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6日星期三

《戴著帽子思想》的悬念

《戴著帽子思想》的悬念
自序
温任平

詩集《戴著帽子思想》面世,這是我的第十三部個人結集,第五本詩集。嚴格說來,2000年印行的第四本詩集《扇形地帶》(Kawasan Berbentuk Kipas)中巫對譯,裡頭收錄了一些舊作,2000年以迄2002年的作品64首完全沒有輯錄,實在不能反映我當前的詩風與思路。
70年代初我寫《第一交響詩》,Symhonic Poem是西洋音樂的表現形式,正如“奏鳴曲”(Sonata)或“協奏曲”(Concerto)一樣。我挪用其形式,安排單數詩節與雙數詩節內容迥異,寫現代人外在現實與內心世界的對立與分歧,而又以這種對峙來營造詩的張力。如果我沿這條路線走下去,很可能會邁向“高峰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
但我沒那麼做,林亨泰那時主張現代主義即象徵主義加立體主義,我於立體主義──所謂圖畫詩,放大、縮小字體,把文字擺置成不同的形狀──這方面的試驗只能算點到為止。老實說,畫家丁雄泉在《創世紀詩刊》發表的圖畫詩,我簡直看不下去。現代主義一定要往這條路走嗎?
我個人的詩與舍弟溫瑞安的詩差異甚大,一目了然。我們兄弟兩人在創作方面“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毋寧是件好事。馬華文壇不需要兩個溫任平,或兩個溫瑞安,那是人力資源的浪費。瑞安的“中國性”在第一部詩集《將軍令》已昭然若揭,《山河錄》近乎“中國主義”,雖然我也出版《流放是一種傷》,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的“中國性”內歛許多。當瑞安寫他的散文《龍哭千里》時,我在寫典雅而幽怨的《暗香》。
這麼猛烈、激情的溫瑞安沒有在文學的路上走下去,80年代以降,他全力往武俠小說發展,連專欄雜文也少寫甚至完全輟筆,是我一直不能相信的事。我曾為他的《將軍令》寫過一篇序,題為〈擊打自己的旗〉,那時我是多麼看重他的意志力量與藝術能量。雖然我們兄弟之間歧見仍在,但任何人事糾紛都不會改變我對他寫作天份的重視。
我也不太相信理性、寡情的自己在1994年擲筆不寫之後,怎樣會在1997年一個文學研討會上衝口丟出一句我要復出文壇的承諾。我耽在理論研究的時間較瑞安長(我比他大9歲是其中一個原因),知性的訓練使我懂得收歛、沉潛,至少在作品裡我愈來愈懂得挖馭自己對政經現實的不滿情緒。南加州大學教比較文學的張錯兄為我的《戴帽子思想》寫序,指出“詩是一種隱藏藝術。詩人表達目的不在訴說,而在於隱藏。”這評語說對了岔口,也點出了我與瑞安的不同處,我寫不出瑞安那種熱情奔放的現代詩。
80年代我在報章寫《特約評論》;90年代我寫《星眼》、《第三隻眼》、《替城市看相》、《市井人語》、《書信論學》;近10年來我一直寫《線裝情結》與《靜中聽雷》。我基本上是個知識人(不一定是知識分子),比較新穎的稱謂是:我是個“知道分子”,寫我自己對文化、社會的觀察,寫我讀書學習的感知與體會,這種傾向對詩往往是不利的。詩,許多時候無需知識的鋪陳,玄奧的學理會把詩讀者嚇走。沒有人喜歡在詩裡發掘經院哲學或神學。我在專欄里偶爾喜歡炫學(書呆子的毛病),但在詩中我絕少拋書包。台灣國立中央大學的李瑞騰在替詩集寫的序中指出我的詩“皆有諷喻”,不在乎寫實還是寫意,現代抑或是後現代,這見解最得我心。李瑞騰的序體大思精,是篇專論。
我相信任何形式的藝術都需要內在衝動為撐桿,浪漫的激情永遠是創作或創造的動力。何乃健為《戴著帽子思想》寫序,指出我的思路“睿智與冷靜”,有時會在詩中留白,讓讀者去想像。乃健認為我寫憂患,但“悲情含蓄”,這與張錯的審察判斷相近。追溯自己寫詩歷程,方思的詩以知性著稱,但我受他的影響甚微,我相信自己的諷喻之筆。一方面是形勢所迫,不得不然;一方面是近20年來的專欄寫作,社會洞察愈深,對人對事愈能看到表象後面的真相,下筆處理題材開始是蒙面紗,甚至戴面具(戴帽子?),但詩末圖窮匕現,終不是我的詩學手段;略帶點禪的頓悟或“聖靈顯現”(epihany),以諷喻結束,經常令我感到創作完成的莫大驚喜。
溫瑞安於《山河錄》出版後,四分之一個世紀沒有個人詩集面世,而我自1979年《眾生的神》出版,迄今才有一部《戴著帽子思想》,裡頭收錄詩作100首,產量近乎寒酸。當劉藝婉告訴我詩集即將送廠付印之際,我的心頭感到無比溫暖,但很快這種溫暖的灼熱感又給另一股悲涼淹沒;天狼星詩社諸友,包括溫瑞安、方娥真、張樹林、謝川成、殷建波、藍薇、鄭榮香、林若隱、程可欣、藍啟元、川草、林秋月……他們都輟筆不寫詩了。曾經有過10個分社的天狼星詩社,現在只剩下我這個獨行俠,走在一條貧瘠荒涼的路上。
是的,貧瘠與荒涼。問一問專治馬華文學史的李錦宗吧,馬華每年有多少部詩集問世?2007年還有3個月即將告終,過去9個月內有多少部詩集出版?我是否可以不顧現實的利害,像李賀那樣騎驢子(在今天是駕部車子),一邊走一邊尋覓詩句把它們丟到詩囊裡(在今日是放在文件夾裡)備用?
是的,貧瘠與荒涼,但是這條路始終有人在走,停了下來的不等於就不能拿起詩囊或文件夾再度出發。
為詩努力,為詩奮鬥不太可能;為詩用點心倒是可能的,而且是需要的。


7.10.2007刊於星洲日報‧星洲廣場〈靜中聽雷〉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