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诗社：乌托邦除魅 温任平【文学观点】 2012-03-06 15:10 • 李宗舜新著《乌托邦幻灭王国》/文类：散文集/出版：台北秀威 星星们从一所遥远的旅馆中醒来了 一切会痛苦的都醒来了——多多 （一） 李宗舜，也即是天狼星时期的黄昏星，力邀我为他的散文集《乌托邦幻灭王国》写序，由于天狼星诗社与神州诗社当年的纠葛，我可能是最适当、也是最不适当的写序人。我在电话里提醒宗舜我的处境，他说集子的三十多篇文章已修改了八次，所有过激的情绪语全删了。我建议他筛选出精品，才传给我看，“宜乎少些神州的老调，多些生活、生命的感悟之作”。宗舜的回讯读得出来他的无奈与心虚：“我在七十年代写的散文只能称为习作，天狼星和神州是我七十年代生活的主要内容”。 他的回讯使我感到为难。坦率的说，习作应该交给华文老师批改，不宜付梓。这话只差没说出口，另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过：作者通常都不是自身作品的最佳评鉴者，他可能写了一些连他自己也不太懂、难以估量的东西，我于是发了另一则短讯给宗舜，建议他把稿传过来给我看看，“让文本自己说话”。我听说台湾《文讯》294期（2010年4月号）特辟神州诗社专题，内刊长短文章九篇，就发生于1980年9月26日台北警总人员突然带走温瑞安、方娥真、李宗舜、廖雁平四人的事件发表感想。李、廖两人受盘询24个小时后释放，温、方则入狱四个月后以“为共匪宣传”的罪名递解出境。这宗发生于30年前的奇案，由温、方、李、廖与当年的神州社员和奔走营救的文学界长辈各抒己见，文献宝贵，我也请宗舜寄来一份让我细阅。 散文集分五辑，第一辑七篇是1974、75年的少作，1974年只写了两篇。第一篇<下午>描述的是一个未被赋名的城镇午后的炎热与居民的作息状态：车站前、马路边到处都是挥汗如雨的人群。读者不妨试着把自己当着是个横空而过的神祗，从高处往人间鸟瞰，城里的人忙着排队买票看电影，逛街购物约会，在冰果店里流连。烈日如火，女生撑着遮阳伞，男人躲闪在巨型广告牌下寻找荫庇。商店摆卖各种货物。店主表情木然。人潮流动，这个不知名的城镇拥有超过一间百货公司，因为作者透露在市内最大的百货公司对面店铺的二楼，有间茶馆，人们坐在藤椅上或交谈，或饮茶，或看电视，或翘着脚在弈棋。这伙类似鲁迅笔下的庸众除了聊些日常琐事，偶尔提起从唐山来到南洋的往事，四十年代日本南侵屠杀同胞的惨剧，难免有些激动，用作者的话：“那股激情和愤慨都是茶色的，又苦又浓”。茶楼的老板也是伙计，泡了几十年的茶，忙于招呼老顾客。桌子上棋子错乱，茶壶底沉淀着还湿的茶叶，街灯霓虹灯开始亮起。时间流逝。 这是书中35篇散文唯一格调特殊异，题材另类的篇章。通篇白描，没有一句对白，仅靠作者的旁述推着镜头上下左右扫描、外在内在全视叙述。舞台般的场景，人与物像道具，所谓汹涌的人潮，是静态的描述，有人而无人烟；茶客的闲谈，没人发出声音，仿似失语的哑剧。拉冈（Jacques Lacan）尝谓“失语”的产生，来自当事人的语言与文化不能获得社会认可，在社会的伊底柏斯（Oedipal）的结构及语言文化秩序的压迫下，当事人只好倒退回内心世界的幻想去。李宗舜笔下的城镇并非只有两条街的山城美罗，七十年代的美罗并无天桥、红绿灯和大大小小的百货公司；它也不像怡保、吉隆坡或八打灵，它的心理位置或稍接近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李永平的吉陵镇等乌有之乡。忙与盲的庸众，爱缅怀喜抱怨、以闲言碎语度日，这个面对烈日煎熬的社区，我认为，正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缩影与暗喻。20岁的李宗舜不可能读过拉冈、熟谙象喻曲写之道，凭着原生的直觉与体验感受，在他的处女作阶段描绘出他个人写作生涯的第一个热闹而荒凉的“反乌托邦”（distopia）。 李宗舜要逃离反乌托邦，他难以忍受浑浑噩噩的生活。初中二那年，他认识了同学温瑞安，他与后者的交往过程与后来面对的家庭压力，在1974年写成的<故事>抒写甚详，这篇文章在台湾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发表，当时颇受瞩目。文章里透露的孤愤、挣扎、执着一方面固然感人，另一方面也令稍具理性的读者错愕： 当一切向心灵迫压的打击越来越深、越多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便在你底意识里响起；就在那个时候，你想起海鸥和仙人掌。 打击可以，痛苦可以，黑暗也可以，就是没有诗的日子绝对不可以。哥哥不断叫你回家耕种，……回去快回去。不回去我绝对不回去。你告诉自己：你是不能回去的，你要和诗人在一起，你要在黑暗中寻找光源，照亮自己，燃亮其他的人。 这两段话不啻是一个文艺青年的写诗宣言，不顾现实利害的程度近乎“呓语狂谵”（delirium），向海鸥仙人掌贝多芬寻求精神力量的支持，童騃的天真鲁直，离谱得令人哑然失笑。杨照写他自己的青少年回忆录《迷路的诗》，里头有爱情亲情师友情以及要成为一个诗人的激情（也许“迷路的诗”更适合用作宗舜这部散文集的书名），他远比李宗舜理性，他没迷路，炼诗不果，乃另觅出路，在余光中、杨牧、张晓风、王鼎钧、许达然……诸名家之间闯出另一条散文路子：大道理用小叙事，真相大白往往在文末最后一两段或三几句，足证失之东隅者，大可收之桑榆。杨照在丽水街“星宿海书店”读《李白诗全集》：“剑气与侠影，铿铿如金石相击……读了几首，觉得舍不得再多读下去，于是找来温瑞安的《山河录》稀释一下。”杨照的回忆录有理想，有思想，有幻想，有奇想，有梦想，有渴望，心灵曾经受过伤；李宗舜的散文集《乌托邦幻灭王国》什么都有，独缺思想，原谅我的直言，就是缺乏思想。他的个人性与思想性被《将军令》、《山河录》与温瑞安的日常言行和意见观点全给稀释掉，而不是稀释一下，作为调节。他的散文的可读性建筑在他的“感情构成他大部分的思想”（明显的悖论）的真挚上，这点容后再议。 (1，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