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應德談「第一首現代詩」

與陳應德談「第一首現代詩」

●溫任平

一個人搞活動不能視之為運動（campaign），威北華在1952年發表詩作「石獅子」後，因繼起無人，故而掀不起馬華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浪濤。

應德兄：

您好。

那天在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您激辯馬華詩壇的第一首現代詩這課題，出言不遜，禮貌不周之處，請您原諒。我幾次出來「搶咪 」甚至與研討會主持人發生爭執，因為我作為一個聽眾，只能每次發言2分鐘，2分鐘這麼短促的時間里我能講多少句話？情急之下，我想我是失態了。

您對我十分厚道，在宣讀論文時，並沒有說：「溫任平根據周喚、艾文提供給他的資料，也沒經過慎重的驗証，便說白垚在1959年3月5日發表的《蔴河靜立》是第一首現代詩。溫任平而且據此便說馬華現代文學運動便是在那一年肇始的。」你只是含蓄地說，有這麼的一篇作品，Ａ告訴Ｂ這是第一首現代詩，Ｂ又把這消息傳給Ｃ，於是Ｃ便說 沒錯，白垚的「蔴河靜立」應該是第一首現代詩了。您不提我的名字 ，是免得坐在台下的我尷尬，您的心意我完全了解也十分感激，但我仍不得不走出來與您力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我絕不能苟且。我不知道您有沒讀過我的另一篇題為「馬華現代文學的意義和未來發展：一個史的回顧與前瞻」，我在文中第二部份提到： 「馬華現代文學大約崛起於1959年，那年3月5日白垚在學生周報137期 發表了第一首現代詩《蔴河靜立》。關於這首詩的歷史地位，最少有 兩位現代詩人──艾文和周喚──在書信表示了與我同樣的看法。如果我們的看法正確，馬華現代文學迄今（1978年）已近20載。」

天狼星詩社出版的《憤怒的回顧》是一本特別註上馬華現代文學運動 21周年的紀念專冊。大馬華人文化協會霹州分會，在1984年假怡保怡東酒店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現代文學會議」，是為了替25周年（四份之一個世紀）的馬華現代文學的各種文類：現代詩、現代散文、現代 小說作出評估，定位的「歷史性活動」。如果我擺了烏龍，則上述書 籍的出版與會議的召開，都會變得可笑甚至荒謬。您說，我怎能不跳 出來與您爭辯到底呢？

您在論文提到1937年詩人滔流的作品「保衛華南」：「保衛／我們的 華南！／九龍江！／韓江！／早就咆哮了。／咆哮，／南海的怒潮。 ……」（原詩長達60行，無法盡錄），詩的背景是中國，我們暫且不討論它的藝術手法有沒有「現代」的傾向，單是詩的背景已違背了馬 華文學的獨特性，馬華文學如果有第一首現代詩，它最起碼的條件應該是以馬來亞為背景才是。

至於您提到的另一首詩，鐵戈的「在旗下」：「每天，／每天／我在 旗下／跑著……路呵，／那麼崎嶇！／崎嶇的路／多麼美麗。」你認為這是一首「現代詩」因為它有未來派的傾向，這首詩的最後一節：「從這路，／去迎接：／人類的／春天！／我要把生命／永遠呈獻給 ／旗下的人們……」據您的分析，鐵戈是受到蘇聯的馬耶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i）的影響而寫了這首詩，用您論文里的話「急促 的音節，念起來，沉重有力，猶如鼓聲一樣，非常適合表達他那種爆炸性的革命熱情。」問題是有未來派傾向的詩就是現代詩嗎？「去迎接／人類的／春天」，這種對將來的響往實在談不上什麼「未來主義」，如果此說成立，「明天會更好」就會成了一首「未來主義」的歌 或電影了。

我和出席研討會來自台灣中央大學的李瑞騰教授討論過，我認為上述 兩首詩都屬於「口號詩」，李氏則直截了當地說「那只是吶喊！」。 現代主義文學講求知性（intellectual），甚至要在相當程度上做到 「無我」（impersonality），滔流與鐵戈那種爆炸性的感情迸發只能 視之為政治性的浪漫主義泛濫，與現代主義是扯不上關係的。 還有論文里舉出的其他例証，如雷三車的「鐵船的腳跛了」：「站在 水面，／你是個引擎的巨魔：帶著不平的咆哮；／慢慢的從地面爬過 。／你龐大的足跡，／印成了湖澤，小河，／笑開了魚蝦的心花，／ 他們樂得把新居慶賀。」水面的巨魔指的是鐵船，因為船跛了（壞了 ）所以魚蝦都聚在里頭，這麼淺顯的比喻（詩的最後一行「是尋覓被 人遺失了的荷包！」真的是愈扯愈遠）實在談不上什麼象徵主義，我 們不妨把李金髮的「棄婦」找出來讀一遍，就會發覺兩者的差異。我 們總不成因為雷三車在詩中用了幾個比喻就把它當作「現代詩」吧？ 比說如果成立，那麼「太陽公公的臉像個紅萍果」一類的兒歌都會成 了現代詩了。 您在論文還提到傅尚果的詩「夏天」以及威北華的「石獅子」（1952 年）里頭的象徵主義色彩，我對你的這些看法頗能認同。我個人覺得 威北華比傅尚果在文學史上來得重要，因為威北華在他的詩文集「黎 明前的行腳」收入了二十首詩，在量方面較可觀。不過象徵主義是跨 進現代主義的一個過渡，並不是現代主義本身。中國詩壇是先有了李 金髮的象徵主義，是他把法國的象徵派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Baude lair），魏爾倫（Paul Verlaine）的詩風帶進詩壇，繼而才出現以戴 望舒為首的「現代主義」詩，亞弦在《中國新詩研究》一書里有一篇 題為「中國象徵主義的先驅──詩怪李金髮」提出他的看法： 「如果沒有李金髮率先在作品上實踐了象徵主義的藝術觀點和表現手 法，以及稍後的戴望舒、王獨清的理論、翻譯、創作3方面的倡導，可 能就不會有1932年在上海成立的，以戴望舒、杜衡、施蟄存、穆時英 、劉吶鷗、侯汝華、徐遲、紀弦等為中堅的現代派之水到渠成。」 我覺得威北華本身一方面沒有現代主義的自覺，正如您在文章里指出 的「威北華不曾發表任何文論來提倡現代主義」，因此我們不能視他 為馬華現代主義的先驅。況且，一個人搞活動不能成為運動，它只是 一個孤立的文學現象。一個主義能夠形成一個運動，要靠一群人在創 作上實踐，在理論上鼓吹，引起文壇的討論風潮，造成文類的某種風 格的變化才能稱之為運動。就這點認知，我們其實並無衝突，因為你 在論文裡說：「現代主義的興起不是靠一首詩或是一個人的力量而帶 來的，而是靠出版社及一群有創新精神的作家共同努力而建立起來的 。」 因此威北華寫的「石獅子」即使它具備了現代詩的某種雛型，卻因缺 乏現代的自覺，又是孤軍作戰，沒能蔚然形成一種運動的氣候。溫梓 川在50年代中葉出版過一部詩集「美麗的肖象」，走象徵路線，溫氏 沒有李金髮的詰屈聱牙，晦澀難懂，比起雨巷詩人戴望舒的「輕盈流 麗」（亞弦語：見「從象徵到現代」一文），溫梓川是穠麗繁富多了 ，但他也只是一個獨行俠，掀不起什麼風潮，同樣是一個孤立的文學 現象。一直要到白垚的「蔴河靜立」於1959年出現，1960年蕉風月刊 特闢「新詩研究專輯」（94期開始），新詩的「現代化」才成為文壇 的一個重要議題(issue)，蕉風因為受到抨擊（一位署名杜薩的作者批 評一些作風新穎獨特的詩為「蕉風派詩」），在編者的話里鄭重聲明 ：「我們對於勇於嘗試的年輕詩人，只能給予同情和鼓勵，而不是嘲 笑和打擊。……為了使青年詩人對新詩有更多的認識起見，我們決定 出這個新詩專輯……希望文壇巨子踴躍發表意見。」（頁25） 在進入60年代，繼白垚崛起的活躍詩人有笛竽、喬靜、周喚、冷燕秋 、王潤華、淡瑩、陳慧樺、林綠、艾文、蕭艾、憂草、黃懷云、秋吟 、葉曼沙、金沙、張力諸人，加上錢歌川、王潤華、葉逢生、於蓬等 人的譯介外國現代主義作品，馬華現代文學運動終於蘊蓄了足夠的力 量向前跨進。 至於您強調：「試圖尋找等一首現代詩，來斷定現代文學的開始並不 是正確的治學方法。」這判斷也有爭論的餘地。許多作家／學者都認 為魯迅的「狂人日記」（1918年）是中國新文學的「第一篇用白話寫 成的短篇小說」，但夏志清教授在「新文學的傳統」一書里（頁123- 136）則認為陳衡哲的「一日」（1917年）才是第一個白話短篇。尋找 源頭（第一篇，第一首），是每個治史的人都在作的努力。我前面那 篇論文寫於1978年，如果讓我有機會重寫，我會寫得周延些： 「馬華現代文學大約崛起於1959年，雖然周喚、艾文與我本人都覺得 白垚在1959年3月5日發表的「蔴河靜立」可能是馬華詩壇的第一首現 代詩，但它的歷史地位仍待驗証。不過馬華現代文學主義的興起是由 一群包括白垚、周喚在內的詩人，通過學生周報、蕉風的鼓吹、實踐 ，在1959、1960年間掀起了現代主義風潮，這點推斷，應該是正確的 。」 您是文學博士、專研的又是30年代到50年代的馬華新詩，您的論見對 我啟示良多，謹此向您致謝。 溫任平謹啟

大马政局•李敖•尼采

线装情结:
大马政局·李敖·尼采
2009/02/09

●温任平



霹雳州政局诡谲多变，跳槽的政治青蛙此起彼落，一时蔚为壮观。笔者一向对政治冷感，面对这几天各报的头条新闻，稍稍浏览便翻过去读〈言论〉版与副刊文章，可是一些朋友仍以为我关心政治，不断传送手机短讯给我，告知我霹州政治变天的最新发展。友侪情绪的焦燥相当程度上感染了我，但笔者雅不愿就从政者的政治操守、政治道德多费唇舌，因为他们不值得我去写。我想到的反而是多嘴多舌的李敖，与宣称“上帝已死亡”的德国大哲尼采。


同路人容易翻脸成仇

李敖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不要轻信同志，一个同路人，便是陌路人。同志是最容易翻脸的。”从巫统、马华、印度国大党到其蚊型党，例证或人物不胜枚举。何以同路人反而容易翻脸成仇？因为牵涉权力与利益的冲突，你多拿了一块蛋糕，我便少了一块“配给”（“政治配给”在大马政坛是一个可以写成博士论文的课题），零和效应明显。至于没有什么利益可争的华团，争的大概是权力、影响力，有些德高望重的华团领袖有时争的只是一口气，我们这些局外人，看到彼此互相攻讦的文告每天见报，亲者痛而仇者快，感到凄楚但又不便置喙。

尼采的观察又比李敖深刻。首先他指出文化和政府是先天敌对性的，他又进一步指出思考型的人，不适宜成为政党成员，思考使他很快超越党并离弃党。但尼采接下去的析论更令人震撼，他说：“真理本身并没有力量，它一定要将力量吸引到自己的一方，又或者站在力量那一边，否则便会一次又一次地死掉。”

把尼采放在现实政治来观照，我们发觉政客喊的各种好听的（诱人）口号，像让华小仅教华文一科，其他都用国文，这么做全民和谐团结，这些“假真理”（pseudo truth）虽然明眼人一眼即可窥见后面的潜在议程，但是这种“假真理”与权力结合，它就具备政治动能，可以改变当前大马教育体系的状况，华小甚至因此变质沉沦。但这些以团结全民为号召的真理，如果没有或缺乏人民力量的支持，它就会自然死去。用不同言语或方式表达同样政治企图的言论可以由不同人、在不同场合提出，只要没有足够的力量作后盾，这些“真理”势必一次又一次死去。

也许尼采的另一项观察更贴切地反映当前的大马政局： “当一个时代结束，背叛无所不在，人们为了要变成今日的英雄，于是就拼命抢着去谋杀过去。” 马哈迪时代结束，背叛者像潜水艇似的冒出水面。往日的盟友成了今日的雠寇，昔年马哈迪受到批评必然挺身而出为主子辩护的亲信，今日骂老马骂得最凶。伯拉的时代即将告一段落，跟红顶绿的人都簇拥在其继承人身旁。一部要落画的影片观众愈来愈少，另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让人充满期待。这句话的后半段“人们要变成今日的英雄，于是就拼命抢着去谋杀过去”，尤其发人深省。忘掉过去，与曩昔自己追随的领袖割切，政客选择发表极端言论，冒充民族英雄，就是为了要博得今日当权领袖的欢心与信任。

经济重创外资却步

我绝少谈论政治，这篇文章是例外，只能点到为止，我更关心的是在达沃斯论坛的成果，与鲁比尼教授的言论。鲁比尼于2006年准确地预告了房屋次贷的美国经济与金融即将到来的伤害。他成了是届论坛的新闻焦点人物，参加了十多场讲座，他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出的22,000亿坏
账数字的错误，全球银行的烂账，据他的推算，高达36,000亿美元。美国的4大银行事实上已
破产，全球的经济走势并非如一般人想像的U，而是漫长的L，什么时候回扬复苏，在美国贸易保
护主义重新抬头的今天，难以逆料。至于英美提出的，设立一间专门回收坏资产与烂账的“垃圾
银行”，鲁比尼、索罗斯以及刚荣获诺贝尔经济奖的保罗克鲁曼教授均异口同声反对。全球经济如此扰攘不安，大马政治人物不思变革，应付时艰，反而争权夺利，这只会更使外资却步，经济重创，其他的后续发展，读者不难联想，笔者亦不必在这儿费舌。

文学经典

文学经典

溫任平

如果我們從1957年馬來亞立國算起，馬華文學進入所謂“國家論述”已經有43年了。在這四十多年里，我們在詩、散文、小說方面表現如何，有些什么成就？

1984年，大馬華人文化協會□州分會召開第一屆全國現代文學會議，邀請來自各地的20位詩人，20位散文家，20位小說家參與，分組討論，但得到的結論是一般性的，大家只能說某某小說家寫得不俗，某某某某是出色散文家或詩人，對那些作品能成為經典或“准經典”，都沒論及。

90年代初，馬華文學的經典問題在報章上被提出討論，引起紛爭。這場紛爭在不了了之的情況下結束，我覺得甚為可惜。如實地說，文學史不能沒有經典，每一個史的分期都要有重要作家與經典作品。初唐有初唐四杰和他們的作品，盛唐有李杜和他們的杰作 ，甚至國力漸衰的晚唐也有李商隱、溫庭筠這些大家。華文書寫，不管是散文、小說還是其他文類，如果都是些平庸之作便構不成“文學 ”，即使累積了一大堆篇名與書目仍不能構成文學史。

在經典缺席所造成的經典焦慮的狀況下，張錦忠頗委婉地表達了他的看法：“談馬華現代詩，當然也有一些具有‘歷史文獻’價值的詩集，如陳瑞獻的《巨人》、英培安的《手朮台上》、李蒼的《鳥及其他》、梅淑貞的《梅詩集》、溫任平的《流放是一種傷》、楊際光的《 雨天集》等。談散文呢，思采的《風向》，溫任平的《黃皮膚的月亮》自有其重要地位。談現代小說則不能不論《牧羚奴小說集》、《宋子衡短篇》等短篇集。長篇集則付之闕如，沒有長篇而奢談經典，豈不怪哉。……問題是，即使我上面所列者誠屬經典之作，我也不一定從中得到讀書之樂。”（南洋文藝，10月19日）

張錦忠把他所臚列的詩集，稱為有‘歷史文獻’價值，這說法有些曖昧，使人聯想到黃錦樹所指稱只能做些史學與社會學的“意義研究”的早期馬華作品，但仔細審度其文義框式，詩集與散文集、小說集并列，語意的力量均等，也就是說這些都是重要作品。只是在小說部門加進了一點疑慮，在沒有長篇小說作為經典的情況下，牧羚奴與宋子 衡的短篇，它們的經典地位是否站得住腳。

我談這些，并不是因為自己的詩集與散文集被人認為有成為經典的潛 能而拿出來張揚、炫耀。文章千古事，寂寞身后名。不過來到1999年即將跨越2000年的時間當口，馬華文學是不是應該整理出十本詩集，十本散文集，十本小說集（當然數量多寡可作調整），每種文類都選 出十部有代表性的、重要的作品作為建構經典的准備？這樣做也有實際的需要，國內大專的中文系，國中與獨中都需要一份書目，至少，這些學生當他們要閱讀馬華文學作品時，可以按圖索驥。

問題是哪一個機構去進行作品的甄選？采用的甄選方式是怎樣的？這牽涉到公平競爭與客觀標准的考量。

亞洲周刊前些時候選的本世紀小說100強，嚴肅文學、通俗作品一網包羅，都要動用到中台港新馬五地的學者/作家進行推荐，結果仍然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爭議。如果我們為每項文類都選個十大，這工作可能吃力不討好。我建議媒體/報章或者一些學朮機構，如馬大中文系、華研中心，不妨考慮能不能進行。媒體不是在許多時候都率先爭取歷史的詮釋權嗎？或者媒體加上學朮機構的配合，事情會進行得較順利，也能廣為人所知，符合葉嘯所提倡的“馬華文學經營之道”。

我們可能不必太顧慮選出各文類十大之后的反應，因為十大的選出并非私相授受，有它的客觀標准作為依據。有對話，有辯証，才能引起 文化界甚至整體族群的注意，馬華文學才能受到認真的看待，有其積極的意義。當然我們不能靠當前的讀者填表投票來進行選拔，因為這樣會對60、70年代的作家不公平，那個年代的作家今天可能已輟筆多年，但并不意味著他們的作品就不重要。甄選或推荐的方式很重要，怎樣做到客觀，超然（也是相對性的），不致有朋黨主義之嫌，值得大家細想。單憑一兩位文學批評者說某部作品是有份量的佳作，或在作品的序文里褒揚，并不代表有關作品就有成為“准經典”或“經典 ”的可能。當然，這情況也有例外，夏志清教授讀了張愛玲與姜貴的小說，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另辟篇章專題討論，張愛玲與姜貴 的經典地位從此便奠定了。

要沉得住气

要沉得住气
2009/02/02
●温任平

住在柔佛峇株的赵冬生两个月前，来吉隆坡与我会面，他急着要买股票，问我有什么贴士，我看他热烈与渴望的神色，心里一凛。这是什么时候，股市离谷底尚远，他打算买的内心动力来自那里呢？他说股神巴菲得已经进场逾月，应该是时候了吧。行内人士都知道卖股可以跟巴菲得，买股则不可。巴菲得是长线投资，要等到巴菲得入场后大半年才可动手买一些，还要胥视半年之后的全球经济形势才能确定买多还是买少。

很多人都会说危机隐藏着良机，其实大多数时候危机对绝大多数人仍是危机，大概只有一成的人觑准机会，脱颖而出，把握到危机期间乍现的投资或投机良机。关键在于当事人要目光准确，还要沉得住气。

沉不住气成不了大器

大多数人都沉不住气。赚到点钱，得意忘形，语无伦次，或傲慢自大，睥睨而行，如此一来，走不多远，便一脚踩到泥坑里去。遇到挫折、打击，马上踌躇龟缩，垂头丧气，一蹶不振，再无斗志。这些都是沉不住气的人，成不了大器。

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不浮躁，才能把大小事务处理得妥贴。我差不多每天都得会客，我宁愿提前准备，要见客的半个小时前一切已经就绪，这样才能心平气和，从容与客人谈他们各自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如果我早上起来，懒懒散散，等到会客的时间将到，才忙着去用餐、洗澡，气急败坏，驾车外出，吉隆坡的交通阻塞情况严重，泊车又不易，我可能迟到。一个迟到的人能对着客人谈自律精神、时间管理吗？

无论男女，面对追求者，更应该要沉得住气。一见钟情太不可靠了，70年代好多女生爱上（迷上）日本英俊小生小林旭，如果这些女生乘时间机器来到今时今日，她们可能会爱上谢霆锋。60年代好多男生迷上娴静的尤敏，80年代性情相近的男生会恋上赵雅芝，21世纪这群男生会为韩剧里秀外慧中的大长今迷惑、颠倒。一见钟情没有根，没有后土，如何茁长繁茂？见到一个“合眼缘”的人一定要告诉自己要沉得住气，用中国领导人应付陈水扁的方法：“听其言，观其行”。无论男女，都会在初识的异性面前摆出最优雅的姿态，讲出最贴心的话语，这是传宗接代的内分泌/激素把讯息告诉脑袋，脑袋里的神经细胞要当事人以最具魅力的肢体语言，讲出最温馨的言语，吸引异性。这种原始的、动物性本能，哪里靠得住？只有沉得住气才能不为假象媚语所惑。

遇到人事纠纷，更要沉得住气，否则一定沦为非理性的争持，没完没了，解决不了问题。车子发生意外碰撞，碰到路霸，与其与对方辩驳谁是谁非，不如就在车里打电话通知警察，由他们前来处理，赔偿的事自有保险公司负责。

“避害意识”只帮助我们离开是非之地，不牵扯入无谓的、伤和气的争拗。这个地方的气氛不对劲，马上抽身而退；对方的语气不善，应酬几句即表示抱歉有要事得离场。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是一种避害意识，国民党忠贞之士如果与民进党原教旨份子遭遇，不仅是鸡同鸭讲，而且随时会从彼此呛声到打架收场。不过，仅有避害意识仍然是不够的，如果你是民联的支持者，出席某场合，这么巧参与各项活动的大部分都是国阵的死忠派，你又不便即刻告辞或拒不参与，被人留下“懦怯”的话柄，你得沉住气，见招化招，见式化式，不涉人身攻击，只就政治局面、经济状况和当前的社会状况评述，与对方就事论事。

据理力争不口出恶言

许多年前，笔者在电视节目收看一场颇为精采的政经座谈，出席者，3人来自政府赞助的研究机构，另一人是马大经济系的祖姆教授（Prof. Jomo）。祖姆博士被3人严词“围攻”，却泰然自若，他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有他的一套看法、想法与建议，没有必要像狗腿子向主子邀功那样，隐恶扬善，为当局某些行之经年，错漏百出的政经措施护航。祖姆英语表达能力好，没有因为一对三，势孤力薄而嗫嚅其词，让我这个听众上了宝贵的一课。祖姆教授后来果然不能见容于马大，转去新加坡大学任教迄今。国内的人才外流就是因为当权者都喜听谄媚的话，没这胸襟容纳异己的结果。 沉得住气并不是要你哑忍，做缩头乌龟。据理力争，不涉意气，不口出恶言，不作人身攻击或人格诬蔑，不管对方人多势众，坚持立场，表达意见，是沉得住气的另一层次的体现。

與陳應德談「第一首現代詩」

與陳應德談「第一首現代詩」





●溫任平



一個人搞活動不能視之為運動（campaign），威北華在1952年發表詩 作「石獅子」後，因繼起無人，故而掀不起馬華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浪濤。





應德兄：



您好。



那天在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您激辯馬華詩壇的第一首現代 詩這課題，出言不遜，禮貌不周之處，請您原諒。我幾次出來「搶咪 」甚至與研討會主持人發生爭執，因為我作為一個聽眾，只能每次發 言2分鐘，2分鐘這麼短促的時間里我能講多少句話？情急之下，我想 我是失態了。



您對我十分厚道，在宣讀論文時，並沒有說：「溫任平根據周喚、艾文提供給他的資料，也沒經過慎重的驗証，便說白垚在1959年3月5日 發表的《河靜立》是第一首現代詩。溫任平而且據此便說馬華現代文學運動便是在那一年肇始的。」你只是含蓄地說，有這麼的一篇作 品，Ａ告訴Ｂ這是第一首現代詩，Ｂ又把這消息傳給Ｃ，於是Ｃ便說 沒錯，白垚的「蔴河靜立」應該是第一首現代詩了。您不提我的名字 ，是免得坐在台下的我尷尬，您的心意我完全了解也十分感激，但我 仍不得不走出來與您力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我絕不能苟且。我不知道您有沒讀過我的另一篇題為「馬華現代文學的意義和未來發展：一 個史的回顧與前瞻」，我在文中第二部份提到：



「馬華現代文學大約崛起於1959年，那年3月5日白垚在學生周報137期發表了第一首現代詩《河靜立》。關於這首詩的歷史地位，最少有 兩位現代詩人──艾文和周喚──在書信表示了與我同樣的看法。如果我們的看法正確，馬華現代文學迄今（1978年）已近20載。」



天狼星詩社出版的《憤怒的回顧》是一本特別註上馬華現代文學運動21周年的紀念專冊。大馬華人文化協會霹州分會，在1984年假怡保怡東酒店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現代文學會議」，是為了替25周年（四份之一個世紀）的馬華現代文學的各種文類：現代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作出評估，定位的「歷史性活動」。如果我擺了烏龍，則上述書籍的出版與會議的召開，都會變得可笑甚至荒謬。您說，我怎能不跳出來與您爭辯到底呢？



您在論文提到1937年詩人滔流的作品「保衛華南」：「保衛／我們的 華南！／九龍江！／韓江！／早就咆哮了。／咆哮，／南海的怒潮。 ……」（原詩長達60行，無法盡錄），詩的背景是中國，我們暫且不討論它的藝術手法有沒有「現代」的傾向，單是詩的背景已違背了馬 華文學的獨特性，馬華文學如果有第一首現代詩，它最起碼的條件應 該是以馬來亞為背景才是。



至於您提到的另一首詩，鐵戈的「在旗下」：「每天，／每天／我在 旗下／跑著……路呵，／那麼崎嶇！／崎嶇的路／多麼美麗。」你認 為這是一首「現代詩」因為它有未來派的傾向，這首詩的最後一節：從這路，／去迎接：／人類的／春天！／我要把生命／永遠呈獻給 ／旗下的人們……」據您的分析，鐵戈是受到蘇聯的馬耶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i）的影響而寫了這首詩，用您論文里的話「急促 的音節，念起來，沉重有力，猶如鼓聲一樣，非常適合表達他那種爆炸性的革命熱情。」問題是有未來派傾向的詩就是現代詩嗎？「去迎接／人類的／春天」，這種對將來的響往實在談不上什麼「未來主義」，如果此說成立，「明天會更好」就會成了一首「未來主義」的歌或電影了。



我和出席研討會來自台灣中央大學的李瑞騰教授討論過，我認為上述兩首詩都屬於「口號詩」，李氏則直截了當地說「那只是吶喊！」。現代主義文學講求知性（intellectual），甚至要在相當程度上做到【無我】（impersonality），滔流與鐵戈那種爆炸性的感情迸發只能 視之為政治性的浪漫主義泛濫，與現代主義是扯不上關係的。



還有論文里舉出的其他例証，如雷三車的「鐵船的腳跛了」：「站在水面，／你是個引擎的巨魔：帶著不平的咆哮；／慢慢的從地面爬過 。／你龐大的足跡，／印成了湖澤，小河，／笑開了魚蝦的心花，／ 他們樂得把新居慶賀。」水面的巨魔指的是鐵船，因為船跛了（壞了）所以魚蝦都聚在里頭，這麼淺顯的比喻（詩的最後一行「是尋覓被 人遺失了的荷包！」真的是愈扯愈遠）實在談不上什麼象徵主義，我們不妨把李金髮的「棄婦」找出來讀一遍，就會發覺兩者的差異。我們總不成因為雷三車在詩中用了幾個比喻就把它當作「現代詩」吧？ 比說如果成立，那麼「太陽公公的臉像個紅萍果」一類的兒歌都會成 了現代詩了。



您在論文還提到傅尚果的詩「夏天」以及威北華的「石獅子」（1952 年）里頭的象徵主義色彩，我對你的這些看法頗能認同。我個人覺得威北華比傅尚果在文學史上來得重要，因為威北華在他的詩文集「黎 明前的行腳」收入了二十首詩，在量方面較可觀。不過象徵主義是跨進現代主義的一個過渡，並不是現代主義本身。中國詩壇是先有了李 金髮的象徵主義，是他把法國的象徵派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Baude lair），魏爾倫（Paul Verlaine）的詩風帶進詩壇，繼而才出現以戴望舒為首的「現代主義」詩，亞弦在《中國新詩研究》一書里有一篇題為「中國象徵主義的先驅──詩怪李金髮」提出他的看法：



「如果沒有李金髮率先在作品上實踐了象徵主義的藝術觀點和表現手法，以及稍後的戴望舒、王獨清的理論、翻譯、創作3方面的倡導，可 能就不會有1932年在上海成立的，以戴望舒、杜衡、施蟄存、穆時英 、劉吶鷗、侯汝華、徐遲、紀弦等為中堅的現代派之水到渠成。」



我覺得威北華本身一方面沒有現代主義的自覺，正如您在文章里指出的「威北華不曾發表任何文論來提倡現代主義」，因此我們不能視他為馬華現代主義的先驅。況且，一個人搞活動不能成為運動，它只是 一個孤立的文學現象。一個主義能夠形成一個運動，要靠一群人在創作上實踐，在理論上鼓吹，引起文壇的討論風潮，造成文類的某種風格的變化才能稱之為運動。就這點認知，我們其實並無衝突，因為你在論文裡說：「現代主義的興起不是靠一首詩或是一個人的力量而帶來的，而是靠出版社及一群有創新精神的作家共同努力而建立起來的 。」



因此威北華寫的「石獅子」即使它具備了現代詩的某種雛型，卻因缺 乏現代的自覺，又是孤軍作戰，沒能蔚然形成一種運動的氣候。溫梓 川在50年代中葉出版過一部詩集「美麗的肖象」，走象徵路線，溫氏 沒有李金髮的詰屈聱牙，晦澀難懂，比起雨巷詩人戴望舒的「輕盈流 麗」（亞弦語：見「從象徵到現代」一文），溫梓川是穠麗繁富多了 ，但他也只是一個獨行俠，掀不起什麼風潮，同樣是一個孤立的文學 現象。一直要到白垚的「河靜立」於1959年出現，1960年蕉風月刊 特闢「新詩研究專輯」（94期開始），新詩的「現代化」才成為文壇 的一個重要議題(issue)，蕉風因為受到抨擊（一位署名杜薩的作者批 評一些作風新穎獨特的詩為「蕉風派詩」），在編者的話里鄭重聲明 ：「我們對於勇於嘗試的年輕詩人，只能給予同情和鼓勵，而不是嘲 笑和打擊。……為了使青年詩人對新詩有更多的認識起見，我們決定 出這個新詩專輯……希望文壇巨子踴躍發表意見。」（頁25）

在進入60年代，繼白垚崛起的活躍詩人有笛竽、喬靜、周喚、冷燕秋 、王潤華、淡瑩、陳慧樺、林綠、艾文、蕭艾、憂草、黃懷云、秋吟 、葉曼沙、金沙、張力諸人，加上錢歌川、王潤華、葉逢生、於蓬等 人的譯介外國現代主義作品，馬華現代文學運動終於蘊蓄了足夠的力 量向前跨進。

至於您強調：「試圖尋找等一首現代詩，來斷定現代文學的開始並不 是正確的治學方法。」這判斷也有爭論的餘地。許多作家／學者都認 為魯迅的「狂人日記」（1918年）是中國新文學的「第一篇用白話寫 成的短篇小說」，但夏志清教授在「新文學的傳統」一書里（頁123- 136）則認為陳衡哲的「一日」（1917年）才是第一個白話短篇。尋找 源頭（第一篇，第一首），是每個治史的人都在作的努力。我前面那 篇論文寫於1978年，如果讓我有機會重寫，我會寫得周延些：

「馬華現代文學大約崛起於1959年，雖然周喚、艾文與我本人都覺得 白垚在1959年3月5日發表的「河靜立」可能是馬華詩壇的第一首現 代詩，但它的歷史地位仍待驗証。不過馬華現代文學主義的興起是由 一群包括白垚、周喚在內的詩人，通過學生周報、蕉風的鼓吹、實踐 ，在1959、1960年間掀起了現代主義風潮，這點推斷，應該是正確的 。」

您是文學博士、專研的又是30年代到50年代的馬華新詩，您的論見對 我啟示良多，謹此向您致謝。

溫任平謹啟

手诊与掌相 我的心路历程

手诊与掌相 我的心路历程

●温任平


再过两天就得飞去上海复旦大学出席一项文学研讨会了，这几天赶着处理手边的琐事，赶着处理要提呈的论文，赶着交专栏稿给报章，废寝忘餐，生活的规律乱了，明知道这有违保健养生之道，但人生就是如此，总有无可奈何，或“硬着头皮”的时候。

对玄学兴趣起于80年代 这些年我不仅摆荡于荤食与素食之间，也在科学与玄学之间流连，角色类近“无间道”。我对玄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那时我应《南洋商报》副刊主任柯金德之邀每周写一版的《命理乾坤》，还有每周一次分析一位《南洋商报》读者的命格，专栏名为《紫微星情》。后来叶宁要我替她主编的《妇女月刊》写《新闻命理》，评介的大多数是政经工商的焦点人物；艾萱后来主编《淑女月刊》，她特辟《娇点命理》，要我写些有关娱乐界、演艺界、企业界表现标青的女性。90年代我在《南洋商报》言论版写的《替城市看相》，与相学
无甚关系，我那时对城市的景观、政经动态、人物人事甚至对城市的发展演变，趋势时尚，兴趣愈来愈强烈。替城市看相，内容其实是城市观察与议论。

近年来，手诊学在中国甚为流行，从事手掌的医师甚至在中国科学大会上提呈临床报告。我仔细揣摸手诊学，肯定手诊学实源于掌相学。由于手掌各部位是人身体的反射区，五脏六腑及其他身体器官可从手掌的颜色、掌纹及其他各种形状的纹线推断出当事人可能罹患了（或酝酿）什么疾病。我对照掌相学与手诊学，感慨良多。比方说从掌腕开始发端蔓延而上，冲过感情线的纹线谓之“事业线”，就掌相学的判断，这是事业有重大突破的征示，但从手诊学的角度来看，第四线（事业线）插入第一线（感情线）显示当事人呼吸系统有碍，免疫功能弱化，甚至肝脏状况亦不佳。换言之，事业愈是有成，当事人从呼吸系统、肝脏的排毒功能以及整体免疫水平都有降低。俗语说：“财多身子弱”，比较手诊学与掌相学，可略知端倪。

尾指的下端多纹线者，掌相的判断是性伴侣超过一人，是风流种子，有妻有妾甚至还有黑市太太，手诊学的判断是当事人精伤、肾亏、尿道易感染、性功能下降，并且可能患上肾炎与前列腺炎。一个人如果女朋友众多，性生活频繁，自然会影响其性功能，其泌尿系统与生殖器官都容易出现问题。这里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窥见掌相判断与手诊判断互为表里的因果性。

我喜欢从科学的角度检验玄学，也惯用玄学的视角衡量科学。1989年我前来尊孔国中任教，在两家大报刊登“温任平：吉隆坡会友”的广告，与前来谘询的客人谈论科玄。这种谘询当然是收费的，否则我连广告费也得自己补贴。我追踪国内外政治、社会情况，密切留意消费市场形态，对经济动态与数据，我有作笔记。仅凭紫微斗数、手相、面相，在这千汇万状、诡谲多变的环境已不足以应付。拿定这样的决心，就得面对友侪的误会与批评，世事不能全美。

相当在意别人看法

开始时我心里难免忐忑，相当在意别人的看法，1991年我有幸因沈钧庭兄的安排，与素未谋面的雅蒙在联邦酒店的咖啡座聚面晤谈。雅蒙了解我的情况后，对我说： “其实那些批评你的人大多数是妒忌你的人，他们没有你的知识才情，没法转型，无法扮演不同的、对社会有用的角色。老师的副业大概只能教补习，新闻从业员利用奔走之便兼做点保险，有双语基础的作家在一个月内接两、三宗翻译个案赚些外快。他们做不到你能做的事，心里酸溜溜，当然要讲些风凉话了。” 我告诉雅蒙我曾与老友陈徽崇讨论过自己的处境和我的抉择。徽崇兄认为我应该往报馆任职，我说我年近50岁，新闻工作的基本功：包括打字、排版、标题与版面设计、行销以及采访，我都一窍不通，我转去报馆服务，不啻从零开始。徽崇兄听了我这么说，沉吟良久，亦想不出其他对应良策。我问雅蒙，一个文化人作出如此重大的行业“转轪”会不会受人“晚节不保”的非议？雅蒙说作家、文化人也是人，也得像常人一样为生活而忙，也得挣钱过活，批评你晚节不保的人大概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中人，或自鸣清高的所谓文人墨客。“不要管他们，你做你的，而且要做得出色。”雅蒙说。

这些年来我真的在做我自己的事。令人好笑又好气的是，不少大专院校的讲师、教授、部长级的政治人物，整天在那儿喊立功、立德、立言的企业大亨、文化大款都找我谈玄论命。人就是那样，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或口非心是）。我仍然写作，仍然做我的文学研究，从儒到佛，从佛入道，我对宗教形而上学的兴趣日增，而这并不妨碍我其他的兴趣发展。这20年，套用马英九的话，我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我买了一台小笔记电脑

线装情结: 我买了一台小笔记电脑 2008/12/22

●温任平


买电脑正值我生日，也算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或纪念品，大了（老了）一岁，总要学些新事物，对自己才有交待——


我自1958年“初试啼声”（一笑），在马来亚通报（已停刊）写稿，50载于兹，一直是在稿纸上的方形顷田上笔耕，这一趟迫于形势，要利用半年时间学习在电脑上打字、筹思，实在是一大挑战。我的工作忙碌，每天还得读书思考（思考没有什么了不起，人本来就是思考的动物，当然不愿想东西、得过且过的动物也真的不少），单单要摸熟那个手指控制那些英文字母，就大费周章。这是技法，要熟悉操作，必须假以时日，这件事使我相当苦恼。

首都于12月12日至14日在KLCC举办电脑展与行销会，规模甚大，参与的单位众多，我第一天花了7个小时去勘察，拿齐各个牌子的资料，回来与朋友磋商，花了好多时间甄选出4家公司晋入复审。13日我踌躇了一个晚上，又选定两个牌子的小笔记式电脑（Netbook）晋入决审阶段，情况有点像审阅文学奖的作品一样，形式与内容都得兼顾。在文学艺术领域，我是个现代主义者(a modernist)，求新求异；在电脑科技范畴，我是个现实主义者(a realist)，产品要经济实用，不求花俏。我是那种喜欢在咖啡座、速食店，一边看着人潮一边写作的人，电脑要有避震防护，电脑不能超过1.5公斤，才方便携带。文学应该繁复多变，以求风格多元，境界高超。电脑则愈简明易学愈好，工具不追求风格新颖，境界超脱，而是机械性的工整一致。

●终于买下一部电脑●

14日我花了4个小时终于买下一部8.9寸的小电脑，内置microsoft XP home，可以拼音法打字。我是学注音符号长大的，后来又没认真学汉语拼音，打起字来颇费踌躇。手提电话打短讯，偶尔碰上拼不出来的字词，可借助笔顺的一横二直三撇……助我一臂。电脑可没这种方便。换一个角度想问题，也正因为手机提供给我笔顺拼凑成字的方便，我的汉语一直没有什么进步，人都会有倚赖的恶习惯，贪图方便，连打字也想走捷径。今天电脑是买回来了，还不能用，得充电，未来这10篇8篇稿看来仍得用李敖的方式爬格子经营。看着新买回来的电脑，百感交集，记得20年前林吉祥先生说过：“40岁以上的人对电脑有心理抗拒。”我何止抗拒，简直是忧虑。

拿着重仅一公斤的笔记电脑，我的脑中倒想起两个人，非常极端的两个案例。一个是通过信但却从未曾见过面的黄维樑教授，他是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专研中国历代的诗词眉批，该部诗话词话由台湾洪范书局出版，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对它推崇备至。提到黄维樑是因为他是个“电器盲”，据黄自述，他连换个家里的灯泡也手忙脚乱。我会换灯泡，天花板上面的长管白灯如果闪烁不定，我也有能耐（臭美）把它弄好或换掉。但我对电视、冰箱及其他音响器材的修理则近乎于自痴，我是“电器半盲”，我在想黄维樑写稿或处理系务文件来往，不知用的是什么中介。稿纸？传真？手批？还是伊媚(e-mail)？

●学些新事物对自己交待●

另一人是我见过面，一起吃过饭的詹宏志。他是个创意人，大学念经济，在中国时报担任过美工、编辑，他的文学评论目光独到，可谓多才多艺。40多岁的他卸下所有工作，太太在报馆上班，詹宏志却留在家里学煮乌冬面，一边筹划日后的出路。他发觉当时的台湾有关电脑的杂志虽不少，但却没有一份杂志可让不懂电脑者按部就班，把握到电脑技术的门窍。于是詹决定印行出版PC Home，从此詹宏志的各类电脑杂志一纸风行，迎合了社会大众与消费群的需求。重要的是，学着煮乌冬面的詹宏志，那时完全不懂电脑，与今日的温任平无异。我在想（当然是妄想狂想啦），我今日拿着这部8.9寸宽1公斤重的Netbook这犹疑迟缓的一步，会否是我日后跨进电脑世界的一大步？我将来的发展是黄维樑模式，还是詹宏志模式？

最大的可能是：我的发展与进度介乎黄詹两人之间。到头来，我想最小的收获将会是，我终于搞通了汉语拼音，日后不必为汉语拼音所苦，也不必借小蒙恬写版之助，勉强操觚。买电脑正值我生日，也算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或纪念品，大了（老了）一岁，总要学些新事物，对自己才有交待。