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日星期四

神州诗社:乌托邦除魅 2012-03-13 14:56 (二) 《迷路的诗》书中用到“浪漫”这两个字眼,比《乌托邦幻灭王国》多出许多,杨照的浪漫关怀涵盖的畛域较大,相对多元;宗舜的萦心之念早年在“绿洲”,尔后在“天狼星”与“神州”,全情投入,沦肌浃髓,他的大部分感情,纤维化成了思想,故而书中不怎么浪漫上口,而浪漫其实入骨。 我绝无排斥浪漫主义的意思,杨牧的诗与散文何其“高蹈现代”(high modern),但诗人在1993年即曾指陈:“文学史内最令人动容的是,浪漫主义。”早在六十年代陈世骧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即曾追溯“言志”文学的源远流长。余光中脍炙人口的自传性现代抒情散文,其艺术感染力除了形式技巧直扑眼球,还得力于洸洋奔放的浪漫情怀,令读者投入其间,感同身受。 而余先生从旧大陆写到新大陆,从<鬼雨><地图>写到<听听那冷雨><蒲公英的岁月>,虽云自传,题材何其多样,宗舜仅仅以诗社的聚会加上团体的喜怒哀乐为自传或回忆录的内涵,无论怎么说,都嫌薄弱了些。如果把这些长短不一的篇章,视为神州诗社兴衰的演义,则又未尝不可,历史教训总不成都丢到记忆废墟里去。 然则我是否应当劝导李宗舜仿效杨照,放弃他的写诗志业(不是职业)呢?这倒不必,我比宗舜年长十岁,不久前还出版诗集《戴着帽子思想》,我劝他封笔就有点搞笑了。杨照的体会是:诗人无法“为诗工作”、“为诗准备”,更没办法衡量自己是否“为诗努力”。台湾诗坛耆宿向明“为诗奋斗”、“为诗而狂”,在报章主持“新诗一百问”专栏,传为美谈;在大马李宗舜曾于2010年10月规定自己每日必须成诗一首,努力的结果是10月得诗31首。他们的例子恰恰是杨照所言之反证,我相信古今中外,为诗艺作出如此巨大付出的人,没有一旅总有一连吧。然而,那毕竟万中无一,少数中的少数,特例不能代表常例。 杜甫孟郊贾岛以苦吟著称,反复琢磨推敲,也不知拈断多少绺须髯。唐代有诗鬼李贺骑驴外游,他把电光火石间捕获的字句,放进他携带的诗囊里,现代有诗痴李宗舜驾着德士接送客人,在街道红绿灯交错的瞬间掌握到佳句(下次我坐德士外出,一定打听清楚司机是否有在车上斟酌诗句的习惯)。 《绿洲》手抄本第八期发表宗舜的某首诗,得到瑞安的特别赞许,说来这只是心理学“鄙薄的启蒙”:将平凡看作深刻的庸俗辩证,从幼儿园到大专院校,这一套大抵管用。为人师表或父母者大概都用过。所以瑞安没有错。至于赞赏之际温瑞安“目光灼灼”地盯住他,为的是加强铭刻的效应,也没错啊。传播文学,鼓励文学新秀,这也是我个人的愿望,何错之有?没有温瑞安的感召鼓励,英年早逝的周清啸可能从商,廖雁平成为象棋国手,其他的时间大概会和李宗舜一起务农。诗可以兴观群怨,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瑞安发掘、培育他们天赋的诗性(诗写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错从何来?撰写这篇序言,我不断反思,问题出在哪里? <故事>一文是宗舜个人成长与启蒙的自述:初窥现代诗堂奥,加盟“刚击道”兄弟帮。中五毕业面对失业,离家住在美其名为“黄昏星大厦”,事实上是油站旁的破屋里,1972到1975年是李宗舜奔赴乌托邦的时间燧道(time tunnel),1974年秋他勇闯台湾,没有学籍,不能进入大学,逗留期像一般游客仅限30天,宗舜独自一人,恶补高中三年的功课。他身上驮着的不仅是一大堆的课业,还背负诗社总干事,刚击道二当家的任务,他能成功考上政大中文系不容易啊。 这段日子瑞安频频给我写信和寄来邮简,内容可以写到邮简封口的地址上面,报道的离不开与那个作家、诗人或某大学的学生领袖见面“交谈甚欢,堪称莫逆”、“彼此论及家国兴亡,民族大业,文化复兴,慷慨激昂,热泪盈眶,不能自己”、“某某人血性男儿也,日后可予重用”……而竟无一字提及功课作业。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小镇冷甲有一名16岁甫念完中三的学生殷乘风(我的学生),不顾一切,飞赴台北与老大会合“共创大业”。殷年幼无知,易受怂恿,令我费解的是,何以有那么多台湾的大学精英与俊彦之士,竟步殷乘风的后尘,为了做一番事业,置家庭、学业于不顾?沈瑞彬加盟神州的戏剧性片断或能有助吾人重返历史的现场: 某日深夜沈瑞彬叩访山庄,同时提了行囊,说是要与温大哥及兄弟们做大事,家庭、事业就顾不了,一切豁出去的血性汉子,当夜大家联袂上山膜拜指南宫四方神明,庇祐神州众生安康,社务顺畅和不受干扰。 这时候的神州诗社已把诗放在次要的位置,刚击道的兄弟连心,一切以大哥的钢铁意志马首是瞻。神州诗社改名“神州社”,力量涉入文化界,开始印行出版的《青年中国》、《文化中国》(注1) 、《历史中国》。由于得到学术健笔的供稿(大家都对这群侨生感到好奇),一时颇受看好,但神州的伸展翅翼,目的是提高神州集团的形象,文化议论只是借力使力,接下来的文集竟印出八页神州活动的彩页照片,宝岛学术文化圈这时才真个恍然。 书中有篇散文追述当年有读者一买了《坦荡神州》即加盟为社员欹矣盛哉的现象,《坦荡》的封面设计是神州几十个成员的合照,中间的那位微笑雍容的长者是蒋经国总统,政治挂钩是大家给脸,名人效应或更近事实。16岁的殷乘风、21岁的李宗舜、40岁的沈瑞彬(时任台南客运站长,比我年长9岁)……都给“做一番大事业”这个模模糊糊、未曾规范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唬住了。“三三”的胡兰成最喜欢讲这种不着边际、恍兮惚兮的话。共创大业是为了报家仇国恨(<落脚处>),是为了维护中华文化命脉(<跨出这一步>)?“大事业”是豪情侠义、文化精粹(<海誓>),还是像后来写血书退出神州的罗海鹏所言:“……替国家厚植反攻国力”,即使失败也要像文天祥那样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汉青”? 由于神州社什么都是,它是个诗社,它是个文学社,它也弄文史哲,它的成员兼修文武,有点像武馆,行径之夸张,甚至令人联想到他们会不会是国民党的学生军团。从少壮亮轩到银发朱西宁,都被这群暗蓄孤愤的“孤臣孽子”所感动。亮轩前来山庄的“聚义堂”,看到那三个字却没联想到水浒传,还送来裱好的对联(<乌托邦幻灭王国>);朱西宁在国家文艺大会上“提到神州人的理想和志业,每个人都像把琢磨的利刃;现在磨刀,来日舞剑”(<人生在世>),难怪宗舜笔下经常以“江湖剑客”自许(详<无限想念>、<相去千里的风云>、<在沙滩上>诸篇)。宗舜及其他社员都忘了朱先生讲的是对幼辈的勉励语。在众人的掌声中,在彼此互相吹嘘声中,年轻人的自我日益膨胀,神州从一个小小的诗社渐渐传奇化、神话化,终于乌托邦化,而走向泡沫化的不归路。鲁迅曾说:人可以被棒杀,也可能被捧杀,诚然。 《乌托邦》(Utopia)是汤姆斯•摩尔(Sir Thomas More)于1516年写成的名著。Utopia(Eutopia)是个“好地方”,Outopia是个“不存在的地方”,意义的悖反实已道出了真与幻只是毫厘之差:智慧的门口站着恶魔,聪明的邻居住着邪恶。摩尔借《乌托邦》的虚构人物拉菲尔的议论,批判残酷腐败的英国都铎王朝,摩尔是大法官,仍被亨利八世送上断头台。20年后又出现另一位人文主义者法国人拉伯莱(Frangois Rabelais)的名著《巨人传》(Gargantua and Pentaguel),巨人国王为若望修士建造德丽美修道院,唯一的教规是“做你要做的事”,如此放任自己的乌托邦子民,是因为摩尔与拉伯莱坚信,人类接受文明洗礼懂得自律,经过文化熏陶自然趋善,那是十六世纪欧洲的乐观人文主义。他们两人对人性的自私、贪婪、对权力与性的欲望,了解有欠深刻。满口仁义道德之士(当然受过很好的文化熏陶),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没有制约,仅靠自律,犯罪率与个人在团体的地位权势恰恰成正比。老大做好事,从二当家到第十七当家在帮忙;老大干坏事,其他当家不当权的兄弟一个个都成了帮凶。 注1:哈佛大学杜维明的“文化中国”板块研究,甚有见地,但杜先生也坦承“文化中国”这概念非他所撰,它源于七十年代台湾一群侨生。 (2,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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