉诸篇，重复中有变化，复叠中见衍变，借用《诗经》的格律，营造语体文的回响效应，使文字跌宕起伏，从而衬出作者内心感情的律动。即使替报章写专栏，杨牧亦擅以此技法控驭、调频语言的节奏。硕论未提及的《交流道》、《飞过火山》二书可为旁证。
1973年11月认识的老友陈芳明，嘗称誉杨牧为“台湾现代散文的先驱”，张依蘋认为杨牧汲取西方之优势，投入“寻找汉字的真正性格、开创汉文学的无穷潜力。”这些判断都切中肯綮。我与依蘋对杨牧散文的整体成就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对杨牧从容将身边符号转化为隐喻象征，最后形成其特殊的寓言结构，而过程又是那么自然浑成，我们对他的仰羡钦佩之情，可谓不分轩轾。读张依蘋的硕论让我有机会重温旧梦，翻新自己于60年代读着余光中、叶珊的诗文进入现代文学堂奥的记忆。往事并不如烟。是为序。
（完稿于戊子年端午节）
人格信任与货币信任
人格信任与货币信任
温任平
2008/08/25
我们都知道国会议员向首相投不信任票是件非常严重的事，不仅有关国家领袖颜面无光那么简单，不信任票一旦通过，首相得与内阁成员总辞。前些时候，泰国新上任的沙玛即面对不信任动议，沙玛貌似鲁莽憨直，但政治手腕灵活，拉拢到大多数国会议员支持他，才算平息了这场政治危机。
“信任度”（degree of confidence)其实是个不通的词，没人能用某种温度器量出正确的度数。
写着这篇文章的时候，外面强阳烈照，温度大约是摄氏34度，我人在A ＆ W快餐厅写稿，有冷气调节，温度约摄氏26度。信任不信任一个人，信任到什么程度，靠的除了直觉与自由心证，还要靠运气，这都与科学无关。中国历朝帝王立储，选了储君几年后就发觉自己将来的继承人治国能力、人品道德都有瑕疵。康熙两度废嫡，都是觉得太子贪财好色，非治国之明君。我国前首相敦马哈迪把大位转移给拿督阿都拉，是信任他心目中的好好先生会贯彻他的政经宏愿。今日的拿督斯里阿都拉十分信任慈眉善目的拿督斯里纳吉，指定他为两年后的接班人。“信任”太过个人化，太过简化，不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左右手成了眼中钉
一组心理学家曾研究过囚徒困境，通过增加与减少个别囚徒的特殊好处来观察合作与背叛的变量的摆动和转换。这种较科学的测量只可以用在囚徒身上，因为他们懵然不知自己是实验品，依循性格倾向（自私、嗜斗……），本能的去做他们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勾当。人与人之间无可能进行这种衡量，否则从敦慕沙到拿督安华，这几个敦马十分信任，倚为左右手的人后来都成了他的眼中钉。从相学来看，敦马（三美威鲁亦然）属狮型成格，在森林中称霸的狮子是不可能找到虎豹豺狼来取代他的位置的。可惜相学并非科学，以此为据，不免笼统失误。改善的方法是以制度选贤与能，谁要当党领袖，应该由党员选出，一个党随便都有几十万党员，由党员的集体智慧甄选出来的人比较能照顾到方方面面，使信任程序不致“由朕说了算”，那太简化、粗糙而且犯错误的机率太高了。
人格信任风险之所以大，是人可以伪装，懂得迎合主子的意愿（写到这里，我想到赵高与和珅）。即使这个人并不怎样伪装，但人是会成长的，会变化的，30岁的那个人可能死忠于一个人，40岁心智较成熟，恐怕就不那么愚忠愚孝了吧？制度信任比单凭个人爱憎决定一切的人格信任来得健全，但系统信任（许多制度的总和整合）又比制度信任更可靠。
我们现在的货币，不管是令吉还是美钞，都可以购物，并非那张印刷成本比贺年卡还低廉的钞票有什么价值，而是整个社会系统都认可货币是经济生活与经济交换的润滑剂，它使国际合作变得可能。有关这方面的详论，笔者建议不妨一读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ayama)的名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不信任陌生人
人与人为什么会不信任？通常我们都不信任陌生人，因为不知对方的底细，也无法揣测对方对自己有何居心。我们较信任同学、邻居、同事、朋友、股东等。你开始对他们当中一些人不信任，那可能因为他们在一些事情上背叛了你。比方说，他向你借钱应急，每次都像用肉包子喂狗，有去没回头。比方说，有些人讲过的话不算数，或口惠实不至，或阳奉阴违。人格信任虽无温度器可以衡量，却可以彼此的互动（良性或恶性），加分和扣分。扣分扣到某个你不能忍受的程度，双方关系可能以对质、摊牌、直斥其非甚至割席断交收场。
我们都知道黄金在今年6、7月炒得火旺，每安士950美元，最近两周跌破800元，每安士黄金在国际金属市场售价泻至每安士788美元。其实这价格已算不错了，在1999年，黄金曾被抛售跌至每安士290美元。黄金本无价，它是埋藏在地底下的稀金属，由于它的稀罕性，货币可以它为物质垫底，强化货币的可信任性。
有时金属的稀罕性也不一定能换取别人的信任。比方说，我手里拿着一两的钛合金，钛合金比黄金更稀罕、更昂贵，但你在较落后的偏远国家，你告诉当地居民钛合金是航天材料，十分贵重，那些人觉得钛合金可能比不上你腕上的手表，你机舱里的粮食。你怎样向他们解释也没用，他们不要钛合金，他们信任的是金子。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德（J.F. Schumpeter)说了一句乍听起颠三倒四的话：货币之所以被信任，是因为它被人承认而所以被人承认，一语道破了完全没有黄金垫底、而外债数万亿的美国其货币仍可一纸风行的原因。人格信任如果也套用熊彼德定律，我信任你，你就被信任了，因此你的任何行为都会照着我的意愿行事，那就太一厢情愿。中国有句儿童民间谚语：“人会变，月会圆”。用货币信任对比人格信任，是为了凸显后者的脆弱性，英文叫作vulnerability。
温任平
2008/08/25
我们都知道国会议员向首相投不信任票是件非常严重的事，不仅有关国家领袖颜面无光那么简单，不信任票一旦通过，首相得与内阁成员总辞。前些时候，泰国新上任的沙玛即面对不信任动议，沙玛貌似鲁莽憨直，但政治手腕灵活，拉拢到大多数国会议员支持他，才算平息了这场政治危机。
“信任度”（degree of confidence)其实是个不通的词，没人能用某种温度器量出正确的度数。
写着这篇文章的时候，外面强阳烈照，温度大约是摄氏34度，我人在A ＆ W快餐厅写稿，有冷气调节，温度约摄氏26度。信任不信任一个人，信任到什么程度，靠的除了直觉与自由心证，还要靠运气，这都与科学无关。中国历朝帝王立储，选了储君几年后就发觉自己将来的继承人治国能力、人品道德都有瑕疵。康熙两度废嫡，都是觉得太子贪财好色，非治国之明君。我国前首相敦马哈迪把大位转移给拿督阿都拉，是信任他心目中的好好先生会贯彻他的政经宏愿。今日的拿督斯里阿都拉十分信任慈眉善目的拿督斯里纳吉，指定他为两年后的接班人。“信任”太过个人化，太过简化，不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左右手成了眼中钉
一组心理学家曾研究过囚徒困境，通过增加与减少个别囚徒的特殊好处来观察合作与背叛的变量的摆动和转换。这种较科学的测量只可以用在囚徒身上，因为他们懵然不知自己是实验品，依循性格倾向（自私、嗜斗……），本能的去做他们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勾当。人与人之间无可能进行这种衡量，否则从敦慕沙到拿督安华，这几个敦马十分信任，倚为左右手的人后来都成了他的眼中钉。从相学来看，敦马（三美威鲁亦然）属狮型成格，在森林中称霸的狮子是不可能找到虎豹豺狼来取代他的位置的。可惜相学并非科学，以此为据，不免笼统失误。改善的方法是以制度选贤与能，谁要当党领袖，应该由党员选出，一个党随便都有几十万党员，由党员的集体智慧甄选出来的人比较能照顾到方方面面，使信任程序不致“由朕说了算”，那太简化、粗糙而且犯错误的机率太高了。
人格信任风险之所以大，是人可以伪装，懂得迎合主子的意愿（写到这里，我想到赵高与和珅）。即使这个人并不怎样伪装，但人是会成长的，会变化的，30岁的那个人可能死忠于一个人，40岁心智较成熟，恐怕就不那么愚忠愚孝了吧？制度信任比单凭个人爱憎决定一切的人格信任来得健全，但系统信任（许多制度的总和整合）又比制度信任更可靠。
我们现在的货币，不管是令吉还是美钞，都可以购物，并非那张印刷成本比贺年卡还低廉的钞票有什么价值，而是整个社会系统都认可货币是经济生活与经济交换的润滑剂，它使国际合作变得可能。有关这方面的详论，笔者建议不妨一读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ayama)的名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不信任陌生人
人与人为什么会不信任？通常我们都不信任陌生人，因为不知对方的底细，也无法揣测对方对自己有何居心。我们较信任同学、邻居、同事、朋友、股东等。你开始对他们当中一些人不信任，那可能因为他们在一些事情上背叛了你。比方说，他向你借钱应急，每次都像用肉包子喂狗，有去没回头。比方说，有些人讲过的话不算数，或口惠实不至，或阳奉阴违。人格信任虽无温度器可以衡量，却可以彼此的互动（良性或恶性），加分和扣分。扣分扣到某个你不能忍受的程度，双方关系可能以对质、摊牌、直斥其非甚至割席断交收场。
我们都知道黄金在今年6、7月炒得火旺，每安士950美元，最近两周跌破800元，每安士黄金在国际金属市场售价泻至每安士788美元。其实这价格已算不错了，在1999年，黄金曾被抛售跌至每安士290美元。黄金本无价，它是埋藏在地底下的稀金属，由于它的稀罕性，货币可以它为物质垫底，强化货币的可信任性。
有时金属的稀罕性也不一定能换取别人的信任。比方说，我手里拿着一两的钛合金，钛合金比黄金更稀罕、更昂贵，但你在较落后的偏远国家，你告诉当地居民钛合金是航天材料，十分贵重，那些人觉得钛合金可能比不上你腕上的手表，你机舱里的粮食。你怎样向他们解释也没用，他们不要钛合金，他们信任的是金子。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德（J.F. Schumpeter)说了一句乍听起颠三倒四的话：货币之所以被信任，是因为它被人承认而所以被人承认，一语道破了完全没有黄金垫底、而外债数万亿的美国其货币仍可一纸风行的原因。人格信任如果也套用熊彼德定律，我信任你，你就被信任了，因此你的任何行为都会照着我的意愿行事，那就太一厢情愿。中国有句儿童民间谚语：“人会变，月会圆”。用货币信任对比人格信任，是为了凸显后者的脆弱性，英文叫作vulnerability。
马华现代文学(1959-2008) 50岁啦！
马华现代文学(1959-2008) 50岁啦！
温任平
2008/08/18
读2008年8月6日商余版黄芝婷〈X世代〉的专栏文章〈最后一场演讲〉，感触良多。卡内基梅隆大学电脑系教授Randy Pauch日前逝世，他两年前已知道自己中了胰脏癌，但他勇于面对并利用精神稍为振作之际，于2007年9月在大学举办《最后一场演讲》(The Last Lecture)。这场演讲在网络上广泛流行，有数百万人点击聆听了Randy幽默风趣、乐观、豁达的演说。他讲了一句十分平凡而又令我十分震动的话。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我是个努力的人。”
法国一位时尚杂志主编鲍比(Jean Dominigue Bauby)，倜傥风流，在娱乐界、艺术圈享有盛誉。鲍比诞生于1952年，为人开朗、健谈，经常运动旅行，讲究美衣美食，却于1995年12月8日猝然中风。他全身不能动弹，只剩下眼皮仍可眨动，他与助手、友侪合作，用眼皮的一开一阖示意字母，一个字一个字勉力凑出完整的句子，费了两年的时间写成《潜水钟与蝴蝶》。在这部既像散文又像小说的作品里，我们读到了一个自由的灵魂，不甘被禁锢在已经萎死、毫无知觉的躯壳里，力求脱茧而出的生命欲望。
《潜水镜与蝴蝶》有不少匪夷所思却想像力丰富的妙句：
“写一本长篇小说……自己发明水果……推广到市场”（轮椅篮篇7页）。
“我可以成为最伟大的导演。”（西那希露台篇第29页）。
“改写另一部长篇传奇小说……扭转我的命运。”（另一个巧合篇48页）。
鲍比肯定是个努力的人，他拼尽全力完成这部书，强撑到书籍出版，他在亲睹自己作品面世后的第二天便死去。心愿既了，他也可以含笑黄泉。
谢绝应酬婉拒社团工作
相较之下，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实在太懒散了。我自1993年离开教育界，即尽量避开应酬，婉拒社团工作，连最能实践、挥洒我的文学青春愿景的天狼星诗社也放下了。我的隐遁行为，红白事不沾（写到这里我想到当年的马克思，这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逝世时来到墓前吊唁的不足10人），送个红包过去或托人代付帛金，聊表心意，我的这种态度被友侪误解，非议经年，我也懒得去辩解。
近年来我发觉国内外的一些学术活动（文学研讨会），联谊的性质日浓，学术的含金量日趋稀薄，这种情形尤以中国各大专学院最为显著。好些中国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文学会议，重点除了联谊，更强调“文化考察”，这与旅游社主办的观光团无异。这些活动徒然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我在问自己，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虚耗呢？我比刚过世的陈徽崇老师还年长3岁呢。
我是一个普通人，不算懒惰，但不够努力，不够积极。来到这个阶段，我是否应该收拾心情，专心一致，为走了50载的马华现代文学史(1959-2008)梳理一条脉胳来？荏苒在衣，岁月不留人。方修先生能做的，为什么我不尝试去做？
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于1978年12月中旬举办第一届马华文学研讨会。当时文协署理会长暨语言文学组主任郑良树副教授嘱咐我为这些年来荜路蓝褛的马华现代文学，整理其发展、转折脉胳，我写成了篇幅颇长的《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这篇论文使我的历史意识抬头，1980年出版《愤怒的回顾——马华现代文学运动21周年纪念专册，我的序〈马华现代文学的几个重要阶段〉，以阶段（时期）来估衡现代文学风格的变化衍异。80年代文协出版〈马华当代文学选〉，我的总序论及80年代的现代文学，比较详细的分析见《我看马大〈校园文学〉》，同时另外撰文〈核心文学细胞〉提到〈椰子屋〉与〈青梳小站〉的贡献。有关90年代的马华文学正名、典律建构、中华情结、断奶论，我最近分两个月半的时间完成5篇短论，先后刊载于某报。5篇论文加起来逾一万字，把90年代的重要议题一网包罗。我比较没有把握的是2001年到2008年的文学评估。进入21世纪，现代诗风格颇大，不是“后现代”一词可以涵盖，但表达的形式就是不一样，必须认真看待。
我大抵上参与了整个马华现代文学59年从肇始时期，到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同志书写、族群诉求、生态写作、后结构试验，问题是怎样把这些材料摊开来，让它们各就各位，写成一部“有头、有尾、有中腰”（颜元叔语）的马华现代文学史。我是个普通人，天可见怜，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健康，让我在有生之年把书写出来；让我的生命无憾。
温任平
2008/08/18
读2008年8月6日商余版黄芝婷〈X世代〉的专栏文章〈最后一场演讲〉，感触良多。卡内基梅隆大学电脑系教授Randy Pauch日前逝世，他两年前已知道自己中了胰脏癌，但他勇于面对并利用精神稍为振作之际，于2007年9月在大学举办《最后一场演讲》(The Last Lecture)。这场演讲在网络上广泛流行，有数百万人点击聆听了Randy幽默风趣、乐观、豁达的演说。他讲了一句十分平凡而又令我十分震动的话。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我是个努力的人。”
法国一位时尚杂志主编鲍比(Jean Dominigue Bauby)，倜傥风流，在娱乐界、艺术圈享有盛誉。鲍比诞生于1952年，为人开朗、健谈，经常运动旅行，讲究美衣美食，却于1995年12月8日猝然中风。他全身不能动弹，只剩下眼皮仍可眨动，他与助手、友侪合作，用眼皮的一开一阖示意字母，一个字一个字勉力凑出完整的句子，费了两年的时间写成《潜水钟与蝴蝶》。在这部既像散文又像小说的作品里，我们读到了一个自由的灵魂，不甘被禁锢在已经萎死、毫无知觉的躯壳里，力求脱茧而出的生命欲望。
《潜水镜与蝴蝶》有不少匪夷所思却想像力丰富的妙句：
“写一本长篇小说……自己发明水果……推广到市场”（轮椅篮篇7页）。
“我可以成为最伟大的导演。”（西那希露台篇第29页）。
“改写另一部长篇传奇小说……扭转我的命运。”（另一个巧合篇48页）。
鲍比肯定是个努力的人，他拼尽全力完成这部书，强撑到书籍出版，他在亲睹自己作品面世后的第二天便死去。心愿既了，他也可以含笑黄泉。
谢绝应酬婉拒社团工作
相较之下，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实在太懒散了。我自1993年离开教育界，即尽量避开应酬，婉拒社团工作，连最能实践、挥洒我的文学青春愿景的天狼星诗社也放下了。我的隐遁行为，红白事不沾（写到这里我想到当年的马克思，这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逝世时来到墓前吊唁的不足10人），送个红包过去或托人代付帛金，聊表心意，我的这种态度被友侪误解，非议经年，我也懒得去辩解。
近年来我发觉国内外的一些学术活动（文学研讨会），联谊的性质日浓，学术的含金量日趋稀薄，这种情形尤以中国各大专学院最为显著。好些中国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文学会议，重点除了联谊，更强调“文化考察”，这与旅游社主办的观光团无异。这些活动徒然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我在问自己，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虚耗呢？我比刚过世的陈徽崇老师还年长3岁呢。
我是一个普通人，不算懒惰，但不够努力，不够积极。来到这个阶段，我是否应该收拾心情，专心一致，为走了50载的马华现代文学史(1959-2008)梳理一条脉胳来？荏苒在衣，岁月不留人。方修先生能做的，为什么我不尝试去做？
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于1978年12月中旬举办第一届马华文学研讨会。当时文协署理会长暨语言文学组主任郑良树副教授嘱咐我为这些年来荜路蓝褛的马华现代文学，整理其发展、转折脉胳，我写成了篇幅颇长的《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这篇论文使我的历史意识抬头，1980年出版《愤怒的回顾——马华现代文学运动21周年纪念专册，我的序〈马华现代文学的几个重要阶段〉，以阶段（时期）来估衡现代文学风格的变化衍异。80年代文协出版〈马华当代文学选〉，我的总序论及80年代的现代文学，比较详细的分析见《我看马大〈校园文学〉》，同时另外撰文〈核心文学细胞〉提到〈椰子屋〉与〈青梳小站〉的贡献。有关90年代的马华文学正名、典律建构、中华情结、断奶论，我最近分两个月半的时间完成5篇短论，先后刊载于某报。5篇论文加起来逾一万字，把90年代的重要议题一网包罗。我比较没有把握的是2001年到2008年的文学评估。进入21世纪，现代诗风格颇大，不是“后现代”一词可以涵盖，但表达的形式就是不一样，必须认真看待。
我大抵上参与了整个马华现代文学59年从肇始时期，到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同志书写、族群诉求、生态写作、后结构试验，问题是怎样把这些材料摊开来，让它们各就各位，写成一部“有头、有尾、有中腰”（颜元叔语）的马华现代文学史。我是个普通人，天可见怜，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健康，让我在有生之年把书写出来；让我的生命无憾。
谢川成论儒商
谢川成论儒商
温任平
2008/09/01
上篇文章提到人格信任、制度信任、系统信任，真正要讨论恐怕就非得从“信任研究”(Study of Confidence)着手不可。这是个大课题，目前还不能动笔。本文仍想就人格信任稍加引申发挥。 去年10月初旬，应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之邀，笔者与谢川成前去北京出席“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该届研讨会主题是“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主任郑文泉博士亦受邀出席，他谈的是荀学有关资源争夺这方面的议论。川成的论文是《马来西亚儒商综论》，返马之后改写成《儒商词义的历时演变》。无论是第一次提呈的论文或后来侧重点迥异的另一论述版本，关键词(keyword)只有一个：儒商。国内主办过儒商研讨会，在中国与来自美、日、韩、俄等国的国际儒学论坛上提儒商还是首趟。
儒商凤毛麟角
真正又儒又商的中国人物，可谓凤毛麟角。最早可以追溯到的儒商是孔子的门生子贡。子贡富可敌国，司马迁于《史记·货殖列传》对子贡的显赫描绘如后：“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抗礼。”太史公甚至认为子贡使“孔子名扬天下”。如果我们重返春秋战国当时的历史现场，孔子率领一大群门生周游列国，日常饮食、盘川开销，费用惊人。没有子贡在sponsor，那里能支撑得住？子贡既儒又商，肯定是儒商。
另一个大家都熟知的儒商是陶朱公。今日还有许多较传统的商店仍把《陶朱公生意经十八法》，悬在墙上，或压在玻璃柜面底下，时时用作参照，有自我警惕的作用。陶朱公即勾践之谋士范蠡，他力助卧薪尝胆的勾践击败吴王夫差复国。范蠡一介儒生不仅善于经营，而且把经营理念化、“儒家化”。他深谙天时、地利、人和之理，“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我们甚至可以说范蠡此人在那个原始素朴的时代，便懂得把握市场的供求律。范蠡居货之余，为了分散风险，也从事耕畜与农牧业，让业务多元化。他颇像今日世界巨富的比尔盖茨、华伦巴菲特，在累积大量财富之余，“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把财富施赠给贫苦大众。
晚近中国儒商往往藉某儒学大师而取得其他商贾的信任。徽商以仁义经商，重乡情，群体的动员能量大，号召力来自大儒朱熹是安徽人。山西人擅农牧互济，古人计然，白圭都是晋商，善于囤积居奇的吕不苇也是山西人。梁启超尝赞誉“晋商笃守信用”。江西排在清代十大商帮前5名，那时因为儒家代表人物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周敦颐、陆九渊都在江西。当然山东商帮由于有孔圣先师的道德支撑，亦以诚实、纯朴、豪爽，为世称道。
谈到这儿，包子便露馅了。山东的商贾，江西、安徽的生意人，难道他们都像孔子、王安石、欧阳修、周敦颐、陆九渊、朱熹诸人，饱谈诗书，以儒门的德目为处世经商的标准吗？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我相信整体市场的诚信风气，有一种“内化”(internalise)的作用，成了上述地域一般商贾的心理特质。当然，里头害群之马是有的。
陈嘉庚卖大厦建大厦
谢川成舍《马来西亚儒商综论》而换了《儒商词义的历时演变》，我相信他是看出了要为今日的儒商定位大不易。陈嘉庚、李嘉诚、陆佑、邵逸夫、陈六使，李成枫……以迄今日对华研中心不离不弃的陈忠登医学博士(儒医？)，他们都为社会建设、教育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是否深谙孔孟之学，那倒变得次要了。李嘉诚仅受过小学教育，他出资建汕头大学。陈嘉庚“卖大厦、建厦大”(厦门大学)，近乎毁家兴学。他们做的是儒家做的事，他们不能熟诵《论语》、《中庸》，不懂王阳明与陆象山，重要吗？
如果我们以儒商必须“亦儒亦商”，那么能符合这高标准确乎没有多少人。谢川成在马大教的是语言学，他从自己的专业角度看出儒商一词定义广泛。“儒商”作为一个词所承载的意涵自20世纪以降日趋复杂化与衍异化的事实。近来有人要求儒商不仅要有人文修养，还认为儒商应能把握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对科技要有认识，这又把儒商“瘦化”成了商贾的熊猫或其他稀有动物。
“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共得论文62篇，其中只有4篇专论儒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在致闭幕词用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谈他个人对儒商一词的感受，他觉得当前的生意人如果能有“可持续经营”的概念，就不会只顾眼前蝇头小利，而罔顾商品与服务素质的提升。但这过程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要改变当前一般生意人的经营风格与方式，非一蹴即至，必须通过全民教育，让人人都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都能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冯俊教授这番话，可谓公允平实。人格信任如果也能成为中国企业文化的主流，那么中国猖獗一时的研发成果复制、盗版、偷印、伪造等行径自然绝迹，那些假、冒、伪、劣的商品也会自然地被唾弃。一次过的交易是赚到了快钱，却不啻杀鸡取卵，还伤害到国家的声誉。
温任平
2008/09/01
上篇文章提到人格信任、制度信任、系统信任，真正要讨论恐怕就非得从“信任研究”(Study of Confidence)着手不可。这是个大课题，目前还不能动笔。本文仍想就人格信任稍加引申发挥。 去年10月初旬，应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之邀，笔者与谢川成前去北京出席“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该届研讨会主题是“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主任郑文泉博士亦受邀出席，他谈的是荀学有关资源争夺这方面的议论。川成的论文是《马来西亚儒商综论》，返马之后改写成《儒商词义的历时演变》。无论是第一次提呈的论文或后来侧重点迥异的另一论述版本，关键词(keyword)只有一个：儒商。国内主办过儒商研讨会，在中国与来自美、日、韩、俄等国的国际儒学论坛上提儒商还是首趟。
儒商凤毛麟角
真正又儒又商的中国人物，可谓凤毛麟角。最早可以追溯到的儒商是孔子的门生子贡。子贡富可敌国，司马迁于《史记·货殖列传》对子贡的显赫描绘如后：“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抗礼。”太史公甚至认为子贡使“孔子名扬天下”。如果我们重返春秋战国当时的历史现场，孔子率领一大群门生周游列国，日常饮食、盘川开销，费用惊人。没有子贡在sponsor，那里能支撑得住？子贡既儒又商，肯定是儒商。
另一个大家都熟知的儒商是陶朱公。今日还有许多较传统的商店仍把《陶朱公生意经十八法》，悬在墙上，或压在玻璃柜面底下，时时用作参照，有自我警惕的作用。陶朱公即勾践之谋士范蠡，他力助卧薪尝胆的勾践击败吴王夫差复国。范蠡一介儒生不仅善于经营，而且把经营理念化、“儒家化”。他深谙天时、地利、人和之理，“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我们甚至可以说范蠡此人在那个原始素朴的时代，便懂得把握市场的供求律。范蠡居货之余，为了分散风险，也从事耕畜与农牧业，让业务多元化。他颇像今日世界巨富的比尔盖茨、华伦巴菲特，在累积大量财富之余，“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把财富施赠给贫苦大众。
晚近中国儒商往往藉某儒学大师而取得其他商贾的信任。徽商以仁义经商，重乡情，群体的动员能量大，号召力来自大儒朱熹是安徽人。山西人擅农牧互济，古人计然，白圭都是晋商，善于囤积居奇的吕不苇也是山西人。梁启超尝赞誉“晋商笃守信用”。江西排在清代十大商帮前5名，那时因为儒家代表人物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周敦颐、陆九渊都在江西。当然山东商帮由于有孔圣先师的道德支撑，亦以诚实、纯朴、豪爽，为世称道。
谈到这儿，包子便露馅了。山东的商贾，江西、安徽的生意人，难道他们都像孔子、王安石、欧阳修、周敦颐、陆九渊、朱熹诸人，饱谈诗书，以儒门的德目为处世经商的标准吗？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我相信整体市场的诚信风气，有一种“内化”(internalise)的作用，成了上述地域一般商贾的心理特质。当然，里头害群之马是有的。
陈嘉庚卖大厦建大厦
谢川成舍《马来西亚儒商综论》而换了《儒商词义的历时演变》，我相信他是看出了要为今日的儒商定位大不易。陈嘉庚、李嘉诚、陆佑、邵逸夫、陈六使，李成枫……以迄今日对华研中心不离不弃的陈忠登医学博士(儒医？)，他们都为社会建设、教育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是否深谙孔孟之学，那倒变得次要了。李嘉诚仅受过小学教育，他出资建汕头大学。陈嘉庚“卖大厦、建厦大”(厦门大学)，近乎毁家兴学。他们做的是儒家做的事，他们不能熟诵《论语》、《中庸》，不懂王阳明与陆象山，重要吗？
如果我们以儒商必须“亦儒亦商”，那么能符合这高标准确乎没有多少人。谢川成在马大教的是语言学，他从自己的专业角度看出儒商一词定义广泛。“儒商”作为一个词所承载的意涵自20世纪以降日趋复杂化与衍异化的事实。近来有人要求儒商不仅要有人文修养，还认为儒商应能把握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对科技要有认识，这又把儒商“瘦化”成了商贾的熊猫或其他稀有动物。
“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共得论文62篇，其中只有4篇专论儒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在致闭幕词用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谈他个人对儒商一词的感受，他觉得当前的生意人如果能有“可持续经营”的概念，就不会只顾眼前蝇头小利，而罔顾商品与服务素质的提升。但这过程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要改变当前一般生意人的经营风格与方式，非一蹴即至，必须通过全民教育，让人人都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都能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冯俊教授这番话，可谓公允平实。人格信任如果也能成为中国企业文化的主流，那么中国猖獗一时的研发成果复制、盗版、偷印、伪造等行径自然绝迹，那些假、冒、伪、劣的商品也会自然地被唾弃。一次过的交易是赚到了快钱，却不啻杀鸡取卵，还伤害到国家的声誉。
2008年8月10日星期日
（30）某个不能预测的下午
温任平第五本诗集
《戴着帽子思想》
陌生人 1990年代作品
（30）某个不能预测的下午
我于咖啡店
侧边的座位喝下午茶
没来得及细细品尝
旋风倏起，砂石滚动，垃圾
回转向上腾升
乌云于低空布阵
雨还未下
人们纷纷推开桌面的
西茶，扑向各自的
交通工具
我也跟着大伙跑
慌乱间，竟想不起自己的车子
泊在哪里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1998年3月8日
《戴着帽子思想》
陌生人 1990年代作品
（30）某个不能预测的下午
我于咖啡店
侧边的座位喝下午茶
没来得及细细品尝
旋风倏起，砂石滚动，垃圾
回转向上腾升
乌云于低空布阵
雨还未下
人们纷纷推开桌面的
西茶，扑向各自的
交通工具
我也跟着大伙跑
慌乱间，竟想不起自己的车子
泊在哪里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1998年3月8日
（30）某个不能预测的下午
温任平第五本诗集
《戴着帽子思想》
陌生人 1990年代作品
（30）某个不能预测的下午
我于咖啡店
侧边的座位喝下午茶
没来得及细细品尝
旋风倏起，砂石滚动，垃圾
回转向上腾升
乌云于低空布阵
雨还未下
人们纷纷推开桌面的
西茶，扑向各自的
交通工具
我也跟着大伙跑
慌乱间，竟想不起自己的车子
泊在哪里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1998年3月8日
《戴着帽子思想》
陌生人 1990年代作品
（30）某个不能预测的下午
我于咖啡店
侧边的座位喝下午茶
没来得及细细品尝
旋风倏起，砂石滚动，垃圾
回转向上腾升
乌云于低空布阵
雨还未下
人们纷纷推开桌面的
西茶，扑向各自的
交通工具
我也跟着大伙跑
慌乱间，竟想不起自己的车子
泊在哪里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1998年3月8日
(29)情人节：1998
温任平第五本诗集
《戴着帽子思想》
陌生人 1990年代作品
(29)情人节：1998
在惹兰武吉宾登
我走过红绿灯的斑马线
看到几对
拥得紧紧的男女
对着受伤的玫瑰
喁喁细语
（霓虹广告牌上面
重复闪烁着
同样的设计与字句）
他们的眼里看不到
迅即转色的交通灯
与风驰电掣
冲过来的车子
《戴着帽子思想》
陌生人 1990年代作品
(29)情人节：1998
在惹兰武吉宾登
我走过红绿灯的斑马线
看到几对
拥得紧紧的男女
对着受伤的玫瑰
喁喁细语
（霓虹广告牌上面
重复闪烁着
同样的设计与字句）
他们的眼里看不到
迅即转色的交通灯
与风驰电掣
冲过来的车子
2008年8月3日星期日
从系统学评估 经济现状
从系统学评估 经济现状
2008/07/21温任平
际此恶性通膨蔓延，购买黄金保值有风险，今日价格过高可能随时出现黄金拐角。
现钱比股票或任何金融衍生品可靠，但通膨使现钱贬值——
由于黄金的稀罕性(Scarcity)，许多人揣测黄金可能会从现在的960美元一安士，飙涨至2千
甚至3千美元。两周前凤凰卫视节目〈一虎一席谈〉有学者指出目前美国拥有的黄金量是650吨，
中国拥有400吨，世界货币基金缓缓卖出黄金以遏制黄金的涨幅。“美元起，黄金跌；美元跌，黄金起”这是大家共知的事实，但黄金暴涨，美元跌幅过深，以美元为交易货币的各种商品必然大起，海啸般的通膨必然席卷全球，这么大的冲击连美国都会垮掉。以美国为幕后老板的IMF卖出黄金原因在此。
英国海军大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雄霸天下，号称“日不落国”；美国立国也有两百多年，由于远在海洋的彼岸，两次世界大战均未殃及美国本土，美国因而能在实力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发展。二战为了躲避纳粹政权逼害的欧洲一流科研人员及其他专家纷纷逃至美国，美国一时人才济济。但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美国文明已逾200年，正如辉煌一时的大清帝国（从顺治到宣统换了10个皇帝）也是跨进了200年的周期即走向衰亡。清朝是个相对封闭的政经系统，美国正值全球化水银泻地式的政经扩散，后者的开放性与复杂性与前者相较不啻大巫见小巫。
稳定的代价是停滞
清朝的封闭系统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攻破，1860年之后的中国，列强环伺，以各种名目与身分
“进入”中国，传教士、商贾、学者专家、外交使节，使中国不得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因应。封闭系统的优势在于稳定，我记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曾读过当时名噪一时的中国思想家金观涛的论述，他指出中国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但稳定的代价是停滞，缺乏更迭革新的动力，中国自给自足了许多年，原地踏步，类似西方的工业革命就搞不上去。稳定付出的代价是：变化、创新与发展。
西方社会是个复杂系统，复杂意味着多头探索，不断创造与发明，但风险也大了许多。近10
年来的英美，其他先进国的经济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问题，百年老店的大银行可以一夜间倒闭，
资源充沛的超级基金（像美国的Long Term Investment Fund)可以突然面过财务周转不灵，还有近一年半的次贷风暴，都由于金融衍生产品恶性繁殖引起。复杂性的代价是不稳定，风险增加。
以上所论，其实非愚鲁者如我之发明。早在1970年控制论学者阿斯比(Asiby)即率先提出上述
看法，以研究混沌理论(Theory of Chaos)闻名于世的罗伯特梅与Asiby的见解可谓殊途同归。他们的看法局部纠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适应就奠下稳定的基础，但“进化论”其实是项误译。“进化”的意义是物种不断改善，持续进步；“演化”则不然，“演化”是变异，科学家的发现是从人种到物种许多时候非但没有进化，反而是退化。这方面的例证太多，待会会稍稍论及。本文更关注的仍是，处于当前经济灾难如何自处这课题。
就笔者的看法，全球通膨各国利率调高、股市进入熊市已是一个事实，区区有两个建议，一是
壁虎式的断尾求生，牺牲局部，保住主体。疼痛难免，但伤口会痊愈。二是蚯蚓式的中间一刀切，把一条蚯蚓砍成两段，各寻生路。两者都是复杂系统应变求生之道。
贪婪引来大自然反扑
前面提到物种人种演化的过程不进反退，我看退步最明显的是人类与大自然相处的智慧。人本
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却偏要戡天役物，结果引来大自然的反扑。物种从水果蔬菜到牛羊，由于基
因改造、特殊方式饲养，以杀伤性强烈的药剂消灭病虫害，绝大多数食物对人体都有害，甚至可
以致癌。由于贪婪，人类的智慧在演化过程中退步得特快。
结束本文之前，还是不能不回到本文首段的论述。际此恶性通膨蔓延，购买黄金保值有风险，今日价格过高可能随时出现黄金拐角（但不是泡沫化）。现钱比股票或任何金融衍生品可靠，但通膨使现钱贬值，当年苏联解体，耶尔欣上台的1992年，物价上涨25倍，俄国人民储存在银行里的钱，购买力近乎零。买屋保值，物业将有价无市，通膨削弱了消费人的购买能力，包括购置物业的能力。物业将出现有价无市的现象，9个月后屋价可能下调20%，（屋价跌逾四分之一即引发金融危机）但不会重复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那样，利息高企，房地产暴跌50%或更多的惨状，更不致像香港那样供着的屋业成了负资产。Hegel说：“哲学家好像乌鸦，黄昏时分便飞起。”我希望我不是他笔下的“哲学家”；我甚至希望上述的估衡/揣测全错。
2008/07/21温任平
际此恶性通膨蔓延，购买黄金保值有风险，今日价格过高可能随时出现黄金拐角。
现钱比股票或任何金融衍生品可靠，但通膨使现钱贬值——
由于黄金的稀罕性(Scarcity)，许多人揣测黄金可能会从现在的960美元一安士，飙涨至2千
甚至3千美元。两周前凤凰卫视节目〈一虎一席谈〉有学者指出目前美国拥有的黄金量是650吨，
中国拥有400吨，世界货币基金缓缓卖出黄金以遏制黄金的涨幅。“美元起，黄金跌；美元跌，黄金起”这是大家共知的事实，但黄金暴涨，美元跌幅过深，以美元为交易货币的各种商品必然大起，海啸般的通膨必然席卷全球，这么大的冲击连美国都会垮掉。以美国为幕后老板的IMF卖出黄金原因在此。
英国海军大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雄霸天下，号称“日不落国”；美国立国也有两百多年，由于远在海洋的彼岸，两次世界大战均未殃及美国本土，美国因而能在实力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发展。二战为了躲避纳粹政权逼害的欧洲一流科研人员及其他专家纷纷逃至美国，美国一时人才济济。但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美国文明已逾200年，正如辉煌一时的大清帝国（从顺治到宣统换了10个皇帝）也是跨进了200年的周期即走向衰亡。清朝是个相对封闭的政经系统，美国正值全球化水银泻地式的政经扩散，后者的开放性与复杂性与前者相较不啻大巫见小巫。
稳定的代价是停滞
清朝的封闭系统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攻破，1860年之后的中国，列强环伺，以各种名目与身分
“进入”中国，传教士、商贾、学者专家、外交使节，使中国不得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因应。封闭系统的优势在于稳定，我记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曾读过当时名噪一时的中国思想家金观涛的论述，他指出中国是一个“超稳定系统”，但稳定的代价是停滞，缺乏更迭革新的动力，中国自给自足了许多年，原地踏步，类似西方的工业革命就搞不上去。稳定付出的代价是：变化、创新与发展。
西方社会是个复杂系统，复杂意味着多头探索，不断创造与发明，但风险也大了许多。近10
年来的英美，其他先进国的经济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问题，百年老店的大银行可以一夜间倒闭，
资源充沛的超级基金（像美国的Long Term Investment Fund)可以突然面过财务周转不灵，还有近一年半的次贷风暴，都由于金融衍生产品恶性繁殖引起。复杂性的代价是不稳定，风险增加。
以上所论，其实非愚鲁者如我之发明。早在1970年控制论学者阿斯比(Asiby)即率先提出上述
看法，以研究混沌理论(Theory of Chaos)闻名于世的罗伯特梅与Asiby的见解可谓殊途同归。他们的看法局部纠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适应就奠下稳定的基础，但“进化论”其实是项误译。“进化”的意义是物种不断改善，持续进步；“演化”则不然，“演化”是变异，科学家的发现是从人种到物种许多时候非但没有进化，反而是退化。这方面的例证太多，待会会稍稍论及。本文更关注的仍是，处于当前经济灾难如何自处这课题。
就笔者的看法，全球通膨各国利率调高、股市进入熊市已是一个事实，区区有两个建议，一是
壁虎式的断尾求生，牺牲局部，保住主体。疼痛难免，但伤口会痊愈。二是蚯蚓式的中间一刀切，把一条蚯蚓砍成两段，各寻生路。两者都是复杂系统应变求生之道。
贪婪引来大自然反扑
前面提到物种人种演化的过程不进反退，我看退步最明显的是人类与大自然相处的智慧。人本
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却偏要戡天役物，结果引来大自然的反扑。物种从水果蔬菜到牛羊，由于基
因改造、特殊方式饲养，以杀伤性强烈的药剂消灭病虫害，绝大多数食物对人体都有害，甚至可
以致癌。由于贪婪，人类的智慧在演化过程中退步得特快。
结束本文之前，还是不能不回到本文首段的论述。际此恶性通膨蔓延，购买黄金保值有风险，今日价格过高可能随时出现黄金拐角（但不是泡沫化）。现钱比股票或任何金融衍生品可靠，但通膨使现钱贬值，当年苏联解体，耶尔欣上台的1992年，物价上涨25倍，俄国人民储存在银行里的钱，购买力近乎零。买屋保值，物业将有价无市，通膨削弱了消费人的购买能力，包括购置物业的能力。物业将出现有价无市的现象，9个月后屋价可能下调20%，（屋价跌逾四分之一即引发金融危机）但不会重复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那样，利息高企，房地产暴跌50%或更多的惨状，更不致像香港那样供着的屋业成了负资产。Hegel说：“哲学家好像乌鸦，黄昏时分便飞起。”我希望我不是他笔下的“哲学家”；我甚至希望上述的估衡/揣测全错。
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
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
2008/07/28
●温任平
在电话里与在马大任教的谢川成聊了40分钟的“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在大家通电话之前我刚读着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且还在他那句“农民只有在拥有自己的土地时，才感觉到存在的具体”。我与川成谈的却无涉马克思的实体经济（Substantial Economy）。他和我从事的是不同形式的服务业，介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知识经济。
商品是实体经济，要获得制成品必须投入资本，雇用工人，得买机器及其他生产原料，要有工厂从事制作，资本通过生产过程制成的商品是为了要推出市场，卖出去的商品由于赚了钱于是资本增加，这资本又可进行再投资，这是典型的实体经济。许多人手上有些闲钱（比方说：恩俸金、公积金），但数目不够大，不能设厂生产商品，但却愿意成为该公司或企业的小股东，这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在股市买进实力股，每年两三次分红，这也是闲置货币资本化的途径。
虚拟经济投资管道太多
今日投资/投机于虚拟经济的管道实在太多了，股票、期指、期货、债券，都是虚拟经济的产
品或衍生品。还有网络经济，更是虚幻莫测，在网络上参与者（消费者）可以买卖土地，但那片绿野仙踪其实是海市蜃楼，买卖双方只要同意，即可刷卡成交。买者以3千美元购入的桃花源可以5千美元求售，愿者上钓，买者可净赚2千美元。虚拟经济更出神入化的是枪械弹药及其他现代武装配备的军火交易。玩家同样是以刷卡方式购取机关枪、手榴弹、坦克、导弹、生化武器及小布什说的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军火都价值不菲，与对手玩一场这样的虚拟战争，可以轻易花掉3、5万美元。读者可以大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如此奢侈的游戏，也有人趋之若鹜，真是折福。但虚拟经济并没有因为这些酷评而停下来，在网上赌球输赢以百万美元计，玩家或赌友，可以一夜间成了暴发户，也可以押错了宝隔天便倾家荡产。
电子商务膨胀虚拟经济
还是那句话，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或接不接受）虚拟经济这概念，这种新经济形态已成了我
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成思危教授指出每天世界的虚拟经济流动量大约是2万亿，那可是世界每日实际贸易额的50倍。钱在不断循环流动中取得倍增效益，花在实际贸易或者实体经济的仅仅2%，其他98%是在流动中“钱生钱”。E-Business/E-Commerce（电子商务）的普遍化，电子货币被接受程度的广泛化，使虚拟经济增长膨胀，势不可挡。
股票在没卖出之前，它只是投资人每月收到的账单上的公司名称及你拥有的数额，它不是货
币，投资人要把股票沽出才会变成货币。货币在没有黄金支撑下，它的价值早被虚拟化了，960美元购得一安士黄金，3千117美元换一公吨棕油，126美元换一桶原油。美元离开金本位，是用捆绑商品原料来保值的，美元作为一种通用货币在虚拟化后仍屹立不倒，因为世界有太多国家的外汇储备是以美元计算，废了美元的武功，就等于把自己的外汇储备与政府拥有的美国债券丢到垃圾桶里去。欧元要代替美元，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国前首相敦马哈迪认为，大马宜乎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我们能购入人民币保值吗？人民币目前走势很强，与美元兑换率已冲破6.8的关防，但欧美诸国金融机构手上握有不少人民币，一旦发生白色运动，联手抛售人民币，则局面危殆矣。货币虚拟化后，挣钱管道颇多，有些人把钱存到澳洲或纽西兰银行去赚利息差。买卖期指许多人是在打时间差，这方式风险很大，从事这种交易的人10个有9个是赌徒，够刺激，整晚盯着电脑屏幕不敢稍怠。有人利用时间差赚钱（欧洲在午夜收市时，美国股市才日正当中），有人从组合效率的差异赚钱，不过这需要专业知识，以后有机会再谈。
2008/07/28
●温任平
在电话里与在马大任教的谢川成聊了40分钟的“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在大家通电话之前我刚读着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且还在他那句“农民只有在拥有自己的土地时，才感觉到存在的具体”。我与川成谈的却无涉马克思的实体经济（Substantial Economy）。他和我从事的是不同形式的服务业，介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知识经济。
商品是实体经济，要获得制成品必须投入资本，雇用工人，得买机器及其他生产原料，要有工厂从事制作，资本通过生产过程制成的商品是为了要推出市场，卖出去的商品由于赚了钱于是资本增加，这资本又可进行再投资，这是典型的实体经济。许多人手上有些闲钱（比方说：恩俸金、公积金），但数目不够大，不能设厂生产商品，但却愿意成为该公司或企业的小股东，这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在股市买进实力股，每年两三次分红，这也是闲置货币资本化的途径。
虚拟经济投资管道太多
今日投资/投机于虚拟经济的管道实在太多了，股票、期指、期货、债券，都是虚拟经济的产
品或衍生品。还有网络经济，更是虚幻莫测，在网络上参与者（消费者）可以买卖土地，但那片绿野仙踪其实是海市蜃楼，买卖双方只要同意，即可刷卡成交。买者以3千美元购入的桃花源可以5千美元求售，愿者上钓，买者可净赚2千美元。虚拟经济更出神入化的是枪械弹药及其他现代武装配备的军火交易。玩家同样是以刷卡方式购取机关枪、手榴弹、坦克、导弹、生化武器及小布什说的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军火都价值不菲，与对手玩一场这样的虚拟战争，可以轻易花掉3、5万美元。读者可以大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如此奢侈的游戏，也有人趋之若鹜，真是折福。但虚拟经济并没有因为这些酷评而停下来，在网上赌球输赢以百万美元计，玩家或赌友，可以一夜间成了暴发户，也可以押错了宝隔天便倾家荡产。
电子商务膨胀虚拟经济
还是那句话，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或接不接受）虚拟经济这概念，这种新经济形态已成了我
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成思危教授指出每天世界的虚拟经济流动量大约是2万亿，那可是世界每日实际贸易额的50倍。钱在不断循环流动中取得倍增效益，花在实际贸易或者实体经济的仅仅2%，其他98%是在流动中“钱生钱”。E-Business/E-Commerce（电子商务）的普遍化，电子货币被接受程度的广泛化，使虚拟经济增长膨胀，势不可挡。
股票在没卖出之前，它只是投资人每月收到的账单上的公司名称及你拥有的数额，它不是货
币，投资人要把股票沽出才会变成货币。货币在没有黄金支撑下，它的价值早被虚拟化了，960美元购得一安士黄金，3千117美元换一公吨棕油，126美元换一桶原油。美元离开金本位，是用捆绑商品原料来保值的，美元作为一种通用货币在虚拟化后仍屹立不倒，因为世界有太多国家的外汇储备是以美元计算，废了美元的武功，就等于把自己的外汇储备与政府拥有的美国债券丢到垃圾桶里去。欧元要代替美元，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国前首相敦马哈迪认为，大马宜乎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我们能购入人民币保值吗？人民币目前走势很强，与美元兑换率已冲破6.8的关防，但欧美诸国金融机构手上握有不少人民币，一旦发生白色运动，联手抛售人民币，则局面危殆矣。货币虚拟化后，挣钱管道颇多，有些人把钱存到澳洲或纽西兰银行去赚利息差。买卖期指许多人是在打时间差，这方式风险很大，从事这种交易的人10个有9个是赌徒，够刺激，整晚盯着电脑屏幕不敢稍怠。有人利用时间差赚钱（欧洲在午夜收市时，美国股市才日正当中），有人从组合效率的差异赚钱，不过这需要专业知识，以后有机会再谈。
工业文明 崩溃的临界
线装情结:
工业文明 崩溃的临界
2008/07/14
温任平
西方工业文明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临界点，美国建国230多年，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居然是全世界最大的负债帝国，不仅匪夷所思，而且是莫大的讽刺。债务帝国同时是政治超强这种诡谲的“二合一”，令人十分不安，任何人只要稍为作些联想，便不难揣测出美国的政经强权岌岌可危。
远的不去追溯，自罗马帝国文明衰亡以来，人类历史共出现过28个文明，每个文明的生命周期只有229年（一说305年）。自18世纪以降，愈接近现代，文明的寿命愈短，代表西方文明的美欧与东方文明的中印都面对危机，基督教文明与回教文明的对峙冲突日益尖锐。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文明的兴衰都与能源离不开关系。
制定森林管理法
在罗马帝国败亡之前31个文明，社会背景可谓单纯。前工业化的游牧、狩猎、农耕、捕鱼的社会复杂度不高。不过即使在工业革命之前，17世纪中叶的日本，亦曾面临过天然资源被滥用而使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的危机。1650年，日本人砍伐树木，造成水土严重流失，粮食减产，土崩频仍。不过日本政府很快便制定了森林管理法，伐木必须补之以栽林，日本社会才不致在17世纪垮掉。
日本能迅速反省、纠正可能由于日本当时的知识精英从复活岛文明的灭亡汲取到教训。复活岛的统治者有一传统，即建造雕像来象征自己的地位，雕像砌造得愈高，则愈能凸现统治者的权威。建筑雕像需要大量的木材与树皮制成的绳子。不断滥伐树木的结果是，生态恶化，温度增高，天然资源短缺，各类水果绝迹。当砍伐下来的树木都用来建筑一座又一座的雕像，复活岛上的渔夫便无法找到材料做独木舟，因而导致捕鱼业的萎缩。水土流失、农作困难，各类粮食大幅减产，人民生活无以为继，整个文明终于沦落。
复活岛沦丧前车之鉴
对日本而言，复活岛文明的沦丧是前车之鉴，16世纪英国的能源危机对日本更有莫大的启示作用。1500-1650之间英国伐木取暖，以木材与它的衍生物木炭（我联想到的是今日的金融衍生产品），是建筑制造业的主要材料，木材亦用来造船。木炭用作燃料，是英国家庭取暖之物。森林快速被砍代，木材价格涨了8倍（即800%），英国被逼以高价输入外国木材。英国文明没有被能源匮缺，价格飙升击垮，那是因为英国发现煤炭可以用来取代木材、木炭作为能源燃料。煤炭用途多元化，有利于英国的制造业与加工业。1700年英国终于摆脱木材的能源，找到煤炭作为一种廉价有效的替代品而崛起成为欧洲第一强国，并催化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
当前的石油价格飙升，势头迅猛，一方面是石油愈挖愈少，开采的成本愈来愈昂贵，另一方面政商勾结的利益集团，不约而同都筹划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届满之前的未来几个月，把油价推上去。除非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11月的总统选举，民主党候选人应能胜出。新总统新作风，一切都不易掌控，此时必须“众志成城”联手把油价托高，大赚一笔再说。至于这样做对其他国家会造成怎样巨大的伤害，这不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原油期货商、小布什切尼家族以及犹太利益集团关心的事。
“失控通膨”袭全球
在未来的4个月，油价将轻易冲破每桶150美元，迅速飞扑向每桶200美元的天价。第二波的“失控通膨”(stagflation)将袭击全球。回想1973年，油价仅3美元，1974年油价暴增至35美元，美国人在油站排长龙添油，并按照分配法，车牌双号在每月双号日购买汽油，车牌单号者，亦限制仅能在每月单号的日子购油。卡特总统下令车子时速不能超过55英里。日本生产的小型轿车，因能省油受到广泛的欢迎。这是今日石油危机的提前演习。
如果2008年原油价飙升至180美元，全世界许多人都得被迫放弃驾驶，或安步当车，或搭轻快铁或干脆踩脚车上班。问题是原油价格暴涨，使制造、运输业、旅游业、出口业等都因成本过高，亏蚀过重而倒闭，失业浪潮汹涌，人类的工业文明可能就此毁于一旦。
整个人类文明可能要面对的还有温室效应，生态污染，食水短缺等大规模的环境灾难。这些问题我们暂时撇在一边不论，只盯着西方工业文明这一块来衡量。美国文明已有235年的历史，从周期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全面崩坏，不仅可能而且离现在不远。详细论述，笔者建议大家一读史提芬·李柏与格伦·史特拉斯的《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The Coming Economic Collapse)。
工业文明 崩溃的临界
2008/07/14
温任平
西方工业文明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临界点，美国建国230多年，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居然是全世界最大的负债帝国，不仅匪夷所思，而且是莫大的讽刺。债务帝国同时是政治超强这种诡谲的“二合一”，令人十分不安，任何人只要稍为作些联想，便不难揣测出美国的政经强权岌岌可危。
远的不去追溯，自罗马帝国文明衰亡以来，人类历史共出现过28个文明，每个文明的生命周期只有229年（一说305年）。自18世纪以降，愈接近现代，文明的寿命愈短，代表西方文明的美欧与东方文明的中印都面对危机，基督教文明与回教文明的对峙冲突日益尖锐。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文明的兴衰都与能源离不开关系。
制定森林管理法
在罗马帝国败亡之前31个文明，社会背景可谓单纯。前工业化的游牧、狩猎、农耕、捕鱼的社会复杂度不高。不过即使在工业革命之前，17世纪中叶的日本，亦曾面临过天然资源被滥用而使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的危机。1650年，日本人砍伐树木，造成水土严重流失，粮食减产，土崩频仍。不过日本政府很快便制定了森林管理法，伐木必须补之以栽林，日本社会才不致在17世纪垮掉。
日本能迅速反省、纠正可能由于日本当时的知识精英从复活岛文明的灭亡汲取到教训。复活岛的统治者有一传统，即建造雕像来象征自己的地位，雕像砌造得愈高，则愈能凸现统治者的权威。建筑雕像需要大量的木材与树皮制成的绳子。不断滥伐树木的结果是，生态恶化，温度增高，天然资源短缺，各类水果绝迹。当砍伐下来的树木都用来建筑一座又一座的雕像，复活岛上的渔夫便无法找到材料做独木舟，因而导致捕鱼业的萎缩。水土流失、农作困难，各类粮食大幅减产，人民生活无以为继，整个文明终于沦落。
复活岛沦丧前车之鉴
对日本而言，复活岛文明的沦丧是前车之鉴，16世纪英国的能源危机对日本更有莫大的启示作用。1500-1650之间英国伐木取暖，以木材与它的衍生物木炭（我联想到的是今日的金融衍生产品），是建筑制造业的主要材料，木材亦用来造船。木炭用作燃料，是英国家庭取暖之物。森林快速被砍代，木材价格涨了8倍（即800%），英国被逼以高价输入外国木材。英国文明没有被能源匮缺，价格飙升击垮，那是因为英国发现煤炭可以用来取代木材、木炭作为能源燃料。煤炭用途多元化，有利于英国的制造业与加工业。1700年英国终于摆脱木材的能源，找到煤炭作为一种廉价有效的替代品而崛起成为欧洲第一强国，并催化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
当前的石油价格飙升，势头迅猛，一方面是石油愈挖愈少，开采的成本愈来愈昂贵，另一方面政商勾结的利益集团，不约而同都筹划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届满之前的未来几个月，把油价推上去。除非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11月的总统选举，民主党候选人应能胜出。新总统新作风，一切都不易掌控，此时必须“众志成城”联手把油价托高，大赚一笔再说。至于这样做对其他国家会造成怎样巨大的伤害，这不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原油期货商、小布什切尼家族以及犹太利益集团关心的事。
“失控通膨”袭全球
在未来的4个月，油价将轻易冲破每桶150美元，迅速飞扑向每桶200美元的天价。第二波的“失控通膨”(stagflation)将袭击全球。回想1973年，油价仅3美元，1974年油价暴增至35美元，美国人在油站排长龙添油，并按照分配法，车牌双号在每月双号日购买汽油，车牌单号者，亦限制仅能在每月单号的日子购油。卡特总统下令车子时速不能超过55英里。日本生产的小型轿车，因能省油受到广泛的欢迎。这是今日石油危机的提前演习。
如果2008年原油价飙升至180美元，全世界许多人都得被迫放弃驾驶，或安步当车，或搭轻快铁或干脆踩脚车上班。问题是原油价格暴涨，使制造、运输业、旅游业、出口业等都因成本过高，亏蚀过重而倒闭，失业浪潮汹涌，人类的工业文明可能就此毁于一旦。
整个人类文明可能要面对的还有温室效应，生态污染，食水短缺等大规模的环境灾难。这些问题我们暂时撇在一边不论，只盯着西方工业文明这一块来衡量。美国文明已有235年的历史，从周期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全面崩坏，不仅可能而且离现在不远。详细论述，笔者建议大家一读史提芬·李柏与格伦·史特拉斯的《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The Coming Economic Collapse)。
2008年7月8日星期二
油价通膨股市
油价通膨股市
温任平
2008/07/07
撰写这篇短文的前一晚，国际原油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的每桶142.53美元，油价高涨得那么快、那么高，真是惊人。10年前(1998年杪)石油每桶10美元，只及当前油价的7%。美元疲弱加剧了原油及所有商品价格的涨势。我们处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年代。不要以为马来西亚“地下有石油,地上有棕油”可以躲过这趟世界性的经济风暴，美国因次贷危机形成的经济衰退与通膨已输出到全世界各国去了。
我国主要生产天然气
我国的原油其实不多，主要生产的还是天然气。棕油价每公吨高企在3千600美元水平之上，
但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因素。我有个从事棕油业的朋友告诉，棕油的库存多到“可以拿来冲凉！”以干预市场的手段，制造短缺现象，硬硬托住棕油价格于不坠，这情形能维持多久，我不敢在此揣测。过去的市场被供求律“这只无形的手”所调控，但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供求律指的是实况，而非人为的垄断、囤积、减产、炒作式的推高商品价格。
如果从需求量来看，去年(2007年)初，原油价格仅70多美元，一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原油需求量仅增加8%左右，但油价却暴涨了100%。这儿沙地阿拉伯宣布每日增产20万桶，以纾解需求的压力，原油应声回跌到132美元，那儿美国即怂恿以色列以高姿态发表声明，以色列正筹划演习炸毁掉伊朗的核设施，于是原油又回升到138美元的高水平。
美国人假戏真做，打算在两院通过法案控告油盟(OPEC)抬高油价。众议院已通过该项法案，
什么时候参议院也会亦步亦趋，我们不知道。这一举措激怒了美国的中东盟友，也是油盟成员
的利比亚，后者于数天前宣布减产以示抗议，原油价格于是一举冲破142美元大关，直奔150美
元的山海关。当年由于利比亚领导人卡达菲上校对美国示好，赞成并愿意配合美国对核武设施
的检查，利比亚才不致步伊拉克的后尘被侵略占据，而且还从包括伊朗、朝鲜在内的“恐怖分子
国家”黑名单里被剔除，“还我清白”。这次利比亚反应那么大，不免暧昧，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卡达菲个人的声望，一方面又暗中帮了美国一个大忙，让原油继续高企飙涨。
通膨使消费力弱化
今日阅报读到摩根史丹利的首席货币策略师史提芬声称，高油价对亚洲诸国有利，因为亚洲各国会因运输成本增加成本高，而转过头来开发内需。这理论真是匪夷所思。迅速恶化的通膨使人们的消费力弱化，消费意愿萎缩，这都是拜美国所赐。在亚洲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全部)都面对利率调升，制造业衰退的当儿，人们只能樽节度日，减少开支，内需怎么可能扩大？专家通过媒体来讹骗或隐瞒真相的例证太多了。
记得2005年10月，美国能源部在专设的网站上宣称：“根据美国炼油厂进口原油的平均成本来衡量，世界的年均油价(扣除物价因素后)将会从2003年的每桶27.73美元升至2004年的每桶35
元。这之后，随着国内外石油供应的增长，到了2010年，油价将降至每桶25美元。”如果投资
者相信这些鬼话，并作出相应的(但却是错误的)部署，小至个人可以亏到当裤子，大至政府可以
蚀到国库空虚。
我国第二财长莫哈末诺宣布近期不加息，目的是要稳住民心。目前百物价格腾升，消费能力趋弱，加息虽能压抑物价，但可能造成银根紧缩、经济萧条。不过国家银行能撑多久是一疑问。不要寄望股市，外资早就溜光了，只有本地资金选择性的在炒作。由于跟风的散户太少，“一日鲜，三日谢”，“谢”在这儿是“萎谢”的意思。不是赚到钱拜票式的“谢谢”。
你想要揣测当前大马的经济状况吗？这是很难做到的事，即使未来学家杜佛勒还有奈思比也做不 到。末日博士麦嘉华似乎有这本事。美国前总统里根讲过一句话：“如果你发觉你的朋友失业，那是经济衰退；如果你自己也失业，那就是经济萧条了。”英文原句不必翻译，还请读者诸君估衡你当下的职场处境吧！
温任平
2008/07/07
撰写这篇短文的前一晚，国际原油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的每桶142.53美元，油价高涨得那么快、那么高，真是惊人。10年前(1998年杪)石油每桶10美元，只及当前油价的7%。美元疲弱加剧了原油及所有商品价格的涨势。我们处于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年代。不要以为马来西亚“地下有石油,地上有棕油”可以躲过这趟世界性的经济风暴，美国因次贷危机形成的经济衰退与通膨已输出到全世界各国去了。
我国主要生产天然气
我国的原油其实不多，主要生产的还是天然气。棕油价每公吨高企在3千600美元水平之上，
但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因素。我有个从事棕油业的朋友告诉，棕油的库存多到“可以拿来冲凉！”以干预市场的手段，制造短缺现象，硬硬托住棕油价格于不坠，这情形能维持多久，我不敢在此揣测。过去的市场被供求律“这只无形的手”所调控，但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供求律指的是实况，而非人为的垄断、囤积、减产、炒作式的推高商品价格。
如果从需求量来看，去年(2007年)初，原油价格仅70多美元，一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原油需求量仅增加8%左右，但油价却暴涨了100%。这儿沙地阿拉伯宣布每日增产20万桶，以纾解需求的压力，原油应声回跌到132美元，那儿美国即怂恿以色列以高姿态发表声明，以色列正筹划演习炸毁掉伊朗的核设施，于是原油又回升到138美元的高水平。
美国人假戏真做，打算在两院通过法案控告油盟(OPEC)抬高油价。众议院已通过该项法案，
什么时候参议院也会亦步亦趋，我们不知道。这一举措激怒了美国的中东盟友，也是油盟成员
的利比亚，后者于数天前宣布减产以示抗议，原油价格于是一举冲破142美元大关，直奔150美
元的山海关。当年由于利比亚领导人卡达菲上校对美国示好，赞成并愿意配合美国对核武设施
的检查，利比亚才不致步伊拉克的后尘被侵略占据，而且还从包括伊朗、朝鲜在内的“恐怖分子
国家”黑名单里被剔除，“还我清白”。这次利比亚反应那么大，不免暧昧，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卡达菲个人的声望，一方面又暗中帮了美国一个大忙，让原油继续高企飙涨。
通膨使消费力弱化
今日阅报读到摩根史丹利的首席货币策略师史提芬声称，高油价对亚洲诸国有利，因为亚洲各国会因运输成本增加成本高，而转过头来开发内需。这理论真是匪夷所思。迅速恶化的通膨使人们的消费力弱化，消费意愿萎缩，这都是拜美国所赐。在亚洲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全部)都面对利率调升，制造业衰退的当儿，人们只能樽节度日，减少开支，内需怎么可能扩大？专家通过媒体来讹骗或隐瞒真相的例证太多了。
记得2005年10月，美国能源部在专设的网站上宣称：“根据美国炼油厂进口原油的平均成本来衡量，世界的年均油价(扣除物价因素后)将会从2003年的每桶27.73美元升至2004年的每桶35
元。这之后，随着国内外石油供应的增长，到了2010年，油价将降至每桶25美元。”如果投资
者相信这些鬼话，并作出相应的(但却是错误的)部署，小至个人可以亏到当裤子，大至政府可以
蚀到国库空虚。
我国第二财长莫哈末诺宣布近期不加息，目的是要稳住民心。目前百物价格腾升，消费能力趋弱，加息虽能压抑物价，但可能造成银根紧缩、经济萧条。不过国家银行能撑多久是一疑问。不要寄望股市，外资早就溜光了，只有本地资金选择性的在炒作。由于跟风的散户太少，“一日鲜，三日谢”，“谢”在这儿是“萎谢”的意思。不是赚到钱拜票式的“谢谢”。
你想要揣测当前大马的经济状况吗？这是很难做到的事，即使未来学家杜佛勒还有奈思比也做不 到。末日博士麦嘉华似乎有这本事。美国前总统里根讲过一句话：“如果你发觉你的朋友失业，那是经济衰退；如果你自己也失业，那就是经济萧条了。”英文原句不必翻译，还请读者诸君估衡你当下的职场处境吧！
2008年7月7日星期一
谈方修先生
谈方修先生
温任平
方修以一人之力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年)10巨册，这项工程如斯庞大，即使作家协会、文化机构或大专学院拥有人力与资讯(文稿)支援，亦不易成功，而方修居然能凭着坚韧不移的意志，以个人之力促成此壮举，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
不知为什么有这冲动想谈谈方修。方修原名吴之光，生于1921年，他著述甚丰，是著名的新
马文学史家。1997年12月留台联总邀他从新加坡来马出席“马华文学的新解读”研讨会。方修健康不好，未能前来。笔者与方先生始终缘悭一面，他的论文追述的是日军南侵，6位于沦陷期间殉身的新马作家。
笔者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于马华文坛推广马华现代文学运动，与方修的文学观南辕北辙，
我对他只感到好奇，但谈不上好感。方修以一人之力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年)10
巨册，这项工程如斯庞大，即使作家协会、文化机构或大专学院拥有人力与资讯(文稿)支援，亦
不易成功，而方修居然能凭着坚韧不移的意志，以个人之力促成此壮举，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
强调文学作品的革命性
方修也写过一些论述，出版过一部上、下卷的史稿。他的手术刀只有现实主义一把，而且相当锋利。他以左翼文学史观选稿、撰论，不断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性、积极性、批判性、革命性，作品斗争色彩愈浓则阶位愈高，革命性现实主义强过批判性现实主义。批判性现实又强过积极性现实主义，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奠在下面。那还不是最坏的，比浪漫现实主义更糟的是象征主义。凡是“李金发式”的作品，如1920末的曾华丁等人的创作，1930年代《槟城新报》<诗草>副刊温梓川、吴逸凡诸家诗一律被批贬为“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是“文学逆流”。方先生的文学视野容不下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他对当时20世纪法国象征主义(如魏尔仑)与同时期美国现代主义的表现(艾略特)，似乎不知不觉，或知而不觉，而且他也缺乏史家的胸襟正面看待现实主义以外的形式创新。
当然面对像郁达夫这位中国南来在《星洲日报》担任编辑，成为当时新加坡文学青年的“文学
导师”的重量级作家，方修倒是不敢造次。再加上郁达夫于日本南侵期间于印尼失踪(被日军虏获
杀死的可能性甚高)，这位思想颓废但却抗日的作家成了“准民族英雄”。方修在编纂大系，撰写文论都特予宽待。还有连士升，他是报界名人，写过《尼赫鲁传》。他的信札书简平易近人，叙述清晰，语言朴实。他的作品虽然谈不上什么批判性、革命性，但他和郁达夫拥有的不仅是文坛声望，也拥有可观的读者群。方修对他们另眼相看，可以理解，但其他非现实主义作家及诗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像温梓川便是一例。温氏于1926年负笈广州，翌年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他是鲁迅、徐志摩的
学生，他的师友包括汪静之、邵洵美、戴望舒、蒋光慈、丰子恺。除了鲁迅没有问题之外，从感
情炽烈不羁的徐志摩到性格圆融恬淡的丰子恺都可能“教坏”了温梓川。何况温梓川心仪戴望舒，特别推荐后者的《雨巷》，又翻译英美诗作，立场举措如此“反动”，温梓川虽然亦服务于报界，是槟城《光华日报》的编辑，方修觉得他比郁达夫、连士升更容易成为“阶级敌人”，对他没有好感，对他的诗作，字里行间明里暗里都在批贬。
今日新马两国的大专学院中文系还在使用方修的书，因为除了方修，国内没有另一文学史家有 他著述的规模。方修曾当过记者，后任报章编辑。1966年开始到1978年在新大中文系担任兼职讲师。他的弟子杨松年教授一方面非常钦佩方修，一方面希望能找到方修当年没有为我们留下
的文稿资料。一味在方修的资料堆里反复咀嚼，得到的惟有反殖、鼓吹社会政治改革的现实主义
资料。黄锦树在《张锦忠与马华文学(史)复系统》一文中，提到“战前零星的现代主义书写”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但当然不在方修先生的档案或抽屉里。
线装情结: 2008/05/12
温任平
方修以一人之力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年)10巨册，这项工程如斯庞大，即使作家协会、文化机构或大专学院拥有人力与资讯(文稿)支援，亦不易成功，而方修居然能凭着坚韧不移的意志，以个人之力促成此壮举，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
不知为什么有这冲动想谈谈方修。方修原名吴之光，生于1921年，他著述甚丰，是著名的新
马文学史家。1997年12月留台联总邀他从新加坡来马出席“马华文学的新解读”研讨会。方修健康不好，未能前来。笔者与方先生始终缘悭一面，他的论文追述的是日军南侵，6位于沦陷期间殉身的新马作家。
笔者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于马华文坛推广马华现代文学运动，与方修的文学观南辕北辙，
我对他只感到好奇，但谈不上好感。方修以一人之力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年)10
巨册，这项工程如斯庞大，即使作家协会、文化机构或大专学院拥有人力与资讯(文稿)支援，亦
不易成功，而方修居然能凭着坚韧不移的意志，以个人之力促成此壮举，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
强调文学作品的革命性
方修也写过一些论述，出版过一部上、下卷的史稿。他的手术刀只有现实主义一把，而且相当锋利。他以左翼文学史观选稿、撰论，不断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性、积极性、批判性、革命性，作品斗争色彩愈浓则阶位愈高，革命性现实主义强过批判性现实主义。批判性现实又强过积极性现实主义，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奠在下面。那还不是最坏的，比浪漫现实主义更糟的是象征主义。凡是“李金发式”的作品，如1920末的曾华丁等人的创作，1930年代《槟城新报》<诗草>副刊温梓川、吴逸凡诸家诗一律被批贬为“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是“文学逆流”。方先生的文学视野容不下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他对当时20世纪法国象征主义(如魏尔仑)与同时期美国现代主义的表现(艾略特)，似乎不知不觉，或知而不觉，而且他也缺乏史家的胸襟正面看待现实主义以外的形式创新。
当然面对像郁达夫这位中国南来在《星洲日报》担任编辑，成为当时新加坡文学青年的“文学
导师”的重量级作家，方修倒是不敢造次。再加上郁达夫于日本南侵期间于印尼失踪(被日军虏获
杀死的可能性甚高)，这位思想颓废但却抗日的作家成了“准民族英雄”。方修在编纂大系，撰写文论都特予宽待。还有连士升，他是报界名人，写过《尼赫鲁传》。他的信札书简平易近人，叙述清晰，语言朴实。他的作品虽然谈不上什么批判性、革命性，但他和郁达夫拥有的不仅是文坛声望，也拥有可观的读者群。方修对他们另眼相看，可以理解，但其他非现实主义作家及诗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像温梓川便是一例。温氏于1926年负笈广州，翌年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他是鲁迅、徐志摩的
学生，他的师友包括汪静之、邵洵美、戴望舒、蒋光慈、丰子恺。除了鲁迅没有问题之外，从感
情炽烈不羁的徐志摩到性格圆融恬淡的丰子恺都可能“教坏”了温梓川。何况温梓川心仪戴望舒，特别推荐后者的《雨巷》，又翻译英美诗作，立场举措如此“反动”，温梓川虽然亦服务于报界，是槟城《光华日报》的编辑，方修觉得他比郁达夫、连士升更容易成为“阶级敌人”，对他没有好感，对他的诗作，字里行间明里暗里都在批贬。
今日新马两国的大专学院中文系还在使用方修的书，因为除了方修，国内没有另一文学史家有 他著述的规模。方修曾当过记者，后任报章编辑。1966年开始到1978年在新大中文系担任兼职讲师。他的弟子杨松年教授一方面非常钦佩方修，一方面希望能找到方修当年没有为我们留下
的文稿资料。一味在方修的资料堆里反复咀嚼，得到的惟有反殖、鼓吹社会政治改革的现实主义
资料。黄锦树在《张锦忠与马华文学(史)复系统》一文中，提到“战前零星的现代主义书写”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但当然不在方修先生的档案或抽屉里。
线装情结: 2008/05/12
肖猴者物语
肖猴者物语
温任平
我肖猴，对各种知识十分好奇，天文地理、哲学历史、风水堪舆、宝石鉴定……我都想学，正在学着，而且预备出国深研。有些学问非田野勘察不为功。猴子天生急性，我读书写作可以废寝但不致忘食。猴子爱吃东西，但不怎么挑剔，我可以一连3个星期每天午餐都吃烧肉鸡饭，甘之若饴，不感厌倦，也没有委屈感。
在气急败坏的情况下谈电话当然不妥，我也很难忍受慢条斯里的电话，先挚交情（小学同学）再东拉西扯15分钟，才讲出他要找我的“目的”或“原因”。有些客人打电话来表示他读过我的文章，对我甚是钦佩，接下来他说有些问题要向我请教，比方说八字推命（子平术）与紫微斗数有何不同？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命运，人定不是可以胜天吗？知道自己的命格不佳，有得改吗？如果一切都注定，懂得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不了事实，那看命岂非庸人自扰？……我回答说子平术的五行相生相克是象微系统紫微斗数的星曜效应是符号系统，approaches不同……但很快我便发觉这种提问仿似吃免费午餐，而且上述问题我过去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妇女》、《淑女》杂志的专栏文章曾不止一次详析过，旧事重提等于炒冷饭，对我是时间资源的浪费。这情形有点像在文学研讨会上提论文，Q&A的时段内，有听众走出来问“什么是现代文学？”“新诗与现代诗有什么不同？”谈起来费力，听也未必明白。 幸福不以财富多寡为准 其实愈是基本的问题愈难回答，“什么是哲学？”“语言与语意学的分别在那里？”肖猴的人胜在灵巧，一隅三反，这是我的本能禀斌，但要做枯燥的“从头说起”的陈述，就会很累，觉得不耐烦。
我用紫微斗数论命，从不囿限在紫微斗数的格局里。如果大格局（所谓好命）是宾士，小格局是灵鹿，宾士性能好，马力强，甚至防撞系统也比其他车种坚固，但鲁莽驾车，横冲直撞，也可以车毁人亡。一个普通公务员的灵鹿格局，安份守己，敬业乐业，也可以平平顺顺，幸福地度过一生。
幸福的定义不能以财富多寡为标准
肖猴的人爱说话，多动作。我教了29年的中学，讲课讲到舌头都打结了，我现在从事命理谘询、择业辅导同样得讲许多话，不过这副业没有课程纲要，不必十年如一日教巴金、曹禺的那几部小说与戏剧。每个客人都是新的个案，得辅以心理学、行为学，并且授之以市场、经济情况、情报，让对方能从我的建议里找到自己的出路。问感情事件的客人何其多，每宗情况不一，客人对感情、婚姻的态度，每个人都不同，他们的个别EQ（情商指数）亦有高低差异，不能对每个人照本宣科，得“因材施教”。
母性强的女士要孩子不要男伴，有些要丈夫而不在乎有没有孩子。有些重婚姻名份，争的是一纸结婚证书；有些认为与其“有名无实，不如有实无名”，她们不在乎名份，重视两人在一起的融洽与温馨。每次讨论问题，我的动作特多，尤其面对要突破社会规范，亲友反对（比方说：异族通婚，老夫少妻）的案例，仅凭口舌话语，不衬以表情动作，当事人往往在迷茫中抓不到我的重点所在，平白耗掉时间与金钱。对客人是损失，对我何尝不是个挫折？
但动作多并不等于“张牙舞爪”，戏剧化确乎有之。客人身陷烦恼困惑之中，仅用口语，没有肢体语言在帮腔，我的意见或解决方案，铭刻不到当事人的脑袋里去。我没有猿猴喜欢爬树攀山、旅行观光的肢体嗜好，我的“超自我”(super-ego）抑制了自我(ego)这方面的本能。生活忙碌，诸事猬集，搔首抓腮，不是想书本里的问题，便是考量客人的难题。猴子喜欢满山跑，我则喜欢在书堆里泡，这也是一种“能量转移”(energy shift)吧。猴子喜群聚喧哗，我则喜出席研讨会参与辩争，这又是一种能量转移。文明的力量很大，自由意志的力量更不可低估，猿猴爱搞破坏，我小时候也是个“破坏王”，长大后企图颠覆文学的现实主义，这是另一种“破坏”吧，但破坏是为了有所建树。
猴子爱热闹，我则怕热闹，自己这种性格有点奇怪。人多的地方能不去就不去，我往Pasar
malam走一趟，总觉得空气混浊，混身不自在，连气场也走了样，返家后赶紧洗澡冲凉。只有一
个热闹的地方我爱去，那是大型书展。我懂了，我懂了，原来书展才是我的花果山。
线装情结： 2008/05/19
温任平
我肖猴，对各种知识十分好奇，天文地理、哲学历史、风水堪舆、宝石鉴定……我都想学，正在学着，而且预备出国深研。有些学问非田野勘察不为功。猴子天生急性，我读书写作可以废寝但不致忘食。猴子爱吃东西，但不怎么挑剔，我可以一连3个星期每天午餐都吃烧肉鸡饭，甘之若饴，不感厌倦，也没有委屈感。
在气急败坏的情况下谈电话当然不妥，我也很难忍受慢条斯里的电话，先挚交情（小学同学）再东拉西扯15分钟，才讲出他要找我的“目的”或“原因”。有些客人打电话来表示他读过我的文章，对我甚是钦佩，接下来他说有些问题要向我请教，比方说八字推命（子平术）与紫微斗数有何不同？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命运，人定不是可以胜天吗？知道自己的命格不佳，有得改吗？如果一切都注定，懂得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不了事实，那看命岂非庸人自扰？……我回答说子平术的五行相生相克是象微系统紫微斗数的星曜效应是符号系统，approaches不同……但很快我便发觉这种提问仿似吃免费午餐，而且上述问题我过去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妇女》、《淑女》杂志的专栏文章曾不止一次详析过，旧事重提等于炒冷饭，对我是时间资源的浪费。这情形有点像在文学研讨会上提论文，Q&A的时段内，有听众走出来问“什么是现代文学？”“新诗与现代诗有什么不同？”谈起来费力，听也未必明白。 幸福不以财富多寡为准 其实愈是基本的问题愈难回答，“什么是哲学？”“语言与语意学的分别在那里？”肖猴的人胜在灵巧，一隅三反，这是我的本能禀斌，但要做枯燥的“从头说起”的陈述，就会很累，觉得不耐烦。
我用紫微斗数论命，从不囿限在紫微斗数的格局里。如果大格局（所谓好命）是宾士，小格局是灵鹿，宾士性能好，马力强，甚至防撞系统也比其他车种坚固，但鲁莽驾车，横冲直撞，也可以车毁人亡。一个普通公务员的灵鹿格局，安份守己，敬业乐业，也可以平平顺顺，幸福地度过一生。
幸福的定义不能以财富多寡为标准
肖猴的人爱说话，多动作。我教了29年的中学，讲课讲到舌头都打结了，我现在从事命理谘询、择业辅导同样得讲许多话，不过这副业没有课程纲要，不必十年如一日教巴金、曹禺的那几部小说与戏剧。每个客人都是新的个案，得辅以心理学、行为学，并且授之以市场、经济情况、情报，让对方能从我的建议里找到自己的出路。问感情事件的客人何其多，每宗情况不一，客人对感情、婚姻的态度，每个人都不同，他们的个别EQ（情商指数）亦有高低差异，不能对每个人照本宣科，得“因材施教”。
母性强的女士要孩子不要男伴，有些要丈夫而不在乎有没有孩子。有些重婚姻名份，争的是一纸结婚证书；有些认为与其“有名无实，不如有实无名”，她们不在乎名份，重视两人在一起的融洽与温馨。每次讨论问题，我的动作特多，尤其面对要突破社会规范，亲友反对（比方说：异族通婚，老夫少妻）的案例，仅凭口舌话语，不衬以表情动作，当事人往往在迷茫中抓不到我的重点所在，平白耗掉时间与金钱。对客人是损失，对我何尝不是个挫折？
但动作多并不等于“张牙舞爪”，戏剧化确乎有之。客人身陷烦恼困惑之中，仅用口语，没有肢体语言在帮腔，我的意见或解决方案，铭刻不到当事人的脑袋里去。我没有猿猴喜欢爬树攀山、旅行观光的肢体嗜好，我的“超自我”(super-ego）抑制了自我(ego)这方面的本能。生活忙碌，诸事猬集，搔首抓腮，不是想书本里的问题，便是考量客人的难题。猴子喜欢满山跑，我则喜欢在书堆里泡，这也是一种“能量转移”(energy shift)吧。猴子喜群聚喧哗，我则喜出席研讨会参与辩争，这又是一种能量转移。文明的力量很大，自由意志的力量更不可低估，猿猴爱搞破坏，我小时候也是个“破坏王”，长大后企图颠覆文学的现实主义，这是另一种“破坏”吧，但破坏是为了有所建树。
猴子爱热闹，我则怕热闹，自己这种性格有点奇怪。人多的地方能不去就不去，我往Pasar
malam走一趟，总觉得空气混浊，混身不自在，连气场也走了样，返家后赶紧洗澡冲凉。只有一
个热闹的地方我爱去，那是大型书展。我懂了，我懂了，原来书展才是我的花果山。
线装情结： 2008/05/19
2008年7月6日星期日
小人物小彻悟
小人物小彻悟
温任平
每个人如果肯思考，肯观察内省，从别人与自己的言行，从现象与结果的微妙关系花长时间去想想，每天都可能有领悟。不是佛陀式的大彻大悟，而是平常人的小彻小悟。
“知识是力量”，这好像是培根的说法，“知识也是一种负担”是自己的领悟与体会。近日的另一悟是“好事不一定好，坏事不一定坏”，这儿的好与坏是泛称，所谓“坏”并不是杀人放火那种坏。比方说少年得志就不一定是件好事。陈水扁40多岁便当上台湾总统，攀上高位之初颇思励精图诒，但不久即被权力物欲所惑，贪污渎职滥权，胡作非为，耗掉民进党的能量，也掏空了台湾的经济。
他以70%的民众满意度于2000年昂然进入总统府，2008年他以17%的满意度离职，伴着他黯然离去的是选民的嘘声。他离职后一个小时，即面对检控单位的全面侦查，他再没有总统豁免权的保护了。有“民进党的良心”之称的沈富雄感慨的说“少年得志对阿扁并非好事”。出身三级贫户的陈水扁，从小受尽“钱不够用”的气，2004年以两颗子弹登上大位，这4年来他的政绩却无法让人民满意。
少年得志语无伦次
港人有句口头禅：“少年得志，语无伦次”，这儿的“语无伦次”指的是飞扬跋扈、傲慢自满、说话没有分寸的意思。微观来看，日常生活的琐事有太多“好未必好”的例证与遭遇，你在巴刹买了粒浑圆的木瓜，售价仅2令吉，你以为价廉物美，回到家才发现这只木瓜是“雌”的，榴梿那般弧圆的木瓜外型好看，但肉质淡而无味，并不甜美。在巴刹买到的几束玉蜀黍，里头有一两处被虫蛀食过的反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清甜可口，后面这个例子让我们了解：“坏未必坏”类近道家的辩证思维。用紫微斗数的术语来说，前者是“吉里藏凶”，而后者是“石中隐玉”。
敌意国家伸出援手
就以这一次中国汶川地震来析论好了。这趟的8级的大地震，震幅之大与1976的唐山大地震的
7.8级犹有过之，死亡人数近7万（31/5为止）人，伤者高达36万余人，这当然是场大灾难，
举国同哀，全世界不分种族的人都感到难过，但不知大家有发觉吗，本来对中国的崛起怀着敌
意的国家，在面对人类浩劫之际变得友善，同情甚至愿意伸出援手，在救灾物质技术方面助中
国一臂。1989年六四学运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被西方媒体描绘成冷血的刽子手（还记得
那张单独的个人面对坦克流传甚广的照片吗？），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却以“抢攻”方式，奋不顾身去救助灾黎，尽洗人民解放军凶神恶煞的刻板形象，解放军也有亲和与人性的一面。
坏未必就是全坏，破中有立是可能的。二战结束，伦敦只剩下炸弹与炮火蹂躏后的废墟，重建带给伦敦市新生。就四川的情况来看，人命财物的损失那么大，如果有人说中国“因祸得福”可能被人骂死。我要说的只是在很坏很坏的事件发生后，可能有火浴凤凰的契机。512大地震，520马英九宣誓就任台湾领导人，台湾筹得的救灾款项居世界之冠，这也为血浓于水的两岸关系添加了正面的因素。
陈水扁此时或面对的司法检控印证了《道德经》：“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谶语。他当台北市长，政绩尚可；盘踞总统高位，即被控腐败，亦印证《道德经》：“少则得，多则惑”的警语。
线装情结: 2008/06/02
温任平
每个人如果肯思考，肯观察内省，从别人与自己的言行，从现象与结果的微妙关系花长时间去想想，每天都可能有领悟。不是佛陀式的大彻大悟，而是平常人的小彻小悟。
“知识是力量”，这好像是培根的说法，“知识也是一种负担”是自己的领悟与体会。近日的另一悟是“好事不一定好，坏事不一定坏”，这儿的好与坏是泛称，所谓“坏”并不是杀人放火那种坏。比方说少年得志就不一定是件好事。陈水扁40多岁便当上台湾总统，攀上高位之初颇思励精图诒，但不久即被权力物欲所惑，贪污渎职滥权，胡作非为，耗掉民进党的能量，也掏空了台湾的经济。
他以70%的民众满意度于2000年昂然进入总统府，2008年他以17%的满意度离职，伴着他黯然离去的是选民的嘘声。他离职后一个小时，即面对检控单位的全面侦查，他再没有总统豁免权的保护了。有“民进党的良心”之称的沈富雄感慨的说“少年得志对阿扁并非好事”。出身三级贫户的陈水扁，从小受尽“钱不够用”的气，2004年以两颗子弹登上大位，这4年来他的政绩却无法让人民满意。
少年得志语无伦次
港人有句口头禅：“少年得志，语无伦次”，这儿的“语无伦次”指的是飞扬跋扈、傲慢自满、说话没有分寸的意思。微观来看，日常生活的琐事有太多“好未必好”的例证与遭遇，你在巴刹买了粒浑圆的木瓜，售价仅2令吉，你以为价廉物美，回到家才发现这只木瓜是“雌”的，榴梿那般弧圆的木瓜外型好看，但肉质淡而无味，并不甜美。在巴刹买到的几束玉蜀黍，里头有一两处被虫蛀食过的反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清甜可口，后面这个例子让我们了解：“坏未必坏”类近道家的辩证思维。用紫微斗数的术语来说，前者是“吉里藏凶”，而后者是“石中隐玉”。
敌意国家伸出援手
就以这一次中国汶川地震来析论好了。这趟的8级的大地震，震幅之大与1976的唐山大地震的
7.8级犹有过之，死亡人数近7万（31/5为止）人，伤者高达36万余人，这当然是场大灾难，
举国同哀，全世界不分种族的人都感到难过，但不知大家有发觉吗，本来对中国的崛起怀着敌
意的国家，在面对人类浩劫之际变得友善，同情甚至愿意伸出援手，在救灾物质技术方面助中
国一臂。1989年六四学运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被西方媒体描绘成冷血的刽子手（还记得
那张单独的个人面对坦克流传甚广的照片吗？），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却以“抢攻”方式，奋不顾身去救助灾黎，尽洗人民解放军凶神恶煞的刻板形象，解放军也有亲和与人性的一面。
坏未必就是全坏，破中有立是可能的。二战结束，伦敦只剩下炸弹与炮火蹂躏后的废墟，重建带给伦敦市新生。就四川的情况来看，人命财物的损失那么大，如果有人说中国“因祸得福”可能被人骂死。我要说的只是在很坏很坏的事件发生后，可能有火浴凤凰的契机。512大地震，520马英九宣誓就任台湾领导人，台湾筹得的救灾款项居世界之冠，这也为血浓于水的两岸关系添加了正面的因素。
陈水扁此时或面对的司法检控印证了《道德经》：“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谶语。他当台北市长，政绩尚可；盘踞总统高位，即被控腐败，亦印证《道德经》：“少则得，多则惑”的警语。
线装情结: 2008/06/02
个人运势Vs市交易
个人运势Vs市交易
温任平
中国的一流科学家与经济学家温元凯指出“凡是重要社会转型期间，都是资金和财富重新洗牌的过程。”我们能做的是觑准时机，择肥而噬—— 像我这种也算是“文学分子”也去从事股市买卖，朋友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其实我在中六读过经济这一科，高级剑桥文凭考试还得经济学Principle level。对金融、货币、股市运作、统计学多少有点基础。我在股市浮沉经年，有不少
感触，写下来以飨同好。
首先是任何人都有机会从股市赚钱，但要长期往股市里掏金可大不易；甚至要赢多输少，亦戛
戛乎其难。偶然拿到贴士误打误撞赚个一、两千对敲，就像普通人去赌场随意押个大小赢了300、500令吉，靠的就是运气。你要知道今天你的财运如何，可以来问我，既然紫微斗数可以推算一生(先天格局之富贵贫贱)、大限(10年)、流年，当然也可微观地探索流月、流日的安危、财运的强弱，因此流日运势的推算可以作为出门(迁徙)、投资、接洽生意、应酬会客的参照系。不过我们必须谨记流日受制于流月，月份好，流日再差也不会坏到哪里去；流月的运势疲弱，则流日(这个月的任何一天)即使强旺，也只能加3、5分，不能扭转大势。同理，流年管控12个月，流年(比方说戊子年)走运，即使流月、流日见煞，也只是扣了一些分，不致于坏了大事。 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
最好的情形是控辖10年的大限、流年、流月、流日都处于强势，在各种优良条件的扶持下，不
仅投资股市，从事业到家运到人际关系，当事人都可立于不败之地。以同样的逻辑去推理，一个
人流年、流月都衰败无力，纵使流日强也只有那么一天的好运(而且还是七折八扣的好运)。套用
蔡枫华多年前对张国荣说的话：“一刹那的光辉，并不代表永恒”。流月、流年星曜能量不足而流日特佳，选择这样的时机进场，无论是投资、投机或人事斡旋，胜算是五五波。
回到大马股市，本国的股市受到保护主义政策影响(固打制)，外资每每趑趄不前，再加上时有朝令夕改，更令外资举 棋不定。大家必然留意到，许多时候美国道琼斯指数大起(200点)，亚洲各国股市平均飙升2%，我们的股市却水静河飞。期指于股市领先10多点，开盘后很快就往下掉。别人涨，我们按兵不动，道琼斯一跌，我们却跟着“阴阴干”，不是大跌而是股价慢慢萎缩，令人既吃惊又失望。不像香港股市，一天可以起1千点，隔一天可以套利沽货跌800点，买空卖空，如果运气好再加上有点眼光，起落都可以赚到笑。 政局不明朗买股良机
本国政治的两线制雏型已具，其实这是民主政治趋于成熟的表征。美国是民主党对共和党；
英国是保守党对工党；台湾是国民党对民进党。一党专政可以予取予求，国会里只有10%的反对党，游兵散勇式的抗议、抵制，谁会去理。不过在两线制还未真正成形之际，必有民主孕育过程的阵痛。人民联盟若真的取得政权，政局会乱一阵，这可能是进场购入优质股的大好时机。政局不明朗，往往是买股的大好机会，“千载难逢”。1998年安华下台，大众银行PBB的股价跌破1令吉，如果当时你以98分买到，100张加佣金是10万令吉，今天股市那么低迷，大众银行仍值近12令吉，100张PBB市值百多万，你的赚幅近1千200%。
不是股友(包括笔者在内)心肠坏，政治局势轮不到我们控制，我们肯定的是任何政治大变动都会造成人心惶惶，出现惊慌抛售。中国的一流科学家(化学)与经济学家温元凯曾指出“凡是重要社会转型期间，都是资金和财富重新洗牌的过程。”我们能做的是觑准时机，择肥而噬。这样做，不会是非道德或反道德吧？
线装情结: 2008/05/26
温任平
中国的一流科学家与经济学家温元凯指出“凡是重要社会转型期间，都是资金和财富重新洗牌的过程。”我们能做的是觑准时机，择肥而噬—— 像我这种也算是“文学分子”也去从事股市买卖，朋友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其实我在中六读过经济这一科，高级剑桥文凭考试还得经济学Principle level。对金融、货币、股市运作、统计学多少有点基础。我在股市浮沉经年，有不少
感触，写下来以飨同好。
首先是任何人都有机会从股市赚钱，但要长期往股市里掏金可大不易；甚至要赢多输少，亦戛
戛乎其难。偶然拿到贴士误打误撞赚个一、两千对敲，就像普通人去赌场随意押个大小赢了300、500令吉，靠的就是运气。你要知道今天你的财运如何，可以来问我，既然紫微斗数可以推算一生(先天格局之富贵贫贱)、大限(10年)、流年，当然也可微观地探索流月、流日的安危、财运的强弱，因此流日运势的推算可以作为出门(迁徙)、投资、接洽生意、应酬会客的参照系。不过我们必须谨记流日受制于流月，月份好，流日再差也不会坏到哪里去；流月的运势疲弱，则流日(这个月的任何一天)即使强旺，也只能加3、5分，不能扭转大势。同理，流年管控12个月，流年(比方说戊子年)走运，即使流月、流日见煞，也只是扣了一些分，不致于坏了大事。 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
最好的情形是控辖10年的大限、流年、流月、流日都处于强势，在各种优良条件的扶持下，不
仅投资股市，从事业到家运到人际关系，当事人都可立于不败之地。以同样的逻辑去推理，一个
人流年、流月都衰败无力，纵使流日强也只有那么一天的好运(而且还是七折八扣的好运)。套用
蔡枫华多年前对张国荣说的话：“一刹那的光辉，并不代表永恒”。流月、流年星曜能量不足而流日特佳，选择这样的时机进场，无论是投资、投机或人事斡旋，胜算是五五波。
回到大马股市，本国的股市受到保护主义政策影响(固打制)，外资每每趑趄不前，再加上时有朝令夕改，更令外资举 棋不定。大家必然留意到，许多时候美国道琼斯指数大起(200点)，亚洲各国股市平均飙升2%，我们的股市却水静河飞。期指于股市领先10多点，开盘后很快就往下掉。别人涨，我们按兵不动，道琼斯一跌，我们却跟着“阴阴干”，不是大跌而是股价慢慢萎缩，令人既吃惊又失望。不像香港股市，一天可以起1千点，隔一天可以套利沽货跌800点，买空卖空，如果运气好再加上有点眼光，起落都可以赚到笑。 政局不明朗买股良机
本国政治的两线制雏型已具，其实这是民主政治趋于成熟的表征。美国是民主党对共和党；
英国是保守党对工党；台湾是国民党对民进党。一党专政可以予取予求，国会里只有10%的反对党，游兵散勇式的抗议、抵制，谁会去理。不过在两线制还未真正成形之际，必有民主孕育过程的阵痛。人民联盟若真的取得政权，政局会乱一阵，这可能是进场购入优质股的大好时机。政局不明朗，往往是买股的大好机会，“千载难逢”。1998年安华下台，大众银行PBB的股价跌破1令吉，如果当时你以98分买到，100张加佣金是10万令吉，今天股市那么低迷，大众银行仍值近12令吉，100张PBB市值百多万，你的赚幅近1千200%。
不是股友(包括笔者在内)心肠坏，政治局势轮不到我们控制，我们肯定的是任何政治大变动都会造成人心惶惶，出现惊慌抛售。中国的一流科学家(化学)与经济学家温元凯曾指出“凡是重要社会转型期间，都是资金和财富重新洗牌的过程。”我们能做的是觑准时机，择肥而噬。这样做，不会是非道德或反道德吧？
线装情结: 2008/05/26
职场的人际隔阂
职场的人际隔阂
温任平
人与人相处甚难，能相处一年半载，不生龃龉者，已属难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性格，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要两个态度行为迥异的人相处在一块，风险之大，可想而知。选择婚姻伴侣要冒的正是这种风险。
在任何机构里服务，与一个个陌生的、可能与自己人生观南辕北辙的男男女女共事，必然免不了结党营私，权力倾轧。受英文教育的，由于彼此性情相近，自成一组，受华文教育的一群，较常在一起。广府人一帮，福建人一伙，潮州人结伴，客家人联袂。北马人常走在一起，南马人
觉得还是乡里较亲。当然公司里拥有大学资历与非大学生雇员，表面上说说笑笑，其实壁垒分明。
利益冲突不利团结
以上组别，以籍贯、教育与地缘分类，是最起码的人际隔阂。细分下去，拥有大专资格的雇员可以“党内有党”，马大不同于博大，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也可分高下。同是大专生，都一窝蜂争夺高位，而高阶的空缺永远僧多粥少，利益冲突自然不利团结。
大小机构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年龄层造成的区隔。年轻人觉得中年人碍事，
甚至挡住他的去路；中年人又觉得这些年轻的小伙子野心大，目中无人，完全不晓得尊老敬贤。人在职场数十年，工作经验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年轻雇员往往自以为是，大小决策连礼貌上与长者或前辈谘询、商议也觉得多此一举。职场里的代沟问题其实十分严重，但这些问题或现象绝少有人撰文报道。
当然我们得承认年轻人一般上比中年人有魄力，有朝气，甚至有创意。另一方面我们亦不可抹煞中年人数十寒暑磨练出来的洞识力与观照全面的能力。一个机构里不能没有能冲能闯的年轻人，也不能欠缺45岁到60岁稳健持重的干部。中国的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都60多岁，55岁前后的习近平、李克强属于“年轻一代”可能是胡温的接班人。假设13亿人口的中国由30岁的人来领导，可能出现的政治灾难会不小。
任何公司、机构都需要老中青的班底，以臻管理的均衡，不同年龄层的雇员可以互补有无，使
公司健全化。人与人之间确乎不易相处，但既然相处共事，就得学会谦让容忍，尊重对方。少者
不可飞扬跋扈，长者不宜倚老卖老，这是一个彼此都得谨记的原则，否则只有华山论剑，决一生
死一途。不同地缘、方言各异，不同教育背景的雇员则应该求同存异，看到彼此之同才能愉快合
作，看到彼此之异才能忍受适应，否则只能以劈空掌对铁砂掌，看谁的内力深厚，把对方震死。
大家出来做事，为了糊口养家，不必如此拼个你死我活，大伤元气（和气）吧？
线装情结： 2008/06/23
温任平
人与人相处甚难，能相处一年半载，不生龃龉者，已属难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性格，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要两个态度行为迥异的人相处在一块，风险之大，可想而知。选择婚姻伴侣要冒的正是这种风险。
在任何机构里服务，与一个个陌生的、可能与自己人生观南辕北辙的男男女女共事，必然免不了结党营私，权力倾轧。受英文教育的，由于彼此性情相近，自成一组，受华文教育的一群，较常在一起。广府人一帮，福建人一伙，潮州人结伴，客家人联袂。北马人常走在一起，南马人
觉得还是乡里较亲。当然公司里拥有大学资历与非大学生雇员，表面上说说笑笑，其实壁垒分明。
利益冲突不利团结
以上组别，以籍贯、教育与地缘分类，是最起码的人际隔阂。细分下去，拥有大专资格的雇员可以“党内有党”，马大不同于博大，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也可分高下。同是大专生，都一窝蜂争夺高位，而高阶的空缺永远僧多粥少，利益冲突自然不利团结。
大小机构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年龄层造成的区隔。年轻人觉得中年人碍事，
甚至挡住他的去路；中年人又觉得这些年轻的小伙子野心大，目中无人，完全不晓得尊老敬贤。人在职场数十年，工作经验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年轻雇员往往自以为是，大小决策连礼貌上与长者或前辈谘询、商议也觉得多此一举。职场里的代沟问题其实十分严重，但这些问题或现象绝少有人撰文报道。
当然我们得承认年轻人一般上比中年人有魄力，有朝气，甚至有创意。另一方面我们亦不可抹煞中年人数十寒暑磨练出来的洞识力与观照全面的能力。一个机构里不能没有能冲能闯的年轻人，也不能欠缺45岁到60岁稳健持重的干部。中国的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都60多岁，55岁前后的习近平、李克强属于“年轻一代”可能是胡温的接班人。假设13亿人口的中国由30岁的人来领导，可能出现的政治灾难会不小。
任何公司、机构都需要老中青的班底，以臻管理的均衡，不同年龄层的雇员可以互补有无，使
公司健全化。人与人之间确乎不易相处，但既然相处共事，就得学会谦让容忍，尊重对方。少者
不可飞扬跋扈，长者不宜倚老卖老，这是一个彼此都得谨记的原则，否则只有华山论剑，决一生
死一途。不同地缘、方言各异，不同教育背景的雇员则应该求同存异，看到彼此之同才能愉快合
作，看到彼此之异才能忍受适应，否则只能以劈空掌对铁砂掌，看谁的内力深厚，把对方震死。
大家出来做事，为了糊口养家，不必如此拼个你死我活，大伤元气（和气）吧？
线装情结： 2008/06/23
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
温任平
每个人都得承受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社交焦虑。儿童怕见陌生人，尤其是陌生的成年人，因为陌生人令他们窘迫不安，不知如何自处。发育成长中的初中生，心理成长赶不上生理成长，与陌生人碰头不懂把手放在那里，较好的情况，是有一句没一句地与对方搭讪，脸上挂着干涩的笑。比较糟的情况是，躲开与对方的眼光接触，卷裙角或看自己的脚。
这是人成长必须经过的尴尬期，但人不能离群独居，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与邻居的相处，种种互动行为让人渐渐克服心理障碍，与周边的人可以相处，可以在普通场合酬酢而不致出糗。
不确定使人紧张
当然成年人也有他个人较特殊的社交焦虑，不要说年届21岁甫届成年的小伙子，即使年逾古稀
的老叟都抗拒新环境。新环境里不熟悉的人物人事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人紧张、
不安。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虽然浑浑噩噩，但周遭的人都知道你是块什么材料（比方说，爱讲
咸湿笑话，喜唱卡拉OK，口水多过茶谈的是想当年），你从容适意，因为十分清楚别人对自己
没有什么期待，自己的懒散也就似乎天公地道，合情合理了。
新环境不允许你那么随意，出席自己不熟悉的场合，不仅在服饰要特别讲究，本来有点弯的背
脊也得特别挺起来，本来有些凸的肚腩得缚紧或刻意缩进去。保持外表的美态，是为了加强自信，加强自信是为了减轻焦虑。有些人平日说话口若悬河，出席座谈会一类的活动却嗫嚅其言，甚至词不达意。
任何人都一样，愈要表现得好，往往表现愈不好，因为心理有压力，不能从容发挥。大部分人
都害怕当众发言原因在此，面对权威之士，很容易感到自己地位的卑微，学识的贫乏，身分与知
识的等级有差，使当事人觉得自己无能，在诚惶诚恐的情况，又怎能谈笑自若，挥洒自如？不少
准博士对自己研究的课题已臻“滴水不漏”的境地，出席教授面试，坐在3个老头子前却紧张流汗，脑袋里的料不懂去了那里，连回答问题也变得口吃，原因亦在此。至于与官老爷谈话会觉混身不自在，那是封建遗毒（大家忘了“官”是人民选出来的，是“人民的公仆”），恐惧“官字有两个口”，他说的都是道理，自己说的都是渣滓。
社交焦虑有周期性
有些社交焦虑是周期性的、个别性的。比方说，女生在月经来潮期间情绪不稳，身体不适，举
止不便，对任何活动都采取能躲则躲的策略。别人没有感觉到她身体有任何异味，女生自己反而
过敏地嗅到自己的气味，担心友侪或初识的朋友可能会嗅到这异味而厌恶自己。
我是男生，没有生理周期的烦恼，我最怕的集体活动是在北京或台北被友侪强邀参加“公浴”。所谓“公浴”是一起泡温泉的意思。我一向惜肉如金，露三点令我焦虑，想到与一群臭男人在澡堂浸水，搞不好还会传染到皮肤与各种奇难杂症，心里就发毛。
最近读了两篇妙文，都出自初中生手笔，第一篇形容“我的妈妈徐娘半老…”，第二篇文章叙述“爸爸的头顶羽毛未丰…”，读之不禁莞尔。这儿要提的是我的另一项心理焦虑。今日的我脑匀子有一处头发稀疏，虽然不是二月河赶写〈乾隆皇帝〉熬出来的“鬼剃头”，但用前镜返照后镜，那一小块空隙清晰可见。出席聚会或活动，我得特别把左右两边的头发尽量梳到那块空隙去，工程近似女娲补天费时费事。那块空隙补白效果欠佳，我的自信心会打折扣，被“即将秃顶”的阴影笼罩住。在熟悉的环境里走动没有这困扰，自己有几根毛发，老朋友或街坊早已一清二楚。
这样说着，大家或可谅解在下因羽毛未丰而怯于出席，参与各种活动、访谈的苦衷吧！
线装情结： 2008/06/30
2008年6月11日星期三
（24）白鸟与水晶柱
温任平第五本诗集
《戴着帽子思想》
陌生人 1990年代作品
（24）白鸟与水晶柱
一只白鸟
停歇在我的公寓露台
那时阳光灿烂
在露台一角
我正晒着我的刚刚买回来的水晶柱
有一种生的喜悦
我的文字无以言说
只有吹拂十层楼的微飔
多少明白我的心意
在禽飞翅扑的律动间
昨夜的无眠和困惑
渐渐淡化，散开。。。。。。
可能你就是那只白鸟
使我忘掉暗夜的无奈
多么希望自己是那枚充满能量的水晶柱
频率强大，同时发光和发亮
1997年7月16日
《戴着帽子思想》
陌生人 1990年代作品
（24）白鸟与水晶柱
一只白鸟
停歇在我的公寓露台
那时阳光灿烂
在露台一角
我正晒着我的刚刚买回来的水晶柱
有一种生的喜悦
我的文字无以言说
只有吹拂十层楼的微飔
多少明白我的心意
在禽飞翅扑的律动间
昨夜的无眠和困惑
渐渐淡化，散开。。。。。。
可能你就是那只白鸟
使我忘掉暗夜的无奈
多么希望自己是那枚充满能量的水晶柱
频率强大，同时发光和发亮
1997年7月16日
(23)当然不是感喟
温任平第五本诗集
《戴着帽子思想》
陌生人 1990年代作品
(23)当然不是感喟
渐近中年
我听到白发茁壮的声音
不知是初惊还是微喜
世事沧桑，还好
挫折没让我变得颓废悲伤
人情冷暖，还好
坎坷的际遇没使我步伐蹒跚
已届中年
我听到白发争先恐后的喧嚷
不知是感慨还是醒悟
知识于我，仿似绿水青山
轮廓完美，悦目赏心
理想如烛照
夸父逐日，地久天长
已过中年
白发反而各就各位出奇的平静
不知是愚昧还是成熟
总觉得地球才是我的最爱
花草虫鱼无非造化神奇
只要人类停止互打耳光
高山流水，人间岂非即是天上
星洲日报，1992年8月13日
被选入马来西亚中学中五华文课本
《戴着帽子思想》
陌生人 1990年代作品
(23)当然不是感喟
渐近中年
我听到白发茁壮的声音
不知是初惊还是微喜
世事沧桑，还好
挫折没让我变得颓废悲伤
人情冷暖，还好
坎坷的际遇没使我步伐蹒跚
已届中年
我听到白发争先恐后的喧嚷
不知是感慨还是醒悟
知识于我，仿似绿水青山
轮廓完美，悦目赏心
理想如烛照
夸父逐日，地久天长
已过中年
白发反而各就各位出奇的平静
不知是愚昧还是成熟
总觉得地球才是我的最爱
花草虫鱼无非造化神奇
只要人类停止互打耳光
高山流水，人间岂非即是天上
星洲日报，1992年8月13日
被选入马来西亚中学中五华文课本
(22)停工矿场所见
温任平第五本诗集
《戴着帽子思想》
陌生人 1990年代作品
(22)停工矿场所见
一个赤膊的孩子
在死寂的矿湖旁
戏水
细碎似啜泣的声响
不曾惊动
芦苇的梦
不远处，那艘铁船
像个破落户
倾斜着躯体
独个儿
数着湖面的涟漪
南洋商报，1991年3月20日
《戴着帽子思想》
陌生人 1990年代作品
(22)停工矿场所见
一个赤膊的孩子
在死寂的矿湖旁
戏水
细碎似啜泣的声响
不曾惊动
芦苇的梦
不远处，那艘铁船
像个破落户
倾斜着躯体
独个儿
数着湖面的涟漪
南洋商报，1991年3月20日
踱入夜的沙漠的骆驼－－杨际光与他的《雨天集》
2001/04/21
温任平
听生命的骰子被掷出，命运作出残暴的扭滚。
－－杨际光〈无思夜〉
(1)旋转厅初晤
70年代，我决定编《大马诗选》，收入马华诗坛的现代诗。诗人必须包括东西马，年龄要涵盖老中青。在函邀各家诗人时，我发觉能称得上“老”的现代诗人屈指可数。连辈份属前一代的王润华、陈慧桦、林绿那时也不过30岁上下。白篧又婉拒邀请，答应参加诗选计划的叶曼沙又突然移居国外，失去联络。40多岁的前辈诗人只剩下一位杨际光。我把邀约信寄给他之后，深怕他改变主意，所以特赴首都一行，与他会晤，以“稳住”局面。
际光先生当然没想到我是满肚子密圈来见他的。他与罗荣兰(杨太太)特别招待我去惹兰武吉免登的联邦酒店顶楼旋转厅听歌，喝Rum and Coke。隔晨还带着我去《新明日报》报馆走了一趟，介绍当时《新明日报》的总编辑钱博，和担任编辑的小说家梁园给我认识。梁园和我站着谈了10分钟的话，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梁园晤谈，数年后，梁园遇殂击身故。梁园态度温和，人复儒雅，不太可能与什么人结下梁子。他的死因迄今仍是一个谜。
(2)捕捉不知名的美
我是在1971年8月2日与杨际光伉俪见面的，不是笔者记忆力超强，是际光兄当天送了他的诗集《雨天集》给我，书里内页有注明赠书日期。
杨际光在70年代已甚少或不再发表新作。我知道有杨际光这位前辈诗人，是在读纪弦一篇谈现代诗的文章偶然发现的。纪弦称他为贝娜苔。经过一番打听，肯定贝娜苔即是杨际光。
《雨天集》有作者的短序，第3段有一段颇令人瞩目的自剖：“我并不是在正常环境里长大的。等到长大，已经被投入一个十分混乱的世界……”而作者写诗原来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是“企图建砌一座小小的堡垒，只容我精神藏匿。我要辟出一个纯境，捕取不知名的美丽令我震颤，炽热得灼人的东西。”
(3)婉约深致的抒情
杨际光的《雨天集》由香港华英出版社出版，定价港币3元，叻币1元6角，没印出版日期。诗集收录的82首诗，诗末都没注明完稿日期，于研究杨际光的工作无形中增添不少困难。前面提到的那篇作者自序，文末也没注上日期，李维陵撰写的跋，篇幅可观，亦无年月可循，所幸另一篇由资深报人钟文苓写的评论结尾处注上8/6/1951。据此推测，《雨天集》的诗作小部分完成于50年代初，绝大部分成稿于40年代。那时的贝娜苔年龄大约20多岁，正是“捕取不知名的美丽”的织梦年华。
杨际光自中国南来，我们从他的作品底格调约略可以窥见20、30年代中国一些优秀诗人像徐志摩、何其芳、戴望舒、李金发等人对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感情的流露宣泄方面，杨际光使人联想到徐志摩，《雨天集》等2、3辑的30余首诗，更使人很容易想起志摩为林徽因写的感情真挚，充满关切而又难掩忧伤的作品。他的吟哦婉约优柔，跌宕起伏，一如诗人内在的情绪，像〈生命〉一诗的第2节：所以我从无知里，对你说深奥的哲学。且在冬天给你听，去春和明春的晚雪的声音。
怎样能在冬天听去春和明春晚雪的声音，对读者是一个想像力的考验，句子里有两个“的”，就文法而言可删去其中一个，但是少了一个“的”，那种因句子延岩而造成的顿挫感，就无法凸显出来了。诗发展至最后一节，诗人用矛盾语言(Language of paradox)抒写生命的复杂错综，感情的无奈和内里自相杆格的因素：
从你，我曾发现完整，
但我还残缺，是想望得太多，
迫我又起步寻找，
要为你找到没有的有。
诗人是伤感的，许多事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对这点诗人是自觉的，他于〈赠人二〉第一节隐约而带点犹豫地道出了他的忧虑：“是随时可采摘的，却又遥远，/有不可能渡的干涸的横溪作着隔离，/被闭塞于绿叶脆薄的暮影/我们在透视夹缩于小巷的天色。”小巷看到的一角天空，正是诗人的感情处境。接下来写的〈怜惜〉，作者用鲜明的意象与比喻说出内心的惶惑：
每一片枯叶，是幻象中的翡翠；
夏蝉的叫噪，可成空洞的预言；
即使心里如何充满惶惑，杨际光仍然是执著坚持的，他在〈雨天〉这首与书名相同的诗里断然说：“那曾淋湿过爱情的水珠/倔强地依附于故居的门环”。对诗人而言，一息尚存，感情便可传达，〈街灯下〉说明了诗人的爱情观，“文字、声音、动作/一切都可以彻底消灭；/只要不接受死亡，/心有永远的涨缩，/作片面爱情的传送。”我主观的较不喜欢“我要捕捉热烈得灼手的美丽/再发出一声怒喝，让醉于花影的泥螺也会醒觉。”一类的率直暴露，而偏爱融情入景的抒写：
我将更细腻地依凭影中的落花，
忘怀将向我详诉忧郁的苍雁。
－－〈晚香玉〉
两端太短的路程令我过早地苍老，
只见水面被冲碎的月色，长闪惨绿的光。
－－〈夜渡〉
的含蓄深致，经得起反复咀嚼。杨际光的诗除了近乎志摩的深情恳切，沉郁自苦外，也秉具何其芳的晶莹婉约，隽永秀美。读者如果能细品前面所引诗行，当知所言不虚。杨际光的某些诗甚至使人联想到比他年轻的杨牧，和更年轻的林冷和蓝菱的咏叹诗，带点无奈与怅惘，又希望“人不是一个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这种怅惘能与听众/读者分享。读作者的〈音乐〉其中3行：
寂寞微雨会淋湿檐下我情愫的风铃。
柔和的无声音响，轻轻陪伴
我小心剪落的灯花，放入胸臆的红盒。
和〈黑石园的梦〉的两行金句：
醒来，一个呵欠含着迢遥的甜香，
伸手摸向枕下一包风化的红泥。
诗风之温婉细致，带点魏晋南北朝的绮丽，与宋人的伤绪，在敏感矜持这一层次，杨际光与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如虹、冯青与前面提到的林冷、蓝菱实不遑多让。
温任平
听生命的骰子被掷出，命运作出残暴的扭滚。
－－杨际光〈无思夜〉
(1)旋转厅初晤
70年代，我决定编《大马诗选》，收入马华诗坛的现代诗。诗人必须包括东西马，年龄要涵盖老中青。在函邀各家诗人时，我发觉能称得上“老”的现代诗人屈指可数。连辈份属前一代的王润华、陈慧桦、林绿那时也不过30岁上下。白篧又婉拒邀请，答应参加诗选计划的叶曼沙又突然移居国外，失去联络。40多岁的前辈诗人只剩下一位杨际光。我把邀约信寄给他之后，深怕他改变主意，所以特赴首都一行，与他会晤，以“稳住”局面。
际光先生当然没想到我是满肚子密圈来见他的。他与罗荣兰(杨太太)特别招待我去惹兰武吉免登的联邦酒店顶楼旋转厅听歌，喝Rum and Coke。隔晨还带着我去《新明日报》报馆走了一趟，介绍当时《新明日报》的总编辑钱博，和担任编辑的小说家梁园给我认识。梁园和我站着谈了10分钟的话，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梁园晤谈，数年后，梁园遇殂击身故。梁园态度温和，人复儒雅，不太可能与什么人结下梁子。他的死因迄今仍是一个谜。
(2)捕捉不知名的美
我是在1971年8月2日与杨际光伉俪见面的，不是笔者记忆力超强，是际光兄当天送了他的诗集《雨天集》给我，书里内页有注明赠书日期。
杨际光在70年代已甚少或不再发表新作。我知道有杨际光这位前辈诗人，是在读纪弦一篇谈现代诗的文章偶然发现的。纪弦称他为贝娜苔。经过一番打听，肯定贝娜苔即是杨际光。
《雨天集》有作者的短序，第3段有一段颇令人瞩目的自剖：“我并不是在正常环境里长大的。等到长大，已经被投入一个十分混乱的世界……”而作者写诗原来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是“企图建砌一座小小的堡垒，只容我精神藏匿。我要辟出一个纯境，捕取不知名的美丽令我震颤，炽热得灼人的东西。”
(3)婉约深致的抒情
杨际光的《雨天集》由香港华英出版社出版，定价港币3元，叻币1元6角，没印出版日期。诗集收录的82首诗，诗末都没注明完稿日期，于研究杨际光的工作无形中增添不少困难。前面提到的那篇作者自序，文末也没注上日期，李维陵撰写的跋，篇幅可观，亦无年月可循，所幸另一篇由资深报人钟文苓写的评论结尾处注上8/6/1951。据此推测，《雨天集》的诗作小部分完成于50年代初，绝大部分成稿于40年代。那时的贝娜苔年龄大约20多岁，正是“捕取不知名的美丽”的织梦年华。
杨际光自中国南来，我们从他的作品底格调约略可以窥见20、30年代中国一些优秀诗人像徐志摩、何其芳、戴望舒、李金发等人对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感情的流露宣泄方面，杨际光使人联想到徐志摩，《雨天集》等2、3辑的30余首诗，更使人很容易想起志摩为林徽因写的感情真挚，充满关切而又难掩忧伤的作品。他的吟哦婉约优柔，跌宕起伏，一如诗人内在的情绪，像〈生命〉一诗的第2节：所以我从无知里，对你说深奥的哲学。且在冬天给你听，去春和明春的晚雪的声音。
怎样能在冬天听去春和明春晚雪的声音，对读者是一个想像力的考验，句子里有两个“的”，就文法而言可删去其中一个，但是少了一个“的”，那种因句子延岩而造成的顿挫感，就无法凸显出来了。诗发展至最后一节，诗人用矛盾语言(Language of paradox)抒写生命的复杂错综，感情的无奈和内里自相杆格的因素：
从你，我曾发现完整，
但我还残缺，是想望得太多，
迫我又起步寻找，
要为你找到没有的有。
诗人是伤感的，许多事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对这点诗人是自觉的，他于〈赠人二〉第一节隐约而带点犹豫地道出了他的忧虑：“是随时可采摘的，却又遥远，/有不可能渡的干涸的横溪作着隔离，/被闭塞于绿叶脆薄的暮影/我们在透视夹缩于小巷的天色。”小巷看到的一角天空，正是诗人的感情处境。接下来写的〈怜惜〉，作者用鲜明的意象与比喻说出内心的惶惑：
每一片枯叶，是幻象中的翡翠；
夏蝉的叫噪，可成空洞的预言；
即使心里如何充满惶惑，杨际光仍然是执著坚持的，他在〈雨天〉这首与书名相同的诗里断然说：“那曾淋湿过爱情的水珠/倔强地依附于故居的门环”。对诗人而言，一息尚存，感情便可传达，〈街灯下〉说明了诗人的爱情观，“文字、声音、动作/一切都可以彻底消灭；/只要不接受死亡，/心有永远的涨缩，/作片面爱情的传送。”我主观的较不喜欢“我要捕捉热烈得灼手的美丽/再发出一声怒喝，让醉于花影的泥螺也会醒觉。”一类的率直暴露，而偏爱融情入景的抒写：
我将更细腻地依凭影中的落花，
忘怀将向我详诉忧郁的苍雁。
－－〈晚香玉〉
两端太短的路程令我过早地苍老，
只见水面被冲碎的月色，长闪惨绿的光。
－－〈夜渡〉
的含蓄深致，经得起反复咀嚼。杨际光的诗除了近乎志摩的深情恳切，沉郁自苦外，也秉具何其芳的晶莹婉约，隽永秀美。读者如果能细品前面所引诗行，当知所言不虚。杨际光的某些诗甚至使人联想到比他年轻的杨牧，和更年轻的林冷和蓝菱的咏叹诗，带点无奈与怅惘，又希望“人不是一个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这种怅惘能与听众/读者分享。读作者的〈音乐〉其中3行：
寂寞微雨会淋湿檐下我情愫的风铃。
柔和的无声音响，轻轻陪伴
我小心剪落的灯花，放入胸臆的红盒。
和〈黑石园的梦〉的两行金句：
醒来，一个呵欠含着迢遥的甜香，
伸手摸向枕下一包风化的红泥。
诗风之温婉细致，带点魏晋南北朝的绮丽，与宋人的伤绪，在敏感矜持这一层次，杨际光与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如虹、冯青与前面提到的林冷、蓝菱实不遑多让。
马华文学体制初探
30-9-2000
温任平
马华文学有自己的体制吗？这是一个困惑我多时的问题。
文学体制有它的结构性，这包括生产、发表文学作品的媒体、出版社与其他较次要但却并非不重要的管道，像已停刊了的《蕉风》与《青梳小站》，像作协出的半年刊《马华作家》、霹雳文艺研究会刊行的《清流》，还有上了网络的《椰子屋》和甫出版创刊号的《有本杂志》。一些社团包括大马作协、马大中文系协会与其他会馆以不同方式赞助作者出书，一些文化机构设文学奖，主办文学创作比赛，提携、发掘文坛新秀，改善文学生态，都属于文学体制的组成部分。
马华文学体制的“脆弱性”(fragility) 实在太明显了。历史悠久的《蕉风》停刊，以中华大会堂为首，资源财力较雄厚的多个华团单位，虽曾颁发多届出版基金协助国内作家出书，表现颇为积极，后来则自动取消这类资助计划，反映出华团的文教策略飘摇不定无法制度化。文学作品的社会领??social acceptance)不仅要看它有没有读者，也要看它能否得到公众认可与经济支援。在经济支援这个层面上，马华文学的际遇时好时坏，一些热心人士像拿督张德麟以个人名义赞助作家出书的例子，并不多见。这个环节的马华文学体制予人的印象是充满了变数。
中文造诣偏低
当然，文学体制无可避免地受到教育体制的影响。作家不可能一诞生下来便是作家，他得经过语文的训练、阅读的濡染，技巧的谇砺，还有他必须有书写的内在冲动。如实地说，无华文教育则无马华文学。华文教育萎弱则文学创作人才凋零，作品素质低落。新加坡是一个邻近的例子。在华文教育根源截断之后，新一代的作家少之又少，目前创作状态仍佳的作家老成凋谢后，新华文坛恐怕只剩空壳一个。
就我的观察，马华作家虽有创作的意愿，却囿于语文驾驮能力之不足，作品的素质甚难提升。以中五或高中三的中文造诣写出来的作品占了马华文学总生产极为可观的份量。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自学成功又能自我超越的例子，前辈学者如钱穆，国内作家如张尘因（张景云），都没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但都各有成就。本文讨论的是一般现象。如果我们的华文教育停滞在高中层次（越洋赴台深造者下文会论及），我们的作家大概只能用中五/ 高三的中文程度去进行书写。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前提下，马华作家手上的语文器具是不够锋利的。
大马社会的600万人口不是没有文学人才，我们缺乏的是体制提供的培养与训练。作品发表的园地，书籍出版的机会，这是文学体制最重要的环节，先讨论前者。南洋商报每周刊出两次的《南洋文艺》，与星洲日报每周两版的《文艺春秋》，能见报的文学作品实在非常有限。能在这些园地崛起的文学新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他必须写作不辍，投稿亦勤，作品表现不俗。用一句前现代的评语，那便是作品颇有创意。经过一段时间的“抢滩”后，终于吸引到文艺副刊编者的垂青，给予刊登。日积月累，渐而奠立声名。不过，在这个写作气氛普遍低落的当前文坛，还有多少年轻人那么“死心眼”，实在是个疑问。
写作人才流失严重
即使一些年轻作家有了若干知名度之后，也不能肯定他们在文学的路上能走多久，愿意不愿意走下去。女性作者流失的情况比男性作家还要严重，结婚生子往往划下了女作家写作生涯的句号。男性作家为生活奋斗，赚钱养家之馀还有多少馀暇读书写作，答案亦不容忽视。马华文学体制养不起职业作家，黄进发呼吁提高稿酬，如果获得各报主事人的响应，也只能稍稍改善写作人的待遇，仍无法扶掖出职业作家。台湾的琼瑶出书一版两万册，或者像李昂的《北港香炉人人插》面世两个月即热卖10万册的奇迹，不可能在马华文坛出现。
再谈出版情况，目前最具企划规模的是大将事业社，每月约出书 4种，估计1999至2000年年杪可出书100种。大将有自己的行销网与促销策略，重要的据点，像大众书局、MPH、商务书局等都有摆卖大将出版的各类书籍。大将负责人也通过其他活动增加作者的曝光率与知名度，使书籍能够销行出去。过去文采出版社、泽吟出版社替马大、国大、拉曼的年轻作者出书，在推广校园文学方面出了不少力，书出版后，消费者多是这几间大专学府的学生，部分书籍也有发行到城中的书局去，唯行销策略则不如今日的大将事业社之完善。目前的文采、泽吟比较沉寂，取而代之的是佳辉出版社，出版大专学生的作品，为校园文学持续保温。
大马作协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作家团体，自然是马华文学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作协主办过不少文学活动，包括文学研讨会等，其间以主办了6 届的“写作讲习班”最获好评。参与讲习班的多是20岁上下的文艺青年，6届加起来的总人数约400人，于提供文学知识与训练人才方面，贡献最大。80年代末作协筹办马华文学节是争取华人社会认可的举措，有成就的作家在文学节的场合上受到表扬。作协这20年来出版了作协文库及其他丛书70馀种，素质参差不齐，颇为人诟病。不过连文艺琐谈，文坛絮语一类毫无理论意义的“假论述”(pseudo discourse)也照样刊行，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作协缺乏审稿机制，造成资源浪费，而多位作协理事的频频出现于作协出版的书籍，亦难免有公器私用之嫌。作协目前正在编纂着一套10册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年》，这是作协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作家团体企图建立马华文学传统的努力。成果如何，一俟大系面世，自有公论。地方性的作家社团像南马文艺研究会，在培训、联系及协助区域写作人出版个人结集方面，扮演重要的中介。独中与国中的华文学会或则扮演了培育文学种籽的温床角色。
文学奖的利弊
就我的视察，文学奖的设立与颁发，从大专文学奖到其他文学奖，是现行（强调“现行”是因为有些体制内部的环节已停止运作）马华文学体制甚为重要的一环。当然，文学奖的设立亦无可避免地携来一些副作用。不少作者在书写策略方面刻意揣摩评审委员的文学品味，“投其所好”增加自己获奖的机会。客观地说，作家为了出位，这样做亦无可厚非，毕竟作品不是由一人审决，要经过初审、复审、决审这三个阶段，作品的客观价值大致上可以为大家认可。比较负面的现象是，一些作家／诗人两年写一篇作品，目的只有一个，便是把奖金捧到手里。这种文学的功利作风，实在有违奖项设立的本意。
马华文学体制还有一很重要的环节，那便是大马留台生居台期间寄回国内发表的作品，与这些留台生返马后的文学表现。马华文学之能够维系其一定的艺术水平，这群留台生居功厥伟，对文学形式与技巧的撷用影响深远（当然这种影响正反两面都有），本地年轻一代的写作人有向留台生学习、模仿的倾向。近年也有大马华裔负笈中国，或申请成为中国大学的函授生，人数尚少，无法估计他们对马华文坛的作用。
知识系统的辩证
文学思潮必须通过媒体经年累月的形塑。两家日报的文艺副刊，在文学创作大方向的规划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不同文学思潮的作品在两报的文艺广场上较量竞技，孰优孰劣，日久使可看出大势之所趋。这种优劣取舍，许多时候需通过文学的论争，才能让读者与作者作出自己的抉择。这种文化角力是正常的，不同知识系统只有通过作品的辩证，才能分出高下。主导性的文学思潮即构成一时的文学风尚与相关的为众多文学人口接受的文学观。
文学论述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密切。从50、60年代的印象式批评，外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正确”底意识验证，到70、80年代新批评理论的引进，神话原型，容格，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的确加强了新批评于作品内缘研究的深度。进入90年代，文化研究开始勃兴，文本（text）的意义被大幅拓宽，以前被新批评家认为是外缘因素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成了文学解读的重要脉略，有时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文学审美的本身。文学的诠释工作有沦为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的附庸底倾向。不过马华文坛搞文学批评／理论的人数不多，学术的世代断层（disjunctive）并不明显。
总的来说，马华文学体制有它先天的贫弱性，营养不足，得借助舶来的学说底启迪肇端，在换位、移徙的过程中被误读的情形难免，吊诡的是，在另一个区域里，误读许多时候可以成为新的创造动力。90年代以降，两报文艺副刊发表不少后现代诗，但这些实验意图强烈的作品都非台湾后现代作品的翻版，这里头已经过本土化的转换，这情形正如70年代马华文坛的现代主义一样，它与同世代台湾的现代主义在形貌方面差别显著。一种文学风尚／思潮之所以能在另一地域衍变、转化，文学创作素材的“在地化”（localised），作者于自身文化系统的发声位置， 最具决定性。马华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思潮，于形式技巧向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借镜，能作出创造性底蜕变，原因在此。
温任平
马华文学有自己的体制吗？这是一个困惑我多时的问题。
文学体制有它的结构性，这包括生产、发表文学作品的媒体、出版社与其他较次要但却并非不重要的管道，像已停刊了的《蕉风》与《青梳小站》，像作协出的半年刊《马华作家》、霹雳文艺研究会刊行的《清流》，还有上了网络的《椰子屋》和甫出版创刊号的《有本杂志》。一些社团包括大马作协、马大中文系协会与其他会馆以不同方式赞助作者出书，一些文化机构设文学奖，主办文学创作比赛，提携、发掘文坛新秀，改善文学生态，都属于文学体制的组成部分。
马华文学体制的“脆弱性”(fragility) 实在太明显了。历史悠久的《蕉风》停刊，以中华大会堂为首，资源财力较雄厚的多个华团单位，虽曾颁发多届出版基金协助国内作家出书，表现颇为积极，后来则自动取消这类资助计划，反映出华团的文教策略飘摇不定无法制度化。文学作品的社会领??social acceptance)不仅要看它有没有读者，也要看它能否得到公众认可与经济支援。在经济支援这个层面上，马华文学的际遇时好时坏，一些热心人士像拿督张德麟以个人名义赞助作家出书的例子，并不多见。这个环节的马华文学体制予人的印象是充满了变数。
中文造诣偏低
当然，文学体制无可避免地受到教育体制的影响。作家不可能一诞生下来便是作家，他得经过语文的训练、阅读的濡染，技巧的谇砺，还有他必须有书写的内在冲动。如实地说，无华文教育则无马华文学。华文教育萎弱则文学创作人才凋零，作品素质低落。新加坡是一个邻近的例子。在华文教育根源截断之后，新一代的作家少之又少，目前创作状态仍佳的作家老成凋谢后，新华文坛恐怕只剩空壳一个。
就我的观察，马华作家虽有创作的意愿，却囿于语文驾驮能力之不足，作品的素质甚难提升。以中五或高中三的中文造诣写出来的作品占了马华文学总生产极为可观的份量。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自学成功又能自我超越的例子，前辈学者如钱穆，国内作家如张尘因（张景云），都没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但都各有成就。本文讨论的是一般现象。如果我们的华文教育停滞在高中层次（越洋赴台深造者下文会论及），我们的作家大概只能用中五/ 高三的中文程度去进行书写。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前提下，马华作家手上的语文器具是不够锋利的。
大马社会的600万人口不是没有文学人才，我们缺乏的是体制提供的培养与训练。作品发表的园地，书籍出版的机会，这是文学体制最重要的环节，先讨论前者。南洋商报每周刊出两次的《南洋文艺》，与星洲日报每周两版的《文艺春秋》，能见报的文学作品实在非常有限。能在这些园地崛起的文学新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他必须写作不辍，投稿亦勤，作品表现不俗。用一句前现代的评语，那便是作品颇有创意。经过一段时间的“抢滩”后，终于吸引到文艺副刊编者的垂青，给予刊登。日积月累，渐而奠立声名。不过，在这个写作气氛普遍低落的当前文坛，还有多少年轻人那么“死心眼”，实在是个疑问。
写作人才流失严重
即使一些年轻作家有了若干知名度之后，也不能肯定他们在文学的路上能走多久，愿意不愿意走下去。女性作者流失的情况比男性作家还要严重，结婚生子往往划下了女作家写作生涯的句号。男性作家为生活奋斗，赚钱养家之馀还有多少馀暇读书写作，答案亦不容忽视。马华文学体制养不起职业作家，黄进发呼吁提高稿酬，如果获得各报主事人的响应，也只能稍稍改善写作人的待遇，仍无法扶掖出职业作家。台湾的琼瑶出书一版两万册，或者像李昂的《北港香炉人人插》面世两个月即热卖10万册的奇迹，不可能在马华文坛出现。
再谈出版情况，目前最具企划规模的是大将事业社，每月约出书 4种，估计1999至2000年年杪可出书100种。大将有自己的行销网与促销策略，重要的据点，像大众书局、MPH、商务书局等都有摆卖大将出版的各类书籍。大将负责人也通过其他活动增加作者的曝光率与知名度，使书籍能够销行出去。过去文采出版社、泽吟出版社替马大、国大、拉曼的年轻作者出书，在推广校园文学方面出了不少力，书出版后，消费者多是这几间大专学府的学生，部分书籍也有发行到城中的书局去，唯行销策略则不如今日的大将事业社之完善。目前的文采、泽吟比较沉寂，取而代之的是佳辉出版社，出版大专学生的作品，为校园文学持续保温。
大马作协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作家团体，自然是马华文学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作协主办过不少文学活动，包括文学研讨会等，其间以主办了6 届的“写作讲习班”最获好评。参与讲习班的多是20岁上下的文艺青年，6届加起来的总人数约400人，于提供文学知识与训练人才方面，贡献最大。80年代末作协筹办马华文学节是争取华人社会认可的举措，有成就的作家在文学节的场合上受到表扬。作协这20年来出版了作协文库及其他丛书70馀种，素质参差不齐，颇为人诟病。不过连文艺琐谈，文坛絮语一类毫无理论意义的“假论述”(pseudo discourse)也照样刊行，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作协缺乏审稿机制，造成资源浪费，而多位作协理事的频频出现于作协出版的书籍，亦难免有公器私用之嫌。作协目前正在编纂着一套10册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年》，这是作协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作家团体企图建立马华文学传统的努力。成果如何，一俟大系面世，自有公论。地方性的作家社团像南马文艺研究会，在培训、联系及协助区域写作人出版个人结集方面，扮演重要的中介。独中与国中的华文学会或则扮演了培育文学种籽的温床角色。
文学奖的利弊
就我的视察，文学奖的设立与颁发，从大专文学奖到其他文学奖，是现行（强调“现行”是因为有些体制内部的环节已停止运作）马华文学体制甚为重要的一环。当然，文学奖的设立亦无可避免地携来一些副作用。不少作者在书写策略方面刻意揣摩评审委员的文学品味，“投其所好”增加自己获奖的机会。客观地说，作家为了出位，这样做亦无可厚非，毕竟作品不是由一人审决，要经过初审、复审、决审这三个阶段，作品的客观价值大致上可以为大家认可。比较负面的现象是，一些作家／诗人两年写一篇作品，目的只有一个，便是把奖金捧到手里。这种文学的功利作风，实在有违奖项设立的本意。
马华文学体制还有一很重要的环节，那便是大马留台生居台期间寄回国内发表的作品，与这些留台生返马后的文学表现。马华文学之能够维系其一定的艺术水平，这群留台生居功厥伟，对文学形式与技巧的撷用影响深远（当然这种影响正反两面都有），本地年轻一代的写作人有向留台生学习、模仿的倾向。近年也有大马华裔负笈中国，或申请成为中国大学的函授生，人数尚少，无法估计他们对马华文坛的作用。
知识系统的辩证
文学思潮必须通过媒体经年累月的形塑。两家日报的文艺副刊，在文学创作大方向的规划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不同文学思潮的作品在两报的文艺广场上较量竞技，孰优孰劣，日久使可看出大势之所趋。这种优劣取舍，许多时候需通过文学的论争，才能让读者与作者作出自己的抉择。这种文化角力是正常的，不同知识系统只有通过作品的辩证，才能分出高下。主导性的文学思潮即构成一时的文学风尚与相关的为众多文学人口接受的文学观。
文学论述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密切。从50、60年代的印象式批评，外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正确”底意识验证，到70、80年代新批评理论的引进，神话原型，容格，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的确加强了新批评于作品内缘研究的深度。进入90年代，文化研究开始勃兴，文本（text）的意义被大幅拓宽，以前被新批评家认为是外缘因素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成了文学解读的重要脉略，有时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文学审美的本身。文学的诠释工作有沦为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的附庸底倾向。不过马华文坛搞文学批评／理论的人数不多，学术的世代断层（disjunctive）并不明显。
总的来说，马华文学体制有它先天的贫弱性，营养不足，得借助舶来的学说底启迪肇端，在换位、移徙的过程中被误读的情形难免，吊诡的是，在另一个区域里，误读许多时候可以成为新的创造动力。90年代以降，两报文艺副刊发表不少后现代诗，但这些实验意图强烈的作品都非台湾后现代作品的翻版，这里头已经过本土化的转换，这情形正如70年代马华文坛的现代主义一样，它与同世代台湾的现代主义在形貌方面差别显著。一种文学风尚／思潮之所以能在另一地域衍变、转化，文学创作素材的“在地化”（localised），作者于自身文化系统的发声位置， 最具决定性。马华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思潮，于形式技巧向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借镜，能作出创造性底蜕变，原因在此。
从杨牧的《年轮》看现代散文的变
前言
诗人杨牧即将来马，这应该是他第一趟前来我国吧。他当然不止是位诗人，他的散文开创了现代散文婉约的一脉，但与一般婉约派散文不同的是，他的散文既富文字的机智，句法、形式都极具创意。
杨牧的诗想像力丰富，砉然生翼，上天下地，出幽入冥，从天上的星群到地下的树木花草，都在他的抒写视域里。
《从杨牧的＜年轮＞看现代散文的变》是篇旧作。《年轮》之后，杨牧屡有新的突破，这方面的评论有人正在做，在评论的深度与向度方面，我相信这些评伦已远远超越我这篇短文。
聊缀数语，向诗人致意，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欢迎词。这一届文艺营的学员真有福气，有这机缘亲炙这位评论一流、诗文俱佳，三剑合璧的当代文学大师。
近年来的散文，有迹象显示它在变，虽然它的变不似现代诗那般旗号鲜明，引人瞩目。现代诗有所谓晦涩的、平易的、豪迈的、婉约的、乡土的、超现实的，名目十分繁多。相形之下，现代散文没有那样“明目张胆”，除了余光中的“自传性抒情散文”颇脍炙人口之外，我也想不起其他的特殊的标签。其实，标签或者旗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拿出货色来，而拿出来的货色是不是第一流的。
杨牧在《年轮》的后记中说：“我对散文曾经十分厌倦，尤其厌倦自己已经创造了的那种形式和风格。我想，除非我能变，我便不再写散文了。”照我看，杨牧并非厌倦于散文写作，而是对自己未来的散文创作要求更为严苛。用一句简单的话，就是他已不满意《叶珊散文集》那种旧文体，他意图突破它，另塑新姿。
《年轮》是一部相当难读的散文集。“难读”在这儿并无褒贬意味。《年轮》收入的三个部份：“柏克莱”、“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北西北”绝非轻松隽永的小品文。读者如果对散文的要求仅止于“轻松隽永”，《年轮》这本书将会令他失望，因为它并不提供闲情逸致；它的旨意不在此。我的看法是，杨收是用诗的架构去经营他这个阶段的散文，〈柏克莱〉诸篇在某个意义上非常接近诗，整体来看，它们介乎散文与诗的边陲。部份段落叙述成份明显，语言形态属于直述，显然是散文而非诗，像〈北西北〉的一节：
儿时花莲老家向北墙根有菊花二畦，都是平凡的品种，一律浅黄色小朵累累，秋来陆续开放，起初可以屈指算数，一朵两朵三朵四朵，过不了几天已数不胜数了，只好不数。新雨之后，父亲择其中尤佳者小锹掘起，种植红泥盆中，摆在玄关一小几上，清香迄今犹可记忆。……
现在让我们来看〈柏克莱〉的另一段文字：
先是有一群留着长发赤着脚的人从街的一头跳着舞向正南走来，吵杂的铜铃声，贝壳撞击声，口琴和冬鼓声──逸向每一个张望的男女的眼神。然后我看到向日葵生长在每一个张望的男女的身体上，迅速地，抽芽开花，随着猛烈的太阳稳健地运行，我甚至看到它们三三两地凋零，落在街道上，一辆警车急忙地驶过，辗死已经死过的春花。
这一段文字在语言意象的运用，都是诗的而非散文的。尤其是“我”看到向日葵生长在每一个张望的男女底身体上，抽芽开花，随着太阳运行，又看到它们凋落在街上，警车把它们辗过的那一段抒写，笔触是超现实的，经验是梦幻的。就其形式来看，它非常接近“散文诗”或“分段诗”，兹举苏绍连的诗如后，俾便参照比较：
●盆栽
顶楼的窗口举出黑暗的菊花，我望着那一排盆栽。高高低低的养女就站在那高处，临空生长，枝叶的手长长短短，似打着无数求援的手号──有的枯萎，有的发芽。 她们互称姐妹，各站在一个盆子里每七天被浇一次水……她们渐渐地停止长大，盆里的泥土渐渐地酸化。
●太阳
行人的影子都晕倒在长长的街上，其中唯我抱着影子痛哭，影子中有一个个我作无限久的漫游。一个个细小的我布满在所有的影子里并作忙碌的蠕动，其中唯我的影子里没有一个个我。 我面向着太阳，手指着太阳，眼映着太阳，我发现自己瘦瘦的十字身影还插在远远的太阳里。
这两首“分段诗”，前者刊《创世纪》诗刊第41期，后者已被选入《八十年代诗选》，其“身份”是诗，殆?抟?议。只要读者仔细对照一下，不难看出前引杨牧〈柏克莱〉的一段文字，在意义、语言的表现方面相当接近苏绍连。花、太阳等意象，那么巧，同时出现在杨牧与苏绍连的作品里。这样说并不暗示两者互相仿效，我的用意在于指出两者之同，用来证明我的看法：杨牧在〈柏克莱〉的那段“散文”实已逼近诗境，而类似的诗意片断在《年轮》一书中俯拾皆是。
〈柏克莱〉事实上是杨牧的一首长诗〈十二星象练习曲〉的扩大与补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引申〈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北西北〉均是〈十二星象练习曲〉的延续。杨牧这种“诗和散文的综合体”允许作者更自由地抒发他的感慨，他对生命的观察体认所得。杨牧在抒情的同时，也记下了一些周围发生着的事，像越战、学潮、湖水污染问题、市民保卫生态环境请愿、朴茨茅斯方场的中国老人、柏克莱校园抵制购买葡萄运动……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用作者自己的话，他是“找到一种文体，一组比喻，一个声音来宣泄我已经压抑得太久的愤懑和爱慕。”这种写作方式既允许作者超现实地写他的“七个自己”，象徵地写他的“蛙鱼国度”，或踏实地写酷热苦温的凤凰城之旅。杨牧的笔时而但丁、味吉尔、劳勃罗渥尔，时而武王、贾宝玉、梁实秋，行云流水，时空的转位十分大胆自如。作者显然是为了方便自己淋漓尽致地道出一己的所思所感，而故意打破了散文与诗的樊篱，揉和了散文和诗的长处。〈年轮〉与〈十二星象练习曲〉都以性和死亡为主题：
所谓死亡，曾经如此。蜥蜴在谷口的岩壁上游戏，凤尾草印证败落的疲劳。病了的熟悉的十年，死亡是重逢的爱欲。经过长期的绝望拂逆和等待以后，所谓爱情，曾经是短暂的死亡。把夹子一个一个慢慢地取下，把黑发用双手轻轻地无心地拢好，把上衣脱了，解下底裤掀高花裙张开双腿迎向他，让他进入。所谓死亡也曾经是一种进入。有飘浮的灯光在四个方向闪烁。浅水的河道停驻着夏日的蜻蜓。槟榔花落，汽艇的声音渐渐地微渺，喘息合著呻吟，如两种暗淡的色彩在一面瓷碟上调弄，揉成清晓逐渐翻开的可怖的蓝天。“我发愁，”他说：“为永远不再的恐惧和惊喜。”墙以外仍然是翠苍的老树，新雨洗净的石梯，石梯以外是商店，商店的楼上是旅舍，有人哗地推开一面小窗，对早晨的湖风伸着过份休息的腰。
上面一段文字，可说是在文学作品中运用电影技巧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我们看杨牧在操纵开麦拉，先是摄取室外的蜥蜴与凤尾草，然后移回室内拍摄性爱镜头，再是把开麦拉移到屋外的老树、石梯、商店，最后track-in到旅舍那个哗地推开窗伸懒腰的人底身上（注意“哗”音响效果的突然）。最后一节描写的尽是屋外不太相干的景象（当然我们也可说这些景象提示了地点），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手法，正是杨牧惯用的神技。〈柏克莱〉一文其中两节是这样的：
我站在藏书楼的百叶窗前，看到一个少年（穿着红夹克）试图走过那一列穿卡其制服带面具的人，忽然排尾疾跳出两名大汉，扭住苍白愤怒的少年，轮流地用木棍打他的头部和身体，少年仆倒在湿漉的水泥走道上，用两臂保护自己已经流血的头部。
他们开始打他的两臂和穿着红夹克的身体。柏树滴着清水，稍远处的钟楼指着两点一刻。没有人敢去救他。神也不敢。
“柏树滴着清水，稍远处的钟楼指着两点一刻。”显然与少年被镇暴队殴打的上下文没有多大关系，勉强说有关系的话，那是提示了事件发生的时间，这种暧昧的关系我称之为Irrelevant relevance，用中文来说差不多是“顾左右而言他”的意思：虽然是顾左瞻右，离开中间的主题毕竟不远，仍有呼应衬托之效。
杨牧在〈一九七一〉里夫子自道地说：“每一个黄昏，我们都看到一只巨大乌鸦扑扑飞过西边的树林。它□动黑羽的时候，我们竟也能在刹那间想到‘死亡’的主题。”诗人的心情沉重可知，不过他的笔触却宛似溜冰高手之履薄冰，由于控制适宜，技术高妙，每能化险为夷。这当然是非常主观的、印象式的说法。杨牧敢写别人之不敢言这倒是真的，前引〈柏克莱〉的一节文字，描写性爱非常露骨（“……把上衣脱了，解下底裤……”），杨牧写爱情，竟说：“爱情不能为你领航，爱情只是羁绊。”假设之武断，很是大胆。这个假设并没有甚么可歌可泣的体验、事件作为印证，至少是没有形诸文字，遽尔便以两行押了动听的韵脚底“格言”下了断语。其他的语句如“焦虑乃是你的肤色”、“不清醒才是真的快乐吧”、“浸了温水的鱼便不再能够思想了”……用语“冒险”，相当骇俗。
以“另一个面貌出现”的杨牧其实仍然有不少的叶珊，叶珊是耽美的，用叶维廉的视察：“叶珊始终是这个‘无上的美’的服膺者：古典的惊悸，自然的悸动。”而杨牧何尝不耽美呢，他这样追述自己的经验：
也许是自然的撞击太猛烈太迅速，新英格兰竟使我觉得无从叙述，无从描写。在那样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人也觉得措手不及，想到一个句子来说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样子，使你觉得那种速度带着嘲弄的傲气，你的想像系统无法捕捉变动的自然。
有这样一种美，它使你自卑。
而这种美“教你心痛，教你晕眩，美得使人生气、怀疑，美得使人变成一个有神论者，忽然想找一个上帝之类的来信仰膜拜，来负责解释这新英格兰秋天的美。”美，尤其是大自然的美，使诗人不克自制，也难以下定义，正如“爱”之难以下定义一样，他说：
而“爱”的定义也是可疑的，果然如传统说辞里的，爱是神秘而奉献的，爱是不可批评的，则爱便应该完全独立的──从一切价值判断和分析综合的结构里独立开来。如此，则爱便当如风之于万物，如雨之于万物，飘摇淋沐之下，应该没有任何分别。
看来杨牧心中的美仍是与大自然相契的：如风之于万物，如雨之于万物。至此，我觉得与其说诗人处理的是“性和死亡”，不如说他处理的是“生命的真实”(Life Truth)，因为“生命的真实”涵盖了爱与美、生命的成长、成长的必然趋向死亡，以及死亡在另一层次的新生意义。〈北西北〉写蛙鱼国度里的死亡与新生：
大地的河流在前，水的温度适中。蛙鱼以本能探测方向，离开呼啸的海水，进入淡水，勇敢地溯洄，终于来到一片熟悉的水域，产卵，并且死亡。
这一节象徵意味甚浓的文字使我们想起〈柏克莱〉的句子：“伟大的裸露世界，……一尾鱼在空罐头外打转，另一尾则进入其中。”的精虫意象。由于蛙鱼的冒险挺进，逆流溯洄，产下了卵，才能有来日的新生的鱼苗，“顺流而下，在海洋中茁壮。”死亡也不尽然是消极的、悲观的、无意义的。
我想生命本体的探讨一直是萦回于杨牧内心深处的最大困扰。生命充满了矛盾，像死亡与新生的结合，把不可能的化作可能的，造物的神奇与生命的神奇毕竟不是吾人所能尽知，敏锐如杨牧者，亦无法例外。生命的本体是固定的也是变动不居的，有形而又无形，诗人所能寻得的答案恐怕如他所说的： “……或许人也可以像风那样，从一个山谷飘到另一个山谷，没有形态，让山谷的深浅方圆决定你永不坚持的型态。” 而艺术创造的喜悦或许正如杨牧说的：“在交换隐喻的言辞和秘密的意象之片刻，感到超现实的喜悦。”，如此而已。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评论：温任平·2000/11/19
诗人杨牧即将来马，这应该是他第一趟前来我国吧。他当然不止是位诗人，他的散文开创了现代散文婉约的一脉，但与一般婉约派散文不同的是，他的散文既富文字的机智，句法、形式都极具创意。
杨牧的诗想像力丰富，砉然生翼，上天下地，出幽入冥，从天上的星群到地下的树木花草，都在他的抒写视域里。
《从杨牧的＜年轮＞看现代散文的变》是篇旧作。《年轮》之后，杨牧屡有新的突破，这方面的评论有人正在做，在评论的深度与向度方面，我相信这些评伦已远远超越我这篇短文。
聊缀数语，向诗人致意，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欢迎词。这一届文艺营的学员真有福气，有这机缘亲炙这位评论一流、诗文俱佳，三剑合璧的当代文学大师。
近年来的散文，有迹象显示它在变，虽然它的变不似现代诗那般旗号鲜明，引人瞩目。现代诗有所谓晦涩的、平易的、豪迈的、婉约的、乡土的、超现实的，名目十分繁多。相形之下，现代散文没有那样“明目张胆”，除了余光中的“自传性抒情散文”颇脍炙人口之外，我也想不起其他的特殊的标签。其实，标签或者旗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拿出货色来，而拿出来的货色是不是第一流的。
杨牧在《年轮》的后记中说：“我对散文曾经十分厌倦，尤其厌倦自己已经创造了的那种形式和风格。我想，除非我能变，我便不再写散文了。”照我看，杨牧并非厌倦于散文写作，而是对自己未来的散文创作要求更为严苛。用一句简单的话，就是他已不满意《叶珊散文集》那种旧文体，他意图突破它，另塑新姿。
《年轮》是一部相当难读的散文集。“难读”在这儿并无褒贬意味。《年轮》收入的三个部份：“柏克莱”、“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北西北”绝非轻松隽永的小品文。读者如果对散文的要求仅止于“轻松隽永”，《年轮》这本书将会令他失望，因为它并不提供闲情逸致；它的旨意不在此。我的看法是，杨收是用诗的架构去经营他这个阶段的散文，〈柏克莱〉诸篇在某个意义上非常接近诗，整体来看，它们介乎散文与诗的边陲。部份段落叙述成份明显，语言形态属于直述，显然是散文而非诗，像〈北西北〉的一节：
儿时花莲老家向北墙根有菊花二畦，都是平凡的品种，一律浅黄色小朵累累，秋来陆续开放，起初可以屈指算数，一朵两朵三朵四朵，过不了几天已数不胜数了，只好不数。新雨之后，父亲择其中尤佳者小锹掘起，种植红泥盆中，摆在玄关一小几上，清香迄今犹可记忆。……
现在让我们来看〈柏克莱〉的另一段文字：
先是有一群留着长发赤着脚的人从街的一头跳着舞向正南走来，吵杂的铜铃声，贝壳撞击声，口琴和冬鼓声──逸向每一个张望的男女的眼神。然后我看到向日葵生长在每一个张望的男女的身体上，迅速地，抽芽开花，随着猛烈的太阳稳健地运行，我甚至看到它们三三两地凋零，落在街道上，一辆警车急忙地驶过，辗死已经死过的春花。
这一段文字在语言意象的运用，都是诗的而非散文的。尤其是“我”看到向日葵生长在每一个张望的男女底身体上，抽芽开花，随着太阳运行，又看到它们凋落在街上，警车把它们辗过的那一段抒写，笔触是超现实的，经验是梦幻的。就其形式来看，它非常接近“散文诗”或“分段诗”，兹举苏绍连的诗如后，俾便参照比较：
●盆栽
顶楼的窗口举出黑暗的菊花，我望着那一排盆栽。高高低低的养女就站在那高处，临空生长，枝叶的手长长短短，似打着无数求援的手号──有的枯萎，有的发芽。 她们互称姐妹，各站在一个盆子里每七天被浇一次水……她们渐渐地停止长大，盆里的泥土渐渐地酸化。
●太阳
行人的影子都晕倒在长长的街上，其中唯我抱着影子痛哭，影子中有一个个我作无限久的漫游。一个个细小的我布满在所有的影子里并作忙碌的蠕动，其中唯我的影子里没有一个个我。 我面向着太阳，手指着太阳，眼映着太阳，我发现自己瘦瘦的十字身影还插在远远的太阳里。
这两首“分段诗”，前者刊《创世纪》诗刊第41期，后者已被选入《八十年代诗选》，其“身份”是诗，殆?抟?议。只要读者仔细对照一下，不难看出前引杨牧〈柏克莱〉的一段文字，在意义、语言的表现方面相当接近苏绍连。花、太阳等意象，那么巧，同时出现在杨牧与苏绍连的作品里。这样说并不暗示两者互相仿效，我的用意在于指出两者之同，用来证明我的看法：杨牧在〈柏克莱〉的那段“散文”实已逼近诗境，而类似的诗意片断在《年轮》一书中俯拾皆是。
〈柏克莱〉事实上是杨牧的一首长诗〈十二星象练习曲〉的扩大与补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引申〈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北西北〉均是〈十二星象练习曲〉的延续。杨牧这种“诗和散文的综合体”允许作者更自由地抒发他的感慨，他对生命的观察体认所得。杨牧在抒情的同时，也记下了一些周围发生着的事，像越战、学潮、湖水污染问题、市民保卫生态环境请愿、朴茨茅斯方场的中国老人、柏克莱校园抵制购买葡萄运动……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用作者自己的话，他是“找到一种文体，一组比喻，一个声音来宣泄我已经压抑得太久的愤懑和爱慕。”这种写作方式既允许作者超现实地写他的“七个自己”，象徵地写他的“蛙鱼国度”，或踏实地写酷热苦温的凤凰城之旅。杨牧的笔时而但丁、味吉尔、劳勃罗渥尔，时而武王、贾宝玉、梁实秋，行云流水，时空的转位十分大胆自如。作者显然是为了方便自己淋漓尽致地道出一己的所思所感，而故意打破了散文与诗的樊篱，揉和了散文和诗的长处。〈年轮〉与〈十二星象练习曲〉都以性和死亡为主题：
所谓死亡，曾经如此。蜥蜴在谷口的岩壁上游戏，凤尾草印证败落的疲劳。病了的熟悉的十年，死亡是重逢的爱欲。经过长期的绝望拂逆和等待以后，所谓爱情，曾经是短暂的死亡。把夹子一个一个慢慢地取下，把黑发用双手轻轻地无心地拢好，把上衣脱了，解下底裤掀高花裙张开双腿迎向他，让他进入。所谓死亡也曾经是一种进入。有飘浮的灯光在四个方向闪烁。浅水的河道停驻着夏日的蜻蜓。槟榔花落，汽艇的声音渐渐地微渺，喘息合著呻吟，如两种暗淡的色彩在一面瓷碟上调弄，揉成清晓逐渐翻开的可怖的蓝天。“我发愁，”他说：“为永远不再的恐惧和惊喜。”墙以外仍然是翠苍的老树，新雨洗净的石梯，石梯以外是商店，商店的楼上是旅舍，有人哗地推开一面小窗，对早晨的湖风伸着过份休息的腰。
上面一段文字，可说是在文学作品中运用电影技巧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我们看杨牧在操纵开麦拉，先是摄取室外的蜥蜴与凤尾草，然后移回室内拍摄性爱镜头，再是把开麦拉移到屋外的老树、石梯、商店，最后track-in到旅舍那个哗地推开窗伸懒腰的人底身上（注意“哗”音响效果的突然）。最后一节描写的尽是屋外不太相干的景象（当然我们也可说这些景象提示了地点），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手法，正是杨牧惯用的神技。〈柏克莱〉一文其中两节是这样的：
我站在藏书楼的百叶窗前，看到一个少年（穿着红夹克）试图走过那一列穿卡其制服带面具的人，忽然排尾疾跳出两名大汉，扭住苍白愤怒的少年，轮流地用木棍打他的头部和身体，少年仆倒在湿漉的水泥走道上，用两臂保护自己已经流血的头部。
他们开始打他的两臂和穿着红夹克的身体。柏树滴着清水，稍远处的钟楼指着两点一刻。没有人敢去救他。神也不敢。
“柏树滴着清水，稍远处的钟楼指着两点一刻。”显然与少年被镇暴队殴打的上下文没有多大关系，勉强说有关系的话，那是提示了事件发生的时间，这种暧昧的关系我称之为Irrelevant relevance，用中文来说差不多是“顾左右而言他”的意思：虽然是顾左瞻右，离开中间的主题毕竟不远，仍有呼应衬托之效。
杨牧在〈一九七一〉里夫子自道地说：“每一个黄昏，我们都看到一只巨大乌鸦扑扑飞过西边的树林。它□动黑羽的时候，我们竟也能在刹那间想到‘死亡’的主题。”诗人的心情沉重可知，不过他的笔触却宛似溜冰高手之履薄冰，由于控制适宜，技术高妙，每能化险为夷。这当然是非常主观的、印象式的说法。杨牧敢写别人之不敢言这倒是真的，前引〈柏克莱〉的一节文字，描写性爱非常露骨（“……把上衣脱了，解下底裤……”），杨牧写爱情，竟说：“爱情不能为你领航，爱情只是羁绊。”假设之武断，很是大胆。这个假设并没有甚么可歌可泣的体验、事件作为印证，至少是没有形诸文字，遽尔便以两行押了动听的韵脚底“格言”下了断语。其他的语句如“焦虑乃是你的肤色”、“不清醒才是真的快乐吧”、“浸了温水的鱼便不再能够思想了”……用语“冒险”，相当骇俗。
以“另一个面貌出现”的杨牧其实仍然有不少的叶珊，叶珊是耽美的，用叶维廉的视察：“叶珊始终是这个‘无上的美’的服膺者：古典的惊悸，自然的悸动。”而杨牧何尝不耽美呢，他这样追述自己的经验：
也许是自然的撞击太猛烈太迅速，新英格兰竟使我觉得无从叙述，无从描写。在那样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人也觉得措手不及，想到一个句子来说它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样子，使你觉得那种速度带着嘲弄的傲气，你的想像系统无法捕捉变动的自然。
有这样一种美，它使你自卑。
而这种美“教你心痛，教你晕眩，美得使人生气、怀疑，美得使人变成一个有神论者，忽然想找一个上帝之类的来信仰膜拜，来负责解释这新英格兰秋天的美。”美，尤其是大自然的美，使诗人不克自制，也难以下定义，正如“爱”之难以下定义一样，他说：
而“爱”的定义也是可疑的，果然如传统说辞里的，爱是神秘而奉献的，爱是不可批评的，则爱便应该完全独立的──从一切价值判断和分析综合的结构里独立开来。如此，则爱便当如风之于万物，如雨之于万物，飘摇淋沐之下，应该没有任何分别。
看来杨牧心中的美仍是与大自然相契的：如风之于万物，如雨之于万物。至此，我觉得与其说诗人处理的是“性和死亡”，不如说他处理的是“生命的真实”(Life Truth)，因为“生命的真实”涵盖了爱与美、生命的成长、成长的必然趋向死亡，以及死亡在另一层次的新生意义。〈北西北〉写蛙鱼国度里的死亡与新生：
大地的河流在前，水的温度适中。蛙鱼以本能探测方向，离开呼啸的海水，进入淡水，勇敢地溯洄，终于来到一片熟悉的水域，产卵，并且死亡。
这一节象徵意味甚浓的文字使我们想起〈柏克莱〉的句子：“伟大的裸露世界，……一尾鱼在空罐头外打转，另一尾则进入其中。”的精虫意象。由于蛙鱼的冒险挺进，逆流溯洄，产下了卵，才能有来日的新生的鱼苗，“顺流而下，在海洋中茁壮。”死亡也不尽然是消极的、悲观的、无意义的。
我想生命本体的探讨一直是萦回于杨牧内心深处的最大困扰。生命充满了矛盾，像死亡与新生的结合，把不可能的化作可能的，造物的神奇与生命的神奇毕竟不是吾人所能尽知，敏锐如杨牧者，亦无法例外。生命的本体是固定的也是变动不居的，有形而又无形，诗人所能寻得的答案恐怕如他所说的： “……或许人也可以像风那样，从一个山谷飘到另一个山谷，没有形态，让山谷的深浅方圆决定你永不坚持的型态。” 而艺术创造的喜悦或许正如杨牧说的：“在交换隐喻的言辞和秘密的意象之片刻，感到超现实的喜悦。”，如此而已。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评论：温任平·2000/11/19
2008年6月10日星期二
庖丁解牛•福南《解马》
《静中听雷》
2000/11/27
温任平
林福南的《解马》，肯定不是一本好书，我的意思是说从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角度来看，它甚至不是一本入流的书，从马悦然教授的角度来看，《解马》绝对是本差劲的书，因为它没有高行健《灵山》里头的灵气；《解马》里头的“马”也非“马悦然”。
（一）
读《解马》可能还得先解读林福南这个人。傅承得在序文中胪列了十个林某给一般朋友的印象，方法是用对了。个人对林福南的第十一个印象是相貌清奇带古意，这种“现代古人”很少，但还不至于没有，王品棠与午马在不同程度上庶几近之。今人古相往往全有特殊的机遇与成就。
我应该在这儿赶快补充的是，林福南比王品棠、午马似乎更幸运些，因为他的古典气质没有骨董感。吾友王品棠五官棱线分明，头角峥嵘；午马面目在憨厚与狰狞之间，林福南的长相却像个新科状元，脸上永远挂着上了榜的喜气。我前面用的比喻都是认真的。这不仅是外在形象，各位看官读《解马》，不翻查谁是作者，生于甚么年代，你可能以为手里拿着的是写成于两、三百年的明清笔记或读书札记，我想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切入讨论《解马》吧。
（二）
我这些年观察“紫藤一大将”谱系的傅兴汉、傅承得、林福南三人，发觉“热情组合”的三位成员文体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古意。他们大概都不是胡适的信徒，不相信“我手写我口”这回事，对“的了呢吗”的表达方式总觉得欠缺了些甚么，而终于集体领悟出语文要淬炼、提升，文言实不可偏废的道理。三人当中以林福南的文言倾向最为显着：
某日赋闲，与镇中友人到热带雨林涉溪探奇。
在山林中，吉普车颠簸行进，良久，寻得一段河溪，其上断木横亘，其傍古木参天，藤蔓纠结、象踪犹存。
友人觅点垂钓，己则歇于断木之上，俯视山溪不息奔流，闻其声喧而不哗；仰望古木落叶纷纷，见其频密却意态悠然，忽解一首禅诗意境：
竹影拂阶尘不动，月轮穿沼水无痕
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
此境，至今未忘。知大自然运作，动静原来一体，乃庸人如我，自困迷境尔。
这篇短文从起首到中腰，都仿似陶潜的《桃花源记》，俟至禅诗浮面，读者才惊觉林福南无意于落英缤纷或落叶纷纷的抒写，他要点出的是个人一刹那的“顿悟”(epiphany)。 不过，广泛阅览禅宗公案、吐语如偈的林福南，由于心悬江湖，姿态入世，往往无法维持“欲语还休”的话语策略，像《流动是江河唯一的出路》前面一节：
江河成形，常始自泉眼一口。 初则泉涌溢出，寻地势低处漫流，渐集而成溪涧，匿于山林中流淌，遇地形险折处，或化身为飞瀑、冲激成泓潭，或遁迹入土，潜为地底河，尔后再冒现地表，寻势奔流。 流向遇阻则调节流向，于可汇合处则汇合成川，累月经年，蜿蜒大地，终成滔滔江河。 此口泉眼，如喻示人生，可以象徵一种理念，一种价值，以至一种信仰的启蒙。
第四段明说泉眼喻示甚么，象徵甚么，过于明说就少了些“想像的留白”了。或谓作者藉泉源起始之说发挥个人对人生、文化的某些见地，亦未可厚非；至于假借《犹太的智慧》把里头的一个故事情节里头的道具烟囱，改写成污桶，读者智商在90以上者肯定能领会个中深意，实无须于文末注明影射某政党云云，可见福南吐词简约虽近乎偈，有时心太烘热，无法保持适当的美学距离，解马时就露出了马脚。
（三）
福南擅讲故事，更巧于故事新编。一些故事牵涉到牛鬼蛇神与十二生肖里的其他走兽，读来更像寓言。这些寓言恐怕儿童不宜，因里头往往微言大义，针砭时弊，批评社会现象，抨击政治人物，力量颇重，幽默是伪装，棒喝是目的。
承得说福南佛学懂得不多，愚以为根由是贪嗔痴三毒当中，他起码动了嗔怒。读《谏马》、《荒谬告解》、《生肖物语》、《狗字辈》、《正常非常说》诸篇，我看到一个笑口常开的人的怒气竟可喷薄至斯！我的一个朋友说看了上述篇章他忍不住要笑，但笑过之后舌底苦涩，竟然有点像喝了泡得过浓的乌龙冻顶的滋味。《汉都汗》可能最好笑，但对我来说苦中带辣，品茗后晚上可就睡不著觉了。
《解马》后半部的读书感想、人生小悟、卖茶心得／哲学和他对文化创业的一些意见，语调平和又不失风趣。就文体来看，福南擅于长话短说，胜在精简，不少篇章像格言、座右铭与对人对己都有警策作用的勉言隽语。他似乎不怎么擅长铺陈蔓衍，以辞采取胜。他的“静态陈述”（Staticdiscourse）太多，读多了像听福南用文言训话，难免有累的感觉。
以严格的标准衡量福南的文言，也有斟酌提升之余地，前引《触景小品》最末那段：“此境，至今未忘。”或可改写成“此情此境，至今未忘”或“当时情境，至今未忘”四字句型在这儿读来似较顺耳。中文多的是复语与互文构成的同义并列、近义并列或反义并列词，孤立语素像“此”与“境”凑合起来仍不免有突兀感。
我较喜欢福南的动态抒写：“如此想来，这些年头的政治也是一场飞行游戏。政客是技巧娴熟的飞行员，选民则是伫立岸上的一群企鹅，惯性仰翻一地，朝天唏嘘。”（《企鹅·鲸鱼》），觉得他如果要进一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妨在文体、语调，也就是Style和tone方面多些锤炼，多来点《企鹅·鲸鱼》的奇语野趣。公安竟陵，袁氏兄弟的性灵小品，可谈心，可谈□可闲适自在，可斗然不羁或可供借镜。不过我以文学角度赏析《解马》，再以文体苛求林福南，这那里像评介，倒更像“鸡蛋里挑骨头”，以《春秋》责以贤者了。
2000/11/27
温任平
林福南的《解马》，肯定不是一本好书，我的意思是说从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角度来看，它甚至不是一本入流的书，从马悦然教授的角度来看，《解马》绝对是本差劲的书，因为它没有高行健《灵山》里头的灵气；《解马》里头的“马”也非“马悦然”。
（一）
读《解马》可能还得先解读林福南这个人。傅承得在序文中胪列了十个林某给一般朋友的印象，方法是用对了。个人对林福南的第十一个印象是相貌清奇带古意，这种“现代古人”很少，但还不至于没有，王品棠与午马在不同程度上庶几近之。今人古相往往全有特殊的机遇与成就。
我应该在这儿赶快补充的是，林福南比王品棠、午马似乎更幸运些，因为他的古典气质没有骨董感。吾友王品棠五官棱线分明，头角峥嵘；午马面目在憨厚与狰狞之间，林福南的长相却像个新科状元，脸上永远挂着上了榜的喜气。我前面用的比喻都是认真的。这不仅是外在形象，各位看官读《解马》，不翻查谁是作者，生于甚么年代，你可能以为手里拿着的是写成于两、三百年的明清笔记或读书札记，我想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切入讨论《解马》吧。
（二）
我这些年观察“紫藤一大将”谱系的傅兴汉、傅承得、林福南三人，发觉“热情组合”的三位成员文体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古意。他们大概都不是胡适的信徒，不相信“我手写我口”这回事，对“的了呢吗”的表达方式总觉得欠缺了些甚么，而终于集体领悟出语文要淬炼、提升，文言实不可偏废的道理。三人当中以林福南的文言倾向最为显着：
某日赋闲，与镇中友人到热带雨林涉溪探奇。
在山林中，吉普车颠簸行进，良久，寻得一段河溪，其上断木横亘，其傍古木参天，藤蔓纠结、象踪犹存。
友人觅点垂钓，己则歇于断木之上，俯视山溪不息奔流，闻其声喧而不哗；仰望古木落叶纷纷，见其频密却意态悠然，忽解一首禅诗意境：
竹影拂阶尘不动，月轮穿沼水无痕
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
此境，至今未忘。知大自然运作，动静原来一体，乃庸人如我，自困迷境尔。
这篇短文从起首到中腰，都仿似陶潜的《桃花源记》，俟至禅诗浮面，读者才惊觉林福南无意于落英缤纷或落叶纷纷的抒写，他要点出的是个人一刹那的“顿悟”(epiphany)。 不过，广泛阅览禅宗公案、吐语如偈的林福南，由于心悬江湖，姿态入世，往往无法维持“欲语还休”的话语策略，像《流动是江河唯一的出路》前面一节：
江河成形，常始自泉眼一口。 初则泉涌溢出，寻地势低处漫流，渐集而成溪涧，匿于山林中流淌，遇地形险折处，或化身为飞瀑、冲激成泓潭，或遁迹入土，潜为地底河，尔后再冒现地表，寻势奔流。 流向遇阻则调节流向，于可汇合处则汇合成川，累月经年，蜿蜒大地，终成滔滔江河。 此口泉眼，如喻示人生，可以象徵一种理念，一种价值，以至一种信仰的启蒙。
第四段明说泉眼喻示甚么，象徵甚么，过于明说就少了些“想像的留白”了。或谓作者藉泉源起始之说发挥个人对人生、文化的某些见地，亦未可厚非；至于假借《犹太的智慧》把里头的一个故事情节里头的道具烟囱，改写成污桶，读者智商在90以上者肯定能领会个中深意，实无须于文末注明影射某政党云云，可见福南吐词简约虽近乎偈，有时心太烘热，无法保持适当的美学距离，解马时就露出了马脚。
（三）
福南擅讲故事，更巧于故事新编。一些故事牵涉到牛鬼蛇神与十二生肖里的其他走兽，读来更像寓言。这些寓言恐怕儿童不宜，因里头往往微言大义，针砭时弊，批评社会现象，抨击政治人物，力量颇重，幽默是伪装，棒喝是目的。
承得说福南佛学懂得不多，愚以为根由是贪嗔痴三毒当中，他起码动了嗔怒。读《谏马》、《荒谬告解》、《生肖物语》、《狗字辈》、《正常非常说》诸篇，我看到一个笑口常开的人的怒气竟可喷薄至斯！我的一个朋友说看了上述篇章他忍不住要笑，但笑过之后舌底苦涩，竟然有点像喝了泡得过浓的乌龙冻顶的滋味。《汉都汗》可能最好笑，但对我来说苦中带辣，品茗后晚上可就睡不著觉了。
《解马》后半部的读书感想、人生小悟、卖茶心得／哲学和他对文化创业的一些意见，语调平和又不失风趣。就文体来看，福南擅于长话短说，胜在精简，不少篇章像格言、座右铭与对人对己都有警策作用的勉言隽语。他似乎不怎么擅长铺陈蔓衍，以辞采取胜。他的“静态陈述”（Staticdiscourse）太多，读多了像听福南用文言训话，难免有累的感觉。
以严格的标准衡量福南的文言，也有斟酌提升之余地，前引《触景小品》最末那段：“此境，至今未忘。”或可改写成“此情此境，至今未忘”或“当时情境，至今未忘”四字句型在这儿读来似较顺耳。中文多的是复语与互文构成的同义并列、近义并列或反义并列词，孤立语素像“此”与“境”凑合起来仍不免有突兀感。
我较喜欢福南的动态抒写：“如此想来，这些年头的政治也是一场飞行游戏。政客是技巧娴熟的飞行员，选民则是伫立岸上的一群企鹅，惯性仰翻一地，朝天唏嘘。”（《企鹅·鲸鱼》），觉得他如果要进一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妨在文体、语调，也就是Style和tone方面多些锤炼，多来点《企鹅·鲸鱼》的奇语野趣。公安竟陵，袁氏兄弟的性灵小品，可谈心，可谈□可闲适自在，可斗然不羁或可供借镜。不过我以文学角度赏析《解马》，再以文体苛求林福南，这那里像评介，倒更像“鸡蛋里挑骨头”，以《春秋》责以贤者了。
以简驮繁再谈中文的特性
温任平
28/08/2000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错觉，即英文是一种知性强，逻辑关系脉络分明的优质语文。中文之强项，乃以简驮繁。作家或各行各业的“文字工作者”，如有这种语文自觉，执笔为文，便不致拖泥带水了。
（1）
翻读林焕彰送给我的三语诗集《孤独的时刻》（《Lonely Moments》），颇多感悟。焕彰兄是龙族诗社的龙头，短诗写得清新隽永，他画得一手出色的水彩，研究儿童文学，对目录学、版本学都有相当的心得。《孤独的时刻》原诗以中文写成，黄国彬英译，Satitchai Limithlaohapunth（即诗人张望）把它译成泰文。
黄国彬是英美文学博士，中英文造诣甚高，本身也写现代诗与文学评论，是当年香港《诗风》月刊的主要负责人，由他来译林焕彰的诗，自然游刃有余。但即使黄国彬了解诗贵浓缩，不宜作解说性的叙述，他也没法摆脱英文语法的桎梧。他译林氏的〈无师〉：
先关门，再走出去
禅或梦或日本俳句
都这样鼓励我
Without a teacher
Close the door before you go out
Zen Buddhism, dreams, and haiku
All encourage me in like manner
英译的意思是“先关门，你再走出去”，多了一个 you（你）字，这首诗的意涵于是被限定在“你”的身上，原诗不注明人称，反而可以把个人的经验提升为普遍的经验。关于这点，我在〈创造性模糊：中文的特性〉一文中已经作了一些阐析，这儿只算是补充，进一步提出佐证。林焕彰有一首广为人知的名作〈芦苇〉，我把原诗与英译抄录于后，方便读者参照：
沉思。
芦花
在秋风中
越摇越
白
Meditating.
The reed catkins
Grow whiter and whiter As they toss
In the autumn wind
原作的芦花没有点明数量，可以是单数(Singular)，也可以是双数(plural)，译成英文，catkins 是双数（多数），接续下来的代名词便不能不用they字（它们）来配合。严格来说，英译已改动了原诗的意思，即使这种改动是轻微的，在翻译学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林焕彰原诗的芦花，不标明多寡，非蓄意为之，乃中文之“创造性模糊”使然。
（2）
然则，中文岂非是一种只讲求含混、模糊的劣质语文？
当然不是。许多人都有这样的错觉，即英文是一种知性强，逻辑关系脉胳分明的优质语文。我手上有一部《大学英文读本》是余光中先生当年担任国立政治大学英文系主任时编纂出版后赠送给我的，里头有一段〈李将军列传〉的名句：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汉学家Burton Watson的英译是：
Li Kuang was out hunting one time when he spied a rock in
the grass which he mistook for a tiger. He shot an arrow at the rock
and hit it with such force that tip of the arrow embedded itself
in the rock.Later,when he discovered that it was a rock,he tried
shooting at it again,but he was unable to pierce it a second
time.
司马迁的原文33字，英译70字，篇幅多了一倍有奇，而多出来的37个字，其中有7个是介词（preposition），12个是代名词（pronoun），还有10个是中文不用的a,an,the这些冠词（article）。英文许多时候之被认为“周密谨严”都是由When,which,that,but这些虚字构成的感觉或印象。
回头看〈李将军列传〉的原文，没有这些虚字虚词，事件一样交代得清楚明白。正如余光中说的Burton Watson 是翻译名家，他在中译英时为了追摹原文语气的劲健、明快，尽量撷用音节短促的英文字眼，不过原文的“中石，没镞，视之，石也”8字4组，语势道劲，一气呵成，那种原汁原味，是英译无能为力的。从这角度来看，33个字的原文比70个字的英译还要“周密谨严”。
（3）
余光中在〈论中文的西化〉一文曾从多个视角阐析，英文的精确，有时往往是错觉。他引录小说家欧威尔 （George Orwell）的文章〈政治与英文〉所举的例子，像In my opinion,it is not a unjustifiableassumption that……（以我的意见，以下的假设不见得不能成立……），乍看精确，其实只要用I think（我认为）便够了，不必绕弯迂回到这地步。表面上是精确谨严，实际上是冗长累赘。以简驮繁，乃中文之强项，作家或各行各业的“文字工作者”，如有这种语文自觉，执笔为文，便不
致拖泥带水了。
28/08/2000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错觉，即英文是一种知性强，逻辑关系脉络分明的优质语文。中文之强项，乃以简驮繁。作家或各行各业的“文字工作者”，如有这种语文自觉，执笔为文，便不致拖泥带水了。
（1）
翻读林焕彰送给我的三语诗集《孤独的时刻》（《Lonely Moments》），颇多感悟。焕彰兄是龙族诗社的龙头，短诗写得清新隽永，他画得一手出色的水彩，研究儿童文学，对目录学、版本学都有相当的心得。《孤独的时刻》原诗以中文写成，黄国彬英译，Satitchai Limithlaohapunth（即诗人张望）把它译成泰文。
黄国彬是英美文学博士，中英文造诣甚高，本身也写现代诗与文学评论，是当年香港《诗风》月刊的主要负责人，由他来译林焕彰的诗，自然游刃有余。但即使黄国彬了解诗贵浓缩，不宜作解说性的叙述，他也没法摆脱英文语法的桎梧。他译林氏的〈无师〉：
先关门，再走出去
禅或梦或日本俳句
都这样鼓励我
Without a teacher
Close the door before you go out
Zen Buddhism, dreams, and haiku
All encourage me in like manner
英译的意思是“先关门，你再走出去”，多了一个 you（你）字，这首诗的意涵于是被限定在“你”的身上，原诗不注明人称，反而可以把个人的经验提升为普遍的经验。关于这点，我在〈创造性模糊：中文的特性〉一文中已经作了一些阐析，这儿只算是补充，进一步提出佐证。林焕彰有一首广为人知的名作〈芦苇〉，我把原诗与英译抄录于后，方便读者参照：
沉思。
芦花
在秋风中
越摇越
白
Meditating.
The reed catkins
Grow whiter and whiter As they toss
In the autumn wind
原作的芦花没有点明数量，可以是单数(Singular)，也可以是双数(plural)，译成英文，catkins 是双数（多数），接续下来的代名词便不能不用they字（它们）来配合。严格来说，英译已改动了原诗的意思，即使这种改动是轻微的，在翻译学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林焕彰原诗的芦花，不标明多寡，非蓄意为之，乃中文之“创造性模糊”使然。
（2）
然则，中文岂非是一种只讲求含混、模糊的劣质语文？
当然不是。许多人都有这样的错觉，即英文是一种知性强，逻辑关系脉胳分明的优质语文。我手上有一部《大学英文读本》是余光中先生当年担任国立政治大学英文系主任时编纂出版后赠送给我的，里头有一段〈李将军列传〉的名句：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汉学家Burton Watson的英译是：
Li Kuang was out hunting one time when he spied a rock in
the grass which he mistook for a tiger. He shot an arrow at the rock
and hit it with such force that tip of the arrow embedded itself
in the rock.Later,when he discovered that it was a rock,he tried
shooting at it again,but he was unable to pierce it a second
time.
司马迁的原文33字，英译70字，篇幅多了一倍有奇，而多出来的37个字，其中有7个是介词（preposition），12个是代名词（pronoun），还有10个是中文不用的a,an,the这些冠词（article）。英文许多时候之被认为“周密谨严”都是由When,which,that,but这些虚字构成的感觉或印象。
回头看〈李将军列传〉的原文，没有这些虚字虚词，事件一样交代得清楚明白。正如余光中说的Burton Watson 是翻译名家，他在中译英时为了追摹原文语气的劲健、明快，尽量撷用音节短促的英文字眼，不过原文的“中石，没镞，视之，石也”8字4组，语势道劲，一气呵成，那种原汁原味，是英译无能为力的。从这角度来看，33个字的原文比70个字的英译还要“周密谨严”。
（3）
余光中在〈论中文的西化〉一文曾从多个视角阐析，英文的精确，有时往往是错觉。他引录小说家欧威尔 （George Orwell）的文章〈政治与英文〉所举的例子，像In my opinion,it is not a unjustifiableassumption that……（以我的意见，以下的假设不见得不能成立……），乍看精确，其实只要用I think（我认为）便够了，不必绕弯迂回到这地步。表面上是精确谨严，实际上是冗长累赘。以简驮繁，乃中文之强项，作家或各行各业的“文字工作者”，如有这种语文自觉，执笔为文，便不
致拖泥带水了。
与散文谈心 －－兼及《赤道形声》散文部分的若干印象
5-8-2000
温任平
（1）
这些日子写了不少议论文字，篇幅介于两、三千字，著力点在于文学史的反思，定位以及其间文学主义或思潮的激荡所酿发的种种现象，偶而也谈当前诗的发展状况，就是只字不提散文。奇怪的是，我一直不愿动笔去碰触的散文，却偏偏是我的萦心之念。这种情形，在初恋阶段的我曾经发生过，由于偶像的神圣性，不容亵渎，我在初恋情人面前总是结结巴巴，词不达意，甚至手足失措的。我和散文的关系，既爱之又惧之，颇似我的初恋心情。
我于20年前写了〈用火光照亮那一叠书简〉与〈城陷之后〉等篇，便束笔不碰“散文”这文类。这儿的“散文”是较狭义的叙事、抒情的性灵小品或感兴工作。我曾在一个公开演讲的场合对着听众说，如果我能继《黄皮肤的月亮》之后，再多写一部散文集虽死无憾。我是认真的，我曾经在《黄皮肤的月亮》作过好些语言、技巧、形式的试验，甘苦自知。我也明白如果我还剩下十年的创作生命，现在的我便得慎重地思考如何写，如何写才可能有新的突破这些问题?
（2）
散文的节奏感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题目：文学的音乐性底考虑。现代白话文的特色是文白交错，结合西方语法与古文秩序，里头可以有古谚与俚语，长句短句参差为用，虚字与实字词法可以换置，再加上标点的妥贴安排，散文可以像一阕交响乐，充满了感人与撼人的律动。也斯（梁秉钧）写过一篇〈石的呼吸〉，写人在船上海上的经验：
爬上小艇又爬下小艇。晃动、摆荡、巅簸。小艇向下沉，下沉，水淹过艇 边，人也下沉。惊叫、大笑，卟卟的气泡，溅水的声音。湿淋淋的人爬上船。喘息。渔船也微微颤栗了。在那边，岩石板着脸孔，海浪却一下一下的去撩拨它。
语汇的复沓再奏，标点的顿挫，令人屏息的简短片语，使文字节奏底调频成为技术上的可能。用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即使在“下沉”、“惊叫”、“大笑”等词语后面，也斯都拒用惊叹号（！）。
理由很简单，如果句子的意涵或语义本身蕴蓄了惊叹的能量，加上惊叹号是多余的蛇足；如果句子不具备惊叹的力量，则外加的惊叹号便虚空不着。国内好些写作人，当中也包括资深作家，动辄以惊叹号来加强语势，恐怕于散文有弊而无利。我们的作家对“的了呢吗”的撷用普遍轻忽，什么时候该用“的”，什么地方该用“底”亦不加深究，“呢”字后面不问根由一律加个问号（？），这些语文的小疵，标点的滥用，往往使一篇本来还可观的散文失去神采。
（3）
我提到语汇的重复再现，散文家在这方面是自觉的，用心的，叶珊的〈自然的悸动〉第二段：
我们不必叹息。我们出去：用微笑，坦然把胸怀对着大地，对着自然，鸟啭，鱼喋，树叶如何沙沙摇动，水流如何悠悠逝去。就是这些，这些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拭干了泪，抬头看云彩在高大的树干间游动。我们要认识这世界，不是让世界来认识我们。
一个段落里头用了6 次“我们”，而读者并不觉得累赘，因为作者考量的正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焦点都聚在“我们”上面。如果用音乐的角度来解析，“我们”像主模题（motif），萦绕不去，正是作者内心深处底焦虑。
（4）
散文讲究情韵、氛围，夏济安则说“对文字敏感”。情韵是诗与文联姻出现的情致与韵味，氛围是笼罩整篇作品的“气”。“气韵生动”不仅是山水画才出现的问题，也是散文要注意的环节。 近人陈子善先生千方百计找到了张爱玲的旧作〈秋雨〉，是张氏高中二时期写成的习作，宝贵的出土文物，对于张爱玲来说，这只能算是她个人创作生涯的牛刀小试，且看文章开首的几句：
雨，像银灰色粘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
透过生动的意象，恰切的比喻，我们体会到少年张爱玲的文章情趣韵味。也许我们可以把前面一行的“秋天的雨，像银灰色……”，或干脆把题目也写进去“秋雨，像银灰色……”，但句子后半部既已交代了“整个秋的世界”，无论改成“秋雨”抑是“秋天的雨”都是在画蛇添足。这里还关系到前面提到的“气”，必须以兀然的单字“雨”，衬之以接踵而至的多个长句，才能凸出雨这主体，和连绵不绝，既轻盈又沉甸的云雾与水气综合起来的感觉。
（5）
散文既是性灵之抒写，感兴之腾跃，便不能墨守陈规，永远写些四平八稳的句子，自我设限，自戴镣铐。如何才能做到自然不羁（这里带点“从心所欲不矩”的意味），还得看作者有没有足够的胆色与才气，纵横恣肆，作出突破。金圣叹眉批他人典籍文章，斗然拔起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起首，与《水浒传》一点关系也没有，但他却能从容地绕了个圈子回来，渲染地点出题旨。方娥真的〈凤城道上〉起首一句“爱花钱的情绪又来了！”有出人意表的效果，另一篇〈落第〉的首段只有一句：
我要去受伤了。
这样的句子可谓突兀，悬疑兼而有之。聂华苓替叶珊散文集写序，起首第一段只有五个字：“久久的沉默，然后才带出叮叮当当的意大利音乐盒。
翻读刚面世的《赤道形声》，钟怡雯的〈芝麻开门〉首句是“我的钥匙逃走了”把读者唬了一跳；另一篇〈节奏〉首段：“接到一封信。一封长信，足足写满6 张航空信纸。不是什么浪漫的情书，它的内容是教导我如何过马路，以及怎么放慢速度过生活。”信的内容竟是教人如何过马路及减速过活，真有点匪夷所思，这就抓紧读者要读下去的注意力。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谚语大致是正确的，接下来的一半是如何维持文章内在的强度，或创造语言的新表现，或重组文句章法形构新形式，但要做到自然妥贴，不见斧凿痕，又能涉第成趣，实在不易。这方面余光中、杨牧、张晓风、许达然的成果斐然可观。《赤道形声》的散文部份收录了辛金顺的〈江山有待〉有这样跌宕有致的佳句：“1986年，我带着两袖书卷的朝气，远征百里外我们仍未识面的野镇，山青青水隐隐，一路上有好风好雨相送。我坐在长途公车临窗的座位，兴致勃勃的仿佛赶赴一场人生的盛会。而历史就在风雨的歇口处等我，20岁后，等我去击节拍歌。”如果我是辛金顺，我可能把“识面”改为“谋面”，“击节拍歌”改写成“击节鸣鼓”，这是词句音节的见仁见智，整句看来即使不改动效果仍佳。
陈大为的〈从鬼〉首段已不落俗套：“多年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透过一本又一本的词典，来认识不断膨胀的世界。”接下来是童年时代的情节交待：
儿童节那天，同学们起意决定考考我，先是金木水火土，再来是鹿鸟虫鱼鼠，最后是零星的几部，他们赫然发现－－我解释得最精彩的是鬼部。钜细靡遗，好比一只野鬼在介绍同类的迷离身世，语气里隐隐有青烟交织。
从部首找字不啻是文化寻根，对中国象形文字的迷执是文化原乡的坚持。由于全文首尾呼应得好，另一半的成功才能臻至。
林春美写〈葬〉，她的心愿是“让我生前五湖四海，走遍炊烟可及的地带，死后落叶归根，回到我立身安命的所在。”她不需要“镶着金边牡丹的樽”，只希望骨灰埋在5 个不同的地方。笔路开展，追索的是自己的地理与血缘谱系，最末一行收束得巧妙。
最后的五分之一，我暂时保密。最后的五分之一，我留待未来去寻觅。 “一”、“密”、“一”、“觅”四字均仄，押的是险韵，短促收藏，不容听众或读者置疑说否，再对照前面所引的句子“地带”与“所在”韵脚谐和，看得出来林春美在声韵学方面下过功夫。
（6）
与散文谈心，愉快无比；与初恋情人的悄悄话，总是欲说还休，意犹未尽。我还会就散文吐露心情心事，本文不是完结篇。
温任平
（1）
这些日子写了不少议论文字，篇幅介于两、三千字，著力点在于文学史的反思，定位以及其间文学主义或思潮的激荡所酿发的种种现象，偶而也谈当前诗的发展状况，就是只字不提散文。奇怪的是，我一直不愿动笔去碰触的散文，却偏偏是我的萦心之念。这种情形，在初恋阶段的我曾经发生过，由于偶像的神圣性，不容亵渎，我在初恋情人面前总是结结巴巴，词不达意，甚至手足失措的。我和散文的关系，既爱之又惧之，颇似我的初恋心情。
我于20年前写了〈用火光照亮那一叠书简〉与〈城陷之后〉等篇，便束笔不碰“散文”这文类。这儿的“散文”是较狭义的叙事、抒情的性灵小品或感兴工作。我曾在一个公开演讲的场合对着听众说，如果我能继《黄皮肤的月亮》之后，再多写一部散文集虽死无憾。我是认真的，我曾经在《黄皮肤的月亮》作过好些语言、技巧、形式的试验，甘苦自知。我也明白如果我还剩下十年的创作生命，现在的我便得慎重地思考如何写，如何写才可能有新的突破这些问题?
（2）
散文的节奏感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题目：文学的音乐性底考虑。现代白话文的特色是文白交错，结合西方语法与古文秩序，里头可以有古谚与俚语，长句短句参差为用，虚字与实字词法可以换置，再加上标点的妥贴安排，散文可以像一阕交响乐，充满了感人与撼人的律动。也斯（梁秉钧）写过一篇〈石的呼吸〉，写人在船上海上的经验：
爬上小艇又爬下小艇。晃动、摆荡、巅簸。小艇向下沉，下沉，水淹过艇 边，人也下沉。惊叫、大笑，卟卟的气泡，溅水的声音。湿淋淋的人爬上船。喘息。渔船也微微颤栗了。在那边，岩石板着脸孔，海浪却一下一下的去撩拨它。
语汇的复沓再奏，标点的顿挫，令人屏息的简短片语，使文字节奏底调频成为技术上的可能。用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即使在“下沉”、“惊叫”、“大笑”等词语后面，也斯都拒用惊叹号（！）。
理由很简单，如果句子的意涵或语义本身蕴蓄了惊叹的能量，加上惊叹号是多余的蛇足；如果句子不具备惊叹的力量，则外加的惊叹号便虚空不着。国内好些写作人，当中也包括资深作家，动辄以惊叹号来加强语势，恐怕于散文有弊而无利。我们的作家对“的了呢吗”的撷用普遍轻忽，什么时候该用“的”，什么地方该用“底”亦不加深究，“呢”字后面不问根由一律加个问号（？），这些语文的小疵，标点的滥用，往往使一篇本来还可观的散文失去神采。
（3）
我提到语汇的重复再现，散文家在这方面是自觉的，用心的，叶珊的〈自然的悸动〉第二段：
我们不必叹息。我们出去：用微笑，坦然把胸怀对着大地，对着自然，鸟啭，鱼喋，树叶如何沙沙摇动，水流如何悠悠逝去。就是这些，这些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拭干了泪，抬头看云彩在高大的树干间游动。我们要认识这世界，不是让世界来认识我们。
一个段落里头用了6 次“我们”，而读者并不觉得累赘，因为作者考量的正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焦点都聚在“我们”上面。如果用音乐的角度来解析，“我们”像主模题（motif），萦绕不去，正是作者内心深处底焦虑。
（4）
散文讲究情韵、氛围，夏济安则说“对文字敏感”。情韵是诗与文联姻出现的情致与韵味，氛围是笼罩整篇作品的“气”。“气韵生动”不仅是山水画才出现的问题，也是散文要注意的环节。 近人陈子善先生千方百计找到了张爱玲的旧作〈秋雨〉，是张氏高中二时期写成的习作，宝贵的出土文物，对于张爱玲来说，这只能算是她个人创作生涯的牛刀小试，且看文章开首的几句：
雨，像银灰色粘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
透过生动的意象，恰切的比喻，我们体会到少年张爱玲的文章情趣韵味。也许我们可以把前面一行的“秋天的雨，像银灰色……”，或干脆把题目也写进去“秋雨，像银灰色……”，但句子后半部既已交代了“整个秋的世界”，无论改成“秋雨”抑是“秋天的雨”都是在画蛇添足。这里还关系到前面提到的“气”，必须以兀然的单字“雨”，衬之以接踵而至的多个长句，才能凸出雨这主体，和连绵不绝，既轻盈又沉甸的云雾与水气综合起来的感觉。
（5）
散文既是性灵之抒写，感兴之腾跃，便不能墨守陈规，永远写些四平八稳的句子，自我设限，自戴镣铐。如何才能做到自然不羁（这里带点“从心所欲不矩”的意味），还得看作者有没有足够的胆色与才气，纵横恣肆，作出突破。金圣叹眉批他人典籍文章，斗然拔起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起首，与《水浒传》一点关系也没有，但他却能从容地绕了个圈子回来，渲染地点出题旨。方娥真的〈凤城道上〉起首一句“爱花钱的情绪又来了！”有出人意表的效果，另一篇〈落第〉的首段只有一句：
我要去受伤了。
这样的句子可谓突兀，悬疑兼而有之。聂华苓替叶珊散文集写序，起首第一段只有五个字：“久久的沉默，然后才带出叮叮当当的意大利音乐盒。
翻读刚面世的《赤道形声》，钟怡雯的〈芝麻开门〉首句是“我的钥匙逃走了”把读者唬了一跳；另一篇〈节奏〉首段：“接到一封信。一封长信，足足写满6 张航空信纸。不是什么浪漫的情书，它的内容是教导我如何过马路，以及怎么放慢速度过生活。”信的内容竟是教人如何过马路及减速过活，真有点匪夷所思，这就抓紧读者要读下去的注意力。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谚语大致是正确的，接下来的一半是如何维持文章内在的强度，或创造语言的新表现，或重组文句章法形构新形式，但要做到自然妥贴，不见斧凿痕，又能涉第成趣，实在不易。这方面余光中、杨牧、张晓风、许达然的成果斐然可观。《赤道形声》的散文部份收录了辛金顺的〈江山有待〉有这样跌宕有致的佳句：“1986年，我带着两袖书卷的朝气，远征百里外我们仍未识面的野镇，山青青水隐隐，一路上有好风好雨相送。我坐在长途公车临窗的座位，兴致勃勃的仿佛赶赴一场人生的盛会。而历史就在风雨的歇口处等我，20岁后，等我去击节拍歌。”如果我是辛金顺，我可能把“识面”改为“谋面”，“击节拍歌”改写成“击节鸣鼓”，这是词句音节的见仁见智，整句看来即使不改动效果仍佳。
陈大为的〈从鬼〉首段已不落俗套：“多年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透过一本又一本的词典，来认识不断膨胀的世界。”接下来是童年时代的情节交待：
儿童节那天，同学们起意决定考考我，先是金木水火土，再来是鹿鸟虫鱼鼠，最后是零星的几部，他们赫然发现－－我解释得最精彩的是鬼部。钜细靡遗，好比一只野鬼在介绍同类的迷离身世，语气里隐隐有青烟交织。
从部首找字不啻是文化寻根，对中国象形文字的迷执是文化原乡的坚持。由于全文首尾呼应得好，另一半的成功才能臻至。
林春美写〈葬〉，她的心愿是“让我生前五湖四海，走遍炊烟可及的地带，死后落叶归根，回到我立身安命的所在。”她不需要“镶着金边牡丹的樽”，只希望骨灰埋在5 个不同的地方。笔路开展，追索的是自己的地理与血缘谱系，最末一行收束得巧妙。
最后的五分之一，我暂时保密。最后的五分之一，我留待未来去寻觅。 “一”、“密”、“一”、“觅”四字均仄，押的是险韵，短促收藏，不容听众或读者置疑说否，再对照前面所引的句子“地带”与“所在”韵脚谐和，看得出来林春美在声韵学方面下过功夫。
（6）
与散文谈心，愉快无比；与初恋情人的悄悄话，总是欲说还休，意犹未尽。我还会就散文吐露心情心事，本文不是完结篇。
在现代与后现代的 回廊上沉思
在现代与后现代的回廊上沉思
温任平
文学观点/8-8-2000
文学风格的嬗递，令人眼花缭乱，非小说（non fiction）， 后现代，女性主义书写、痞子文学、另类文学，名目甚繁，于世界各地的中文书市场冒起，虽然还不是雨后春笋那样的架势，但那股沛沛然的年轻潜力，稍为关注文学生态的人士都可以感知出来。
非小说已经有近五十年的历史，现在的非小说已经面目全非，当年罗布·格力叶那种形式，现在看来已嫌“落伍”。后设小说（meta fiction），夹议夹叙，纪实虚构，兼而有之，是今日才子才女醉心的表现方式。
晚近还多了一项新闻小说，张大春是其始作俑者，把当天发生的某社会事件，某重要人物的言行，以小说形式予以戏剧化，可庄可谐，可讽可谏，据说相当为读者受落。
至于后现代，玩文字与形式的游戏，解构这个，颠覆那个，标新立异，尖新出奇，试举夏宇的〈在阵雨之间〉为例：
我正孤独通过自己行星上的旷野我正
孤独通过自己行星上的旷野我正孤独
通过自己行星上的旷野我正孤独通过
自己行星上的旷野我正孤独通过自己
行星上的旷野我正孤独通过自己行星
上的旷野
旷野
正孤独
我正孤独通过
意符不断重复，又允许别的方式串连，造成意符对自身的反讽。这当然还不是最绝的，有些拼贴（collage） 出来的诗，与厕所里头的分行涂鸦差别不大，使人联想到一把拖帚下面绑几个铁罐子往墙角一靠即“自身俱足”的后现代造型艺术。
对于熟悉西方high modernism的内行人来说，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是早已有了《犀牛》、《椅子》、《秃头女高音》和《等待果陀》吗？如果用荒谬的程度来衡量，Eugene Inesco与Samuel Backett 的作品在20世纪中叶出现，绝对是超越了他们那个时代，而与今日的后现代若合符节。
对一个实践中的作家/诗人而言，赶时髦只暴露自己的急功近利，甚或缺乏自信。写作总是有所思有所感因此也就有话要说，至于说的方式和技巧牵涉到美学方面的考虑，而在还没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甚至连“主义”这个名称都还没出现之前，我们已经有了诗经楚辞。《红楼梦》一点也不后现代，但完全无损它在中国文学超经典的地位。
有人说现代主义反映的是工业社会，后现代反映的是后工业文明，这大概是对的。我们要留意的是时差（time lag） 问题。据意识流大家伍尔芙夫人说，现代主义始于1910年年杪，比胡适之于《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早了9年，那时中国还没有白话文学。伊赫·哈山载称后现代主义始于1939 年秋，那时中国面对内忧外侮：国共斗争、日军侵略，那当儿中国文坛只有国防文学和革命文学。当然大马文坛又要比中国文坛在起步方面落后了一截。
张锦忠曾在文章里，两度提到马华文坛没有high modernism，这是很敏锐的视察，如果我们同意他的说法，那么马华文坛的现代主义还有好一段路要走，才能去到（或接近）巅峰。 有时想想70年代在大马推广现代文学的一群，今日创作仍健者，寥寥可数，心中怵然。陈政欣（绿浪）、何乃健、沙河、方娥真、萧艾、李宗舜、叶啸、李忆、陈蝶、陈强华、殷建波……，要数上20个名字都不容易，除非6、7字辈的文学新锐也加进来，否则说句笑话，现代主义无论从主客观条件来看都不太可能high起来。真相往往令人沮丧至少是不安的。
写了这许多，是要说明我们的现代主义根基仍不够深厚，要作后现代的腾跃摔跌的机率甚至碰到一鼻子灰的可能性颇高。马华文学的现代主义是否无需经历high modernism的洗礼，而能一步跨入后现代，只有实际的创作成果才可提供答案。我不是一个悲观论者，更不是文学上的保守主义份子，我相信转益多师。
照我看，现代主义作家仍需扎根筑底，有阅读外文能力的作家宜乎亲炙乔埃斯、艾略特以降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台两地的现代主义表现由于是以中文书写，研读起来自然少了一层隔膜。不过传统对我们之所以有用，不在于因制模仿，而在于入而能出，踵事增华，这样才可能近一步提升现代文学的整体素质与表现。我强调“整体”，因为我们现代小说仍嫌粗糙，现代散文也只有3、5人在经营，表现得最好的还是现代诗。这种参差不齐的发展，无需讳言，当然是不健全的。伫立在现代与后现代的回廊上，我们不妨花些时间作些反顾与沉思。
温任平
文学观点/8-8-2000
文学风格的嬗递，令人眼花缭乱，非小说（non fiction）， 后现代，女性主义书写、痞子文学、另类文学，名目甚繁，于世界各地的中文书市场冒起，虽然还不是雨后春笋那样的架势，但那股沛沛然的年轻潜力，稍为关注文学生态的人士都可以感知出来。
非小说已经有近五十年的历史，现在的非小说已经面目全非，当年罗布·格力叶那种形式，现在看来已嫌“落伍”。后设小说（meta fiction），夹议夹叙，纪实虚构，兼而有之，是今日才子才女醉心的表现方式。
晚近还多了一项新闻小说，张大春是其始作俑者，把当天发生的某社会事件，某重要人物的言行，以小说形式予以戏剧化，可庄可谐，可讽可谏，据说相当为读者受落。
至于后现代，玩文字与形式的游戏，解构这个，颠覆那个，标新立异，尖新出奇，试举夏宇的〈在阵雨之间〉为例：
我正孤独通过自己行星上的旷野我正
孤独通过自己行星上的旷野我正孤独
通过自己行星上的旷野我正孤独通过
自己行星上的旷野我正孤独通过自己
行星上的旷野我正孤独通过自己行星
上的旷野
旷野
正孤独
我正孤独通过
意符不断重复，又允许别的方式串连，造成意符对自身的反讽。这当然还不是最绝的，有些拼贴（collage） 出来的诗，与厕所里头的分行涂鸦差别不大，使人联想到一把拖帚下面绑几个铁罐子往墙角一靠即“自身俱足”的后现代造型艺术。
对于熟悉西方high modernism的内行人来说，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是早已有了《犀牛》、《椅子》、《秃头女高音》和《等待果陀》吗？如果用荒谬的程度来衡量，Eugene Inesco与Samuel Backett 的作品在20世纪中叶出现，绝对是超越了他们那个时代，而与今日的后现代若合符节。
对一个实践中的作家/诗人而言，赶时髦只暴露自己的急功近利，甚或缺乏自信。写作总是有所思有所感因此也就有话要说，至于说的方式和技巧牵涉到美学方面的考虑，而在还没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甚至连“主义”这个名称都还没出现之前，我们已经有了诗经楚辞。《红楼梦》一点也不后现代，但完全无损它在中国文学超经典的地位。
有人说现代主义反映的是工业社会，后现代反映的是后工业文明，这大概是对的。我们要留意的是时差（time lag） 问题。据意识流大家伍尔芙夫人说，现代主义始于1910年年杪，比胡适之于《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早了9年，那时中国还没有白话文学。伊赫·哈山载称后现代主义始于1939 年秋，那时中国面对内忧外侮：国共斗争、日军侵略，那当儿中国文坛只有国防文学和革命文学。当然大马文坛又要比中国文坛在起步方面落后了一截。
张锦忠曾在文章里，两度提到马华文坛没有high modernism，这是很敏锐的视察，如果我们同意他的说法，那么马华文坛的现代主义还有好一段路要走，才能去到（或接近）巅峰。 有时想想70年代在大马推广现代文学的一群，今日创作仍健者，寥寥可数，心中怵然。陈政欣（绿浪）、何乃健、沙河、方娥真、萧艾、李宗舜、叶啸、李忆、陈蝶、陈强华、殷建波……，要数上20个名字都不容易，除非6、7字辈的文学新锐也加进来，否则说句笑话，现代主义无论从主客观条件来看都不太可能high起来。真相往往令人沮丧至少是不安的。
写了这许多，是要说明我们的现代主义根基仍不够深厚，要作后现代的腾跃摔跌的机率甚至碰到一鼻子灰的可能性颇高。马华文学的现代主义是否无需经历high modernism的洗礼，而能一步跨入后现代，只有实际的创作成果才可提供答案。我不是一个悲观论者，更不是文学上的保守主义份子，我相信转益多师。
照我看，现代主义作家仍需扎根筑底，有阅读外文能力的作家宜乎亲炙乔埃斯、艾略特以降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台两地的现代主义表现由于是以中文书写，研读起来自然少了一层隔膜。不过传统对我们之所以有用，不在于因制模仿，而在于入而能出，踵事增华，这样才可能近一步提升现代文学的整体素质与表现。我强调“整体”，因为我们现代小说仍嫌粗糙，现代散文也只有3、5人在经营，表现得最好的还是现代诗。这种参差不齐的发展，无需讳言，当然是不健全的。伫立在现代与后现代的回廊上，我们不妨花些时间作些反顾与沉思。
文学议题化
文学议题化
<静中听雷>2000/08/06
温任平
文学园地提供的是三菜一汤的例餐，这三个菜是诗、散文、小说，不一定润喉润肺的汤是文学评论。当然这里头也可以出现散文诗，或近乎诗的散文，甚或散文与小说难辨的雌雄体，但三菜一汤的“体制”基本上不变。
这种50年不变的格局，就我看始终是要变的。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一些声音会选择文学的渠道表达出来。於是乎我们在文学园地读到了立百病毒、广东义山等事件的反映。换言之，时事进入文学的场域，社会现象通过文学处理得以反映，当然，怎样化朝尸烂报的新闻为永恒持久的人性主题是面对作者的最大挑战。
是的，三菜一汤的“纯文学格局”是在蜕变中。文学园地开始讲究包装，这包装应该有别於过去那种既轻又薄的所谓美工设计∶这儿替一首诗画细框，那儿贴一丛花花叶叶为报屁股补白的旧式编排已经不够in了。文学版面会出现插画，会以色调轻重突出作品，某些标题可以放得很大（广告部的人会说那是浪费版位那种大），字粒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囿限於宋体楷书黑方，能加强视觉效果的其他字型都派上用场。
以上所述的变革，其实是外表形式的变，像食物的诉诸美感，所谓“色香味俱全”，美感即是烹饪学的“色”，文学版不仅要编得悦目，更要编得醒目。
不过，更重要的变革仍是内容／意涵的变，那就是文学的议题化倾向。前面所说的把时事带进文学，如果焦点集中，便可辐凑成一重要议题，断简零篇式蜻蜓点水式的呈现还不足以言议题化。
何谓议题(issue)？ 经济风暴是议题，全国大选是议题，摇头丸是议题，霾害也是议题，这些议题虽然表面看来与文学无关，却可构成文学作品的血肉。当然，文学的定位，文学史的纂写，文学思潮的辩诘，文学生态的变化消长，从断奶到经典的讨论，都是重要议题，而且是关系到文学本体的议题。
70年代在台湾文坛掀起的现代诗论争，乡土文学的激辩，是中国时报这副刊主编高信疆舍三菜一汤的老格调，先後推出来的热腾腾的生锅与炙人舌苔的蒙古烤肉，他成功地把文学议题变成文化课题。高信疆被杜南发称为“纸上风云第一人”实非过誉。理想的文学组稿，不仅能吸引到文学读者，也要能吸引到文化研究者，社会学者的关注。文学议题化是文学与社会互动、挂钩之道，当然做得过火了，就可能把文学变成propaganda，陷入泛政治化的窠臼。过犹不及，这是作者与编者都得留意的。
<静中听雷>2000/08/06
温任平
文学园地提供的是三菜一汤的例餐，这三个菜是诗、散文、小说，不一定润喉润肺的汤是文学评论。当然这里头也可以出现散文诗，或近乎诗的散文，甚或散文与小说难辨的雌雄体，但三菜一汤的“体制”基本上不变。
这种50年不变的格局，就我看始终是要变的。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一些声音会选择文学的渠道表达出来。於是乎我们在文学园地读到了立百病毒、广东义山等事件的反映。换言之，时事进入文学的场域，社会现象通过文学处理得以反映，当然，怎样化朝尸烂报的新闻为永恒持久的人性主题是面对作者的最大挑战。
是的，三菜一汤的“纯文学格局”是在蜕变中。文学园地开始讲究包装，这包装应该有别於过去那种既轻又薄的所谓美工设计∶这儿替一首诗画细框，那儿贴一丛花花叶叶为报屁股补白的旧式编排已经不够in了。文学版面会出现插画，会以色调轻重突出作品，某些标题可以放得很大（广告部的人会说那是浪费版位那种大），字粒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囿限於宋体楷书黑方，能加强视觉效果的其他字型都派上用场。
以上所述的变革，其实是外表形式的变，像食物的诉诸美感，所谓“色香味俱全”，美感即是烹饪学的“色”，文学版不仅要编得悦目，更要编得醒目。
不过，更重要的变革仍是内容／意涵的变，那就是文学的议题化倾向。前面所说的把时事带进文学，如果焦点集中，便可辐凑成一重要议题，断简零篇式蜻蜓点水式的呈现还不足以言议题化。
何谓议题(issue)？ 经济风暴是议题，全国大选是议题，摇头丸是议题，霾害也是议题，这些议题虽然表面看来与文学无关，却可构成文学作品的血肉。当然，文学的定位，文学史的纂写，文学思潮的辩诘，文学生态的变化消长，从断奶到经典的讨论，都是重要议题，而且是关系到文学本体的议题。
70年代在台湾文坛掀起的现代诗论争，乡土文学的激辩，是中国时报这副刊主编高信疆舍三菜一汤的老格调，先後推出来的热腾腾的生锅与炙人舌苔的蒙古烤肉，他成功地把文学议题变成文化课题。高信疆被杜南发称为“纸上风云第一人”实非过誉。理想的文学组稿，不仅能吸引到文学读者，也要能吸引到文化研究者，社会学者的关注。文学议题化是文学与社会互动、挂钩之道，当然做得过火了，就可能把文学变成propaganda，陷入泛政治化的窠臼。过犹不及，这是作者与编者都得留意的。
馬華第一首現代詩與典律建構
馬華第一首現代詩與典律建構
溫任平
1997年留台聯總主辦的研討會，除了黃錦樹批評方北方掀起軒然大波外，馬大陳應德的〈從馬華文壇的第一首現代詩談起〉，質疑筆者1978年的另一篇研討會論文〈馬華現代文學的意義和未來發展〉的一項觀察，亦引起爭論。我在文章提出馬華現代文學大約崛起於1959年，因為那年的3月5日白垚發表第一首現代詩〈麻河靜立〉，關於〈麻河靜立〉的歷史地位，我引艾文、周喚的書信為佐證。陳的看法與筆者大異。
陳應德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戰前馬華文學，他找到更早期的馬華“現代詩”：滔流的〈保衛華南〉：“保衛／我們的華南！／九龍江！／韓江！早就咆哮了……”（1937），另一首是鐵戈的〈在旗下〉：“每天，／每天／我在旗下／跑……路啊／那麼崎嶇！”陳應德的評語是：“唸起來，沉重有力，猶如鼓聲一樣，非常適合表達那種爆炸性的革命熱情。”陳認為鐵戈受到蘇聯詩人Vladimir Mayakovski的影響，有未來主義傾向，是“現代詩”，筆者認為上述作品均屬口號詩，來自台灣的李瑞騰教授直截了當的說“那只是吶喊。”滔流的詩以中國為背景，馬華的第一首現代詩總該以馬來亞為背景吧。
陳的論文提到另一首“現代詩”是雷三車的〈鐵船的腳跛了〉，雖非口號或吶喊，但詩的比喻失當，只有傅尚皋的〈夏天〉是象征主義詩。據方修的研索，〈夏天〉大約發表於1934-35年之間，陳應德認為“這才是到目前為止，我們能夠找到的第一首現代詩。”不過象征主義不等于現代主義，中國詩壇是先出現李金髮的象征詩才發展到戴望舒的現代詩。（參閱弦《中國新詩研究》，洪範，1981），我在會場與陳力辯，互不相讓，主持人張錦忠下令與會者只能發言兩分鐘，李瑞騰出來發表意見，張提醒他只能詢問或議論與第一首現代詩無關的課題，李愕然，我提出抗議，主持人說：“This is the rule of the game.”（這是遊戲規則）。會議過後，我在《星洲日報》的專欄《書信論學》發表〈與陳應德談“第一首現代詩”〉（28/12/97），說明我的觀點，繼續辯爭。
滔流等人的作品並非現代詩，至於傅尚皋的〈夏天〉與威北華的〈石獅子〉（1952）的象征詩，都是孤立的個案，它們如流星一閃而過，沒有後續的力量，不像1959年的〈麻河靜立〉，刊載之後進入60年代，笛宇、喬靜、周喚、冷燕秋、王潤華、淡瑩、林綠、艾文、蕭艾、憂草、黃懷雲、葉曼沙諸人繼起，蔚然成風。錢歌川、王潤華、葉逢生、于蓬等人譯介歐美現代主義理論與作品，亦使現代主義蘊足了“運動”（campaign）的力量，而不是浮光掠影的現象。60年代初，新馬尚未分家，新加坡的牧羚奴、英培安、謝清與五月詩社諸子接前人的棒子，我與溫瑞安、方娥真領導的天狼星詩社在馬來半島接喬靜、笛宇、冷燕秋諸人的火炬。運動是個“連續體”（continum），一以貫之，有其滾雪球效應，至於滾雪球在運作過程中如何變異，那是另一種狀態與層次。
無論傅尚皋、威北華都無法掀起持之以恆的運動浪潮，連陳應德也承認“威北華不曾發表任何文論來提倡現代主義”，傅的一首〈夏天〉只是孤立的文學現象。1934年溫梓川、楊實君、吳逸凡編的《檳城新報．詩草》副刊，刊登象徵詩，也即是方修批貶的“形式主義”、“文學逆流”（1971），但這種奇峰突起的詩風改革，無法成氣候，因為中國面對日本的侵略，象徵派被鐵抗稱為“惡魔派”（1940/9），愛國主義文學、抗日救亡文學淹沒了一切，包括剛剛萌芽的現代主義，《詩草》不久宣告停刊。
陳的批評，提高了我的警覺，在我的公開信中，我對1978年那篇論文改寫修正如後：
“馬華現代文學大約崛起於1959年，雖然周喚、艾文與我本人都覺得白垚在1959年3月5日發表的〈麻河靜立〉可能是馬華詩壇的第一首現代詩，但它的歷史地位仍待驗証。不過馬華現代主義的興起是由一群包括白垚、周喚在內的詩人，通過《學生周報》、《蕉風》的鼓吹、實踐，在1959、1960年掀起現代主義風潮，這點推斷，應該是正確的。”
至於陳強調：“試圖尋找第一首現代詩，來斷定現代文學並不是正確的治學方法。”這判斷值得商榷。很多學者都認定魯迅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第一篇白話寫成的短篇小說”，但夏志清在《新文學的傳統》（頁123-136）指出陳衡哲的〈一日〉才是第一個白話短篇。尋找源頭（第一篇、第一首），是每個治史的人都在作的努力。
研討會還有一篇具爭論性的論文：張錦忠的〈典律與馬華文學論述〉。張認同黃錦樹的看法：“溫任平的典律建構其實和方修的《大系》具有同樣的性質，仍然是某種文學史觀下的產物。”天狼星詩在1974年出版《大馬詩選》、78年出版《大馬新銳詩選》、79年又出版《天狼星詩選》，原來是文學典律（Literary Canon）建構，我當時還不知道呢。張錦忠的另一項觀察：“六、七十年代的馬華文學系統，是一個雙中心的文學建制──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並立當道，同位主流。”卻與事實不符。
馬大的鄭良樹於1979年接受謝川成的訪問，對馬華現代文學的前景表示“並不令人感到樂觀”，同年宋子衡的筆談回應更是負面，他指出“現代文學並未受到普遍推動……現有的兩個現代文學據點──《蕉風月刊》和天狼星詩社──是不夠的。”六、七十年代馬華現實主義當陽稱尊是實際情況，現代派在那時期只能在《學報》、《蕉風》搞“邊緣顛覆”，孰強孰弱，至為明顯。一直要到80年代，所謂雙中心的文學系統才出現。筆者在《書信論學》欄發表〈與張錦忠談典律建構〉，張沒有回應。這一役只有各自表述而無辯爭，不像“馬華第一首現代詩”，火爆麻辣。10年之後的今天返顧，這種意見的交換，對一些歷史真相的還原，不無裨助。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01／06／2008
溫任平
1997年留台聯總主辦的研討會，除了黃錦樹批評方北方掀起軒然大波外，馬大陳應德的〈從馬華文壇的第一首現代詩談起〉，質疑筆者1978年的另一篇研討會論文〈馬華現代文學的意義和未來發展〉的一項觀察，亦引起爭論。我在文章提出馬華現代文學大約崛起於1959年，因為那年的3月5日白垚發表第一首現代詩〈麻河靜立〉，關於〈麻河靜立〉的歷史地位，我引艾文、周喚的書信為佐證。陳的看法與筆者大異。
陳應德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戰前馬華文學，他找到更早期的馬華“現代詩”：滔流的〈保衛華南〉：“保衛／我們的華南！／九龍江！／韓江！早就咆哮了……”（1937），另一首是鐵戈的〈在旗下〉：“每天，／每天／我在旗下／跑……路啊／那麼崎嶇！”陳應德的評語是：“唸起來，沉重有力，猶如鼓聲一樣，非常適合表達那種爆炸性的革命熱情。”陳認為鐵戈受到蘇聯詩人Vladimir Mayakovski的影響，有未來主義傾向，是“現代詩”，筆者認為上述作品均屬口號詩，來自台灣的李瑞騰教授直截了當的說“那只是吶喊。”滔流的詩以中國為背景，馬華的第一首現代詩總該以馬來亞為背景吧。
陳的論文提到另一首“現代詩”是雷三車的〈鐵船的腳跛了〉，雖非口號或吶喊，但詩的比喻失當，只有傅尚皋的〈夏天〉是象征主義詩。據方修的研索，〈夏天〉大約發表於1934-35年之間，陳應德認為“這才是到目前為止，我們能夠找到的第一首現代詩。”不過象征主義不等于現代主義，中國詩壇是先出現李金髮的象征詩才發展到戴望舒的現代詩。（參閱弦《中國新詩研究》，洪範，1981），我在會場與陳力辯，互不相讓，主持人張錦忠下令與會者只能發言兩分鐘，李瑞騰出來發表意見，張提醒他只能詢問或議論與第一首現代詩無關的課題，李愕然，我提出抗議，主持人說：“This is the rule of the game.”（這是遊戲規則）。會議過後，我在《星洲日報》的專欄《書信論學》發表〈與陳應德談“第一首現代詩”〉（28/12/97），說明我的觀點，繼續辯爭。
滔流等人的作品並非現代詩，至於傅尚皋的〈夏天〉與威北華的〈石獅子〉（1952）的象征詩，都是孤立的個案，它們如流星一閃而過，沒有後續的力量，不像1959年的〈麻河靜立〉，刊載之後進入60年代，笛宇、喬靜、周喚、冷燕秋、王潤華、淡瑩、林綠、艾文、蕭艾、憂草、黃懷雲、葉曼沙諸人繼起，蔚然成風。錢歌川、王潤華、葉逢生、于蓬等人譯介歐美現代主義理論與作品，亦使現代主義蘊足了“運動”（campaign）的力量，而不是浮光掠影的現象。60年代初，新馬尚未分家，新加坡的牧羚奴、英培安、謝清與五月詩社諸子接前人的棒子，我與溫瑞安、方娥真領導的天狼星詩社在馬來半島接喬靜、笛宇、冷燕秋諸人的火炬。運動是個“連續體”（continum），一以貫之，有其滾雪球效應，至於滾雪球在運作過程中如何變異，那是另一種狀態與層次。
無論傅尚皋、威北華都無法掀起持之以恆的運動浪潮，連陳應德也承認“威北華不曾發表任何文論來提倡現代主義”，傅的一首〈夏天〉只是孤立的文學現象。1934年溫梓川、楊實君、吳逸凡編的《檳城新報．詩草》副刊，刊登象徵詩，也即是方修批貶的“形式主義”、“文學逆流”（1971），但這種奇峰突起的詩風改革，無法成氣候，因為中國面對日本的侵略，象徵派被鐵抗稱為“惡魔派”（1940/9），愛國主義文學、抗日救亡文學淹沒了一切，包括剛剛萌芽的現代主義，《詩草》不久宣告停刊。
陳的批評，提高了我的警覺，在我的公開信中，我對1978年那篇論文改寫修正如後：
“馬華現代文學大約崛起於1959年，雖然周喚、艾文與我本人都覺得白垚在1959年3月5日發表的〈麻河靜立〉可能是馬華詩壇的第一首現代詩，但它的歷史地位仍待驗証。不過馬華現代主義的興起是由一群包括白垚、周喚在內的詩人，通過《學生周報》、《蕉風》的鼓吹、實踐，在1959、1960年掀起現代主義風潮，這點推斷，應該是正確的。”
至於陳強調：“試圖尋找第一首現代詩，來斷定現代文學並不是正確的治學方法。”這判斷值得商榷。很多學者都認定魯迅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第一篇白話寫成的短篇小說”，但夏志清在《新文學的傳統》（頁123-136）指出陳衡哲的〈一日〉才是第一個白話短篇。尋找源頭（第一篇、第一首），是每個治史的人都在作的努力。
研討會還有一篇具爭論性的論文：張錦忠的〈典律與馬華文學論述〉。張認同黃錦樹的看法：“溫任平的典律建構其實和方修的《大系》具有同樣的性質，仍然是某種文學史觀下的產物。”天狼星詩在1974年出版《大馬詩選》、78年出版《大馬新銳詩選》、79年又出版《天狼星詩選》，原來是文學典律（Literary Canon）建構，我當時還不知道呢。張錦忠的另一項觀察：“六、七十年代的馬華文學系統，是一個雙中心的文學建制──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並立當道，同位主流。”卻與事實不符。
馬大的鄭良樹於1979年接受謝川成的訪問，對馬華現代文學的前景表示“並不令人感到樂觀”，同年宋子衡的筆談回應更是負面，他指出“現代文學並未受到普遍推動……現有的兩個現代文學據點──《蕉風月刊》和天狼星詩社──是不夠的。”六、七十年代馬華現實主義當陽稱尊是實際情況，現代派在那時期只能在《學報》、《蕉風》搞“邊緣顛覆”，孰強孰弱，至為明顯。一直要到80年代，所謂雙中心的文學系統才出現。筆者在《書信論學》欄發表〈與張錦忠談典律建構〉，張沒有回應。這一役只有各自表述而無辯爭，不像“馬華第一首現代詩”，火爆麻辣。10年之後的今天返顧，這種意見的交換，對一些歷史真相的還原，不無裨助。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01／06／2008
文壇地震：方北方面對嚴厲批評
文壇地震：方北方面對嚴厲批評
溫任平
經典缺席這議題沸沸揚揚了數載，其間有人企圖訴諸情緒，以各種筆名化身為現實主義強辯。有人把現實主義資深作家韋暈的封筆怪罪於現代主義對他的衝擊，甚至有人在韋暈於1996年6月逝世後，弄了一篇激情的〈有人很不屑：韋暈算老幾？〉的文稿，以煽情方式，企圖把文學論爭變成非理性的糾纏，追風捉影，博取同情。其實游兵散勇式的放冷箭，對釐清真相毫無裨助。現實主義面對災難性的打擊，來自黃錦樹於1997年11月《馬華文學的新解讀》研討會上提呈的論文〈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之獨特性〉。
以方北方一人代表馬華現實主義，當然有以偏概全之嫌。方北方是大馬華文作協的第一任主席，1946年寫成第一個長篇，著作25種，除了小說還出版了不少文論，宣揚其文學思想。1989年方北方獲頒第一屆馬華文學獎，其文學的標竿地位受到廣泛認同與肯定。他是現實主義的典型作家，其作品是現實主義的典型作品，微觀是宏觀的縮映，稍懂全息論的人都了解見微知著的道理。路璐璐質問：“黃錦樹讀過方北方的作品幾分之幾，才動筆……？”（1997/12）不把重點放在方北方的文論與小說是否有問題，而在枝節上饒舌。路璐璐不知何方神聖，從其隱瞞身分到不敢面對馬華現實主義是否在實踐上面對困境，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心虛。黃錦樹在小說方面只論方北方的“大河小說”，因為方氏1996年8月30日寫給黃的私函中表示他自己覺得《馬來亞三部曲》是他的代表作。從方北方自認為最滿意（代表作）的作品窺測其現實主義文學實踐的能耐，雖不中亦不遠矣。
《馬來亞三部曲》的前面兩部：《樹大根深》（1985）、《頭家門下》（1980），只有一個故事，勉強符合了小說必須有人物、情節的最起碼條件。其實類似《頭家門下》一類的作品，看書名大概已不難猜測小說內容寫的是甚麼，人物事件平面化，敘事者全知全能，無美學結構可言。第三部曲《花飄果墮》（1991）原題“五百萬人五百萬條心”，方北方連講故事也省略了，他把報章所載的各種政治、文化評論、華社在不同場合發表的宣言、備忘錄，作協成立大會的爭辯、文化大會提案、馬華公會簡史……全部照錄，使《花飄果墮》是部小說（？）成了“華社問題資料匯編”，而作者方北方居然認為“本書的內容既是反映華社深入困境的情形，更須借重文化知名人士所發表的政論。……小說是沒有固定表現的方式，在小說表現多樣化的今天，創新已是一種進步的潮流。”（《花飄果墮》後記，頁353）方氏沾沾自喜，還以自己在創新呢。小說有其形式結構，敘事技巧，美學考慮，《花飄果墮》徹底放逐了文學作品最基本的文學性（甭談藝術性），黃錦樹在〈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認為用甚麼“主題健康”、“思想正確”或其他堂皇的理由，如此糟蹋文學作為一種意義存在的尊嚴是“不可饒恕”的，“所謂的‘大河小說’，原來不過是一灘淤積泥沙、廢木、言論與意識型態廢棄物的死水之塘而已。”
黃錦樹論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不僅從作品中找到例證，更從方北方的文論《馬華文藝泛論》（1981）找到思想之根源。
“馬來西亞人當然寫馬來西亞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所以馬華作家的創作主流是繼承20年代的現實主義，而發揚批判現實主義，走積極的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向，從而鼓勵三大民族的和諧，促進人民的團結，發揮愛國主義的精神，為人類之美好的事業而努力。”
“作品的中心思想，既然與國家意識脫離不了關係，國家意識成了作品的風格。風格的成立，自然決定了作品的內容，從而也決定了作品的表現的形式。”
黃錦樹指出這是典型的“國家決定論”：“在這兩段異常教條的文字中，讀到的已不是文學理論，而是一種政治宣言，而且……是國陣立場的政治宣言”，“社會現實主義原有的左翼色彩和對國家機器的批判性消弭殆盡，甚至惡化為國家機器的代言人。”。黃指出方氏“一點也不現實──卻十分世故。”如果文學（任何流派）果如方北方所言：國家意識決定作品的風格、內容與形式，“我們看到的其實並非文學作品的構成過程，而毋寧是政治宣傳品的形成程序”，現實主義的社會性、積極性、批判性歸於零。現實主義如果淪為犬儒虛偽，追隨所謂國家意識，那麼所謂繼承20年代的批判性現實主義精神、沿襲魯迅的抗爭精神云云，豈非空口說大話，自欺欺人？馬華現實主義者言行相悖，創作實踐不遭遇瓶頸，難矣。
論文發表，不啻馬華文壇地震。葉嘯指稱黃在對話會上態度挑釁，語言苛刻。路璐璐指責黃向方氏與其家人借書而居然批貶當事人，有違道義。為老人家叫屈的文字，此起彼落。何啟良則認為黃錦樹對馬華現代主義（溫瑞安、王潤華、潘雨桐、楊升橋）與現實主義的嚴厲批評是“反道德的道德力量”（1998/1）。在人情道義方面，張景雲的看法最有見地：“在藝術∕學術∕思想界一貫都服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質言之，真理在焉，吾師就不得不讓位。”（蕉風1/2月號，1998）從孔子到孟荀，我們看到的是“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黃錦樹最為人詬病的是他言詞激烈，不留情面，回應他的人多不碰觀點的對錯只斥責其態度與用語。如實地說，雄踞馬華文壇70載的馬華現實主義，早就該有人給予當頭棒喝了。
棒喝不是為了打垮馬華現實主義，反之，吾人希望能出現像寫《兒子的大玩偶》的黃春明或寫《夜行貨車》的陳映真，這些實力派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綿密深邃，發人深省。馬華現實主義必須醒悟，如果他們還在蕭規曹隨，不思變革（理論與實踐），馬華現實主義可能真的會走向黃錦樹所言“技術及意識上的雙重破產”（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季刊第一期，1997）的不歸路。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18／05／2008
溫任平
經典缺席這議題沸沸揚揚了數載，其間有人企圖訴諸情緒，以各種筆名化身為現實主義強辯。有人把現實主義資深作家韋暈的封筆怪罪於現代主義對他的衝擊，甚至有人在韋暈於1996年6月逝世後，弄了一篇激情的〈有人很不屑：韋暈算老幾？〉的文稿，以煽情方式，企圖把文學論爭變成非理性的糾纏，追風捉影，博取同情。其實游兵散勇式的放冷箭，對釐清真相毫無裨助。現實主義面對災難性的打擊，來自黃錦樹於1997年11月《馬華文學的新解讀》研討會上提呈的論文〈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之獨特性〉。
以方北方一人代表馬華現實主義，當然有以偏概全之嫌。方北方是大馬華文作協的第一任主席，1946年寫成第一個長篇，著作25種，除了小說還出版了不少文論，宣揚其文學思想。1989年方北方獲頒第一屆馬華文學獎，其文學的標竿地位受到廣泛認同與肯定。他是現實主義的典型作家，其作品是現實主義的典型作品，微觀是宏觀的縮映，稍懂全息論的人都了解見微知著的道理。路璐璐質問：“黃錦樹讀過方北方的作品幾分之幾，才動筆……？”（1997/12）不把重點放在方北方的文論與小說是否有問題，而在枝節上饒舌。路璐璐不知何方神聖，從其隱瞞身分到不敢面對馬華現實主義是否在實踐上面對困境，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心虛。黃錦樹在小說方面只論方北方的“大河小說”，因為方氏1996年8月30日寫給黃的私函中表示他自己覺得《馬來亞三部曲》是他的代表作。從方北方自認為最滿意（代表作）的作品窺測其現實主義文學實踐的能耐，雖不中亦不遠矣。
《馬來亞三部曲》的前面兩部：《樹大根深》（1985）、《頭家門下》（1980），只有一個故事，勉強符合了小說必須有人物、情節的最起碼條件。其實類似《頭家門下》一類的作品，看書名大概已不難猜測小說內容寫的是甚麼，人物事件平面化，敘事者全知全能，無美學結構可言。第三部曲《花飄果墮》（1991）原題“五百萬人五百萬條心”，方北方連講故事也省略了，他把報章所載的各種政治、文化評論、華社在不同場合發表的宣言、備忘錄，作協成立大會的爭辯、文化大會提案、馬華公會簡史……全部照錄，使《花飄果墮》是部小說（？）成了“華社問題資料匯編”，而作者方北方居然認為“本書的內容既是反映華社深入困境的情形，更須借重文化知名人士所發表的政論。……小說是沒有固定表現的方式，在小說表現多樣化的今天，創新已是一種進步的潮流。”（《花飄果墮》後記，頁353）方氏沾沾自喜，還以自己在創新呢。小說有其形式結構，敘事技巧，美學考慮，《花飄果墮》徹底放逐了文學作品最基本的文學性（甭談藝術性），黃錦樹在〈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認為用甚麼“主題健康”、“思想正確”或其他堂皇的理由，如此糟蹋文學作為一種意義存在的尊嚴是“不可饒恕”的，“所謂的‘大河小說’，原來不過是一灘淤積泥沙、廢木、言論與意識型態廢棄物的死水之塘而已。”
黃錦樹論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不僅從作品中找到例證，更從方北方的文論《馬華文藝泛論》（1981）找到思想之根源。
“馬來西亞人當然寫馬來西亞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所以馬華作家的創作主流是繼承20年代的現實主義，而發揚批判現實主義，走積極的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向，從而鼓勵三大民族的和諧，促進人民的團結，發揮愛國主義的精神，為人類之美好的事業而努力。”
“作品的中心思想，既然與國家意識脫離不了關係，國家意識成了作品的風格。風格的成立，自然決定了作品的內容，從而也決定了作品的表現的形式。”
黃錦樹指出這是典型的“國家決定論”：“在這兩段異常教條的文字中，讀到的已不是文學理論，而是一種政治宣言，而且……是國陣立場的政治宣言”，“社會現實主義原有的左翼色彩和對國家機器的批判性消弭殆盡，甚至惡化為國家機器的代言人。”。黃指出方氏“一點也不現實──卻十分世故。”如果文學（任何流派）果如方北方所言：國家意識決定作品的風格、內容與形式，“我們看到的其實並非文學作品的構成過程，而毋寧是政治宣傳品的形成程序”，現實主義的社會性、積極性、批判性歸於零。現實主義如果淪為犬儒虛偽，追隨所謂國家意識，那麼所謂繼承20年代的批判性現實主義精神、沿襲魯迅的抗爭精神云云，豈非空口說大話，自欺欺人？馬華現實主義者言行相悖，創作實踐不遭遇瓶頸，難矣。
論文發表，不啻馬華文壇地震。葉嘯指稱黃在對話會上態度挑釁，語言苛刻。路璐璐指責黃向方氏與其家人借書而居然批貶當事人，有違道義。為老人家叫屈的文字，此起彼落。何啟良則認為黃錦樹對馬華現代主義（溫瑞安、王潤華、潘雨桐、楊升橋）與現實主義的嚴厲批評是“反道德的道德力量”（1998/1）。在人情道義方面，張景雲的看法最有見地：“在藝術∕學術∕思想界一貫都服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質言之，真理在焉，吾師就不得不讓位。”（蕉風1/2月號，1998）從孔子到孟荀，我們看到的是“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黃錦樹最為人詬病的是他言詞激烈，不留情面，回應他的人多不碰觀點的對錯只斥責其態度與用語。如實地說，雄踞馬華文壇70載的馬華現實主義，早就該有人給予當頭棒喝了。
棒喝不是為了打垮馬華現實主義，反之，吾人希望能出現像寫《兒子的大玩偶》的黃春明或寫《夜行貨車》的陳映真，這些實力派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綿密深邃，發人深省。馬華現實主義必須醒悟，如果他們還在蕭規曹隨，不思變革（理論與實踐），馬華現實主義可能真的會走向黃錦樹所言“技術及意識上的雙重破產”（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季刊第一期，1997）的不歸路。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18／05／2008
2008年5月5日星期一
（15）从古人游，并抒块垒
温任平第五本诗集
《戴着帽子思想》
（15）从古人游，并抒块垒
我决定换一个方式来写诗。
于是写成这一卷六首。手法大体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
开始执笔，仍有些嗫嚅，期期艾艾说不出心里的话。等到〈与韩愈论道〉诗成，豪情逸兴遄飞，下笔不能自休，笔锋转呈锐利。我本想借着这股感性的冲力多写一篇〈与曹操论民主〉，总觉题旨过露，起草了几行，还是放弃。我的文学批评取向，是要在载道的镜派与言志的灯派之间寻出一条折衷之道，我的创作亦可作如是观。抒情仍要能述志，载道仍需顾虑“文情并茂”的美学原则，这是我于文学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期许。
〈与阮籍谈思绪〉诗里的叶片竟然会闪身隐匿于书的字里行间，用的是动作意象加上一点超现实技巧。超现实技巧也者，既非什么，“神乎其技”，亦非什么“标新立异常“。至于〈我与韩愈论道〉，居然要以迦叶的拈花顿悟去领会诗人那帙艰僻的诗，那是笔者抬杠之余不忘幽了韩老夫子一默。
与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谈天那几首诗，我是利用重复句型及相似句法，来造成某种语势。华人的维新泛指广义的华社改革运动，用维新一词上承清末百日维新的史实，下接华人在世界各地力图自强的状态。至于〈与谭嗣同论冲决〉最末第二行的“聚散沙成高塔”，灵感取自华人是“一盘散沙”这项广为认可的观察。其余有关诗的内容，思想，有心人品之自然有所体味，毋需我一一道出。
一 与陶潜论田园
离开汹涌的江
选择宁静致远的湖
园林将芜
不归将寻不到归去的路
白鸟在前面推开雾
松柯在风起时便唱歌
木门常关而心扉常开
车马渐稀而天地愈宽
晨光熹微
你终仰卧成巍峨
二 与阮籍谈思绪
打开你的咏怀诗
是我在树底下，午寐醒来时
一个下午
一片金黄色的叶子
坠落，一闪即逝
隐没在字里行间
害我殚精竭虑
一直挨到月升
才从诗中隐约的感慨里
找到叶瓣的扇形脉络
三 与韩愈论道
与你论道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很早便知道
陈言之务去
探本溯源，我当然
比不上你
你是文学史上的大力士
不然如何能撑起
八代的萎顿与衰微
谏迎佛骨，驱逐鳄群
傲骨豪情之外
更有一份干云的气魄
我愿意向你学习
学习你的勇气与坚持
并且尝试以迦叶的拈花
去诠释你那卷难懂的诗
四 与梁启超谈群治
被湖南乡绅弹劾
那一年，你才二十五岁
那个年龄
艾略特说
诗人要继续写诗
不能没有
历史感
至于小说创作
还有小说的群治工作
在中国，有人做
在美国，有人做
在港台，有人做
在新马，有人做
情节尽多华人的维新与坠落
五 与谭嗣同谈冲决
读你的冲决论
咱们正陷身于
越捆越紧的网罗
人人都会喊危机
就是不晓得怎样去突破
利剪只有一把
众 志 成 城
可以挽狂澜
可以去迷障
可以聚散沙成高塔
可以聚众流成黄河
六 与大刀王五谈刀艺
刽子手在等着
砍康有为的头
砍梁启超的头
砍谭嗣同的头
你是用惯刀的
自然明白，手起刀落
传承，命脉一齐断去
你是用惯刀的
自然明白这武器的威力与意义
你是用惯刀的
自然明白杀身成仁的道理
《戴着帽子思想》
（15）从古人游，并抒块垒
我决定换一个方式来写诗。
于是写成这一卷六首。手法大体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
开始执笔，仍有些嗫嚅，期期艾艾说不出心里的话。等到〈与韩愈论道〉诗成，豪情逸兴遄飞，下笔不能自休，笔锋转呈锐利。我本想借着这股感性的冲力多写一篇〈与曹操论民主〉，总觉题旨过露，起草了几行，还是放弃。我的文学批评取向，是要在载道的镜派与言志的灯派之间寻出一条折衷之道，我的创作亦可作如是观。抒情仍要能述志，载道仍需顾虑“文情并茂”的美学原则，这是我于文学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期许。
〈与阮籍谈思绪〉诗里的叶片竟然会闪身隐匿于书的字里行间，用的是动作意象加上一点超现实技巧。超现实技巧也者，既非什么，“神乎其技”，亦非什么“标新立异常“。至于〈我与韩愈论道〉，居然要以迦叶的拈花顿悟去领会诗人那帙艰僻的诗，那是笔者抬杠之余不忘幽了韩老夫子一默。
与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谈天那几首诗，我是利用重复句型及相似句法，来造成某种语势。华人的维新泛指广义的华社改革运动，用维新一词上承清末百日维新的史实，下接华人在世界各地力图自强的状态。至于〈与谭嗣同论冲决〉最末第二行的“聚散沙成高塔”，灵感取自华人是“一盘散沙”这项广为认可的观察。其余有关诗的内容，思想，有心人品之自然有所体味，毋需我一一道出。
一 与陶潜论田园
离开汹涌的江
选择宁静致远的湖
园林将芜
不归将寻不到归去的路
白鸟在前面推开雾
松柯在风起时便唱歌
木门常关而心扉常开
车马渐稀而天地愈宽
晨光熹微
你终仰卧成巍峨
二 与阮籍谈思绪
打开你的咏怀诗
是我在树底下，午寐醒来时
一个下午
一片金黄色的叶子
坠落，一闪即逝
隐没在字里行间
害我殚精竭虑
一直挨到月升
才从诗中隐约的感慨里
找到叶瓣的扇形脉络
三 与韩愈论道
与你论道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很早便知道
陈言之务去
探本溯源，我当然
比不上你
你是文学史上的大力士
不然如何能撑起
八代的萎顿与衰微
谏迎佛骨，驱逐鳄群
傲骨豪情之外
更有一份干云的气魄
我愿意向你学习
学习你的勇气与坚持
并且尝试以迦叶的拈花
去诠释你那卷难懂的诗
四 与梁启超谈群治
被湖南乡绅弹劾
那一年，你才二十五岁
那个年龄
艾略特说
诗人要继续写诗
不能没有
历史感
至于小说创作
还有小说的群治工作
在中国，有人做
在美国，有人做
在港台，有人做
在新马，有人做
情节尽多华人的维新与坠落
五 与谭嗣同谈冲决
读你的冲决论
咱们正陷身于
越捆越紧的网罗
人人都会喊危机
就是不晓得怎样去突破
利剪只有一把
众 志 成 城
可以挽狂澜
可以去迷障
可以聚散沙成高塔
可以聚众流成黄河
六 与大刀王五谈刀艺
刽子手在等着
砍康有为的头
砍梁启超的头
砍谭嗣同的头
你是用惯刀的
自然明白，手起刀落
传承，命脉一齐断去
你是用惯刀的
自然明白这武器的威力与意义
你是用惯刀的
自然明白杀身成仁的道理
2008年4月23日星期三
90年代馬華文學論爭始末
90年代馬華文學論爭始末
溫任平
2008-04-20
90年代馬華文學近十載的文學論爭，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可謂詭譎，令人感到狐惑不解。馬華白話文學比中國五四運動提倡的白話文學還要早出發，但90年代馬華作家議論的卻是馬華文學的定義與屬性，馬華文學的“正名”，馬華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甚至“馬華文學的獨特性”這些老掉了大牙的問題也有知識精英嘗試作出傅柯（Michel Foucault）式的知識／概念考據與主體確認。
二戰結束不久，從1947年1月以迄1948年3月曾經發生過“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爭，那場論戰相當引人注目，當時遠在香港的中國作家郭沫若、夏衍都撰文發表意見。馬華文藝的獨特性，所謂“本地化”（localised），內容加強“南洋色彩”，問題不是已經解決了嗎？何以來到90年代舊事重提，而且提的方式不是一般的“甚麼是馬華文學？”而是有點別扭但又令人深思的“為甚麼馬華文學？”（林建國：1993）。馬華文學產生於馬來西亞，從地理、文化、歷史、生活習尚都應該是馬來西亞文學的一環，但我們都知道馬華文學並非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學；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學是馬來文學。然則馬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支流嗎？周策縱的“雙重傳統”（double traditions）論，指出包括馬華文學在內的海外華文文學，一方面繼承自先秦以降的“中國文學傳統”，另一方面則以個別國家本身的風土人物，事件習俗的特殊經驗為“本土文學傳統”。問題是，周教授似乎並不怎樣意識到兩者的緊張關係。
黃錦樹的〈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1991）是90年代第一篇指證馬華文學的飄泊性與中華性／中國性的論文。禤素萊的〈開庭審訊〉（1992）把“甚麼也不是的馬華文學”由作品中虛構的Ｋ教授定義為“在馬來西亞產生與發展的中國文學”。〈開庭審訊〉刊於星洲日報《星雲》，引起國內很大的迴響。接下來，自70年代以迄80年代中葉，由我與溫瑞安領導的天狼星詩社推廣的現代文學運動，被標籤化為“中國性現代主義”，其實這時期有意無意從事所謂中國性現代主義書寫，旗幟鮮明的還有何棨良、陳蝶、游川、何乃健諸子。馬華文學作品中流露強烈的文化鄉愁與中華孺慕，有果必有因：是馬來西亞的政治環境，文化格局迫使馬作家／詩人出現這種文化心理傾斜。
90年代的林惠洲、林幸謙、田思、辛金順、方昂、小曼、何乃健、陳大為、鍾怡雯諸家作品中的中華性／中國性並沒有因為時移世易而褪色。林建國、黃錦樹先後提出具有爭論性的“斷奶論”，馬華文學斷奶意味與中國文學割切，馬華文學並非中國文學的支流，它有自己的主體性、獨特性，這議題不僅引起馬華文學內部震動，也吸引了中國作家對這種論見與創作取向的關注。1997年曾經前來參加留台聯總主辦“馬華文學的新解讀”研討會的陳賢茂教授（汕頭大學），其弟子朱文斌即以馬華文學斷奶論爭的前後始末，寫成博士論文。朱文斌目下擔任淅江紹興文理學院的世界華文文學所所長，林建國的文章（1998）語調雖凶悍，但他嚴守“斷奶”的兩個原則，一是斷奶要斷的是“中國情結”，而其條件是要對中國文學批判地繼承，並無不合邏輯。這兒我要引錄他的一段話，或可避免道聽途說，以訛傳訛：“馬華文學中的各類中國情結──茲舉其犖犖大端者如‘寫實派’從莫斯科到延安一脈相承的‘批判寫實主義’，或‘現代派’的‘文化鄉愁’──都是伴大馬華人的政治逆境滋長，藉對中國文化的投射敷衍出來的美學抉擇。”
林建國敏銳地看出了大馬政治對華人打壓所造成的特殊文學現象。在一篇長論裡，黃錦樹的〈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1997），前面花了甚多的篇幅，說明華人的政治處境（公民權），文化狀況（觀眾以手呵護傳遞獨火“表演”文化的傳承與賡續），華教運動（華文獨中的生存與發展），把馬華文學放到那麼大塊的政教背景去開展他的論述與觀察，就是看到了馬華文學被政治邊緣化的扭曲反應。
要為近百年的馬華文學定位，肯定其價值與意義，仍得往馬華文學作品去尋找其代表性作品，創作才是最雄辯的，但是馬華文學卻處於“程典缺席”的窘境。這種情況馬華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都同樣面對，當然馬華文學缺乏健全的批評機制，也使馬華文學難以出現經典。我們不能以作家寫作資歷久而認定其著作為經典，一部馬華文學史而居然沒有經典之作，這現象不僅值得警惕反省，也反映出馬華文學本身出了問題。有人嘗試提出一些“可能的經典”，但人言人殊，難以臻至共識。
90年代初國內的華人作家協會通過與中國聯誼互動，在中國出版了一些個人結集，好些平庸無奇的作品，在大中國主義的收編下，甚至被稱譽為佳品傑作。這種現象令人啼笑皆非。1993年由北京現代出版印行的詩選《陽光‧空氣‧雨水》，收入174首發表年份不明的詩作，陳大為直率地指出有90%是“非詩”和“爛詩”（1996）。馬華作家透過協會聯誼之便，把膺品當真品推廣到中國文學市場去，恐怕得不償失。隨馬中關係學術交流的頻繁化、“正常化”，這種以下駟當上駟的企圖，恐怕只會貽笑方家。
90年代的文壇論爭不僅於止，下篇當再敷陳補敘。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20／04／2008
溫任平
2008-04-20
90年代馬華文學近十載的文學論爭，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可謂詭譎，令人感到狐惑不解。馬華白話文學比中國五四運動提倡的白話文學還要早出發，但90年代馬華作家議論的卻是馬華文學的定義與屬性，馬華文學的“正名”，馬華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甚至“馬華文學的獨特性”這些老掉了大牙的問題也有知識精英嘗試作出傅柯（Michel Foucault）式的知識／概念考據與主體確認。
二戰結束不久，從1947年1月以迄1948年3月曾經發生過“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爭，那場論戰相當引人注目，當時遠在香港的中國作家郭沫若、夏衍都撰文發表意見。馬華文藝的獨特性，所謂“本地化”（localised），內容加強“南洋色彩”，問題不是已經解決了嗎？何以來到90年代舊事重提，而且提的方式不是一般的“甚麼是馬華文學？”而是有點別扭但又令人深思的“為甚麼馬華文學？”（林建國：1993）。馬華文學產生於馬來西亞，從地理、文化、歷史、生活習尚都應該是馬來西亞文學的一環，但我們都知道馬華文學並非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學；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學是馬來文學。然則馬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支流嗎？周策縱的“雙重傳統”（double traditions）論，指出包括馬華文學在內的海外華文文學，一方面繼承自先秦以降的“中國文學傳統”，另一方面則以個別國家本身的風土人物，事件習俗的特殊經驗為“本土文學傳統”。問題是，周教授似乎並不怎樣意識到兩者的緊張關係。
黃錦樹的〈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1991）是90年代第一篇指證馬華文學的飄泊性與中華性／中國性的論文。禤素萊的〈開庭審訊〉（1992）把“甚麼也不是的馬華文學”由作品中虛構的Ｋ教授定義為“在馬來西亞產生與發展的中國文學”。〈開庭審訊〉刊於星洲日報《星雲》，引起國內很大的迴響。接下來，自70年代以迄80年代中葉，由我與溫瑞安領導的天狼星詩社推廣的現代文學運動，被標籤化為“中國性現代主義”，其實這時期有意無意從事所謂中國性現代主義書寫，旗幟鮮明的還有何棨良、陳蝶、游川、何乃健諸子。馬華文學作品中流露強烈的文化鄉愁與中華孺慕，有果必有因：是馬來西亞的政治環境，文化格局迫使馬作家／詩人出現這種文化心理傾斜。
90年代的林惠洲、林幸謙、田思、辛金順、方昂、小曼、何乃健、陳大為、鍾怡雯諸家作品中的中華性／中國性並沒有因為時移世易而褪色。林建國、黃錦樹先後提出具有爭論性的“斷奶論”，馬華文學斷奶意味與中國文學割切，馬華文學並非中國文學的支流，它有自己的主體性、獨特性，這議題不僅引起馬華文學內部震動，也吸引了中國作家對這種論見與創作取向的關注。1997年曾經前來參加留台聯總主辦“馬華文學的新解讀”研討會的陳賢茂教授（汕頭大學），其弟子朱文斌即以馬華文學斷奶論爭的前後始末，寫成博士論文。朱文斌目下擔任淅江紹興文理學院的世界華文文學所所長，林建國的文章（1998）語調雖凶悍，但他嚴守“斷奶”的兩個原則，一是斷奶要斷的是“中國情結”，而其條件是要對中國文學批判地繼承，並無不合邏輯。這兒我要引錄他的一段話，或可避免道聽途說，以訛傳訛：“馬華文學中的各類中國情結──茲舉其犖犖大端者如‘寫實派’從莫斯科到延安一脈相承的‘批判寫實主義’，或‘現代派’的‘文化鄉愁’──都是伴大馬華人的政治逆境滋長，藉對中國文化的投射敷衍出來的美學抉擇。”
林建國敏銳地看出了大馬政治對華人打壓所造成的特殊文學現象。在一篇長論裡，黃錦樹的〈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1997），前面花了甚多的篇幅，說明華人的政治處境（公民權），文化狀況（觀眾以手呵護傳遞獨火“表演”文化的傳承與賡續），華教運動（華文獨中的生存與發展），把馬華文學放到那麼大塊的政教背景去開展他的論述與觀察，就是看到了馬華文學被政治邊緣化的扭曲反應。
要為近百年的馬華文學定位，肯定其價值與意義，仍得往馬華文學作品去尋找其代表性作品，創作才是最雄辯的，但是馬華文學卻處於“程典缺席”的窘境。這種情況馬華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都同樣面對，當然馬華文學缺乏健全的批評機制，也使馬華文學難以出現經典。我們不能以作家寫作資歷久而認定其著作為經典，一部馬華文學史而居然沒有經典之作，這現象不僅值得警惕反省，也反映出馬華文學本身出了問題。有人嘗試提出一些“可能的經典”，但人言人殊，難以臻至共識。
90年代初國內的華人作家協會通過與中國聯誼互動，在中國出版了一些個人結集，好些平庸無奇的作品，在大中國主義的收編下，甚至被稱譽為佳品傑作。這種現象令人啼笑皆非。1993年由北京現代出版印行的詩選《陽光‧空氣‧雨水》，收入174首發表年份不明的詩作，陳大為直率地指出有90%是“非詩”和“爛詩”（1996）。馬華作家透過協會聯誼之便，把膺品當真品推廣到中國文學市場去，恐怕得不償失。隨馬中關係學術交流的頻繁化、“正常化”，這種以下駟當上駟的企圖，恐怕只會貽笑方家。
90年代的文壇論爭不僅於止，下篇當再敷陳補敘。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20／04／2008
生病是解障消业
线装情结：
生病是解障消业
2008/04/21
温任平
痊愈之后我对生命有了一些微妙的新体会。看来生病除了提供机缘让自己对药物的使用、食疗的作用多些认识，还可以解障消业——。
病了足足一个星期，先是喉咙痛、头痛发烧，然后是伤风咳嗽，整个感冒的症候全部浮上来。不能吃饭，甚至不能吃粥，只能用葡萄糖水送白面包。我已很久没有那么病过，人一病倒，仿佛就成了个废物，不能会客、不能录音，甚至连电话都不敢接，喉咙的灼痛使我连谈电话的能力都失去。躺在床上，不能读书、不能写作，脑袋一片空白昏沉。
这场病让我领悟
这场病使我了解自己多了些，在病的过程也让我多把握到一些可能有用的知识。比方说，我头痛欲裂的时候，无法专心一致念“南呒阿弥陀佛”。口宣佛号一方面是借助灵的力量，一方面是一种心理烫抚，但一阵阵抽搐的头痛使我无法念下去。只不过感染风寒，偏头痛发作我就连佛号也念不下去了。那么那些濒危的病人又如何能“一心不乱”兀自在心里念阿弥陀佛，让佛带他们往西方极乐世界？
濒终的病人肉体痛苦，神智紊乱，冤亲债主齐聚，四大假合，风火水土都在分解坍塌中，如何在乱中保持清醒，做到一心不乱(口虽不能言说)，但心里却一直叨念“南呒阿弥陀佛”，这在科学上，玄学上能做得到吗？一些礼佛虔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口中心里念着“南呒阿弥陀佛”，即使生命的内在元素分解之际，那一念仍紧悬在阿弥陀佛，自然就可能一念精诚往生极乐。
除了玄学的考量，我也发觉效果绝佳的抗生素Avexus Clarithroymacin不能与一般的止痛丸Actifast Panadol混和服用。我分别向一间中药店与另一间西药行各自买了一排Actifast Panadol，其中一排是赝品，而且卖假货的居然是西药店。我比较真假两排止痛丸，目前已能从上面印的英文字眼的颜色深浅分辨孰真孰伪。还有上面那句话，我还必须作些交代，Avexus与Panadol混合服用出现的状况是双手麻痹，十指微肿，我把这症状告诉廖志诚医生，才明白这是轻微中毒。
有效而相当安全、温和的感冒药像Cirrus，还有可退烧的另一种感冒药Ibuprofen，原来不可同时间服食。说得更清楚一些，服用Ibuprofen一定要在服吃了抗生素及其他药物后的半小时才能单独服食，一点也不能含糊。我凭着一点粗浅的药物知识，把什么都丢到肚里去，难怪手脚麻痹，手指肿胀。如果没有志诚及时点醒，也不懂自己会否因胡乱用药，时间程序都不对，中毒昏迷，甚至一命呜呼。
木瓜可舒缓喉咙痛
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葡萄糖，真的可以补充精力。这本来是常识，但一直被
我忽略。志诚还买了一粒熟了的木瓜，吩咐我切成10小片，每隔一小时吃一片，原来木瓜里有某种元素，可以有效舒缓喉咙的痛楚。廖志诚受的是严谨的西方医学训练，但他的姐姐懂得中药与食疗之道。慢慢嚼着木瓜，让木瓜汁顺着喉管而下，确乎有减痛消炎的功能。
7天的感冒，丢进肠胃里的各类西药不少。康复之后，口渴得要命，得不断喝水。这是服食西药过多的后遗症，这一趟我从书房里自己翻查有关书籍，发觉用“玉竹”煲汤可缓解西药造成的干渴现象。于是我用“玉竹”(加上括号是深怕误用了名词)煲瘦肉，喝了3天，唇干舌敝的状况终于逐渐消退缓和。痊愈之后我对生命有了一些微妙的新体会。看来生病除了提供机缘让自己对药物的使用、食疗的作用多些认识，还可以解障消业。
生病是解障消业
2008/04/21
温任平
痊愈之后我对生命有了一些微妙的新体会。看来生病除了提供机缘让自己对药物的使用、食疗的作用多些认识，还可以解障消业——。
病了足足一个星期，先是喉咙痛、头痛发烧，然后是伤风咳嗽，整个感冒的症候全部浮上来。不能吃饭，甚至不能吃粥，只能用葡萄糖水送白面包。我已很久没有那么病过，人一病倒，仿佛就成了个废物，不能会客、不能录音，甚至连电话都不敢接，喉咙的灼痛使我连谈电话的能力都失去。躺在床上，不能读书、不能写作，脑袋一片空白昏沉。
这场病让我领悟
这场病使我了解自己多了些，在病的过程也让我多把握到一些可能有用的知识。比方说，我头痛欲裂的时候，无法专心一致念“南呒阿弥陀佛”。口宣佛号一方面是借助灵的力量，一方面是一种心理烫抚，但一阵阵抽搐的头痛使我无法念下去。只不过感染风寒，偏头痛发作我就连佛号也念不下去了。那么那些濒危的病人又如何能“一心不乱”兀自在心里念阿弥陀佛，让佛带他们往西方极乐世界？
濒终的病人肉体痛苦，神智紊乱，冤亲债主齐聚，四大假合，风火水土都在分解坍塌中，如何在乱中保持清醒，做到一心不乱(口虽不能言说)，但心里却一直叨念“南呒阿弥陀佛”，这在科学上，玄学上能做得到吗？一些礼佛虔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口中心里念着“南呒阿弥陀佛”，即使生命的内在元素分解之际，那一念仍紧悬在阿弥陀佛，自然就可能一念精诚往生极乐。
除了玄学的考量，我也发觉效果绝佳的抗生素Avexus Clarithroymacin不能与一般的止痛丸Actifast Panadol混和服用。我分别向一间中药店与另一间西药行各自买了一排Actifast Panadol，其中一排是赝品，而且卖假货的居然是西药店。我比较真假两排止痛丸，目前已能从上面印的英文字眼的颜色深浅分辨孰真孰伪。还有上面那句话，我还必须作些交代，Avexus与Panadol混合服用出现的状况是双手麻痹，十指微肿，我把这症状告诉廖志诚医生，才明白这是轻微中毒。
有效而相当安全、温和的感冒药像Cirrus，还有可退烧的另一种感冒药Ibuprofen，原来不可同时间服食。说得更清楚一些，服用Ibuprofen一定要在服吃了抗生素及其他药物后的半小时才能单独服食，一点也不能含糊。我凭着一点粗浅的药物知识，把什么都丢到肚里去，难怪手脚麻痹，手指肿胀。如果没有志诚及时点醒，也不懂自己会否因胡乱用药，时间程序都不对，中毒昏迷，甚至一命呜呼。
木瓜可舒缓喉咙痛
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葡萄糖，真的可以补充精力。这本来是常识，但一直被
我忽略。志诚还买了一粒熟了的木瓜，吩咐我切成10小片，每隔一小时吃一片，原来木瓜里有某种元素，可以有效舒缓喉咙的痛楚。廖志诚受的是严谨的西方医学训练，但他的姐姐懂得中药与食疗之道。慢慢嚼着木瓜，让木瓜汁顺着喉管而下，确乎有减痛消炎的功能。
7天的感冒，丢进肠胃里的各类西药不少。康复之后，口渴得要命，得不断喝水。这是服食西药过多的后遗症，这一趟我从书房里自己翻查有关书籍，发觉用“玉竹”煲汤可缓解西药造成的干渴现象。于是我用“玉竹”(加上括号是深怕误用了名词)煲瘦肉，喝了3天，唇干舌敝的状况终于逐渐消退缓和。痊愈之后我对生命有了一些微妙的新体会。看来生病除了提供机缘让自己对药物的使用、食疗的作用多些认识，还可以解障消业。
2008年4月21日星期一
2008年4月16日星期三
（9）学问篇
温任平第五本诗集
《戴着帽子思想》
（9）学问篇
一、美学
练外丹功的中年夫妇缓慢
转身，下弯成一个弧
那时射进屋里的阳光刚好是四十五度
健身院的一角，你看到捧茶水的
越南孩子悲剧的脸，这不是
矛盾语法可以描绘清楚的课题
肩膊挑着主人的汗巾
出奇的平静。那种调子
缓缓如下弯的弧
快速落下的是你底
泪……
只能用直觉去感知
不能用线条来表示
二、人类学
公元二零三四年
蛙人在珊瑚礁下找寻
沉船的珠宝，海面
皱折如衰老的脸
岸上人们底记忆
幽暗如缠绕不清的藻类植物
满嘴酒气的船长于舷边搓手，徘徊
既忧虑漩涡的迷失
又担心海盗的箭矢
他底哲学硬挺如海军制服
所谓古老的文明，是争夺
连年战役与
沉船的宝藏
三、地质学
雨季的泥泞分外粘腻
枯叶猛猛地在落
还嫩的青果，无声的蹉跌
沉没，沉没在一片深褐色的
荒原神话里。灯笼
燃不亮墓志铭的斑驳
那隐约的字迹使人想起宋以前的
隋唐。荒淫而短促的朝代，像一场
骤雨猛猛在洒落在
流离奔徙的女子底身上，发上
花果于江湖寥落
有人逃往山西，有人躲到山东
有人隐遁，有人务农
四、社会学
一名农科大学教授
正在研索着玉蜀黍是否可以取代
暹罗米的问题。他桌案前面的
窗外，飞来几只鸽子
白的，灰白的，白里带灰黄的
他把面包屑撒出去
敏锐的鸽群迅快啄食
忙得来不及去嘀咕
面包屑之多寡，阳光之
多寡这些问题。至于玉蜀黍
是否可以代替暹罗米
鸽子吃饱了后会不会吵闹
连教授也不知道
五、文学
网球场后面的砖屋
升起炊烟。没有流水的争吵
一名英国妇女喝着奶茶
几个马来小孩在玩陀螺
玻璃柜里摆设着几盏雪兰莪锡器
本想拿出纸笔，描绘一番
南方的热带山水与情绪
却苦于浸濡于蟹行文字过久
经营之意象不中不马不西
我只能佯装醉酒
并把自己想象成一名研究印尼文学的
权威荷兰学者
（1988年）
《戴着帽子思想》
（9）学问篇
一、美学
练外丹功的中年夫妇缓慢
转身，下弯成一个弧
那时射进屋里的阳光刚好是四十五度
健身院的一角，你看到捧茶水的
越南孩子悲剧的脸，这不是
矛盾语法可以描绘清楚的课题
肩膊挑着主人的汗巾
出奇的平静。那种调子
缓缓如下弯的弧
快速落下的是你底
泪……
只能用直觉去感知
不能用线条来表示
二、人类学
公元二零三四年
蛙人在珊瑚礁下找寻
沉船的珠宝，海面
皱折如衰老的脸
岸上人们底记忆
幽暗如缠绕不清的藻类植物
满嘴酒气的船长于舷边搓手，徘徊
既忧虑漩涡的迷失
又担心海盗的箭矢
他底哲学硬挺如海军制服
所谓古老的文明，是争夺
连年战役与
沉船的宝藏
三、地质学
雨季的泥泞分外粘腻
枯叶猛猛地在落
还嫩的青果，无声的蹉跌
沉没，沉没在一片深褐色的
荒原神话里。灯笼
燃不亮墓志铭的斑驳
那隐约的字迹使人想起宋以前的
隋唐。荒淫而短促的朝代，像一场
骤雨猛猛在洒落在
流离奔徙的女子底身上，发上
花果于江湖寥落
有人逃往山西，有人躲到山东
有人隐遁，有人务农
四、社会学
一名农科大学教授
正在研索着玉蜀黍是否可以取代
暹罗米的问题。他桌案前面的
窗外，飞来几只鸽子
白的，灰白的，白里带灰黄的
他把面包屑撒出去
敏锐的鸽群迅快啄食
忙得来不及去嘀咕
面包屑之多寡，阳光之
多寡这些问题。至于玉蜀黍
是否可以代替暹罗米
鸽子吃饱了后会不会吵闹
连教授也不知道
五、文学
网球场后面的砖屋
升起炊烟。没有流水的争吵
一名英国妇女喝着奶茶
几个马来小孩在玩陀螺
玻璃柜里摆设着几盏雪兰莪锡器
本想拿出纸笔，描绘一番
南方的热带山水与情绪
却苦于浸濡于蟹行文字过久
经营之意象不中不马不西
我只能佯装醉酒
并把自己想象成一名研究印尼文学的
权威荷兰学者
（1988年）
（8）一场雪在我心中下着
温任平第五本诗集
《戴着帽子思想》
（8）一场雪在我心中下着
一场雪在我心中下着
淅沥如
微雨，杨柳依依
所有的讨论与争辩均属多余
远方的钟声，响了
火车离开寺庙约二公里处
横亘而过，我来不及顾盼
一场雪在我心中下着
你在车厢无言独对一列
倒退的风景，工厂旁的枯树
撑着一角病后苍黄的天
我看不清楚你憔悴的脸
迎面袭来的风
带着早到的冬寒
我听到自己喉间猛烈的咳呛
一场雪在我心中下着
（《通报》，1984年9月2日）
《戴着帽子思想》
（8）一场雪在我心中下着
一场雪在我心中下着
淅沥如
微雨，杨柳依依
所有的讨论与争辩均属多余
远方的钟声，响了
火车离开寺庙约二公里处
横亘而过，我来不及顾盼
一场雪在我心中下着
你在车厢无言独对一列
倒退的风景，工厂旁的枯树
撑着一角病后苍黄的天
我看不清楚你憔悴的脸
迎面袭来的风
带着早到的冬寒
我听到自己喉间猛烈的咳呛
一场雪在我心中下着
（《通报》，1984年9月2日）
二元互补的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二元互补的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温任平
（马来西亚）
中国人民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
国际儒学论坛•2007
论文全文
笔者撰写这份报告刚好是美国联储局宣布减息50个基点的第三天，伯南克的这项决定几乎立刻引起世界各国不同的反应，以及好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媒体撰稿人的非议。次级房贷引起这么大的经济动荡，不仅美国经济受损，全球各区域经济都受到冲击。而减息这一经济措施有拯救犯错的金融机构之嫌，这就牵涉到“企业道德”（corporate morality）。犯错（而且还是蓄意犯错）的房贷公司与金融单位闯了大祸，让全球市场承受苦果，而它们这趟被拯救了，等同间接鼓励它们将来可用另一种方式牟取暴利，制造另一次经济危机，因为这些金融机构知道当它们陷入困境政府会出手相助。50个基点的大幅减息使通膨风险增强，伯南克在九月十二日于Capitol Hill 回应参议员询问时说：“这与道德不道德无关”，这句话太欲盖弥彰了。
企业不能不讲道德，正如经济有其伦理。经济行为得以诚信为本，不过诚信谦和乃一般商业经营之道，非儒家们所独有，所谓credibility, reliability and customer friendly是西方企业管理者的口头禅。扩大来说，儒家德目包括勤奋、节俭和谐、自律、尊敬长辈（上司）、敬业乐业、克勤克俭，视工作为“天职”(vocation)与以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工具理性亦若合符节。[1]至于改革创新的企业精神，现代企业大多特设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部门以研发、改进、提升产品或服务素质，这与儒家的“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理念相近，两者都不满足于现状，皆具备忧患意识，都力图保持竞争力。如果这些企业美德是普世性，而非儒家文化所独有，有关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议论，便可能失去意义。
一般人均以为儒家重农抑商，其实儒家是重农而不轻商，打压商贾的是法家的商鞅。汉朝继承秦制，重农抑商经过贾谊、晁错诸人的理论包装，便成了国之大策，而两千多年来当政者沿习成风，一直到毛泽东时代大抵如此。所幸朝廷重农，却无碍民间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唐宋之交，杭州、开封、泉州等地，商业资本流通，各种买卖交易进行顺畅，虽然在体制上仍非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工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萌芽于17世纪的欧洲)，但商品经济已颇具规模，而且活力十足。“士农工商”，商贾的社会位阶虽然排在四民之末，却可用钱买官衔，变成乡绅，也让儿子考取功名。[2]董仲舒独尊儒术，中国成了西方视角下的儒家国家，但中国鼓励农耕，农战（拼收成）之余，从未视商贾为仇寇，儒家作为人文思想并没妨碍中国从古迄今的经济发展。
儒家学说基本上是文化本位，教育本位，而非经济本位的，但孔子率众周游列国，日常饮食，盘川开销，所费不菲，夫子不可能不了解生活的现实面。如果没有他的门生子贡的资助，孔子能去的地方可能有限，其思想学说影响亦不可能弘扬得那么广远。子贡是富可敌国的巨贾，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对子贡的声势显赫有一段生动的描绘：“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抗礼。”并称子贡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论语》记载了他与弟子们的对话，与他对话最频仍的除了子路便是子贡，可见孔子对这位做大生意的弟子的重视，他没歧视商贾与他们的商业活动。
坊间经常以“富贵与我如浮云”形容孔夫子的豁达，其实这句子有点截头去尾，〈子张〉的原句是“不义且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追求富贵是有原则的。“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夫子甚至愿意付出劳力以换取金钱的高回酬，〈述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很显然，他并不反对个人追求财富。[3]从个人到群体，孔子了解“治国之道必定富民”，而“生财有大道”，所谓生财有大道，是让整个民族国家都能富裕。
孔子列出了纲领，孟子则更具体地指陈获取财富的方式，他提出分工概念。“分工”是个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商业发展的重要观念，西方要到涂尔干（Emile Durkheim）写成《分工》一书，这概念才算确认，即各行各业的人扮演各自的角色，互补有无，形成有机社会。孟子把人区分为劳力、劳心，而可能五谷不分的士君子创造理念，凸出人生的终极关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社会能够分工，士农工商始能互补有无，现代市场经济讲求优化资源分配，资源包括人才、人力资源，只有这样社会才有效率，各环节才不致出现失序或脱序现象。
(二)
儒家思想与众不同处，要之是对三纲五常的强调与凸显。“三纲”这个部分留待下一节再谈，先谈利与仁义礼智信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仁”在《论语》出现105次，“二人”为仁，焦点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仁”一字点出了人道主义的精要。“仁者爱人”在实践上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是伦理制度，如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商业制度则有井田制、课税制，文化制度有国学、痒序、历朝仪式典章都属于礼的范畴。〈礼记·曲礼〉有载：“道德仁义，菲礼不成。教民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让人懂得如何处事待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自尊尊人，以和为贵。
“义”古写作“仪”，做人对事合度、合理，谓之义。孔子反对见利忘义，批判不义，但孔子亦了解利的重要，“黎明即起，孳孳为利”，他强调利的获取必须以义为本，主张“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后之儒者认为义利为用，而以民之利为利。而“智”是“知人”，商业管理贵在知人用事，“智”是知识技能的把握，面对顾客、员工甚至竞争对手的态度不亢不卑，适如其份。“智”使人懂得审时度势，运用谋略，修己治人，合情合理，深谙协调之道，营造和谐气氛。“信”是诚信、信任、信赖，真实无妄，不自欺欺人，儒家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扩大来说，“民无信不立”。信是重信守约，一诺千金，以至于童叟无欺。
儒家的义利观放在五常的参照下，然后考量它在市场经济里的作用，那是十分有趣的事情。三纲五常以至于上述的义利观，两千年已浸浸乎成了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即使海外华人，只要他念的是中文，受过中华文化的熏陶，孔孟思想点滴就在他们的血液里。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一个民族的心理特质是很难改变的。《老子》又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主张用古之智慧来应付现世。《福音书》的说法更有趣：“你们若不会转变成小孩，不得进入天国”这与老子经常说的人要回到婴儿的状态相近，儒家有这种说法吗？有。孟子讲得很透彻：“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格完整的人谓之“大人”，人格完整的成年人反而应该保住那份赤子之心、赤子之情。从个人到民族，即活在历史又活在当下，任何的系统文化，都是从历史、传统找到源头活水。换言之，传统文化因素与历史某些特质今日仍活着，而且活在民族成员日常的行为举止里。
从通俗的说法，做生意，到计较优雅的说法，企业经营，到涵盖面更广的说法，一切的经济活动与行为，吾人能否以儒家的义利观作为思想轴心，营运之原则？有关这点，宜乎用马克思的“同时从正反两面辨证地思考”（to think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all at once）才能寻出真相。
“义”关乎公正，西方早期有“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这概念，可是这概念被社会学家海耶克（F.A. Hayek）嗤之以鼻，原因是一个社会不可能有众人皆认同的社会公正标准，每个人的立场、处境不一样，看法不相同。至于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则不提社会公正，只提“正义”(justice)。所谓正义是我认为我做的事是正确的、合理的、可以被接受的。他是站在自己的位置来衡量别人的反应，这里头没有多少道德的成分，因为道德是为他人设想，站在别人的位置想对方的感受与痛苦。比方说，中国某省某地发生水灾，人民流离失所，财物损失惨重，站在马来西亚华人的立场这事与我无关，这种感觉/反应没有违背正义，却是不道德的（“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就能感同身受）。儒家的义较诸“正义观”多了“反求诸己”的自律精神与道德意识。
（三）
儒家的义利观的最大吊诡是它把两种基本上冲突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并从中得到出路或做人的指标。我们的一般理解是，在现实中，“义”碰到“利”容易冰融，正如当前的“环境保育”碰上经济发展这块铁板面对毁伤，有关生态保护这方面的议论，下节当再论及。我觉得儒家的义利观本身就带着自我辩证的意味，〈论语·子罕〉最触目的一句是“子罕言利”，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义而已。”但是子贡向夫子问仁：“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的回答是：“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子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以说是儒家经济伦理的重心，换言之，儒家的义利观崇尚的是公利，最浅易的说法，是赚钱而不忘公众利益。司马迁于《史记·货殖列传》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长居贫贱，故作清高，语必仁义，是自欺欺人，是另一种伪善。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记载了子贡经商致富的秘诀是“子贡好废举，与时逐货赀”，贱买贵卖，货如轮转，这与当前期货市场的买卖原产品的基本方式同出一辙。孔子眼光锐利，他看出端木致富的方法里“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子贡无意当官，却擅固积货物，揣测行情，而且大多猜中而赚了不少钱，这与今日买卖股票，投资黄金或货币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当年子贡市贱鬻贵，逐什一之利，与今日的股市、汇市或期货市场大鳄设陷牟取暴利，情况大异。后者可以令其他人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而中国的儒商，从计然（后人考证他的原来姓名为“辛文子”）到助勾践复国的范蠡，到战国时期的白圭，都有自己的一套经营原则或企业道德。范蠡被后世称为陶朱公，他积累了财富，却把财富施增给贫苦大众。他很早就懂得业务多元化的需要，居货之余，也从事耕畜与农牧业，收益来自多个管道。他用计然之策储备货物，留意天时地利人和的变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掌握到市场经济“需求与供应”(demand and supply)的原理。白圭之节约大概还要胜于今日永远穿一套旧西装的巴菲特，与不修边幅一头乱发的比尔·盖茨，他深谙“商战”之道，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因为时机一瞬即逝。白圭是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弃
”经营概念的第一人，这概念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仍是有效的致富法门。
现代企业集团化，这在中国可谓古已有之。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帮、晋帮、江右帮、临清帮最是显赫。安徽是大儒朱熹的家乡，因此徽州一向多“亦儒亦商”之士，这些安徽商贾能发家致富，又能以仁义经商。徽商重乡情，地域观念强，群体的动员力甚大。山西商贾由于地理环境特殊，他们擅于农牧互济，前面提到的计然、白圭都是晋商，以囤积居奇名扬于世的吕不韦也是山西人。梁启超尝谓“晋商笃守信用”，晋帮可分为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十分富裕。江西人口众多，于明代居全国各省之次，人口稍逊于浙江，纳税却多过浙江。江西是宋明理学的发祥地，名人如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周敦颐、陆九渊都在江西。这些儒者与理学人物把经济道德带进商业文化，重贾道、重义、重情，以“温良恭俭让”闻名于世。临清位于山东，地处南北要枢，乃商家必争之地，孔子原籍山东曲阜，山东商帮有孔圣的道德力量支撑，纯朴、诚实、豪爽，为世称道。[4]
就以上所述，大家不难窥见儒家文化对市场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陶朱公生意经十八法〉已成了许多商贾的座右铭。[5]《太上感应篇》里头虽有道家的观念，但内里蕴藏的都是儒家的价值伦理观，还有《菜根谭》一类的通俗之作，据日本酒井忠夫教授的研索，这类“善书”在中国有3000多种，对一般百姓影响广泛深远，“以和为贵”、“敬业乐业”、“实事求是”、“一言九鼎”、“豁达大度”、“勤者不匮”、“强本节用”、“欲而不贪”、“好学重智”、“精益求精”、“止于至善”、“和气生财”……这些思想种籽长时期深植于海内外华人的无意识（深层意识）里，已成了华人的民族性的一部分特征或倾向，而这些特征与倾向有助于他们（中国人与海外近四千万的各国华裔）于市场经济、现代经济扮演“道中庸而极高明”的角色。
（四）
经济活动目标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maximize profits），不过利润最大如果只是短时收益，并非“可持续经营”（这是当前商界最广泛运用，近乎滥用的术语），则不啻杀鸡取卵，盗取他国或其厂商的研发成果，复制、盗版、偷印、伪造，以欺诈手段，制造并售卖假、冒、伪、劣的商品，可以在短期（或只有一次交易）掠取巨利，一些企业以坑、蒙、拐、骗甚至不履约的方式一本万利或“做不用本钱的生意”，但这种诈骗恶行到头来只会伤害自己，个人信誉也影响到国家声誉。司马迁的观察十分深刻，他肯定了三致千金的陶朱公范蠡，治生产如治国平天的白圭等人的道德品质，侯家驹教授指出司马迁对企业家的重视，很像熊彼德（J.F.Schumpeter）心目中的英雄式企业家。另一方面太史公于〈史记·货殖列专〉指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刻薄贪心，该买卖不买卖，错过时机，周转不快，易因小失大。诚廉的商人则懂得薄利多销，流通量快，交易额大，客源不绝，反而能赚到更多的钱。任何行业，如果能做到“近者悦，远者来”，何愁不富？
目光远大的商贾会把目标放得长远，他们不仅希望能做到“可持续经营”而且是“永续经营”，粗制滥造的劣质商品，可能外表美观，一时三刻看不出破绽，但是人民可以“愚而神”[6]恶贾与窳败企业的真面目终究是无法瞒过老百姓雪亮的眼光的，讹骗可得一时之利，却失去消费人的信任。商贾向“利”倾斜，罔顾仁义，反而因此失利；商贾注重商品与服务素质，不断提升改进，向“义”倾斜，反而得到顾客与消费群的长期支持，这正说明了义利互斥而又相生的二元互补性。
现代经济发展迅速，义利之两难已经不是小生意、小买卖经常要面对的抉择，而是企业家、大厂家必须面对如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营业原则与方略。前面笔者提到的中国十大商帮（类似现代的财团），都有依附官府，走后门抄捷径，牟取暴利的恶行。徽商的胡雪岩有左宗棠为后台，晋商的乔家渠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撑腰，官商勾结，受害者民。
古之儒商与今之华商企业组织间组色彩浓厚，家族型管理的亲和性，毫无疑问，可以加强内部的凝聚力，但亦助长了裙带资本主义或关系资本主义。[7]这儿就出现了义与利的冲突。家族式经营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形态维护”（pattern maintainance）,但却对于“客观理性化”却形成一种限制，这是韦伯的观点，以民族的方式把一组人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反而使一种介于伦理与市民生活方式脱层。[8]“义”是家族成员 绾接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氏族乡团组成的大财团，与政权贵挂钩，力量庞大，关系微妙，方便市场控制与垄断，这便影响公利。而“公利”还原回去便是“义”。（五）
经济学有所谓“外部不经济”（external diseconomics），指的是个人的活动，如破坏公物，阻碍交通，侵占公地，污染流水，有损公益，带来社会成本，但当事人却未为多出来的社会作出补偿。今日生态环境受到的巨大破坏，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大企业、大厂家在获得有关官员的掩护，在“一个眼开一个眼闭”的情况下运作，而且行之经年。官商共谋如何从根本上着手根除，这与政治制度、司法体系的改革有关，非本文所能探讨。我留意的是这种孳孳谋利，戕伤自然环境的义利冲突。
要消弭或至少缓解这种义利之争，仍需向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寻找出路。《春秋繁露》有载“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宋代的张载据此明确提出了他的“天人合一” 观，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曾说过，“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中国历代皇朝都不准淫杀、滥捕、滥杀。《礼记·月令》有载：“令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 ，禁止伐木，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竭川泽，无漉陡地，无焚山林。”，原因正如王阳明所说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视天下为一家”。（《大学问》）恩格思曾告诫；“我们必须要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能像统治异族一样。”[9]赫胥黎（Aldous Huxley）进一步申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不仅对人类而言，同样也可以用于动物、植物以及万物身上。”怎样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而能和谐相处，人类必须意识到本身即是整个大自然、大环境的一部分。人类没有或缺乏这种意识，面对义利的考量，必定会向短暂的现实利益倾斜，为追求眼前的好处，而牺牲掉将来的福利，甚至威胁人类存在的条件。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太多这种见利忘义的现象。
西方对大自然的看法与中国迥异，培根谓“自然科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更加巩固地建立和扩大对大自然的统治权。”这是典型的西方科学主义、技术至上、工具理性的思维逻辑。《圣经·创世纪》有载：“上帝要人们统治水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万物和整个大地以及遍布大地各种爬行动物。”有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或信念， 方戡天役物的思想遂成了主流思想模式，自工业革命以降，资源的消耗，空气的污染，水源的破坏，伐木砍林到了今日全球温室效应扩散，酸雨肆虐，冰川溶解，耕地日减，粮食缺乏，有识之士如刚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到全世界各地演讲，传达拯救地球已急不容缓这个讯息。
中国近代大儒冯十力提出“生生大化”，人与万物同生共感，《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提出有机宇宙哲学，与冯十力的见解相近，但是经济发展这部列车已经开出去了，要勒令所有的厂房停止生产、企业停止操作是不可能的事。这儿我想到的是梁漱溟，他对天人的中庸看法。他认为人必须在疏离自然与征服自然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个理念背后，正是义与利的估衡。目光短浅之士只看到近利，为了获取近利，不惜断送企业信誉，伤害企业借以存活的生态因素与基础。为富不仁，为富不义，终究行之不远。眼光远大的商贾心思慎密、深谋远虑，他们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永续经营，在义与利的权衡自然拿捏到分寸。
我们都知道所谓自由经济市场，并没有绝对自由或完全自由这回事，撇开其他人为的干预不说，供求律便是一只无形的手，许多商人被一时之需冲昏了头，不惜伪冒仿造，粗制滥作以求快速致富，这方面需要法律约束，需要法制监控，并且对违纪犯法的经济活动给予惩处。
企业教育在这儿也可以积极的催化角色，如果工商管理课程只教学生如何组织、管理、经营、谋利、那显然是有缺失的。学院与大学教育还应提供这些未来企业新进多点人文熏陶，让他们了解职业操守与伯南克所说的“企业道德”。《论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苏洵提“义利利义相为用”，重点即在义利二元互补，在商业行为、经济实践真正做到“君子受财，取之有道。”
杜维明在讨论成就工业东亚的因素时，也是从正面与负面同时思考家庭式经营与裙带资本主义的利弊，用人唯亲，而非选贤与能，是关系资本主义的问题。杜氏在另一部著作里却提到同学、同乡、同好、同道的“原初联系”，而这种联系凭借的是彼此的信赖。它特别指出，“从雅加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已构成一条似有形又无法定形的华人金融组织叫龙脉，是华人社会相互资助可以调动大量资金的信用共同体。……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信用保证比有些政府的还安全。所以，以前看起来不科学、落伍的东西，现在好像在瞬息变换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发挥了作用。”[10]2007年10月神户举行世界华商大会，我想除了在商言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家的聚会，在互惠互利以及怎样回馈社会这方面应该有他们的构想与策略。
一些生意人讲的是一套，做得又是另一套，或者以儒商自诩，其实是沽名钓誉，所作所为与奸商无异。[11]另一些企业家从不以“儒商”自居，但他们毁家兴学，扶助贫困，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贡献良多。儒学是实践之学，这些商贾可能没读过四书五经，可是对社会的回馈表现却是地道的儒者精神。陈嘉庚之于厦大，李嘉诚之于汕大，陈六使之于南大，可为典范。要之，整个商业大环境必须建立“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义利观，“欲而不贪”的财富观，只有如此，义利互补的中庸经营之道，才能落实体现。
（20/2/2008）
[1] 韦伯发现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巨大的动能带动社会革新，走向富强来自基督教新教伦理追求财富又能抑制欲望，延后享受富裕成果(delayed gratification)的精神。韦伯亦发现大资本家或成功的企业家多出现于喀尔文教（新教）广泛流传的地区，而不在天主教国家。发展到今天，奢侈式资本主义使美国人不善储蓄。2007年用的是5年后的未来钱，刷卡消费，寅吃卯粮，荣景泡沫化，近在眉睫，近期的次级房贷是危机是一例证。
[2] 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这观念到王阳明这一代人出现新的体认。王阳明于1525年为商人王麟（节庵）写的墓表，提到“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古者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这是“新四民论”。同年王氏写〈重修山阴县学记〉有云：“夫圣人之学，心学；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商贾如“尽心”亦可成就圣人之业。文章撰成于王阳明逝世前三年，应该是他晚年“深思熟虑”的见解。参照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1987）下篇〈中国商人精神〉，页97-166。
[3] 参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周游列国至卫，卫灵公询问孔子在鲁国任职的官俸，孔子回答“粟六万”，灵公决定以同样的待遇礼聘孔子。孔子应允。可见孔子并非没有工作与酬劳的意识。
[4] 有关古代儒商的兴起，发展，商帮的形成与衍变以迄现代儒商的转型，参照戢斗勇著《儒商精神》（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页23-47。
[5] 陶朱公生意经十八法，共270字，疑为后人伪作。参照元钧主编《资商通鉴》（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页168。
[6] 引自《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北：时报出版社，1980）自序，页4，原句为“人民是，‘愚而神’的。人民……在愚蠢中能发出不可测度的神智，以判断政治社会上的大是大非大害……”
[7] 1997亚洲金融风暴发生，裙带资本主义或关系资本主义的可操作性受到质疑。良好的企业管理必须有透明度与公信力。杜维明指出：“关系资本主义是靠同乡、同学的人际关系。这在初步的资本累积阶段有一定的强势。但是它绝对不能同受法律监督与国际金融管理、受现代西方文明所导引的跨国公司相比。”详见杜维明《对话与创新》（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8] 参照汪晖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第七章〈帝国的自我转化与儒学普遍主义〉（台北： 三联书局，2004），页738。
[9] 摘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斯、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二版，页518。
[10] 引录自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台北：联经，1996），页357。
[11] 中国的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以“儒商”自诩，本人却因为信用出问题，以诈骗罪名被起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温任平
（马来西亚）
中国人民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
国际儒学论坛•2007
论文全文
笔者撰写这份报告刚好是美国联储局宣布减息50个基点的第三天，伯南克的这项决定几乎立刻引起世界各国不同的反应，以及好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媒体撰稿人的非议。次级房贷引起这么大的经济动荡，不仅美国经济受损，全球各区域经济都受到冲击。而减息这一经济措施有拯救犯错的金融机构之嫌，这就牵涉到“企业道德”（corporate morality）。犯错（而且还是蓄意犯错）的房贷公司与金融单位闯了大祸，让全球市场承受苦果，而它们这趟被拯救了，等同间接鼓励它们将来可用另一种方式牟取暴利，制造另一次经济危机，因为这些金融机构知道当它们陷入困境政府会出手相助。50个基点的大幅减息使通膨风险增强，伯南克在九月十二日于Capitol Hill 回应参议员询问时说：“这与道德不道德无关”，这句话太欲盖弥彰了。
企业不能不讲道德，正如经济有其伦理。经济行为得以诚信为本，不过诚信谦和乃一般商业经营之道，非儒家们所独有，所谓credibility, reliability and customer friendly是西方企业管理者的口头禅。扩大来说，儒家德目包括勤奋、节俭和谐、自律、尊敬长辈（上司）、敬业乐业、克勤克俭，视工作为“天职”(vocation)与以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工具理性亦若合符节。[1]至于改革创新的企业精神，现代企业大多特设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部门以研发、改进、提升产品或服务素质，这与儒家的“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理念相近，两者都不满足于现状，皆具备忧患意识，都力图保持竞争力。如果这些企业美德是普世性，而非儒家文化所独有，有关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议论，便可能失去意义。
一般人均以为儒家重农抑商，其实儒家是重农而不轻商，打压商贾的是法家的商鞅。汉朝继承秦制，重农抑商经过贾谊、晁错诸人的理论包装，便成了国之大策，而两千多年来当政者沿习成风，一直到毛泽东时代大抵如此。所幸朝廷重农，却无碍民间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唐宋之交，杭州、开封、泉州等地，商业资本流通，各种买卖交易进行顺畅，虽然在体制上仍非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工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萌芽于17世纪的欧洲)，但商品经济已颇具规模，而且活力十足。“士农工商”，商贾的社会位阶虽然排在四民之末，却可用钱买官衔，变成乡绅，也让儿子考取功名。[2]董仲舒独尊儒术，中国成了西方视角下的儒家国家，但中国鼓励农耕，农战（拼收成）之余，从未视商贾为仇寇，儒家作为人文思想并没妨碍中国从古迄今的经济发展。
儒家学说基本上是文化本位，教育本位，而非经济本位的，但孔子率众周游列国，日常饮食，盘川开销，所费不菲，夫子不可能不了解生活的现实面。如果没有他的门生子贡的资助，孔子能去的地方可能有限，其思想学说影响亦不可能弘扬得那么广远。子贡是富可敌国的巨贾，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对子贡的声势显赫有一段生动的描绘：“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抗礼。”并称子贡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论语》记载了他与弟子们的对话，与他对话最频仍的除了子路便是子贡，可见孔子对这位做大生意的弟子的重视，他没歧视商贾与他们的商业活动。
坊间经常以“富贵与我如浮云”形容孔夫子的豁达，其实这句子有点截头去尾，〈子张〉的原句是“不义且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追求富贵是有原则的。“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夫子甚至愿意付出劳力以换取金钱的高回酬，〈述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很显然，他并不反对个人追求财富。[3]从个人到群体，孔子了解“治国之道必定富民”，而“生财有大道”，所谓生财有大道，是让整个民族国家都能富裕。
孔子列出了纲领，孟子则更具体地指陈获取财富的方式，他提出分工概念。“分工”是个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商业发展的重要观念，西方要到涂尔干（Emile Durkheim）写成《分工》一书，这概念才算确认，即各行各业的人扮演各自的角色，互补有无，形成有机社会。孟子把人区分为劳力、劳心，而可能五谷不分的士君子创造理念，凸出人生的终极关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社会能够分工，士农工商始能互补有无，现代市场经济讲求优化资源分配，资源包括人才、人力资源，只有这样社会才有效率，各环节才不致出现失序或脱序现象。
(二)
儒家思想与众不同处，要之是对三纲五常的强调与凸显。“三纲”这个部分留待下一节再谈，先谈利与仁义礼智信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仁”在《论语》出现105次，“二人”为仁，焦点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仁”一字点出了人道主义的精要。“仁者爱人”在实践上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是伦理制度，如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商业制度则有井田制、课税制，文化制度有国学、痒序、历朝仪式典章都属于礼的范畴。〈礼记·曲礼〉有载：“道德仁义，菲礼不成。教民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让人懂得如何处事待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自尊尊人，以和为贵。
“义”古写作“仪”，做人对事合度、合理，谓之义。孔子反对见利忘义，批判不义，但孔子亦了解利的重要，“黎明即起，孳孳为利”，他强调利的获取必须以义为本，主张“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后之儒者认为义利为用，而以民之利为利。而“智”是“知人”，商业管理贵在知人用事，“智”是知识技能的把握，面对顾客、员工甚至竞争对手的态度不亢不卑，适如其份。“智”使人懂得审时度势，运用谋略，修己治人，合情合理，深谙协调之道，营造和谐气氛。“信”是诚信、信任、信赖，真实无妄，不自欺欺人，儒家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扩大来说，“民无信不立”。信是重信守约，一诺千金，以至于童叟无欺。
儒家的义利观放在五常的参照下，然后考量它在市场经济里的作用，那是十分有趣的事情。三纲五常以至于上述的义利观，两千年已浸浸乎成了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即使海外华人，只要他念的是中文，受过中华文化的熏陶，孔孟思想点滴就在他们的血液里。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一个民族的心理特质是很难改变的。《老子》又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主张用古之智慧来应付现世。《福音书》的说法更有趣：“你们若不会转变成小孩，不得进入天国”这与老子经常说的人要回到婴儿的状态相近，儒家有这种说法吗？有。孟子讲得很透彻：“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格完整的人谓之“大人”，人格完整的成年人反而应该保住那份赤子之心、赤子之情。从个人到民族，即活在历史又活在当下，任何的系统文化，都是从历史、传统找到源头活水。换言之，传统文化因素与历史某些特质今日仍活着，而且活在民族成员日常的行为举止里。
从通俗的说法，做生意，到计较优雅的说法，企业经营，到涵盖面更广的说法，一切的经济活动与行为，吾人能否以儒家的义利观作为思想轴心，营运之原则？有关这点，宜乎用马克思的“同时从正反两面辨证地思考”（to think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all at once）才能寻出真相。
“义”关乎公正，西方早期有“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这概念，可是这概念被社会学家海耶克（F.A. Hayek）嗤之以鼻，原因是一个社会不可能有众人皆认同的社会公正标准，每个人的立场、处境不一样，看法不相同。至于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则不提社会公正，只提“正义”(justice)。所谓正义是我认为我做的事是正确的、合理的、可以被接受的。他是站在自己的位置来衡量别人的反应，这里头没有多少道德的成分，因为道德是为他人设想，站在别人的位置想对方的感受与痛苦。比方说，中国某省某地发生水灾，人民流离失所，财物损失惨重，站在马来西亚华人的立场这事与我无关，这种感觉/反应没有违背正义，却是不道德的（“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就能感同身受）。儒家的义较诸“正义观”多了“反求诸己”的自律精神与道德意识。
（三）
儒家的义利观的最大吊诡是它把两种基本上冲突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并从中得到出路或做人的指标。我们的一般理解是，在现实中，“义”碰到“利”容易冰融，正如当前的“环境保育”碰上经济发展这块铁板面对毁伤，有关生态保护这方面的议论，下节当再论及。我觉得儒家的义利观本身就带着自我辩证的意味，〈论语·子罕〉最触目的一句是“子罕言利”，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义而已。”但是子贡向夫子问仁：“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的回答是：“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子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以说是儒家经济伦理的重心，换言之，儒家的义利观崇尚的是公利，最浅易的说法，是赚钱而不忘公众利益。司马迁于《史记·货殖列传》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长居贫贱，故作清高，语必仁义，是自欺欺人，是另一种伪善。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记载了子贡经商致富的秘诀是“子贡好废举，与时逐货赀”，贱买贵卖，货如轮转，这与当前期货市场的买卖原产品的基本方式同出一辙。孔子眼光锐利，他看出端木致富的方法里“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子贡无意当官，却擅固积货物，揣测行情，而且大多猜中而赚了不少钱，这与今日买卖股票，投资黄金或货币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当年子贡市贱鬻贵，逐什一之利，与今日的股市、汇市或期货市场大鳄设陷牟取暴利，情况大异。后者可以令其他人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而中国的儒商，从计然（后人考证他的原来姓名为“辛文子”）到助勾践复国的范蠡，到战国时期的白圭，都有自己的一套经营原则或企业道德。范蠡被后世称为陶朱公，他积累了财富，却把财富施增给贫苦大众。他很早就懂得业务多元化的需要，居货之余，也从事耕畜与农牧业，收益来自多个管道。他用计然之策储备货物，留意天时地利人和的变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掌握到市场经济“需求与供应”(demand and supply)的原理。白圭之节约大概还要胜于今日永远穿一套旧西装的巴菲特，与不修边幅一头乱发的比尔·盖茨，他深谙“商战”之道，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因为时机一瞬即逝。白圭是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弃
”经营概念的第一人，这概念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仍是有效的致富法门。
现代企业集团化，这在中国可谓古已有之。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帮、晋帮、江右帮、临清帮最是显赫。安徽是大儒朱熹的家乡，因此徽州一向多“亦儒亦商”之士，这些安徽商贾能发家致富，又能以仁义经商。徽商重乡情，地域观念强，群体的动员力甚大。山西商贾由于地理环境特殊，他们擅于农牧互济，前面提到的计然、白圭都是晋商，以囤积居奇名扬于世的吕不韦也是山西人。梁启超尝谓“晋商笃守信用”，晋帮可分为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十分富裕。江西人口众多，于明代居全国各省之次，人口稍逊于浙江，纳税却多过浙江。江西是宋明理学的发祥地，名人如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周敦颐、陆九渊都在江西。这些儒者与理学人物把经济道德带进商业文化，重贾道、重义、重情，以“温良恭俭让”闻名于世。临清位于山东，地处南北要枢，乃商家必争之地，孔子原籍山东曲阜，山东商帮有孔圣的道德力量支撑，纯朴、诚实、豪爽，为世称道。[4]
就以上所述，大家不难窥见儒家文化对市场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陶朱公生意经十八法〉已成了许多商贾的座右铭。[5]《太上感应篇》里头虽有道家的观念，但内里蕴藏的都是儒家的价值伦理观，还有《菜根谭》一类的通俗之作，据日本酒井忠夫教授的研索，这类“善书”在中国有3000多种，对一般百姓影响广泛深远，“以和为贵”、“敬业乐业”、“实事求是”、“一言九鼎”、“豁达大度”、“勤者不匮”、“强本节用”、“欲而不贪”、“好学重智”、“精益求精”、“止于至善”、“和气生财”……这些思想种籽长时期深植于海内外华人的无意识（深层意识）里，已成了华人的民族性的一部分特征或倾向，而这些特征与倾向有助于他们（中国人与海外近四千万的各国华裔）于市场经济、现代经济扮演“道中庸而极高明”的角色。
（四）
经济活动目标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maximize profits），不过利润最大如果只是短时收益，并非“可持续经营”（这是当前商界最广泛运用，近乎滥用的术语），则不啻杀鸡取卵，盗取他国或其厂商的研发成果，复制、盗版、偷印、伪造，以欺诈手段，制造并售卖假、冒、伪、劣的商品，可以在短期（或只有一次交易）掠取巨利，一些企业以坑、蒙、拐、骗甚至不履约的方式一本万利或“做不用本钱的生意”，但这种诈骗恶行到头来只会伤害自己，个人信誉也影响到国家声誉。司马迁的观察十分深刻，他肯定了三致千金的陶朱公范蠡，治生产如治国平天的白圭等人的道德品质，侯家驹教授指出司马迁对企业家的重视，很像熊彼德（J.F.Schumpeter）心目中的英雄式企业家。另一方面太史公于〈史记·货殖列专〉指出：“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刻薄贪心，该买卖不买卖，错过时机，周转不快，易因小失大。诚廉的商人则懂得薄利多销，流通量快，交易额大，客源不绝，反而能赚到更多的钱。任何行业，如果能做到“近者悦，远者来”，何愁不富？
目光远大的商贾会把目标放得长远，他们不仅希望能做到“可持续经营”而且是“永续经营”，粗制滥造的劣质商品，可能外表美观，一时三刻看不出破绽，但是人民可以“愚而神”[6]恶贾与窳败企业的真面目终究是无法瞒过老百姓雪亮的眼光的，讹骗可得一时之利，却失去消费人的信任。商贾向“利”倾斜，罔顾仁义，反而因此失利；商贾注重商品与服务素质，不断提升改进，向“义”倾斜，反而得到顾客与消费群的长期支持，这正说明了义利互斥而又相生的二元互补性。
现代经济发展迅速，义利之两难已经不是小生意、小买卖经常要面对的抉择，而是企业家、大厂家必须面对如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营业原则与方略。前面笔者提到的中国十大商帮（类似现代的财团），都有依附官府，走后门抄捷径，牟取暴利的恶行。徽商的胡雪岩有左宗棠为后台，晋商的乔家渠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撑腰，官商勾结，受害者民。
古之儒商与今之华商企业组织间组色彩浓厚，家族型管理的亲和性，毫无疑问，可以加强内部的凝聚力，但亦助长了裙带资本主义或关系资本主义。[7]这儿就出现了义与利的冲突。家族式经营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形态维护”（pattern maintainance）,但却对于“客观理性化”却形成一种限制，这是韦伯的观点，以民族的方式把一组人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反而使一种介于伦理与市民生活方式脱层。[8]“义”是家族成员 绾接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氏族乡团组成的大财团，与政权贵挂钩，力量庞大，关系微妙，方便市场控制与垄断，这便影响公利。而“公利”还原回去便是“义”。（五）
经济学有所谓“外部不经济”（external diseconomics），指的是个人的活动，如破坏公物，阻碍交通，侵占公地，污染流水，有损公益，带来社会成本，但当事人却未为多出来的社会作出补偿。今日生态环境受到的巨大破坏，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大企业、大厂家在获得有关官员的掩护，在“一个眼开一个眼闭”的情况下运作，而且行之经年。官商共谋如何从根本上着手根除，这与政治制度、司法体系的改革有关，非本文所能探讨。我留意的是这种孳孳谋利，戕伤自然环境的义利冲突。
要消弭或至少缓解这种义利之争，仍需向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寻找出路。《春秋繁露》有载“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宋代的张载据此明确提出了他的“天人合一” 观，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曾说过，“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中国历代皇朝都不准淫杀、滥捕、滥杀。《礼记·月令》有载：“令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 ，禁止伐木，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竭川泽，无漉陡地，无焚山林。”，原因正如王阳明所说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视天下为一家”。（《大学问》）恩格思曾告诫；“我们必须要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能像统治异族一样。”[9]赫胥黎（Aldous Huxley）进一步申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不仅对人类而言，同样也可以用于动物、植物以及万物身上。”怎样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而能和谐相处，人类必须意识到本身即是整个大自然、大环境的一部分。人类没有或缺乏这种意识，面对义利的考量，必定会向短暂的现实利益倾斜，为追求眼前的好处，而牺牲掉将来的福利，甚至威胁人类存在的条件。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太多这种见利忘义的现象。
西方对大自然的看法与中国迥异，培根谓“自然科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更加巩固地建立和扩大对大自然的统治权。”这是典型的西方科学主义、技术至上、工具理性的思维逻辑。《圣经·创世纪》有载：“上帝要人们统治水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万物和整个大地以及遍布大地各种爬行动物。”有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或信念， 方戡天役物的思想遂成了主流思想模式，自工业革命以降，资源的消耗，空气的污染，水源的破坏，伐木砍林到了今日全球温室效应扩散，酸雨肆虐，冰川溶解，耕地日减，粮食缺乏，有识之士如刚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到全世界各地演讲，传达拯救地球已急不容缓这个讯息。
中国近代大儒冯十力提出“生生大化”，人与万物同生共感，《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提出有机宇宙哲学，与冯十力的见解相近，但是经济发展这部列车已经开出去了，要勒令所有的厂房停止生产、企业停止操作是不可能的事。这儿我想到的是梁漱溟，他对天人的中庸看法。他认为人必须在疏离自然与征服自然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个理念背后，正是义与利的估衡。目光短浅之士只看到近利，为了获取近利，不惜断送企业信誉，伤害企业借以存活的生态因素与基础。为富不仁，为富不义，终究行之不远。眼光远大的商贾心思慎密、深谋远虑，他们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永续经营，在义与利的权衡自然拿捏到分寸。
我们都知道所谓自由经济市场，并没有绝对自由或完全自由这回事，撇开其他人为的干预不说，供求律便是一只无形的手，许多商人被一时之需冲昏了头，不惜伪冒仿造，粗制滥作以求快速致富，这方面需要法律约束，需要法制监控，并且对违纪犯法的经济活动给予惩处。
企业教育在这儿也可以积极的催化角色，如果工商管理课程只教学生如何组织、管理、经营、谋利、那显然是有缺失的。学院与大学教育还应提供这些未来企业新进多点人文熏陶，让他们了解职业操守与伯南克所说的“企业道德”。《论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苏洵提“义利利义相为用”，重点即在义利二元互补，在商业行为、经济实践真正做到“君子受财，取之有道。”
杜维明在讨论成就工业东亚的因素时，也是从正面与负面同时思考家庭式经营与裙带资本主义的利弊，用人唯亲，而非选贤与能，是关系资本主义的问题。杜氏在另一部著作里却提到同学、同乡、同好、同道的“原初联系”，而这种联系凭借的是彼此的信赖。它特别指出，“从雅加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已构成一条似有形又无法定形的华人金融组织叫龙脉，是华人社会相互资助可以调动大量资金的信用共同体。……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信用保证比有些政府的还安全。所以，以前看起来不科学、落伍的东西，现在好像在瞬息变换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发挥了作用。”[10]2007年10月神户举行世界华商大会，我想除了在商言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家的聚会，在互惠互利以及怎样回馈社会这方面应该有他们的构想与策略。
一些生意人讲的是一套，做得又是另一套，或者以儒商自诩，其实是沽名钓誉，所作所为与奸商无异。[11]另一些企业家从不以“儒商”自居，但他们毁家兴学，扶助贫困，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贡献良多。儒学是实践之学，这些商贾可能没读过四书五经，可是对社会的回馈表现却是地道的儒者精神。陈嘉庚之于厦大，李嘉诚之于汕大，陈六使之于南大，可为典范。要之，整个商业大环境必须建立“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义利观，“欲而不贪”的财富观，只有如此，义利互补的中庸经营之道，才能落实体现。
（20/2/2008）
[1] 韦伯发现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巨大的动能带动社会革新，走向富强来自基督教新教伦理追求财富又能抑制欲望，延后享受富裕成果(delayed gratification)的精神。韦伯亦发现大资本家或成功的企业家多出现于喀尔文教（新教）广泛流传的地区，而不在天主教国家。发展到今天，奢侈式资本主义使美国人不善储蓄。2007年用的是5年后的未来钱，刷卡消费，寅吃卯粮，荣景泡沫化，近在眉睫，近期的次级房贷是危机是一例证。
[2] 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这观念到王阳明这一代人出现新的体认。王阳明于1525年为商人王麟（节庵）写的墓表，提到“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古者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这是“新四民论”。同年王氏写〈重修山阴县学记〉有云：“夫圣人之学，心学；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商贾如“尽心”亦可成就圣人之业。文章撰成于王阳明逝世前三年，应该是他晚年“深思熟虑”的见解。参照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1987）下篇〈中国商人精神〉，页97-166。
[3] 参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周游列国至卫，卫灵公询问孔子在鲁国任职的官俸，孔子回答“粟六万”，灵公决定以同样的待遇礼聘孔子。孔子应允。可见孔子并非没有工作与酬劳的意识。
[4] 有关古代儒商的兴起，发展，商帮的形成与衍变以迄现代儒商的转型，参照戢斗勇著《儒商精神》（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页23-47。
[5] 陶朱公生意经十八法，共270字，疑为后人伪作。参照元钧主编《资商通鉴》（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页168。
[6] 引自《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北：时报出版社，1980）自序，页4，原句为“人民是，‘愚而神’的。人民……在愚蠢中能发出不可测度的神智，以判断政治社会上的大是大非大害……”
[7] 1997亚洲金融风暴发生，裙带资本主义或关系资本主义的可操作性受到质疑。良好的企业管理必须有透明度与公信力。杜维明指出：“关系资本主义是靠同乡、同学的人际关系。这在初步的资本累积阶段有一定的强势。但是它绝对不能同受法律监督与国际金融管理、受现代西方文明所导引的跨国公司相比。”详见杜维明《对话与创新》（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8] 参照汪晖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第七章〈帝国的自我转化与儒学普遍主义〉（台北： 三联书局，2004），页738。
[9] 摘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斯、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二版，页518。
[10] 引录自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台北：联经，1996），页357。
[11] 中国的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以“儒商”自诩，本人却因为信用出问题，以诈骗罪名被起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写给股疮的公开信
线装情结:
写给股疮的公开信 2008/04/14温任平
股疮老弟：
你在我左股靠近肛门处已经15年了，不是痔疮亦非俗称的“老鼠偷屎”。你先以一粒花生米那般大小的无头疮出现，微微作痛，但我并没放在心上，因为你发炎3、4天后自动就会收敛消炎。小小的花生米还在，但无血无痛，我把你当作是脸上的暗疮（只是生在一个较尴尬的部位），它会红肿，但即使不上药，不涂药膏，它总会消退，会带给自己一些不适却不致于制造什么危机。
我们就这样相处了6、7年，然后你渐渐变大，占的面积在一角银币与二角银币之间，发炎的时候，坐在肯德基、麦当劳的硬凳上，一小时后即稍感痛楚。我仍不愿延医就诊，肛门旁的瘤肿不是件光采的事，想到赤裸下身给陌生人带着胶手套检验心里就发毛，我告诉自己能撑多久就撑多久吧。
我很奇怪我到了90年代末仍没把你视为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的关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完全没想到与你沟通。我用的笨法子是在你周边用指甲戳个小洞，然后把血（里头竟然没什么脓）挤压出来。我的手没经过消毒，就这样硬挤，奇怪的是你居然也能接受我这种暴力，血水挤得差不多，发炎的部分慢慢消失。由于暴力有效，我用这方法近4年了，后来令我微微不安的是你的面积已扩展到两角钱银币那么大，而且发作较前频繁。
取消与医生的诊期
一直到最近，我完全无法用指甲戳出洞来让血水流出，你便一直胀大，最恶劣的时候，你有打横摆置的半粒鸡蛋那么宽广、巍峨，情况令我惊愕。我打电话给以前的学生廖志诚医学博士把详情告知。他告诉我他硕士念的是恶性哮喘支气管割切，博士攻的是糖尿病，皮肤或肿瘤科他是外行，他推荐我求诊于一位姓刘的专科医生，她是志诚在国民大学念MBBS时的教授。日期定了，你却在我决定“不顾羞耻”光着屁股让专家对付你的前3天，奇迹似地退让，不是全好，是自动消炎，面积回到一角银币大小。我做了件傻事，我通知廖志诚取消与刘医生
的诊期。
取消诊期后的两个星期，你又卷土重来，更恰当的成语是你又东山再起。我迅速电告志诚安排诊治，医生替我作了详细的检查，要我服食两种抗生素，一为Cipro，另一种是Ofloxacin，志诚说两种抗生素一起用是内外夹攻，医生还要我每天搽3次白色的药膏，而且给了我一瓶深紫色的液体，要我每趟倒两三滴药液在一盘温水里渗和成粉红色，我就赤裸裸地坐在水盆里，早晚一次，每次15分钟。我困坐在洗澡间，裸着下身读陈鼓应编的《道家文化研究》。当年欧阳修马上厕上皆可写文章，顾千里裸体诵经无损佛之要义，与其愁盘困坐，何妨谈书解闷？何况在这么特殊状况下读书资料或知识刻骨铭心，这一辈子不太可能忘记。
但问题还是一样，我还是把你视为外物，不是我自己的一部分。一个星期后复诊医生说好转了许多，她给了同样的抗生素，我仍得裸着下体浸屁股。两个星期后前去做二次复诊，疮仍然有些许浮肿，但里头没有脓，毒素被歼灭了。不必再用药了，我大喜过望。那天是星期三。但星期四，你马上复发，我仅高兴了一天你又发动攻势，我在外头见客又得把屁股歪到一边去。
每晚睡前与你沟通
这次我没有询问刘医生，我终于明白你不是挥之则去的暗疮，你是来真的，要与我厮守终身。我尝试每天在睡前与你沟通，先是打坐冥想，然后我开口讲话，我要你知道你弄死了我，你也活不了，我们可以共存共荣，创造双赢。这种沟通神奇有效。但你不喜欢我在电话中告诉谢川成或廖志诚“我差不多没事了”，每次我向他们报告喜讯，你便怒不可遏，重新肿胀发炎。我也拿你这脾气没办法，我们都是一家人，你就不必那么小气。我告诉他们“我差不多没事了”不等于我视你为无物，或已经把你赶尽杀绝。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你让我尝到了后者。我应该说谢谢你，老弟。
从今天起，我会特别照顾你。我的腰围33寸，我会穿34寸的内裤，让通风状况好些，免得因气候炎热让你焗炸恼火。如厕后除了用纸揩拭，我会用水冲洗。洗澡之际我会特别留意溪谷山林的生态环境，除了用沐浴露洗刷外，我会再用香皂再多擦几遍，务求清洁、卫生，让你满意。我会每天与你沟通谈话，让你接受我成为我身体良性的一部分，我有这恒心，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下去。
写给股疮的公开信 2008/04/14温任平
股疮老弟：
你在我左股靠近肛门处已经15年了，不是痔疮亦非俗称的“老鼠偷屎”。你先以一粒花生米那般大小的无头疮出现，微微作痛，但我并没放在心上，因为你发炎3、4天后自动就会收敛消炎。小小的花生米还在，但无血无痛，我把你当作是脸上的暗疮（只是生在一个较尴尬的部位），它会红肿，但即使不上药，不涂药膏，它总会消退，会带给自己一些不适却不致于制造什么危机。
我们就这样相处了6、7年，然后你渐渐变大，占的面积在一角银币与二角银币之间，发炎的时候，坐在肯德基、麦当劳的硬凳上，一小时后即稍感痛楚。我仍不愿延医就诊，肛门旁的瘤肿不是件光采的事，想到赤裸下身给陌生人带着胶手套检验心里就发毛，我告诉自己能撑多久就撑多久吧。
我很奇怪我到了90年代末仍没把你视为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的关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完全没想到与你沟通。我用的笨法子是在你周边用指甲戳个小洞，然后把血（里头竟然没什么脓）挤压出来。我的手没经过消毒，就这样硬挤，奇怪的是你居然也能接受我这种暴力，血水挤得差不多，发炎的部分慢慢消失。由于暴力有效，我用这方法近4年了，后来令我微微不安的是你的面积已扩展到两角钱银币那么大，而且发作较前频繁。
取消与医生的诊期
一直到最近，我完全无法用指甲戳出洞来让血水流出，你便一直胀大，最恶劣的时候，你有打横摆置的半粒鸡蛋那么宽广、巍峨，情况令我惊愕。我打电话给以前的学生廖志诚医学博士把详情告知。他告诉我他硕士念的是恶性哮喘支气管割切，博士攻的是糖尿病，皮肤或肿瘤科他是外行，他推荐我求诊于一位姓刘的专科医生，她是志诚在国民大学念MBBS时的教授。日期定了，你却在我决定“不顾羞耻”光着屁股让专家对付你的前3天，奇迹似地退让，不是全好，是自动消炎，面积回到一角银币大小。我做了件傻事，我通知廖志诚取消与刘医生
的诊期。
取消诊期后的两个星期，你又卷土重来，更恰当的成语是你又东山再起。我迅速电告志诚安排诊治，医生替我作了详细的检查，要我服食两种抗生素，一为Cipro，另一种是Ofloxacin，志诚说两种抗生素一起用是内外夹攻，医生还要我每天搽3次白色的药膏，而且给了我一瓶深紫色的液体，要我每趟倒两三滴药液在一盘温水里渗和成粉红色，我就赤裸裸地坐在水盆里，早晚一次，每次15分钟。我困坐在洗澡间，裸着下身读陈鼓应编的《道家文化研究》。当年欧阳修马上厕上皆可写文章，顾千里裸体诵经无损佛之要义，与其愁盘困坐，何妨谈书解闷？何况在这么特殊状况下读书资料或知识刻骨铭心，这一辈子不太可能忘记。
但问题还是一样，我还是把你视为外物，不是我自己的一部分。一个星期后复诊医生说好转了许多，她给了同样的抗生素，我仍得裸着下体浸屁股。两个星期后前去做二次复诊，疮仍然有些许浮肿，但里头没有脓，毒素被歼灭了。不必再用药了，我大喜过望。那天是星期三。但星期四，你马上复发，我仅高兴了一天你又发动攻势，我在外头见客又得把屁股歪到一边去。
每晚睡前与你沟通
这次我没有询问刘医生，我终于明白你不是挥之则去的暗疮，你是来真的，要与我厮守终身。我尝试每天在睡前与你沟通，先是打坐冥想，然后我开口讲话，我要你知道你弄死了我，你也活不了，我们可以共存共荣，创造双赢。这种沟通神奇有效。但你不喜欢我在电话中告诉谢川成或廖志诚“我差不多没事了”，每次我向他们报告喜讯，你便怒不可遏，重新肿胀发炎。我也拿你这脾气没办法，我们都是一家人，你就不必那么小气。我告诉他们“我差不多没事了”不等于我视你为无物，或已经把你赶尽杀绝。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你让我尝到了后者。我应该说谢谢你，老弟。
从今天起，我会特别照顾你。我的腰围33寸，我会穿34寸的内裤，让通风状况好些，免得因气候炎热让你焗炸恼火。如厕后除了用纸揩拭，我会用水冲洗。洗澡之际我会特别留意溪谷山林的生态环境，除了用沐浴露洗刷外，我会再用香皂再多擦几遍，务求清洁、卫生，让你满意。我会每天与你沟通谈话，让你接受我成为我身体良性的一部分，我有这恒心，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下去。
2008年4月14日星期一
（7）白鸟飞不起来的夜
温任平第五本诗集
《戴着帽子思想》
（7）白鸟飞不起来的夜
白鸟飞不起来的夜
荒凉的钟声，敻远
小城只有，零碎的梦
每次醒来，都会不期然地
怀念你，虽然我已决定
离开你
妻儿正在庭院，等着
昙花开。壁钟已敲过十响
那屏息的等待真迷人
那夜我们也曾在橡林的小径
静静地期待月升，并且
让月升的光芒洒在
我们坦开的胸膛
三月的橡林多雨
叶落的声音，簌簌
如叹息。总有一班夜行火车
在十时过后越石桥过田垄
轰轰驰过
大地激动地颤抖，然后
慢慢重归静止
静止在白鸟飞不起来的夜
（《通报》，1984年8月5）
《戴着帽子思想》
（7）白鸟飞不起来的夜
白鸟飞不起来的夜
荒凉的钟声，敻远
小城只有，零碎的梦
每次醒来，都会不期然地
怀念你，虽然我已决定
离开你
妻儿正在庭院，等着
昙花开。壁钟已敲过十响
那屏息的等待真迷人
那夜我们也曾在橡林的小径
静静地期待月升，并且
让月升的光芒洒在
我们坦开的胸膛
三月的橡林多雨
叶落的声音，簌簌
如叹息。总有一班夜行火车
在十时过后越石桥过田垄
轰轰驰过
大地激动地颤抖，然后
慢慢重归静止
静止在白鸟飞不起来的夜
（《通报》，1984年8月5）
（6）几乎是真空的虚空
温任平第五本诗集
《戴着帽子思想》
（6）几乎是真空的虚空
没有什么是永远的
那朵浪迅速开放，然后萎谢
风吹过去
留下一块几乎是真空的虚空
这是靠海的小镇
我们曾经跨过一截横木
为的是要迈过去，要倘佯
在一片较洁白和宽阔的沙滩
你趿着的拖鞋潮湿了
我要你注意潮汐的起落
而且不要把天穹那一抹残云看做夕阳
这是靠海的小镇
一艘船晃着远去，一首歌
从清晰到隐约
我们的足迹也是这样
我们的语言啊，多像
海面的水影流光，彩虹的喜悦
短暂的璀璨
我的脚步因疲累而迟疑
风铃没有动，风刚刚吹过去
留下一块几乎是真空的虚空
（《通报》，1984年7月22日）
《戴着帽子思想》
（6）几乎是真空的虚空
没有什么是永远的
那朵浪迅速开放，然后萎谢
风吹过去
留下一块几乎是真空的虚空
这是靠海的小镇
我们曾经跨过一截横木
为的是要迈过去，要倘佯
在一片较洁白和宽阔的沙滩
你趿着的拖鞋潮湿了
我要你注意潮汐的起落
而且不要把天穹那一抹残云看做夕阳
这是靠海的小镇
一艘船晃着远去，一首歌
从清晰到隐约
我们的足迹也是这样
我们的语言啊，多像
海面的水影流光，彩虹的喜悦
短暂的璀璨
我的脚步因疲累而迟疑
风铃没有动，风刚刚吹过去
留下一块几乎是真空的虚空
（《通报》，1984年7月22日）
2008年4月8日星期二
那儿是我们最终会去的地方
温任平第五本诗集
《戴着帽子思想》
（4）那儿是我们最终会去的地方
那儿是我们最终会去的地方。凉沁，宁静，近乎
完整的安全感。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流浪，在世
俗的海洋，论斤度两。欲念权位名望，我们都沾
上一手，嗅嗅自己的手吧，那窒人的铜臭。我们
需要那瀑布似的流水，洗净我们的肮脏；我们需
要那皎洁的光明，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是的，
那儿是我们最终会去的地方。一管高亢的洞箫，一
把幽怨的琵琶，一首激越的诗篇，都会带领我们
前往。攀越的犹疑，更上层楼的惊喜，无以比拟
的美丽。凉沁，宁静，近乎完整的安全感。乘风
的嫦娥，伐桂的吴刚，那儿最适宜我们想象，那
儿是我们最终会去的地方。
《蕉风》，1982年12月
《戴着帽子思想》
（4）那儿是我们最终会去的地方
那儿是我们最终会去的地方。凉沁，宁静，近乎
完整的安全感。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流浪，在世
俗的海洋，论斤度两。欲念权位名望，我们都沾
上一手，嗅嗅自己的手吧，那窒人的铜臭。我们
需要那瀑布似的流水，洗净我们的肮脏；我们需
要那皎洁的光明，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是的，
那儿是我们最终会去的地方。一管高亢的洞箫，一
把幽怨的琵琶，一首激越的诗篇，都会带领我们
前往。攀越的犹疑，更上层楼的惊喜，无以比拟
的美丽。凉沁，宁静，近乎完整的安全感。乘风
的嫦娥，伐桂的吴刚，那儿最适宜我们想象，那
儿是我们最终会去的地方。
《蕉风》，1982年12月
2008年4月6日星期日
（2）一个渔夫的追悔
温任平第五本诗集
《戴着帽子思想》
（2）一个渔夫的追悔
出发的时候有雾
你说：“你可看得清楚我，
一脸尘垢的我？”我诧然于
你声调的异乎寻常，好似
有什么更重要的话要告诉我
但又恐太冒昧躁进，只好用一个问句开始
那时，我正思虑着
江湖有没有鱼
午间会不会下雨，等等
不大不小的问题
没有仔细思量，你那句自询询人的
独语。这样就错失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你
只看见从上游漂过来的粽衣
（南洋商报，1981年6月）
《戴着帽子思想》
（2）一个渔夫的追悔
出发的时候有雾
你说：“你可看得清楚我，
一脸尘垢的我？”我诧然于
你声调的异乎寻常，好似
有什么更重要的话要告诉我
但又恐太冒昧躁进，只好用一个问句开始
那时，我正思虑着
江湖有没有鱼
午间会不会下雨，等等
不大不小的问题
没有仔细思量，你那句自询询人的
独语。这样就错失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你
只看见从上游漂过来的粽衣
（南洋商报，198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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