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川成论儒商

谢川成论儒商
温任平
2008/09/01

上篇文章提到人格信任、制度信任、系统信任，真正要讨论恐怕就非得从“信任研究”(Study of Confidence)着手不可。这是个大课题，目前还不能动笔。本文仍想就人格信任稍加引申发挥。 去年10月初旬，应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之邀，笔者与谢川成前去北京出席“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该届研讨会主题是“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主任郑文泉博士亦受邀出席，他谈的是荀学有关资源争夺这方面的议论。川成的论文是《马来西亚儒商综论》，返马之后改写成《儒商词义的历时演变》。无论是第一次提呈的论文或后来侧重点迥异的另一论述版本，关键词(keyword)只有一个：儒商。国内主办过儒商研讨会，在中国与来自美、日、韩、俄等国的国际儒学论坛上提儒商还是首趟。

儒商凤毛麟角

真正又儒又商的中国人物，可谓凤毛麟角。最早可以追溯到的儒商是孔子的门生子贡。子贡富可敌国，司马迁于《史记·货殖列传》对子贡的显赫描绘如后：“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抗礼。”太史公甚至认为子贡使“孔子名扬天下”。如果我们重返春秋战国当时的历史现场，孔子率领一大群门生周游列国，日常饮食、盘川开销，费用惊人。没有子贡在sponsor，那里能支撑得住？子贡既儒又商，肯定是儒商。

另一个大家都熟知的儒商是陶朱公。今日还有许多较传统的商店仍把《陶朱公生意经十八法》，悬在墙上，或压在玻璃柜面底下，时时用作参照，有自我警惕的作用。陶朱公即勾践之谋士范蠡，他力助卧薪尝胆的勾践击败吴王夫差复国。范蠡一介儒生不仅善于经营，而且把经营理念化、“儒家化”。他深谙天时、地利、人和之理，“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我们甚至可以说范蠡此人在那个原始素朴的时代，便懂得把握市场的供求律。范蠡居货之余，为了分散风险，也从事耕畜与农牧业，让业务多元化。他颇像今日世界巨富的比尔盖茨、华伦巴菲特，在累积大量财富之余，“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把财富施赠给贫苦大众。

晚近中国儒商往往藉某儒学大师而取得其他商贾的信任。徽商以仁义经商，重乡情，群体的动员能量大，号召力来自大儒朱熹是安徽人。山西人擅农牧互济，古人计然，白圭都是晋商，善于囤积居奇的吕不苇也是山西人。梁启超尝赞誉“晋商笃守信用”。江西排在清代十大商帮前5名，那时因为儒家代表人物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周敦颐、陆九渊都在江西。当然山东商帮由于有孔圣先师的道德支撑，亦以诚实、纯朴、豪爽，为世称道。

谈到这儿，包子便露馅了。山东的商贾，江西、安徽的生意人，难道他们都像孔子、王安石、欧阳修、周敦颐、陆九渊、朱熹诸人，饱谈诗书，以儒门的德目为处世经商的标准吗？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我相信整体市场的诚信风气，有一种“内化”(internalise)的作用，成了上述地域一般商贾的心理特质。当然，里头害群之马是有的。

陈嘉庚卖大厦建大厦

谢川成舍《马来西亚儒商综论》而换了《儒商词义的历时演变》，我相信他是看出了要为今日的儒商定位大不易。陈嘉庚、李嘉诚、陆佑、邵逸夫、陈六使，李成枫……以迄今日对华研中心不离不弃的陈忠登医学博士(儒医？)，他们都为社会建设、教育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是否深谙孔孟之学，那倒变得次要了。李嘉诚仅受过小学教育，他出资建汕头大学。陈嘉庚“卖大厦、建厦大”(厦门大学)，近乎毁家兴学。他们做的是儒家做的事，他们不能熟诵《论语》、《中庸》，不懂王阳明与陆象山，重要吗？

如果我们以儒商必须“亦儒亦商”，那么能符合这高标准确乎没有多少人。谢川成在马大教的是语言学，他从自己的专业角度看出儒商一词定义广泛。“儒商”作为一个词所承载的意涵自20世纪以降日趋复杂化与衍异化的事实。近来有人要求儒商不仅要有人文修养，还认为儒商应能把握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对科技要有认识，这又把儒商“瘦化”成了商贾的熊猫或其他稀有动物。

“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共得论文62篇，其中只有4篇专论儒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在致闭幕词用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谈他个人对儒商一词的感受，他觉得当前的生意人如果能有“可持续经营”的概念，就不会只顾眼前蝇头小利，而罔顾商品与服务素质的提升。但这过程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要改变当前一般生意人的经营风格与方式，非一蹴即至，必须通过全民教育，让人人都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都能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冯俊教授这番话，可谓公允平实。人格信任如果也能成为中国企业文化的主流，那么中国猖獗一时的研发成果复制、盗版、偷印、伪造等行径自然绝迹，那些假、冒、伪、劣的商品也会自然地被唾弃。一次过的交易是赚到了快钱，却不啻杀鸡取卵，还伤害到国家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