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地震：方北方面對嚴厲批評

文壇地震：方北方面對嚴厲批評
溫任平

經典缺席這議題沸沸揚揚了數載，其間有人企圖訴諸情緒，以各種筆名化身為現實主義強辯。有人把現實主義資深作家韋暈的封筆怪罪於現代主義對他的衝擊，甚至有人在韋暈於1996年6月逝世後，弄了一篇激情的〈有人很不屑：韋暈算老幾？〉的文稿，以煽情方式，企圖把文學論爭變成非理性的糾纏，追風捉影，博取同情。其實游兵散勇式的放冷箭，對釐清真相毫無裨助。現實主義面對災難性的打擊，來自黃錦樹於1997年11月《馬華文學的新解讀》研討會上提呈的論文〈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之獨特性〉。

以方北方一人代表馬華現實主義，當然有以偏概全之嫌。方北方是大馬華文作協的第一任主席，1946年寫成第一個長篇，著作25種，除了小說還出版了不少文論，宣揚其文學思想。1989年方北方獲頒第一屆馬華文學獎，其文學的標竿地位受到廣泛認同與肯定。他是現實主義的典型作家，其作品是現實主義的典型作品，微觀是宏觀的縮映，稍懂全息論的人都了解見微知著的道理。路璐璐質問：“黃錦樹讀過方北方的作品幾分之幾，才動筆……？”（1997/12）不把重點放在方北方的文論與小說是否有問題，而在枝節上饒舌。路璐璐不知何方神聖，從其隱瞞身分到不敢面對馬華現實主義是否在實踐上面對困境，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心虛。黃錦樹在小說方面只論方北方的“大河小說”，因為方氏1996年8月30日寫給黃的私函中表示他自己覺得《馬來亞三部曲》是他的代表作。從方北方自認為最滿意（代表作）的作品窺測其現實主義文學實踐的能耐，雖不中亦不遠矣。

《馬來亞三部曲》的前面兩部：《樹大根深》（1985）、《頭家門下》（1980），只有一個故事，勉強符合了小說必須有人物、情節的最起碼條件。其實類似《頭家門下》一類的作品，看書名大概已不難猜測小說內容寫的是甚麼，人物事件平面化，敘事者全知全能，無美學結構可言。第三部曲《花飄果墮》（1991）原題“五百萬人五百萬條心”，方北方連講故事也省略了，他把報章所載的各種政治、文化評論、華社在不同場合發表的宣言、備忘錄，作協成立大會的爭辯、文化大會提案、馬華公會簡史……全部照錄，使《花飄果墮》是部小說（？）成了“華社問題資料匯編”，而作者方北方居然認為“本書的內容既是反映華社深入困境的情形，更須借重文化知名人士所發表的政論。……小說是沒有固定表現的方式，在小說表現多樣化的今天，創新已是一種進步的潮流。”（《花飄果墮》後記，頁353）方氏沾沾自喜，還以自己在創新呢。小說有其形式結構，敘事技巧，美學考慮，《花飄果墮》徹底放逐了文學作品最基本的文學性（甭談藝術性），黃錦樹在〈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認為用甚麼“主題健康”、“思想正確”或其他堂皇的理由，如此糟蹋文學作為一種意義存在的尊嚴是“不可饒恕”的，“所謂的‘大河小說’，原來不過是一灘淤積泥沙、廢木、言論與意識型態廢棄物的死水之塘而已。”

黃錦樹論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不僅從作品中找到例證，更從方北方的文論《馬華文藝泛論》（1981）找到思想之根源。

“馬來西亞人當然寫馬來西亞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所以馬華作家的創作主流是繼承20年代的現實主義，而發揚批判現實主義，走積極的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向，從而鼓勵三大民族的和諧，促進人民的團結，發揮愛國主義的精神，為人類之美好的事業而努力。”
“作品的中心思想，既然與國家意識脫離不了關係，國家意識成了作品的風格。風格的成立，自然決定了作品的內容，從而也決定了作品的表現的形式。”

黃錦樹指出這是典型的“國家決定論”：“在這兩段異常教條的文字中，讀到的已不是文學理論，而是一種政治宣言，而且……是國陣立場的政治宣言”，“社會現實主義原有的左翼色彩和對國家機器的批判性消弭殆盡，甚至惡化為國家機器的代言人。”。黃指出方氏“一點也不現實──卻十分世故。”如果文學（任何流派）果如方北方所言：國家意識決定作品的風格、內容與形式，“我們看到的其實並非文學作品的構成過程，而毋寧是政治宣傳品的形成程序”，現實主義的社會性、積極性、批判性歸於零。現實主義如果淪為犬儒虛偽，追隨所謂國家意識，那麼所謂繼承20年代的批判性現實主義精神、沿襲魯迅的抗爭精神云云，豈非空口說大話，自欺欺人？馬華現實主義者言行相悖，創作實踐不遭遇瓶頸，難矣。

論文發表，不啻馬華文壇地震。葉嘯指稱黃在對話會上態度挑釁，語言苛刻。路璐璐指責黃向方氏與其家人借書而居然批貶當事人，有違道義。為老人家叫屈的文字，此起彼落。何啟良則認為黃錦樹對馬華現代主義（溫瑞安、王潤華、潘雨桐、楊升橋）與現實主義的嚴厲批評是“反道德的道德力量”（1998/1）。在人情道義方面，張景雲的看法最有見地：“在藝術∕學術∕思想界一貫都服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質言之，真理在焉，吾師就不得不讓位。”（蕉風1/2月號，1998）從孔子到孟荀，我們看到的是“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黃錦樹最為人詬病的是他言詞激烈，不留情面，回應他的人多不碰觀點的對錯只斥責其態度與用語。如實地說，雄踞馬華文壇70載的馬華現實主義，早就該有人給予當頭棒喝了。

棒喝不是為了打垮馬華現實主義，反之，吾人希望能出現像寫《兒子的大玩偶》的黃春明或寫《夜行貨車》的陳映真，這些實力派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綿密深邃，發人深省。馬華現實主義必須醒悟，如果他們還在蕭規曹隨，不思變革（理論與實踐），馬華現實主義可能真的會走向黃錦樹所言“技術及意識上的雙重破產”（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季刊第一期，1997）的不歸路。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18／05／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