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方修先生

谈方修先生

温任平

方修以一人之力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年)10巨册，这项工程如斯庞大，即使作家协会、文化机构或大专学院拥有人力与资讯(文稿)支援，亦不易成功，而方修居然能凭着坚韧不移的意志，以个人之力促成此壮举，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

不知为什么有这冲动想谈谈方修。方修原名吴之光，生于1921年，他著述甚丰，是著名的新
马文学史家。1997年12月留台联总邀他从新加坡来马出席“马华文学的新解读”研讨会。方修健康不好，未能前来。笔者与方先生始终缘悭一面，他的论文追述的是日军南侵，6位于沦陷期间殉身的新马作家。

笔者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于马华文坛推广马华现代文学运动，与方修的文学观南辕北辙，
我对他只感到好奇，但谈不上好感。方修以一人之力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年)10
巨册，这项工程如斯庞大，即使作家协会、文化机构或大专学院拥有人力与资讯(文稿)支援，亦
不易成功，而方修居然能凭着坚韧不移的意志，以个人之力促成此壮举，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

强调文学作品的革命性

方修也写过一些论述，出版过一部上、下卷的史稿。他的手术刀只有现实主义一把，而且相当锋利。他以左翼文学史观选稿、撰论，不断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性、积极性、批判性、革命性，作品斗争色彩愈浓则阶位愈高，革命性现实主义强过批判性现实主义。批判性现实又强过积极性现实主义，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奠在下面。那还不是最坏的，比浪漫现实主义更糟的是象征主义。凡是“李金发式”的作品，如1920末的曾华丁等人的创作，1930年代《槟城新报》<诗草>副刊温梓川、吴逸凡诸家诗一律被批贬为“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是“文学逆流”。方先生的文学视野容不下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他对当时20世纪法国象征主义(如魏尔仑)与同时期美国现代主义的表现(艾略特)，似乎不知不觉，或知而不觉，而且他也缺乏史家的胸襟正面看待现实主义以外的形式创新。

当然面对像郁达夫这位中国南来在《星洲日报》担任编辑，成为当时新加坡文学青年的“文学
导师”的重量级作家，方修倒是不敢造次。再加上郁达夫于日本南侵期间于印尼失踪(被日军虏获
杀死的可能性甚高)，这位思想颓废但却抗日的作家成了“准民族英雄”。方修在编纂大系，撰写文论都特予宽待。还有连士升，他是报界名人，写过《尼赫鲁传》。他的信札书简平易近人，叙述清晰，语言朴实。他的作品虽然谈不上什么批判性、革命性，但他和郁达夫拥有的不仅是文坛声望，也拥有可观的读者群。方修对他们另眼相看，可以理解，但其他非现实主义作家及诗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像温梓川便是一例。温氏于1926年负笈广州，翌年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他是鲁迅、徐志摩的
学生，他的师友包括汪静之、邵洵美、戴望舒、蒋光慈、丰子恺。除了鲁迅没有问题之外，从感
情炽烈不羁的徐志摩到性格圆融恬淡的丰子恺都可能“教坏”了温梓川。何况温梓川心仪戴望舒，特别推荐后者的《雨巷》，又翻译英美诗作，立场举措如此“反动”，温梓川虽然亦服务于报界，是槟城《光华日报》的编辑，方修觉得他比郁达夫、连士升更容易成为“阶级敌人”，对他没有好感，对他的诗作，字里行间明里暗里都在批贬。

今日新马两国的大专学院中文系还在使用方修的书，因为除了方修，国内没有另一文学史家有 他著述的规模。方修曾当过记者，后任报章编辑。1966年开始到1978年在新大中文系担任兼职讲师。他的弟子杨松年教授一方面非常钦佩方修，一方面希望能找到方修当年没有为我们留下
的文稿资料。一味在方修的资料堆里反复咀嚼，得到的惟有反殖、鼓吹社会政治改革的现实主义
资料。黄锦树在《张锦忠与马华文学(史)复系统》一文中，提到“战前零星的现代主义书写”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但当然不在方修先生的档案或抽屉里。

线装情结: 2008/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