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诗社： 乌托邦除魅 2012-03-20 15:00 • （三）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现代的神州人有制约力吗？陶渊明虚构的乌托邦<桃花源记> 一文有载：“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些部落客留恋昔日时光，拒绝接受新的政治现况，张大春一语解构：这样的乌托邦“无建国神话的旨趣”。道家式的隐遁绝非温瑞安一干热血青年的抉择，无论于道德层面、现实策略、理想境界，1974年到肇事的1980年秋神州人之言行举止，或更接近清代李汝珍《镜花缘》其中有关<君子国>里所载“比中国人更中国人”的模式。《镜花源》的虚构人物唐敖与其伙伴来到“君子国”，发觉果真名不虚传，士庶工农商，“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国家宰辅吴之和、吴之祥议论法治伦理，言必以先秦诸子为佐，援引四书五经为据，比天朝之士更具“天朝风范”。温瑞安、方娥真、李宗舜、周清啸、殷乘风诸子，一举手一投足，那种民初五四文人揖让雍容的气度，与只有在侠义小说才可能出现的豪言壮语，那能不令同学倾心折服、台湾新社员群起效尤？那能不让师长另眼相看？(注2) 七十年代年代中叶以降，台湾自失去联合国席位后，在国际上颇为孤立。中国大陆于1965年搞“文化大革命”，越演越烈，蒋介石总统提出“中华文化复兴”抗衡也是统战之策，行之有年，效应不彰。当前这群侨生的文化回归与所表现之爱国热忱，恰恰投合了当局的胃口，《青年中国》杂志推出三期之后，“得到当时国民党文工会和总统府第一局来电或致意表示支持”(注3)，那时的神州似乎真的在“做大事”，用瑞安的自述“高峰期以温氏为中心，约有核心内围社员三、四十人，社员遍布台湾本岛，略涉香港、星马，全盛期达三百余人。”（注4）乌托邦建国规模初具，梵帝岗在2005年人口才783人，神州社在七十年代下半叶竟拥有社众三百余人，是基督教神圣之邦人口的一半。当年的柏拉图（Plato）建构《理想国》，理想国是更早的乌托邦，这位名满天下的希腊哲人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因为他觉得诗人耽于幻想狂想，对社会国家无益。柏拉图真有远见。 温瑞安诗才横溢，但他显然与十八岁出版诗刊《鼠疫》二十二岁写出<怪客>二十四岁交出<高处>的中国诗人杨黎很不相同。两人都很自我，很狂妄，都不按牌理出牌，可温杨诗风迥异，彼此追求的目标亦大相迳庭。杨黎倡导“非非主义”，风靡一时，从者颇众，但杨黎独来独往，没有权力的欲望，他最想创立宗教性组织的诗歌教（柏拉图很早就明白诗人喜妄想），无非出自爱诗的热忱。说句认真的笑话，诗歌教创立成功，以写诗为执念的李宗舜可任其辅宰。经过神州的意义被骑劫的诗痴，还有无兴趣中重作冯妇，我颇坏疑。俗语有说：见过鬼怕黑。古人有云：曾经沧海难为水。 当年的温瑞安曾把诗社的奋斗目标拉抬到“发扬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文化”的高度，可企望而不可企及，孔孟讲“内圣外王”，唐君毅、牟宗三、钱宾四、徐复观新儒四君子一生追求的不外如是，作为一个诗社的宗旨太“超载”(overloaded)了，对一群经常翘课、辍学而又申请复学的大学新生而言，发扬云云、复兴云云，那是生命难以承受的重。神州社歌：“中华的荣光，正在滋长发皇……”这一首马来西亚霹雳州美罗中华中学的校歌，凡是在美罗这小镇念过一两年中学的居民都能朗朗上口。一曲两用，流传宝岛，作曲人吴中俊校长可以含笑九泉矣。把校歌唱成社歌，这样就能发扬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文化？这联句供在中央研究院大门两侧，还算是适度的自我期许吧。 台湾文坛诗社不少，瑞安、清啸念的台大有“现代诗社”，宗舜、雁平念的政大有“长廊”，娥真念的师大有“喷泉”；迈出校园，蓝星、创世纪、笠、龙族、主流、草根……这些诗社定期出版自己的诗刊，从钟鼎文、覃子豪、余光中、叶珊、痖弦、洛夫、罗青……这些教授级、明星级的诗人都不曾如此自诩。1952年纪弦成立“现代派”，全台逾百名诗人加盟，阵容鼎盛。 踌躇满志之余不免有些“飞扬跋扈”的纪弦，亦不过为现代诗应努力的方向订下若干原则像学习“自波特莱尔（Baudelaire）以降的各个新兴诗派……”仍不敢奢言发扬、复兴，逾界违矩把国家民族大任揽在自己身上，或丢到诗社身上成为压断骡背的最后一根稻草。 台湾的大小诗社，从大专学院到整个文坛清一色是“同侪团体”、“同仁团体”，社员可能各司各职，大家是身分平等的朋友。 我从未听说过覃子豪逝世之后，蓝星诗社即由罗门总揽大权，余光中欺负年轻的叶珊或年轻的叶珊欺负年迈的周梦蝶，因后者没交社员费而被送去蓝星诗社“刑部”处罚的天荒夜谈，但这种诡异之事对神州诗社而言乃家常便饭。神州诗社与一众诗社不同，它是专制的人间天国，孤家寡人，顺我者昌（晋升为堂主还是香主？），逆我者伤（受到其他社员清算、围剿），至于“犯错”被罚冲洗领袖的大头彩照，悬挂在“试剑山庄”每个角落，那是以拟真物（Samulacrum）满足一己荒谬的帝王欲望。 宗舜在压轴作<乌托邦幻灭王国>有一节沉痛的告白：“有人野心勃勃，神州是他的战场，也是他王朝的‘样品屋’。……诗社变质，新人多被遥控，设立各部各组由一人指挥，成了一言堂，社员若有不满，则标签小集团，群起围攻。”神州诗社是新马港台华人社会第一个成功帮会化了的诗社，新加入神州者的必读书是《书剑恩仇录》，要像“红花会”的会员一样：兄弟不可背异离弃，最忌“背叛”（注5）。 以亲信控制各组社员，看似明代东厂情报监管的无厘头搞笑（我们难以想像法治社会的文艺圈竟出现如此令人觳觫的现象），其实更接近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的乌托邦“老大哥”无所不在的监测、控制，老大不必率众去“打仗”，却对各组社员向路人兜售神州文集的进度、情况了如指掌，《一九八四》的“老大哥”也具备这种天眼通，瑞安自诩“组织周密”（注6）。神州成员置身于所谓“迁升降级，赏罚分明”（注7）帮会体系式的白色恐怖里。 感情竟用手段，衽席之间就是戈矛：有人为了邀功请赏而报讯，自然就有人中了暗算，在现实生活中被叮得满头是泡，在武侠小说的险恶江湖里个个成了卑鄙奸徒，被情节推向绝境，中刀无数，死状可怖。假是真来真是假，纪实与虚构，两者之间的错位，且看当年的其中一位死忠分子陈剑谁的追述： “温瑞安会说‘做大事是寂寞的’，不被了解最孤独，我是要做大事的人，我已顾不了亲情……我理直气壮地瞒着爸爸妈妈向姐姐们借钱，做大事的人是不讲究人生细节的，欺骗有理。……20岁的我不断告诉自己：朝圣是必须的，欺骗家人是不得已的。……长期的金钱匮乏、学业荒废、开不完的批判大会、愚公移山的背书卖书，有些重要社员尤其是神州初创时的社员陆续退社，我们（包括当时矢志不渝的陈剑谁）悲愤的说他们意志不够坚定，违背我们在明月下结拜的誓言。……离开神州与旧社员相聚，我们共同的经验竟是常作梦梦到批判大会而惊醒。”（注8） 难怪！1973年秋，瑞安与清啸第一次赴台，就读于台大中文系。不久即收到瑞安的来信，他要求我以家长身分，寄出一封信虚报家中发生重大事故经济顿然陷入困境，必须休学返马，他说他拿到这封航空急信便可向大学当局申请到一笔优渥的助学金，我不虞有诈，信写了也寄了。同年11月中旬我赴台北参加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瑞安、清啸与我同住正芬大饭店，他们才告诉我因为舍不得诗社（社员），迫不得已施计拿到家长的函件向校方申请退学。为了做大事，说谎有理，退学是必须的。 剑谁在文中提及神州“开不完的批判大会”，使人想起中国大陆十年文革毛泽东的群众大会上的集体批判，除了把“不知悔改的党内走资派”斗倒，也把无辜的作家学者如钱钟书、沈从文、老舍、吴宓…一个个掀出来清算。但温瑞安绝非共产党支持者或同情者，把瑞安逮捕并扣上“为共匪宣传”是很不“美丽的错误”。当年的神州姿态“极右”，与三三集刊同是台北文化圈文学青年爱国组织，瑞安、娥真在莫须有的罪名被囚禁，同情与抗议声四起，引起港台文化的近乎公愤的关切、好心人的奔走说项，反而模糊了真相与问题的症结所在。大学训导在这方面显然有盲点，一群以神州精神为号召的大学生不断逃学、退学、再申请复学这个“疑窦”得打开，如果它是个社会问题得有效处理，包括送交青少年感化中心辅导，涉嫌奸犯科者则控之于法庭，或口头训诫或判处牢刑由审讯定谳。 是神州“树大招风”？硕壮、健康的树不会这样倒下的。是一群家长（人数多少永远是个谜），从1974年秋到1980年秋，他们的孩子们无心念书，不断翘课，与父母家人龃龉不休，怎样劝说都不听，学业蹉跎，不回家睡觉却睡在叫什么山庄的窝里。我的揣测是：或因退社社员感到委屈，终于投诉家长，说出真相；或由某家长出手，也可能一群家长聚商，忍无可忍，决定发动雷霆一击。文革十年，中国大陆从幼儿园到大专院校一概停课六年，半个世代的学子目不识丁；神州的“美丽新世界”构建于台北六年，留在“试剑山庄”的学生（社员），只有陈剑谁一人念完大学，只有她有资格担任出版社的发行人（注9）。满座衣冠似雪，何等舞雩气象；满座衣冠似血，武林/儒林浩劫难逃（注10）。一字之差，一念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