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文學行動主義 ── 從《文學七環》談起

七十年代的文學行動主義 ── 從《文學七環》談起文

／溫任平

2003.02.09 星洲日報‧星洲廣場


這兩年來陸續收到楊康、劉慶鴻、周錦聰、陳志光、宋飛龍等人編的《文學七環》，中文打字，影印裝釘。據記憶所及，編者曾提過打字的工作是在辦公時間抽暇做的「副業」，影印更需眼明手快，在其他同事不曾留意的情況下進行。我估計這份影印刊物最多只印一百份，送給文壇朋友，包括我在內的同道中人。

《文學七環》收錄詩與散文／極短篇，水準參差，作品每多奇思妙想，意念頗大膽新穎，唯一些作品都似乎善於謀句，缺乏實力謀篇。這份油印刊物使我聯想到過去我曾在四間中學，督促華文學會成員編壁報，出版影印刊物。這四間中學先後是霹靂冷甲的拿督沙咯中學、金寶培元國中、怡保育才國中與吉隆坡的尊孔國中。聯想翩翩，我自己仿似走進時間隧道，回到70年代的馬華文學時空去。

抗衡話語霸權

活躍於70年代的文學團體包括犀牛、棕櫚、鴿、鼓手、人間、天狼星。這些文學團體都是同仁組織，都曾出版成員的個集或合集。當時的馬華文壇，兩家華文日報的文藝副刊都被現實主義掌控，現代主義（所謂「現代派」）只能在《蕉風》、《學生周報》、《教與學月刊》等文學刊物找到發表的園地。偶爾在報章刊出的一兩首現代詩，作用在點綴，証明園地公開，編者沒有派系之見。這情形我想當時二十來歲的我看得很清楚，因此天狼星詩社的成立，一開始便對現實主義的話語霸權採取對抗的姿態。

70年代的所謂現實主義，內容粗糙，形式僵固，技巧拙劣，文藝副刊編輯經常縱容一些作者以不同筆名攻訐、謾罵現代文學，而這些雜文又被美名為「魯迅式的匕首投槍」，使人啼笑皆非之餘又感到十分厭惡。我決定把我接觸到的西方現代文學理論與港台的陌生詩學帶進來，「傳授」給舍弟瑞安，他很快的便把新的文學觀念在同學李宗舜、周清嘯、藍啟元等人之間擴散出去，在霹靂美羅先成立綠洲社，那是天狼星詩社的雛型。

瑞安擅於活動，南上北下，一方面與蕉風、棕櫚、犀牛等文友聯系，一方面藉旅行之便物色人才加盟天狼星。我則就地取材，在學校華文學會發掘有潛力的文學新秀，鼓勵他們參加詩社主辦的文學聚會，吸收他們成為詩社新血，我和瑞安與繼起於1975年的詩社重臣張樹林、謝川成、徐若雲、沈穿心、洪而亮都有一個共同的理念，文學需要推廣。現代主義必須要有一個團隊，而且還是可以發揮團隊精神的組織，才足以與老舊陳腐而偏又「店大欺客」的現實主義抗衡。

以今日的後見之明去檢視當年天狼星的作為，發覺當年的詩社是靠自己發明／發展出來的文學行動主義（literary activism） 去推廣文學的再教育計劃，挑戰斯時當陽稱尊的「老現」。現實主義作者自50年代至70年代已建立相當牢固的譜系體制，配合媒體編輯人的挖取，不斷因襲與複製同樣的主題：小說充滿了訓誡教誨，散文平板乏味，詩（他們喜歡沿用「詩歌」一詞）則像標語、口號，十分散文化、普羅大眾化。

70年代的中國文革運動如火如荼，國內的左翼文學如虎添翼。把兩地的政治氣候放在一起排比觀照看似悖理，走過這段歷史的人都清楚中國的政治大環境對所謂「馬華文藝界」（老現傾向沿用「文藝」一詞，因為後者可以羼入更多政經文教的因素）確乎起著某種牽引的作用。只要看80年代中國走向改革開放，馬華文壇的現實主義亦隨之調低音頻，90年代甚且日愈趨於式微，即可知兩地之間確乎存在某種微妙的隔岸效應。

文學培訓的得失
天狼星的文學行動主義大抵如是：首先是廣招社員，1973年我們在國內十個城鎮成立十個分社，社員逾百人。詩社選擇於每年六月詩人節主辦文學聚會，自1976年 以迄 1986年出版了十一期的《年度詩人節紀念特刊》，封面設計是屈原臨江的圖象，出自不同手筆，或肅穆，或沉哀，或悲苦，三閭大夫的拱襯除了有其象徵意義外，也能激發社員對詩藝的向心力。另一次聚會則選在年杪學校放長假期間舉辦。

聚會通常都是三天兩夜，以文學常識、文學辯論、限時創作、詩的造型朗誦等比賽培訓新人，優勝者可獲得余光中、楊牧、張曉風、張愛玲、鄭愁予、白先勇、葉維廉、王文興、劉紹銘等名家的書籍。文學聚會的壓軸戲，通常是文學研討會，由詩社資深社員發表論文，大家提問討論，我則從旁點評。勇於新的形式與技巧運用的社員作品，都會特別被提出來共同賞析。

1975年11月殷建被赴台並退出詩社，一年後，瑞安、娥真一干人在台北另創「神州」，張樹林、沈穿心、孤秋、朝浪、暮靜於1976年年杪成立世紀文化公司，以代理／銷售港台現代文學書刊的另一種方式維持詩社的活力於不墜，繼續推廣文學教育。如實地說，天狼星的文學行動主義在張樹林的操盤下，漸漸擺脫溫瑞安主事時期的幫會風格（瑞安成立「剛擊道」，學習空手道，兄弟二十餘人，他本身一直擔任「大哥」）。樹林為人親和，唯作為一名智囊、一個行動人，他的魄力絕不遜於瑞安。

葉嘯先生在1997年舉辦的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提呈論文《論馬華現代詩的發展》，指出馬華現代詩在1970年到1979年期間進入「天狼星時期」（《馬華文學的新解讀》,留台聯總‧頁294），事實上天狼星的影響跨越1970年代，滲透入1980年代馬華文學的地層，此點容後撰文再議。詩社於1970年代的十載期間出版書籍十餘種，其中以1974年的《大馬詩選》與1979年的《天狼星詩選》意義最顯。前者由我主編，收入國內27家現代詩，擺明車馬不承認現實主義的「散文分行」是詩或詩歌；後者則有凝聚社員力量之效。《天狼星詩選》一共收錄38位社員的詩作，分平裝與精裝，在台北印刷，力求美觀。天狼星自1969年之「綠洲」起家，於1989年杪結束，一共出書二十六種。1970年代天狼星的文學行動主義，收穫比1980年代豐碩，端在引介西方文學與港
台文學思潮兼及作家作品研析方面，用力最勤，用心最苦。陌生詩學與前衛美學一直是詩社的內在引力。

不過，文學創作或文學興趣，畢竟是相當個人的事。在詩社培訓新人的過程中，其間也不能避免地引來一些不快，某種反彈。當年的綠湖分社社長何棨良因瞌睡被我出口揶揄憤然退社，女高音陳質采（今日是執業的西醫），則因半夜被叫醒參與文學會議而不滿詩社地獄式的文學訓練。她是陳徽崇老師的高足，睡眠不足可以傷害嗓音，也難怪她會不悅。其他類似事件，以今日的後見之明，在在顯出詩社當年的文學訓練有操之過急之嫌。

回頭看《文學七環》，它不定期出刊，陸續有新人加入寫作的陣營。方法溫和，策略緩進。與天狼星當年的激進強烈，作風迥然大異，唯《文學七環》諸君子處於21世紀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風起雲湧的當下現實，溫和漸進，持續保溫，並且鍥而不捨，可能才是明智之舉。他們要面對的已非曩昔的現實主義，而是庸俗化、趣味化的通俗主義(secularism)，對於文學信念、無聲無息的稀釋與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