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免登式眩惑
线装情结:
2010/08/11 3:30:44 PM
温任平
1989年11月来到首都，暂居何清园，那儿日夜往来的巨型罗里的轰隆声，与每部罗里排气管向上喷出的浓烟，一年后就把我赶到同善路去。在同善路的一条岔路，那儿有间残破的古庙，庙前的路相当陡斜，车子要三档才爬得上去。那一带古木参差，树干带着藤蔓，叶丛东一块西一片，芜杂紊乱。我就住在这样的三煞齐临的恶地，思考自己的前程，筹划下一步要走的路，隐士般地过活。
如是者又过了一年，我搬到前面的惹兰阿罗去，屋主是一名海军少校。我在3楼的房间可以清楚看到帝国酒店与隔街联邦酒店的上端，那儿是密密麻麻的房间。我很快就把联邦酒店楼下的咖啡座定为我与客人的会面地点。从我的住处往联邦酒店走，在大人餐厅与添油站之间有一条巷子，不用5分钟就到了。我那时在教书，只能在傍晚5时30分见客，每一天或每隔一天，夕阳初照我便出门，天黑客人走了我用了晚餐才回家。在武吉免登，我与熙来攘往的游客无异，是个“浪人”(Fleur)，喜欢在马来亚图书公司、商务印书馆与金河广场里面的长青书局蹓跶。那时我应《南洋商报》总主笔王锦发之邀，在〈言论版〉写〈替城市看相〉。
流行怀旧
那几年流行怀旧，这股风潮大概是在1992年掀起的，“旧情绵绵”的时尚海报从金河广场张贴到武吉免登广场，周璇发型、旗袍装扮的女性半身照处处可见，每天傍晚我一走进武吉免登便走入中国30年代的历史记忆里。我每天生活得像戏剧，也生活得像梦幻。早上在讲堂上侃侃而谈，许多时候像莎剧里的人物讲独白(monologue)。下午小休，傍晚在咖啡厅里啜咖啡，与访客讲些有关人生规划、投资方略的正经事。不同的客人要用不同的语汇，有时我会舍弃小布尔乔亚阶级的普通话，用市井话语把意思说清楚，让人听得够明白。客人离座后我会呆在咖啡厅半个小时，浏览嵌镶在墙壁上的镜子与周边的风景昼，倚窗而坐，看外头车如流水马如龙。疲累地守在喧嚣躁动的城市边缘，我心里清楚玻璃窗外的繁华不属于自己。
大都会拾荒者
那时还有万隆、Metrojaya，Sogo，我习惯把这3个广场加上Lot 10与金河、武吉免登广场分成两类：前者宽敞，空间大，里头的摆设较精致，允许游客、购物者与闲荡者悠游地在里头晃逛。金河、武吉免登广场像蜂窝，每个窝是个商店，货物山积，人群往来，摩顶接踵。你如果突然停步，后面走上来的人准与你撞个满怀，电动梯挤满了人，你也不能临时改变主意往后退，一列列两人或三人一组的人墙将会像多米诺牌那样一排一排往后倾倒踣跌，酿致灾难。商店前的走廊窄得很，走廊的另一端租给了各式各样的卖摊，蜂窝或鸽子笼式的店铺令人目眩神迷，眼花缭乱。这个地方是不能发生火患的，因为出口太少。人杰地灵，天佑金河，天佑武吉免登，18年过去了，连祝融也找不到这迷宫般眩惑的两座旧式广场。
在Lot 10、万隆、吉隆坡广场走动，空间的障碍不大，我比较能心安理得体会广场的多元混杂(heterogeneous)，从英美法德到Isetan、Casablanca的文化杂揉，一种强烈的世界主义的感觉，与广场外更强烈的种族主义感受南辕北辙。很多时候，在那些宽敞的广场，我把自己想像成贵族，白先勇笔下最后的贵族，在优雅地踱步，让其他富贵中人或上流阶级一眼觑到，视我为共同体。我在别人的眼神看到自己，别人的目光里也有我的影子吧！我是大都会的拾荒者，在武吉免登这一带的广场，熟悉的事物变得不熟悉，我的学生摇身一变花枝招展在金河与我面对面错身而过竟不认识我。去熟悉化后的再熟悉化，我在刚刚进军大马饮食市场的香港式茶餐室嗅到马来西亚的风味，噢，那是1992年。
人气磁场
旧式建筑结构的金河与武吉免登是人气磁场。人愈拥挤的地方人愈要挤着去，这与母亲的叮咛“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恰恰相反，人天生“从众”(herding)，因为他们享受“集体式身体互相感应”(bodily collective innervation)，贴近客体，透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嗅觉所得与偶然碰触。面对人群仿似面对文字，阿多诺(Adorno)曾告诉我们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书写便是如此展开的，关键词在“贴近”(near-ness)。在武吉免登3年的参与性观察的历程当中，我见证了全球化如何压缩空间，人们如何视壮观(monumentality)为雄伟。
1993年12月我离开愈来愈金碧辉煌的武吉免登，隐居班登英达，拒绝应酬，不出风头，学习蚂蚁般写作与做人。
2010年8月20日星期五
武吉免登的阴阳
武吉免登的阴阳
线装情结:
2010/08/18 3:26:15 PM
●温任平
离开武吉免登一眨眼18年。这些日子偶尔车行经过惹兰苏丹依斯迈，每次都在白天，行色匆匆不遑观赏或比较这社区的今昔风华。武吉免登在我生命中留下不少蜃景，我知道终会有那么一天，自己会夜访这个对我充满爱恨情仇的地方。
也只是想着，从来没敢付诸行动。对我来说，重访武吉免登仿似时光倒流，时间终于能作物理的弯曲，回到自己40多岁的盛年：与沈钧庭、雅蒙在钢琴吧听歌，与杨际光、罗容兰夫妇在联邦酒店顶楼旋转厅欣赏吉隆坡的夜景，与林燿德、温瑞安那场不愉快的文学辩争，出席亚洲华文作家会议……为一首不知从那间唱片行传来的歌曲奔走寻访。更多时候，我是目迷十色，而又无所用心。波特莱尔曾写过一首14行诗《给一位路过的女子》，那位法国诗人写的是街头的男女偶遇，一刹那的爱恋，然后是永远的错过。班雅明认为那一刻近乎永恒的爱的愉悦，“不是在第一眼，而是在最后一眼(love at last sight)”。在武吉免登这个花花世界，只有阳萎、阴虚，低能儿或戡破红尘的高僧，才能无动于衷，一尘不染。
人潮汹涌
在人群中穿梭往来，任何的搭讪都被视为带有冒犯性。人潮汹涌，交通灯放行的那一刻，大家都顾着自身安全，疾步向前，没有人会携老扶幼行儒家之正道。由于“族群相似性”，你看到的人，他们的脸孔、五官都有些熟悉，或陌生中带点熟悉。90年代初，日本经济大好，武吉免登到处都是日本游客，他们披着大衣，手上拿着相机，有些头上还戴顶帽，出手阔绰，说话铿锵，醉酒之后来不及挟着热女进入酒店的电梯便大力搓揉她们的奶子，女郎怕痒亢声尖叫，那声音使我想起曾经红极一时的姚苏蓉如哭如诉的假嗓音。而90年代初，武吉免登的后街惹兰亚罗空气中充满了的是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那慵懒、不在乎的调调。姚苏蓉时代，像书页一样，被翻过去了。
跨国主义
追忆武吉免登的文化史也像翻动书页。在我还未迁徙搬入武吉免登之前，“爱心点心”已让位给麦当劳。我于90年见证了美国的肯德基在这儿扎根，不久香港面家在金河广场楼下开店，食客可观，不比汉堡包与家乡鸡逊色。跨国主义通过消费欲望在这社区博弈。夹在中间有一条行人道，有街灯装饰，灯柱下经常坐着一个裸露大腿、伤口不断淌血的印度大兄向路人乞讨，他的伤口因为不断搽红色液体而红得特别灿烂。一个华裔青年，穿件背心，一身油汗，在第一酒店左侧用大铁锅炒栗子，动作姿态像武功走阳刚一脉的少林弟子，像90年代走红的李连杰。
武吉免登不像茨厂街，后者是华人聚居，盲与忙的隐喻。前者却是大吉隆坡市的缩影。它的空间狭窄，许多商店，包括桑拿、按摩、酒廊、咖啡座……被私密化，只有识途老马才知道它们的所在。我在武吉免登呆了3年，只去过三两个防空壕似的食肆，而且还是来自蕉赖的朋友带我去的。人在武吉免登，很容易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反义。是啊，真的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幸亏学生要我拍照，我才见到Park Royal酒店侧旁的袖珍花园。我平日看到的森林一角是光艺与国泰戏院，还清晰记得90年代的某天傍晚，我跟大伙儿排长龙购买《修女也疯狂》的入场券，期待而又焦虑不仅是买一张戏票的感受，而是居住在吉隆坡的总体感觉。
活出当下
90年代那3年，每周总有5天，我于凌晨6时15分驾车驶过惹兰武吉免登上学去，那时的武吉免登正是一夜狂欢，铅华落尽之际，街道旁有破鞋、纸袋、塑胶套、残余食物，呕吐的余渣，从阴沟钻出来疾走如飞的鼠群，还有各种无以名状的垃圾，使人刹那间有误闯战后废墟的错位感。每周总有5天当我教书回家，下午2时的武吉免登灼热而忙碌，旧的新的事物“并置”（juxtaposed），怀旧与流行“同时”（simultaneous），强烈的大都会现代性（cosmopolitan modernity）鞭策每个人都得表演逼真，活出当下。
武吉免登有它的被巧妙掩饰的腐朽与被高调抬举的显赫，黑暗与光明，失望与希望，痛苦与欢欣。武吉免登的阴阳运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动力，使它的住户活得既疲累又兴奋，既担心堕落又自甘堕落。中年人宜乎远离这压力场，始能言养生、保健。1993年杪，我带着这份自觉，又爱又恨地弃它而去。
线装情结:
2010/08/18 3:26:15 PM
●温任平
离开武吉免登一眨眼18年。这些日子偶尔车行经过惹兰苏丹依斯迈，每次都在白天，行色匆匆不遑观赏或比较这社区的今昔风华。武吉免登在我生命中留下不少蜃景，我知道终会有那么一天，自己会夜访这个对我充满爱恨情仇的地方。
也只是想着，从来没敢付诸行动。对我来说，重访武吉免登仿似时光倒流，时间终于能作物理的弯曲，回到自己40多岁的盛年：与沈钧庭、雅蒙在钢琴吧听歌，与杨际光、罗容兰夫妇在联邦酒店顶楼旋转厅欣赏吉隆坡的夜景，与林燿德、温瑞安那场不愉快的文学辩争，出席亚洲华文作家会议……为一首不知从那间唱片行传来的歌曲奔走寻访。更多时候，我是目迷十色，而又无所用心。波特莱尔曾写过一首14行诗《给一位路过的女子》，那位法国诗人写的是街头的男女偶遇，一刹那的爱恋，然后是永远的错过。班雅明认为那一刻近乎永恒的爱的愉悦，“不是在第一眼，而是在最后一眼(love at last sight)”。在武吉免登这个花花世界，只有阳萎、阴虚，低能儿或戡破红尘的高僧，才能无动于衷，一尘不染。
人潮汹涌
在人群中穿梭往来，任何的搭讪都被视为带有冒犯性。人潮汹涌，交通灯放行的那一刻，大家都顾着自身安全，疾步向前，没有人会携老扶幼行儒家之正道。由于“族群相似性”，你看到的人，他们的脸孔、五官都有些熟悉，或陌生中带点熟悉。90年代初，日本经济大好，武吉免登到处都是日本游客，他们披着大衣，手上拿着相机，有些头上还戴顶帽，出手阔绰，说话铿锵，醉酒之后来不及挟着热女进入酒店的电梯便大力搓揉她们的奶子，女郎怕痒亢声尖叫，那声音使我想起曾经红极一时的姚苏蓉如哭如诉的假嗓音。而90年代初，武吉免登的后街惹兰亚罗空气中充满了的是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那慵懒、不在乎的调调。姚苏蓉时代，像书页一样，被翻过去了。
跨国主义
追忆武吉免登的文化史也像翻动书页。在我还未迁徙搬入武吉免登之前，“爱心点心”已让位给麦当劳。我于90年见证了美国的肯德基在这儿扎根，不久香港面家在金河广场楼下开店，食客可观，不比汉堡包与家乡鸡逊色。跨国主义通过消费欲望在这社区博弈。夹在中间有一条行人道，有街灯装饰，灯柱下经常坐着一个裸露大腿、伤口不断淌血的印度大兄向路人乞讨，他的伤口因为不断搽红色液体而红得特别灿烂。一个华裔青年，穿件背心，一身油汗，在第一酒店左侧用大铁锅炒栗子，动作姿态像武功走阳刚一脉的少林弟子，像90年代走红的李连杰。
武吉免登不像茨厂街，后者是华人聚居，盲与忙的隐喻。前者却是大吉隆坡市的缩影。它的空间狭窄，许多商店，包括桑拿、按摩、酒廊、咖啡座……被私密化，只有识途老马才知道它们的所在。我在武吉免登呆了3年，只去过三两个防空壕似的食肆，而且还是来自蕉赖的朋友带我去的。人在武吉免登，很容易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反义。是啊，真的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幸亏学生要我拍照，我才见到Park Royal酒店侧旁的袖珍花园。我平日看到的森林一角是光艺与国泰戏院，还清晰记得90年代的某天傍晚，我跟大伙儿排长龙购买《修女也疯狂》的入场券，期待而又焦虑不仅是买一张戏票的感受，而是居住在吉隆坡的总体感觉。
活出当下
90年代那3年，每周总有5天，我于凌晨6时15分驾车驶过惹兰武吉免登上学去，那时的武吉免登正是一夜狂欢，铅华落尽之际，街道旁有破鞋、纸袋、塑胶套、残余食物，呕吐的余渣，从阴沟钻出来疾走如飞的鼠群，还有各种无以名状的垃圾，使人刹那间有误闯战后废墟的错位感。每周总有5天当我教书回家，下午2时的武吉免登灼热而忙碌，旧的新的事物“并置”（juxtaposed），怀旧与流行“同时”（simultaneous），强烈的大都会现代性（cosmopolitan modernity）鞭策每个人都得表演逼真，活出当下。
武吉免登有它的被巧妙掩饰的腐朽与被高调抬举的显赫，黑暗与光明，失望与希望，痛苦与欢欣。武吉免登的阴阳运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动力，使它的住户活得既疲累又兴奋，既担心堕落又自甘堕落。中年人宜乎远离这压力场，始能言养生、保健。1993年杪，我带着这份自觉，又爱又恨地弃它而去。
2010年8月5日星期四
康熙皇帝与威廉三世
康熙皇帝与威廉三世(280710)
线装情结:
2010/07/28 3:56:14 PM
●温任平
读清史，总觉得康雍乾三朝盛世这样的统称不妥，康熙比雍正及其孙儿乾隆好学，他于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地理的知识丰富。他下过苦功学习三角、几何、代数，他对几何原理熟背如流，康熙对人体解剖学这种西方先进医学技术也感兴趣，他命传教士整理讲稿，编汇成书，并指出此书之成“必大有造福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可惜这部被皇帝称誉的书，却无法于民间付梓，由于图像有淫猥、暴露之嫌，未能刊印。康熙命人手抄数本，供浏览之便。康熙懂拉丁文，刻苦博学，可惜他之所学未能迈出宫廷，西方科学成了皇帝的专利品，无法在中国社会发挥提升的作用，殊为可惜。
雍正乾隆各有建树
雍正、乾隆文治、武功各有建树，雍正刻薄寡恩，主政13年，国库多了不少银两；乾隆则好大喜功，东征西讨，场面撑得很大，里子却日益空虚。雍乾二帝对自然科学毫无好感，在康熙倡导下的天文数学、自然科学等宫廷之学也就无以为继。雍乾只保留西洋建筑设计（如喷泉）、绘画、翻译等实务。康熙生前搜集到的望远镜、温度计、三稄镜、显微镜……也没拿来用作科学研究的工具，这些东西从宫廷流入满洲贵族家庭沦为玩具。以康熙的精明干练，他其实有能力把天文地理、几何代数、物理科学推广入民间，皇帝登高一呼，自可打破当时社会把西洋科技与知识目为“奇技淫巧”的偏见。
康熙在位期间完成了两项科学工程：1713年他下令编纂《律历渊源》，花了10年时间终于完成。早在1708年，康熙大帝即筹划测绘中国地图，从长城开始，派人对各省地形、地貌作了实地考察。过去由于地面形势曲折峭陡，难以精确量出的灰色地带，康熙命人以三角测量，并辅以经纬度等先进方法。《皇舆全览》于10年后完成，这是第一幅以科学方式绘就的中国地图。这两项文化工程都有科学意义，可惜康熙的能力仅及于此，无力再进一步扩大。康熙晚年因使臣朝拜的礼仪问题，与罗马教廷交恶，并禁止传教士来华传教，西学中用、中西交流的两条桥梁同时崩折。
教育是摆脱贫穷最好手段
与近代德国比较，18世纪的德国尚未改革，大学都是些经院哲学式的神学院。19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称霸，首当其冲的是德国，德皇威廉三世一手建立的哈勒大学被摧毁，普鲁士一半的国土被法国占据，还得偿付大笔的战争赔款，国家极度贫困。际此危急关头，威廉三世告诉内阁：“正是由于贫穷，所以我们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穷困，最后搞到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手段。”在国王与内阁通力合作下，当时的德国教育部长洪堡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被后人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出任首任柏林大学校长。
英法这些先进军事强国，当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学院（college）式的专科，而非无所不包的university。所谓“大学”，这个university指的是无所不包，普遍万有的教育中心。大学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是对世界从各个角度提出新的诠释，增长知识，向真理迈进。
人并非机器螺丝钉
康德思想的核心是，人不是手段，人是目的；人并非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人是自主、自立、自由的，人理智地按照他的选择采取行动。普鲁士的改革以德国康德哲学为基础，教育的意义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主动去理解，抽象作归纳。柏林大学横空出世，它的模式为世界各国仿效。德国大学的成就制度严苛，但学术研究开放。
威廉三世求才若渴，我们很难想像200多年前的一位专制君主胸襟能如斯豁达，两名反普鲁士帝国专制的生物学家离开柏林大学去巴伐利亚（即现在的慕尼黑）当教授，威廉三世叫人快马加鞭把他们追回来并增加教授酬金一倍。威廉三世成功留住两位科学家，除了加薪，还应允他们言论自由（反帝、反专制）。这样一来，柏林大学的其他教授也准备开溜了，德皇把全体任职于柏大教授的工资全加一倍。威廉三世如斯礼待知识分子，于是巴伐利亚那儿的教授也要走了，巴伐利亚政府只得调高薪酬一倍，以免人才流失。
在柏大的费尔巴哈教授，享有盛名，此人反神学，还说了一些侮辱上帝的话，德国教育部考虑开除他，但宽宏大量的威廉三世却说：“既然他不相信神，那就让他去哲学系教书吧。”
如果康熙大帝能像威廉三世，中国在18世纪早就率先现代化了。如果马来西亚的国家领导人重视教育的品质，选贤与能，在文化、教育、经济这些主要的领域不走土著主义的偏锋，我们的人才与资金也不致从70年代迄今不断流失。
线装情结:
2010/07/28 3:56:14 PM
●温任平
读清史，总觉得康雍乾三朝盛世这样的统称不妥，康熙比雍正及其孙儿乾隆好学，他于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地理的知识丰富。他下过苦功学习三角、几何、代数，他对几何原理熟背如流，康熙对人体解剖学这种西方先进医学技术也感兴趣，他命传教士整理讲稿，编汇成书，并指出此书之成“必大有造福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可惜这部被皇帝称誉的书，却无法于民间付梓，由于图像有淫猥、暴露之嫌，未能刊印。康熙命人手抄数本，供浏览之便。康熙懂拉丁文，刻苦博学，可惜他之所学未能迈出宫廷，西方科学成了皇帝的专利品，无法在中国社会发挥提升的作用，殊为可惜。
雍正乾隆各有建树
雍正、乾隆文治、武功各有建树，雍正刻薄寡恩，主政13年，国库多了不少银两；乾隆则好大喜功，东征西讨，场面撑得很大，里子却日益空虚。雍乾二帝对自然科学毫无好感，在康熙倡导下的天文数学、自然科学等宫廷之学也就无以为继。雍乾只保留西洋建筑设计（如喷泉）、绘画、翻译等实务。康熙生前搜集到的望远镜、温度计、三稄镜、显微镜……也没拿来用作科学研究的工具，这些东西从宫廷流入满洲贵族家庭沦为玩具。以康熙的精明干练，他其实有能力把天文地理、几何代数、物理科学推广入民间，皇帝登高一呼，自可打破当时社会把西洋科技与知识目为“奇技淫巧”的偏见。
康熙在位期间完成了两项科学工程：1713年他下令编纂《律历渊源》，花了10年时间终于完成。早在1708年，康熙大帝即筹划测绘中国地图，从长城开始，派人对各省地形、地貌作了实地考察。过去由于地面形势曲折峭陡，难以精确量出的灰色地带，康熙命人以三角测量，并辅以经纬度等先进方法。《皇舆全览》于10年后完成，这是第一幅以科学方式绘就的中国地图。这两项文化工程都有科学意义，可惜康熙的能力仅及于此，无力再进一步扩大。康熙晚年因使臣朝拜的礼仪问题，与罗马教廷交恶，并禁止传教士来华传教，西学中用、中西交流的两条桥梁同时崩折。
教育是摆脱贫穷最好手段
与近代德国比较，18世纪的德国尚未改革，大学都是些经院哲学式的神学院。19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称霸，首当其冲的是德国，德皇威廉三世一手建立的哈勒大学被摧毁，普鲁士一半的国土被法国占据，还得偿付大笔的战争赔款，国家极度贫困。际此危急关头，威廉三世告诉内阁：“正是由于贫穷，所以我们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穷困，最后搞到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手段。”在国王与内阁通力合作下，当时的德国教育部长洪堡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被后人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出任首任柏林大学校长。
英法这些先进军事强国，当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学院（college）式的专科，而非无所不包的university。所谓“大学”，这个university指的是无所不包，普遍万有的教育中心。大学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是对世界从各个角度提出新的诠释，增长知识，向真理迈进。
人并非机器螺丝钉
康德思想的核心是，人不是手段，人是目的；人并非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人是自主、自立、自由的，人理智地按照他的选择采取行动。普鲁士的改革以德国康德哲学为基础，教育的意义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主动去理解，抽象作归纳。柏林大学横空出世，它的模式为世界各国仿效。德国大学的成就制度严苛，但学术研究开放。
威廉三世求才若渴，我们很难想像200多年前的一位专制君主胸襟能如斯豁达，两名反普鲁士帝国专制的生物学家离开柏林大学去巴伐利亚（即现在的慕尼黑）当教授，威廉三世叫人快马加鞭把他们追回来并增加教授酬金一倍。威廉三世成功留住两位科学家，除了加薪，还应允他们言论自由（反帝、反专制）。这样一来，柏林大学的其他教授也准备开溜了，德皇把全体任职于柏大教授的工资全加一倍。威廉三世如斯礼待知识分子，于是巴伐利亚那儿的教授也要走了，巴伐利亚政府只得调高薪酬一倍，以免人才流失。
在柏大的费尔巴哈教授，享有盛名，此人反神学，还说了一些侮辱上帝的话，德国教育部考虑开除他，但宽宏大量的威廉三世却说：“既然他不相信神，那就让他去哲学系教书吧。”
如果康熙大帝能像威廉三世，中国在18世纪早就率先现代化了。如果马来西亚的国家领导人重视教育的品质，选贤与能，在文化、教育、经济这些主要的领域不走土著主义的偏锋，我们的人才与资金也不致从70年代迄今不断流失。
康熙皇帝与威廉三世
康熙皇帝与威廉三世(280710)
线装情结:
2010/07/28 3:56:14 PM
●温任平
读清史，总觉得康雍乾三朝盛世这样的统称不妥，康熙比雍正及其孙儿乾隆好学，他于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地理的知识丰富。他下过苦功学习三角、几何、代数，他对几何原理熟背如流，康熙对人体解剖学这种西方先进医学技术也感兴趣，他命传教士整理讲稿，编汇成书，并指出此书之成“必大有造福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可惜这部被皇帝称誉的书，却无法于民间付梓，由于图像有淫猥、暴露之嫌，未能刊印。康熙命人手抄数本，供浏览之便。康熙懂拉丁文，刻苦博学，可惜他之所学未能迈出宫廷，西方科学成了皇帝的专利品，无法在中国社会发挥提升的作用，殊为可惜。
雍正乾隆各有建树
雍正、乾隆文治、武功各有建树，雍正刻薄寡恩，主政13年，国库多了不少银两；乾隆则好大喜功，东征西讨，场面撑得很大，里子却日益空虚。雍乾二帝对自然科学毫无好感，在康熙倡导下的天文数学、自然科学等宫廷之学也就无以为继。雍乾只保留西洋建筑设计（如喷泉）、绘画、翻译等实务。康熙生前搜集到的望远镜、温度计、三稄镜、显微镜……也没拿来用作科学研究的工具，这些东西从宫廷流入满洲贵族家庭沦为玩具。以康熙的精明干练，他其实有能力把天文地理、几何代数、物理科学推广入民间，皇帝登高一呼，自可打破当时社会把西洋科技与知识目为“奇技淫巧”的偏见。
康熙在位期间完成了两项科学工程：1713年他下令编纂《律历渊源》，花了10年时间终于完成。早在1708年，康熙大帝即筹划测绘中国地图，从长城开始，派人对各省地形、地貌作了实地考察。过去由于地面形势曲折峭陡，难以精确量出的灰色地带，康熙命人以三角测量，并辅以经纬度等先进方法。《皇舆全览》于10年后完成，这是第一幅以科学方式绘就的中国地图。这两项文化工程都有科学意义，可惜康熙的能力仅及于此，无力再进一步扩大。康熙晚年因使臣朝拜的礼仪问题，与罗马教廷交恶，并禁止传教士来华传教，西学中用、中西交流的两条桥梁同时崩折。
教育是摆脱贫穷最好手段
与近代德国比较，18世纪的德国尚未改革，大学都是些经院哲学式的神学院。19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称霸，首当其冲的是德国，德皇威廉三世一手建立的哈勒大学被摧毁，普鲁士一半的国土被法国占据，还得偿付大笔的战争赔款，国家极度贫困。际此危急关头，威廉三世告诉内阁：“正是由于贫穷，所以我们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穷困，最后搞到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手段。”在国王与内阁通力合作下，当时的德国教育部长洪堡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被后人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出任首任柏林大学校长。
英法这些先进军事强国，当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学院（college）式的专科，而非无所不包的university。所谓“大学”，这个university指的是无所不包，普遍万有的教育中心。大学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是对世界从各个角度提出新的诠释，增长知识，向真理迈进。
人并非机器螺丝钉
康德思想的核心是，人不是手段，人是目的；人并非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人是自主、自立、自由的，人理智地按照他的选择采取行动。普鲁士的改革以德国康德哲学为基础，教育的意义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主动去理解，抽象作归纳。柏林大学横空出世，它的模式为世界各国仿效。德国大学的成就制度严苛，但学术研究开放。
威廉三世求才若渴，我们很难想像200多年前的一位专制君主胸襟能如斯豁达，两名反普鲁士帝国专制的生物学家离开柏林大学去巴伐利亚（即现在的慕尼黑）当教授，威廉三世叫人快马加鞭把他们追回来并增加教授酬金一倍。威廉三世成功留住两位科学家，除了加薪，还应允他们言论自由（反帝、反专制）。这样一来，柏林大学的其他教授也准备开溜了，德皇把全体任职于柏大教授的工资全加一倍。威廉三世如斯礼待知识分子，于是巴伐利亚那儿的教授也要走了，巴伐利亚政府只得调高薪酬一倍，以免人才流失。
在柏大的费尔巴哈教授，享有盛名，此人反神学，还说了一些侮辱上帝的话，德国教育部考虑开除他，但宽宏大量的威廉三世却说：“既然他不相信神，那就让他去哲学系教书吧。”
如果康熙大帝能像威廉三世，中国在18世纪早就率先现代化了。如果马来西亚的国家领导人重视教育的品质，选贤与能，在文化、教育、经济这些主要的领域不走土著主义的偏锋，我们的人才与资金也不致从70年代迄今不断流失。
线装情结:
2010/07/28 3:56:14 PM
●温任平
读清史，总觉得康雍乾三朝盛世这样的统称不妥，康熙比雍正及其孙儿乾隆好学，他于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地理的知识丰富。他下过苦功学习三角、几何、代数，他对几何原理熟背如流，康熙对人体解剖学这种西方先进医学技术也感兴趣，他命传教士整理讲稿，编汇成书，并指出此书之成“必大有造福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可惜这部被皇帝称誉的书，却无法于民间付梓，由于图像有淫猥、暴露之嫌，未能刊印。康熙命人手抄数本，供浏览之便。康熙懂拉丁文，刻苦博学，可惜他之所学未能迈出宫廷，西方科学成了皇帝的专利品，无法在中国社会发挥提升的作用，殊为可惜。
雍正乾隆各有建树
雍正、乾隆文治、武功各有建树，雍正刻薄寡恩，主政13年，国库多了不少银两；乾隆则好大喜功，东征西讨，场面撑得很大，里子却日益空虚。雍乾二帝对自然科学毫无好感，在康熙倡导下的天文数学、自然科学等宫廷之学也就无以为继。雍乾只保留西洋建筑设计（如喷泉）、绘画、翻译等实务。康熙生前搜集到的望远镜、温度计、三稄镜、显微镜……也没拿来用作科学研究的工具，这些东西从宫廷流入满洲贵族家庭沦为玩具。以康熙的精明干练，他其实有能力把天文地理、几何代数、物理科学推广入民间，皇帝登高一呼，自可打破当时社会把西洋科技与知识目为“奇技淫巧”的偏见。
康熙在位期间完成了两项科学工程：1713年他下令编纂《律历渊源》，花了10年时间终于完成。早在1708年，康熙大帝即筹划测绘中国地图，从长城开始，派人对各省地形、地貌作了实地考察。过去由于地面形势曲折峭陡，难以精确量出的灰色地带，康熙命人以三角测量，并辅以经纬度等先进方法。《皇舆全览》于10年后完成，这是第一幅以科学方式绘就的中国地图。这两项文化工程都有科学意义，可惜康熙的能力仅及于此，无力再进一步扩大。康熙晚年因使臣朝拜的礼仪问题，与罗马教廷交恶，并禁止传教士来华传教，西学中用、中西交流的两条桥梁同时崩折。
教育是摆脱贫穷最好手段
与近代德国比较，18世纪的德国尚未改革，大学都是些经院哲学式的神学院。19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称霸，首当其冲的是德国，德皇威廉三世一手建立的哈勒大学被摧毁，普鲁士一半的国土被法国占据，还得偿付大笔的战争赔款，国家极度贫困。际此危急关头，威廉三世告诉内阁：“正是由于贫穷，所以我们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穷困，最后搞到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手段。”在国王与内阁通力合作下，当时的德国教育部长洪堡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被后人誉为德国教育之父的洪堡出任首任柏林大学校长。
英法这些先进军事强国，当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学院（college）式的专科，而非无所不包的university。所谓“大学”，这个university指的是无所不包，普遍万有的教育中心。大学一定是综合性的，大学是对世界从各个角度提出新的诠释，增长知识，向真理迈进。
人并非机器螺丝钉
康德思想的核心是，人不是手段，人是目的；人并非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人是自主、自立、自由的，人理智地按照他的选择采取行动。普鲁士的改革以德国康德哲学为基础，教育的意义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主动去理解，抽象作归纳。柏林大学横空出世，它的模式为世界各国仿效。德国大学的成就制度严苛，但学术研究开放。
威廉三世求才若渴，我们很难想像200多年前的一位专制君主胸襟能如斯豁达，两名反普鲁士帝国专制的生物学家离开柏林大学去巴伐利亚（即现在的慕尼黑）当教授，威廉三世叫人快马加鞭把他们追回来并增加教授酬金一倍。威廉三世成功留住两位科学家，除了加薪，还应允他们言论自由（反帝、反专制）。这样一来，柏林大学的其他教授也准备开溜了，德皇把全体任职于柏大教授的工资全加一倍。威廉三世如斯礼待知识分子，于是巴伐利亚那儿的教授也要走了，巴伐利亚政府只得调高薪酬一倍，以免人才流失。
在柏大的费尔巴哈教授，享有盛名，此人反神学，还说了一些侮辱上帝的话，德国教育部考虑开除他，但宽宏大量的威廉三世却说：“既然他不相信神，那就让他去哲学系教书吧。”
如果康熙大帝能像威廉三世，中国在18世纪早就率先现代化了。如果马来西亚的国家领导人重视教育的品质，选贤与能，在文化、教育、经济这些主要的领域不走土著主义的偏锋，我们的人才与资金也不致从70年代迄今不断流失。
全视建筑
全视建筑
线装情结:
2010/07/21 2:31:45 PM
●温任平
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视建筑》（Panopticon）出版迄今200多年矣，但书中关于权力运作尤其是权力技术的阐述，仍值得21世纪的人深思。上一期笔者于专栏议论“围篱社区”（gated community），提及边沁与傅柯，限于篇幅，未能进一步申论，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些必要的补充。
18世纪末西欧的人口增加迅速，人口是国家的人力资源、经济活动主体也即是消费的来源，边沁思考的是这些急速增长的人口如何去支配、去管制，当时的法国的君主行政体系漏洞颇多，无法掌握群众的生活细节。经济的成长，社会的变化，使得权力技术的发明需求日益迫切。边沁的构想是设计一个监督凝视，其作用是“观照全局”（all-seeing）以满足严密、细致的权力运作。“全视建筑”的设计大体是这样的：
黑暗提供某种保护
环形的建筑，中央矗起一座塔，塔上可瞭望到环形建筑内侧，所有的小室，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室有两个窗，一个开向塔这边，另一个开在后侧，阳光从前后两户窗照透每间小室，小室里住着的可以是囚犯、工人、病人、疯子，甚至是士兵。塔上的监视者可以拿起望远镜看清楚小室住户的情况，即使不用望远镜，监控者也可以看到住户的身影轮廓，他们是真正的gated community。边沁的设计是把曩昔的地牢翻到地面上，地牢的黑暗可以提供住户某种保护，光线与监视者无所不在的凝视，可让囚徒或病者感觉到自己是裸露在别人目光底下的动物。
“全视建筑”这项设计在19世纪初受到各国刑罚系统的重视，监狱重组、监狱扩建，都参考了边沁的构思。法国思想家傅柯（Michel Foncault）于上世纪70年代研究临床医学，探索“医学凝视”（medical gaze）如何被合理化、制度化的过程。医院要考虑的是病人的区隔（避免传染与不当接触），不能太拥挤也不宜过于疏离，密度必须适中，监督一方面是全面的，一方面又是个别化的。医生与军官是最早的集体空间管理者，后来的企业家与教育家对于这种空间监督的有效性愈来愈感到兴趣。写到这里我想到的最近发生的富士康事件，拒绝∕反抗凝视，人都向往自由，不仅监狱囚犯会闹事，精神病人也可能企图飞越鸟窝，住在宿舍里晚上10时就得关灯入寝的学生会群起挑战舍监，与管理层抗争。
被监控者忐忑不安
如实地说，“全视建筑”亦不可对监视对象钜细靡遗地掌控，但它的发明使每个被监控者都忐忑不安，边沁设计的象征单一权力的中央高塔监管，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更加精密化、科技化，驯悍的技术日益多元，大街小巷的闭路电视，公路上的车辆超速仪，针孔型摄影机……18世纪没有这些高科技。边沁的方法虽然老旧，但对于权力技术的普遍重视，边沁思想却十分现代。从军队纪律到军事演练，从医疗服务到学校教书，从改造所到戒毒中心，从酒店到赌场，它们的管理方式均围绕着如何有效地监督凝视，并且把可见事物组织起来以便分析，这显然侵犯了人的隐私权。社区围篱化表面上似乎多了层保障，事实上却在邀请凝视的势力进驻，并干预住户的生活，甚至改变、扭曲了社区的空间文化品质。
在《权力与知识》这部文集里，傅柯尝与巴卢（J.P.Barou）与贝罗（Michel Perrot）对话，巴卢指出“全视建筑”被当时的法国人民接受，因为“启蒙时代所要清除的，正是人类心中的幽暗地带”，而全视建筑是借透明而运作的权力。贝罗认为边沁的设计是“防止任何人犯错，剔除掉人们的犯罪意图，使人们既无能且无欲（unable and ununlling）”，而傅柯则提到在凝视的力量下，每个人最终都将凝视内化；权力运作绵密不绝，所费却甚少。”他们3人的观察，值得21世纪暴露在老大哥式的各种凝视底下的我们深切省思。
线装情结:
2010/07/21 2:31:45 PM
●温任平
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视建筑》（Panopticon）出版迄今200多年矣，但书中关于权力运作尤其是权力技术的阐述，仍值得21世纪的人深思。上一期笔者于专栏议论“围篱社区”（gated community），提及边沁与傅柯，限于篇幅，未能进一步申论，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些必要的补充。
18世纪末西欧的人口增加迅速，人口是国家的人力资源、经济活动主体也即是消费的来源，边沁思考的是这些急速增长的人口如何去支配、去管制，当时的法国的君主行政体系漏洞颇多，无法掌握群众的生活细节。经济的成长，社会的变化，使得权力技术的发明需求日益迫切。边沁的构想是设计一个监督凝视，其作用是“观照全局”（all-seeing）以满足严密、细致的权力运作。“全视建筑”的设计大体是这样的：
黑暗提供某种保护
环形的建筑，中央矗起一座塔，塔上可瞭望到环形建筑内侧，所有的小室，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室有两个窗，一个开向塔这边，另一个开在后侧，阳光从前后两户窗照透每间小室，小室里住着的可以是囚犯、工人、病人、疯子，甚至是士兵。塔上的监视者可以拿起望远镜看清楚小室住户的情况，即使不用望远镜，监控者也可以看到住户的身影轮廓，他们是真正的gated community。边沁的设计是把曩昔的地牢翻到地面上，地牢的黑暗可以提供住户某种保护，光线与监视者无所不在的凝视，可让囚徒或病者感觉到自己是裸露在别人目光底下的动物。
“全视建筑”这项设计在19世纪初受到各国刑罚系统的重视，监狱重组、监狱扩建，都参考了边沁的构思。法国思想家傅柯（Michel Foncault）于上世纪70年代研究临床医学，探索“医学凝视”（medical gaze）如何被合理化、制度化的过程。医院要考虑的是病人的区隔（避免传染与不当接触），不能太拥挤也不宜过于疏离，密度必须适中，监督一方面是全面的，一方面又是个别化的。医生与军官是最早的集体空间管理者，后来的企业家与教育家对于这种空间监督的有效性愈来愈感到兴趣。写到这里我想到的最近发生的富士康事件，拒绝∕反抗凝视，人都向往自由，不仅监狱囚犯会闹事，精神病人也可能企图飞越鸟窝，住在宿舍里晚上10时就得关灯入寝的学生会群起挑战舍监，与管理层抗争。
被监控者忐忑不安
如实地说，“全视建筑”亦不可对监视对象钜细靡遗地掌控，但它的发明使每个被监控者都忐忑不安，边沁设计的象征单一权力的中央高塔监管，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更加精密化、科技化，驯悍的技术日益多元，大街小巷的闭路电视，公路上的车辆超速仪，针孔型摄影机……18世纪没有这些高科技。边沁的方法虽然老旧，但对于权力技术的普遍重视，边沁思想却十分现代。从军队纪律到军事演练，从医疗服务到学校教书，从改造所到戒毒中心，从酒店到赌场，它们的管理方式均围绕着如何有效地监督凝视，并且把可见事物组织起来以便分析，这显然侵犯了人的隐私权。社区围篱化表面上似乎多了层保障，事实上却在邀请凝视的势力进驻，并干预住户的生活，甚至改变、扭曲了社区的空间文化品质。
在《权力与知识》这部文集里，傅柯尝与巴卢（J.P.Barou）与贝罗（Michel Perrot）对话，巴卢指出“全视建筑”被当时的法国人民接受，因为“启蒙时代所要清除的，正是人类心中的幽暗地带”，而全视建筑是借透明而运作的权力。贝罗认为边沁的设计是“防止任何人犯错，剔除掉人们的犯罪意图，使人们既无能且无欲（unable and ununlling）”，而傅柯则提到在凝视的力量下，每个人最终都将凝视内化；权力运作绵密不绝，所费却甚少。”他们3人的观察，值得21世纪暴露在老大哥式的各种凝视底下的我们深切省思。
围篱社区物语
围篱社区物语
线装情结:
2010/07/14 3:43:21 PM
●温任平
“围篱社区”（gated community)近10年来蔚然成了大城市宅区设计的风尚，值得吾人重视。之所以值得吾人重视，因为都市人不知什么时候把围篱与外加的监管系统，视为社区的“价值”。围篱社区高尚(高级)，住户是小富或小富以上的人家，能跻身这种社区等同向外宣告自己的经济能力优厚，即使不是富贵中人，亦庶几近之矣。
房事EQ不一样
只有极少数人住得起皇宫，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住进官邸，排在第三的选择当然是豪宅，在吉隆坡能称得上豪宅的至少耗资1000万令吉，而这只是一般豪宅的行情，超豪的城堡价格过亿。上班一族可能只供得起两房一厅的公寓或三房一厅有电梯上下的共管公寓，有些人住在公寓内心安理得很，有些人却住得或气愤或哀怨。每个人的房事EQ都不一样，香港电台总监作家梁文道无意购屋而以租房为乐，这是少数中的少数。吾友何则栋说：“每天爬6分钟的楼梯，才回到自己的家，那种感觉真好，是有点喘，我是疾步而上，像喝了酒，醺醺然，红血球与供氧量同时增加。这是我的保健法。”人在公寓没感到委屈，反而活出自在来，这也是少数中的少数。梁何两人的房事EQ都很高。
象征身分社会地位
大多数人可不一样，他们“坐这山望那山”，总觉得住单层排屋不够双层排屋光彩，而双层排屋的拥有者，又艳羡别人的独立洋房。围篱社区成为时尚，有人觉得自己身处的传统住宅区不够体面。不知在什么时候，监狱改良版的围篱社区竟然成了身分与社会地位的象征。
房地产商为了取得溢价优势，构思出围篱社区这样的设计，可谓一绝。楼宅原来值100万，加上围篱或围墙之后，屋价可轻易调高三成甚至更多。屋业发展商涨价的理由是通过它的设备（如闭路电视），外人进入社区受到限制或管制，保安措施的加强意味着社区犯罪率的减低。英国法学教授莎拉布兰迪（Sarah Brandy)指出房地产以改善保安为名，真正的动机是借此拉抬屋价。莎拉申明社区的公共空间被剥削，隐私权受到侵犯，监管的渗透性对社区住户的安全构成另一种威胁。
保安人员对社区住户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晨运与溜狗，什么时候上床就寝）、作息状况（8时30分上班；傍晚7时30分回家，中间有11个小时家里只有两个老人与一名外籍女佣），活动的日程与性质（星期日上教堂，每隔两周举家返乡4天），来访的亲戚朋友与他们的资料（保安人员记录了他们的身分证号码），读过傅柯（Michel Foucault）的《The Eye of Power》与《Discipline and Punish》的人，会感到悚然以惊，因为“微细权力”可以在人们不觉察的情况进入到人们的生活肌里去。边沁(Jeremy Bentham)在《全视建筑》(Panopticon)一书对制度化的凝视(institutionalized Gaze)有令人震惊的析论，监狱与医院的设计参照了边沁的理论，并且让这种“巨灵投视”合理化、合法化。无须任何武器，没有实质暴力，一个社区便屈服于第三者（无谓人)的权力凝视之下，有没有想过“贼喊捉贼”或“祸出萧墙”的问题啊？
共管公寓也有类似围篱社区的监管系统，包括保安人员的巡逻，两者真正相较，你会发觉共管公寓的监管松懈许多。城市规划师张继忠告诉我，如果共管公寓某单位要搞小型派对，把外头的女孩带上来不难，他说有些好色之徒甚至把风尘三侠都携上楼独享，保安也没发觉。
设计源自需求，迪斯尼乐园是假象，它是真正乐园的“拟像”（Simulacrum)。住户需要安全保障，住宅设计师把这种心理需求变成消费需求，并通过媒体广告令人眩惑的语言进一步使这种消费成了趋尚，把刻板产品变成“标准包装”(standard package）。
社区融汇交流不利
围篱社区对城市社区的融汇交流不利，莎拉教授认为这类社区设计使都市人口分化，贫富悬殊的态势更为触目。就法律的角度来看，从共管公寓到围篱社区的管委会（management）自订规矩，水费底价比政府规定加了一倍，并向住户索取从保安、维修、到休闲的各种额外费用，这已不仅是剥削住户，也巧妙地侵夺了地方政府的公权。有些社区里用作暇里休闲的旷地后来建了一间小型超市，访客的停车位被管委会“据为己有”，租给住户停放第二部车，这都逾越了权限。都市人逆来顺受惯了，久之也就忘掉自己应该维护的权益与权利了。
线装情结:
2010/07/14 3:43:21 PM
●温任平
“围篱社区”（gated community)近10年来蔚然成了大城市宅区设计的风尚，值得吾人重视。之所以值得吾人重视，因为都市人不知什么时候把围篱与外加的监管系统，视为社区的“价值”。围篱社区高尚(高级)，住户是小富或小富以上的人家，能跻身这种社区等同向外宣告自己的经济能力优厚，即使不是富贵中人，亦庶几近之矣。
房事EQ不一样
只有极少数人住得起皇宫，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住进官邸，排在第三的选择当然是豪宅，在吉隆坡能称得上豪宅的至少耗资1000万令吉，而这只是一般豪宅的行情，超豪的城堡价格过亿。上班一族可能只供得起两房一厅的公寓或三房一厅有电梯上下的共管公寓，有些人住在公寓内心安理得很，有些人却住得或气愤或哀怨。每个人的房事EQ都不一样，香港电台总监作家梁文道无意购屋而以租房为乐，这是少数中的少数。吾友何则栋说：“每天爬6分钟的楼梯，才回到自己的家，那种感觉真好，是有点喘，我是疾步而上，像喝了酒，醺醺然，红血球与供氧量同时增加。这是我的保健法。”人在公寓没感到委屈，反而活出自在来，这也是少数中的少数。梁何两人的房事EQ都很高。
象征身分社会地位
大多数人可不一样，他们“坐这山望那山”，总觉得住单层排屋不够双层排屋光彩，而双层排屋的拥有者，又艳羡别人的独立洋房。围篱社区成为时尚，有人觉得自己身处的传统住宅区不够体面。不知在什么时候，监狱改良版的围篱社区竟然成了身分与社会地位的象征。
房地产商为了取得溢价优势，构思出围篱社区这样的设计，可谓一绝。楼宅原来值100万，加上围篱或围墙之后，屋价可轻易调高三成甚至更多。屋业发展商涨价的理由是通过它的设备（如闭路电视），外人进入社区受到限制或管制，保安措施的加强意味着社区犯罪率的减低。英国法学教授莎拉布兰迪（Sarah Brandy)指出房地产以改善保安为名，真正的动机是借此拉抬屋价。莎拉申明社区的公共空间被剥削，隐私权受到侵犯，监管的渗透性对社区住户的安全构成另一种威胁。
保安人员对社区住户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晨运与溜狗，什么时候上床就寝）、作息状况（8时30分上班；傍晚7时30分回家，中间有11个小时家里只有两个老人与一名外籍女佣），活动的日程与性质（星期日上教堂，每隔两周举家返乡4天），来访的亲戚朋友与他们的资料（保安人员记录了他们的身分证号码），读过傅柯（Michel Foucault）的《The Eye of Power》与《Discipline and Punish》的人，会感到悚然以惊，因为“微细权力”可以在人们不觉察的情况进入到人们的生活肌里去。边沁(Jeremy Bentham)在《全视建筑》(Panopticon)一书对制度化的凝视(institutionalized Gaze)有令人震惊的析论，监狱与医院的设计参照了边沁的理论，并且让这种“巨灵投视”合理化、合法化。无须任何武器，没有实质暴力，一个社区便屈服于第三者（无谓人)的权力凝视之下，有没有想过“贼喊捉贼”或“祸出萧墙”的问题啊？
共管公寓也有类似围篱社区的监管系统，包括保安人员的巡逻，两者真正相较，你会发觉共管公寓的监管松懈许多。城市规划师张继忠告诉我，如果共管公寓某单位要搞小型派对，把外头的女孩带上来不难，他说有些好色之徒甚至把风尘三侠都携上楼独享，保安也没发觉。
设计源自需求，迪斯尼乐园是假象，它是真正乐园的“拟像”（Simulacrum)。住户需要安全保障，住宅设计师把这种心理需求变成消费需求，并通过媒体广告令人眩惑的语言进一步使这种消费成了趋尚，把刻板产品变成“标准包装”(standard package）。
社区融汇交流不利
围篱社区对城市社区的融汇交流不利，莎拉教授认为这类社区设计使都市人口分化，贫富悬殊的态势更为触目。就法律的角度来看，从共管公寓到围篱社区的管委会（management）自订规矩，水费底价比政府规定加了一倍，并向住户索取从保安、维修、到休闲的各种额外费用，这已不仅是剥削住户，也巧妙地侵夺了地方政府的公权。有些社区里用作暇里休闲的旷地后来建了一间小型超市，访客的停车位被管委会“据为己有”，租给住户停放第二部车，这都逾越了权限。都市人逆来顺受惯了，久之也就忘掉自己应该维护的权益与权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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