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诗社： 乌托邦除魅（四） • 副刊 • 南洋文艺 • 文学 2012-03-27 14:16 乌托邦是海市蜃楼，35年后的今天还不彻底“除魅”（disenchanted），谬种流布，病毒会继续散播。五百年前的摩尔与拉伯莱相信人类文明具备向善的本能，是“想当然尔”的冀望。杨朱讲性恶，佛家讲贪嗔痴慢疑，早已洞悉人类的心灵黑暗。二十世纪人类建构的乌托邦一个比一个大，二战日本提出的“东亚共荣圈”，冷战期铁幕与竹幕均异口同声力倡的“无产阶级专政”，美国自许为“世界警察”，只是荦荦大者。扩张势力，合法化侵略，以公义行不仁不义的这些超级乌托邦，伤害（杀害）的人以亿万计。毛泽东所谓“六亿神州俱尧舜”，其实是“六亿神州俱刍狗”。右翼乌托邦是“以超真抢救真实”（to rescue the real with the hyper-real）左翼是“以虚拟拯救真实”（to rescue the real with the imaginary），魑魅魍魉，焉可不除？今日工商文教的乌托邦，以各种掩人耳目的姿态出现，体积远比政治乌托邦小许多，为害社会各阶层十分广泛，它们政治立场不左不右，反而更便于左右开弓，超真与虚拟并用。威尔斯在其著作《现代乌托邦》里直言“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空洞……没有具有个性的个人，而只有一致化的成员。”成员对大哥只有“不问情由的服从”（unquestioning obedience）。内心有疑惑，震慑于领袖的威权，不敢抗争，明知错了还是将错就错下去。 武侠小说的情节与武侠小说家的生活沆瀣一气，情况之诡谲离奇，情节之曲折惊怖，因为毫无前例作为参考，更令人震悚。金庸的武侠人物忠奸莫辨，行事匪夷所思，作为香港明报主笔，他的社论于现实时事的真与幻看得真切；倪匡言行偶尔滑稽突梯，但他也没把现实生活搓捏成武侠的浆糊。三十多年之后，方娥真于《文讯》的神州专辑的一篇文章中两度提及“温瑞安魔鬼的一面”（注11），不作申论，我难免这样想：如果神州时期她愿意用一语提醒大家，则不致于有那么多年轻人刚刚有点理想并仰望偶像，即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摧毁，对一切失望抑且乎绝了望。 1975年殷乘风投奔老大，发觉神州提倡读书不重要，搞活动才是做大事，而他于备考的紧急关头，社员于门外鼓躁、甚至敲门要他放下书本积极参与社务（九十年代中他来见我，追述往事，不胜唏嘘），1979年殷同学终于退社，那是发生于1980年的926事件大约一年前的事。神差鬼使，让殷乘风躲过了向情治单位诬陷神州的嫌疑。至于因为夹在功课与社务之间分身乏术、三进三出神州的周清啸就没那么幸运了。清啸已故，于他的怀疑、怀恨宜乎以怀念代之，让逝者安息。 在此要一提的是，魔鬼撒旦，还未“走火入魔”之前原本是天使，是天地灵气所聚，英艳动人，丰神湛然，头上还绕着流金泛银的光环。谁知坚土竟是流沙，可歌可泣之种种，一返顾间竟成了可笑可悯。杨牧的<完整的手艺>，以诗人独特的直觉点出天使的特征：“虚幻的全部交给我/现实的你留着”，把两个主词对调：“现实的全部交给我/虚幻的你留着”，魔鬼即粉墨登场。鲁迅尝谓创造社成员是“才子加流氓”，神州诗社的问题是人与魔的错位，令人难堪的是三十多年后，在《文讯》的特辑当事人的文章里，我看到的是对昔日社友的各种揣测（谁对不起谁？谁可能是向官方告发、“出卖”兄弟的叛徒？），而不是谦卑的自责与深切的反省。太多的witch-hunting，太少的 soul-searching。年近六十的人，还重复二十多岁轻薄的江湖口吻为自己护短、辩说，令我惊讶悲哀，难以置信。人肯定会成长，可不保证会长进。李宗舜在散文集的最后一篇沉痛地问：“大伙儿在阿里山结义相知相惜，奇缘结社，多的是肝胆相照之士，最后为何除了他自身之外，其他的都是叛徒？”宗舜有没有读过下列的历史故事？史达林有一天抚镜自照，悲哀地说：“十月革命的同志，现在只剩下我吧了。” 李宗舜这些年对神州感情的付出，构成了他心中无以自释的情结，神话破灭、偶像是假的，社员之间的情谊是真的。反刍往昔，他难以相信过去的辉煌竟是充斥着高潮与反高潮的野史稗官。出国深造、失学、失业、穷病、困顿、颠沛、流离，对宗舜是混沌迷惘的遭遇。七十年代中下叶，因国土分裂而弥漫台湾社会的民族危机感，神州诗社恰逢此历史际遇，得享殊荣盛誉，获得蒋经国亲自接见，集团成员三百余人，身为集团第二号人物的李宗舜，他的老二哲学（或没有哲学）是前面挂个“忠”后面吊个“勇”字，以义开道，冲力十足，由于不够阴鸷机敏，他得到的权力红利，与他的二当家身分简直不成比例。宗舜的戆直使他没去多想权势的问题，他不读《资治通鉴》，不熟谙傅科（M.Faucault）所言“历史上各种精密的权力仪式”（meticulous rituals of power），他耽于当下的happy hours，捕捉每次聚会带点不安的兴奋喜悦，由于每篇散文均写成于诗社活动之后，他拼凑的其实是记忆的碎片，往事并不如烟而是弥漫着雾样的哀愁。每篇散文，包括追念叶明、清啸的悼亡篇章，都有一种要把时间留住、把眼前的欢乐美好无限延续的欲望，那就成为作者的独特风格。 潮洲莽汉曾经是愤怒青年的李宗舜，其散文是阴性的，柔婉抑且是感伤的，他对“聚义堂”、“试剑山庄”、“绛雪小筑”、“黄河小轩”、“长江剑室”、“路远客栈”（盥洗间）、“见天洞”（地下室）……念念不忘。这些把住院情境古代化、武侠化、陌生化的神话道具，是神话系统建构的“附属物”（paraphernalia），叶慈（W.B.Yeats）诗中的神话体系喜用的附属物是“漩涡”（gyres）、锥体（cones）与各种“超自然物”（supernatural），诗人在艺术的天地里建构他的乌托邦。马奎斯（G.G.Marquez）《百年孤寂》（A Hundred Years' Solitude）的马康多村，也是文学的创造。在真实生活中创建乌托邦，经营策划，因应时变，攫取声名，终难逃倾颓的宿命。摩尔影响了250年后的马克思，写出他改变时代的杰作《资本论》，但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的私产占有，并没改变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人性的丑恶、自私、贪婪和权力的欲望架空了党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大鱼吃小鱼，九十九步笑一百步耳。乌托邦的浮夸，结局是梦醒后的幻灭。 我相信人有直觉或第六感这回事，即使在不知愁强说愁的1977年，李宗舜的惘惘神觉已感到好景不常，他笔下不自觉地流露某种不祥的预感，证之于<相识燕归来>的一段抒写： 每次从天桥回来，都是午夜一两点钟，我们常常驻足在拐弯处的一间小面摊店吃最便宜的宵夜。晚上天凉，吃了一碗热腾腾的阳春面，身体也暖和起来。到了马路对面，和瑞安及娥真挥手道别，微暗的龙泉街，我们走过一摊摊的空架子，小贩们已经回家了，灯火也全熄了。还有一排排矮平房，飞檐尽是灰白的颜色。 末节没来由的悲伤，似乎预告未来的黑暗，点醒当事人飞檐风化成灰白、时间磨损的力量。地理空间在改变，时移世易、人事全非的乡愁，是宗舜散文的主调。宗舜对诗社昔日荣光的追记与对社友的缅念，使创作与创伤互为表里，压轴作<乌托邦幻灭王国>予人历尽沧桑，咀嚼生命的甜酸苦辣之感。 温瑞安具备领袖人物的“偏执不屈”（intrasigence），“神州神话”破碎数年之后“自成一派”，在香港现代武林崛起，成员仍以“当家”分等阶，温巨侠不旋踵重现两岸三地。李宗舜在散文中不断提起他对台湾诗坛与诗艺的朝圣心情，“有诗陪伴才不会寂寞，才不会遗憾。”、“诗心成为快乐的泉源，有诗不会寂寞。”、“诗心燎原，对诗神无尽爱慕”……的告白，反映他对诗近乎宗教家的“自认正确”（self-righteousness）。奇怪的是他对自己的散文似乎毫无信心。我的看法是诗人写的散文不可能差到哪里去，宗舜佩服的余光中杨牧即是佳例。因句生句，因意生意，借物起兴，晕染衍异，把写诗的本领用在散文的敷陈上，成果肯定可观。宗舜日后的散文创作不宜耽溺于神州记忆、神话与笑话，希望与虚惘，语音何其接近，内涵又何其迥异。宗舜如能汰虚课实，卯酉上下班之际多留意周遭的人物人事，当能强化作品的社会性、思想性。这世界充满狂暴与凉薄，阳光底下多的是可以铭记甚至批判的事。 少年子弟江湖老，作品才是长青树。 （2011年11月25日）（全文续完） （注11）详阅方娥真：“我由他们（诬告者）知道了温瑞安魔鬼的一面，但他与叛乱绝对无关。”，<一条生路>，同注2，页88-89。我完全认同娥真的看法：瑞安与任何政治叛乱确实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