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1日星期三

文学经典

文学经典

溫任平

如果我們從1957年馬來亞立國算起,馬華文學進入所謂“國家論述”已經有43年了。在這四十多年里,我們在詩、散文、小說方面表現如何,有些什么成就?

1984年,大馬華人文化協會□州分會召開第一屆全國現代文學會議,邀請來自各地的20位詩人,20位散文家,20位小說家參與,分組討論,但得到的結論是一般性的,大家只能說某某小說家寫得不俗,某某某某是出色散文家或詩人,對那些作品能成為經典或“准經典”,都沒論及。

90年代初,馬華文學的經典問題在報章上被提出討論,引起紛爭。這場紛爭在不了了之的情況下結束,我覺得甚為可惜。如實地說,文學史不能沒有經典,每一個史的分期都要有重要作家與經典作品。初唐有初唐四杰和他們的作品,盛唐有李杜和他們的杰作 ,甚至國力漸衰的晚唐也有李商隱、溫庭筠這些大家。華文書寫,不管是散文、小說還是其他文類,如果都是些平庸之作便構不成“文學 ”,即使累積了一大堆篇名與書目仍不能構成文學史。

在經典缺席所造成的經典焦慮的狀況下,張錦忠頗委婉地表達了他的看法:“談馬華現代詩,當然也有一些具有‘歷史文獻’價值的詩集,如陳瑞獻的《巨人》、英培安的《手朮台上》、李蒼的《鳥及其他》、梅淑貞的《梅詩集》、溫任平的《流放是一種傷》、楊際光的《 雨天集》等。談散文呢,思采的《風向》,溫任平的《黃皮膚的月亮》自有其重要地位。談現代小說則不能不論《牧羚奴小說集》、《宋子衡短篇》等短篇集。長篇集則付之闕如,沒有長篇而奢談經典,豈不怪哉。……問題是,即使我上面所列者誠屬經典之作,我也不一定從中得到讀書之樂。”(南洋文藝,10月19日)

張錦忠把他所臚列的詩集,稱為有‘歷史文獻’價值,這說法有些曖昧,使人聯想到黃錦樹所指稱只能做些史學與社會學的“意義研究”的早期馬華作品,但仔細審度其文義框式,詩集與散文集、小說集并列,語意的力量均等,也就是說這些都是重要作品。只是在小說部門加進了一點疑慮,在沒有長篇小說作為經典的情況下,牧羚奴與宋子 衡的短篇,它們的經典地位是否站得住腳。

我談這些,并不是因為自己的詩集與散文集被人認為有成為經典的潛 能而拿出來張揚、炫耀。文章千古事,寂寞身后名。不過來到1999年即將跨越2000年的時間當口,馬華文學是不是應該整理出十本詩集,十本散文集,十本小說集(當然數量多寡可作調整),每種文類都選 出十部有代表性的、重要的作品作為建構經典的准備?這樣做也有實際的需要,國內大專的中文系,國中與獨中都需要一份書目,至少,這些學生當他們要閱讀馬華文學作品時,可以按圖索驥。

問題是哪一個機構去進行作品的甄選?采用的甄選方式是怎樣的?這牽涉到公平競爭與客觀標准的考量。

亞洲周刊前些時候選的本世紀小說100強,嚴肅文學、通俗作品一網包羅,都要動用到中台港新馬五地的學者/作家進行推荐,結果仍然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爭議。如果我們為每項文類都選個十大,這工作可能吃力不討好。我建議媒體/報章或者一些學朮機構,如馬大中文系、華研中心,不妨考慮能不能進行。媒體不是在許多時候都率先爭取歷史的詮釋權嗎?或者媒體加上學朮機構的配合,事情會進行得較順利,也能廣為人所知,符合葉嘯所提倡的“馬華文學經營之道”。

我們可能不必太顧慮選出各文類十大之后的反應,因為十大的選出并非私相授受,有它的客觀標准作為依據。有對話,有辯証,才能引起 文化界甚至整體族群的注意,馬華文學才能受到認真的看待,有其積極的意義。當然我們不能靠當前的讀者填表投票來進行選拔,因為這樣會對60、70年代的作家不公平,那個年代的作家今天可能已輟筆多年,但并不意味著他們的作品就不重要。甄選或推荐的方式很重要,怎樣做到客觀,超然(也是相對性的),不致有朋黨主義之嫌,值得大家細想。單憑一兩位文學批評者說某部作品是有份量的佳作,或在作品的序文里褒揚,并不代表有關作品就有成為“准經典”或“經典 ”的可能。當然,這情況也有例外,夏志清教授讀了張愛玲與姜貴的小說,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另辟篇章專題討論,張愛玲與姜貴 的經典地位從此便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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