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10日星期二

馬華第一首現代詩與典律建構

馬華第一首現代詩與典律建構
溫任平


1997年留台聯總主辦的研討會,除了黃錦樹批評方北方掀起軒然大波外,馬大陳應德的〈從馬華文壇的第一首現代詩談起〉,質疑筆者1978年的另一篇研討會論文〈馬華現代文學的意義和未來發展〉的一項觀察,亦引起爭論。我在文章提出馬華現代文學大約崛起於1959年,因為那年的35日白垚發表第一首現代詩〈麻河靜立〉,關於〈麻河靜立〉的歷史地位,我引艾文、周喚的書信為佐證。陳的看法與筆者大異。

陳應德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戰前馬華文學,他找到更早期的馬華“現代詩”:滔流的〈保衛華南〉:“保衛/我們的華南!/九龍江!/韓江!早就咆哮了……”(1937),另一首是鐵戈的〈在旗下〉:“每天,/每天/我在旗下/跑……路啊/那麼崎嶇!”陳應德的評語是:“唸起來,沉重有力,猶如鼓聲一樣,非常適合表達那種爆炸性的革命熱情。”陳認為鐵戈受到蘇聯詩人Vladimir Mayakovski的影響,有未來主義傾向,是“現代詩”,筆者認為上述作品均屬口號詩,來自台灣的李瑞騰教授直截了當的說“那只是吶喊。”滔流的詩以中國為背景,馬華的第一首現代詩總該以馬來亞為背景吧。

陳的論文提到另一首“現代詩”是雷三車的〈鐵船的腳跛了〉,雖非口號或吶喊,但詩的比喻失當,只有傅尚皋的〈夏天〉是象征主義詩。據方修的研索,〈夏天〉大約發表於1934-35年之間,陳應德認為“這才是到目前為止,我們能夠找到的第一首現代詩。”不過象征主義不等于現代主義,中國詩壇是先出現李金髮的象征詩才發展到戴望舒的現代詩。(參閱弦《中國新詩研究》,洪範,1981),我在會場與陳力辯,互不相讓,主持人張錦忠下令與會者只能發言兩分鐘,李瑞騰出來發表意見,張提醒他只能詢問或議論與第一首現代詩無關的課題,李愕然,我提出抗議,主持人說:“This is the rule of the game.”(這是遊戲規則)。會議過後,我在《星洲日報》的專欄《書信論學》發表〈與陳應德談“第一首現代詩”〉(28/12/97),說明我的觀點,繼續辯爭。

滔流等人的作品並非現代詩,至於傅尚皋的〈夏天〉與威北華的〈石獅子〉(1952)的象征詩,都是孤立的個案,它們如流星一閃而過,沒有後續的力量,不像1959年的〈麻河靜立〉,刊載之後進入60年代,笛宇、喬靜、周喚、冷燕秋、王潤華、淡瑩、林綠、艾文、蕭艾、憂草、黃懷雲、葉曼沙諸人繼起,蔚然成風。錢歌川、王潤華、葉逢生、于蓬等人譯介歐美現代主義理論與作品,亦使現代主義蘊足了“運動”(campaign)的力量,而不是浮光掠影的現象。60年代初,新馬尚未分家,新加坡的牧羚奴、英培安、謝清與五月詩社諸子接前人的棒子,我與溫瑞安、方娥真領導的天狼星詩社在馬來半島接喬靜、笛宇、冷燕秋諸人的火炬。運動是個“連續體”(continum),一以貫之,有其滾雪球效應,至於滾雪球在運作過程中如何變異,那是另一種狀態與層次。

無論傅尚皋、威北華都無法掀起持之以恆的運動浪潮,連陳應德也承認“威北華不曾發表任何文論來提倡現代主義”,傅的一首〈夏天〉只是孤立的文學現象。1934年溫梓川、楊實君、吳逸凡編的《檳城新報.詩草》副刊,刊登象徵詩,也即是方修批貶的“形式主義”、“文學逆流”(1971),但這種奇峰突起的詩風改革,無法成氣候,因為中國面對日本的侵略,象徵派被鐵抗稱為“惡魔派”(1940/9),愛國主義文學、抗日救亡文學淹沒了一切,包括剛剛萌芽的現代主義,《詩草》不久宣告停刊。

陳的批評,提高了我的警覺,在我的公開信中,我對1978年那篇論文改寫修正如後:
“馬華現代文學大約崛起於1959年,雖然周喚、艾文與我本人都覺得白垚在1959年3月5日發表的〈麻河靜立〉可能是馬華詩壇的第一首現代詩,但它的歷史地位仍待驗証。不過馬華現代主義的興起是由一群包括白垚、周喚在內的詩人,通過《學生周報》、《蕉風》的鼓吹、實踐,在1959、1960年掀起現代主義風潮,這點推斷,應該是正確的。”

至於陳強調:“試圖尋找第一首現代詩,來斷定現代文學並不是正確的治學方法。”這判斷值得商榷。很多學者都認定魯迅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第一篇白話寫成的短篇小說”,但夏志清在《新文學的傳統》(頁123-136)指出陳衡哲的〈一日〉才是第一個白話短篇。尋找源頭(第一篇、第一首),是每個治史的人都在作的努力。

研討會還有一篇具爭論性的論文:張錦忠的〈典律與馬華文學論述〉。張認同黃錦樹的看法:“溫任平的典律建構其實和方修的《大系》具有同樣的性質,仍然是某種文學史觀下的產物。”天狼星詩在1974年出版《大馬詩選》、78年出版《大馬新銳詩選》、79年又出版《天狼星詩選》,原來是文學典律(Literary Canon)建構,我當時還不知道呢。張錦忠的另一項觀察:“六、七十年代的馬華文學系統,是一個雙中心的文學建制──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並立當道,同位主流。”卻與事實不符。

馬大的鄭良樹於1979年接受謝川成的訪問,對馬華現代文學的前景表示“並不令人感到樂觀”,同年宋子衡的筆談回應更是負面,他指出“現代文學並未受到普遍推動……現有的兩個現代文學據點──《蕉風月刊》和天狼星詩社──是不夠的。”六、七十年代馬華現實主義當陽稱尊是實際情況,現代派在那時期只能在《學報》、《蕉風》搞“邊緣顛覆”,孰強孰弱,至為明顯。一直要到80年代,所謂雙中心的文學系統才出現。筆者在《書信論學》欄發表〈與張錦忠談典律建構〉,張沒有回應。這一役只有各自表述而無辯爭,不像“馬華第一首現代詩”,火爆麻辣。10年之後的今天返顧,這種意見的交換,對一些歷史真相的還原,不無裨助。

星洲日報/靜中聽雷.溫任平.01/0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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