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认识杨牧：序《隐喻的流变》

再认识杨牧：序《隐喻的流变》

温任平
星洲日报 星洲广场
17/8/2008

张依蘋邀我为她即将出版的硕士论文《隐喻的流变：杨牧的散文研究（1960-2001）》写序，依蘋刻下在拉曼大学任教，她的硕论完成于2001年5月，文长近12万言，提要钩玄，写得十分用心。我自1977年为《紫一思诗选》写序以来，大约完成了30篇序，除了〈与傅承得聊天〉那篇序较短外，其他序文篇幅可观，以新批评加上傅莱（Northrop Frye）的原型、神话研究，月旦作品的艺术表现，褒贬之间，往往不假辞色，因而有1985年持续五个月的端木虹事件之爆发。有人告诉我写序像公司开张，找个社会贤达致词，说些好话、场面话，变相打广告，这种事我不屑去做，虽然这样做会皆大欢喜。

本来以为替张惠思的诗集《站在遗忘的对岸》写成长序后，就不再写序了。这次毫不犹疑地答应依蘋的邀序，原因可能是她研究的对象是杨牧，一个我“有话要说”的诗人/散文家。这也算是因缘吧。

中国学界硕士论文一般上篇幅较短，出版成书的硕论，可谓凤毛麟角，博士论文整理后付梓的倒不难找。收到依蘋寄来的稿件的同一天，我刚好读着许子东的博论《为了遗忘的集体记忆》。许子东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硕士，在香港大学中文系考哲学博士，我稍微比较了一下两人的学术背景与论述的话语特征。张依蘋与许子东同是中文系科班出身，都借用西方的学术资源以丰富与深刻化自身论文的思想内涵，但语言文体很不一样。大陆两岸的论述文体的差异，笔者将来会写篇文章谈谈，抛砖当然是为了引玉。

近十年来，我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的专栏曾经不止一次探讨杨牧的诗文风格与艺术表现。早在1973年笔者撰写〈论思采的散文集《风向》〉即曾指出思采、赖敬文作品的叶珊化，并且暗示他们的散文创作可能只得其形未得其神成了“小叶珊”。1979年我写成〈从杨牧的《年轮》看现代散文的变〉，发表于台大外文系出版的《中外文学》月刊第8卷第3期，我用理性的笔触写自己对杨牧的鉴赏心得，并以感性的曲笔表达我对他的赞羡仰慕之情。最近一篇〈寂天寞地即惊天动地谈杨牧〉，去年8月刊星洲日报〈静中听雷〉，距今不足一载。依蘋邀我写序，我想她觉得我应该是叶珊/杨牧的知音。依蘋的硕论对杨牧推崇备至，，从叶珊到杨牧，这四十年来杨牧如何完成他的“文学人格”，能找到另一个人共同赏析，未尝不是件赏心悦事。

张依蘋的硕论颇长，她从苏珊兰格（Susanne K.K.Langer）的美学理论为背景阐述作家从感情到形式的具现，表象、虚象、幻象的层次关系，从符号到隐喻到象征，说起来这些都是吾人熟知的美学知识，卑之无甚高论。重要的是，杨牧的散文，一方面是诗的延伸与衍变，另一方面杨牧的散文诗或后期的“议论散文”（这当然与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迥异）往往拒绝囿限于文类的限制，用依蘋的观察：

“打破散文与诗体例…...或者说，复原先秦文学的文学规范，不露痕迹的融中、英、少数德法的文字、翻译、文学评论、小说、戏剧、诗、散文、随笔等进入他的‘散文’，却能构成一致性，统领这一切的就是其思想------情感主体。”

有关文类的逾界现象，梁实秋先生在30年代即曾论及，但似乎并未引起当时中国学界的注意。余光中写过一篇〈食花的怪客〉，介乎散文与小说之间，作品中的文学教授心神恍惚，浮上来的虚象或幻觉，带点魔幻的惊悸趣味，但这只是余翁少壮时期的戏作，不像杨牧的大规模经营，虚实相应，瓜瓜藤藤，枝蔓相连。依蘋循其生成过程以“隐喻的流变”追索其发展脉络，强调隐喻本身的功能与变化。这当然是正确的。换言之，从叶珊到杨牧，艺术家是不断在扩展其隐喻的时空与地理版图。

从修辞学的角度看，比喻包括明喻、暗喻（隐喻）、曲喻，还有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圆喻，还有所有一流诗人都会尝试的“换喻”（metonymy）。比喻乃诗人先天之禀赋，虽在父兄不能传之以子弟。第一流的诗人着眼不在简易层次的赋、比、兴，而在于隐喻系统、象征系统的建构。象征系统里头有其“原型”（archetype）与“神话”（myth），艾略特的〈荒原〉、叶慈的〈航向拜占庭〉都有原型神话的色彩。杨牧自承他最喜欢的三位诗人其中两人便是上述两位英语世界的诗宗。另一位诗人是济慈，杨牧曾写过许多封书信给他，我觉得杨牧（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精神实秉承自济慈之正宗。杨牧结合现代与浪漫，而又能巧妙地融会主知与唯感这两种冲突的元素，使他的艺术与众不同，创造了五四新文学的新高，读他的诗与散文最能享受那种“巅峰经验”的快感。

依蘋在论文中提到的《年轮》与《搜索者》于1982年由洪范出版，两者唇齿相关，依蘋甚至认为迟了四个月才面世的《搜索者》反而更像《年轮》之兴，由于《年轮》这阕“长长的散文”早在1976年即已面世，相隔六年，依蘋的话我不敢说，我揣测这两部作品互为表里，乃是同一个时期思虑沉吟之所得。《年轮》以创作实践印证了文类混揉的可能性，但混血或杂揉都不免沾上些许负面歧义。Fusion of Genres(“文类融浑”)可能是较佳的说法。《年轮》摆脱文类的羁绊，《搜索者》则预告了他从searcher 到 researcher 才是他“表现本质的路”（用叶珊的话）。这方面依蘋敏锐地抓住了论述的主轴，searcher 是个搜索者，而researcher 可以同时是一个“再搜索者”（再探索者）与“学者”（研究者），硕论指出从叶珊到杨牧，“探讨的是浪漫诗人如何转型为学者诗人”。

德国作家、汉学家史迪曼（Tilman Spengler）曾如此评断：“如果在西方，或至少在德国，杨牧应该被称为‘博学诗人’（poeta doctus）。”史迪曼于1991年出版小说《列宁的脑》（Lenins Hirn）,被译成21国语言，作品风靡于世。史迪曼早在1983年就当了柏林科学院的院士，他对杨牧如此看好，理由无他，杨牧无论诗文、评论、翻译均充份反映他学问深邃，兴趣广博。依蘋认同欧文（Stephen Owen）对杨牧“双文化”（bicultural）评价，并具体地指出这种“双文化”不仅“来自中西教育背景和中西文化意象的融合，也来自其作品肌理间中西修辞学的互补，择优发挥的特色。”这项判断甚有见地。

杨牧从陈世骧教授游，攻读《诗经》。《诗经》花草植物的象喻，印证家乡花莲的锦秀河川与田野的各种花卉树木，现实与想象不期而遇，契合无间，这大概是杨牧喜用、擅用植物、生态意象的原因。1960年处女作《水之湄》已可略窥杨牧耽于大自然草木之美的倾向。出版《水之湄》那年的叶珊才20岁，依蘋的说法颇为有趣：“情感主体 用草木虫鱼的文字游戏了近十五年，终决定越矩（狱）取得再一次轮回的机会。”艺术家何尝没有自知之明，杨牧说：“一个人年过三十，他的诗不可能因湖之光山之色而自动生长了。”三十六岁杨牧写成《年轮》，他终于把隐喻引申、深化、扩大成为自己的象征系统。

依蘋指出杨牧的主要隐喻是水、树木、星象。水可以是河、湖、海、雪、霜、雾，也可以是雨水、汗水、泪水；树从森林到落叶，观念的树是“盘根入世的精神”、“向上求索的表现”。树见证了四时的变化，大自然的嬗遞，时间的流逝。地上的树木有年轮，天际则有浮雕般的星图。叶珊时期的杨牧写成〈十二星象练习曲〉，收入其第四卷诗集《传说》（1971年），是一首获奖的组诗。就笔者对西洋星座与相关希腊神话的了解，杨牧这组诗似乎耗尽了他于西洋星象这方面的知识资源，他后来在《山风海语》、《方向归零》、《昔我往兮》及其散文集如《疑神》、《星图》、《亭午之鹰》等作品中撷用星象神话，便不甚出色，无力再作想象的腾挪，反而有些累赘空泛。上星期在书展偶遇几位来自北马的文友，谈起杨牧，他们说：“《年轮》、《搜索者》之后的杨牧散文不怎么好看，书是翻了几遍，就是买不下手。”

学术探讨而竟以文学友儕冲口而出的评语佐证，搞不好会成了笑柄。返家之后重读他的奇莱三书与“疑、星、亭”诸作，发现杨牧的问题可能出在他的议论型散文（学者散文）历史感沉重，知识庞杂，他的大自然崇拜，宇宙至上论以致于中国天人合一、既佛又道的哲学思维，使他的散文处于超载状态，过犹不及，感性窒滞不畅，少了《年轮》那种撼人的戏剧感。读书要靠点直觉，好坏的评断亦然。朋友当然不知道我正在为写这篇有关杨牧的序而踌躇，他们直率的言语迫着我效法王文兴的精读，颜元叔的苦读细品。我觉得杨牧的散文来到《年轮》成了《搜索者》可能是他个人散文创作的极峰，researcher 阶段的散文理性过强，人文历史与其他远古知识的引用拥挤，反而使艺术家的散文“不再那么诗”。我们可以了解杨牧创新多变，追求完整的手艺（craftmanship）。当杨牧沉浸在他的生态想象，大自然的沉湎，天人交感浑然无间的哲境里，我想我和我的朋友面对的是一个学植深厚的学者、思想家，而非叶珊以迄《年轮》《搜索者》的诗人散文家。智者超凡入圣固难，能够换个身段超圣入凡更是一大挑战。这是我的悖论。大我四岁的杨牧不一定认同我的看法，年龄比我小一个世代的依蘋不妨把我的判断视为野叟之言。我也许看错了，但我必须忠实于自己的文学感知。

《诗经》对杨牧的影响不仅止于花草树木虫鱼，1967年叶珊撰写〈诗经国风草木〉论及〈简兮〉、〈晨风〉、〈车邻〉诸篇的格律变化，他对类似“山有……隰有”的句型秩序与秩序调整后的音色转折与气氛营造，早已心里有数。杨牧的诗文内里微妙近乎奇异的音乐感，可能得自《诗经》格律衍变给他的启示，不是余光中〈听听那冷雨〉的拟声，而是字词在段落或篇章里的重复再奏，对照呼应，与因而形成的反复回增的力量。这点依蘋的硕论析之甚详，并且认为杨牧这种散文特色借自《诗经》的工具语言。“工具语言”泛指等因奉此的文牍惯语，与以内容为重的学科所使用的文字媒介，我想我会用“句型格律”或“修辞策略”称之。依蘋以《诗经》的〈鸨羽〉对照杨牧的〈普利斯顿的春天〉诸篇，重复中有变化，复叠中见衍变，借用《诗经》的格律，营造语体文的回响效应，使文字跌宕起伏，从而衬出作者内心感情的律动。即使替报章写专栏，杨牧亦擅以此技法控驭、调频语言的节奏。硕论未提及的《交流道》、《飞过火山》二书可为旁证。

1973年11月认识的老友陈芳明，嘗称誉杨牧为“台湾现代散文的先驱”，张依蘋认为杨牧汲取西方之优势，投入“寻找汉字的真正性格、开创汉文学的无穷潜力。”这些判断都切中肯綮。我与依蘋对杨牧散文的整体成就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对杨牧从容将身边符号转化为隐喻象征，最后形成其特殊的寓言结构，而过程又是那么自然浑成，我们对他的仰羡钦佩之情，可谓不分轩轾。读张依蘋的硕论让我有机会重温旧梦，翻新自己于60年代读着余光中、叶珊的诗文进入现代文学堂奥的记忆。往事并不如烟。是为序。
（完稿于戊子年端午节）

人格信任与货币信任

人格信任与货币信任

温任平
2008/08/25

我们都知道国会议员向首相投不信任票是件非常严重的事，不仅有关国家领袖颜面无光那么简单，不信任票一旦通过，首相得与内阁成员总辞。前些时候，泰国新上任的沙玛即面对不信任动议，沙玛貌似鲁莽憨直，但政治手腕灵活，拉拢到大多数国会议员支持他，才算平息了这场政治危机。

“信任度”（degree of confidence)其实是个不通的词，没人能用某种温度器量出正确的度数。
写着这篇文章的时候，外面强阳烈照，温度大约是摄氏34度，我人在A ＆ W快餐厅写稿，有冷气调节，温度约摄氏26度。信任不信任一个人，信任到什么程度，靠的除了直觉与自由心证，还要靠运气，这都与科学无关。中国历朝帝王立储，选了储君几年后就发觉自己将来的继承人治国能力、人品道德都有瑕疵。康熙两度废嫡，都是觉得太子贪财好色，非治国之明君。我国前首相敦马哈迪把大位转移给拿督阿都拉，是信任他心目中的好好先生会贯彻他的政经宏愿。今日的拿督斯里阿都拉十分信任慈眉善目的拿督斯里纳吉，指定他为两年后的接班人。“信任”太过个人化，太过简化，不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左右手成了眼中钉

一组心理学家曾研究过囚徒困境，通过增加与减少个别囚徒的特殊好处来观察合作与背叛的变量的摆动和转换。这种较科学的测量只可以用在囚徒身上，因为他们懵然不知自己是实验品，依循性格倾向（自私、嗜斗……），本能的去做他们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勾当。人与人之间无可能进行这种衡量，否则从敦慕沙到拿督安华，这几个敦马十分信任，倚为左右手的人后来都成了他的眼中钉。从相学来看，敦马（三美威鲁亦然）属狮型成格，在森林中称霸的狮子是不可能找到虎豹豺狼来取代他的位置的。可惜相学并非科学，以此为据，不免笼统失误。改善的方法是以制度选贤与能，谁要当党领袖，应该由党员选出，一个党随便都有几十万党员，由党员的集体智慧甄选出来的人比较能照顾到方方面面，使信任程序不致“由朕说了算”，那太简化、粗糙而且犯错误的机率太高了。

人格信任风险之所以大，是人可以伪装，懂得迎合主子的意愿（写到这里，我想到赵高与和珅）。即使这个人并不怎样伪装，但人是会成长的，会变化的，30岁的那个人可能死忠于一个人，40岁心智较成熟，恐怕就不那么愚忠愚孝了吧？制度信任比单凭个人爱憎决定一切的人格信任来得健全，但系统信任（许多制度的总和整合）又比制度信任更可靠。

我们现在的货币，不管是令吉还是美钞，都可以购物，并非那张印刷成本比贺年卡还低廉的钞票有什么价值，而是整个社会系统都认可货币是经济生活与经济交换的润滑剂，它使国际合作变得可能。有关这方面的详论，笔者建议不妨一读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ayama)的名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不信任陌生人

人与人为什么会不信任？通常我们都不信任陌生人，因为不知对方的底细，也无法揣测对方对自己有何居心。我们较信任同学、邻居、同事、朋友、股东等。你开始对他们当中一些人不信任，那可能因为他们在一些事情上背叛了你。比方说，他向你借钱应急，每次都像用肉包子喂狗，有去没回头。比方说，有些人讲过的话不算数，或口惠实不至，或阳奉阴违。人格信任虽无温度器可以衡量，却可以彼此的互动（良性或恶性），加分和扣分。扣分扣到某个你不能忍受的程度，双方关系可能以对质、摊牌、直斥其非甚至割席断交收场。

我们都知道黄金在今年6、7月炒得火旺，每安士950美元，最近两周跌破800元，每安士黄金在国际金属市场售价泻至每安士788美元。其实这价格已算不错了，在1999年，黄金曾被抛售跌至每安士290美元。黄金本无价，它是埋藏在地底下的稀金属，由于它的稀罕性，货币可以它为物质垫底，强化货币的可信任性。

有时金属的稀罕性也不一定能换取别人的信任。比方说，我手里拿着一两的钛合金，钛合金比黄金更稀罕、更昂贵，但你在较落后的偏远国家，你告诉当地居民钛合金是航天材料，十分贵重，那些人觉得钛合金可能比不上你腕上的手表，你机舱里的粮食。你怎样向他们解释也没用，他们不要钛合金，他们信任的是金子。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德（J.F. Schumpeter)说了一句乍听起颠三倒四的话：货币之所以被信任，是因为它被人承认而所以被人承认，一语道破了完全没有黄金垫底、而外债数万亿的美国其货币仍可一纸风行的原因。人格信任如果也套用熊彼德定律，我信任你，你就被信任了，因此你的任何行为都会照着我的意愿行事，那就太一厢情愿。中国有句儿童民间谚语：“人会变，月会圆”。用货币信任对比人格信任，是为了凸显后者的脆弱性，英文叫作vulnerability。

马华现代文学(1959-2008) 50岁啦！

马华现代文学(1959-2008) 50岁啦！

温任平
2008/08/18

读2008年8月6日商余版黄芝婷〈X世代〉的专栏文章〈最后一场演讲〉，感触良多。卡内基梅隆大学电脑系教授Randy Pauch日前逝世，他两年前已知道自己中了胰脏癌，但他勇于面对并利用精神稍为振作之际，于2007年9月在大学举办《最后一场演讲》(The Last Lecture)。这场演讲在网络上广泛流行，有数百万人点击聆听了Randy幽默风趣、乐观、豁达的演说。他讲了一句十分平凡而又令我十分震动的话。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我是个努力的人。”

法国一位时尚杂志主编鲍比(Jean Dominigue Bauby)，倜傥风流，在娱乐界、艺术圈享有盛誉。鲍比诞生于1952年，为人开朗、健谈，经常运动旅行，讲究美衣美食，却于1995年12月8日猝然中风。他全身不能动弹，只剩下眼皮仍可眨动，他与助手、友侪合作，用眼皮的一开一阖示意字母，一个字一个字勉力凑出完整的句子，费了两年的时间写成《潜水钟与蝴蝶》。在这部既像散文又像小说的作品里，我们读到了一个自由的灵魂，不甘被禁锢在已经萎死、毫无知觉的躯壳里，力求脱茧而出的生命欲望。

《潜水镜与蝴蝶》有不少匪夷所思却想像力丰富的妙句：
“写一本长篇小说……自己发明水果……推广到市场”（轮椅篮篇7页）。
“我可以成为最伟大的导演。”（西那希露台篇第29页）。
“改写另一部长篇传奇小说……扭转我的命运。”（另一个巧合篇48页）。

鲍比肯定是个努力的人，他拼尽全力完成这部书，强撑到书籍出版，他在亲睹自己作品面世后的第二天便死去。心愿既了，他也可以含笑黄泉。

谢绝应酬婉拒社团工作

相较之下，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实在太懒散了。我自1993年离开教育界，即尽量避开应酬，婉拒社团工作，连最能实践、挥洒我的文学青春愿景的天狼星诗社也放下了。我的隐遁行为，红白事不沾（写到这里我想到当年的马克思，这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逝世时来到墓前吊唁的不足10人），送个红包过去或托人代付帛金，聊表心意，我的这种态度被友侪误解，非议经年，我也懒得去辩解。

近年来我发觉国内外的一些学术活动（文学研讨会），联谊的性质日浓，学术的含金量日趋稀薄，这种情形尤以中国各大专学院最为显著。好些中国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文学会议，重点除了联谊，更强调“文化考察”，这与旅游社主办的观光团无异。这些活动徒然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我在问自己，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虚耗呢？我比刚过世的陈徽崇老师还年长3岁呢。

我是一个普通人，不算懒惰，但不够努力，不够积极。来到这个阶段，我是否应该收拾心情，专心一致，为走了50载的马华现代文学史(1959-2008)梳理一条脉胳来？荏苒在衣，岁月不留人。方修先生能做的，为什么我不尝试去做？

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于1978年12月中旬举办第一届马华文学研讨会。当时文协署理会长暨语言文学组主任郑良树副教授嘱咐我为这些年来荜路蓝褛的马华现代文学，整理其发展、转折脉胳，我写成了篇幅颇长的《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这篇论文使我的历史意识抬头，1980年出版《愤怒的回顾——马华现代文学运动21周年纪念专册，我的序〈马华现代文学的几个重要阶段〉，以阶段（时期）来估衡现代文学风格的变化衍异。80年代文协出版〈马华当代文学选〉，我的总序论及80年代的现代文学，比较详细的分析见《我看马大〈校园文学〉》，同时另外撰文〈核心文学细胞〉提到〈椰子屋〉与〈青梳小站〉的贡献。有关90年代的马华文学正名、典律建构、中华情结、断奶论，我最近分两个月半的时间完成5篇短论，先后刊载于某报。5篇论文加起来逾一万字，把90年代的重要议题一网包罗。我比较没有把握的是2001年到2008年的文学评估。进入21世纪，现代诗风格颇大，不是“后现代”一词可以涵盖，但表达的形式就是不一样，必须认真看待。

我大抵上参与了整个马华现代文学59年从肇始时期，到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同志书写、族群诉求、生态写作、后结构试验，问题是怎样把这些材料摊开来，让它们各就各位，写成一部“有头、有尾、有中腰”（颜元叔语）的马华现代文学史。我是个普通人，天可见怜，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健康，让我在有生之年把书写出来；让我的生命无憾。

谢川成论儒商

谢川成论儒商
温任平
2008/09/01

上篇文章提到人格信任、制度信任、系统信任，真正要讨论恐怕就非得从“信任研究”(Study of Confidence)着手不可。这是个大课题，目前还不能动笔。本文仍想就人格信任稍加引申发挥。 去年10月初旬，应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之邀，笔者与谢川成前去北京出席“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该届研讨会主题是“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主任郑文泉博士亦受邀出席，他谈的是荀学有关资源争夺这方面的议论。川成的论文是《马来西亚儒商综论》，返马之后改写成《儒商词义的历时演变》。无论是第一次提呈的论文或后来侧重点迥异的另一论述版本，关键词(keyword)只有一个：儒商。国内主办过儒商研讨会，在中国与来自美、日、韩、俄等国的国际儒学论坛上提儒商还是首趟。

儒商凤毛麟角

真正又儒又商的中国人物，可谓凤毛麟角。最早可以追溯到的儒商是孔子的门生子贡。子贡富可敌国，司马迁于《史记·货殖列传》对子贡的显赫描绘如后：“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抗礼。”太史公甚至认为子贡使“孔子名扬天下”。如果我们重返春秋战国当时的历史现场，孔子率领一大群门生周游列国，日常饮食、盘川开销，费用惊人。没有子贡在sponsor，那里能支撑得住？子贡既儒又商，肯定是儒商。

另一个大家都熟知的儒商是陶朱公。今日还有许多较传统的商店仍把《陶朱公生意经十八法》，悬在墙上，或压在玻璃柜面底下，时时用作参照，有自我警惕的作用。陶朱公即勾践之谋士范蠡，他力助卧薪尝胆的勾践击败吴王夫差复国。范蠡一介儒生不仅善于经营，而且把经营理念化、“儒家化”。他深谙天时、地利、人和之理，“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我们甚至可以说范蠡此人在那个原始素朴的时代，便懂得把握市场的供求律。范蠡居货之余，为了分散风险，也从事耕畜与农牧业，让业务多元化。他颇像今日世界巨富的比尔盖茨、华伦巴菲特，在累积大量财富之余，“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把财富施赠给贫苦大众。

晚近中国儒商往往藉某儒学大师而取得其他商贾的信任。徽商以仁义经商，重乡情，群体的动员能量大，号召力来自大儒朱熹是安徽人。山西人擅农牧互济，古人计然，白圭都是晋商，善于囤积居奇的吕不苇也是山西人。梁启超尝赞誉“晋商笃守信用”。江西排在清代十大商帮前5名，那时因为儒家代表人物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周敦颐、陆九渊都在江西。当然山东商帮由于有孔圣先师的道德支撑，亦以诚实、纯朴、豪爽，为世称道。

谈到这儿，包子便露馅了。山东的商贾，江西、安徽的生意人，难道他们都像孔子、王安石、欧阳修、周敦颐、陆九渊、朱熹诸人，饱谈诗书，以儒门的德目为处世经商的标准吗？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我相信整体市场的诚信风气，有一种“内化”(internalise)的作用，成了上述地域一般商贾的心理特质。当然，里头害群之马是有的。

陈嘉庚卖大厦建大厦

谢川成舍《马来西亚儒商综论》而换了《儒商词义的历时演变》，我相信他是看出了要为今日的儒商定位大不易。陈嘉庚、李嘉诚、陆佑、邵逸夫、陈六使，李成枫……以迄今日对华研中心不离不弃的陈忠登医学博士(儒医？)，他们都为社会建设、教育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是否深谙孔孟之学，那倒变得次要了。李嘉诚仅受过小学教育，他出资建汕头大学。陈嘉庚“卖大厦、建厦大”(厦门大学)，近乎毁家兴学。他们做的是儒家做的事，他们不能熟诵《论语》、《中庸》，不懂王阳明与陆象山，重要吗？

如果我们以儒商必须“亦儒亦商”，那么能符合这高标准确乎没有多少人。谢川成在马大教的是语言学，他从自己的专业角度看出儒商一词定义广泛。“儒商”作为一个词所承载的意涵自20世纪以降日趋复杂化与衍异化的事实。近来有人要求儒商不仅要有人文修养，还认为儒商应能把握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对科技要有认识，这又把儒商“瘦化”成了商贾的熊猫或其他稀有动物。

“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共得论文62篇，其中只有4篇专论儒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在致闭幕词用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谈他个人对儒商一词的感受，他觉得当前的生意人如果能有“可持续经营”的概念，就不会只顾眼前蝇头小利，而罔顾商品与服务素质的提升。但这过程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要改变当前一般生意人的经营风格与方式，非一蹴即至，必须通过全民教育，让人人都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都能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冯俊教授这番话，可谓公允平实。人格信任如果也能成为中国企业文化的主流，那么中国猖獗一时的研发成果复制、盗版、偷印、伪造等行径自然绝迹，那些假、冒、伪、劣的商品也会自然地被唾弃。一次过的交易是赚到了快钱，却不啻杀鸡取卵，还伤害到国家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