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6日星期三

當代文論的資源開發

當代文論的資源開發

温任平

中國當代文論的書寫方式可謂多元,值得留意的是文革後,大約1978年開始復甦的整體文學批評狀況。80年代中國走開放路線,輸入大量的西方各種主義,這種學術輸入主要以譯介方式進行。70年代末,80年代上半葉,大部份的西方譯著素質不高,有些甚至譯筆生硬,出現不少疵誤。 後毛時期的知識饑渴,使這類書籍在市場走俏。老一輩的中國學者想知道外頭的世界發生了甚麼大事;中生代覺得必須要充實自己;年輕一代的批評家有企圖據某種主義或理論為學術攻堅之武器,爭奪話語宰治權力。
80年代的中國文論成功的掙脫了黨政宣傳八股的框框,跨進了技巧研析的範圍,進而深入到作品與文化社會層面的互動關係、作品的歷史淵源與影響研究,這不啻是一大突破。由於中國人才濟濟,80年代以迄90年代中葉(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中國評論界曾一度陷入疑慮與踟躕的低潮),各路人馬各據山頭,在不同刊物上設定議題,嗆聲拋出一些陌生的專有名詞,以另類的批評策略搶佔制高點,西詞擴大的情況,誤讀/逾讀的弊病紛紛浮出台面。比如說,迄今為止,筆者仍然搞不清楚廣東師範大學一群年輕學人一度熱烈討論的“東方後現代”的確切意義是甚麼。
從80年代迄今,外國文學思潮挾帶各種學說在神州登陸,從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傳記式批評、精神/心理分析學、原型解析、闡釋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文化人類學、文化生態學,還有名目眾多的各種“後學”: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後後結構的理論走馬燈似的在中國文學評論界打轉,令人目迷十色。有些學者只懂某種主義或學說的皮毛,隨機亂套,居然也能以某某大學出版社的學術高姿態印行,我手頭上就有約10部這類鸚鵡學舌的次貨。
上述弊端之所以出現,原因有三:其一是不少中國學者不諳外文,無法從原文研讀得其神髓,僅憑水準參差的理論譯著,可能造成各種誤讀、逾讀的偏差。其二是文學評論者爭奪話語霸權,大家都想捷足先登,擁有命名的初始權,對西方學說的沉潛體會不足。其三是中國學界開放之後,重演上個世紀民國初年“拿來主義”蜂擁登場的學術風尚,由於缺乏時間的汰選,不少中國文論不是生硬駁接即是懵懂轉述,其間缺乏營養吸收、內化的涵攝過程。學術界在商業大潮的全球化影響下,也講求市場效應(言論夠轟動嗎?能否一言而為天下驚?),內部也有競爭(誰能脫穎而出成為一代宗師?誰能開風氣之先,成一家之言?),種種因素促成中國文論泛濫失控,術語不斷移植換班,挾洋自重的不良學風盛行。
一些學植深厚的作家像季羨林針對上述現象提出針砭,指出中國文學理論要走自己的路,就必須改弦更張。文論可向西方借鏡,唯中國當代文論必須有自己本土的特徵與精神面貌。思想深邃的劉再復感嘆中國文論淪為西方問題,外來學理的中國載體,依附西方強勢文化的歷史思想,卻忽略了更迫切的處身性問題。他也對中國當代文論棄自身的知識資源與理論傳承如敝屣的涼薄態度感到憂慮。 有關中國古代文論的資源創生,不僅季羨林、劉再復、陳平原、李陀、黃子平等人留意到,在實用批評的層次,亦確乎有人將古代文論(如《滄浪詩話》、《文心雕龍》)零星擷用引錄,唯份量薄弱,無法成為中國當代文論血肉體系的重要部份。
1996年10月乃有《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重要刊物《文學評論》就這課題邀請多位學者、作家反覆討論了兩年之久,中國文論在現代與傳統的共生關係,終於受到較廣泛的注意,對嚴重向西方各種學派傾斜的中國文論不無匡正糾偏的作用。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即是一部反映了這種現代與傳統共生關係的經典之作。王國維與梁啟超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文筆汪洋恣肆、議論縱橫,關注的是小說的社會效應。王氏卻就西方美學、哲學、文藝心理學的滋養,賦予中國傳統文學理論以新生命。他引介異質理論,不著痕跡,游刃有餘;他無意貶抑本土,卻棄用舊式學者的繁瑣考證,自己發明另一套話語模式(錢鍾書又發明了另一種話語策略),古典文論在他筆下因為蘊蓄了其他的價值元素而具有創發性。
就這個層面而言,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篇幅雖短,成就卻超踰了他的《紅樓夢評論》。後者的意志論與康德(Kant)的審美無功利說,相當程度上囿限了王氏個人的藝術判斷。《人間詞話》恰如其份地鎔鑄了自克羅齊(Croce)以降西方諸家的美學旨義。王國維以其精煉的語言為詞的再認尋出其傳統文化底蘊,給予中國美學已有的概念較清晰的面貌,他以作品印證,為古典概念注入新的內涵。中國美學,尤其是詞學除了有其歷史價值外,讀者更能從作品本身的議論與品鑑,體悟到這種歷史價值的世界意義。換言之,王國維真個做到了中國古典文論的創造性轉化。 花了那麼多篇幅談中國當代文論,其實筆者縈心之念仍在當前的馬華文論。
9月中旬於首都召開的第二屆漢學研討會,提呈的19篇論文當中有8篇涉及中國古典文學,從論文的題目來看,我相信林水檺、陳華婷、許文榮、潘碧華、陳湘琳、張惠思、張依蘋、伍燕翎諸家在析論中國古典小說、晚明小品、詩詞曲劇,應該是一方面參照歐美的方法論,另一方面汲取中國傳統文論包括歷代詩話詞話眉批裡頭的啟示與智慧,而非生吞活剝地套用西方學說,以解剖中國文學。馬華文論需要轉型,追求素質的提升,挪借外國理論的同時,如果無視於中國古典文論的資源,不啻自斷一臂。讓我們承認,中國古典文論已構成了吾人的“歷史無意識”,問題在於如何把它提升到當前的學術體系裡頭去。
今日從事文學評論的人,是站在“知識的邊陲”(on the frontier of knowledge)書寫,中國的/歐美的、傳統的/現代的、古典的/浪漫的、言志的/抒情的……得多方考量。我們不必苛求國內學者都博學多聞如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但向靜庵先生學習,學習他那種融冶中西學理於一爐的精神卻不可無。也許我言重了。

星洲廣場‧靜中聽雷.溫任平.23/1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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